村民活动中心（共12篇）
村民活动中心 篇1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民集体聚餐频率的增多, 由此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引起了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注。如何降低集体聚餐食品安全风险?如何加强农村集体聚餐监管?如何树立安全的聚餐模式?种种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笔者通过对当前农村集体基础卫生设施和尝试在村民活动中心举办集体聚餐的现状分析, 试图探索农村集体聚餐模式和监管对策。
1 农村集体聚餐普遍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
加工制作条件简陋[1]。农村在家中举办宴席多是迫于场地、经济条件限制或是顺应当地风俗习惯, 在院子里搭建临时棚房作为厨房, 院内普遍有旱厕、牛棚鸡舍、杂物存在, 甚至散养猫、狗等宠物, 没有防尘、防蝇、防鼠设施, 加工就餐环境极易受到污染。
聚餐多由流动餐桌承办, 加工设施、设备不足。没有专用洗菜、洗肉、洗餐 (用) 具的区域或容器;加工用具、清洗消毒设备缺乏, 生熟交叉污染现象时有发生;餐饮具很少经过消毒处理。
未单独设置凉拼菜制作场所, 且没有消毒、冷藏、空调、留样等设施设备;无专人制作凉拼菜, 切、配、装盘人员混杂;加工好的凉拼菜在自然条件下存放至食用多达几个小时;没有建立和执行留样制度。
宴席举办者、承办者、就餐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淡薄, 对食品加工制作过程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熟视无睹, 或是无可奈何。
2 尝试在村民活动中心举办集体聚餐的情况
改善农村集体聚餐的基础卫生设施和就餐环境必将降低集体聚餐食品安全风险, 减少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在农村集体聚餐管理法律依据不足的前提下, 2008年5月“在村民活动中心建立集体聚餐加工、就餐场所”的想法逐步形成, 我区钱营镇北阳庄、林子里村、小屯村承担了试点工作, 在村民活动中心院内建成了餐饮加工场所和多功能厅。
村民活动中心是在创建文明生态村工作中逐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为农民搭建起来的集教育、文化、科技、卫生、法律、信息、生产、生活于一体的全方位服务平台。
试点单位由村自筹资金在村民活动中心院内建造了餐饮加工厨房, 为聚餐提供食品清洗、加工的场所;有的还在相邻的位置建造了集聚会、娱乐、宴会为一体的多功能厅。
村民活动中心举办集体聚餐的优势:解决了村民举办聚餐加工场所简陋、场地狭小的难题, 使食品加工场所固定、就餐场所宽敞、整洁;聚餐场所有专人保洁;试点单位只适当收取卫生费或不收任何费用;聚餐不受雨雪等恶劣天气影响, 食品加工和就餐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在多功能厅内聚餐, 增强了集会的气氛。
村民活动中心举办集体聚餐改变了村民的集体聚餐方式, 试点村的大型聚餐几乎全都在村民活动中心举办, 这种聚餐方式符合农村聚餐到了农民朋友的喜爱, 具有良好的推广前景。
3 村民活动中心举办集体聚餐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试点单位虽然设立了餐饮加工场所, 但有的建筑布局及设施仍然不合理:未单独设立专门的凉拼间、操作间、蒸制间等功能间;有的餐饮加工房屋较简陋、未全封闭;防尘、防绳设施不健全;有的餐饮加工场所面积较小。
在院内搭建简易棚作为餐饮加工场所的这种传统聚餐意识仍然存在, 并直接影响了村民活动中心餐饮加工场所建设规模;村民的食品安全意识有待提高;流动餐桌取办集体聚餐活动有待规范。
村民活动中心举办集体聚餐活动尚处于尝试阶段, 聚餐食品加工场所的卫生条件没有标准或规范;村民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保洁人员、聚餐承办人员、现场指导人员的从业资格没有依据;聚餐申报、现场指导程序有待规范。
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 集体经济实力较差的村建设村民活动中心、餐饮加工场所、多功能厅还有资金缺口。
4 对策和建议
村民活动中心举办集体聚餐活动是农村集体聚餐的重大进步, 为改善和提高农村集体聚餐环境提高了良好的聚餐模式, 但基础卫生设施与《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为此, 要充分发挥村民活动中心作用, 正确引导和发展这种聚餐模式, 努力加强农村集体聚餐监管, 解决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问题。
尽快制定农村集体聚餐监督管理的法规和规章。将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纳入各级政府、村委会的工作目标, 明确各级地方政府职责, 落实食品安全目标责任制, 乡镇、村设立食品安全协管员, 形成“各级政府组织领导, 监管部门密切配合, 流动餐桌主动申报, 农村群众共同参与”的各级地方政府、村委会、工商、食药监、卫生等相关执法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制定村民活动中心聚餐加工场所卫生规范或指导性标准, 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内容包括:食品加工场所建筑面积 (面积与供餐能力相适应) ;设置布局合理的更衣室、毛菜间、凉拼间、蒸制间等功能间及主要卫生设施, 其中凉拼间应当设置空调、紫外线灯、清洗消毒、冷藏等设施;食品采购、加工、贮存、服务操作规程和聚餐留样、聚餐申报及指导制度;聚餐举办者、承办者、村食口安全协管员义务、职责等等。
采取政府补贴、村自筹、联村合办、企业注资、个人投资等多种方式建设村民活动中心聚餐加工场所, 提供聚餐场地, 有条件的村可设置建设集聚餐、会议、娱乐活动为一体的多功能厅。村民活动中心可以对聚餐行为适当收取管理费, 以补偿清洁、管理经费的不足。
对具有餐饮加工场所的村民活动中心实施备案制度。餐饮服务管理部门对村民活动中心餐饮加工场所的设计、施工时实施预防性卫生监督, 投入使用前必须经餐饮服务监督管理部门现场审查验收并取得备案证明。餐饮服务管理部门定期对村民活动中心餐饮加工场所的使用情况、聚餐申报、指导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充分利用电视、报刊、广播、宣传材料等形式广泛宣传食品安全知识、流动餐桌及农村集体聚餐管理的重要意义、集体聚餐申报程序和注意事项;倡导村民活动中心举办集体聚餐的模式,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和食物中毒防控能力。
参考文献
[1]李红英.农村流动厨师自办宴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2006, 22 (2) :124-125.
