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解工作计划

大调解工作计划（共9篇）

大调解工作计划 篇1

2011年建设办事处“大调解”工作计划

为切实维护一方社会稳定，全面推进大调解工作，进一步强化村居社区调解室建设等基层基础工作，有效防止和及时调处社会矛盾纠纷，建设办特制定2011年大调解工作计划，具体如下：

一、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主动适应新形势下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区域社会治安格局以及社会矛盾主题演变格局，在充分发挥基层调委会第一道防线作用的基础上，以大调解专业化调处新机制建设、专职化调解队伍建设为抓手，以提升大调解调处效能建设为突破口，进一步推进特色调解，全面深化“公调对接”、“检调对接”、“诉调对接”等机制建设，着力构建多元化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平台，维护一方社会和谐稳定。

二、目标任务：全面提升大调解工作的效能，确保我镇大调解工作在全县创优。

三、重点工作：

1、强化组织建设，提升专业化调解水平。镇调处中心切实加强对村（居）和企事业单位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不断提高基层调解人员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水平。通过以会代训、业务培训、庭审观摩、担任人民陪审员等方式，进一步提升调解员的法律知识、调解实务、岗位技能等综合素质，建立一支首席调解员队伍、一支专职

调解员队伍，推进调解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实行调解员任前培训、定期培训和持证上岗制度。努力探索“星级调解员”评定机制。

2、完善对接机制，拓展化解矛盾纠纷的渠道。一是全面深化“公调对接”机制建设，镇调处中心与派出所、警务室与村居调委会两个不同层面的有效对接。二是着力提升“诉调对接”整体水平。进一步健全和优化对接工作运行机制，大力推行诉前调解、委托调解与协助调解，做到能调则调，案结事了，进一步提高调解的质量和效果。三是全力构造“其他对接”工作机制。要以“大调解”中心为主线，继续完善“援调对接”、“访调对接”机制，探索建立“劳调对接”等新机制。通过对接机制的建立，真正实行化解矛盾纠纷资源的再整合、调解职能优势的再联合、调解合力的再聚合，进一步提升大调解整体效能。

3、优化运行质态，增强处置矛盾纠纷的能力。一是完善排查预警制。坚持对矛盾纠纷的受理调处与主动排查相结合，镇每半月排查一次，村居每旬排查一次，实行“有矛盾报纠纷、无矛盾报平安”的“零报告”制度。要以“服务群众、改善民生”为重点，积极主动地化解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群体性矛盾纠纷，不断提高调解的成功率，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二是完善听证对话制。镇调处中心要完善听证对话规则，进一步规范听证对话的内容、方式和程序，提升组织水平和实际效果，在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上下功夫，努

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三是深化特色调解制。在充分发挥镇大调解中心龙头作用和基层调委会第一道防线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老干部巡回调解工作队”的特色做法，完善“五心”（热心、诚心、细心、耐心、公心）调解法，巩固劳资预警机制，在保障企业正常运行的同时，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为保一方平安奠定基础。

4强化基础建设，提高规范化建设水平。一是遵循严谨、便民、高效的原则，严格依政策、按法律、照程序调处矛盾纠纷，确保调处工作有章可循。二是建立季度工作例会制度，交流阶段工作情况，分析矛盾纠纷态势，研究重大疑难纠纷调处方案以及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等。

5、严格奖惩考核，提升工作绩效。年底，根据各单位及调解人员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调处实效，参与全县优秀调委会、优秀调解员等评比活动。同时，对因排查不及时、调处不力或隐瞒情况而发生民转刑案件和群体性事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严格落实“一票否决”，实行责任倒查。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日

大调解工作计划 篇2

一、“大调解”工作体系操作规程问题

虽然“大调解”工作体系建立了至少三级以上的以人民调解为主导的调解网络平台, 然而各级调解组织职能分配和职责定位尚不够明确。如甲乙二村村民因相邻纠纷引发的打架造成一方村民轻微伤事件, 可能甲村或乙村村级组织在受理调解, 也有可能是地方公安派出所或司法所在受理调解, 如果出现信访, 可能是市联调中心在受理调解。笔者认为, 这是认识上的误区, 就像一个电脑网络系统分为前台、中端和终端, 如果每个环节均接收、识别、处理同一信息, 就会导致整个网络系统的混乱一样, 结果只能是无法正确地处理这个信息。因此, 保证“大调解”工作体系正确、高效运行, 必须像“两院”一样制订操作规程, 从制度化层面来加以解决。

(一) 信息畅通网络共享

“大调解”工作体系正常、高效运转必须建立在信息畅通的基础上, 而信息畅通必须依赖于互联网的建立和完备。县市级联调中心设立网上案件管理中心, 联接乡镇 (街道) 联调中心和各级调解组织 (终端) , 形成“大调解”工作体系内部局域网。二级联调中心必须设立专职网管员 (可兼统计员) , 及时将网上信息提供给领导决策并将结果反馈给信息发布者;同样的, 专职网管员负责将领导交办的案件通过网络发送给各级调解组织。各级调解组织设立内勤 (可兼职) 将案件受理、办理情况及时输入, 供局域网成员单位共享。通过局域互联网建设, 达到打开电脑, 全市联调工作一览无遗的程度。

(二) “大调解”工作体系操作规程设制

“大调解”工作体系操作规程由总则、管辖、调解程序和附则组成, 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法律适用) 为保证“大调解”工作体系操作有序规范, 提高调解组织工作效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大调解”工作体系解释) 本规程所称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是指以县市级为单位, 建立县市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中心、乡镇 (街道) 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中心、村社区 (居委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专业调解委员会和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的调解组织以及民间“老娘舅”调解工作室等, 采用“网格式管理组团式服务”的模式, 化解社会各类矛盾纠纷的工作体系。

第三条 (调解原则) 以调解形式化解社会矛盾应当坚持下列原则:

依法自愿原则;明辨是非、分清责任原则;公开公正、公平合理原则;接受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指导原则。

第四条 (“大调解”工作体系管理模式) 市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中心负责全市调解工作, 乡镇 (街道) 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中心负责本辖区的调解工作, 其他各调解组织各司其职、联动配合。

