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合作（共3篇）
村民合作 篇1
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 作为我国基层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 对我国乡村社会发展乃至整个国家民主建设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 随着村民自治的逐渐深化, 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 其成长空间和制度推行引起学术界诸多反思和探讨。村民自治面临着“成长的烦恼”和“发展的困境”。事实上, 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制度安排要实现良性运作, 除了制度本身设计的合理以及制度之间的协调之外, 还需要与其生长的社会环境相匹配。一个村庄的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社会心理、行为方式是规制村民自治制度运作的重要因素。而农民的合作习惯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乡土资源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治的面貌。深化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有必要关注农民的合作能力问题。
1 当前农村推行的各项政策规制了农民合作的限度
农村的各项具体政策是决定农民合作能力的一项重要制度资源。
1.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使传统中的小农
意识得到新的重组和复苏, 农户的自利性倾向得到了强化, 进而弱化了合作能力
波兰尼曾将市场经济看做是“魔鬼的磨坊”, 他认为市场经济无所不在地将自身的机制渗透到现有的所有社会生活中去, 摧毁个体所依赖的各种社会屏障。市场机制突出强调的逐利观念和金钱意识, 使农民从传统的熟人社会中走出来, 进入一个陌生的场域, 与此形成的价值观、金钱观与竞争机制, 逐渐打破和摧毁了传统上因血缘、亲缘和地缘组合起来的农村社会的资本网络。农民逐渐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原子化个体, 并在市场经济中学会和强化了自利性倾向。随着农业税的废除, 农民从国家控制和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 从而更加倾向于内向型的利益保护机制。经过市场经济的渗透, 农户的自利性行为取向更加明显, 工具理性的经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广大农村的以共同体意识为主要特征的合作文化, 原有的共同意识逐渐趋向消解, “自我主义”日益形成主导农民行动的一个重要思想观念。在“自我”“自利”的支配下, 农民不能正确理解个人利益, 尤其不能从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理解个人利益, 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
1.2 新时期“政策下乡”的惠农机制及其个体导向, 使农户进一步的个体化、原子化, 缺少合作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 国家出台了各项惠农政策, 粮农补贴、家电下乡、农机下乡、建材下乡、新农合、农村养老保险等等, 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可。惠农政策往往直接指向农户个体或本人, 进一步将农户从集体管理和公共事务中剥离出来, 弱化村庄集体行动能力。许多农民认为:国家直补到个人, 跟村里没有关系了。这种“没关系”的背后, 说明农民对不涉及自身实际利益的集体事务不感兴趣了。所以, 一般的村庄治理如道路、卫生、村容村貌和综合治理等跟村民基本上脱离了关系。在农民的思维中, 一方面只要打理好自家的事就行, 对自家以外的事漠不关心, 既不愿出钱也不愿出力;另一方面, 农民认为农村的事情国家和政府早晚都得解决, 用不着自己操心, 进而形成了对农户政策的依赖和集体行动的惰性。
1.3 货币压力效应, 在行为动机上使农户从公共领域退回到私人领域、从集体合作到自我关注
货币压力是徐勇首先提出关于社会化小农的行为动机时采用的分析概念。现代市场使农户面临外部世界时, “家庭生产、生活、交往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步骤, 都需要以现金来购买服务和商品”, 而城乡之间的断裂和农村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滞后性无法提供如此之多的货币支出, 使农户“经常面临短期性货币支出压力和周期性财政赤字”。农户的行为动机往往以获取货币收入的最大化为目的。如何获得货币收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支出, 使得农户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增加货币收入上, 主要从事私人领域的市场交易行为, 从而进一步缩小了公共领域的参与和合作空间。这种社会化的过程是农村市场化的过程, 是高消费需求嵌入到外部环境与条件匮乏的社会机制中形成的。这种匮乏的社会机制, 就是指城乡的断裂而形成巨大时代裂缝, 即城乡处于相对不同的时代发展水平而形成的。所以, 城乡货币压力机制形成的农户自利性倾向和不合作动机是一个长时间的发生过程。