村民活动中心 篇2
一、 组织机构建设
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便民服务建设工作，制定实施方案，成立了以乡党委书记王承兴同志为组长，乡长梁中科同志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由乡长梁中科同志任紫溪乡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副主任由彭贵凡同志担任，落实了各窗口的业务承办负责人。各村也成立了便民服务代办站建设的领导机构，明确了具体的代办人员。
二、乡便民服务中心建设
我乡严格按照上级要求，落实了56平方米的乡便民服务中心办公场所。已于6月装修完毕，9月3日挂牌成立，并对群众服务;服务中心包括民政及社会保障、计划生育、新农合、国土和村镇规划、林业、农业综合、司法和综治、综合服务等窗口，根据工作需要还将陆续扩大与群众办事密切相关的服务窗口。人员分工、服务制度以及各个办事窗口的工作职责、服务内容、办事流程等已挂牌上墙，并放在显著位置，接受群众监督。添置了桌椅、电脑等办公设备，财政共计投入资金8.6万元，从而确保服务中心更好的为群众办事，方便群众。
三、村(社区)全程代办站(点)建设
我乡辖五个行政村，根据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我乡实际，首先在楼房坪村和孙家坝村进行便民服务全程代办站建设，严格做到四个落实(落实办公室、落实代办人员、落实工作经费、落实服务事项)。其余三个村因无办公地点，暂时搁置，在落实好办公地点后再进行便民服务全程代办站建设。为使各村便民服务点规范统一，乡上统一制定了村便民服务指南、便民服务制度以及吊牌和便民服务指南，落实了2名代办人员，且进行了业务培训。
四、工作开展情况
村民活动中心 篇3
[关键词]民主选举；村民自治；乡镇政权；操纵选举
一、村民自治的產生和发展
村民自治的发端以人民公社化制度的失败为发展契机，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国家政权直接进入农村基层，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个以执行方针政策为职责的自上而下的系统：中央、省、市、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公社则是最底层的行政区域，农村公共资源的支配、公共事务的决策完全听从于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农村的政治、经济生活完全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这样的体制下，农村基本上没有了自治的空间和能力。[1]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公社这种党和政府在农村推行的管理模式受到质疑与反思，党中央从根本上纠正了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把国家的行政权力从农村撤回到乡，乡就成了国家最底层的政权组织形式。国家行政权力从农村的退出就导致了国家权力形态的真空。大量的村务，比如，村内的安全治安管理、民治纠纷的调解、修桥铺路等都急需成立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来进行管理，这时，村民自治就应运而生了。我国的村名自治是一种从由地方始创，之后推行到全国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先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合寨村村民以投票的形式直接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村民委员会委员来对本村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包括农村的社会治安、道路的管理、学校的管理、人民矛盾的调解等等。当时，党和国家对此持观望态度，随着村民自治取得的成效，村民自治制度才被国家至上而下推行。发展到今天，村民自治已经成为我国全国范围内农村地区实行的社会管理模式。实践证明，村民自治是适合我国国情和符合我国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
二、村民自治与乡镇政权在现实中的交错性
（一）村务和政务在农村的同时存在
村民自治强调村民自己管理自身“村务”，在村务上，乡镇政府和村民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而在农村社会中，还存在着大量“政务”，比如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服兵役政策、发展农村经济等事业都需要乡镇政府来行使行政管理权，乡镇政府和村集体之间则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农村社会存在的“村务”和“政务”，就决定了村民自治权力和乡镇政权在农村政治生活中的同时存在。
（二）自治权和行政权交错下的村民委员会“双重”身份
在中国农村，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村民，而且居住分散，村民政治权力意识淡薄和村民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多样化的利益诉求等都决定了把每位村民集中起来共同决定村集体的重大事务客观上变得不可能，所以就产生了村民委员会这个代议机构。村民把自己的部分权利委托给村民委员会来行使，村民委员会按照村民的意志来决定、处理村内的共同事务。村民委员会就成了处理“村务”的村民利益的代理机构。另外一方面，乡镇政府在对村内“政务”进行行政管理时，由于自身资源有限，常常依靠村民委员会来贯彻执行有关方针政策。这样一来，村民委员会也就成了乡镇政府事务的执行者。村民委员会在现实中就具有了双重身份，村民公共意志的代理机构和乡镇政府的执行机构，村民委员会在工作中就具有了村民的委托权和行政管理的强制权利。村民自治权在运行中就不可避免地与乡镇政府的行政权交错在一起。而且，乡镇政府常常把自己的行政管理权的触角伸到村民自治管理的范围之类。比如用税务指标、计划生育指标等来巧妙地控制村委会的选举工作。
在一定意义上，乡镇行政权的行使和村民自治权利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乡镇行政权对农村公共事务干预越多，村民自治权作用的领域和范围就越小，国家的强制性职能越强，村名参与国家管理的空间就越小，反之亦然。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基层的事务的管理，需要发挥村民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同时，还需要乡镇政权的合理作用和定位。
三、乡镇政权对村民民主选举的干预及原因分析
选举权是公民与生俱来的政治权利，然而，村民的民主选举权利常常遭到乡镇政权的侵害。
（一）乡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村民民主选举权利的侵犯
我国现行的关于村委会选举的最适用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部法律的第一章第五条明确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然而，在我国农村，乡镇政权干预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却是常见的现象。在村委会的选举工作中，乡镇政府总是超越了法律赋予的权利，违背了立法的的初衷，变相地将引导和支持变为超重和控制。乡镇政权总是试图全面具体地“掌握”选举的各个环节，对选举工作进行全方位周到又细致的“布置”来使政府“中意”的候选人当选。比如，在选举展开之前，乡镇政府就会更加强调村委会在执行自己下达任务中的表现，以各种指标完成的情况为事由向候选人施压，村干部候选人面临着极大的压力，面对着当选后所必须“达标”的各条硬杠杠，那些没有政府支持的候选人只能知难而退，而这样的选举结果当然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中”。甚至有的乡镇政府领导明目张胆地无视村民的，为村民委员会指定候选人。在选举结果的确认上，如果民选结果选出来的结果不符合乡镇政府的意愿，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就会找各种理由和借口，或直接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无端宣布选举结果无效。有的乡镇政府甚至违反村民委员会要定期选举的规定，长期不进行选举工作，以使乡镇政府相中的那些能完成任务指标的“能人”长期担任村委会的职务。
尽管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选举工作有的时候并不是强制性的，表面上也没有违反相关政策法令的规定，但实质上，通过巧妙的安排，控制村民选举工作侵犯了村民的权利，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实现。
（二）乡镇政府干预村民民主选举的原因
第一、政府只身自利化的驱使。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也是有理性的经济人，政府内部的官僚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政府除了具有公共性以外，还具有地方、部门、团体、个人等特殊的利益要求，并且有满足这些需要的愿望和行为。乡镇政府想方设法干预村委会的选举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在我国现行的压力制行政体制中，上级政府向下级滩指标、要任务并以这些任务指标完成的情况来考察政绩是常见现象，乡镇政府则处于行政体系的末梢，承受着最大的压力，而最终这些压力要释放，就要依靠一个很听话的、执行自己意志的村民委员会，这是基于组织层面的原因。从个人原因来看，乡镇领导干部在选举工作中有很大的话语权，常常个人就能够左右选举工作，有些领导人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选用”自己的亲戚朋友作为村委会干部。第二、村民民主意识的薄弱、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的缺乏。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的时间并不长，自己亲身选举村委会成员的做法对于村民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广大村民不了解自己有哪些政治权利，甚至对选举工作很默然，不了解选举如何运行，不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利，胡乱投票、“随大流”投票等，这就给乡镇政府拉选票来帮自己默认的人当选提供了机会。另外，受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强迫命令、包揽一切的做法的影响，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依然习惯于运用行政权力来管理乡村，缺乏服务意识。第三、现行法律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第一章第五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乡镇政府在法律上有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选举工作。但是就乡镇政府在选举工作中，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进行指导，如何指导和帮助选举工作的开展等都没有明确的限定，这通常就为乡政府越权干预村民自治事务或推脱自己应尽的指导业务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第四、村民选举权受到侵害后的救济制度的缺失。这是乡镇政府干涉村民选举的又一个原因。虽然法律明确规定了村民自治的根本权利和义务，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这些权利遭到损害后的救济制度，“无救济就无权利”，村民的选举权就会流于形式。[3]法律威慑力的不存在使得乡镇政府更加有恃无恐地对村委会的选举进行干涉和控制。可以说，相关救济制度的缺失和法律问责机制的缺乏已经成为影响村民行使选举权利的症结之一。
四、减少乡镇政权对村民民主选举干涉的对策分析
乡镇政府对村委会选举的干涉不仅侵犯了村民的民主选举权利，更是阻碍了村民自治实现的进程。要从根本上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保障村民的选举权落到实处，必须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整合利益机制，理顺利益关系
利益整合是调整村民与乡镇政府权力矛盾与冲突的关键，其核心是要明确政府的权力与服务意识。政府要改变“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以指标来考评干部的做法。乡镇政府要明确所谓的“政绩”不应该以牺牲村民自治权为代价，自己的利益诉求不应该以干涉村民選举为前提。
（二）加强村民自治权利意识、党政干部服务意识的培养
在我国农村，由于文化程度，传播途径的限制，再加上村民自治实行时间还不长，多数村民民主意识、自治权利意识淡薄，村民对国家关于村民自治的法律政策等不了解。[4]多数村民只有依靠负有宣传教育职责的乡镇党委履行职责才知晓，这就要求党政干部要改变过去“官”管“民”的思想，由过去的“管理”变为“服务”，切实履行自自己的职能，引导、指导好村民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同时，要引导村民树立权利意识，强化村民保护自己的民主选举权利的意识和对侵犯自己权利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意识。
（三）完善法律制度，提供制度保障
在法律上，要明确乡镇政府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具体权力，对乡镇政府职能等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以法律规定政府如何引导村委会选举、以怎样的方法和方式影响选举、以怎样的程序引导选举，以保证政府村委会选举提供有效、合法的指导，有效地解决《村委会组织法》缺乏可操作性、可执行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还要健全相关的关于政府侵害村民民主选举权利的救济制度。法律不仅要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要规定对这些权利的保障和权利受侵害时的救济方式。为了有效遏制乡镇政府对于村民选举权的侵犯，是要尽快建立和健全村民选举权的法律救济体系。在我国村民自治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所规定的内容多数为口号性质的规定，对于救济措施规定不详细。
要制止乡镇政权干预村委会的选举工作，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是根本，只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建立起来，才能促使政府更在法律制度的准绳内履行自己的职能，合理引导村民行使选举权。除了要明确法律法规作用的领域和空间外，还要树立党政领导人的服务意识，加强村民自治权利意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要政府和村民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配合工作，相信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会呈现出一番不同的景象。
参考文献
[1]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4.