第五条 (调解员聘任) 调解员聘任由市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中心负责实施, 聘任期为两年, 到期后可续聘。聘任办法由市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中心另行规定。

第六条 (调解主持人) 矛盾纠纷案件的调解由聘任的调解主持, 按照调解程序进行详细的书面记录并制作调解书。

第二章管辖

第七条 (属地管辖) 矛盾纠纷案件以乡镇 (街道) 为辖区实行属地管辖, 其中一般矛盾纠纷案件应当以村、社区 (居委会) 为辖区管辖。

第八条 (专属管辖) 矛盾纠纷案件涉及专业性、行业性或行政性的, 由专业性、行业性或行政性调解组织管辖。

第九条 (特别管辖) 突发性、群体性纠纷及市级信访交办案件由矛盾联合调解中心负责管辖。

第十条 (首问责任) 当事人向调解组织申请解决矛盾纠纷, 调解组织经审查后发现无管辖权的, 应当立即联系有管辖权的调解组织或向共同的上级联调中心请示, 即时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调解组织受理。

第十一条 (指令管辖) 有回避情形或有管辖权的调解组织不宜调解的案件, 由矛盾联合调解中心指令某调解组织管辖。

第十二条 (首问管辖) 双方当事人不在同一辖区, 由首先收到调解申请的调解组织管辖, 并及时通知另一当事人辖区的调解组织。

第三章调解程序

第十三条 (程序启动) 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因矛盾纠纷请求调解组织调解的, 应当书面或口头提出申请, 口头提出申请应当由调解员记录并由当事人签名;一方当事人要求调解的, 应当提供对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并提交相关矛盾纠纷的基本证据。

第十四条 (调解组织受理) 调解组织收到当事人申请后应当立即审查, 在管辖范围内符合调解条件的应当立即受理, 不符合调解条件的可告知到二级联调中心咨询;不在管辖范围内的, 应当立即与有管辖权的调解组织联系, 告知当事人向该调解组织申请。

第十五条 (联调中心受理) 二级联调中心收到当事人申请后应当立即审查, 符合调解条件的应当立即受理, 除决定自行办理外, 按照管辖范围将案件交办给调解组织并告知当事人;不符合调解条件的, 应当引导当事人诉讼或通过其他渠道实现利益诉求。

第十六条 (调解期限) 调解组织受理当事人调解申请后应当在7日内组织第一次调解, 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组织的, 最多可延长7天;案件调解一般在1个月内办结。

第十七条 (联调中心参与) 调解组织在调解过程中遇到困难要求联调中心派员参加指导的, 联调中心应当派员参加, 保证案件及时调处。

第十八条 (联动调解) 调解组强针对某一案件要求其他调解组织联合, 可自行联系该调解组织或向联调中心报告, 该调解组织应当派员参加。

第十九条 (调解预案) 调解员受理案件后应当认真分析案情, 案情复杂、疑难的, 应当邀请专家库人员召开认证会, 通过认证会制定调解预案。

第二十条 (调解基本程序) 调解应当在调解员的主持下由书记员记录, 按下列程序进行:

1.书记员核对当事人身份, 宣布调解纪律。

2.调解主持人宣布调解主持人、其他调解员和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宣读委托书;宣布调解开始。

3.在调解主持人的主持下, 由申请人 (委托代理人) 的申请人 (委托代理人) 先后发言;举证责证;主持人认证和总结;双方辩论;进行调解。

4.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 制作调解书, 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生效;主持人征求当事人意见:是否共同申请人民法院确认调解书效力, 如果申请当场提出。

5.当事人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主持人宣布休调, 告知再次调解时间或调解终结。

6.主持人宣布调解终结的, 应当引导当事人诉讼或正规渠道提请诉求, 并提醒当事人依法行使权力, 及违法承担的后果。

第二十一条 (调解终结) 下列情形调解终结:

1.被申请人经多次通知拒绝参加调解并经上门工作后仍拒绝接受调解的。

2.经调解, 双方争议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

3.其他没有必要再次调解的。

第四章附则

第二十二条 (调解对接) 诉前调解委员会, 轻微刑事检察调解委员会, 行政调解组织适用本规程规定。

第二十三条 (解释) 本规程由市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中心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实施日期) 本规程自年月日开始实施。

上述操作规程只是笔者原始构想, 现实操作尚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二、诉调对接问题

根据法院系统和司法行政系统的统一要求, 各地均成立了诉前人民调解委员会, 其基本职责是符合法院受理条件的简单民事案件 (主要是争议标的较小的财产、债务纠纷) , 在受理前征求当事人意见, 是否由诉前调委会先行进行调解, 如果原告同意, 则由原告申请调解, 如果调解成功, 由法院对调解书效力予以确认。据笔者调查, 诉前调解在实践中的效果普遍不理想, 主要存在下列问题:一是申请人要求调解的数量有限;二是申请人经通知后愿意参加调解的数量有限;三是调解成功的数量有限;四是调解成功后经法院确认效力手续烦琐, 有的法院违背程序直接制作调解书。

笔者认为, 诉前人民调解委员会没有必要存在, 理由如下:

第一, 诉前调解是在法院受理前征求原告意见, 经原告同意后实施, 形式上似乎自愿, 实际上是被动的, 一旦调解不成再向法院起诉, 不仅延长了诉讼的周期, 而且导致原告失去了最佳诉讼时机, 可能由于一开始诉讼保全的延误, 导致判决结果无法执行。

第二, 人民调解可以替代诉前调解 (当然也是人民调解) 。设立诉前调解的目的是基于减轻人民法院工作压力和方便群众权力实现, 事实上二者均没有做到, 而人民调解早已家喻户晓, 当事人如果选择人民调解解决纠纷, 在诉求和效率上完全没有障碍。

第三, 法院庭前调解可以替代诉前调解。按照法院办案规则, 民事案件在开庭前可以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 如果调解成功, 即可制作调解书, 案件以调解形式结案。事实上, 法院庭前调解不仅在时间上紧凑, 而且由于法院的权威和公信力, 调解的成功率远大于诉前调解的成功率。可以说, 诉前调解化十倍的力气不如庭前调解化一成力气, 更何况即使调解成功还要申请效力确认, 法院还得审查确认。

