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言的获奖看语文作文的重要性

从莫言的获奖看语文作文的重要性（共6篇）

从莫言的获奖看语文作文的重要性 篇1

从莫言的获奖看语文作文的重要性

吴瑞华

今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消息不亚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让国人感到无比的振奋和自豪。应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梦想，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梦想。作为拥有经典作品无数的文化大国，不乏经典名著，但惟独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成为国人的遗憾。中国作协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建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这是莫言的喜事，也是所有中国当代作家的喜事。这是几代中国作家的梦想！这不只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一百多年来一代代中国作家的肯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界的肯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强大，以及世界影响力的提升。”

柳州拔萃教育的吴校长说，学好语文有过硬的文笔，不但是应试，就是对将来的就业都有重大的意义，说不好还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柳州市招生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2013年高考考试科目的设置依然是“3+小综合”，“3+小综合”中的“3”是指语文、数学（分文、理）、外语3门科目，是每个考生的必考科目；“小综合”是指“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文科综合”是指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的综合，“理科综合”是指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的综合。2012年广西高考语文阅读理解和作为就占了120分（总分150分）。可见语文中的重中之重就是阅读理解和作文。拔萃教育吴校长说，家长一般会问：1。低年级孩子到底该不该学作文？专家指出：幼儿时期的孩子，是掌握语言的关键时期，在这一个阶段，孩子能够接受和掌握80%的语言。而小学时期（一年级开始）是运用和组织语言、建立语言思维的最佳时期，组织和运用语言的最佳手段就是作文，错过这一时期就会对人一生的语言掌握产生无法弥补的影响。狼孩的故事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低年级孩子更要重视作文。2。写好作文是学校老师的事情？中国小学教育压力十分大，因为中国孩子的小学教育，尤其是语言教育要拿出至少三年时间从拼音、识字、组词开始。等孩子稍大一点的时候，数理化、政治等学科接踵而至，让学生应接不暇。学生作文培训只作为语文课堂教学当中的一个有限的教学部分，而忽视了专业的作文基础培养。命题式作文教学，例文的模仿，单纯的老师讲学生写的教学模式，无法拓开学生的作文思维，难以发挥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导致学生的作文思维在应发展阶段而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因此让孩子学好作文单靠学校的老师是不够的。3。作文写得好的孩子不需要再练了！1+1=2，作为一道数学题，孩子答对了。但是如果孩子写一篇作文，我们说写得很好、较好或一般，没有一个明确的衡量标准，只能从作文的篇幅、词汇量、结构、表达和意境上去考证。因此，作文差的孩子要专业的作文培训，作文好的孩子也需要专业的作文培训。因为专业的作文培训，才能把孩子的作文从写不好到写好，一步步引向中高考满分作文标准。

从莫言的获奖看语文作文的重要性 篇2

1955年出生在山东高密的农民莫言，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因为扎根生活、体验生活、感悟生活，莫言的文学泉流源源不断。

现代文学领域的另一位大家沈从文，在十四五岁时便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开始接触中外文学作品。1924年在《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此后连续出版了小说集《老实人》等二十多部小说集，成为当时新文学领域中小说创作数量最多的作家之一。

莫言小学未毕业即辍学，沈从文十四五岁时便浪迹他乡，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他们在文学上却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不禁让人肃然起敬。反思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从语文教材到语文的评价机制，能造就多少文学大师？我们的课堂教学又教给学生什么了呢？

社会越来越功利和浮躁，学生越来越远离生活，教师把语文教得支离破碎……如此种种，语文渐渐失去了工具性和熏陶审美的作用。

据此，笔者呼吁别再“折腾”语文，让语文理性地回归！

一、学会生活，感悟生命

语文是人类交际活动的产物，语文中处处有生活，生活中处处是语文。《语文课程标准》中要求语文教师积极开发课程资源，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学习，要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习语文、运用语文的意识，多方面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莫言每年都会在山东高密的老家住上一段日子，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他的个人经历、环境、成长背景以及所处社会的大环境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沈从文湘西生活的经历也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前苏联伟大的文学家高尔基，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并开始独自出外谋生，他的自传体三部曲都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

而现在的学生整天坐在教室里，连节假日也是奔波在补习班的路上，他们的生活除了学校就是家庭，再加上升学的巨大压力，根本没时间、没心思去体会、感受、沉淀生活。没有独特的生活积累就没有真实的生活感受，闭门造车，写起文章来也只有胡编乱造了。“别让小孩的第一次撒谎是从作文开始”，这是一些老师所担心的，更可怕的是，孩子长期处于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对语言的感觉已经钝化、模式化、套话化，严重抹杀了他们语言学习和创造的能力。

语文是最开放的，也最容易和社会生活发生联系。要使学生生活语文化，必须打破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的壁垒，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中学语文、用语文。应让他们参与到社会实践生活中去，关注生活、热爱生活，从生活中吸取鲜活而广博的语文知识，提高他们的语文素养，要让他们在社会实践中体会人文情怀，在社会生活中发现人性的光辉。

二、增强阅读，提升境界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

阅读是吸收营养、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它能提高人的精神素质，净化人的灵魂，能享受高品质的精神生活，欣赏高雅的生活情趣。学生若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就会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和一个健康辉煌的人生，同时能激发写作的激情。写作能释放能量，使自己的心灵不断净化，使自己的人生日臻完美，同时能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使自己的言行日趋高雅。

在阅读中提升写作，在写作中领悟阅读。学好语文，单靠几篇课文是远远不够的，大量的名著阅读是必须的。要让学生用心去读，以己之心与作者之心、作品人物之心相会、交流、撞击，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作品人物的境遇、真实的欢乐与痛苦，品味作品的意境，思考作品的意义；要细心地去体味、沉吟、把玩文学大师笔下具有生命灵性的语言，感受语言的厚度、力度、质感和趣味。莫言从8岁开始就看世界名著，在文学名著中汲取营养，并且有意识的进行文学创作；沈从文在北京时，广泛阅读，并与在北京的文学大家建立了良好关系，扩大了视野，提升了境界。

三、勤于思考，勇于批判

文学永恒的使命是思考与批判，冷峻的思考和批判成为文学的基调，在思考批判的基础上产生审美体验，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与体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查尔斯·狄更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进行时完成《雾都孤儿》，展现工业高速发展下出现的新矛盾；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批判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鲁迅的小说更是不断抨击吃人的旧社会的血腥、思考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方向……他们的文学都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尤其是在社会加速转型时，肩负起了应有的使命，以冷静的理性眼光思考与批判。正是这种思考批判，造就了他们的文学成就，而读者也在这种思考批判中感悟历史、思索人生、体验审美情趣。可以说，莫言的作品就是从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批判视角出发的，是对主流和现存的话语体系及社会状态进行了无畏的颠覆和尖锐的质疑，把读者带进了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纷繁的现实画面之中，使人们在审美中进行思考，在批判中接受艺术的熏陶。

因此，要引导学生在文学大家的作品中学会观察思考、学会审美批判，从而健全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精神品质和艺术情趣。

我们在语文的路上行走着，我们在语文的事业里经营着，我们期待并坚信语文的理性回归：看看前面的天，一轮灿烂的朝阳必将喷薄而出……

读莫言获奖感言有感初二作文 篇3

最开始知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网上便不断有负面消息传出，以至于我这个对诺贝尔奖毫无兴趣的人也关注起了莫言这个鼎鼎大名的人物。