总的来说, 制度设计的偏向、市场经济的自利机制、惠农政策的个体导向和货币压力效应使得农村社会内部农民个体自利性倾向明显, 从而导致农民合作意向与合作能力的缺失。农民合作难成了村民自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2 村民合作难抑制着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
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制度, 在早期阶段, 因村民合作难而导致的民主参与不足尚不明显。随着村民自治的不断深化, 这一问题开始彰显出来, 进而成为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屏障。
2.1 村民合作难与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关键性环节, 也是整个基层民主的政治基础, 它决定着基层民主推进的深度与广度。而由于村民合作能力的缺失, 民主选举在目前表现为一种向下的“制度堕距”。集中体现为农民合作能力低下直接导致农民政治效能感的下降, 加大了民主选举的成本。村民作为原子化的个人, 是沉默的大多数, 缺乏共同体意识和协调的行动。面对选举票箱, 由于缺少了与其他选民的必要沟通与联合, 村民之间无法达成现代选举所需要的集体行动。而一旦村民以个体化的状态置身于选举, 个体力量的弱小使得村民对选票的意义产生怀疑, 进而否定选举本身。由此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农民越分散, 选举结果离他们的选举期待值就越远, 农民政治效能感就越低;反过来, 低下的政治效能感, 越发促使农民对选举失去信心, 更趋于离散化。于是, 许多地方出现了村委会不惜动用一切手段, 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甚至强迫的手段来让村民参与选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乡村民主选举的成本被无形拉大, 直接影响到选举的顺利进行。
2.2 村民合作难与民主决策
民主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其决策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乡村治理的绩效。而一项民主、科学的决策一方面需要村委会做最大限度的意见咨询, 广泛听取各方的建议;另一方面则需要村民以不同的形式主动参与到其中, 献计献策。而在农民合作缺失的乡土环境之中, 村民之间各自分散, 信息阻隔, 彼此之间难以形成现代社会所需的公共意识, 也很难具备通过一个民主组织或者一种民主形式来解决公共事务的能力, 这必然使得民主决策中的民主价值大打折扣。首先, 从村民关系来看, 民主决策易被某一家族或利益集团所操纵, 导致村庄治理的混乱。民主决策的要义在于其体现了各方利益的平衡, 然而农民合作缺失现状却将这种平衡局面打破, 使其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狭隘的小集团利益。在村治的实践中, 一个势力强大的家族或者集团往往成为决策中的主导力量。其原因就在于村民个体力量的弱小和合作的缺失无法形成一股与其制衡的力量。民主决策形式上的平等客观上为家族或集团实现自身利益提供了可能, 导致了决策内容的不平等。在这种条件之下, 决策更多的是从自家的便利出发, 而不会统筹整个村落的发展需要;其次, 从“两委”关系来看, 农民的分散所带来的决策困难为国家权力在农村事务中的渗透和过多干预创造了机会, 民主决策体现出过多的国家意志。在村庄内部, 一方面村委会作为村民的自治机构享有法律赋予的充分自主权;另一方面, 村党支部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言人又是事实上的村庄的最高权力机构。虽然二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但这却无法回避现实生活中二者就具体事件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机制自然彰显了民主决策的作用。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民主决策正是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博弈过程。而要实现真正的利益良性互动, 农民首先必须是作为一个整体以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而存在。否则, 农村社会就无法与国家强大的体制性权力相博弈, 其与国家政权之间只能是一种不均衡、不平等的互动。在许多农村, 民主决策流于形式, 村党支部书记一言堂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均衡性的生动写照。
2.3 村民合作难与民主管理
