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违约损失赔偿原则

合同违约损失赔偿原则（通用8篇）

合同违约损失赔偿原则 篇1

合同违约损失赔偿原则

(1)完全赔偿原则。是指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使受害人遭受的全部损失，都应由违约方负赔偿责任。

根据《合同法》第113条的规定，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这里的损失仅指财产损失。也就是说，违约方不仅应赔偿受害人遭受的全部实际损失，还应赔偿可得利益损失，即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损失。

实际损失是现存的损失，可以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损失，一般也不会产生争议。关键是可得利益如何确定？可得利益是合同履行后债权人可以实现或者取得的收益，它具有以下特点：①未来性。可得利益不是现实的利益，而是一种未来的利益，它必须是经过合同违约方履行后才能获得的利益。②期待性。可得利益是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可以预见的利益，可得利益的损失也是合同当事人能够预见到的损失。③一定的现实性。尽管可得利益并非订立合同时就可实际享有的利益，但这种利益并不是臆想的，如果合同违约方不违约，是非违约方可以得到的利益。

(2)合理预见原则。完全赔偿原则是对非违约方的有力保护，但从民法的基本原则出发，应将这种损害赔偿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合同法》第113 条规定，“……，但赔偿损失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这就是合理预见原则，又叫可预见性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预见的主体是违约方；②预见的时间是合同订立时；③预见的内容是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财产损失的范围；④判断违约方能否预见的标准采用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即通常以同类型的社会一般人的预见能力为标准。

(3)减轻损害原则。也叫采取适当措施避免损失扩大原则，是指在一方违约并造成损害后，受害人必须采取合理措施以防止损害的扩大，否则，受害人应对扩大部分的损害负责，违约方此时也有权请求从损害赔偿金额中扣除本可避免的损害部分。也就是将减轻损害作为受害人的一项义务看待，并以此限制违约方的赔偿责任。《合同法》第119条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减轻损害原则的构成要件是：①损害的发生由违约方所致，受害人对此没有过错；② 受害人未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害扩大；③受害人的不当行为造成损害扩大。

(4)损益相抵原则。又叫损益同销，是指受害人基于损害发生的同一原因而获得利益时，应将所受利益从所受损害中扣除，以确定损害赔偿范围。这是确定赔偿责任范围的重要规则。根据这一规则，违约既使受害人遭受了损害，又使受害人获得了利益时，法院应责令违约方赔偿受害人全部损害与受害人所得利益的差额，这是净损失、真实损失，但并不是减轻违约方本应承担的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都没有规定损益相抵原则，但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应承认此原则。具体地说，违约损害赔偿地目的是补偿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并非使受害人反而因此而受益。由于同一违约行为既遭受损失，又获得利益，如不将利益予以扣除，就等于让受害人因违约行为而受益，这是违反违约损害赔偿的本意和目的的。因此，必须采取损益相抵原则。

损益相抵原则的构成要件：①违约损害赔偿之债已经成立。这是前提条件。即只有构成违约损害赔偿之债时，才有必要确定损害赔偿范围，而损益相抵恰恰是限制损害赔偿范围的因素。②违约行为造成了损害和收益。即损害和收益是同一违约行为的不同结果。

(5)责任相抵原则。是指按照债权人与债务人各自应负的责任确定责任范围。《合同法》第120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责任相抵原则。同时应明确，在我国合同法理论上，责任相抵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不是指当事人的责任抵销，是在确定各自应负的责任基础上确定赔偿责任。

责任相抵原则的构成要件：①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即适用前提是双方当事人都存在违约行为。这是客观要件，只要客观上具有违约行为，而不管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②双方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当事人双方都违约的情况下，其各自承担与其违约行为相对应的违约责任，不能相互替代。

(6)经营欺诈惩罚性赔偿原则。针对交易中各种严重的欺诈行为，特别是出售假冒伪劣商品产生的欺诈行为的严重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 条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数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就在法律上确立了经营欺诈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食品安全法》[2009]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经营欺诈惩罚性赔偿原则的构成要件：①经营者提供商品、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存在。常见的有：直接出售假冒商品的行为；故意短斤少两的行为；消费加工承揽中偷工减料、偷换原材料的行为；在修理服务中偷换零件、虚列修理项目、增报修理费的行为等。②消费者受到损害。

合同违约损失赔偿原则 篇2

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在理论上有较大差异, 不能等同。最根本的差异在于, 其一, 违约责任针对的是业已成立的合同, 缔约过失责任的前提是合同仍在订立过程中;其二, 缔约过失责任重在保护合同当事人的信赖利益, 违反的是先合同责任, 而违约责任是违反合同义务而生的责任。预约是一个已成立生效且独立存在的合同, 合同当事人违反了其所负担的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义务, 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据此, 多数学者认为, 缔约过失责任应当成为预约责任的直接法律依据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笔者认为, “应当”一词使之成为一个错误命题, 但学者们完全否认缔约过失责任能成为预约责任之直接法律依据的观点则有待商榷。理论上缔约过失责任确与违约责任不能共存, 但现实中二者却偶有竞合。笔者认为违反预约即产生了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此时, 应对责任所指向的对象作出界定, 违约责任是针对预约合同而言的, 而能与之竞合的缔约过失责任则是相对于本约而言。因为预约本身是一个由当事人合意而生的独立合同, 承担着自身的使命即缔结本约, 但在逻辑上其同处于缔结本约的过程之中。在缔结本约的过程中, 合同当事人一方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的义务, 致使另一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由此, 违反预约时亦产生本约的缔约过失责任。