第四, 资源的浪费。人民调解资源有限, 经费紧张, 单独设立诉前调委会从人财物投入跟实际工作效果极不相称, 无疑是一种浪费。

三、检调对接问题

所谓检调对接是指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和被害人, 经特定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赔偿协议, 取得被害人谅解, 从而法院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从轻处理的一种制度。主要存在下列问题。一是调解主持人既非法官也非检察官, 对案件的最终结果无法把握, 因此调解时缺少底气, 往往浮于表面, 影响调解成功率;二是检察院没有从制度化层面规范应当检调对接的案件类型和范围, 随意性比较大, 影响公平公正;三是调解结果与判决结果不对称时, 当事人意见大, 如果尚有未履行部分往往拒绝履行, 以致重新诉讼, 给当事人增加讼累。

鉴于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

第一, 建立联合调解制度, 检察和法院要指定专人负责该项工作, 调解组织调解前应当召集法官和检察官详细研究分析案情, 对判决结果要有比较准确的预见, 然后区别情况进行调解;调解时法官的检察官要共同参与, 增加调解公信度, 提高调解成功率。

第二, 检察院要制订《检调对接案件适用范围》和《经检调对接后取得被害人谅解的轻微刑事案件不诉规定》, 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第三, 法院审判案件时要充分考虑调解时对当事人的能承诺, 对初犯、偶犯、过失犯和青少年犯罪, 如果调解成功取得被害人谅解的, 应当从轻判处刑罚。

第四, 经调解, 被告人 (家属) 与被害人 (家属) 达成赔偿协议分期履行的, 应当申请法院对调解书效力进行确认, 防止判决后当事人反悔。

四、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冲突问题

所谓行政调解是指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的调解组织或确定的调解员, 在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的范围内,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 按照一定的行政程序组织协调, 解决争议的过程。当事人双方可能是行政机关及其相对人, 也可能是相对人双方。“大调解”工作体系中的行政调解主要是行政机关主持的对双方当事人争议或纠纷的调解。但是我们不妨从深层次考虑一下, 人民调解可不可以取代行政调解?笔者认为, 人民调解不能取代行政调解, 理由如下:

第一, 行政调解是行政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的一种权力和职责, 有严格的组织机构和程序要求, 如果不按照执行即是违法。如《劳动仲裁法》规定了仲裁员的资格要求, 解决劳动争议的程序要求, 而结果上要求制作裁决书和调解协议, 并加盖劳动仲裁委员会公章。如果采用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不仅有违法嫌疑, 甚至调解结果的效力也成问题, 如果申请法院确认效力, 法院如何确定?再如, 交通事故处理是《交通法》赋予公安交警的职责, 以调解终结书送达日作为当事人向法院诉讼时效的开始, 如果以人民调解终结, 时效如何计算?

第二, 行政调解具有极强的专业性, 如果以人民调解取代可能造成认识上的偏差, 导致结果的偏离。

第三, 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的职责, 如果以人民调解取代, 可能引发“行政不作为”行政诉讼。

第四, 行政调解的主体是行政机关, 也就是说人民调解尚有主体资格, 所以最多只是配合的角色。

五、法律监督问题

“大调解”工作体系中没有规定对人民调解的法律监督, 笔者认为应当加以规定, 以保证制度的完整和对当事人或案外人提出的错误人民调解协议及时得到纠正。检察院民行检察部门接受该类案件当事人或案外人的投诉并进行调查, 发现问题, 及时提出检察建议, 确保“大调解”工作合法规范有序。

六、结语

上海的“大调解”实验 篇3

上海市宝山区司法局局长周有根的文卷柜里放着两摞一尺多高的卷宗,每本卷宗都被牛皮纸包裹,上面印有“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字样。

2010年9月6日,周有根从卷柜里捧出一摞卷宗,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你可以随机抽几本卷宗,抽到哪里就去哪里采访。”

此前的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人民调解”这一旧事物以“强悍”的姿态重回公众视野。

但上海在2006年,其辖下宝山区司法局就把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进行对接,先后与法院、检察院、公安、信访、房地、劳动保障等职能部门联合出台委托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并在法院、信访、交警支队、劳动仲裁等部门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提供调解服务。

“这就是所谓的‘大调解,指的是由党政主导,政法委牵头,各部门参与以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充分发挥作用,互相衔接配合的一种工作体系。”9月13日,中央综治办协调室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

随着近些年来社会矛盾的增多,基于维稳需要,中央政法委鼓励各地探索解决矛盾的治理模式。作为沿海发达城市的上海,比较早地开始了“大调解”的实验。

“2009年,全市基层法院有1/3的案件没有进入诉讼程序,而是通过调解途径解决掉了。”9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维稳需要

2004年前后,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关键的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刑事案件高发期,敌对斗争的复杂期”。

“我们党的内部文件从来都不会把人民内部矛盾列在头条的。”当时的吴志明明显感觉中央政策有大的调整,“中央提出‘三个期,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评估,‘人民内部矛盾的凸显对于政法机关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

面对“三个期”的凸显,如何缓解社会矛盾成为各地政法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

吴志明突然想起上海原有的10万调解员,有了一个新的思路,“这些人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可在街道社区设立调解室做社会工作,并且做的层次各有侧重。”

上海市政法委随后研究制定策略,最终推出“大调解”体系,希望借此应对高发的“三期”。

自2003年以来,上海市推进民事纠纷、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工作,促进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推进治安案件、信访事项委托人民调解工作,促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衔接配合。

上海特色的“大调解”工作模式,使大量矛盾纠纷在进入司法渠道之前得以化解。据统计,2009年上海市人民调解组织共化解16万件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97%以上。

在接受采访时,上海市政法委研究室主任徐秉治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了“成功”的奥秘所在:调解是双方都自愿的,不存在强迫问题。而法律是刚性的,判决也是刚性的,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最后导致“判后不服”现象层出不穷。相反,经由人民调解完后,很少发现当事双方再有“翻烧饼”(反悔)的。

徐秉治举例说,两个人有经济纠纷,法院判决后,按理说败诉方应该执行法院判决,但是有的败诉方就怀疑法官有问题,开始不断上访,从基层到市里、省里甚至告到中央。

“‘胜败即服是一种理想模式,现实中很难做到。司法途径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渠道。”徐秉治颇有些感慨。