[2]丁国民.中国村民自治权研究[M].法律出版社版，2013年10月第一版.
[3]金太军，杨嵘均.村委会选举中的行政侵权及其救济[J].学术论坛，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4）.107-110.
村民活动中心 篇4
1 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的内在联结机制
由于村党组织活动和村民利益都是具体的, 不是抽象的, 因而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的联结机制总是具体体现为不同层面的利益关系。其中, 村党组织的活动分为组织行为、组织成员行为两个层面;村民利益也分为村民集体利益、村民个人利益两个层面。因此, 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联结机制反映了多层面的复杂利益关系。比如:村党组织与村民集体的利益关系, 村党组织与村民个体的利益关系, 村党组织成员与村民集体的利益关系, 村党组织成员与村民个体的利益关系, 等等。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 村党组织与村民集体的利益关系是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联结机制的根本方面, 决定了其它各个层面的具体的利益关系。关于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特别是村民集体利益的联结机制, 最重要的内涵有三方面。
1.1 村党组织与村内各类集体组织的关系
在村党组织之外, 一般有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多种带有集体性质的组织。后者是村民集体或群体不同方面的利益的直接载体。村党组织与这些组织的关系, 反映了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的联结机制之一。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村内集体组织形式比较单一, 村党组织与村内集体组织的关系比较单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村内各类集体组织逐步发育起来, 村党组织对村内各类组织的领导关系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村党组织的领导机制不再是简单地包办代替, 或行政指挥, 而重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支持各类集体组织积极主动地工作。
1.2 村党组织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手段
村庄 (社区) 公共事务, 大都涉及村民切身利益, 也因而经常引发矛盾与冲突。村党组织对村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协调, 是实现或影响村民利益的重要手段。比如:充分利用组织资源和组织优势, 积极争取上级在资金、项目、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改善村庄交通、用电、饮用水等基础设施条件;在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中反映普通村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 维护村庄和谐发展, 等等。在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中, 也有村党组织直接参与办理某些公共事务的现象, 既当“运动员”, 也当“裁判员”, 陷于具体利益矛盾与冲突之中, 难以发挥党组织应有的协调作用, 有悖于村党组织的职责要求。
1.3 村党组织对村民政治参与的动员方式
村党组织担负着宣传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组织决议与工作部署的重要职责, 一般运用动员机制, 组织群众参与党和国家及上级单位号召的各方面行动。这些部署与行动, 往往与村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相关。在此过程中, 村党组织要求自己的成员, 即农村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对普通村民形成一定示范与引导。比如: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任务, 村党组织动员党员群众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 激发广大党员的政治热情, 引领农民在国家政策支持下通过辛勤劳动创造幸福生活。动员参与不同于行政指令, 更要依靠村党组织在村民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2 村党组织活动创新是实现村民利益的必然要求
30多年来, 农村改革带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村民生产生活等多方面变化。比如:农户越来越成为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主体, 不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 有的甚至常年在外, 与村庄的联系日趋松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 村庄和村民正被卷入地区性、全国性, 乃至世界性的市场竞争, 村民利益的实现与市场波动息息相关;农村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 农民群众的视野越来越开阔, 对村民自治的要求越来越高。新形势下, 中央对党的历史方位问题做出了清醒的判断。党的历史方位问题具体到农村基层, 体现为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关系的变化, 必须推进党组织活动的转型:
一是村党组织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倚重运用行政指令等权力资源管理村庄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事务, 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多发挥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等非权力因素来凝聚群众, 推动村庄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村民根本利益。村党组织不能单靠传统“管理”思路来实现村民利益, 亟待从“管理”转向“服务”, 真正建设服务型的基层组织。
二是村党组织从过去在村庄的组织活动中“一枝独秀”, 演变为村党组织与村内日益多样化的各种社会经济组织及群众组织合作共事。村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 要通过与各种经济社会组织在目标、决策、民主等方面互相衔接与协调, 支持各类组织发挥其积极作用, 最大程度上实现村民集体利益, 在实践中体现党组织的先进性。
三是村党组织从村庄经济结构单一条件下面对村民相对简单的利益关系, 逐步演变为经常面对多样化的村民利益诉求。一个时期来, 村民日益发生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对于社区内部复杂利益关系, 村党组织不能忽视任何一方面的利益诉求, 而且很难简单化地判断孰是孰非, 亟待协调村民利益关系, 整合村民共同利益, 建设村庄和谐发展的机制。
四是村党组织从过去农民交粮、纳税、缴费条件下动员组织群众, 演变为国家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形势下动员组织群众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据新农村建设目标要求, 村党组织要进一步调整职责, 切实利用好中央一系列政策, 带领农民抓住发展机遇, 在又好又快发展中实现村民利益。
五是村党组织从过去信息相对闭塞环境中组织或引导农民生产经营, 演变为信息渠道多样、党务政务公开、城乡联系增多的环境中引领农民致富。在新的条件下, 广大村民了解市场需求、就业渠道、科技信息的方式不同, 村党组织服务村民生产生活的内容、载体、形式必须创新, 党组织活动和工作覆盖面必须进一步扩大, 必须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
由于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联结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传统村治制度体系中游刃有余的村党组织一度出现村庄事务面前管理“失灵”现象。即村党组织的工作重点从过去偏重对农村事务的直接行政化管理, 在向执行政策、加强组织、广泛动员、发扬民主、凝聚群众、共同奋斗等方面转型的过程中, 出现了“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会”的问题和现象。甚至有的在新形势下难以发挥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有的出现“两委”矛盾, 或党、群关系紧张, 导致村集体经济发展长期迟缓, 村民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等等。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 村党组织活动要积极做出调整, 加强改革, 推进创新, 不断激发新的活力。
3 以村党组织活动创新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工作
当前, 为适应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联结机制的演变, 中国农村基层党组织正在积极调整职责功能定位, 找准村党组织及其成员与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结合点, 以及与村民利益的结合点, 以此创新党的活动方式、内容、途径和办法。各地以改革精神加强村党组织工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村公共事业管理的制度建设, 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 健全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村党组织及其成员作用的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联结机制、村党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等。
特别是, 实行村民自治, 是与村党建工作同步, 建立在村民利益基础上的重要的制度创新。国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调解民间纠纷, 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村党组织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 从过去对村内公共事务的具体管理中超脱出来, 调整工作定位和重点, 在新的村治制度体系下发挥保障作用, 更好地实现村民物质、文化和政治利益。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 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个困惑即如何处理村民委员会与村党组织的关系问题。实际上, 村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两种组织之间的关系不是割裂的, 其相通相容之处就在于实现村民利益。村党组织更能反映村民长远利益及村民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 村民委员会则更直接反映村内现实利益和主要利益群体的呼声, 把两方面共同吸纳到集体决策中来, 可以形成优势互补的村治制度安排。
