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镜门事件分析（精选5篇）
棱镜门事件分析 篇1
棱镜门事件
据美国中情局前职员爱德华·斯诺登爆料：“棱镜”窃听计划，始于2007年的小布什时期，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在九家美国互联网公司中进行数据挖掘工作，从音频、视频、图片、邮件、文档以及连接信息中分析个人的联系方式与行动。监控的类型有10类：信息电邮，即时消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登录时间，社交网络资料的细节，其中包括两个秘密监视项目，一是监视、监听民众电话的通话记录，二是监视民众的网络活动。2013年7月1日晚，维基解密网站日前披露，美国“棱镜门”事件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在向厄瓜多尔和冰岛申请庇护后，又向19个国家寻求政治庇护。国家包括奥地利、玻利维亚、巴西、中国、古巴、芬兰、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爱尔兰、荷兰、尼加拉瓜、挪威、波兰、俄罗斯、西班牙、瑞士、委内瑞拉。
“隐私国际”认为：“由于世界主要技术公司的总部都在美国，那些参与我们互联世界、使用谷歌或者SKYPE的人士的隐私都可能被棱镜项目所侵犯。美国政府可能接触到世界的大部分数据。”斯诺登称，他是出于对隐私权的担心才采取报料行为的。他对英国卫报称：“我不想生活在一个做那些事情的社会里，我不想生活在一言一行都被记录的世界里。”
告密者系29岁的美国防务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斯诺登究竟是叛徒，还是英雄？美国国内涌现出两种声音。一些官员指责斯诺登泄密行为损害国家利益，甚至将其定义为叛国行为。另一方面，有关此类项目严重侵犯个人隐私的看法也得到不少民众认同。自9日至10日下午2时，白宫请愿网页上要求赦免斯诺登的签名已达到约两万个。
对斯诺登定性之争，归根结底是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关系的争议。据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12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受访民众中53%不支持联邦政府以反恐之名获取电话和网络记录，37%持支持态度，还有10%不持任何观点。其中，30%的受访者认为，无论加上怎样的前提条件，这类监控项目都不正确。
棱镜门事件分析 篇2
一边是殊荣, 一边是争议。那么, 新闻媒体在面对“棱镜门”这样的新闻富矿该如何报道?保护国家安全与捍卫个人隐私孰轻孰重?公民隐私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何在?怎样进行价值选择和判断?面对“深喉”颂扬论我们又应该如何理性对待?这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闻伦理反思?
一、“棱镜门”事件回顾
棱镜本是一种透明的光学元件, 它被抛光的表面能折射光线。自2007年小布什时期起, 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始实施一项名为“棱镜”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主要是通过美国互联网公司收集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等各类信息, 监听民众电话的通话记录和监视民众的网络活动。直到2013年6月, 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美国国家安全局技术承包人斯诺登, 在香港将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棱镜计划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披露给了美国《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 “棱镜”计划的细节才被公之于众, 引发了美国外交地震。
互联网诞生于美国, 在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之前, 美国政府一直掌控网络控制权, 特别重视其在国家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利用价值。“棱镜”项目出现于“9·11事件”之后和社交网络大规模扩张之前, 它将冷战以来美国国安局全面监听国内外通讯的传统延伸到网络空间。斯诺登曝光了“棱镜”项目中情报搜集项目的具体名称和手法, 才使美国政府无法将其遮掩。
“棱镜”项目的重要特征是美国的“政商协作”, 总值七八百亿美元的情报预算, 不仅保证了美国在硬件技术层面的不断升级, 通过卫星、无人机和互联网监听编织了覆盖全球的情报网, 也在人力资源方面加大了投入, 导致多达两千家私营企业参与情报业务和八十多万人具备接触高级机密的资格。