莫言可以说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看了他的作品以及在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时，我内心不由一阵感慨。可以说他不但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抨击历史和政治的虚伪。他用自己独特的.技巧揭示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作品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想象，陌生化的处理，赋予了人物鲜活的生命。无论故事的情境气氛是华丽炫目、荒诞无稽，还鬼灵精怪，丰富的想像空间与澎湃辗转的敌锋总叫人惊叹不已。正对了张大春在为lt;lt;红耳朵gt;gt;作序时所言:”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莫言获奖的多重意义 篇4

文学意义上的莫言

莫言获奖，可谓汉语文学凭借自己的艺术水准和文化承载力获得世界承认的一个重要标志，能够把世界目光引向中国作家，成就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进行密切交流的契机。就文学性而言，每一个成功的作家都有自己创作的独特性和话语表达方式。只要认真读过莫言的《酒国》、《生死疲劳》、《十三步》、《蛙》等小说，就不能否认，莫言的思想与艺术高度绝非表面肤浅的“迎合现实”，而是令人震撼地挖掘了现实和历史中最隐秘的真实，并且用各种富于魔力的叙述方式表现出来，进而迸发出巨大的生命话语能量。

莫言是躁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的宣泄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是一次生命的昂扬勃发。在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窒息下，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喷薄，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才能使中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无论是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还是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莫言以强劲的想象力与磅礴的魔幻笔触，书写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张扬了民族心灵的生命欢歌。

在遗嘱中,诺贝尔希望“授予在文学领域中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莫言的“理想倾向”是以魔幻的书写方式显现的，经由他的特异文字，读者可以进入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他的小说像热闹的农村喜筵，夹杂着中国悠久的叙事传统和技艺。他的小说里，汉语言所负载的巨量信息和情感交流，显现了当代白话文惊人的包容能力、吸收能力、夸张变形能力。这种震撼力会让读者感觉到20世纪中国的创造性，莫言的作品再现或者折射了整个中国社会内在的活力、动力和创造力。他以地方性的中国式叙事，对当代中国经验做了有力的表达。莫言的汉语白话文写作，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传达了古老中国的内在精神和声音。

莫言的语言并非“狂欢化”，而是带着悲伤的土地中蹦出的泥土腐味气息。即便面对残酷的伤痛记忆，莫言也没有使自己的小说停留在“伤痕文学”上，而是在超越中升华为一种充满了民间性的“欢乐文学”。他对民间悲苦生活的表达和讲述，既不是哭诉，也不是恐吓，更没有制造压力，给心灵投下阴影，而是给人一种继续活下去的力量。他以其有意味的文学形式，既凸显了生活的残酷性和荒诞性，又消解了残酷生活带来的阴沉、死亡的气味，也扬弃了片面的“严肃性”，从而体现了文学“民间性”中本质的欢乐精神。莫言以一个作家特有的立场和方式，有效地介入了当下中国的现实。莫言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非常强，在他的作品中会看到纷繁的色彩，有时候会感觉“土得掉渣”，从而显示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同时他的叙述技巧又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奇妙的结合。这位中国北方农民的儿子，用语言的犁头，犁开了古老中国乡村沉默的土地，从大地的深处开掘出钻石般光芒四射的文学矿藏。莫言笔下的中国大地，是一个苦难与欢乐交织在一起的密林，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欢乐的世界。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清晰而又精确的缩影，一个真实的惊心动魄的生活世界。

一个人获奖，并不必然代表中国文学登上世界文学之巅；正如无人获奖，也不必然说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园林里无一席之地。文学意义上的莫言，引发人们重新关注文学，思考什么是“作家”。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知名汉学家马悦然一再所讲，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文学。既没有必要将其获奖过度拔高，也无须上纲上线。莫言的文学成就建立在他的卓越文学语言、结构和表现能力，以及他的丰沛人性关怀上。

作为文化符号的莫言

莫言获奖与中国今日的国际地位有关。但若以此证明中国文学的崛起，则仍难以摆脱东方主义的窠臼，仍没有摆脱“被看”的心理，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的孱弱，离文学强国之梦还差得很远，向世界文学学习和开放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旋律。

莫言的故乡是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他的早期短篇小说《白沟秋千架》里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词。通过“高密东北乡”，莫言创造了一个类似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这样的文学地理世界，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小地方，提升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莫言的作品充斥着对农民——这个缺乏同情自己能力群体的极大关怀。莫言亦爱亦恨的是农村，他看起来像个农民，骨子里更是一个农民。在他的小说中，充溢着对历史、对现实苦难场景的揭示。饥荒的年代，一位农妇偷偷将生产队的豆子完整地吞进肚子，回家后再将豆子呕吐出来，喂给饥饿的孩子和濒死的婆婆，自己“死蛇一样躺在草上，幸福地看着他们围着瓦盆抢食”。

对文化自觉的反思

莫言得奖，可以说既必然又偶然，对此既在意，又不必太在意。在中国，和莫言大体处在同一个级别的作家还有很多，这是一批有活力和创造性的作家，莫言获奖只是一个开端。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既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来整体创作成就的一种肯定。莫言获奖代表着中国文学被世界接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代中国作家的认同性焦虑，对已极大边缘化的文学创作，有所提振。

作为拥有无数经典作品的文化大国，唯独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成为国人的遗憾。但莫言获奖并不能说明当代文学创作就达到了世界的高度，也不能说明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文学经典化的完成，已经出现了传世的伟大文学经典。莫言的获奖，反倒提示我们：作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我们离世界文学还有多远？无论在文学的境界、思想的高度还是在汉语言书写的创造性上，当代文学的成就尚无法超越鲁迅等汉语白话文写作的开拓者们。

莫言作品会让读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更深的理解。当下文化自觉成为热门话题，但文化自觉是要自觉到民族文化上来，是说要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自主的地位。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发展不是亦步亦趋于西方，而是与西方世界互看，相互激发相互丰富。具体到理解当代中国就不能采取本质主义的立场，理解当代中国的意义，不能从纯粹的僵化的“中国性”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中国出发，要展示本土的文化力量，更真切地书写中国的文学内容。就是说，要从独特的“中国性”中显现出普世性的价值追求。文学要关心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有人性的亮色，要有温暖人心的力量。

从获奖作品看新闻话语方式新突破 篇5

提要：近年来，我国新闻作品的话语方式有了许多重大突破。本文从第二十四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入手，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新闻作品中话语方式的突破。

关键词：新闻话语 中国新闻奖 突破

通过对新闻性的挖掘彰显传播价值

新闻不等于宣传，但同时，我国的媒体也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中的一员，宣传也是我国媒体的题中应有之意。那么，如何把新闻与宣传结合起来？正确、合理且有效的做法是，在新闻传播规律许可的范围内，利用新闻传播的艺术和技巧进行适度宣传。在尊重新闻事实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引导，将新闻性和宣传性相结合。其中，尺度把握是关键。

