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资格

2024-08-01

村民资格（精选4篇）

村民资格篇1

何谓选举?《宪法学词典》是这样界定的，选举是“公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按照法定的原则和形式，选出一定的公民担任国家公职的行为。《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选举是“在公法中，民主国家中有权选举的人籍以选择选区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代表在国家或地方政府中代表他们的机制”。那么，什么是村级民主选举呢?村级民主选举是受法律规范并保护的村级自治体内部的选举。选举权是一项政治权利。政治权利是历史和道德的产物, 在公民社会中，个人被授权享有的权利依赖于这一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公正和实践。如果说发端于安徽凤阳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给予广大农民(笔者认为，农民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村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尽管二者是在不同的领域使用，但从外延上讲，他们既不是等同关系，亦不是包含或者说种属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以经济权利的一大创造的话，那么，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赋予广大村民以选举权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又一伟大创新。勿庸置疑，村民自治中的选举制度既会对我国传统意义上的选举制度起到完善和补充作用，又会对我国农村政治文明和民主法治建设起到有力的推进作用。但是应该注意到，由于我国村民选举资格制度设计并不是很科学，导致一部分村民不能真正享有选举权，在其选举资格无端遭到褫夺时难以得到有效的维护和救济。本文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从法律视角对我国村民选举资格制度进行考量，并进行了一些理性的思考。

一、实行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相分离，是确定村民选举资格的前提

在实践中，发达地区或城市周边的农村，之所以经常出现选举资格纠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许多人把政治权与经济权混淆在一起，认为某个人享有了选举权，就必然享有某个村集体资产(如土地等)的分配权，要享有分配权就必须行使选举权，结果是在为选举权而斗争的过程中闹得不可开交。笔者认为，法律的重要功能就是定纷止争。是故，为了减少农村选举中的纷争，应实行政治权利与经济权益“脱钩”，选举权与分配权相分离的制度。因为，选举权属于政治权利的范畴，分配权属于经济权利的范畴，两个分属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简单地把二者混同。判断某个人在某村行使了选举权是否可以就当然取得村集体资产的分配权，最关键是看某人是否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否对该利益的产生付出了劳动，而不是因为其享有了选举权。如果不将选举权与分配权相分离，势必会使农村选举工作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村民自治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因为农村集体资产利益的分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它与成员权有一定的联系，但又不能完全依照成员权进行资产分配。况且，因为人口的流动、婚嫁、生老病死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集体成员的界定变得异乎困难。如果把选举权与分配权搀和在一块的话，势必会使选举工作搁浅。有人认为，如果实行政治权与经济权的分离，会影响民众的参与热情。民众的权利意识是需要培植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积淀的结果。只要我们努力营造良好的权利氛围，积极提供孕育权利意识的土壤，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上狠下功夫，真正使村民自治成为村民自己维权的平台，相信村民还是会积极参与的。多年的实践证明，农村难题的确解，关键在于农民，而农民素养的提高，不仅要求我们要搞好农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更要搞好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没有全国九亿农民民主政治意识的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很难实现。当前在农村推进政治文明，就必须夯实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着力搞好村民自治工作，而这又有赖于村民的参与。如果将政治权与经济权放在一起，很可能因为担心外来人分享本地集体经济的资产而将外来人拒之于权利行使之门外，这就不能很好地实现中央扩大基层民主的意图和当初立法的初衷。中央推进基层民主的意图和当初立法的初衷是希望凭借草根民主推动精英民主，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没有农村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整个国家政治的可持续发展，而当前我国农村政治发展的主要载体是正在广泛实践的村民自治。只有实现了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才能从有力地推动精英民主的发展，建设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因此，有必要廓清思路，实行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相分离，进而做好村民选举资格的确认工作，全力推进农村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以实现草根民主对精英民主的触发作用。