二、大数据时代的信息隐忧
美国政府在反恐战争中对情报的巨大需求, 和美国企业界对“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 在时空上出现了重叠。“大数据”, 简单来说就是指那些大小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尺度, 一般的软件工具难以捕捉、储存、管理和分析的数据。“大数据”的“大”不仅是形容数据容量之大, 更是突显有关数据的收集、保存、维护和共享的行为过程中蕴涵的挑战、创新和价值。
美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数据帝国, “信奉上帝, 推崇数据”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人心中。相信数据、使用数据, 强调“基于实证的事实”, 将数据视为“科学的度量”和“知识的来源”等已经成为美国的传统。无论是连年攀升的IT财政预算, 还是昂贵又庞大的数据资产, 都已经预示着美国成为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信息技术消费国。
“棱镜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政府对隐私权的侵犯, 却容易使人忽略商业机构在更日常的层面上对个人隐私的获取, 以及这种获取已经和将要引发的政治经济权力的过度集中。
在政府和企业看来, 某种程度上牺牲一些个人隐私来换取人身安全和经济发展是值得的。一方面, 企业可以使用个人信息改善用户体验, 大幅提高商业销售和广告收益;另一方面, 数据搜集和分析的应用, 已经扩展到美国的政治层面, 开始改变民主选举的面貌。
2011年5月, 麦肯锡公司下属的全球研究所出版了一份名为《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率的前沿》的报告, 制造业、美国政府和新闻传媒业分别位居前三。联邦政府下属的几百个机构中, 美国普查局 (USCB) 、国家安全局 (NSA) 和中央情报局 (CIA) 都拥有以“太字节”为计数的巨大的数据库。国家安全局通过对美国进行电话监控, 收集到的数据数量是惊人的。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 新闻媒体应该走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 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为本行业服务的同时, 也要清晰认识到可能存在的风险, 并且有责任告知大众。早在1943年, 刘易斯·芒福德就曾预言, 新生代技术尽管有很多优点, 但带来的危害似乎要大于其优点。29年后的“水门”事件, 再到今天的“棱镜门”, 都验证了他的预测。
“水门”事件是一次技术对制度的僭越, 但最后制度纠正了技术失控的错误, 结局还是可控的。而“棱镜门”反映出的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更为隐秘的监控。这种非法监控渐渐成为生活的常态, 当我们享受着新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之处的时候, 我们同样生活在监控中而不自知。
三、“深喉”问题的伦理反思
斯诺登“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 美国国家安全局技术承包人”的身份, 以及向媒体爆料的行为, 不禁让人联想到“水门”事件中人称“深喉”的爆料人, 他们都是“向媒体披露事实的掌握关键信息的局内人”。[1]“喉”是用来说话发声的部位, 前面加上一个“深”, 我们可以理解为“隐匿”——只听其声, 却难探知到底具体是“喉咙”的哪一部位在发声。引申这一描述, 我们可以将“深喉”理解为:隐藏得最深的“说话人”。[2]
“深喉”一词在1972年的“水门”事件之后, 在新闻传播领域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2005年5月31日, 美国《名利场》杂志揭开了一个困扰了人们30多年的谜团:当初给《华盛顿邮报》提供“水门事件”重要线索的关键线人——“深喉”就是当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马克·费尔特 (Mark Felt) 。“水门”事件发生后, 他一直保守着自己的身份秘密, 直到2002年他才向自己的亲友透露。不过可能因为距离“水门”事件过去已经许久, 激烈的辩论交锋似乎不那么尖锐。“深喉”带来的新闻线索成就了《华盛顿邮报》的辉煌、创造了一家报纸扳倒一个不受控制政府的神话, 为两个年轻记者铺平了事业腾飞之路。
在“水门”事件之后, 媒体成了武器, 新闻成了弹药, 记者成了战士。[3]这也意味着, 如果这件事情的结果与如今看到的正相反, 那么新闻媒体也必然难逃公众舆论的讨伐。《华盛顿邮报》在当时还名不见经传, 而负责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也才初出茅庐。到底是什么理由让“深喉”选择相信他们可以担此重任, 而慷慨地将如此重要的关键线索提供给他们呢?“深喉”真的是想借助媒体的力量来主持正义吗?