做大“解压阀”

2006年宝山区司法局开始推行人民调解与诉讼制度对接时,法院是有抵触情绪的,甚至个别领导说法院办公地方很紧张,让调解工作室到法院外面去租办公室。

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认为,法院之所以有抵触情绪,是因为长期受‘当判则判的思想影响比较深重。

“不久,上级政法委规定,法院委托人民调解的办案率要达到15%,达不到考核标准就不合格。法院为了评先进必然要转变思路,给人民调解让道。”上述知情人表示。

周有根则认为,是面临越来越大的审判压力促使法院最终愿意和司法局合作,“法院搞民事审判大概有四五十人,每年要审理8000～10000案件,压力可想而知。”

去年,上海市宝山区法院受理一起骨灰盒纠纷案件:在宝山区某镇,由于弟弟没有告知哥哥父亲去世的消息,哥哥遂将弟弟告上法院。法官很踌躇,一是履行标的很难确认;另外,如果强行判决,将会导致一系列矛盾后果发生。法院人民调解室接过这个案件后,经过细致的说服,最终使哥哥撤诉,化解了一起家庭内部矛盾。

周有根据此认为,以人民调解柔性的力量来弥补它刚性的不足,这既是继承传统也是新形势下的创新,这个“解压阀”仍需做大。

做大“解压阀”的想法,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过度强化调解功能,司法权威是否会受到挑战。更有专家担忧,人民调解的权力化倾向进一步强化,可能不利于法治。

苏州大学教授周永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调解组织的正规化、权力对人民调解过程的介入和对调解协议效力的维护,使原本自治性质的人民调解具有了强烈的权力色彩。

宝山区司法局挂职副局长、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光贤则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担忧,或者说是司法正统主义的表现,认为但凡纠纷,必须由法院来判处。“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调解根据自愿原则进行,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法院起诉,所以说调解是选择性而非替代性的”。

我们始终贯彻自愿这个前提,没有强制,何来权力被强化呢?”周有根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在委托制的基础上,是政府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所以绝不是强制”。

王光贤举例分析说,自愿原则下的调解是不会损害司法权威的,比如某些类型的相邻关系,双方的让步是为了以后换取更好的和睦发展空间,“难道非得黑白分明的司法判决才对当事人公平,才真正解决了纠纷?”

2009年7月10日,家住在上海市宝山区宝钢三村的曹红娟带着5岁的孙子高斯民去外面玩时,被另一个孩子徐文斌撞到,导致脸部左眼下方1厘米处撕裂性创伤。

在与徐文斌的父母沟通无果后,2009年9月初,曹红娟一纸诉状将徐的父母告上宝山区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宝山区法院委托宝山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联调委”)进行调解。

调解员杨秀芬开始在和曹红娟接触时,曹红娟的情绪一度十分激动,话未出口泪先流,表示不愿意调解,希望法院能够尽快判决。

杨秀芬开导曹红娟,“如果法院硬性判决的话,赔偿费用也不一定比调解数额高,同时法院判决要以司法鉴定意见书为准,如果能降低赔偿要求,与被告达成协议,可以省下一笔鉴定费。”

杨秀芬接着指出厉害关系,“法院如果判了,你们就结成冤家,在一个小区住,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还是和解的好”。

这番话也正是曹红娟所担心的。经过几番来回调解,终于使原被告双方在人民调解室达成协议,被告一次性给付原告5000元人民币,并由宝山区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

2010年9月8日,高斯民的爷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法院调解完不久,被告就把赔偿金给付了,并且两家关系也没有闹僵。

刚从法院退休不久的法官、宝山区法院调解工作室王姓调解员据此说,有的当事人实际上是碍于面子才去法院起诉的,调解在某种程度上照顾到了双方面子,使矛盾不至于继续恶化。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确立“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后,在学术界曾一度引发争论。有学者发表文章称“调解将弱化法治”,甚至更有学者批评说“调解优先,公平退后”。

对纠纷解决机制颇有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福华表示,如果法院处理纠纷过多使用“调解”方式,那么法院“判决”这种司法公共产品就会减少,从而导致法官审判经验减少,甚至会出现一些法官为了规避问题,就会牺牲公平正义。

在采访中,一些法院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最高法院的工作原则由原来的“当调则调、当判则判”转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可以理解为是对“唯法治论”的纠偏,大调解是化解法治后遗症的。

权宜之计?

8月28日《人民调解法》通过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副主任扈纪华对“大调解”也进行了定义:是指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它们都是通过第三方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通过疏导、说理来解决纠纷,达成协议,矛盾得到解决的一个方式。

扈纪华表示,在有些地方,“大调解”已经开始摸索、试行、实践。在一个时期的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再考虑相关的立法问题。

9月6日,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司长王珏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按照中央的要求,大调解是中央政法委布置的一项党的工作,是为了维护稳定的需要。

“多元化的诉求,需要多元化的解决方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心主任范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调解”要改变的是过去在社会治理方面过分依赖“法律至上”,希望当事人自身参与,采用灵活的方式,改变法律的僵化。

“现在的制度特点就是各自为政,比如司法部门、行政部门、民间解决纠纷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在一定时候是有竞争的,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去争夺,配合不够。”范愉认为,“大调解”使各部门形成合力,比如由政法委牵头,使相对独立的系统得以整合。它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不是单纯地把纠纷放到法院去,靠司法解决问题。

有些人担心,过多强化调解是否会导致法院社会化的倾向。王福华介绍说,这种担心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以法治著称的美国为例,近几年90%以上的民事案件没有进入庭审程序,而是通过诉外和解和诉内调解处理,美国学者对审判衰弱化也表示很担心。

“现在有些地方推行的‘大调解模式值得商榷。”王福华进一步说,“这种模式不值得推崇的地方在于它沿袭了全能体制国家的传统,被国家权力牢牢控制,用尽所有的物质、经济、组织的资源。”

王福华通过翻译有关全球纠纷解决机制的国外法学著作发现,国外更加注重强调调解组织的非营利性、中立性和自主性。

因此他认为,调解可作为转型时期的权宜之计加以利用。“西方发育相对成熟的市民社会,市民调解和社会化调解是市场运作、引入社会力量加以调节,非营利部门参与。而我们国家距离市民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吴志明颇不认可“权宜之计”的说法,“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大调解体系。”