二、预约违约的赔偿损失责任

(一) 赔偿损失责任的范围

1.赔偿损失应限定为信赖利益损失

如前所述, 违反预约产生预约违约责任和本约的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

由此, 预约的违约责任的范围可比照本约的缔约过失责任进行界定。由缔约过失责任的通常定义可知, 具有过错的一方缔约人应承担的是守约方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既然是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而并非履行利益的赔偿, 自应以信赖利益为责任的衡量标准。此外, 缔约过失责任场合下的许多合同未能成立, 即便是本文所讨论的预约违约责任与本约缔约过失责任的对象预约合同是已成立并生效的, 但其因未履行, 且大多缺乏本约的主要条款。因此我们无法获悉有效成立的合同正常履行时债权人所能获得的利益。此时, 将履行利益作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标准有失公允。是故, 预约违约责任的范围应限定为信赖利益的损失。“本约的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根据为诚实信用原则, 其突出特点在于承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1] 诚实信用原则, 乃现代债权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日常生活中其为普通的道德规则, 但在双方自愿缔结合同之时起, 诚实信用同时成为一项法律原则。它要求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诚实守信, 不欺不瞒, 在合同的缔结过程中亦不外如是。合同当事人在选择订立预约后, 从心理上希望最终订立本约, 从行为上为达成这一目的开始磋商、准备各项事宜。在此期间, 双方当事人的关系由普通的关系进入一种特殊的信赖关系。预约合同当事人受到预约的约束, 其对将来本约的缔结之信赖尤其得以强化。若一方当事人违反了预约, 导致本约不能成立, 将使守约方信赖利益遭受损失从而蒙受不利益。按照信赖利益一般理论, 当事人须举证此处损失应为守约方实际蒙受的损失, 且是基于合理的信赖而生。但笔者认为, 预约合同违约的场合无需对此加以证明, 因为预约的存在即证明有一个合法成立且生效的合同约束双方当事人的行为, 预约当事人当履行预约的约定, 此即合理的信赖。在确定了预约违约责任的范围为信赖利益的损失的前提下, 我们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2.信赖利益损失的主要内容

笔者认为, 信赖利益损失的具体数额应以守约一方所蒙受的实际损失确定。根据合同法基础理论得知, 信赖利益通常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2] 所受损害通常指的是守约方所蒙受的直接损失。所失利益主要是缔约机会的丧失导致的损失。就预约而言, 赔偿损失责任主要是当事人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一般包括: (1) 缔约人订立预约所支付的费用, 例如为订立预约所赴实地考察的费用和通讯费等; (2) 当事人基于对本约终将缔结的信赖, 而准备履行本约所支付的费用。例如因信赖合同会成立, 购进大批的本约标的物, 由此产生的供货方运送货物的合理费用等; (3) 因支出缔约费用或准备履行本约所失去的利息, 例如银行贷款利息等; (4) 因本约最终未能成立所造成的其他实际损失, 例如提供担保所造成的损失。

3.赔偿总额的限度

有观点认为, 赔偿额度应视实际损失而定。实际损失小则少赔, 实际损失大则多赔, 以保证当事人的利益得以充分恢复和保护。就此问题虽有争议, 但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即是采德国法的做法, 对信赖利益的赔偿以履行利益为限。[3]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缔约人缔结预约的目的在于最终获取本约的履行利益, 若信赖利益的损失超过履行利益于理不通, 亦不能有效地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据此可推知, 预约所保护的利益之上限应为履行利益。但基于预约标的性质属于非交易合同, 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准确地估算出其履行利益的实际数额。笔者认为, 应在无法确定履行利益的场合, 例如预约中本约必要条款不完备而使得履行利益无从计算时, 适用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 从而将信赖利益的损失严格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二) 机会利益的丧失是否赔偿

从理论上考察, 机会利益的损失被纳入了信赖利益赔偿的范畴, [4] 然则从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文义来看, 我国并没有明确认可机会利益的可赔偿性。学界对预约机会利益的丧失能否予以赔偿亦未达成一致意见, 有观点主张, 具有本约必备条款的预约一方当事人违约时, 守约方基于信赖而放弃与他人订立同类本约合同的机会, 可以通过信赖利益以主张机会利益的实际损失;反对意见则认为, 若按以上逻辑无疑是赋予了守约方基于一个有效成立的本约所能主张的履行利益, 因而应当排除机会利益损失的赔偿。

笔者认为, 预约违约中机会利益的损失从理论上而言是可赔偿的, 但在实践中须对其赔偿范围加以合理限制。

1.预约合同守约方基于已成立并生效的预约, 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本约缔结的可能性, 基于此信赖而放弃了与第三人缔约的机会, 守约方这种诚实信用的行为理应获得法律的肯定和保护

尤其是当下的经济生活中, 许多当事人抱着“货比三家”的心态与多人签订预约合同, 为保障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使得一些合同相对方合同目的落空, 极大地挫伤了民事主体诚信缔约并履约的积极性。为避免对预约当事人权利滥用的情况发生, 醇化市场风气, 应认可预约违约之机会利益损失的可赔偿性;

2.承认通过信赖利益主张缔约机会损失并不等于守约方可当然地主张本约的履行利益

以认购人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合同为例, 购房者基于信赖, 放弃了与其他开发商签订合同的机会。若开发商因房屋未能建成等原因, 使得购房者无法在其合同关系中获得原本所期待的利益。而由于市场房价的上涨使其亦无法再按原相同条件购买其他开发商的房子, 从而认购人的机会利益受到损害。这一机会利益只能通过法院根据预约签订时的房屋市场价格对不存在的房屋加以合理估算 (亦即本约的履行利益) , 由此得出认购人机会利益的实际损失。此时, 履行利益仅是为量化机会利益损失的手段和途径, 而并非赋予守约人履行利益的请求权。

3.但在现实中, 机会利益损失属于不易量化的损失, 尤其体现在本约必备条款欠缺的预约中

若单一地将机会利益的损失纳入预约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 因赔偿损失最终是以一定数额的现金为表现形式, 无法量化的损失使得赔偿数额难以计算, 结果可能使对方当事人负担不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 笔者建议, 应对预约违约中机会利益的赔偿加以合理限制。首先, 机会利益的损失难以估算的情形下, 对于不明显的损失可忽略不计;其次, 不易量化的损失的赔偿, 应符合违约损害赔偿之“可预见性”基本规则, 亦即从理性第三人的立场来看, 这一赔偿是合理公正的;再次, 赔偿请求权人应负担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 应证明其机会利益实际的损失及其与违约方违约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三) 可得利益的丧失是否赔偿