首先, 村党组织要切实以服务强化对村民自治的制度保障作用。通过进行功能和职责定位调整, 村党组织在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事务管理中, 逐步从传统行政色彩浓厚的“领导”意识向新时期“服务”理念进行转变。村党组织越来越摒弃那种直接管理、大包大揽的落后管理方式, 更加支持村民依法当家作主。这将对村民自治制度形成有力支撑, 促进村民自治组织充分发挥其职能。村党组织活动不越俎代庖, 反过来, 村民自治又是在村党组织领导下实行的, 也必将围绕村党组织的服务重点发挥作用;两者在服务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村民生产生活上活动不同但目标一致, 各有侧重但形成合力, 从而更有实效。
其次, 村党组织要切实以制度规范村民自治组织等协调运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村民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各类组织活动越来越频繁, 同时各个组织活动以及组织活动之间的协调越来越多地关系村民利益。村党组织有党组织制度规范, 村民委员会有村民自治制度规范, 村集体经济组织有经济组织制度规范, 等等。如果相互之间没有衔接, 难免造成村内一些决策事项冲突, 或一些事项决策疏漏, 村民利益难以有效整合。一个时期来, 各地方逐步明确村党组织在村内各类组织制度建设方面担负的责任, 使村党组织更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村党组织将进一步规范和优化村内各方面事项的决策程序, 各类组织之间、特别是村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在决策方面衔接有序, 有利于村民自治协调运行。
最后, 村党组织要切实以党内民主影响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现代村治制度体系的生命力离不开服务宗旨与民主要求。村党组织坚持服务宗旨, 包括为党员群众服务, 为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为急难险重工作服务, 可以带动村民委员会等更多组织在各自活动中加强服务意识。村党组织逐步扩大党内民主, 发挥其成员在组织重大事项决策中的作用, 以及推进党务公开, 增强透明度。这些方面的改革举措, 坚持做下去, 取得一定成效, 在村内将为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营造良好的氛围, 形成积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如果村民自治进程中服务与民主不断得到加强, 村民利益不断得到实现, 那么, 一个符合中国农村实际、适应新农村建设要求的, 以村民根本利益为导向的村治制度体系就走向了成熟。
摘要：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之间具有内在联结机制。改革开放以来, 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的具体联结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 村党组织活动亟待创新。要以村党组织活动创新来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 形成有利于实现村民利益的村治制度体系。
村民代表活动上的讲话稿 篇5
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倾向，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
政治性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所在，决定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讲政治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点和优势，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和法宝。自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什么时候强调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并加以落实，什么时候党的领导就能步调一致、团结统一，党所领导的事业就能兴旺发达、所向披靡。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涉及正确的政治方向、崇高的政治信仰、坚强的政治领导、强劲的政治意识、过硬的政治原则、坚定的政治立场、敏感的政治警觉、高度的政治清醒、严肃的政治纪律、严格的政治规矩、高超的政治能力、端正的政治行为，等等。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遵循。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有的地方党内政治生活还程度不同地存在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倾向，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不强的问题还时有表现。有的干部在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规矩等方面存在偏差，有的干部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如此等等，这都是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就要强化政治教育和政治引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夯实思想根基，解决根本性、方向性、原则性、思想性等方面存在的突出政治问题;就要在干部工作中体现政治要求。20xx年3月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要求，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这是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在选人用人方面的最新要求;同时，还要有问题意识，找到病灶、对症下药、靶向治疗、清除病根，不断增强政治抵抗力和政治免疫力，着力解决纪律性、规矩性、风险性、安全性等方面存在的突出政治问题。
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坚决防止和克服不讲创新、不讲活力、照搬照套的倾向，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
当今时代，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信息网络迅猛发展、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科技创新不仅大大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而且不断点燃人们对于未知领域和未来世界的诸多希望。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生活应该体现当今时代的时代特色、彰显信息社会的信息特点。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如果不能适应这个时代，都要被这个时代无情淘汰。从这个角度讲，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要求。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有的地方党内政治生活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讲创新、不讲活力、照搬照套的倾向，党内政治生活时代性不够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就拿媒体传播来说，随着全媒体的不断发展，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等多种形式，信息流动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体现的是一种“信息爆炸”的发展态势。因此，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不仅是我们党增强网络空间和新兴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我们党创新组织活动内容方式，推进“智慧党建”，使党内政治生活始终充满活力的重要内容。事实上，“智慧党建”是集党的政策解读和宣传、党员管理和服务、组织建设和管理、组织生活和发展、党务工作和要求、党建管理和资讯、在线党课和考评、作风建设和纪检等为一体的智慧化平台。“智慧党建”可以让党旗在“云端”高高飘扬!
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坚决防止和克服不讲原则、平淡化庸俗化随意化的倾向，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
原则是我们处理矛盾、解决问题的准绳。讲原则、重规则，不仅是现代社会待人处事的基本遵循，也是政党自身形象的重要体现。在党内原则问题上退一寸，党内政治生活就会松一尺，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就有可能损失一丈。从这个角度说，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遵循。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有的地方程度不同地存在不讲原则、平淡化庸俗化随意化的倾向。比如，在涉及重大方向性问题发生后，没有是与非、对与错的明确区分，当“声音哑巴”“观点聋子”，导致干部和群众失去方向。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按原则开展党的工作和活动是前提，按原则处理党内各种关系是基础，按原则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是关键。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具有重要意义。20xx年，党的xx届六中全会基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背景下制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更是我们当前必须遵循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我们必须按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要严格执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认真召开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提高“三会一课”质量;要落实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和主题党日等制度;要坚持和完善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使党内生活庄重、严肃、规范。