二、对选举人与候选人资格分别规制是维护村民选举权的关键

在我国村民选举中，所谓选举权是指村民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权利，被选举权是村民被选为村民委员会的权利。在理论界及实务界大多数人看来，这两者是统一的，凡是享有选举他人为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权利，也必享有被选为村民委员会的权利。为实现村民自治的可持续发展，应对选举人与候选人资格分别规制，即候选人的资格应严于选举人的资格。理由如下：首先，在有些国家，这两种权利是相互分离的，即享有选举权的人不一定也享有被选举权，一般而言，享有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严厉于享有选举权的资格条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其次，从本质上看，选举者与候选者是有区别的，其区别是一个普通人与一个管理者的区别。管理者来自普通人，但须在某些方面优于普通人，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来自普通人，但须在某些方面优于普通人，否则就难以担当起管理好村公共事务，带领本地区居民实现小康的重任。第三，这是搞好村民自治进行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实践已证明，如果不实行候选人的资格严于选举人的资格条件，就极有可能把一些坏人选为村委会成员，那么村民自治就不能起到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的稳定和保障农村全面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进行的作用，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也将陷入无序运行的状况。最后，这样规制亦不会违背法律精神。按法不禁止即自由之法律原则，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当然可以作候选人的资格条件应严于选举人资格条件之规定。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将来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或是完善地方性法规时，可以规定候选人必须具备政治上的先进性、必须具备一定的水平和能力，必须身体健康等条件。

三、取消户籍限制，以居住地作为行使选举权的地域条件

许多地方性法规均将具有本村户籍作为行使选举权的前置条件，甚至认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村民即指具有本村户籍的农民，在户籍管理制度日益宽松，人口流动日趋加大的今天，仍然恪守户籍为一般原则的传统实为不妥，应该采取就地选举的原则，让选举凭身份证参加居住地选举，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有人认为在人大代表选举中享有权利的人必须首先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因此就自然推出在村民选举中享有权利的人也必须是具有本村户籍的农民。殊不知，国籍与村户籍不一样，具有一个国家国籍而后才能行使选举权，这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同时，人大代表选举也并未规定必须在户籍地进行，而是按居住地或工作单位划分选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无论是人员的流出还是流进，对当地的影响终将是积极的，或是即期的，或是远期的。所以为了发展的需要，一个村应该放松户籍的限制，不应把户籍作为选举权行使的附加条件。第二，尽管村选举村民参与率高于人大代表的参选率，但整体上看现阶段村民参与选举的热情度仍不够较为缺乏权利的行使，缺少村民选举，所以我们不宜对村民参选设置较多的障碍，而应积极提供权利行使的平台，尽可能提供较多的可能和保障。而就地选举则可降低选举参与的难度，方便选举参选，有利于选举权的普遍实现。第三，赋予了某个村民的选举权，并不意味该人就一定能当选。某个所谓的外地人如果因为其具有管理和带领本村人致富的能力而被选上，这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意，符合实行村民自治的初衷;如果不具备相应能力而未被选上，在选举权与经济利益相分离的情况下，赋予某人以选举权并未对其他村民造成损害，这何乐而不为呢?第四，某一个不具有本村户口的人如果被选为村委会成员，他从村里获得的利益仅仅是其劳务的代价。至于其有可能利用职权侵占村里资产，这也只能说明另三个民主尚未跟上，即使是本村户口的人被选上，也不能排除其损害集体资产的可能，从结果上看，只要村里的资产减少了，对其他村民而言，效果就一样。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选上谁成为班子成员，而在于相关监督措施是否到位。只有加大另外三个民主的跟进力度，使四个民主协调发展，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才能使班子成员不想、不能、不敢侵害村民利益。第五，取消户籍的限制，按居住地行使选举权，这也符合宪法的规定。宪法第111条规定：城市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组织。由此可见，宪法也强调按居住地设立村委会。从实际看，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启动，人为地域分割已经打破，例如广东省已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取消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统称为居民户口，浙江省杭州市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这无疑为解决村民资格中户籍问题部分铺平了道路。第六，实行居住地选举原则，还能克服委托投票的缺陷。委托投票与代书投票是有区别的，委托投票是当委托人不在本地时，委托受托人行使委托人的选举权。而代书投票是指选举因文盲或其他原因，不能填写选票时，委托候选人以外的选举或选举以外的人代写。从一定意义上，代书投票应肯定，而委托投票应否定，因为如果受托人按自己意愿选定被选举人的话，就违背了每个选举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的原则，反之如果由委托人确定候选人，一则可能变成了代书投票，二则由于委托人长期不在本地生活其对候选人的情况有可能并不了解，在此情况下选举出来的候选人就难以维护本地区居民的切身利益，从而使得投票选举变得毫无意义，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所以，按居住地行使选举权，将使得委托投票制成为明日黄花，不复存在。那么，村民选举也才会体现其应有的价值。