第二十四届中国新闻奖新闻摄影类一等奖作品《习近平冒雨考察武汉新港》就是回归新闻本位，通过新闻性体现宣传性的典型。这张照片摄于2013年7月21日上午，总书记来到武汉考察，一下飞机就冒雨来到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区。画面中习近平卷起裤腿一只高、一只低，可以想象当时的雨很大，他匆忙卷起了裤腿，打着雨伞，向工作人员了解情况。这张照片一下拉近了领导和群众的距离，花自然真实中巧妙地体现了习近平亲民务实的作风。画面中，习近平自己打着伞，随行工作人员却给汇报情况者打着伞，点滴细节涌动暖流，让人备感亲切。

而获得特别奖的评论作品《守护人民政党的生命线――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个合理体现了新闻宣传性的范例。首先，该作品直面问题，直接指出“百尺竿头的更上层楼，举步艰难”“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条件变了，环境变了，党的群众路线必将面临严峻考验”等情况，并没有一味唱赞歌，而是实事求是，不回避缺点和不足。作品中基于历史，分析现实，不仅有对于过去的回顾和详实的例子，还有对于现实状况的多方面调查，具有可信性和说服力。除此之外，作者笔力雄厚，看问题一针见血，语言中肯而有力度，发人深省。这篇任仲平文章发表当日，便有相关网站转载687篇。网友称道：“理论有高度，视野有广度，思维有深度，文笔有力度，说理有温度”；读者赞扬：“如同警钟，振聋发聩，长而不空，掷地有声，醍醐灌顶，值得深思”。

报道方式模式化转向特色化

中国新闻奖的不少获奖作品面对的并非独家的新闻事实，其独特之处往往在于新闻报道的具体方式，报道方式对新闻价值的传达有着虽隐蔽但同样极为重要的影响。获第二十四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新华日报》2013年1月21日A3版版面，主要以图表的形式解析过去五年以及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其特别之处在于突破以往传统形式，运用图表来展示抽象数据，红色的时间轴，蓝色的折线图以及黄色和蓝色相配合图案，版面鲜明而不杂乱，一目了然、简洁明了。

在公众诉求多元，社会发声渠道分散的新形势下，新闻媒体不仅要有独立思考精神。要能及时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还要在关键时刻敢于“说话”、善于“对话”，这样才可能在日益复杂的情势下建构起有责任有担当的媒体形象。

同样获得中国新闻奖的文字评论：《防范和克制我们的“灾难情绪”》也使用了与众不同的话语方式。浙江余姚发生水灾，引发舆论围观，甚至引发围攻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作者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现象，并就这一现象提出了“灾难情绪”这一概念，观点新颖独特而且恰当，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该作品由水灾发生时的一则谣言引起，作者形象地把“救灾舆论场中‘由不得你解释’‘一点就着’的情绪化舆情”称为“灾难情绪”，并且分析了“灾难情绪”的成因、现象及后果，举例切题，论述合理，角度独特，成为在灾难中冷静思考的佳作。

做新闻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新闻领域“走转改”近年不断开花结果。不少记者转变角色定位，转变新闻思路，从社会新闻的记录者，扩展到新闻的参与者、过程的见证人。获第二十四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的通讯《“三北”造林记》就足体现了“走转改”精神的新闻精品。作品从牛玉琴、石光银、白春兰、王有德等众多造林英雄入手，从他们的人生故事、命运跌宕中以小见大，体现三北防护林造林工程的伟大，细读让读者感到震撼人心、荡气回肠。

作品中的创新离不开“走转改”的实践。在一个半月的采访中，记者以战斗节奏，接触了三北地区8个省份的造林人，行程约3万公里，抓到了一大批动人心魄的人物故事。他们践行“走转改”的要求，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每天从清晨工作到午夜。茫茫大漠，偏僻丛林，贫困山区、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都留下了采访团队的足迹。在此基础上，记者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精心写作，反复打磨，九易其稿，终竟全功。

莫言获奖,当代文学的第二春 篇6

(2012-10-11 19:13:28)转载▼ 标签：

散文

莫言获得本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人首次获得这一奖项。可喜可贺之余不仅想到，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第二个春天要来了呢？

可以说，当代文学的第一个春天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从《班主任》、《围墙》、《乔厂长上任记》开始，文学在八十年代着实火了一把。那时候读小说的多，写诗歌的多，爱好文学的更多，一篇好的作品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还能对社会起很大影响。那时候涌现出蒋子龙，张贤亮，张承志，关仁山，谈歌，阿城，等一大批作家，作品也开始了从思想到表现形式的探讨，记得郑万隆先生就说过，当时对寻根文学。三淡化小说，意识流等趋之若鹜的大有人在，从而出现了一大批影响很大的作品，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就是那个年代诞生的。直到今天，我们重新读红高粱，读棋王，读绿化树，读男人的一般是女人，读牧马人都还是精品。八十年代文学的兴旺带动了影视，当时许多好的电影和电视剧就是来自于对小说的改编，纵观中国文学史，上世纪八十年代确实是中国文学的春天。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文学渐渐淡出了人们的关注点，作家的称号开始变得不再值钱，人们对作品的关注度开始越来越淡，作家的劳动也开始变得不如任何一个行业的付出。于是，有人就开始说中国的文学快死了，中国快没有文学了。世界上甚至还有人说中国是没有思想的国家。诚然，对于一个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来说，这种状况是很不相称的，因为经济要发展文化也要发展，没有文化支撑的经济是没有根底的，迟早要吃大亏。正在这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这给眼下的中国文学打了一针强心剂。那么，是不是从此文学要走向兴旺，焕发第二个春天了呢？

从表面上看眼下的中国文学，其实也不算不热闹，好像现在写作的人并不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少，所涌现出来的作品也不比那个时期少，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现在好的作品涌现的频率远远跟不上八十年代。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首先我们要看到，当前文学的繁华是表面的，是网络造成的。网络使得许多具有文学情结的爱好者一下子都有了表现的机会。于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而具有真正实力的作家能塌下心来认真创作的人少了。还有，由于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的加快，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作品，许多作品追求感官刺激，最求实用主义，使得作品的内涵大为降低，这也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一点，我们的各级政府，对文学的扶持远不如八十年代，往往一句推向市场就撒手不管，要管也是从政治敏感度上管，至于经费和人才，靠给没有实权的文联就得了，好像怎么看文学也是软指标，不如去抓经济指标成绩明显。在这种状况下，莫言的获奖会不会起个催化剂的作用呢？

我们都应该知道，莫言的获奖绝对不是多少奖金的问题，也不是莫言个人的荣誉问题，而是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的问题。这比起一首歌就走红的歌手，比卖几个盟就红遍全国的演员不知道意义深远多少。如果说袁隆平培育成杂交水稻，解决了人类的吃饭问题应该得奖，那么，作家出来好作品也应该得奖，这是解决了精神食粮，这二者都要比仅靠一两首歌走红的演员贡献要大,甚至比那些拿着年薪上百万的所谓的高管贡献要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对作家对作品的尊重是不是要更大些呢？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但是不可否认，莫言的获奖是一个契机，是中国文学唤来第二春的契机，从人心，从作家群体，更从我们的管理者。

我们期待着。

莫言：对文化的体认中伴随对人性的挖掘

(2012-10-11 21:43:25)温儒敏博客

转载▼

标签： 分类： 现当代文学研究研究

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评论 文化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发布，很多记者第一时间来电采访。