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坚决防止和克服一团和气、评功摆好、明哲保身的倾向，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斗性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战斗性不仅表现在与资产阶级等反动势力的斗争中，而且表现在党内矛盾的处理中。正如恩格斯所言：长期掩饰党内矛盾是不可能的，这些矛盾总是以斗争来解决的。只有克服党内矛盾才能使党健全和巩固起来。作为一个政治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存在的矛盾和分歧是正常的，运用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矛盾和分歧也是正常的。因此，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遵循。
江厦村民击毙日寇大佐 篇6
7月3日早上5时许，日军在山上向江厦村发射了28发炮弹，炸塌一些民房。村内老幼已走避，青壮年均在山上，村内空无一人。炮击后无反应，日寇才进村洗劫财物，六畜牲全被宰光，直到当天下午才离去。
7月4日，村民下山回村打扫战场，发现七处柴炭灰中夹杂着日军遗残骨灰，在山侧有一处新坟，断定是日寇埋葬。村民立即挖掘，果然是一具用日本国太阳旗裹着的日寇军官尸体，脚上还穿着皮靴，两只手臂已被日军截去。尸体仍未腐臭，村民抬到龙城太平门展尸给县城群众观看。1941年曾任龙门县长的汤灿华看到尸体的穿戴和肩章军衔，肯定其是日军大佐军官。
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日军30余名;村民谭采受重伤，治疗无效身亡，两人轻伤。解放战争期间，该村青壮年，部分参加了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北支队第三团抗征队。
论村民自治与村民的合作能力 篇7
1 当前农村推行的各项政策规制了农民合作的限度
农村的各项具体政策是决定农民合作能力的一项重要制度资源。
1.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使传统中的小农
意识得到新的重组和复苏, 农户的自利性倾向得到了强化, 进而弱化了合作能力
波兰尼曾将市场经济看做是“魔鬼的磨坊”, 他认为市场经济无所不在地将自身的机制渗透到现有的所有社会生活中去, 摧毁个体所依赖的各种社会屏障。市场机制突出强调的逐利观念和金钱意识, 使农民从传统的熟人社会中走出来, 进入一个陌生的场域, 与此形成的价值观、金钱观与竞争机制, 逐渐打破和摧毁了传统上因血缘、亲缘和地缘组合起来的农村社会的资本网络。农民逐渐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原子化个体, 并在市场经济中学会和强化了自利性倾向。随着农业税的废除, 农民从国家控制和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 从而更加倾向于内向型的利益保护机制。经过市场经济的渗透, 农户的自利性行为取向更加明显, 工具理性的经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广大农村的以共同体意识为主要特征的合作文化, 原有的共同意识逐渐趋向消解, “自我主义”日益形成主导农民行动的一个重要思想观念。在“自我”“自利”的支配下, 农民不能正确理解个人利益, 尤其不能从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理解个人利益, 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
1.2 新时期“政策下乡”的惠农机制及其个体导向, 使农户进一步的个体化、原子化, 缺少合作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 国家出台了各项惠农政策, 粮农补贴、家电下乡、农机下乡、建材下乡、新农合、农村养老保险等等, 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可。惠农政策往往直接指向农户个体或本人, 进一步将农户从集体管理和公共事务中剥离出来, 弱化村庄集体行动能力。许多农民认为:国家直补到个人, 跟村里没有关系了。这种“没关系”的背后, 说明农民对不涉及自身实际利益的集体事务不感兴趣了。所以, 一般的村庄治理如道路、卫生、村容村貌和综合治理等跟村民基本上脱离了关系。在农民的思维中, 一方面只要打理好自家的事就行, 对自家以外的事漠不关心, 既不愿出钱也不愿出力;另一方面, 农民认为农村的事情国家和政府早晚都得解决, 用不着自己操心, 进而形成了对农户政策的依赖和集体行动的惰性。
1.3 货币压力效应, 在行为动机上使农户从公共领域退回到私人领域、从集体合作到自我关注
货币压力是徐勇首先提出关于社会化小农的行为动机时采用的分析概念。现代市场使农户面临外部世界时, “家庭生产、生活、交往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步骤, 都需要以现金来购买服务和商品”, 而城乡之间的断裂和农村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滞后性无法提供如此之多的货币支出, 使农户“经常面临短期性货币支出压力和周期性财政赤字”。农户的行为动机往往以获取货币收入的最大化为目的。如何获得货币收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支出, 使得农户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增加货币收入上, 主要从事私人领域的市场交易行为, 从而进一步缩小了公共领域的参与和合作空间。这种社会化的过程是农村市场化的过程, 是高消费需求嵌入到外部环境与条件匮乏的社会机制中形成的。这种匮乏的社会机制, 就是指城乡的断裂而形成巨大时代裂缝, 即城乡处于相对不同的时代发展水平而形成的。所以, 城乡货币压力机制形成的农户自利性倾向和不合作动机是一个长时间的发生过程。
总的来说, 制度设计的偏向、市场经济的自利机制、惠农政策的个体导向和货币压力效应使得农村社会内部农民个体自利性倾向明显, 从而导致农民合作意向与合作能力的缺失。农民合作难成了村民自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2 村民合作难抑制着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
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制度, 在早期阶段, 因村民合作难而导致的民主参与不足尚不明显。随着村民自治的不断深化, 这一问题开始彰显出来, 进而成为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屏障。
2.1 村民合作难与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关键性环节, 也是整个基层民主的政治基础, 它决定着基层民主推进的深度与广度。而由于村民合作能力的缺失, 民主选举在目前表现为一种向下的“制度堕距”。集中体现为农民合作能力低下直接导致农民政治效能感的下降, 加大了民主选举的成本。村民作为原子化的个人, 是沉默的大多数, 缺乏共同体意识和协调的行动。面对选举票箱, 由于缺少了与其他选民的必要沟通与联合, 村民之间无法达成现代选举所需要的集体行动。而一旦村民以个体化的状态置身于选举, 个体力量的弱小使得村民对选票的意义产生怀疑, 进而否定选举本身。由此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农民越分散, 选举结果离他们的选举期待值就越远, 农民政治效能感就越低;反过来, 低下的政治效能感, 越发促使农民对选举失去信心, 更趋于离散化。于是, 许多地方出现了村委会不惜动用一切手段, 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甚至强迫的手段来让村民参与选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乡村民主选举的成本被无形拉大, 直接影响到选举的顺利进行。
2.2 村民合作难与民主决策
民主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其决策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乡村治理的绩效。而一项民主、科学的决策一方面需要村委会做最大限度的意见咨询, 广泛听取各方的建议;另一方面则需要村民以不同的形式主动参与到其中, 献计献策。而在农民合作缺失的乡土环境之中, 村民之间各自分散, 信息阻隔, 彼此之间难以形成现代社会所需的公共意识, 也很难具备通过一个民主组织或者一种民主形式来解决公共事务的能力, 这必然使得民主决策中的民主价值大打折扣。首先, 从村民关系来看, 民主决策易被某一家族或利益集团所操纵, 导致村庄治理的混乱。民主决策的要义在于其体现了各方利益的平衡, 然而农民合作缺失现状却将这种平衡局面打破, 使其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狭隘的小集团利益。在村治的实践中, 一个势力强大的家族或者集团往往成为决策中的主导力量。其原因就在于村民个体力量的弱小和合作的缺失无法形成一股与其制衡的力量。民主决策形式上的平等客观上为家族或集团实现自身利益提供了可能, 导致了决策内容的不平等。在这种条件之下, 决策更多的是从自家的便利出发, 而不会统筹整个村落的发展需要;其次, 从“两委”关系来看, 农民的分散所带来的决策困难为国家权力在农村事务中的渗透和过多干预创造了机会, 民主决策体现出过多的国家意志。在村庄内部, 一方面村委会作为村民的自治机构享有法律赋予的充分自主权;另一方面, 村党支部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言人又是事实上的村庄的最高权力机构。虽然二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但这却无法回避现实生活中二者就具体事件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机制自然彰显了民主决策的作用。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民主决策正是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博弈过程。而要实现真正的利益良性互动, 农民首先必须是作为一个整体以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而存在。否则, 农村社会就无法与国家强大的体制性权力相博弈, 其与国家政权之间只能是一种不均衡、不平等的互动。在许多农村, 民主决策流于形式, 村党支部书记一言堂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均衡性的生动写照。
2.3 村民合作难与民主管理
任何一个社区都存在一定的公共事务。在农村社区中, 对这些公共事务的管理构成了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农村社区的诸多公共事务中, 与农民生产生活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 莫过于村庄公共品的供给。公共品, 从经济学上讲, 是指那些具有消费上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的物品。非排他性是说, 公共品不能排除他人的消费。农村社区中存在大量不能排除他人消费的物品, 比如农村的水利、道路、社会治安、环境卫生, 等等, 这就构成了村庄的公共品。置身于村落中的每一个村民, 村庄公共品的供给程度与水平, 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现状与未来预期。当前的农村社会, 由于村民合作能力低下, 不能有效生产出公共品, 导致村庄公共品的供给严重不足, 从而阻碍了民主管理的顺利进行。