由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文义推知, 违约责任之赔偿损失不仅包括现存利益的损失, 还包括合同履行后可得利益之损失。且“就法理而言, 无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信赖利益还是履行利益, 其赔偿范围均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5] 即便预约违约所生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信赖利益, 但并不能直接得出预约守约方的可得利益丧失得以赔偿的结论。笔者认为囿于预约标的、性质等特殊性, 预约合同的可得利益不应予以赔偿。具体理由如下:

1.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可能性受到预约合同特殊性之阻碍

民法理论中的可得利益损失是指, 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或者故意、过失地损害他人财产或财产权利, 使权利人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可以实现和取得的财产利益未能实现和取得, 或者由于损害行为而减少。[6] 于此逻辑下, 合同法上的可得利益损失, 即是合同当事人因违反合同约定, 使得守约方本应获得的合同履行之财产利益未能得以实现所致损失。

诚然, 当事人订立合同都为着将来实现一定的利益, 预约合同当事人也为了将要缔结的本约之利益而甘愿订立预约并受其约束。但由其定义推知, 可得利益的损失之利益仅限于财产性利益。然而, 预约的标的为缔结本约之行为, 属于非财产性标的,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买卖合同存在较为明确的利益衡量标准;且预约合同当事人依预约的履行所能达成的最大利益效果, 是经对本约条款的完善过程而最终缔结本约。可见预约合同当事人双方适当履行预约的基础上可获得的利益不是一种财产增值部分, 甚至并非财产性利益, 不属于可得利益的范畴。

2.预约合同可得利益难于确定, 决定了可得利益赔偿无可行性

可得利益损失本身并非既存利益的丧失, 而是一种未来的可获得的利益。这一特性使得可得利益成为一项难以估量的抽象性损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为避免损失难以估量造成的不公平, 对其加以“可预见性”的限制。但笔者认为, 合理的确定性仍应作为可得利益赔偿的要求, 否则规则适用的延展性过大。审判实践中, 大多时候法院倾向于根据损失的确定性以作出判决, 而非适用可预见性规则。但仍存在一些其他不同的审判思路, 法官可基于合同的详细条款对整体合同利益进行把握, 对违约发生前与违约发生后的利益状态加以衡量和比较;或是根据市场上标的价格等参数, 以及相关合理的规则计算其差额以确定可得利益损失, 从而增强其可操作性。由此, 可得利益之抽象性缺点得以一定程度的克服。

但在预约合同的场合下, 可得利益之抽象性和不确定性更甚, 尚无有效方法能得出较为合理的数额。首先, 合同条款大都极具模糊性, 不像一般的买卖合同约定了合同的价款;其次, 预约合同标的非财产性使得违约发生前的利益状态无法衡量, 因为双方不存在一个明确而具体的买卖关系, 亦无可确定的合同标的物的市场价格。同时, 预约合同标的为特定的行为这一特性, 使得预约违约后的利益状态陷入一个虽能确定但无法用金额衡量的窘境。即预约违约之后果能确定的是预约之目的即本约的缔结未能实现, 但这一利益状态很难用具体金额的损失体现出来。换言之, 预约违约前后当事人的利益状态均并不确定, 也很难明确。此时, 审判实践中法官无法藉此进行估量可得利益的具体数额, 从而得出一个合理的审判结果。因此, 笔者认为, 预约合同的可得利益将因难以计算而无赔偿之现实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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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136.

[3]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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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跃龙.解约可得利益赔偿之辩[J].政治与法律, 2006 (5) :154.

如何确定货代合同违约赔偿？ 篇3

近年来，贸易往来中由海上货运代理环节引发的纠纷数量不断上升。海上货运代理过程中的各类违约赔偿纠纷涵盖货运代理的全过程，包括装箱、拖箱、订舱、交单、报关等的各个环节。合同违约赔偿如何确定?合同双方订立合同之时无法预见的损失能否得到保护?

案情介绍

本案原告是宁波市润泽进出口有限公司，被告是宁波航母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2007年3月28日，润泽公司、航母公司签订“出口4000吨罗纹钢运输代理协议”，约定航母公司为润泽公司代办“租船订舱、海关报关、港口货运结算、支付船舶运费”等事项。具体约定：航母公司所租船舶经润泽公司确认后，方可来港装货；船舶受载期为2007年4月10日至14日，如因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见因素影响装船，则装船时间顺延，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见因素除外，确属由航母公司造成的船期延误而致使买方拒付货款，要由航母公司承担一切损失；自船舶抵锚地之日起，航母公司需每天以书面形式向原告通报船舶动态和装货进度；货物装船后，由被告负责尽快办理出口退税相关手续。航母公司接受委托后，代租“金成洲18”号轮，并向润泽公司传真租船合同，润泽公司遂向航母公司及镇海港埠公司确认由“金成洲18”号轮装货出运。“金成洲18”号轮实际于2007年4月19日到宁波，4月24日装货完毕。而2007年4月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财税[2007]64号文件，规定自2007年4月15日起调整出口钢材退税率，涉案罗纹钢原8％的退税率取消。

润泽公司认为：航母公司迟延安排货物出运，造成本可退税的货物因延期出运而无法退税；所租船舶身份不明，造成润泽公司向承运人索赔受阻。为此，要求航母公司赔偿润泽公司退税损失936390元。

航姆公司认为：航母公司所租船舶经润泽公司确认，并及时告知润泽公司船舶动态，已尽到货运代理人的义务；国家税务总局于2007年4月9日发布了退税相关规定，这是在2007年3月28日双方签订代理合同时都无法预见的。综上，请求驳回润泽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裁决的要点包括：《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了委托合同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法院审理