我首先对莫言获此大奖表示祝贺，也为他高兴。这毕竟是中国本土作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几天来就传媒就一直在猜测和讨论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对于莫言获奖，大家还是有心理准备的。

莫言获奖不让人感到很意外，他是有根的作家，他的小说的确很有特色。他对中国北方农村传统文化有很深入的体察与描写，对魔幻现实主义写法的借鉴，强化了她的作品的传奇性和可读性。在他的小说中，现实与历史，当今与传统常常扭结交错，形成色彩斑斓的炫目图景，那种带有现代派意味的图景。对文化的体认中又常伴随对人性的挖掘，包括对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的挖掘。

当然，也有些描写因怪异或过于阴暗，而让人读来不快，甚至有所谓“重口味”之弊。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莫言也许并非最顶尖的作家（例如，我觉得贾平凹、余华作品的文化厚重感和艺术成就可能要超过莫言），但莫言无疑是最杰出的少数当代作家之一。

莫言获奖将再度引发国人对诺贝尔奖的期盼与焦虑等待。其实，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致都是优秀作家，却不能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就等于创作与欣赏的标杆。早些年文学比较纯粹，能获得文学奖的几乎都是一流超级作家，但近二三十年情况有变，这个奖不那么纯粹考虑文学性了，许多非文学因素也都进来了。最近好多年一些文学奖的公布往往叫人大吃一惊，找到他们的书来看看，不过也就中上水平。所以，对诺奖不必迷信。

文学评价毕竟见仁见智，何况是隔着国家、文化评奖？

无论如何，中国有了诺贝尔文学奖，可贺可喜，可贺可喜！

莫言离诺贝尔越近我们离世界越近

近日，关于诺贝尔的热情再一次被点燃，因为面前被解读为最有可能获得者是来自中国的莫言。

每年的10月，都是属于诺贝尔奖的时间。从10月8日，十一长假结束的第一天开始，远在北欧的瑞典将陆续颁发出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而法新社最新的报道称，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很可能在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中产生。

记者在采访莫言的时候，莫言说道：诺贝尔奖毫无疑问是影响最大的国际文学奖，但在它的历史上，也确实有很多作家缺席，像托尔斯泰、卡夫卡都并没有获得这个奖项。而获奖作家里面，有的人的作品也并不是我们都很钦佩。为什么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因为一谈马上就会有人来攻击，很多人在批评中国作家有诺贝尔焦虑症，对我这种批评就更多了。

看得出，还是有所期待和忐忑，也有一份从容。

国人对诺贝尔一直是酸酸的态度，因为得不到（尽管也有人得到）。很多人都会说，应该有自己主见，不要被诺贝尔牵着走。

可，有一个事实无法忽视，那就是在当今的世界传播中，最具分量的评选就是两个，一个是奥斯卡，一个是诺贝尔。

有多少人，在不同的国度，共同关注着这两个奖项的诞生。这是品牌的力量，尤其在现在高度发达的传播技术的带动下，这份关注所产生的聚变效应，会在瞬间占据各大新闻和自媒体的头条。

在莫言看来，那些认为争取诺贝尔就是向洋人献媚的人，把问题思考的太简单。“说我拿这个奖向诺贝尔奖献媚，好像中国作家一个个都是被诺贝尔搞得坐立不安，今天去献媚，明天去示好，这怎么可能呢？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再一个难道文学有配方吗？我能知道吗？”

其实，大家都明白，在我们的传播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时候，借助别人的传播，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要和这样的传播平台对立，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认可？

这不是诺贝尔的错，更不是诺贝尔评委的错，而是我们自身的传播力较弱，没有占据，哪怕是走进评委的视野。

传播是需要有自身强大的平台的。我们每年的外宣，仅仅是在按自己的方式说自己的事，忽略了我们受众的习惯和思维。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一厢情愿的宣传，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迎合受众。只有大家知道你了，才判断出自己的喜好。往往我们在走到别人面前，都是板着脸。一种输出，而不是一种分享。

进入到这一巨大的具有最高影响力的传播平台，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我应该创新已经创造的成果的传播方式，让别人看的懂，让别人乐意接受，而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那些说风凉话的人，大都带有工匠气质，不具备影响力人物的气场。

如今，莫言离诺贝尔最近，也是被关注的开始。面对世界的众多的媒体，莫言可能就是一个窗口。更希望通过他的作品，通过他接受世界媒体的采访，说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大家听得懂的话。

可以说，莫言离诺贝尔越近，我们离世界越近。

未来的日子，最好的窗口不再是国家的行为，而在每个中国人自我的表达。从这个意义看，让我们一起祝福莫言，期待这个面向世界最好的窗口。

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莫言潜心创造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蛙》，在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收到诺奖青睐。

中国人重视诺贝尔奖是正常的心态

(2012-10-11 22:15:02)转载▼ 标签：

文化

这是我昨天上午（10月10日上午）应上海《新民晚报》记者朱凌的采访的记录稿。

谢谢朱凌的采访和整理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持人：又到了每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季”。每年这个时候，有关中国作家有没有机会拿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都会被大家热议。当然，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不必纠结在中国作家能否得奖这个事情上。对此，陈教授怎么看？ 陈晓明：那么多人关注诺贝尔文学奖，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觉得，从根子上说，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种关注代表了中国渴望在文化层面获得世界的认同和关注。一直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化是有很强大的关注和认同的，但是相比较而言，西方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关注非常少。在电影领域可能也就是张艺谋的电影有时会受到西方的关注，还有就是一些武侠片，会获得一些关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文化在随着时代大潮发生变革，在建构自己的文化自信心，并且，希望通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途径，来获得世界的认同。中国人这种心态是无可厚非的，是正常的心态。刻意表示淡漠诺贝尔文学奖反倒显得不正常，好像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中国人的开放和大气，就是要在一个平等的层面，和世界文化交流，得到相互尊重。诺贝尔文学相对来说，是最为客观和权威的一个文学奖，也是世界公认的影响力最大的奖项，尽管他也会有疏漏，也有偏颇，但总体上它是比之其他奖项还是公正客观的有权威性的。中国人、中国作家期待通过这个奖项与世界交流沟通，获得世界的承认，得到国际文化学文化界的肯定，我以为这是国际文化交流中的正常态度。

主持人：西方世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注比较少，造成这个现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晓明：文艺创作和历史文化密切相关，和时代变革密切相关。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后，中国文学有了很强的反映现实的意识形态特征，这和当时的“救亡”的时代大背景有关。西方世界要理解鲁迅、张爱玲可能比较容易，但是，对于之后的中国文学可能就比较陌生。文革后，中国文学尽可能地在回归到文学本身。但是，原有的模式依然会延续。以现实主义历史叙事为基础，以乡土文学叙事为主导，以民族国家建构的自我想象为创作冲动的中国文学，可能是西方世界所难以深入而全面理解的。西方的文学是建立在浪漫主义的基础上的，探讨自我、人性及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今天，中西方文化需要对话。西方世界要理解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做出客观判断是存在一定难度的，因为首先要意识到不同的历史文化差异。如果没有对差异的承认态度，就拿单一的标尺去比较中西方的文艺作品，那是有失偏颇的。过去，西方世界就一种标准——以莎士比亚以下的经典文学谱系为标准，例如，普鲁斯特、乔依斯、托尔斯泰、卡夫卡等为准绳，现在，能不能有更多元化的标准？