四、实行有效的司法救济是村民选举权的根本保障

徒法不足以自行。村民自治可以说是国家向乡村社会的制度供给，其中心就是以法律的权威赋予广大村民自治权。要促进村民自治健康、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村民自治权的充分实现，否则村民自治就根本无从谈起。而村民自治权的实现，首先又体现在村民选举资格的保障上，对于此问题由于法律尚未作出明确规制，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作法，即使是同一地方，其在选举资格的法律适用上亦不相同。例如近年温州市发生了三起当事人就属地条件要求确认其在村委会选举中具有选举资格的诉讼，三个基层法院分别做出了三个不同的处理结果：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确认具有选举的资格。由此可见，基层法院在选举资格法律救济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分歧产生的原因在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未规定选举资格的诉讼解决机制，而《民事诉讼法》第164条又未明确规定其可直接适用于村民选举资格案件。那么，在村民选举资格发生纠纷时是不是真的就陷入了无法可依的状态呢?答案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在村民不服选举委员会的处理决定时，仍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64条“公民不服选举委员会对选举资格的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的，可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选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之规定，依法向法院起诉。宪法规定村民自治的基本制度，是我国制宪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村民自治中的选举权是项政治权利。有权利必有救济，公力救济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权利救济方法。所以村民的选举资格纠纷是可诉的，并不是不能救济的。更何况司法权的介入与行政权的介入是不同的，司法权的介入是任何权利得以维护和救济的最后屏障，其从根本上而言并未侵犯村民自治，而行政权的介入则存在行政权干预村民自治的嫌疑，使村民自治丧失自主性。所以不能认为行政权不宜参与自治事务，就必然推出司法权也不能涉足自治事务。从表面上看自治是自己的事，但是当一方滥用权利，侵犯村民选举权，或者是一方认为自己的权利无端遭到损害时，如果无司法权的介入，那权利将失去了保障，自治也将不是自治，或者只能算作部分人的自治。如果听凭村选举委员会依照村民自治章程限制或剥夺，而不能通过司法途径救济的话，这将与选举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非经司法程序不容剥夺之法理精神相悖。同时，如果村选举委员会既可以作出某人不享有选举权的决定，又可接受该人不服此决定的申诉，且这种申诉又是终局性的话，也违背了自然公正的法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作自己的法官。从选举权的来源看，村民自治中的选举权是源于《宪法》的规定，且《宪法》又是《民事诉讼法》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法源，而从时间上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实施在98年，而《民事诉讼法》开始实施在91年，所以从时间上看，《民事诉讼法》关于选举资格的程序当然适用于村民选举资格纠纷。当然，为了尽量减少法律适用中的分歧，化解矛盾，笔者认为可考虑对既是实体法，同时又是程序法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加以修改，在其中加入选举资格案件应予受理的内容。而在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出修改前，一个简便易行的措施就是尽快出台司法解释，规制相关内容。

参考文献

[1]张光博主编.宪法学词典[M].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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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资格篇2

候选人资格的报告

我们是玉环县玉城街道上岙村村民，现向上级领导反映我村本届选举候选人王文喜不具备候选人资格的理由如下：

一、王文喜担任我村村委会主任已两届无理上访6年，但他在这两届任职期间对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没有起色。不服从村支委的领导，搞个人一言堂。办事不公，对于本村村民的缺房户不予办理建房审批报告，有的村民想劳动致富开办小店，他不给办理，有的小孩读书需要他也不给办理。（以上都不盖公章）纠其主要原因，是有些村民没有投票选他当村长。

二、诬告上届村干部贪污800万元，经在2007年间，王文喜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在没有充分事实证据面前，诬告上届村两委干部贪污800万元的，幷以书面形式加盖了村委会公章，向玉环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这是诬告行为，造成村民中间不稳定的情绪增加，应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在换届时王文喜对村民进行狂言，谁选他当村长每位分人民币2万元，今年他扬言谁选他一票，可分到3.5万元—7万元，不选他一分没有。同时为了达到不可告人当选村长的目的，在今年3月8日又煽动不明真相的村民去公安局无理上访，说前届村干部冒领土地款160多万元，幷加盖村委会公章，要求公安局立案，这真是无中生有。