事实上, “深喉”们在爆料的时候, 并不仅仅为了“国家和公众利益”。“水门”事件中, 爆料人因为未能实现自己的升职意愿的愤慨和不满, 但又深知通过内部正当渠道无法阻止, 所以选择了作为“深喉”指引《华盛顿邮报》记者逐步揭露事实。媒体的介入可以适当转移公众视线, 分担责任。不同于斯诺登的高调, “深喉”选择了一种安全的方式获取了自己的利益。媒体选择信任“深喉”也是一场赌注, 他们之所以“铤而走险”皆源于他们看到了这其中的新闻价值以及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选择赌一把, 利益之下各取所需。
对于公众来说, 有时候新闻源胜过新闻信息本身。《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当年以“深喉”作为自己的主要信息源, 这些打着“绝密”、“内部”标志的消息让人们连质疑都不太可能, 更不用说去核实。所看到的真实与事件的真相之间可能还有出入, 不排除有人为了某些利益而刻意地隐去了一些关键的细节。
四、小结
“棱镜门”事件还在酝酿发酵, 我们通过把它和“水门”事件放在一起比对, 可以获得不少有益启示。新闻从业者必须恪守有关新闻的基本准则, 同时要对当前的政治局势、法律政策、技术发展背景等有深入的了解和宏观的把控, 根据具体的情况平衡保护国家安全与捍卫个人隐私的关系。
“水门事件”披露后, 尼克松辞职, 政府腐败问题得到重视, 并起到了警示作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被记入史册, 美国媒体也成为推动民主政治的标杆、扭转政治危机与公众抒发不满的渠道。《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斩获1975年的普利策新闻奖, 这也使得与知名老报《纽约时报》平起平坐成为可能。“深喉”这一名字也因此成为一个传奇。但是对“深喉”顶礼膜拜, 甚至于将其神化倒是没有必要。谜底揭开的时候, 我们发现“深喉”也是一个普通人, 他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颂扬论”和“驳斥论”都要不得, 把握好度。
摘要：本文结合大数据时代的背景, 通过对“棱镜门”事件的回顾, 围绕报道获奖、对事件本身和对斯诺登的评价所产生的争议, 提出有关保护国家安全、捍卫个人隐私以及新闻报道原则若干问题。由于“棱镜门”事件尚无定性, 本文通过把这一事件与“水门”事件进行比对, 寻找其中的相似点 (比如“深喉”问题) 由此拓展思路, 进行新闻伦理反思。
关键词：“棱镜门”,“水门”,“深喉”,新闻伦理
参考文献
[1]乔治·弗里德曼, 王鹏.深喉之死与新闻业危机[J].科学与财富, 2009 (3) :89.
[2]丁莉.从“深喉”事件看美国匿名消息来源[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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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涂子沛.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 以及它如何改变政府、商业与我们的生活 (第一版)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6]徐菁菁.窃听风云:谎言、秘密与游戏规则[DB/OL].南都网, 2013-11-26.
[7]薄建禄.兰德报告:美国如何打赢网络战争 (第一版) [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005-006.
[8]理查德·A·克拉克, 罗伯特·K·科奈克.网电空间战 (第一版) [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2.
[9]赵海.斯诺登事件与数据霸权[N].中国青年报, 2013-07-09.
棱镜门事件分析 篇3
从2013年6月初，斯诺登揭发美国的“棱镜门”事件，到九大互联网巨头卷入美国监控全球互联网计划，再到斯诺登到俄罗斯寻求避难，最后到美国政府斡旋大数据监控是为了所谓的“反恐”。从纯技术角度来看，“棱镜”是一个典型的通过分析海量通讯数据获取安全情报的大数据案例，但它也引发一个重要的思考：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该何处安放？
根据斯诺登提供的信息，美国国家安局拥有的正是一套基于“大数据”的新型情报收集系统，这套名为“无界爆料”的系统，以30天为周期，可以从全球网络系统中接收到970亿条讯息，再通过比对信用卡或者通讯记录等方式，能几近真实地还原个人的实时状况。
“棱镜门”为人们反思大数据时代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提供了一个范本，斯诺登潜逃、引渡以及政治庇护这样的情节增加了戏剧性，却无碍于反思这个问题的内核。