宁波海事法院认为：润泽公司、航母公司签订“出口4000吨罗纹钢运输代理协议”，约定由航母公司代为租船订舱、海关报关、出口退税等事项，双方海上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航母公司应按约为润泽公司租船订舱，审查船舶资质，及时安排货物出运。航母公司所租船舶经润泽公司确认，船舶受载期符合货运代理协议约定，航母公司及时向润泽公司报告了船舶动态，船舶晚到港时间非航母公司所能掌控，且润泽公司预知船舶晚到港仍未作出不同指示，故润泽公司认为航母公司履行货代义务不当造成其退税损失的主张不能成立。且原告退税损失系因国家税率政策调整引起，双方签订合同之时税率调整文件尚未出台，该损失并非签订合同之时能预见到的损失。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对润泽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润泽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润泽公司与航母公司签订货运代理协议后，航母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办理了租船装货事宜，并事先将租船协议、提单格式交由润泽公司审查，租船协议的约定符合货运代理协议约定，润泽公司事后也发函确认由“金成洲18”号轮装货出运，对该租船协议应视为确认。后“金成洲18”号轮因出租人的原因迟延到港，航母公司已及时向润泽公司通报船舶动态，履行了货运代理人义务，故船舶迟延到达不能归责于航母公司。至于航母公司与之签署租船协议的出租人安徽省安达船务有限公司是否存在，是否导致润泽公司向出租人索赔不能以及航母公司是否对此存在过错。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润泽公司与航母公司之间的货运代理协议并未要求航母公司披露船东身份，且航母公司与船舶出租人系通过传真签订租船协议，只能要求其尽到通常的审查义务。现航母公司提供了“金成洲18”号轮的船籍证书、DOG证书复印件等，表明航母公司已尽到了通常的谨慎审查船舶资质及船东身份的义务。且货物运输已正常完成，虽有受载迟延，但润泽公司未行使解约权，应视为接受船舶的迟延到达。润泽公司诉请的损失是因退税率的变动而减少的退税款，双方当事人事先均无法预见，不属于保护的范围。

案例焦点

宁波海事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海上货运代理合同违约赔偿纠纷，争议的焦点有两点。

争议一：航母公司履行货代义务是否适当?

货运代理合同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商法典或民法典中属有名合同。我国《合同法》第406条对委托合同的归责原则，不同于合同法的严格责任原则，而是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润泽公司的赔偿请求正是基于航母公司违反货运代理协议约定、不适当履行货代义务提起的，对润泽公司而言，应承担证明航母公司具有过错的初步举证责任。本案中，具体表现为航母公司代租船舶的审查义务和委托事项的及时报告义务。

(一)代租船舶的审查义务

润泽公司认为租船合同上出租方安徽省安达船务有限公司实际并未在安徽省工商注册，航母公司未能提供船舶相关主体证明，致使原告向承运人索赔受阻。航母公司为此提供了船籍证书、DOC证书，证明“金成洲18号”轮系在巴拿马共和国登记的方便旗船，DOC证书记载船舶经营人系安达船务有限公司，即为租船合同上出租方安徽省安达船务有限公司，在伯利兹注册，经营地址在安徽省安庆市沿江路7号，只不过中文翻译不同，故中文印章使用安徽省安达船务有限公司字样，并非必然要在安徽省境内注册。对此，合议庭在评议中持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所租船舶的船籍证书、DOC证书均为复印件，出租方安徽省安达船务有限公司使用中文印章而未在中国境内注册，故航母公司订立租船合同存在重大过失；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整船航次租船，航母公司即使代租方便旗船，也符合国际海运惯常做法，且货运代理协议中约定的租船行为指向船舶，而非要求被告在租船同时向原告披露船东身份。对船舶证书、DOC证书，因系复印件，一审未予认定，二审认为，货运代理协议并未要求航母公司披露船东身

份，且航母公司与船舶出租人通过传真签订租船协议，只能要求其尽到通常的审查义务，现航母公司提供了“金成洲18”号轮的船籍证书、DOG证书复印件等，表明航母公司已尽到了通常的谨慎审查船舶资质及船东身份的义务。

(二)履行合同的报告义务

润泽公司认为航母公司接受委托后，未能按时租船，导致货物延期出运，未能退税。航母公司认为，租船经润泽公司确认后，航母公司及时向润泽公司报告船舶动态，已适当履行了货代义务。对此，合议庭持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货运代理人知晓船舶将晚到港后，应及时与出租人交涉，本案未见货运代理人对此采取了补救措施；另一种意见认为租船合同受载期符合货运代理协议的约定，航母公司及时将相关租船信息传真润泽公司，船舶晚到港非航母公司货代行为所致，且润泽公司收到船舶晚到港的传真信息后，未做出不同指示。二审认为，货物运输虽有受载迟延，但润泽公司未行使解约权，应视为接受船舶的迟延到达。一、二审判决均建立在航母公司及时报告船舶动态、润泽公司未作出不同指示的事实基础上。如前所述，委托合同是一种高度属人性的合同，委托人的指示对受托人履行合同义务至为关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本案中，委托人明知船舶将晚到港，未行使解约权，一、二审均将其视为委托人接受船舶晚到港的意思表示。

争议二：双方订立合同之时无法预见的损失能否得到保护?

按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债务人承担赔偿责任只要具备损失与违约行为之间有相当因果关系这一条件即可；而依合理预见规则，要判决债务人承担赔偿责任，债务人需对损害的种类、原因甚至于损害之大致程度有所预见或应当预见。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该规定，预见可分为两类，一是实际预见，二是应当预见。本案中，原、被告于2007年3月28日签订“出口4000吨罗纹钢运输代理协议”，2007年4月9日，财税[2007]64号文件出台调整出口钢材退税率，这在双方订立合同之时都未能预见。合议庭在讨论中认为，货物如能正常出运，可享受退税，被告履行货代义务是否适当与退税损失存在因果关系；但签订合同之时国家税率调整文件尚未出台，无法预见货物晚出运有可能造成退税损失。二审法院认为，润泽公司诉请的损失是因退税率的变动而减少的退税款，双方当事人事先均无法预见，不属于保护的范围。预见应以合同订立之时的情形为准，不受合同订立之后事态发展的影响，本案中双方订立合同与税率文件出台前后相差半月有余，如果让航母公司对订立合同之时不能预见的损失负责，就等于修改了合同成立的基础，并且破坏了意思自治原则。当然，如果在合同订立后出现了双方了解到的新情况，当事人可以通过变更合同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合同未变更的情形下，让当事人对其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损失负责，必然使其依合同而承担的风险与取得的利益不相等称。