四、王文喜不务正业，其家有精神病史，其胞弟王文来患有精神

病。但王文喜本人身为村民委员会主任，本应带领村民勤劳致富，建设新农村，但王文喜对本职工作极不负责。是05年以来长期身带公章到省、市无理上访。凡得知本县有上级领导来县调研工作时，他总是带头带领村民进行闹事，煽动不明真相村民围攻政府，抢吃镇政府食堂饭，带草席、草绳到市里要上吊，露宿市级机关。搞得干部之间、村民之间无法和谐。例如：我村原是珠港镇人民政府上岙村民委员会，现改为：玉城街道上岙村村民委员会。公章也改为：玉城街道上岙村。但王文喜，反对党委、政府的统一刻章。还带领村民去攻击、谩骂办事处工作人员，自刻村公章长期携带裤腰边。这是王文喜典型的不服从上级党委、政府的决定。搞个人专制、想搞乱社会、想搞乱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对立，把本来和谐相处的上岙村村民搞得人心惶惶，象这样的人品如何能担当本村村长。、五、几年期间种种迹象和行为表明：在明知不是事实的情况下仍旧我行我素听不进其他村民的劝阻等等。一系列的怪癖我们怀疑他是神经病患者，回其家族有精神病史，现其胞弟王文来就患精神病。

六、不服从村支委的领导，大搞一言堂，在2010年7月间在没有经过两委讨论作出的前提下，他擅自处理给本村村民高叶桂多年遗留的土地进行处理。导致村集体经济损失数十万元，对此土地处理，我们据了解他从中有受贿。请求上级领导及有关部门予以查处。

七、王文喜以上的各种行为都严重违反2010年出台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第八条（3）（4）（5）（6）款和第九条（5）款。

上述报告是我们出于公心，维护社会安定，打击不正之风，创建

社会主义新农村，把真正为民办实事，广大村民信任的人选入到村委会上来。同时请求上级领导来村调查，倾听我们的呼声，迫切要求党委、政府取消王文喜候选人资格。请予回复，不胜感激。

此致！

玉环县玉城街道上岙村村民。

村民资格篇3

[关键词]民主选举；村民自治；乡镇政权；操纵选举

一、村民自治的產生和发展

村民自治的发端以人民公社化制度的失败为发展契机，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国家政权直接进入农村基层，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个以执行方针政策为职责的自上而下的系统：中央、省、市、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公社则是最底层的行政区域，农村公共资源的支配、公共事务的决策完全听从于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农村的政治、经济生活完全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这样的体制下，农村基本上没有了自治的空间和能力。[1]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公社这种党和政府在农村推行的管理模式受到质疑与反思，党中央从根本上纠正了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把国家的行政权力从农村撤回到乡，乡就成了国家最底层的政权组织形式。国家行政权力从农村的退出就导致了国家权力形态的真空。大量的村务，比如，村内的安全治安管理、民治纠纷的调解、修桥铺路等都急需成立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来进行管理，这时，村民自治就应运而生了。我国的村名自治是一种从由地方始创，之后推行到全国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先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合寨村村民以投票的形式直接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村民委员会委员来对本村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包括农村的社会治安、道路的管理、学校的管理、人民矛盾的调解等等。当时，党和国家对此持观望态度，随着村民自治取得的成效，村民自治制度才被国家至上而下推行。发展到今天，村民自治已经成为我国全国范围内农村地区实行的社会管理模式。实践证明，村民自治是适合我国国情和符合我国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

二、村民自治与乡镇政权在现实中的交错性

（一）村务和政务在农村的同时存在

村民自治强调村民自己管理自身“村务”，在村务上，乡镇政府和村民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而在农村社会中，还存在着大量“政务”，比如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服兵役政策、发展农村经济等事业都需要乡镇政府来行使行政管理权，乡镇政府和村集体之间则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农村社会存在的“村务”和“政务”，就决定了村民自治权力和乡镇政权在农村政治生活中的同时存在。