“大调解”工作实施意见 篇4

意见

为认真贯彻上级部署，全面落实各项措施，有效预防、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经牧场党委研究，现就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联动 “大调解”工作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大调解”工作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

（一）总体要求：围绕全牧场工作大局，构建由党委统一领导，综治机构综合协调、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及时把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有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基本原则：坚持统一领导、协调一致原则，统筹解决“大调解”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条块联动，形成合力；坚持依法调解、公正高效原则，注重法、理、情的有机统一，提高调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坚持调解优先、尊重自愿原则，把调解贯穿于解决民间纠纷、处理行政争议和司法诉讼的全过程，引导当事人互谅互解。

（三）工作目标：建成覆盖牧场、村（队）和各部门、各行业的调解组织网络，实现调解工作全面覆盖。实现“小纠纷不出村（队）、大纠纷不出牧场、疑难纠纷牧场解决，防止重大群体性事件、恶性“民转刑”案件和集体赴乌进京上访案件发生，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二、全面构建“大调解”工作机制

（一）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作用。人民调解由牧场党委牵头，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密切配合，围绕当前的难点和

热点问题，充分发挥维稳“第一道防线”的独特作用，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同时兼任综治维稳信息员和社情民意调查员，全面了解掌握辖区内社会矛盾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对一时解决不了的，应及时报告党委有关部门；对调解不成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处理途径，帮助其解决问题；对有可能激化影响社会稳定的，应立即采取必要措施进行缓解或疏导，并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

（二）认真履行行政调解的职能职责。行政调解由牧场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牧场综治办牵头，牧场级各职能部门积极参与。要认真落实行政主管责任，对有重大影响和涉及全局的矛盾纠纷，要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和人民调解组织共同进行调解。对调解不成功，应当告知当事人司法救济权利和渠道，并主动配合人民法院帮助其解决问题。

（三）有效发挥司法调解的主导作用。司法调解由吐木秀克镇司法所负责。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以调为主、案结事了的原则。要进一步拓展调解工作范围，将调解工作从民事案件向其它案件延伸，从案件处理过程向立案、执行、信访等环节延伸。大力推进巡回调解、邀请调解、委托调解，强化调解效果，最大限度提高调解结案率。对未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纠纷，应积极引导其先进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加强对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指导。对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达成协议，自愿申请确认效力的，县人民法庭应依法及时审查，对符合法律规定的予以确认。

（四）完善衔接配合机制。牧场维稳办、牧场“大调解”协调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督促，各村、队、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做好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对法律关系单一、一个职能部门能够解决的矛盾纠纷，由该职能部门负责

解决；对法律关系复杂、涉及多个部门的复杂矛盾纠纷，由最初受理的部门邀请相关部门参与协调解决，协调不成的，提请牧场“大调解”领导小组协调有关方面共同解决。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协调联动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和效力衔接机制，充分运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

三、强化“大调解”工作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充分认识“大调解”工作机制建设的重大意义，定期听取“大调解”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大调解”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牧场成立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各村（队）成立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全面加强本地区、本单位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

（二）搭建工作平台。牧场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领导小组，与综治维稳信访工作室整合，村（队）建立调解小组，每 10 户确定 1 名调解员和综治维稳信息员。各村（队）调解室由支部书记兼任，负责矛盾纠纷调解日常工作。

（三）健全组织网络。要建立健全覆盖全牧场各单位调解组织网络。机关、学校、村队服务点，特别是人员比较集中和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联系密切的单位和机构，都要建立调解组织。加强“大调解”队伍建设，建立起一支党政主导、扎根群众、专职调解员、协助调解员、特邀调解员和调解志愿者信息库，做到资源共享、人员共用。要加强教育、培训、管理，不断提高调解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四）落实工作保障。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牧场调解领导小组的工作经费纳入牧场财政预算，按照解决矛盾纠纷的难易程度对牧场调

解领导小组实行“以奖代补”。各村（队）和单位也要落实专门的大调解工作经费、工作人员和办公场地，进一步完善相应的办公设施和制定建设，切实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地方办事。

（五）严格考核问责。牧场党委、政府把构建“大调解”工作机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作为综治维稳工作考评的重要内容，纳入单项目标管理。严格落实矛盾纠纷调解工作责任制，牧场党委对各单位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按进行排位考核，对调解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人员进行表彰奖励；对实现零纠纷、零事故、零上访目标的单位给予年终奖励。对组织领导不力、调解工作不落实，导致矛盾纠纷突出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对问题严重的要实施黄牌警告；对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案件和事件的，要坚决实施“一票否决”，并进行责任倒查，严格追究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萨瓦甫齐牧场综治办

大调解工作会议总结 篇5

会上，渠县人民法院副院长邓荣作了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动员报告，从五个方面深入阐述了如何发挥人民调解工作效能，进一步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切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即:提高认识，提供制度保障;理顺关系，完善联络平台;提升素质，加强业务培训;互通有无，建立约请机制;考评问效，建立激励制度。

渠县政法委副书记罗伟从四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一要肯定成绩、找准差距，切实增强调解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二要深入学习、认真领会，充分认识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法院指导人民调解是人民法院的法定职责、是依法治县的现实要求、是调解公正权威的保障;三要分工负责、相互配合，抓实抓好人民调解工作。充分发挥协调中心对人民调解的统筹协调职能，持续强化司法行政对人民调解的主导规范作用，切实增强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的依法保障功能;四要炼好内功、勤政为民，打造高素质调解队伍。

我镇大调解工作状况汇报 篇6

**镇位于会泽县西北部，系滇川两省，会泽、会东、巧家、东川三县一区结合部的乌蒙山区腹地，全镇总面积　264.9km　2，辖18个村(居)委会，其中12个村处于半山区和山区，有348个自然村，18821户68834人，2008年末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796元。近年来，我镇在矛盾纠纷调解中，积极探索人民调解工