违约损害赔偿的可预见规则

本案法院裁决要点中包含了违约损害赔偿的可预见规则。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罗本建称，世界各国的合同法普遍确立了可预见规则。他认为，可预见规则的理论依据在于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可预见规则不允许守约方获得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没有预见的损失赔偿，正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因为，如果守约方在订立合同时预见到了违约方不可能预见到的损失，但只要其未将此一信息传递给违约方，违约方便无需对此承担责任。如果此时违约方仍须承担责任，则会诱导守约方保守此信息，使对方在无知的情况下与其谈判，从而获取不当利益，此时守约方的行为就属于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另一方面，可预见规则许可违约方对其在订立合同时不可能预见到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如果要求违约方对超过其预见范围内的损失仍承担责任，从实质上讲，就破坏了双方当事人于订约时基于可预见的风险达成的合意，这本身就是违背诺言、不讲信用的行为，是对违约方的违约，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是不一致的。”罗本建律师说。

如何确定违约赔偿责任

“合同法在违约责任中确定了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罗本建律师说。所谓无过错责任原则，就是守约方只要证明违约方有违约事实，无须证明违约方需主观上有过错，违约方也不能通过证明自己主观上无过错，就可以摆脱责任。而我国民法通则及原经济合同法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事实上给合同守约方造成了许多举证上的困难，不利于经济纠纷的解决。

合同法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依据本条，只要违约方不履约或部分履约不符合约定，那么，违约方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只要守约方能证明违约方的违约事实。这就是对违约的确定原则，合同当事人应注意适用。

关于损失赔偿额的计算，依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阅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从本条而言，损失赔偿的限度，不得超过违约方签约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如，某人因飞机误点耽误了签约，致合同无法成立，损失一笔可观利润，要求航空公司予以赔偿。而航空公司售票时并无法预见到该人将要去签约，对此利润损失没有责任赔偿。另外，当一方违约后，守约方应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如果守约方未采取上述措施，不应将扩大的损失计人损失赔偿额内。”

合同违约损害赔偿的裁量 篇4

我国《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按该规定，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内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不当的，无论当事人是否有过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当然法定免除责任的除外。根据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损害赔偿以损害事实、损害事实与违约行为之间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为要件，而不考虑违约人的主观故意或过失。

我国合同责任领域并没有贯彻完全的严格责任，合同法专门条款规定以债务人在履行义务时主观上是否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为合同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合同法》第117条规定，除法律规定情形外，不可抗力属免责情形。但是当事人迟延履行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第189条、第191条规定当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303条、第311条、第320条、第406条、第425条分别规定了客运合同、货运合同、多式联运合同、委托合同、居间等合同的一方主观存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补偿损失和恢复原状的完全赔偿原则。《合同法》第113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害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该条规定，损害赔偿额与实际违约损失应当相当，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可预见规则为判断依据。损害赔偿的基本性质和目的决定了违约赔偿的补偿性。通常受害人可以主张合同如约履行所能获得的利益，从而使其处于合同如约履行的状态;受损害方也可以主张赔偿为履行所支付的费用，从而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判决并不是立足于惩罚违反合同的当事人，而是对受害当事人给予赔偿。

三、违约损失可预见性限制原则。可预见性规则是确定合同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重要规则。它从民法的公平原则出发，适用可预见性规则对损害赔偿范围作出适当的限制，避免合同风险完全由违约方承担。我国合同法预见性规则的构成要件：一是预见的主体为违约人，而不是非违约人;二是预见的时间为订立合同之时，而不是违约之时;三是预见的内容为立约时应当预见的违约损失，预见不到的损失，不在赔偿的范围之列。[7]英美系国家一般是按照“事物的通常过程”来推断合同的当事人合理地能够预见损失是违约的自然结果。受损害方有权要求获得的损害赔偿不应超出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有理由预见到的由他的违约所致的损害

范围间接损害不是违约行为的直接和立即发生的后果，而是违约行为进一步导致的结果。当两个当事人订立了合同，其中一方违反了该合同时，另一方应当获得的损害赔偿应是可以被公平地和合理地认为是对自然发生损害的赔偿，即按照事物发展的通常过程于这一违约本身的损害赔偿，或应当是可以被合理地假定，在当事人双方订立合同时已经在他们的预料之中的作为违反该合同的很可能发生的结果的损害。英国合同法采用了与可预见规则相似的间接规则，阻止受害当事人无限扩大附带损失。因为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并造成的一系列间接损害，如果与最初被违反合同之间的联系太远，则不能给予赔偿。[8]

由于法官在审判实践中认定违约人是否可以预见时，还应当充分考虑合同性质、合同标的、合同对价、合同履行、当事人的身份和综合知识水平、损失发生概率的大小等等因素。种种不确定判断因素的存在，导致法官判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合同违约损害赔偿的主张时，法官适用可预见性规则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一些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正是想利用这一伸缩性很大的判断，恶意进行诉讼，过高地要求违约方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为此，可预见性判断应当采用就高不就低的标准，即以一个与违约方业务相同、处于与违约方相同情况、正常合理的抽象第三人所能够预见的情况来判断。理性的第三人的判断不是仅仅去探知违约方确实推测什么，也不是一种事实发现，而是以合理的标准，进行法律判断的过程。[9]通过这一过程，简化可预见损失判断的复杂性，平衡合同双方的利益，实现民事审判公开和效率的目标。