任何一个社区都存在一定的公共事务。在农村社区中, 对这些公共事务的管理构成了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农村社区的诸多公共事务中, 与农民生产生活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 莫过于村庄公共品的供给。公共品, 从经济学上讲, 是指那些具有消费上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的物品。非排他性是说, 公共品不能排除他人的消费。农村社区中存在大量不能排除他人消费的物品, 比如农村的水利、道路、社会治安、环境卫生, 等等, 这就构成了村庄的公共品。置身于村落中的每一个村民, 村庄公共品的供给程度与水平, 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现状与未来预期。当前的农村社会, 由于村民合作能力低下, 不能有效生产出公共品, 导致村庄公共品的供给严重不足, 从而阻碍了民主管理的顺利进行。
无论何时何地, 也无论何种类型的村庄, 公共品的供给始终与农民的生产生活休戚相关, 因此, 国家和社会就需要一种制度安排来生产村庄公共品, 解决村庄层面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而这种制度的安排, 都是以促进村民之间的相互合作, 有效克服村民的“搭便车”行为作为有力保障的。在我国传统社会中, 村庄宗族组织正是可以将村民联合在一起, 防止“搭便车”行为的一种制度安排。宗族组织不仅通过调动血缘认同和内化道德规范来起作用, 而且可以通过强制性力量来起作用, 宗族在某些层面可以与国家分享使用暴力 (强制力) 的合法性。随着现代性因素的冲击, 尤其是国家垄断暴力, 宗族等地方性组织都已经失去了控制力,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大多只能依托国家正式的行政设置来解决, 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正是这样一种制度设置。分田到户以后, 尤其随着农业税的取消, 国家转而通过“一事一议”制度来解决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在当前农民合作难的前提下, 在农村“一事一议”制度缺乏国家刚性约束力的制度背景下, 在村庄层面防止“搭便车”的办法仅剩下农民的信念和村庄舆论的现实基础上, 必然演绎出这样的结果:“搭便车”的人不仅可以不劳而获, 白白占了他人的便宜, 而且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和制裁。这一尴尬的现实破坏了村庄内的公正, 势必引发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从而破坏掉整个村庄的秩序。此种背景下, 即使大多数人都能从合作结果中受益, 合作也很难实现。正如贺雪峰描述的那样:在一些村庄, 虽然所有村民都可以从修路架桥中获得好处, 但由于他们无法阻止少数人的反对而使得村庄决策不能达成, 达成的决定也无法实施。其结果是村庄道路破败、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无人过问, 村级治理处于无序之中。也就是说, 村庄公共品低水平的供给状态, 使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管理根本无法实现, 或者是有名无实, 形同虚设。
2.4 村民合作难与民主监督
农村实行村民自治, 国家对农村基层自身政治生活的介入减少, 公共权力产生偏差的可能性增大, 民主监督因此成了实现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和保障。而在民主监督的运行中, 农民合作难同样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可以从监督主体和监督途径两方面来进行考量。从监督的主体上看, 村民力量分散, 缺少经常的集体行动, 无法构成监督的主体要件。监督要发生作用, 其首要前提在于监督者必须拥有足够的力量以对被监督者形成一种威慑。一旦监督者过于弱小无法对被监督者产生实质的影响, 那么监督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在现实乡村社会中, 农民主要精力放在私家利益上, 除非有涉及自身直接利益的重大决策, 一般情况下村民不会因监督村庄事务而达成经常性的集体行动, 在这里, “直接单独”一词成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关键词语。而单个、分散的村民对村干部是构不成威慑的, 村干部真正畏惧的是农民的集体行动。再从监督途径来看, 目前村级民主监督采用的主要方式是村务公开, 《村委会组织法》也用了大量篇幅对村务公开的形式、内容作了具体而又明确的规定。然而, 在缺少村民联合力量的威慑下, 村干部行为的随意性增大, 村务公开“避实就虚”的现象大量存在, 对于村庄财务等敏感性事项公开比较笼统, 而群众关注的村级收支、干部报酬等热点总是一带而过, 只公布总数, 没有收入, 支出的具体明细。诚如有些村民所说:“村务公开是在走形式, 看上去是公开了, 实际上公开的内容是假的, 真的都没有写上去, 我们不相信他们 (村干部) 公开的内容”。村干部把村务公开当成了应付上级检查和群众的一个手段, 而不是确保村民的知情权。因此, 只有在村民集体行动存在的前提之下, 村民才能获得村务公开的主动权, 村务公开也才能具有实质意义。
3 创设民主合作路径, 深化村民自治发展