作新路子，有效整合信访、行政、司法、民间等人民内部矛盾调处工作资源，实现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人民调解三种调解方式“无缝对接、横向到边”的联合调处机制，筑牢了综治维稳“第一防线”，化解了大量民间纠纷。今年1-5月共接待上访群众 人（次），同比下降 %；全镇发生 起矛盾纠纷，成功调处 起，有效促进了全镇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工作开展中，我们主要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抓组织建设。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镇长和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其余班子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立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由党委委员、派出所所长担任调解服务中心主任，法庭、司法、信访、综治、交警、民政、扶贫、移民、水务、农科、林业、计生等涉农部门分别明确一名群众工作能力突出，懂法的干部职工长期担任调解员，每天在调解服务中心坐镇，接受群众的咨询及来信来访。同时，在各村设立了民调工作站，由村党总支书记担任站长，并成立了专门的调解室，明确2-3名人员担任调解员，为百姓说事、论事、搭建起在基层化解矛盾纠纷的平台。

二、抓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了矛盾纠纷大调解五项制度，规范调解程序。一是建立调解例会制，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分析、研究和安排部署矛盾纠纷调解相关工作，通报部门对中心分流指派案件的调处情况。二是建立首问责任制，调解服务中心人员在接待来访群众时，对每起案件、每个问题都要登记清楚，做出承诺，认真调查，及时反馈，及时解决问题。三是建立办结报告制，对分流调处的一般民事纠纷，办结后要及时向调解中心报告；对不能按时办结的重大复杂的民事纠纷，要报告原因。四是建立责任倒查追究制，对因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不力，致使矛盾激化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党委、政府将实行逐级责任倒查，严肃追究责任。五是建立督查回访制，对分流指派给有关部门的案件进行跟踪了解，提出调处意见。走访当事人，了解调解协议履行情况，听取群众对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三、抓队伍建设。在大调解工作中，镇党委、政府十分注重调解队伍素质的提升，以加强学习培训、开展互帮工作等五项措施，有效提高了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使矛盾纠纷得到及时调处，有力促进了娜姑的和谐平安建设。一是配齐调解人员。镇调解中心明确了12名干部职工担任调解员，在18个村(居)委会配备2-3名调解员，并将年纪轻、有魄力、热心公益事业、品行良好、具有法律知识的离、退休干部及教师进入调解队伍中，充分发挥其在村民中的作用，切实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大调解组织网络机制。二是加强自身学习。调解中心工作人员坚持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每月确定一个主题，每周组织一次业务学习，并发放相关学习资料，使其掌握做好调解工作应具有的基本法律知识和业务素质，从而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的调解工作。三是开展业务培训。每季度组织镇级调解员和村组调解员对调解知识进行业务培训一次，并邀请法官辅导、观摩庭审等，进一步提高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升基层调解人员处置疑难纠纷、应对复杂形势的能力和水平。四是注重作风建设。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为契机，抓好调解队伍的作风建设，提升纪律意识，要求调解干部牢固树立服务为民、服务大局的意识。在调解过程中不偏不倚，做到合情合法合理。五是实行激励机制，对工作出色、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民调解员进行奖励，并组织开展“明星调解员”创建活动，形成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

四、抓效能建设。按照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分级办理、限期处理的原则，调解中心着力推进由小调解向大调解转变，由随意调解向规范调解转变，由单一调解向综合服务转变，逐步形成民事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协调发展的“大调解”机制，实现调解资源大整合、调解机制大联动、调解职能大提升、服务体系大健全的目标。有效避免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群众投诉无门现象的发生，确保了先解决信访“有序”问题，再解决“有理”问题，规范了信访秩序，切实提高了办事效率。在调解中做到有案必受、有受必处、有处必果、有果必公。调处成功的结案登记，调处不成的及时向调解中心主任汇报，并负责“约访”和“领访”，对需要到其他部门才能办理的，由首问责任人员负责将上访群众亲自带到相关部门办理。同时倡导“一杯茶水问好，一把椅子让座，一声祝愿告别”，真正做到以真心、爱心、实心、诚心解决矛盾纠纷，体现了以人为

本、亲情服务的理念。

通过各项措施的有效落实，我镇的大调解工作实现了“三不出、四提高、五下降”的目标。“三不出”：即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难事不出镇。“四提高”：即人民调解成功率提高，民商事诉讼案件调解(撤诉)占总结案的比例逐年提高，行政案件调解成功率提高，人民群众对调解工作的满意度提高。“五下降”：即群体性事件

下降，民转刑案件下降，民事诉讼案件下降，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下降，集体越级上访数量下降。

目前我镇的大调解工作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和完善。一是存在调解周期长与办案任务重的矛盾。调解工作经常占用大量的精力，有时需要“拖”时间。调解有时不如判决结案的周期短、效率高。二是有的代理人对诉讼调解不够配合。三是运作不够规范。有些调解员在调处矛盾纠纷过程中，存在重结果、重口头、轻程序等问题，有的口头调解没有笔录，也没有制作调解协议书或登记造册，无法作为诉讼的证据。四是现行诉讼调解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下步工作中，我们将严格按照各位领导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规范操作程序，加强调解队伍建设，提高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全力维护全镇社会平安稳定。

大调解工作计划 篇7

概况

在我国, 调解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 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

群众自治、保障人民权益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的美誉。

在民主革命时期, 各根据地相继颁布了适用本地区的有关调解工作的单行条例和专门指示, 如《山东省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晋西北村调解暂行办法》等。新中国成立后, 调解制度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地位, 1989年国务院颁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2002年司法部发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 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性质、任务和原则等作出规定, 确立了我国人民调解制度。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试行) 》规定的“着重调解”改为“自愿合法调解”, 确立了我国诉讼调解制度。1999年颁布的《行政复议法》取消了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关于“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 不适用调解”的规定, 2007年颁布的国务院《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两种案件可以适用调解, 在行政复议中确立了调解制度。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我国法院民事调解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80%下降到90年代初的60%、2003年的30%。使我们不得不对我国的调解工作进行重新定位。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 各类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群体性等特点。改革改制、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资纠纷、贫富悬殊等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原有的调解类型难以适应及时缓和大量纠纷的现实需要。2003年4月, 江苏省南通市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 重建调解网络, 率先在全国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大调解机制。其他地方如山东陵县、浙江诸暨、上海浦东等也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调解机制, 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完善信访制度, 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2006年11月, 罗干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 “要建立和完善多方面、多层次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不能把依靠政治优势可以解决的矛盾都引向司法渠道”;发挥政治优势, 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搞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注重发挥调解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作用, 着力构建在党委领导下, 以人民调解为基础, 加强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 三种调解手段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 (罗干:政法机关在沟建和谐社会中担负重大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 。