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斯诺登已经被“脸谱化”，一方认为他是公众隐私权的捍卫者，是自由的守护者；一方认为他是叛国者，是双面间谍，应该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当更多的事实披露出来，谁是英雄，谁是罪犯，也会慢慢浮出水面。
震惊源于“小数据”思维
“大数据”基础已完备
“斯诺登事件让我驚讶的不是‘棱镜’计划本身，而是如此众多的社会大众还是小数据’思维，对这个计划如此惊讶。”这是《大数据时代》一书的作者之一迈尔·史恩伯格在香港大学的演讲中，对此全球性事件的反应与感慨。
的确，对当今全球的绝大多数人而言，“大数据”还是个相当陌生的概念，甚至还未曾听闻，事实上它已悄然而至，从微观到宏观，从商业到政治到军事，铺天盖地，无所不在。斯诺登揭露了“棱镜”，“棱镜”揭示了“大数据”。
就商业用途而言，今天的谷歌、微软、惠普等，已完全可以通过它们掌握的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甚至亿计的数据，经由“超级计算”，准确推断消费者的习惯、电影的票房、流感疫情的发展趋势。商业如此，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用途和潜在利益当然也不遑多让。
这就是“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时代”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一，数以亿计的人们，无时无刻，不知不觉地在生产大量数据，每一个人在每一时间每一地点，那怕是一个最不经意的微小行为，就是一个数据。所以，合起来，就是海量的数据。二，数据虽已产生并存在，除非把它“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全数搜集网罗起来，否则没有意义，这就要靠像“棱镜”一样的网络技术。三，最后一步，就是将海量的数据以超级快的速度加以归纳、计算与分析，这就靠一代又一代推陈出新的超级计算机。第一个基础是从来就有的，现在，加上了第二与第三，我们就进入到了“大数据时代”了。
被手机“出卖”
没有什么与隐私无关
电子科技大学互联网科学中心主任周涛曾经介绍过2013年公开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某个手机用户只要曾出现在4个基站的服务区，利用大数据模型，研究者就能把他从百万用户中区分出来，识别他的身份，准确率为95%。此文发表在《自然》出版集团的学术刊物《科学报告》上。
结论就是，别让我在4个基站看到你。
周涛是畅销书《大数据时代》的中文译者。他表示，大数据的“1.0版本”仅仅是分析那些与目标有直接相关性的数据，但到“2.0版本”后，大数据更关心“数据的外化”，也就是将更多看似无关的数据纳入视野。
周涛本人也正研究如何通过大数据识别个人信息，通过分析一个人某段时间的GPS定位数据，就能知道他的性取向：“瞒了家人几十年的秘密，也许一个手机软件就能出卖你。”
无论是“4个基站”，还是“手机与性取向”的研究，都表明一个事实：通常被认为与隐私无甚关联的信息，在大数据时代都将发生质变。周涛透露，国外科学家已经建立了模型，通过分析人们在Facebook上的行为，也能判断他的性取向，所需要的只是用户添加的“喜欢”或“不喜欢”标签，大约需要100个。
周涛强调，他的研究被置于严格的监管之下，而且是基于同性恋者自愿提供的信息，并不侵犯隐私。但是否每个大数据从业者都如此遵守规则？
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万岩说，她曾对自己的学生做了一个问卷：公开自己的信息从而得到更有针对性的营销，或是严格保护隐私但必须自己动手搜索商品，你会选哪一个？学生们的回答大致是50：50。
普通人对网络隐私的态度，也许还很有宽容度，他们必须接受，或者说忍受一个事实——大数据时代，人就是透明的。
正如《纽约时报》所说，斯诺登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因为他使人们看到了，像美国这样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和情报能力的一个国家，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窃取全世界的情报。
棱镜门事件分析 篇4
6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通过进入微软、谷歌等9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等秘密资料。该事件因为前中情局的雇员爱德华·斯诺登的揭露，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棱镜门”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关注，褒贬不一。对斯诺登的评价也一样，很
难有绝对的标准。
我想说说个人的观点。
1、美国官方主张以叛国者来认定斯诺登的行为另一方面，有相当的美