违约损害赔偿的考量因素

一、违约损失的合理确定性、直接性，主观预测的损失不能获得赔偿。在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时，法官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受损害方所主张的损失额在计算上是否具有合理的确定性。所谓确定性即它不是一种可能的损害。如果合同违约造成的损害具有不可避免性，那么该损害是确定的应予以赔偿的。进一步讲，如果已经发生应予以赔偿的现实损害与发生在后一个因果链条的可能损害之间，存在营利等机会的丧失，则这种利润的获得具有合理的确定性，同样应当予以赔偿。所谓损害的直接性，就是受害方遭受损失和丧失利益与违约人不履行合同行为之间，必须存在一种直接的即时的因果关系。英国合同法强调违反合同是造成损失的实际有效的原因或者主导原因，法院就应支持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同时因果关系必须是持续存在的，如果存在合理的新因素介入，从而打破了原有因果关系的链条，那最终的合同后果与违约行为之间的因果链条随之被中断。

二、合同当事人履约和对待损失的态度。我国合同法第117条之所以规定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作为免除责任的原因，主要是迟延履行当事人主观有过错，法律不能允许将其先前违约的损失风险转嫁给受害人。

120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该规定确立了当事人按照合同约定，在各自独立履行合同义务时，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地履行份内义务，应当承担其份内的责任。同时在客运合同第302条、货运合同第311条规定，如果合同债务人未能履行义务，是由于合同债权人或第三人的原因时，例如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系因托运人包装不当而引起，旅客运输合同中，旅客的伤害系因旅客自己不谨慎而引起，承运人可以免除赔偿责任。

除立法规定的上述三种情况外，如果债权人和债务人对于合同的不履行具有过错，即债权人的疏忽过失行为虽然不足以打破债务人违反合同与发生的损失之间因果关系的链条，但是促成了损失的发生，即双方当事人对该损失存在共同过失时，法官判定损害赔偿应否考虑这种共同过失而根据债权人的过错严重程度，部分免除债务人的责任?例如，房屋装修合同的双方约定定作人在房屋装修过程中承担保持屋内通气、注意雨天关好门窗等协助义务。房屋装修完毕，定作人认为装修质量未达到合同约定，要求承揽人承担违约赔偿。承揽人抗辩由于定作人工作繁忙疏于注意，履行协助义务不尽完善，应当免除履约不当的部分责任。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房屋的质量问题是双方共同原因导致的，则可以适当地减轻债务人违约赔偿责任，否则有失合同公平的应有之意旨。

另外，合同法第11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这规定了一方违约后，另一方负有减轻损失的义务，即尽量作出合理努力以避免损失的扩大，否则不得就任意扩大的损失提出赔偿。通常意义上，非违约方的合理努力应当限制在不让其感到为难，不损害财产利益或商业声誉的范围，而且因该合理努力产生的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三、合同义务的性质。法官正确界定合同义务的性质，对判断损害赔偿极其重要。不同性质的合同义务直接影响债权人举证责任和债务人赔偿义务的承担。借鉴参考法国合同债务的分类理论，将合同义务主要分为方式性义务、结果性义务、担保性义务。所谓方式性义务是指合同仅仅要求债务人尽一切可能取得某一特定的结果，但并不要求债务人必须取得这一结果，债务人所承担的义务即是方式性义务。这些合同一般是提供劳务或服务的合同，例如医疗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只能以债务人“未尽一切可能”以及“未尽足够之谨慎”为由，追究债务人的合同责任。债权人需要举证证明债务人主观存在过错，没有依照职业要求，认真、谨慎、勤奋地履行职责。例如，本院受理的一起案件，某科研所与某公司签定合同，约定科研所以其非专利技术为投资，该公司以资金投入共同作为股东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还约定由该公司负责新公司的注册事宜。后该科研所起诉公司要求其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理由是公司未能成功注册新公司，导致其投资的非专利技术不能及时有效使用，应当按照该专有技术可赢得的利润予以赔偿。法官审理认为，公司负责注册新公司的义务是一种方式性的义务，它须积极组织人员实施申请新公司注册的行为，但是否能够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批，不是其单方所能决定，还要有科研所提供股东证明等申请资料和符合其他法定条件要求。因此法院只对科研所的部分诉请给予支持。

结果性义务，是债务人承诺达到某一具体的履行结果，只要该结果未能获得，即构成债务的不履行。债权人无需举证债务人的主观过错，而是通过合同结果推定债务人有过错。结

果性，除法律规定合同义务的不履行是因不可抗力或债权人及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可以免除责任的情形外，债务人都应承担合同违约责任。担保性义务甚至在由于不可抗力或债权人及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债务不履行时，债务人仍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四、合同的对价交易因素。对价原理强调的是有偿，而不是等价。合同对价影响法官决定间接性合同损失的大小。根据对价互惠原则，如果受损害方的履行合同诺言本来是不能兑现，违约方的诺言就失去了对价，违约方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例如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开发商起诉购房合同签定者未按照定购合同约定期限交纳购房首期款项，应当依定金罚则承担违约责任。审理查明开发商的房屋所有权属有瑕疵，不能出售该住宅，因此法官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受损害方因违约而遭受的利润损失如果与违约方依合同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相比相差过于悬殊，对利润损失的赔偿就应当受到限制。如，当乘客因出租车发生交通事故，耽误其签定一份肯定能获得丰厚利润的合同机会，诉请出租车司机承担赔偿该份合同的可观利润。这对于司机是极其不合理和公平的。出租车司机承载该乘客，无法预知乘客将去签定合同，且司机收取只是出租车计时费用，与乘客主张的可得利润相比，差距十分明显。

五、其他因素。

1、精神上的损害赔偿应当受到限制。当事人因合同没有实际完全履行，带来精神上的不愉快和情绪上的伤感，虽是合同未履行的必然后果，但是当事人不得据此要求合同违约赔偿。

2、交易中的亏损风险，即合同实际履行的风险。受害方提出的违约损失赔偿，往往直接以其理想、顺畅地履行合同获得利益为判断根据。但是市场交易中还有商品价格、交易时间、企业、公司管理机制、公司人力素质等因素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因此，考量损失应当纳入受害方可能经营亏损的事实。