（二）自治权和行政权交错下的村民委员会“双重”身份

在中国农村，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村民，而且居住分散，村民政治权力意识淡薄和村民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多样化的利益诉求等都决定了把每位村民集中起来共同决定村集体的重大事务客观上变得不可能，所以就产生了村民委员会这个代议机构。村民把自己的部分权利委托给村民委员会来行使，村民委员会按照村民的意志来决定、处理村内的共同事务。村民委员会就成了处理“村务”的村民利益的代理机构。另外一方面，乡镇政府在对村内“政务”进行行政管理时，由于自身资源有限，常常依靠村民委员会来贯彻执行有关方针政策。这样一来，村民委员会也就成了乡镇政府事务的执行者。村民委员会在现实中就具有了双重身份，村民公共意志的代理机构和乡镇政府的执行机构，村民委员会在工作中就具有了村民的委托权和行政管理的强制权利。村民自治权在运行中就不可避免地与乡镇政府的行政权交错在一起。而且，乡镇政府常常把自己的行政管理权的触角伸到村民自治管理的范围之类。比如用税务指标、计划生育指标等来巧妙地控制村委会的选举工作。

在一定意义上，乡镇行政权的行使和村民自治权利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乡镇行政权对农村公共事务干预越多，村民自治权作用的领域和范围就越小，国家的强制性职能越强，村名参与国家管理的空间就越小，反之亦然。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基层的事务的管理，需要发挥村民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同时，还需要乡镇政权的合理作用和定位。

三、乡镇政权对村民民主选举的干预及原因分析

选举权是公民与生俱来的政治权利，然而，村民的民主选举权利常常遭到乡镇政权的侵害。

（一）乡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村民民主选举权利的侵犯

我国现行的关于村委会选举的最适用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部法律的第一章第五条明确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然而，在我国农村，乡镇政权干预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却是常见的现象。在村委会的选举工作中，乡镇政府总是超越了法律赋予的权利，违背了立法的的初衷，变相地将引导和支持变为超重和控制。乡镇政权总是试图全面具体地“掌握”选举的各个环节，对选举工作进行全方位周到又细致的“布置”来使政府“中意”的候选人当选。比如，在选举展开之前，乡镇政府就会更加强调村委会在执行自己下达任务中的表现，以各种指标完成的情况为事由向候选人施压，村干部候选人面临着极大的压力，面对着当选后所必须“达标”的各条硬杠杠，那些没有政府支持的候选人只能知难而退，而这样的选举结果当然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中”。甚至有的乡镇政府领导明目张胆地无视村民的，为村民委员会指定候选人。在选举结果的确认上，如果民选结果选出来的结果不符合乡镇政府的意愿，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就会找各种理由和借口，或直接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无端宣布选举结果无效。有的乡镇政府甚至违反村民委员会要定期选举的规定，长期不进行选举工作，以使乡镇政府相中的那些能完成任务指标的“能人”长期担任村委会的职务。

尽管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选举工作有的时候并不是强制性的，表面上也没有违反相关政策法令的规定，但实质上，通过巧妙的安排，控制村民选举工作侵犯了村民的权利，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实现。

（二）乡镇政府干预村民民主选举的原因

第一、政府只身自利化的驱使。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也是有理性的经济人，政府内部的官僚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政府除了具有公共性以外，还具有地方、部门、团体、个人等特殊的利益要求，并且有满足这些需要的愿望和行为。乡镇政府想方设法干预村委会的选举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在我国现行的压力制行政体制中，上级政府向下级滩指标、要任务并以这些任务指标完成的情况来考察政绩是常见现象，乡镇政府则处于行政体系的末梢，承受着最大的压力，而最终这些压力要释放，就要依靠一个很听话的、执行自己意志的村民委员会，这是基于组织层面的原因。从个人原因来看，乡镇领导干部在选举工作中有很大的话语权，常常个人就能够左右选举工作，有些领导人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选用”自己的亲戚朋友作为村委会干部。第二、村民民主意识的薄弱、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的缺乏。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的时间并不长，自己亲身选举村委会成员的做法对于村民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广大村民不了解自己有哪些政治权利，甚至对选举工作很默然，不了解选举如何运行，不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利，胡乱投票、“随大流”投票等，这就给乡镇政府拉选票来帮自己默认的人当选提供了机会。另外，受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强迫命令、包揽一切的做法的影响，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依然习惯于运用行政权力来管理乡村，缺乏服务意识。第三、现行法律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第一章第五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乡镇政府在法律上有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选举工作。但是就乡镇政府在选举工作中，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进行指导，如何指导和帮助选举工作的开展等都没有明确的限定，这通常就为乡政府越权干预村民自治事务或推脱自己应尽的指导业务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第四、村民选举权受到侵害后的救济制度的缺失。这是乡镇政府干涉村民选举的又一个原因。虽然法律明确规定了村民自治的根本权利和义务，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这些权利遭到损害后的救济制度，“无救济就无权利”，村民的选举权就会流于形式。[3]法律威慑力的不存在使得乡镇政府更加有恃无恐地对村委会的选举进行干涉和控制。可以说，相关救济制度的缺失和法律问责机制的缺乏已经成为影响村民行使选举权利的症结之一。