国民众认为斯诺登是爱国者，对于他的评价，没有绝对的标准。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对他评价：
（1）斯诺登属于高薪阶层，不会为钱出卖个人前程，之所以会曝出“棱
镜门”事件，是因为其难以承受内心道德的压力。
（2）斯诺登公布了个人信息，要知道导致国家秘密的外泄，是要冒着
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危险。可以看出他既不是一个爱国者，也不是
一个间谍，只是一个真实的美国人，良心上无法允许美国政府侵
犯全球民众隐私、互联网自由,说出了真相而已。正如曼宁曾经
讲的，他之所以把大量情报交给阿桑奇，是因为作为一个情报分
析官，每天面对大量血腥的资料，并且资料与美国政府所声称的不同，他的内心难以承受。
斯诺登不幸成为美国情报部门的“异端”，徘徊于公民自由与国家利
益之间，最终选择了自由。在合法性上，犯罪是不二选择；然而，无
论其行为对美国当局造成多大损害，却符合美国自由、平等、独立、进取精神，故而有可宥之处。
2、对于棱镜门事件：
3、（1）对于美国，向来标榜自己的自由、人权至上，更是喜欢用这样的旗号干涉中国事务，然后此次事件的披露，再次将美国的高姿态
推上了风口浪尖。自由和人权似乎在这个时候就显得极富讽刺意义
了。因此我们国内民众更是该看清美国这虚伪的一面，客观而清醒的认识美国，认识自由、人权这四个字的含义。
（2）棱镜门”事件对于美国政府宣称的网络安全、网络自由和一贯
标榜的形象是明确的揭露。从这九大互联网遍及全球的影响力来说，这对于全球大部分公民无疑是最大的隐私侵犯。
（3）个人自由、公民隐私、国家安全三者并不矛盾,一个好的政治体制核
心在于制衡.政府有监视的权利，让这种权力在监督之下才是正途。
这件事给我们的另一个思考是在互联网络改变世界的今天，它不仅
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更成为重塑社会的重要力量，“棱镜门”
事件曝光后，我们不应该冷眼旁观的讨论，而是应该积极思考美国
棱镜门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 篇5
放松是很艰难的事。在香港见到斯诺登后的5个月里，他从未松懈；他们几乎每天都要交谈。他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我感觉如果我回到美国，我被逮捕的可能性很大。”他说，“和我交谈过的20名律师中，没有一个人说，‘噢，你想太多了，他们当然想都没想过要抓你。’”
在发表了有关最高机密的信息之后，格林沃尔德还能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吗？从奥巴马政府以往的做法看，情况不妙。他说他的律师们无法就此事得到一个明确答复。他那位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母亲问：“要是我临终前还是见不到你可怎么办？”
格林沃尔德的生活有一点流亡的感觉，但是他绝不屈服的决心给他惹了不少麻烦。在披露了美国对巴西总统卢塞夫从事间谍活动之后，他在巴西已经被视作英雄；但是他拒绝了交出文件的要求，并且下定决心，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其他地方，他要与权力保持距离。
他有两个任务：以自由的名义抗击“后9·11时代”的“监控政府”及其全面的数据收集，另外，通过“一种激进的、与政治和企业势力相对抗的立场”复兴新闻精神。他将通过一个新的在线出版物来完成这一事业，这个出版物得到eBay创始人、亿万富翁皮埃尔·奥米迪亚的2.5亿美元支持。这与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买《华盛顿邮报》花的钱一样（从中反映出的老牌报纸如今的地位是发人深省的）。
就第一个任务而言，格林沃尔德说他报道斯诺登文件的工作才进行了一半，还会曝光大量信息。关于第二个，最近在与同事比尔·凯勒进行的一次将会成为新闻学院教学内容的交流中，他已经雇了大约10个人。他说，“我们的风格将是鼓励和支持好斗的新闻报道，这种新闻能够成为对抗强权的真正力量。我们希望我们的记者是循着内心的热情行事的。”
在格林沃尔德看来，美国的新闻业已经被9·11之后的“爱国主义冲动”和大型媒体集团的文化拔掉了牙齿。当然，格林沃尔德夸大了主流报纸的屈从程度，主流报纸的调查记者通常是充满斗志、无所畏惧的。但是有一点他说对了，在9·11之后的美国大迷茫中，新闻正在被吞没，而且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毫无疑问，在寻求公正的传统媒体之外，格林沃尔德提出的这种个人化的、对自己的偏见直言不讳的报道，无疑会让新闻报道受益。
格林沃尔德持续揭露疯狂的监控项目也会让美国社会受益。他已经出席了巴西参议院的听证会，也应该被允许出席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他说：“我一定会回国。我拒绝因为一个谎言而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