主持人：今日的文坛需要怎样的反思？ 陈晓明：中西方的作家都需要反思。西方从浪漫主义之后，西方社会的文学形式也走到了极致，面临枯竭（如J·巴斯说的“文学的枯竭”）。这是他们需要反思的。中国作家也需要反思。但是，反思不是停留在集体的和笼统的层面。文艺创作有很强的个人性，要用作品说话。作家是在自己的每部作品的探索中进行个人的独到的反思，而非抽象的理论观点层面的反思。所有的反思都要凝聚为创新的作品。

当然，今天的西方的文学也发展到非常不同的阶段，笼统说“西方文学”这个概念可能是不合适的，如荷兰的塞斯·诺特博姆的《万灵节》那种小说，是对世界重新认知的表现，那是在宗教、神秘主义、家庭伦理亲情、个人记忆，对传统的历史、现实真实、记忆，都给予了颠覆性的思考。其哲学、宗教和小说艺术手法的含量是极其丰富的。他今年获奖的可能性也很大。

陈晓明：莫言不懈的创新精神 时间:2011-09-07 14:50

来源：光明日报

《蛙》讲述在公社医院从事助产士工作的姑姑的故事。姑姑的形象刻画得相当充分，那些别无选择的疼痛写得逼真而深切。莫言并不是在静态的和目的论的观念下来塑造姑姑的形象，他让人物处于自己的故事的自然发生过程中，人物的性格是在那些故事、事件和行动中逐渐丰富起来的。姑姑有着隐约可见的革命史，又有与空军飞行员王小倜耀眼的恋爱史，但这些本来可以带来荣耀的前提，都逐渐瓦解了，姑姑要靠她自己的行动去建立现实的生命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姑姑的复杂态度，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乡里的所有女人甚至所有家庭展开了一场斗争，几乎放弃了也是遗忘了她个人的幸福。

莫言用人物的器官来给人物命名，这当然也是他给小说增添戏谑成分的手法。莫言的小说叙述从不枯燥，他时刻都在追求诙谐的情调。莫言写实功底原本就非常精当，那些故事过程被他刻画得细致而自然，那些生活的困苦和戏谑的欢乐始终洋溢于其中。

即使在写万小跑的两个妻子时，一死一生，他都能让悲伤和风趣恰到好处，文学功力就体现在这种分寸上。例如，万小跑在与小狮子去登记结婚的路上，突然又想起亡妻王仁美，道路两旁是玉米田，自行车链条断了，“我”提着链条像前妻王仁美提着蛇。在这样的时刻，他强行地要把两个女人并置在一起，生活就是这样，生者与死者，存在与不在，总是要交织在一起，而道路就在脚下，能走向前方吗？

从总体上来看，莫言这部小说与他过去的汪洋恣肆的语言挥洒式的叙述大相径庭。显然，他用稚拙的书信体穿插其中，再以荒诞感十足的戏剧重新演绎一番姑姑的故事。原来压抑的激情和想象，以荒诞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给人以难以名状的冲击。

书信、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叙述方式使小说的结构富有变化，也给予莫言与历史、现实的对话更为自由的空间。在对现实的直接表现中，他要介入我的当下感受，我的当下性与现实对话。很显然，不管是以“蛙”来命名小说，还是在实际叙述中选择了蛙这样贴着大地的视角，或者他伪装成一个初学写作者给日本作家写信，这样的叙述为的是真正摆脱全知全能的自以为是的权威性。我只是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不会写的人。没有对历史的完整规划，只是我记忆的历史，而且，我最终只能把它戏剧化。

《蛙》以多种文本的缝合形式，重新建构当代史，它是重构历史叙事的一个启示性的文本。莫言的《蛙》通过多重文本表演，力图逃避强大的历史逻辑，我（蝌蚪）的经验，“我姑姑”的经验要突显出来。莫言从“我爷爷”、“我奶奶”到“我姑姑”，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不只是叙述的角度，而且是小说叙事的基础也完全改变了。“我姑姑”的历史终究是虚空的，不再有家族史的意义。

《蛙》最后一部分的戏剧是对前面的叙事文体的重构，它如此大胆地把文本撕裂，让悲剧的历史荒诞化。《蛙》里的叙述人蝌蚪，那是很低很低的叙述，他作为一个偶然的生命，游走于历史的间隙。或者他只是一只蛙，趴在田地里，看世界与人，他充当了一个编剧者，只能是编织出荒诞杂乱的戏剧。如此低的视角，却胆大妄为地做出这样的戏剧。莫言在低处运气，像一只蛤蟆在低处运气，这就是老到的自信和胆略！从容而自由、机智且幽默，显示出莫言在小说叙事上的强大能力和不懈的创新精神。

莫言获奖重申了文学的尊严

栾梅健

当我两年前写下了那篇《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条件已经具备》时，只是认为莫言获奖是早晚的事，但仍未想到竟会是如此之快！

尽管也许会有人认为，获不获诺贝尔文学奖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中国作家的好坏并不需要外国评委来说三道四，然而，对于一个有着百余年历史、在全世界有着广泛口碑的文学性大奖，任何过度的藐视与贬低，往往只会衬托出自身的局限与狭隘。对于莫言的获奖，我们自然应该感到高兴，并为之喝彩。我们认为在莫言的许多小说、尤其是这次备受评委关注的长篇小说《蛙》中，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了文学的尊严。

一、对文学的尊重

在十年“文革”乃至建国后较长一段“左”倾文艺路线泛滥期间，文学是政治的简单工具。文学要“三突出”，要“高、大、全”，要写工农兵，否则就是“毒草”，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这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四人帮”粉碎以后，以莫言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作家、真正从底层出发，从民间出发，写出了极其形象、逼真的中国原生态的生活状况。文学由此获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特性，作家也由此拥有了自己的耳朵、眼睛和思想，不再简单地图解政策和条文，作品也由此变得可亲、可爱，真正起到了为人民服务、为读者服务的效果。

二、对人性的尊重

记得六、七年前，我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去苏州游览，他说沈从文其实是在1988年获得过诺奖的；当时1988的评奖已经结束，但就在公布的前几天接到消息说沈从文先生已经过世了。于是，按照只授予健在作家的规定而换了另外的作家。沈从文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出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并宣称自己的创作只是想塑造一座神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对人性的尊重，这次也同样现在莫言这里。在《蛙》中，那个溺杀无数婴儿的侩子手“姑姑”，在晚年陷入到无比的痛苦之中。她怀着赎罪的心理嫁给了当地泥塑大师，在他们居住的厢房里，到处都安放着一尊尊泥娃娃。人性的失落与复归，构成了《蛙》中的一个鲜明主题。