我国农村社会在经历了传统资源累积、社会主义改造和市场经济冲击之后, 伴随着后税费改革时代的来临而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传统分散独立, 到行政化合作, 到市场性放任, 再到政策性培育, 如今的农民不再具有强烈的合作意识, 而是走向了自利性的独立个体。在新形势下, 如何让原子化、独立、自利的农民在民主化进程中实现合作自治, 是村民自治的本质性要求, 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目前真正实现自治和解决治理困境的关键所在。从本质上讲, 农村的发展不仅需要农民具备较高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较强的民主参与能力, 更重要的是形成整体性的民主合作机制, 这样才能将民主参与意识和民主参与能力有效地运用到新农村建设中来, 才能真正促进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为此, 就必须积极创设民主合作的各种路径。
3.1 组织化路径
农民需要合作, 合作需要组织, 这是一个基本共识。在这一共识之下, 组织农民合作与农民合作组织, 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构成组织化路径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方面。组织农民合作的立足点在于:单个分散的农民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也缺乏合作能力, 需要通过外部性力量将农民组织起来。因此, 组织合作凸显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促进农民的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 包括组织的形式、动员的形式、培训的形式、政策的形式和法律的形式等等。合作组织的立足点在于:随着农村的发展, 农民在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并形成了自己的组织, 为此需要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和规范。所以, 合作组织强调的是通过在农村建立一些具有合法性的组织来促进农村和农民的发展。这里特别要一提的是, 农村基层组织作为一种现存的, 而且一直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起着基础作用的乡村组织, 是促进农民合作的一个现成有效的载体, 在9亿农民户均不足0.67hm2的土地上, 基层组织不仅可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基本公共品, 而且可以为农民提供各种方便。顺势而为, 以发展农村基层组织来解决农民合作问题, 理应成为组织化路径建设的主导思路。
3.2 资源化路径
在农民合作生成的过程中, 村庄内生资源和国家外生资源是两种重要的动力因子。村庄内生资源, 在这里也可以称为内生秩序, 是指靠自发力量生成的农民合作行动, 它是以村庄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为背景, 经过长期生产生活实践而固定下来的为大多数村民所接受的行为准则及由此形成的合作关系。简言之, 就是由村庄内部“自发的秩序”支配下形成的农民合作。内生资源来自村庄内部的传统、习惯与现实需求, 它受村庄地方性知识及生存理性选择的支配, 因而具有浓重的地方性特色。国家外生资源, 在这里也可以把它称为外生秩序, 是指靠外部力量推动的农民合作行动, 它是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强制下, 经过国家行政干预而固定下来的为大多数村民所接受的行为准则及由此形成的合作关系。简言之, 就是国家外部“人造的秩序”干预而形成的农民合作。为促使农民合作行为的生成, 我们需要形成一种“互动模式”, 即:村庄内生资源与国家外生资源相互促进的农民合作行为模式。内生合作秩序必须依靠外部资源的支持, 缺乏外部资源支持的内生秩序极不稳定。为了获得乡村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合作秩序, 必须通过依托国家外部资源的支撑和干预, 促进村庄内生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同时, 国家外生秩序必须以村庄内生秩序为基础, 缺乏内生秩序支持的外生秩序难以持续。只有形成内生资源和外生资源共生并存的互动模式, 才能推动农民合作能力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 资源化路径为村民自治创设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通过内外互动, 来推进农村社区的“善治”进程。
概而言之, 村民自治中农民合作难问题的出现不能直接归因于某一个或几个因素, 它是各种环境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 问题的解决不能只依靠某一方面的努力, 它既是一个综合治理的过程, 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即我国现代化逐渐完善和完整的过程。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 如何推进基层民主的深化与发展, 以解决现代化带给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参考文献
[1]徐勇, 村民自治的成长:行政放权与社会发育——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5, (02) .