无论何时何地, 也无论何种类型的村庄, 公共品的供给始终与农民的生产生活休戚相关, 因此, 国家和社会就需要一种制度安排来生产村庄公共品, 解决村庄层面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而这种制度的安排, 都是以促进村民之间的相互合作, 有效克服村民的“搭便车”行为作为有力保障的。在我国传统社会中, 村庄宗族组织正是可以将村民联合在一起, 防止“搭便车”行为的一种制度安排。宗族组织不仅通过调动血缘认同和内化道德规范来起作用, 而且可以通过强制性力量来起作用, 宗族在某些层面可以与国家分享使用暴力 (强制力) 的合法性。随着现代性因素的冲击, 尤其是国家垄断暴力, 宗族等地方性组织都已经失去了控制力,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大多只能依托国家正式的行政设置来解决, 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正是这样一种制度设置。分田到户以后, 尤其随着农业税的取消, 国家转而通过“一事一议”制度来解决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在当前农民合作难的前提下, 在农村“一事一议”制度缺乏国家刚性约束力的制度背景下, 在村庄层面防止“搭便车”的办法仅剩下农民的信念和村庄舆论的现实基础上, 必然演绎出这样的结果:“搭便车”的人不仅可以不劳而获, 白白占了他人的便宜, 而且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和制裁。这一尴尬的现实破坏了村庄内的公正, 势必引发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从而破坏掉整个村庄的秩序。此种背景下, 即使大多数人都能从合作结果中受益, 合作也很难实现。正如贺雪峰描述的那样:在一些村庄, 虽然所有村民都可以从修路架桥中获得好处, 但由于他们无法阻止少数人的反对而使得村庄决策不能达成, 达成的决定也无法实施。其结果是村庄道路破败、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无人过问, 村级治理处于无序之中。也就是说, 村庄公共品低水平的供给状态, 使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管理根本无法实现, 或者是有名无实, 形同虚设。
2.4 村民合作难与民主监督
农村实行村民自治, 国家对农村基层自身政治生活的介入减少, 公共权力产生偏差的可能性增大, 民主监督因此成了实现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和保障。而在民主监督的运行中, 农民合作难同样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可以从监督主体和监督途径两方面来进行考量。从监督的主体上看, 村民力量分散, 缺少经常的集体行动, 无法构成监督的主体要件。监督要发生作用, 其首要前提在于监督者必须拥有足够的力量以对被监督者形成一种威慑。一旦监督者过于弱小无法对被监督者产生实质的影响, 那么监督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在现实乡村社会中, 农民主要精力放在私家利益上, 除非有涉及自身直接利益的重大决策, 一般情况下村民不会因监督村庄事务而达成经常性的集体行动, 在这里, “直接单独”一词成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关键词语。而单个、分散的村民对村干部是构不成威慑的, 村干部真正畏惧的是农民的集体行动。再从监督途径来看, 目前村级民主监督采用的主要方式是村务公开, 《村委会组织法》也用了大量篇幅对村务公开的形式、内容作了具体而又明确的规定。然而, 在缺少村民联合力量的威慑下, 村干部行为的随意性增大, 村务公开“避实就虚”的现象大量存在, 对于村庄财务等敏感性事项公开比较笼统, 而群众关注的村级收支、干部报酬等热点总是一带而过, 只公布总数, 没有收入, 支出的具体明细。诚如有些村民所说:“村务公开是在走形式, 看上去是公开了, 实际上公开的内容是假的, 真的都没有写上去, 我们不相信他们 (村干部) 公开的内容”。村干部把村务公开当成了应付上级检查和群众的一个手段, 而不是确保村民的知情权。因此, 只有在村民集体行动存在的前提之下, 村民才能获得村务公开的主动权, 村务公开也才能具有实质意义。
3 创设民主合作路径, 深化村民自治发展
我国农村社会在经历了传统资源累积、社会主义改造和市场经济冲击之后, 伴随着后税费改革时代的来临而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传统分散独立, 到行政化合作, 到市场性放任, 再到政策性培育, 如今的农民不再具有强烈的合作意识, 而是走向了自利性的独立个体。在新形势下, 如何让原子化、独立、自利的农民在民主化进程中实现合作自治, 是村民自治的本质性要求, 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目前真正实现自治和解决治理困境的关键所在。从本质上讲, 农村的发展不仅需要农民具备较高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较强的民主参与能力, 更重要的是形成整体性的民主合作机制, 这样才能将民主参与意识和民主参与能力有效地运用到新农村建设中来, 才能真正促进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为此, 就必须积极创设民主合作的各种路径。
3.1 组织化路径
农民需要合作, 合作需要组织, 这是一个基本共识。在这一共识之下, 组织农民合作与农民合作组织, 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构成组织化路径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方面。组织农民合作的立足点在于:单个分散的农民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也缺乏合作能力, 需要通过外部性力量将农民组织起来。因此, 组织合作凸显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促进农民的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 包括组织的形式、动员的形式、培训的形式、政策的形式和法律的形式等等。合作组织的立足点在于:随着农村的发展, 农民在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并形成了自己的组织, 为此需要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和规范。所以, 合作组织强调的是通过在农村建立一些具有合法性的组织来促进农村和农民的发展。这里特别要一提的是, 农村基层组织作为一种现存的, 而且一直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起着基础作用的乡村组织, 是促进农民合作的一个现成有效的载体, 在9亿农民户均不足0.67hm2的土地上, 基层组织不仅可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基本公共品, 而且可以为农民提供各种方便。顺势而为, 以发展农村基层组织来解决农民合作问题, 理应成为组织化路径建设的主导思路。
3.2 资源化路径
在农民合作生成的过程中, 村庄内生资源和国家外生资源是两种重要的动力因子。村庄内生资源, 在这里也可以称为内生秩序, 是指靠自发力量生成的农民合作行动, 它是以村庄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为背景, 经过长期生产生活实践而固定下来的为大多数村民所接受的行为准则及由此形成的合作关系。简言之, 就是由村庄内部“自发的秩序”支配下形成的农民合作。内生资源来自村庄内部的传统、习惯与现实需求, 它受村庄地方性知识及生存理性选择的支配, 因而具有浓重的地方性特色。国家外生资源, 在这里也可以把它称为外生秩序, 是指靠外部力量推动的农民合作行动, 它是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强制下, 经过国家行政干预而固定下来的为大多数村民所接受的行为准则及由此形成的合作关系。简言之, 就是国家外部“人造的秩序”干预而形成的农民合作。为促使农民合作行为的生成, 我们需要形成一种“互动模式”, 即:村庄内生资源与国家外生资源相互促进的农民合作行为模式。内生合作秩序必须依靠外部资源的支持, 缺乏外部资源支持的内生秩序极不稳定。为了获得乡村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合作秩序, 必须通过依托国家外部资源的支撑和干预, 促进村庄内生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同时, 国家外生秩序必须以村庄内生秩序为基础, 缺乏内生秩序支持的外生秩序难以持续。只有形成内生资源和外生资源共生并存的互动模式, 才能推动农民合作能力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 资源化路径为村民自治创设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通过内外互动, 来推进农村社区的“善治”进程。
概而言之, 村民自治中农民合作难问题的出现不能直接归因于某一个或几个因素, 它是各种环境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 问题的解决不能只依靠某一方面的努力, 它既是一个综合治理的过程, 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即我国现代化逐渐完善和完整的过程。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 如何推进基层民主的深化与发展, 以解决现代化带给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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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贺雪峰, 乡村的前途[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
村民联名为“贿官”求情 篇8
“联名信”:他是个好干部
今年7月,杨家镇堰口村、龙潭村等村村民赵淑芳、陈连芬、申生武、周兴财等近30人,为曾春洪写了一封“联名信”递交给法院。这封2000多字、村民摁了红手印的“联名信”中描述:“他(曾春洪)担任镇长、书记以来,杨家的公路修建大大改变。杨家到白合的柏油路、杨家至和平的石子路、还有各村的回乡路。公路四通八达,老百姓出行方便多了……杨家镇场镇规划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绩,杨家农贸市场的建设使用,促进了杨家农贸发展,彻底改变了原来以桥为市、以路为市的集贸面貌。杨家自来水厂建成,广大居民吃上了安全卫生的饮水。污水处理厂的修建,彻底改变了原来场镇脏乱差局面……”
“联名信”称:“听说他(曾春洪)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到底犯下多么严重的错误,我们老百姓不知道。但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我们仍然认为曾春洪是个好同志、好干部……”一位参与了“联名信”的村民说,“联名信”的目的是“希望上级政府、党组织能够多调查”。
困难户:想吃点肉都会去找他
提起曾春洪,杨家镇辛苦村7社村民陈昭全脱口而出:“那是一个‘好人’。”陈昭全认为,曾春洪是一个干实事的人,“经常往乡下跑”。
据当地人介绍,现年42岁的曾春洪,老家在东兴区石子镇石家村。曾春洪年幼时,母亲去世,求学中,曾春洪差点缀学,最终在一位当教师的姨妈帮助下,高中得以毕业。此后,曾春洪通过招干考试,成为一名乡农技站工作人员。1991年,曾春洪来到杨家镇政府,此后再没有离开过,开庭审理曾春洪的那两天,每天都有300多村民赶来旁听。杨家镇龙潭村村长熊建章说,杨家镇共有1个社区15个村,“前来旁听的村民,涵盖了其中12个村”。
今年5月,接到东兴区检察院电话后,曾春洪的身影,再没在杨家镇出现过。一位名叫陶兴蓉的当地居民回忆,曾春洪老婆陈淑琼,原来一直在杨家镇当裁缝。“一干就是十多年,连个门面都没有,只有个露天摊。”
困难户周国权表示,当地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居民,想吃点肉,都会去找曾春洪,“每一次去,(曾春洪)都会掏点钱给对方,让对方割肉吃。有一次我就得了200元”。周国权说,“杨家镇场镇上有个要钱的,每次看到曾春洪上街,就会追着要钱。还有个王癫子,精神有点毛病。一次,王癫子在曾春洪办公室外拉了一堆屎。掏钱让他走了后,曾春洪自己亲手打扫了秽物。”
2009年1月25日,一场大火,将杨家镇场镇上10余户、30余间房子烧个精光。受灾户莫大树感叹,事情发生后,曾春洪四处跑关系,筹资金,“最终,每户受灾户只交了45000元,政府扶持一部分,就能够得到一间门面,一套住房。”让莫大树抱怨的是,现在新楼早巳修好,“没有化粪池、没有通电,受灾户还是搬不进去。我们也不知道应该去找哪儿?”