文学就是人学。对人性的尊重与对兽性的鞭笞，是莫言创作的一贯追求，也是他的作品具有强烈震撼力的原因之一。

三、对艺术的尊重

莫言是一位具有良好艺术天赋的作家。他作品中摇曳多姿的结构、色彩绚丽的语言、丰富奇特的想象，都较之一般的小说家要优胜许多。在《蛙》中，整部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国际友人的五封长信组成。面对老友，如诉家常，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也随之靠近。从第一封信开头的“尊敬的杉谷义人先生”，到第二封“敬爱的杉谷义人先生”，再到第三封“亲爱的杉谷义人先生”、第四封“亲爱的杉谷先生”，直至最后第五封“亲爱的先生”，是一个步步递进、层层加深、越来越没有隔阂的过程。而最后那个荒诞剧，正是我们那个时代所必然出现的结果，是历史的惩罚和报应。整部小说一气呵成，气韵贯通，文采斐然，自是艺术中的佳品。

人性是相通的，艺术是永恒的。莫言获奖，再一次证明了文学的价值，重申了文学的尊严

附莫言赠诗一首：

踏雪寻梅花，剪烛读古诗。姑苏相识日，沪上话旧时。感君真情意，长做静夜思。人生复何求，千里有知己。

那一种黑色的精神——论莫言《蛙》

(2011-11-18 19:12:10)翟业军

转载▼

标签： 分类： 论文 莫言 中国

《堂吉诃德》 《灰阑记》 《苦菜花》 杂谈

《文艺争鸣》2010年第10期

那一种黑色的精神 ——论莫言《蛙》

翟业军

汪洋恣肆、汁液横流、谈狐说鬼、众声喧哗、一点正经都没有，一向是莫言的拿手好戏，也是他“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来”1的专属标签。但是，在《蛙》里，莫言谦逊了，口拙了，寡寡淡淡地用五封信和一部短剧匆匆记叙了姑姑的一生，虽然他明明知道，姑姑的一生“可以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等大词儿来形容”。这是莫言力不从心、江郎才尽的征兆，还是一次蓄意为之的叙事“变调”？如果是一次“变调”的话，莫言意欲何为？

一、故作谦卑的叙事人

历史，特别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史，是莫言始终萦绕于心的所在。不管是爱还是恨，是缱绻还是决绝，他都不得不把最绚烂的才情、最铺张的文笔奉献给这段历史。历史成了莫言的宿命。不过，这段历史已经被“正说”了无数次，这些“正说”又是如此深获人心，莫言当然不甘淹没于“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之中，更何况“正说”之“正”根本满足不了他的勃勃野心和雄奇的生命原力。那么，“反说”？“反说”肯定能别开生面，却是无比艰难的——革命史早已被凝定为自明、庄严的真理，岂容他人置喙？更暗藏危险——“反”只能是对于“正”的“反”，说到底还是与“正”同体的，所谓“生面”便只能在与“正”的同一维度之上绽放。不愿“正说”也不能“反说”，莫言果断撤退，在历史的缝隙和边角处着眼，用匹夫匹妇的爱恨贪痴呼应或解构帝王将相的金戈铁马，用“丑怪荒诞”的美学丰润或对抗“雄浑炫美”的美学2，一种新历史或反历史观由是生成。

退一步海阔天空。草莽间原来英雄四起，乡野中自有云蒸霞蔚，莫言意外遭逢一股股淋淋漓漓的元气，元气召唤出、鼓荡起他那蛰伏着的生命原力，他竟不得不成为当下中国文学中最野性、癫狂和滔滔不绝的说故事的人。于是，我们看到红高粱地里我爷爷我奶奶的旷世风流，看到万乳攒动的骇人奇观，更看到西门驴、牛、猪、狗、猴历经六道轮回终不改的豪横和执拗——莫言的世界原来万物各有生机。但是，莫言天马行空、飞沙走石的野性叙事在嬉笑、嘲弄正襟危坐的革命史“正说”的同时，会不会也在闪避着历史，历史的真相依旧扑朔迷离？过度膨胀、自我增生的叙事，会不会压抑了对于历史本身的关注？他那虎虎生风的相对性、暧昧性，会不会只是无力把捉绝对和明晰而不得不如此的权宜？癫狂，可能正是相对主义时代的妥协方式。没有对于历史的属己发现，莫言的一次次历史叙事注定是面目雷同的，不同的只是不断翻新的叙事花样而已。

这一次，莫言以姑姑的一生带出计划生育史，瞄准的却还是六十年大历史，历史的隐秘会不会依旧被漫不经心地漏过去，或者说闪避掉？

《蛙》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老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信和一部短剧构成，除短剧外，小说的叙事视角牢牢锚定在“我”——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的叙事人——身上。由“我”讲述姑姑，就像《祝福》中由“我”讲述祥林嫂一样，被讲述的人究竟如何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叙事人“我”的身份、态度和心境。那么，让我们先看看蝌蚪其人，特别是他在第一封信的开头奠定下的叙事基调——开头既无比重要又困难重重，就像希利斯·米勒所说，开头是不可能的，因为“开头既需要作为叙事的一部分身处故事之内，又需要作为先于故事存在的生成基础而身处故事之外”3。第一封信的上款是“尊敬的杉谷义人先生”，落款是“您的学生：蝌蚪”，恭敬、谦卑之态溢于纸间。酷好索隐还很爱国的人士们痛骂了：你莫言怎么能对大江健三郎如此卑躬屈膝？莫言自知理屈，连忙矢口否认：杉谷哪里是大江？否认是无效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大江像杉谷一样推崇萨特，并且都是“用巨大的爱心把一个被医院判为必死无疑的婴儿养大成人的父亲”。其实，杉谷就是大江又怎么样呢，重要的是，蝌蚪不是莫言。蝌蚪只是莫言精心设置的一双谦卑的眼睛，一种温和的声音，莫言藉着他向一位尊敬的外国长者娓娓讲述，才能够说清楚计划生育史乃至六十年变迁史，一直浸淫其间的我们哪里能够觉出这段历史的痛楚、荒诞、孤绝和神秘，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所以，尊重决非献媚，而是一种让缕述显得必要、成为可能的叙事态度。更重要的是，莫言故意用谦卑的“我”来说故事，就是要勒住叙事的缰绳——当叙事的激情消弭，呈现让位于被呈现者，表现主体让位于被表现的历史主体，历史才有可能被认真对待。叙事人的故作谦卑，原来是莫言正面强攻历史时吹响的嘹亮号角。谦卑就是高调。

“我”不仅谦卑，还有些呆头呆脑，满嘴陈词滥调。“我”对杉谷说：“您不顾年迈体弱，跨海越国，到这落后、偏远的地方来与我和我故乡的文学爱好者畅谈文学，让我们深受感动。”新世纪的高密东北乡哪里落后、偏远，“我”偏偏如是说，只是非常真诚的套话而已。“我”还说：“您对法国作家萨特的话剧的高度评价和细致入微、眼光独到的分析，使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如何入微、怎样独到，“我”哪里能说出个所以然，说不出所以然，“我”照样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不误，殊不知“顿开”需要何等的悟性，“我”的愚钝和恳切，令人不觉莞尔。“我”更立誓了：“我要写，写出像《苍蝇》、《脏手》那样的优秀剧本，向伟大剧作家的目标勇猛奋进。”《苍蝇》、《脏手》岂是说写就能写出来的，“伟大”更非奋进所能抵达，“我”竟呆到憨态可掬了。其后，“我”果然用那么多的套话、废话去追踪和称颂姑姑，比如“在那个不平凡的春天里”，不一而足。这个一脑门子套话、废话的唯唯诺诺的“我”，让我想起《堂吉诃德》里四处寻访并忠实记录下堂吉诃德的“丰功伟绩”的“我”：