[2]邓大才, 社会化小农:动机与行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6, (03) .
[3]陈明, 家电下乡背后的实践困境——基于陕西省七个村的实证调查[J].桂海论丛, 2010, (04) .
[4]孙立平, 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5]费孝通, 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6]贺雪峰, 乡村的前途[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
[7]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村民合作 篇2
——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
第二十一条 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
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召集村民会议，应当提前十天通知村民。
第二十二条 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法律对召开村民会议及作出决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召开村民会议，根据需要可以邀请驻本村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组织派代表列席。
第二十三条 村民会议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评议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有权撤销或者变更村民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有权撤销或者变更村民代表会议不适当的决定。
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评议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撤销或者变更村民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第二十四条 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
（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
（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
（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
（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
（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
（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
（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
（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
（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
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
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设立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和村民代表组成，村民代表应当占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五分之四以上，妇女村民代表应当占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
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村民代表的任期与村民委员会的任期相同。村民代表可以连选连任。
村民代表应当向其推选户或者村民小组负责，接受村民监督。
第二十六条 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代表会议。
村民代表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员参加方可召开，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第二十七条 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
第二十八条 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应当有本村民小组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
规范村民建房致村民的公开信 篇3
您们好!
为进一步规范全镇规划建设管理秩序，防止乱占滥用耕地，及时发现、制止、查处、打击各种违法建设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合法利益，促进土地资源合理有序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现将农村用地与村民建房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房原则
1、根据现行政策，每户村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新建住宅必须控制建筑面积的层高，其中占用耕地的，每户不得超过120平方米;占用非耕地属村内空闲地和老宅基地的，每户不得超过180平方米;住宅层数符合规划要求。
2、村民建房原则上鼓励以拆旧建新为主，不得占用耕地，坚决不能占用基本农田。
3、村民建房必须先批后建，必须符合村民建房条件，坚决做到五个不批即不符合规划要求不批;未承诺拆旧建新的不批;现有宅基地超过规定面积不批;不具备分家立户条件的不批;原住宅出售、出租或赠与他人的不批。五个禁止即禁止倒卖集体土地建房、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建房;禁止建新不拆旧，禁止未批先建、批小建大、批此建彼;禁止违反城镇规划、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规划建房。
4、不经批准进行建设的，由镇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正的，依法强制拆除。
二、审批程序
1、村民向所在村委会提出申请，填写《村民建房申请表》和《村民建房审批表》，经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理事会同意，由村民小组签署意见。
2、村民委员会初审，并在本村组公示七天，公示内容包括：
(1)申请人(夫妻)双方姓名;
(2)家庭人口、原有房屋宅基地情况;
(3)申请建房的位置、四至界址、地类、面积、户型和层高;
(4)公示的期限;
(5)有异议的处理方法、途径。
3、公示无异议后，由镇土管城建办、国土所、规划所、村委会联合派人实地踏堪会审，符合建房条件的依法审批;不符合建房条件的，由国土规划所将不批准的决定告之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4、经镇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报县人民政府批准，由县规划局，国土资源局审批取得相关证书后，镇土管城建办、国土所、规划所和村委会派人到现场放线后方可开工建设。
三、实施监督
对有以下情形的欢迎社会各界和村民朋友的监督、举报。
1、未经批准既开工建设的`;
2、在基本农田上建房;
村民朋友们，当前国家正在推行不动产登记制度和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抵押等各项惠农政策，请你们及时依法审批，做到手续齐全，以便更好的享受到国家的政策红利，我们也将严格执行政策、规范程序、做到公开公正，并加大对违法用地的查处力度，使我镇的土地管理走向良性轨道，望广大群众自觉配合和监督，为全镇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