劳动合同违约金和赔偿金的关系 篇5

社会、知识 劳动合同违约金和赔偿金的关系

违约金与赔偿金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违约金和赔偿金的联系表现为，它们都是违反劳动合同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承担违约金和赔偿金的主观要件都是劳动者有过错，客观要件都是劳动者有违约事实。违约金和赔偿金的区别也十分明显。（l）是否写进合同。违约金是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时，依法给对方当事人所给付的经济补偿。只要合同中写进了违约金条款，那么一方当事人违约后就要按照合同中该条款的约 定给付违约金。而赔偿金的给付是按照实际造成的损失程度来进行的，无论合同中有无相应的条款。2）是否造成实际损失。由于支付违约金的条件是违约方有违约的事实，而不论对方是否存在损失，因而使违约金在功能上其有了惩罚违约方的性质。而支付赔偿金的前提条件不仅是劳动者有违约的事实，更重要的判断依据是要有实际损失，赔偿金通常具有补偿的性质，而不具有惩罚的性质。3）数额与实际损失的关系不同。由于违约金是事先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因而实际发生的损失可能与当初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可能并不一致。而赔偿金是完全根据实际损失的大小来确定的。4）是否适用等分原则。违约金设置的原则是公平。合理原则，它并不与实际损失相联系，只要约定符合一般的社会标准和劳动者的承受能力，违约金是不进行逐年递减的。而赔偿金是与实际损失相一致的，尤其是在给予劳动者特殊福利待遇并约定服务期的情况下，用人单位的实际损失随劳动者的服务年限而下降，因此劳动者承担的赔偿责任也应当随之减少，即应当逐年递减。基于违约金和赔偿金的上述特点，我们知道违约金与赔偿金在劳动合同中可以同时约定，但是当劳动者的违约行为造成单位实际损失时，用人单位能不能让劳动者同时支付违约金与赔偿金呢？对于这一问题《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的实施细则有明确的规定，即用人单位只能选择适用违约金与赔偿金中的一个。因为如果同时适用，会造成劳动者对一个违约行为承受双重负担，对劳动者来说显失公平。本案中，志奇与单位就其培训费用在服务期协议中约定违约金和赔偿金是合法的，但是不能约定两者同时适用；即使协议这样约定，由于违反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也归于无效。志奇的辞职属于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不能仅仅因为协议中有此约定就遵照执行，而不问约定本身是否合法。实践中，如果劳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与劳动者依照实际损失应承担的赔偿金不一致时，用人单位应当让劳动者承担哪一个呢？从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可以总结出一条规律，那就是可以选择违约金与赔偿金中数额比较高的一个来适用。本案中，赔偿金的数额显然比违约金高，所以公司选择了适用赔偿金，在合理限度内保护了公司的利益，同时也兼顾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合同违约损失赔偿原则 篇6

2008年6月12日《人民法院报》第3版以《128万元存款不翼而飞储户状告银行全额获赔》为题，登载了一起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该案由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某行佛山绿景支行向原告潘某支付存款128万元及相应利息。

【案件经过】128万元存款不翼而飞，储户状告银行全额获赔

原告潘某曾以本名在被告银行开设一张设有密码的储蓄存折，截至2007年11月19日，账户尚有余额128.5万余元。同日13时46分，被告银行为一名自称为陈永的客户开办了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并开设了一张牡丹灵通卡。当日16时许，被告银行为陈永办理了转账业务，将原告潘某账户内的128万元转账到陈永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同月20日，原告潘某持存折到被告银行办理业务时，被告银行以该账户128万元已被支取为由，拒绝原告取款。

原告多次与被告银行交涉无果后，以被告银行未经原告同意，径行将其128万元存款支付给他人为由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银行支付存款128万元及相应利息。法院一审还查明，原告提交法庭的存折原件中，明确记录最后一笔业务的发生日期为2007年11月16日，存款余额为128.5万余元。

被告银行称，事发当日，取款人陈永持本人和原告潘某的身份证以及一个活期存折到银行办理转账业务。取款人出示的存折，无论从材料、样式、颜色等或是户名、账号、余额等均与原告正在使用的存折无异。该存折顺利通过银行磁条识别系统，在陈永输入了正确密码后，根据规定，凡是在银行柜台使用密码交易均视为储户本人所为。另外，被告银行业务员亦核对存款人和取款人的身份资料，最后才按陈永要求，将原告账户内128万元转账至陈永的牡丹灵通卡账户。被告银行认为整个流程完全依照规定进行，并无不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庭审出具的存折原件，记载了2007年11月16日前的各次交易记录，也即被告银行在此前均以实际交易行为确认了涉案存折的真实性，故原被告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依法成立。

存折是储户存取款和利息的凭证，存折上的权利与存折这个载体不可分离。现原告

持有存折及本人身份证，且该存折尚有余款为128.5万余元的记载，故原告要求被告按规定支付存款的诉讼请求合法。被告无法举证原告持存折系不真实存折，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由于原告现持存折上没有诉争交易记录，故名为陈永的人使用的用于支取原告款项的存折应为虚假存折。另外，该男子使用原告所持真实存折之外的虚假存折在被告处取走原告款项，足以说明银行未尽充分的存款安全保障义务。

对于银行密码等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储户密码并非只有储户个人掌握，被告的系统中也有储户密码等信息。据此，无法排除该男子所持有的身份证及存折均为伪造并从被告系统中盗取有关原告存款信息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被告因他人伪造的身份证和存折及盗取有关信息致使原告款项被转出的可能性。

为此，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的抗辩不能成立，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在原告提款手续完备的情况下无正当理由拒绝原告提款，其行为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存款及利息，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案件解读】通过法律分析，一审判决存在明显的偏袒性

1、储蓄存款合同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根据《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对“储蓄”的定义和相关法律规定，储蓄存款合同应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储蓄机构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款项交付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交付该个人，双方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即告成立。

在合同关系中，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款项交付储蓄机构是其基本义务，妥善保管储蓄存款凭证和保守相关信息秘密是其应履行的附随义务，依约和依法要求储蓄机构支付存款本息是其享有的基本权利；要求存款人依法提交相关有效身份证明、及时足额交付款项是储蓄机构享有的基本权利，保证储户存款安全是储蓄机构应尽的基本义务，为储户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和周到的经营服务环境是储蓄机构应履行的附随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其应尽的义务，都构成对合同的违反，都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储蓄存款合同中储蓄机构的违约责任性质