在上述背景及司法行政机关的支持、指导下, 上海商学院于2009年5月成立了调解委员会, 其工作机构为上海商学院调解中心。该机构成员由校内懂法律、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的教职员工、学生代表及校外人民调解员组成。主要工作内容包括:1、调解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其他公民、企业之间因民事权利义务争议引发的各类民事纠纷, 防止纠纷进一步激化;2、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教育公民遵纪守法, 尊重社会公德, 预防纠纷发生;3、向有关单位和部门反映纠纷和调解工作情况。调解中心有权制作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调解书。

大学校园引进多元化处理纠纷司法调解机制, 有助于及时化解学生之间、教职员工之间的各种矛盾、纠纷, 以及学生、教职员工与校内外居民、企业等可能产生矛盾、纠纷;有利于推进“保一方平安”系统工程建设, 推进和谐校区建设;在相关文件中明确两名司法局干部参与上海商学院调解中心工作。其中有一名干部还担任调解中心副主任。这在上海高校系统和司法行政系统是首次尝试。

上海商学院调解中心同时又是法学专业参与上述司法实践活动的专业实践基地和连接社会司法资源的新型平台和纽带。如在调解中心筹备期间, 已经安排学生轮流、定期到奉贤区司法局设在奉贤区人民法院的联合调解室、法律援助中心、110与12348公安司法联动接警室实习。学生在司法机构老师的指导下, 参与民事纠纷案件的法律咨询、立案、调解等工作。该举措既增加了学生接触真实案例的机遇, 保证了学生专业实习的时间, 同时也是对法学专业的“产学研”结合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的一种新探索。

初步效果

(一) 媒体反响

上海商学院调解中心成立揭牌仪式, 受到多家媒体关注。解放日报、劳动报、上海法制报、上海市政府网上海要闻、上海综治网、中国教育新闻网、新浪网、东方网、湖南教育在线等媒体在第一时间报道上海商学院在上海高校系统率先成立调解中心的消息。如解放日报以上海商学院法学专业学生当上校园“老娘舅”为题报道称, 上海商学院在上海市高校中率先设立调解中心, 法学专业学生当上校园“老娘舅”。中心将调解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等因民事权利义务争议引发的各类纠纷, 届时由两名司法局干部指导, 法学专业学生代表等共同参与调解;上海法制报在报道中称, 上海商学院调解中心的建立是上海高校系统和司法行政系统是初次尝试;劳动报在报道中称, 首个高校调解中心在上海商学院成立, 这是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全新尝试。

(二) 学生在实践中走向成熟。

1、学生通过上述实践活动, 可以将所学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检阅、修正和巩固了已有的专业知识和理论体系, 训练和提高了专业技能。在实践活动中, 学生必须根据要求, 对每一次所接触的实际案例所涉及的专业知识进行梳理、分解和归纳, 自觉、及时地补充相关知识, 迅速地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新知识和信息, 这在无形中就培养、锻炼了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 使他们在自觉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了自我发展的主动权。

2、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培养了沟通、交流与合作能力, 团队意识得以强化。同时在实践活动中, 深入接触了社会各阶层, 受到了生动具体的国情教育, 感受到了深刻的社会责任, 培养了爱心意识和奉献精神, 经历了一次次精神上的洗礼。

3、通过实践活动, 学生们有机会探询自己未来步入社会后的职业, 并通过寻找自己与这一职业之间的差距, 开始学习设计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 这些探索有助于降低学生今后择业的盲目性。

(三) 教师的教学科研有了新的平台支持。

通过调解中心这个平台, 学生有机会在课程学习的间隙接触真实案例, 带着接触真实案例中所遇到的问题回到课堂学习。通过该平台实现了文科专业的“工学交替”、校内校外联动的实践教学模式。这不仅是学生的一种全新学习体验, 对教师也是一种挑战。

在上述实践教学活动的组织与指导过程中, 教师通过与有关单位等的交流与合作, 能够为专业和学科的发展开辟新的资源;以实践来推动教学改革, 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与实务界的紧密沟通, 有助于教师在教学科研中更好地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大大提高了教研成果的应用价值。此外, 通过司法实践活动, 有助于教师了解、熟悉我国司法运行机制和法制建设情况, 对提高教师教学科研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若干问题思考

1、实践教学是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的重要环节。

应当明确, 实践教学在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根据法学教育规律提出并论证了实践教学在法学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不是将实践教学作为一个孤立的教学单元或环节, 而应当将其视为法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手段。将实践教学定位于检阅、修正和巩固已有的专业知识和理论体系, 训练法学专业思维, 强化法律职业伦理修养,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法律专业应用能力, 以及学生服务社会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重要教学、教育环节。

2、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我们在教学计划、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中, 坚持应用型大学和商科院校的办学特色;坚持“学科知识、专业技能、通用能力同步提升”的教学理念, 坚持“专业学习、社会实践、科学研究三位一体”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把实践教学作为培养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法律专业人才的重要环节。

3、重视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几年来, 建设了一批与专业学科发展相适应的、稳固的、有商科院校特色的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上海商学院调解中心和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及其所属单位作为实践教学基地, 学院与司法局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签订了共建教学实践基地协议书。安排学生到实践教学基地参加专业实习, 形成了制度。在与实践教学基地合作过程中, 不断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使实践教学合作单位成为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4、探索实践教学机制创新。

在实践中遇到问题, 学生可以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 组成科研 (课题) 小组, 开展探究型学习、研究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 完成调研报告、课题报告或提出解决方案提交给有关单位作为决策参考依据之一。探究型社会实践活动, 使学生能够充分接触社会, 创造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切实锻炼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如2007年设立“消费维权志愿者上海商学院联络站”,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来校为该联络站揭牌。近年来, 学生们接受消保委委托, 完成9项调研课题, 发表学生调研报告、论文10篇。其中, “保健品过度包装问题的调查报告”, 由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召开新闻通报会发布, 《新消费》杂志刊载该调研报告主要内容, 《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新闻晨报》、《劳动报》等十几家报刊摘要刊载。