他是曼查骑士的精英。在当今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他率先投身于游侠事业，除暴安良，帮助寡妇，保护少女„„我们英勇的堂吉诃德应当不断被传诵，我为寻求这个动人故事的结尾所付出的努力也应该得到承认。

堂吉诃德哪里是什么精英，“我”偏偏认为他就是精英，并用除暴安良等一大套莫须有的废话称颂他，堂吉诃德的行迹才有了被追述、凝炼和传说的可能。试想，如果“我”是明智的，还会煞有介事地对待堂吉诃德吗？而塞万提斯显然是明智的，与愚钝的叙事人和疯狂的被叙者保持着一段反讽的距离，但是，被叙者疯狂言行中的动人处又会反过来威胁到甚至解构掉塞万提斯自鸣得意的明智，明智被宣判为庸俗，疯狂倒成了执着。就这样，《堂吉诃德》以自身的多义诠释着世界的多义，以自身的混沌洞穿了人性的混沌。同样，在《蛙》中，惟其“我”是谦卑的、愚钝的，才会奉很快就将湮没无闻的姑姑为高密东北乡的圣母，并费时数年来搜集她的生平，详尽转述给杉谷，而姑姑的崇高和渺小、狂热和恐惧才有可能历历展露在我们的眼前。莫言则肯定是聪明过人的，露出反讽的微笑张看着叙事人和被叙者，但是，被叙者的赤诚和孤绝也会反过来瓦解掉莫言的自以为是，聪明可能只是因为置身事外、事不关己而已。那么，姑姑究竟是杀人凶手还是送子娘娘，是恶魔还是圣母，是疯子还是天才？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就这样，《蛙》也以自身的暧昧、杂沓穿透了以姑姑为表征的计划生育史乃至共和国史的暧昧和杂沓。需要强调的是，此种暧昧不同于莫言此前叙事的暧昧性——前者是真相，后者是对真相的闪避。

二、通灵者

《蛙》不单单在叙事视角的设置上借鉴了《堂吉诃德》，我甚至要说，莫言讲述了一个当代中国的堂吉诃德的故事。堂吉诃德受骑士故事的蛊惑，不畏艰险（或者说根本就没考虑到什么艰险），踏上除暴安良的长旅，姑姑同样听从党的召唤，舍弃个人的一切，投身到东北乡的计划生育伟业。多舛的旅途上，堂吉诃德有一个忠心耿耿、缺心少眼的侍从桑丘·潘沙，漫长的生涯里，姑姑也不寂寞，有一个形影不离的矮胖助手小狮子。堂吉诃德“生前疯癫，死后颖异”，姑姑同样先前狂热如今忏悔。堂吉诃德临死前的清醒并不能推导出他生前疯癫的无意义，姑姑如今的惶惶不可终日对她先前的狂热同样构不成消解。郝大手对她的忏悔根本不屑一顾：“她说的也是台词儿。”短剧结尾，姑姑上吊，蝌蚪斩断绳索，扶起姑姑，姑姑说：“这么说我再生了。”再生如果如此轻省，忏悔也就动机不纯甚至一钱不值了。或者说，姑姑的忏悔只是一种戏仿，当不得真的，我们千万不能因此得出莫言谴责计划生育政策，强调“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可替代的”之类的人道主义结论。面对堂吉诃德和姑姑这样的天才/疯子，任何绝对化判断都是危险的。

堂吉诃德置身于散文的世界（昆德拉说：“散文：这个词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不合诗律的文字；它同时意味着生活具体、日常、物质的一面。”4），却梦想做一个传奇时代的游侠，哪怕碰得头破血流。姑姑生在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祈愿“人丁兴旺”、“多子多福”的中国，却要做一个计划生育的急先锋，当然摔得鼻青脸肿。但是，堂吉诃德愣是用不可思议的冲劲和孤绝，写就散文世界的失败了的传奇。姑姑更是用超人般的狠劲和凶残，成功遏止了东北乡的人口增长。姑姑竟是凯旋的堂吉诃德。只是凯旋了的堂吉诃德决不会可怜、可爱又可敬，而是让人畏惧甚至厌弃的，要知道失败才是堂吉诃德被传颂的前提啊。所以，姑姑说到底还是失败的。不过，个人的凯旋还是失败，受敬仰还是被诅咒，对于“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的姑姑来说无关紧要，刮掉或流掉每一块未出“锅门”的计划外的肉才是“硬道理”。由此“硬道理”扩展开去，姑姑近乎永动机般从不衰竭的狂热，近乎穷凶极恶的一意孤行和雷厉风行，不就是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动力？伟人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还说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发展了，捉到老鼠了，毁还是誉，纯洁还是污糟，融洽还是分化，甚至就连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极度靡费，都是不足为虑的。这样的发展就像姑姑的事业，既凯旋又失败，既欣欣向荣又面目可憎，不管你如何评价它，你都不得不被它那泼辣的、不由分说的力量裹挟而去，就像不管你合作还是抗拒，你都逃不了姑姑的手掌心。就这样，莫言以隐喻的方式找到了推动这段历史滚滚前行的动力装置。前文说历史永远是莫言念兹在兹、须臾不能忘情的焦点，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印证。更有趣的是，六十年共和国史大抵被我们截然撅成两段——前半段是误入歧途，后半段则是如梦方醒，最终踏上康庄大道。莫言却发现，前半段的高度组织化、计划性为后半段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和制度基础，你看，早在“文革”，姑姑就驾着机动船四处宣讲：“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这样的宣讲显然是其后更大规模的计划生育运动的先导。莫言更发现前后两段之间隐秘的精神一致性——姑姑数十年如一日地给人结扎、人流，不行就拆房子、倒大树，何曾有过一丁点的改变？这种果决、凶猛、咄咄逼人的精神不正是六十年精神的传神写照？莫言的种种发现正好暗合了“新左派”一再申说的观念：“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5看来毛传统亟待学理性清理，却未可轻易唾弃。

姑姑的狠劲的来源又是神秘的、不可言说的，就像六十年发展史的动力来源的捉摸不定。“我”说：“现实中的姑姑，总是以身披宽大黑袍、头蓬如雀巢、笑声如鸱枭、目光茫然、言语颠倒的形象出现在我脑海„„”这一黑色、飘忽的形象，不正像黑裙蔽体、黑纱遮面、行踪诡秘的陈眉？陈眉让“我”感觉到，“这高密东北乡，有一个我从未涉足的神秘世界。那世界里生活着侠客、通灵者，还有一些蒙面人。”姑姑原来和陈眉一样，都是通灵者，他们都不需要或者根本抛弃了肉身，从而汲取到某种神奇的精神力量。这样的精神力量要么成为现实发展的助推力，使之欢恣和奔腾，要么刺向表面花团锦簇、一团和气实则千疮百孔、分崩离析的现实，使之左支右绌、节节败退。这些精神力量决不洁白、明朗，而是阴鸷、纠结却又蕴蓄着超凡能量的，就像一道道黑色的闪电。这些力量又决非水乳交融，而是相互冲突、消解和游离的，但是再势不两立的力量都是共和国发展史不可或缺的部分，都被同化起来并从正面或反面服务于发展这个“硬道理”。共和国的胃口真是惊人。这种非肉身性的黑色精神具有极为广阔的概括力，比如前三十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也如后三十年对于底层无休止、无限度的剥夺。面对黑色精神，不管你是功利性地高唱赞歌，还是道德主义地义愤填膺，你都无法否认它的犀利和凶猛。我们都是被黑色精神附体的一代。六十年来我们高唱“东方红，太阳升”，“北京有个金太阳”，红色和金色才是被一再渲染的主色调，具有自明的政治正确性，莫言却言之凿凿地说，六十年来的主色调是黑色，阴郁而又不由分说的黑色。颜色哪里是小节，从来都是政治。