专家:触犯刑律就该受法律制裁
山西:经济转型村民“牛”起来 篇9
西留乡位于浑源西北坡区, 坡多地贫, 产业单一, 自然资源匮乏, 是一个典型的纯农业乡。近年来, 该乡着力调整产业结构, 积极创新发展思路, 创优发展环境, 大力发展奶牛养殖业, 从根本上实现了一村一品”的农村发展战略目标, 并与蒙牛乳业集团签订了长期销售合同, 真正铺就了一条农民增收致富之路。
从2009年起, 该乡克服重重困难, 投资620万元建成了恒泉牧场奶牛养殖园区, 现存栏奶牛48头。园区以大户为龙头, 以利益为纽带, 实行养殖经营体制, 由个体分散向集体经营转变, 走“企业+农户”经营的路子, 组建了奶业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实行股份制, 参股户数占全乡户数的60%, 参股户分红年纯收入4000多元。经过近3年的精心运作,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村民上访“访”出的“犟书记” 篇10
科克墩村的记忆
在叶尔羌河支流提孜那甫河西北部的冲积平原上, 有一个不到百户的小村落, 这就是古勒巴格乡科克墩村的所在。在维吾尔语里, “古勒巴格”意为“花园”, 而科克墩的含义是“绿色的高坡”。然而, 由于地理原因, 这里干旱缺水, 土壤盐碱化严重, 实际上并不如名字的涵义那般美好。
1959年, 一个8岁的孩子跟随他的父母来到了这个高高的戈壁滩。河水静静地流淌着, 如同岁月见证了这个孩子的成长。他和他的父辈们, 是这里的拓荒者。而当拓荒者们回归家乡的时候, 他, 却坚定地留了下来, 这一留就再没有离开。
风风雨雨几十年, 现在的他有些老了, 腰有些弯, 头发眉毛花白, 人也变成村里那个最黑最瘦的。他就是科克墩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国忠。
是什么样的人让村民们如此难以割舍, 竟然要通过“上访”来“留人”?只因为, 这个书记够“犟”, “犟”得还民心所向。
为村民“犟”得有理
泽普县的副书记、上海援疆干部蒋争春:“老刘很厉害。区里领导的电话我们都不敢打, 他敢。拿起来就打。”
刘国忠:“又不是为我自己, 为什么不敢?”
1982年开始, 刘国忠就是科克墩村村委会主任, 1998年开始又兼任村党支部书记。在村民眼中, 刘国忠是个能人:“别人干不成的, 他能干成。”
曾经的科克墩村干旱少雨, 虽然临提孜那甫河和莎车宏伟大渠, 但却苦于没有渠道, 无法将河水引上来。为了水源, 刘国忠开始一遍遍地往乡里跑, 乡里解决不了, 他又找到县里, 县里没办法, 他又找到使用水渠的邻县……几十公里的路程, 他骑了自行车, 带着铺盖干粮, 频繁地往返于各个地区。他赔笑脸, 磨破嘴皮子, 直到人家甩门送客。每次他都吃口干粮, 睡在屋檐底下, 天亮再接再厉。干粮吃完, 他就回去, 储备一段, 再来。而这一跑, 就是5年。
2002年7月, 在刘国忠的努力下, 科克墩村位于渠东的500亩地终于有了自己的水源, 村里人高兴得要疯了。当年冬播小麦, 这500亩浇上了畅快水, 第二年单产就突破千斤, 温饱解决。
水源问题解决了一半, 他又开始“惦记”起渠西的地。2011年底, 当自治区领导接见他时, 答应了他的两条请求:宏伟渠西建引水渠, 修一条出村到乡的柏油路。过了年, 却迟迟听不到进一步的消息。于是, 他决定跑区里。2012年3月, 他坐了汽车火车三进乌鲁木齐。办公厅, 交通厅, 水利厅, 财政厅……终于, 磨来单独立项, 专款到县。路和渠动工了。
刘国忠向村民介绍色素辣椒
科克墩终于有了水源, 对于偏僻、环境恶劣的村子来说, 这意味着希望。从前的科克墩大多种植棉花等作物, 村民收入较少, 有了水源, 灌溉条件得到改善, 刘国忠开始琢磨起如何让村民们致富。
刘国忠在核桃地里剪枝
2007年, 他在全村推广种植色素辣椒, 召开村民大会进行宣传, 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 但是部分村民还是半信半疑, 不敢轻易尝试。他“犟”劲儿又上来了, 把自己家的地拿出来给村民们当“试验田”, “赚了归你们, 赔了算我刘国忠的”。这一年, 种辣椒的村民们尝到了甜头, 他这一年却少收入了好几万元。如今, 全村色素辣椒种植面积从2008年的50亩增加到150多亩。现在的科克墩村, 色素辣椒、核桃等经济作物、良种的冷配黄牛等种养殖方面的生产都陆续发展了起来, 村民的人均收入从1998年前的不足300元, 增加到现今的7000多元, 十几年时间, 全村人均收入增长了20多倍。
科克墩村在变化。
陆陆续续, 村里通了电, 有了自来水, 修了路, 村里有了宽敞的村委会办公室, 有了阅览室, 村里的孩子还有了幼儿园, 村民们还盖起了一栋栋富民安居的新房。这一切, 刘国忠这个“犟”书记, 看在眼里, 喜在心头。然而, 为了这一切, 他付出了太多太多的艰辛。
心贴心“犟”书记的温情
在当地村民中流行着一句口头禅:“有事就找刘国忠。”因为他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找到刘国忠, 就算是找到了“靠山”。
刘国忠是村里唯一的一户汉族人家, 但是民族的差异并没有影响他和村民们成为亲人。村民们敬他, 爱他, 依赖他。因为, 他把村民们当成亲人, 对他们掏心窝子的付出。
几十年的“惯例”:每逢维吾尔群众的“古尔邦节”, 他都要挨家挨户到农民家“拜年”, 哪家有小孩, 必须给点“压岁钱”。从70年代的每个小孩5分钱, 到现在的每个小孩20元, 40多个“古尔邦节”, 他从未间断。而每年的春节, 他必定宰上自家最大的2只羊, 村民齐聚他家, 共度春节。
“遇到困难找老刘”:村民的事就是他的事。村民孩子生病了, 他帮忙出钱, 又召集全村人捐款;村民生病住院急需用钱, 虽然生活不富裕, 他还是自己掏腰包去解决别人的燃眉之急。“钱这东西,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看重了就是命, 看轻了就是纸。对共产党员来说, 心里面装着老百姓, 为老百姓办事才是根本。”刘国忠说。
“有事就找刘国忠”。这是一句流行在科克墩村群众中间的口头禅。因为他们觉得无论自己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有刘国忠在就不怕, 刘国忠就是他们的坚实靠山。
刘国忠,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 他有凝聚人心的力量。在这个村子里, 零上访、零刑事案件、零治安案件、零非法朝觐、零非法宗教活动、零重大安全事故。因为他把为百姓谋福祉当做自己的终生追求, 他真实地爱这里的土地、这里的人民, 他把心血全部奉献给了科克墩村。
“人们说他是位卸不了任的老支书。”
15年村主任、5任村支书。60岁时他想退下来歇歇, 可村里人不干, 成群结队往乡里跑、往县里跑:“离了老刘, 科克墩怎么办呢?”他流泪了, 他感动了, 他知道自己离不开村子, 村民们离不开他。
2013年5月16日, 中央电视台《寻找“最美村官”》大型公益活动在北京启动, 最终, 刘国忠当选全国30名“最美村官”候选人之一。
日寇无法征服广西村民 篇11
日寇在广西招不到伪军
1939年11月，日军为切断中国由越南海防到广西凭祥的国际运输补给线，迫使蒋介石政府投降，第一次入侵广西。邕钦公路是驻南宁日军的重要交通和补给线，游击队经常将其破坏得“体无完肤”，使敌人长时间不能通车，令南宁日军补给产生严重困难。通常，村民游击队先化装成普通的小贩，在敌占区进行勘查踩点，一旦发现有敌出击扫荡，便事先通知相关村民进行预防，或者伺机对分散的敌人进行包围消灭。