5、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上海商学院法政学院在制定、实施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 借鉴兄弟院校经验, 逐步形成了以“法官进校园、检察官进校园、律师进校园”和教师、学生“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等系列活动为载体的比较稳定的“双向三进互动”实践教学模式, 实现学生与法官、检察官、律师、行政执法干部之间的互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促进专业学习和学术交流, 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总结 篇8

工作总结

按照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的安排，乡党委、政府认真研究落实，现将一年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成立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领导小组，以乡党委书记为组长，乡长、党委副书记为副组长，综治办主任郭洁、财政所所长、民政助理、司法助理员、派出所负责人、劳保所所长、安办主任成员的领导小组，负责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

二、成立矛盾纠纷大调解中心，建立健全调解矛盾的各项制度。制度按要求上墙，落实工作措施，落实经费保障，乡财政安排1.5万元资金作为矛盾纠纷大调解中心工作经费，对个案实行补贴，按照案件的情况分别给予一件50元、100元、150元、200元的补贴，激励矛盾纠纷及时调处机制。各村成立矛盾纠纷大调解领导小组，由村委会主任担任调解小组组长，其余村三职干部为成员，各村落实调解室，有吊牌，制度上墙，记录完整。

三、2009年共发生矛盾纠纷73起，乡村共受理73起，73起矛盾纠纷通过乡、村调解人员的努力，反复做工作的情况下，全乡73起纠纷全面成功调解，调解成功率达100%没有因矛盾纠纷引起上访，没有因矛盾纠纷造成群体性事件，没有因矛盾纠纷造成社会不稳定。调解矛盾纠纷实行三三制的原则，由经济社首

先调处，经过三次调处不好的由经济社向村调解委员会申请，再由村调解委员会调处，村调解委员会经过三次调处不好的，又再向乡调解协调中心申请，再由乡调解委员会调解，最终达到调解的目的。

四、在大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由村一级调解委员会反映，按照大调解的要求程序和要求材料多，不适宜基层调解，应该简化一些程序和材料。

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

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调研报告 篇9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调解纠纷不再是法院一家的工作，多元化解决纠纷问题的模式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更加注重调解工作的多元化，本文仅以＊＊县人民法院为例，就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浅析如下：

一、坚持党委领导，构建法院为主，各部门联动的“大调解”格局。

“大调解”工作调和的是矛盾，调顺的是民心，调稳的是执政根基。“大调解”工作已经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闸”，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连心桥”。一是健全组织机构，加强工作领导。建立由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综治部门牵头，法院主导，各行政部门、社会团体、自治组织参与的大调解网络，形成人员联动、设施联用、信息联享、机制联通、矛盾联调的全面覆盖城乡每个角落的大调解体系，更好地发挥调解合力的作用。二是健全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把制度建设作为有力支撑，不断促进大调解体系规范化运行。对大调解体系中各调解主体的职能分工、诉讼与非诉调解机制的对接、非诉调解结果的司法确认、大调解工作的监督考核等内容，应在对本地实际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缜密、实用的操作制度，要明确回答纠纷发生后由谁负责调处、怎么调处、调处后怎么办、调解体系发展的持续性等问题，做到落实有部署、推进有保障。三是监督支持到位，大调解全面覆盖。首先，建立健全调解工作考核奖惩机制。党委要把“大调解”体系建设和开展工作纳入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工作考核中，非诉调解组织的调解工作情况作为年终考核奖惩依据之一，奖优罚劣。法院要将各庭室、各族法官调解工作纳入审判绩效考核，加大检查考核力度，作为创先争优的考核指标之一，不断鞭策其加强调解工作。其次，强化调解队伍建设和经费保障。法院要落实法官分片包干制度，指导人民调解组织有效开展调解工作；加大对调解人员的业务培训，通过举办培训班、点评调解文书、现场指导、邀请旁听案件审理等多种形式，讲解法律法规，交流工作经验，提高调解员水平；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要将调解工作经费、调解员的补贴等列入财政预算，解除广大调解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全身心投入到调解工作中。

二、坚持内外联动，构建依靠综治合力化解纠纷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人民法院在发挥大调解体系主力军作用的同时，还要加强与其他调解主体的沟通协调和联动，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和主动性，全力化解各类纠纷。一是建立健全诉前调解与信访维稳的联动机制。法院应加强与信访部门的沟通协调，在调处涉诉涉法纠纷的同时，共同做好突发性事件的稳控工作。二是建立健全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联动机制。法院应加强与司法局和各乡镇的沟通协调，将法官下派人民调解组织，加强对乡镇人民调解指导站和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和规范，根据乡镇所辖区域，分工负责，定点联系并指导调解员的工作，进一步深化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以具体案件成功调解为落实的措施，积极推动建立覆盖全县的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格局。三是建立健全诉讼调解与行政调解联动机制。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纠纷或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事业单位发生的纠纷，法院应加强与行政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群团维权组织的联动配合，充分利用他们的专业技术优势和独特地位优势，实行委托调解、邀请调解、联席会商等方式，建起一条矛盾纠纷专业化调处的快捷通道。

三、完善调解制度，构建科学规范、效果良好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健全和完善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协助调解、调解协议确认等工作制度，使调解衔接工作更加科学规范，更具可操作性。一是完善诉前调解机制，对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小额债务纠纷等，当事人要求诉讼立案的，由法院主动向他们宣传非诉讼调解的特点，鼓励、引导他们先由人民调解组织、行政机关、行业协会调解。二是完善协助调解，法院在诉讼调解过程中，根据案件审判需要，吸收特邀调解员、当事人亲友或有关组织的人员等协助法官一并进行调解。三是完善委托调解，对已经立案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经当事人同意，直接将案件委托上述单位或聘任、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四是强化效力确认，对经特邀调解员或人民调解组织、行业调解协会等诉讼外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法院经审查后，依法确认其效力，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如果一方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四、建立联席会议和信息通报制度，构建运转有序、信息通畅的“大调解”工作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