这里还不得不说一下那家“堂吉诃德”小饭馆和伪堂吉诃德陈鼻。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一段做作、不协调，殊不知这正是莫言的有意安排。马克思说历史总在重复，第一遍是悲剧，第二遍是闹剧。姑姑以及六十年大历史对于堂吉诃德的重复是严正的，陈鼻的重复则是胡闹。可是胡闹的自有辛酸，严正的也自荒唐，莫言就用这一胡闹戏仿并瓦解了黑色精神的排他性、神秘性和不可言说性。李手甚至说，陈鼻哪是疯骑士，他是装疯的王子呢。那么，黑色精神也可以是对于哈姆雷特的重复？就这样，莫言宣布了他的发现的非真理性。承认非真理性，可能才是真理的态度，才是通达真理之路。

三、戏仿，或玩笑的精神

接下来的问题是，莫言该如何勾画姑姑的黑色精神？我们都知道，精神是无形的、不可捉摸的。莫言的办法是，戏仿。《蛙》里面的戏仿层出不穷，比如姑姑抓王仁美却倒肖下唇家的树，就是对于“联保连坐”制的戏仿，再如“马槽中的大师”对于耶稣诞生的模拟、陈眉对于“狸猫换太子”中李妃角色的不由自主的靠近，等等。这些戏仿让小说充满了玩笑的精神。玩笑，正是现代小说的美德。只是面对如此严肃、泼悍的姑姑，莫言又会如何戏仿，他又怎么能玩笑得起来？ 莫言坦言，他所受的最早的文学教育就是《苦菜花》、《青春之歌》、《烈火金刚》、《吕梁英雄传》、《三家巷》等所谓“红色经典”。他甚至说：“如果我没有读过《苦菜花》，不知道自己写出来的《红高粱》是什么样子。”6我们更不要忘记，山东大地素有水泊梁山、地雷战、铁道游击队等战争传统，这些惊心动魄、气贯长虹、邪不压正、人定胜天的文学性战争，更让莫言对“红色经典”以及《水浒传》里种种经典性战争“桥段”如数家珍、爱不释手。戏仿这些“桥段”，就是莫言勾画姑姑的主要手段——姑姑抗击一大群“愚昧”、“顽固”的民众，不就像梁山好汉对抗大宋王朝，游击队员伏击日本鬼子一样的艰苦卓绝却又注定好戏连连？姑姑甚至真把自己当成了梁山好汉、游击队员，有组织有纪律、黑白分明、敢爱敢恨、有勇有谋，她的计划生育伟业（或者说就是共和国史）也就真如八年抗战一样，由节节退守四面楚歌而攻守平衡反复拉锯最终摧枯拉朽一锤定音，煞是好看。比如，张拳老婆跳进河里，躲在一块西瓜皮下载浮载沉，姑姑哈哈大笑：“你看看，她凫得多好啊，她把当年游击队员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用上了啊！”张拳老婆明明是日本鬼子，却错误地学习游击队员的机智，真是愚蠢不堪，姑姑被当成了日本鬼子，却分明就是游击队员，当然具有了道德和智力上的优越性。可是，姑姑和张拳老婆的关系哪里真像游击队员和日本鬼子之间的你死我活？戏仿凸显出姑姑的凶残。其后张拳老婆的死只是让凶残进一步落了实而已。再如，逼死了王仁美，她母亲一剪刀捅到了姑姑大腿上，姑姑挥动着血手慷慨陈词： 我要感谢你呢，你这一剪刀，让我放下了包袱，坚定了信念„„请你们给陈鼻和王胆通风报信，让他们主动到卫生院来找我，否则„„她就是钻到死人坟墓里，我也要把她掏出来！

这就是“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的忠肝义胆、烈士豪情，更是“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革命乐观主义。可是，姑姑面对的哪里是什么“蒋家王朝”，更何况在姑姑故事被叙述的历史语境中“蒋家王朝”一词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翻转。姑姑对革命豪情的重复根本就是闹剧，闹剧的效果更被愚钝的叙事人放大了。但愚钝的叙事人又惊人忠实地记录下了姑姑那种什么样的闹剧都瓦解不了的赤诚和勇敢。黑色精神是喧闹的、荒诞的，说到底更是有力的、动人的。戏仿真是一面哈哈镜，照出了奇形怪状，却又诡异地万变不离其宗。其他如王胆逃跑对于“地道战”的戏仿（五官甚至唱起《地道战》的插曲：“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这一次具有无穷智慧和超人胆略的却是群众的专政对象），姑姑水上追击王胆对于《水浒传》水战和《铁道游击队》里“我们扒飞车那个搞机枪，闯火车那个炸桥梁”的戏仿，在在是嘻嘻哈哈、荒诞不经的，却准确传达出黑色精神的执着和泼辣，并一再提醒我们黑色精神的革命和草莽来源——共和国的高速发展哪里是空穴来风，一股英雄气和革命豪情一直荡漾其间，虽然英雄气和革命豪情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早已闹剧化、玩笑化了。闹剧化的实践必然生意盎然，却又无比残忍，我们哪里笑得出来。昆德拉说：“欧洲的笑的历史已接近它的尾声。”7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当下中国。

结尾的短剧因为与信件的内容过度重叠，构不成一种对话或升华的力量，算是败笔。不过，短剧第八幕高梦九审案戏仿包公戏《灰阑记》，对于共和国史形成指涉，尽显莫言涉笔成趣的才情。这一幕里，电视戏曲片《高梦九》拍摄现场，高梦九端坐大堂，陈眉抱着婴儿闯入，高呼包青天，您可要为民女做主。高梦九假戏真做，重演一出《灰阑记》，把孩子判给不忍争夺的小狮子。明明照着清官路子操作，却成了葫芦官判断葫芦案，明明心怀善意，却做了恶的帮凶。也许，当下中国压根没有古典时代或者戏台上那样明晰的真假对错美丑，清官之“清”哪里可能，“浊”才是真实的主宰！所以，这是一个浑浊、凶残又有力、迅疾的时代，一个不由分说、泥沙俱下的时代，一个由黑色精神主宰的时代。我认为，《蛙》的洞见几乎可与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媲美——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从这个角度说，莫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忠实的书记员，那一种黑色的精神就是他对于时代隐秘的天才抽象。

（翟业军，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邮编210093，电话***）

1莫言说：“重要的不是写作，而是通过写作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来。”见莫言、王尧的《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2王德威：《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莫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1页。

3【美】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4【捷】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5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

6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