四、减少乡镇政权对村民民主选举干涉的对策分析

乡镇政府对村委会选举的干涉不仅侵犯了村民的民主选举权利，更是阻碍了村民自治实现的进程。要从根本上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保障村民的选举权落到实处，必须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整合利益机制，理顺利益关系

利益整合是调整村民与乡镇政府权力矛盾与冲突的关键，其核心是要明确政府的权力与服务意识。政府要改变“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以指标来考评干部的做法。乡镇政府要明确所谓的“政绩”不应该以牺牲村民自治权为代价，自己的利益诉求不应该以干涉村民選举为前提。

（二）加强村民自治权利意识、党政干部服务意识的培养

在我国农村，由于文化程度，传播途径的限制，再加上村民自治实行时间还不长，多数村民民主意识、自治权利意识淡薄，村民对国家关于村民自治的法律政策等不了解。[4]多数村民只有依靠负有宣传教育职责的乡镇党委履行职责才知晓，这就要求党政干部要改变过去“官”管“民”的思想，由过去的“管理”变为“服务”，切实履行自自己的职能，引导、指导好村民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同时，要引导村民树立权利意识，强化村民保护自己的民主选举权利的意识和对侵犯自己权利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意识。

（三）完善法律制度，提供制度保障

在法律上，要明确乡镇政府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具体权力，对乡镇政府职能等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以法律规定政府如何引导村委会选举、以怎样的方法和方式影响选举、以怎样的程序引导选举，以保证政府村委会选举提供有效、合法的指导，有效地解决《村委会组织法》缺乏可操作性、可执行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还要健全相关的关于政府侵害村民民主选举权利的救济制度。法律不仅要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要规定对这些权利的保障和权利受侵害时的救济方式。为了有效遏制乡镇政府对于村民选举权的侵犯，是要尽快建立和健全村民选举权的法律救济体系。在我国村民自治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所规定的内容多数为口号性质的规定，对于救济措施规定不详细。

要制止乡镇政权干预村委会的选举工作，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是根本，只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建立起来，才能促使政府更在法律制度的准绳内履行自己的职能，合理引导村民行使选举权。除了要明确法律法规作用的领域和空间外，还要树立党政领导人的服务意识，加强村民自治权利意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要政府和村民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配合工作，相信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会呈现出一番不同的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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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补偿金分配中的村民资格问题篇4

一、合法原则

在许多城市郊区, 集体土地征收中出现一种怪现象:为了在征地补偿中享有分配资格, 非婚生育、早婚早育、超生现象严重, 由于违法生育, 被计划生育执法部门征收社会抚养费及行政处罚, 最终分配所得的征地补偿金被计生部门罚没。乡镇政府、国土、计生等有关部门对征地补偿分配的指导、引导和执法的不作为及滥作为间接造成失去耕地和人口膨胀的双向严重社会问题。我国《婚姻法》规定了法定的结婚年龄为男方22周岁、女方20周岁, 该法提倡并规定男方24周岁、女方22周岁结婚为晚婚。为了遏制早婚, 除了大力宣传《婚姻法》之外, 在征地补偿金分配资格确定中, 应当体现《婚姻法》的精神, 引导村民合法结婚、鼓励晚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生育许可制度, 依法取得准生证后, 方可生育。在征地补偿金分配资格确定中, 应当体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精神, 要求依法生育、鼓励晚育。计生等有关部门对于早育、超生等违法生育应当“事前预防, 事后处罚”。此外, 在分配资格中还要体现男女平等原则, 反对重男轻女的做法。在《婚姻法》中, 离婚自由是一个原则, 但是, 在分配资格中, 一些人采取假离婚的方式钻分配方案的空子, 因此, 分配分案中应予规避。