游击队神出鬼没般的袭击令日军十分惶恐，于是加紧在邕钦公路的各地成立“维持会”，强迫当地成立伪军守卫。但“维持会”刚成立，就遭游击队的痛击。游击队员经常在“维持会”里活捉汉奸，有一回甚至将伪主席用麻布包装起来抬出去处决了。在游击队的打击下，日军再难以招到伪军守卫。在不断地清肃下，至1944年日军再入广西时，广西没有出现一个投敌者，敌人无法建立伪组织，更无法成立伪军，连伪钞也无法流通，遍地是拿起武器抵抗侵略的民众组织。
为保持交通线畅通，日军在邕钦沿线的大唐、那马两圩镇驻兵设防。太安乡位于大唐与那马之间。太安的村民被日军视为眼中钉。1940年农历8月27日夜，日军纠集一百多人从那马出发，企图抄小路突袭太安。日军的突袭在中途就被太安乡村民发觉，民众闻风立动，各村布置，做好迎敌准备。当天夜里，日军刚到锦亮，就遭到当地村民伏击。四处逃窜的日军又在太安乡各地不断遭到村民打击，最后在坛常大麓被包围。闻讯赶来的邻乡村民占据有利地势，一齐向鬼子开火。身陷重围的日军仓皇抢占两侧山头—薄荷岭和坛常岭，占据制高点负隅顽抗。饥渴交迫的日军几次突围均未奏效，从那马来支持的一支部队又被蓬莱村民的炮火打得落荒而逃。
在死伤累累、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日军频频举起白旗。这时，有人喊道：“鬼子要投降！”双方枪声顿时平息。队长李握基召集村民紧急磋商，认为鬼子举白旗说明他们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但鬼子还没有放下武器，有可能是在玩诈降的把戏，试图趁村民松懈时搞突然袭击。于是当机立断，选派以李握基为首的七名精英组成敢死队，配以较好枪支，前去缴鬼子的械。敢死队出发前议定：“若鬼子机枪响，便集射机枪手，每人打三发子弹，保证命中，决不后退！”当七勇士快速冲向敌占山头时，日军机枪果然响了，早有准备的敢死队员立刻向敌机枪手开火，并利用地形与敌人对峙。四面的村民看清了鬼子的狰狞面目，集中火力向鬼子猛烈轰击。最后，经日军出动四架飞机救援，残余的鬼子才得以侥幸逃脱。
此次围歼日军的战斗，太安村民以极粗劣的武器毙伤鬼子三四十人，这一辉煌战果大长当地抗日民众的志气。此后，日军几次出动大部队对太安民众进行报复，均徒劳而返，小股日军更不敢涉足太安腹地。由于广西民众的积极抗战，日军在邕钦沿线的安全始终未能得到保障，在南宁的补给也无法保障，最终，日军驻南宁部队不得不仓皇撤退。
粉碎日寇水上交通
1944年12月初的一天，贵县香江乡的村民接到消息，有一股日军乘18艘木船由郁江溯江而上。广大村民很快着手组织队伍，准备武器，制定伏击计划。队伍分为两队埋伏在郁江上游：第一道是步枪阵地，在靠近河边的地方挖了一道战壕；第二道是大枪（一种土造的大口径火铳）阵地，埋伏在附近山边的丛林里。
当这群鬼子到达郁江上游思怀河口时，守候于此的村民立即开火。起初，日军对这支装备低劣的队伍并不还击，而是继续前进，一些被激怒的年轻村民直接冲上前于近处射击，可惜步枪性能太差，敌人伤亡甚微。见此情景，埋伏在第二防线的大枪村民瞄准敌船开始射击。随着大枪的轰鸣，敌船开始倾斜，并相互碰撞，乱作一团，鬼子纷纷涉水逃窜。20分钟后，鬼子定下神来，开始在河对岸的江头村向我方还击，起初是步枪，后来架起迫击炮。面对敌人的强大火力，村民不与其恋战，决定等到天黑，再行歼灭。对岸鬼子见不还击，便发了狂似地不停开炮射击，剩余的敌船在炮火掩护下继续向前开进。村民们不动声色，待敌船靠近后，用大枪猛烈轰击，敌船再受重创，不得不狼狈返回。
夜幕降临，村民对日军的包围圈已经布置停当。不过，到午夜以后，敌人耍了一个花招，先在江头村四周烧起火堆，利用四周明亮的环境下村民不敢靠近的心理，乘机逃走。虽然未能歼敌主力，但此战共击沉敌船5艘，毙敌大队长渡布市藏以下80余人，缴获一些枪支和大批弹药，可谓战绩辉煌。郁江伏击战的胜利，不但痛击了敌人，还粉碎了敌人妄图建立郁江水上交通线的计划。
所有村民都是战士
日本两次入侵广西都未能占到便宜，主要是因为广西人民素来英勇顽强，广西这块土壤养育出来的士兵，纪律好、作战勇敢是出了名的。当时中国的很多精锐部队中，广西士兵都占了很大的比例，像国民党精锐桂系第7军以及在徐州、武汉会战中表现出色的桂系第31军几乎全部为广西士兵。红军中广西籍士兵也有很多，比如最精锐的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中，广西籍士兵占近2成，红三军团中广西籍士兵则占3成。在飞夺泸定桥的22勇士中，广西人就占了17位。
广西人民不畏强暴，能够利用灵活力量，以弱胜强。面对日寇的侵略，当地居民同仇敌忾，或联合成队伍，或三五成群，或单枪匹马进行抵抗，使敌处处挨打，举步维艰。北海外有一个小岛，面积仅1.8平方公里，不足100户人家，每三家人凑钱买一支火枪，干掉了几个前来掳掠的日本兵。全州的一个村庄，全村几千人用火铳和农具，夜晚偷袭日本人，抢得一挺重机枪并消灭十个日本兵。北海市的几万市民为了报复被日军屠杀的200市民，秘密组织暴动，在两个台湾翻译官的配合下，消灭了站岗的十几个哨兵，夺取电台和军械库，用棍子和大刀消灭了一个120人的日本中队。全州一村民手持利斧劈死一个闯入其家的日本兵，待日本小队发觉人少了一个回去找寻时，又被村民们打得抱头鼠窜。面对人人抵抗的局面，日军的报复难以奏效，日本人也无法在广西搞大屠杀，因为不论老少，很难碰到束手就擒之人。对此，日军有如下记载：“广西的土匪最为蛮强，不可理喻，打不怕、吓不走、骗不行、哄亦不信，他们宁愿躲入山中也不肯投降，并且时时袭击皇军，窃取皇军的枪弹。”
带领村民致富用“牛”招 篇12
近日, 记者在郭里西村的肉牛养殖场见到了徐科科。眼前的徐科科身材娇小, 皮肤白皙, 是个漂亮的女孩儿, 记者不由得怀疑她是否真的能在牛棚里干那些脏活儿。给牛添草、加水, 没想到徐科科干起来都毫不含糊。“这是我们2009年新建的养殖基地, 占地两公顷多, 总投资100余万元。”徐科科告诉记者, 新的养殖基地规模更大, 设施更完善, 年收益30余万元。
2007年2月, 徐科科作为安阳市第二批大学生村干部来到郭里西村任党支部副书记。上任伊始, 她就入户走访, 熟悉村情、民情。在她的协助下, 村里的街道路面硬化了, 垃圾池修建起来了, 花草树木也多了。徐科科还利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 定期组织村民学习农业科技知识, 举办养殖技术培训班, 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支持。
郭里西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 没有集体企业, 但村里有一定的养殖基础, 可由于缺乏技术, 养殖效益一直较低。徐科科大学学的是动物科学专业, 到村两个月后, 她就开始考察, 准备结合自己的专业上一个项目, 带领大家致富。通过多种渠道, 她了解到肉牛抗病力强, 养殖肉牛收益高、风险小。结合村里养殖业发展规划, 徐科科提出了创办肉牛养殖场的计划, 并率先拿出5万元作为项目启动资金。在她的带领下, 16户村民共拿出35万元参股。安阳市龙安区政府在了解情况后, 为他们积极协调贷款30万元。2007年9月, 一个占地6000余平方米、可存栏100余头的肉牛养殖场建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