二、保障原则

《土地管理法》规定, 农民的宅基地无偿使用, 承包地系无偿承包, 显示了土地系农民的保障资料。失去耕地和宅基地后, 农民便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在征地补偿金分配中应当确保每一位缺乏社会保障的本村村民享有分配资格。土地征收问题是我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客观现实, 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必须高度重视失地村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否则就会影响城乡一体化进程、影响经济发展、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影响社会稳定。中央三令五申, 土地征用不能出现“三无人员” (无土地、无保障、无岗位人员) 。

综合广州、深圳、西安等地成功做法, 笔者建议土地征收尤其是城市近郊区土地征收中, 通过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造, 村民变市民, 市民变股民, 拓宽保障渠道, 使他们不仅享有城市居民待遇, 而且在生活上更有保障。具体说, 征收后完善村民的六条保障线:一是“社保”, 解决无工作单位的农转非人员以城镇自谋职业人员身份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被征地人员已经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 资金转户后可以补缴纳入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实行同等标准的养老保险待遇;二是“医保”, 自愿参加新型合作医疗或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三是“房保”, 土地征收按人均一定面积的回迁安置, 每户至少安置两套住房, 一套用于居住, 一套用于出租, 村民都有稳定的房屋出租收益;四是“业保”, 中青年失地村民应有机会获得工作。对于改制企业、物业管理公司、集体商铺经营, 同等条件应优先出租给本村失地村民进行经营;五是“低保”, 对于改造后生活条件达不到最低生活保障的村民可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六是“学保”, 土地征收中, 优先安排教育教学用地, 做到教育用地不减少, 财政投入不降低, 教育资源均衡化, 切实缩小城乡差别, 失地村民子女就学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就学待遇, 体现公平的受教育权。

上述保障措施以及征地补偿金的分配中, 应当确保每一位失地村民获得相应的保障, 使得失地村民当下生活不降低, 长远生活有保障。

三、公平原则

承包土地和征地补偿金都属于社会保障性待遇。一些强势的农村家庭“出嫁女、入赘婿”结婚入户后, 如遇迁入地承包土地调整或者迁入地征地补偿金分配, 便取得承包土地或者享有征地补偿金分配资格。这样便出现了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两边享受双重保障性待遇的现象。由于家族势力导致分配不公, 会促使拉帮结派甚至涉入黑社会集团, 诱发犯罪, 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村民子女考取大学或攻读脱产研究生并不属于就业, 仍然享有村民分配资格。高校 (包括研究生) 毕业并不意味着必然就业, 在两年过渡期内, 学生档案及户籍仍然保存在高校, 视为尚未就业。毕业后如果未考取公务员、事业单位或者其他有保障的工作岗位, 过渡期满, 户籍及档案转回原籍人才交流中心, 大学毕业之后又享有征地补偿金分配资格。反之, 农村的高校毕业生考取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其他有保障的工作岗位 (即有接受档案权力的单位) , 再享有分配资格, 就破坏了社会公平, 会使一些村民对未来失去信心, 不利于农村的和谐稳定。

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农民观念、农民素质、经济状况等问题的复杂化, 村民资格界定难以采取统一的模式, 尤其在相关立法中无法作出具体规定, 使得征地补偿金分配纠纷大量产生,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笔者建议通过行政指导及村民自治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分配资格, 既反对撒手不管, 又反对行政干预。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确定分配资格时, 可以采取列举、强化及排除的模式。

(一) 列举条款

户籍在被征收土地所在村民小组, 且符合下列条件的享有分配资格:

1.在征收公告前, 依法办理结婚登记、迁入户口且取消原承包土地的人员;

2.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儿童;

3.在征收公告前, 计生部门已经对违法生育依法进行处罚的儿童;

4.原户籍在本地的在校学生、服役士兵、劳改劳教人员;

5.农业户口属本地常住户籍人口, 其非农业户籍的配偶经核准无住房的人员。

(二) 强化条款

具备下列情况的, 可增加1人分配资格:

1.在征收公告前, 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且取得准生证的;

2.持有独生子女光荣证的;

3.符合晚婚条件的单身未婚 (男24周岁、女22周岁以上)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