严格责任论。有观点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在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中，储户是弱势群体，故应要求储蓄机构承担无过错责任（即严格责任）。并认为，银行对于储户的具体责任和义务就是通过技术

手段保证储户的资金安全，如果没有尽到此义务，则要承担违约责任。以该观点认定本案的人认为，潘先生提供了存折及个人身份证，证实该存折尚有128万余元的记载，可以认定潘先生即是这128万元存款的权利人，所以，银行对其负有128万元的付款义务。持上述观点的人还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持有人以上述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的，如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或仅以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与上述凭证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成立，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款项的义务。”并据此认定存款人只需证明自己持有真实的凭证，即完成举证责任。而储蓄机构负有证明存款人关系不真实的责任，如果不能证明，银行应对此“买单”。

过错推定责任论。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多数观点认为：在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中，对储蓄机构的归责原则应当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即在发生合同支付纠纷后，储蓄机构必须举证自己在办理支付款项的过程中没有过错，否则，就推定其有过错。且认为对于此类案件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不但符合我国合同法的一般理论，也符合国际惯例。

在本案审理中，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被告无法举证原告持存折系不真实存折，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又以“该男子使用原告所持真实存折之外的虚假存折在被告处取走原告款项，足以说明银行未尽充分的存款安全保障义务”、“无法排除被告因他人伪造的身份证和存折及盗取有关信息致使原告款项被转出的可能性”等为由，判决被告承担支付责任，实际是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兼采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3、一审判决的法律推理存在明显的偏袒倾向

但是，我们认为，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关于银行密码等问题的认定上，有明显偏袒储户的倾向。例如一审法院认为：储户密码并非只有储户个人掌握，被告的系统中也有储户密码等信息，并据此推导出不利于被告银行的“两个可能性”。我们认为，按照一审法院的推理逻辑，我们更可以得出不利于储户的两个可能性，即：“被告的系统中虽存有储户密码等信息，但该信息并不为被告所操控，也没有证据表明该信息由被告做出修改，储户透露本人设定的密码的可能性要远大于被告透露的可能性，故无法排除储户因故泄露存款密码等信息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储户串通他人使用其真实身份证及向他人提供存款密码等信息以合谋诈骗被告以获取巨额利益的可能性。”因此，法院如果以没有证据支持的推理，并以此推理得出判决结论，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风险提示】由于储户和储蓄机构之间的利益不平衡，银行在操作中需谨慎

1、目前我国相关法制尚不成熟

一直以来，我国在处理储蓄存款合同纠纷问题上，由于适用的法律过于原则，加之社会公众心理普遍倾向于对所谓相对弱者的同情，法官受到各方面条件的牵制，大多都判决储蓄机构承担较重的法律责任。其实，这并不是法制成熟的表现。

我国的《储蓄管理条例》和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范储户个人、储蓄机构、金融监管机关及其相关部门之间的纵向、横向法律关系，没有严密的法律规则，细化作为法律规则内容的权利义务和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权利义务，来妥善解决储蓄机构与储户之间的权益冲突，平衡双方的利益。例如，法律应要求储蓄机构完善储户资金安全保障体系，防范金融诈骗等风险的发生；对于储户，应要求其严格保守个人存款信息、密码等与存款相关的资料及信息，避免泄露存款相关信息而扩大存款损失的可能性。

2、银行须严把开户审核关

从大量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来看，绝大部分系因犯罪分子采取种种手段骗取储户信任后，利用掌握的储户存款信息，伪造虚假身份证明，骗取金融机构开立存款账户或结算账户，然后谋取储户在储蓄机构的存款。上述犯罪行为一旦既遂，公安机关很难破案，而最终金融机构要被储户推向被告席，为储户自身的过失和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买单”。因此，为有效防范储蓄存款合同纠纷的发生，金融机构（包括储蓄机构）应从源头上加强防范，严把开户的审核关，充分利用联网核查的功能，准确核对账户开户人的身份信息；对于因联网核查系统信息错误导致无法核查的，人民银行、公安机关应积极纠正、确保系统信息准确、通畅，并出台特别情形下的相关措施，授权储蓄机构在该情形下可另行采取其他核查措施。

3、提高银行卡、存折的防伪功能

合同违约损失赔偿原则 篇7

关键词：可得利益,损失,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过失相抵规则

在违约诉讼中, 原告 (守约方) 很少主张可得利益的损害赔偿, 这不是因为没有这部分损失 (实际上这部分损失往往较重) , 而是因为诉讼较为复杂, 相关法律规定相对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 可以视为我国合同法对可得利益的法律上的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法发[2009]40号)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又对该问题专门作出规定, 这是目前我国处理可得利益赔偿纠纷的主要的法律依据, 但这些规定相对于复杂多变的商事交易, 仍显不足。笔者以这些法律为依据, 从可得利益的概念、可得利益的确认以及可得利益的限制几个方面, 对该问题做粗浅的探讨。

一、可得利益的概念及特征

可得利益, 也称预期实现和取得的财产增值利益, 是指合同在全面、实际、及时、适当履行以后, 当事人可以实现和取得的财产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这一规定, 从立法上对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有了一个明确。

可得利益具有以下特征:

1、合法性。

非法的权利不受保护, 这是主张可得利益的前提。主张可得利益必须依据合法有效的合同, 并且须是依据该合同可以得到的合法利益。倘若当事人主张的利益虽为合同约定及当事人所预期, 但如果该利益不合法, 则不为法律所支持。

2、将来性。

可得利益只是一种将来利益, 它并没有为合同当事人所实际享有和占有, 而必须通过合同的实际履行才能得到实现。

3、期待性。

即该利益必须是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期望通过合同的切实履行所获取的利益, 是当事人在订约时已经预见并期求的利益, 而可得利益的损失也是当事人甚至包括违约方所能够预见的损失。

4、现实性。

不可能实现的利益, 不能构成可得利益。可得利益已具备实现的条件, 一般只要如约履行, 就会被当事人所获得。通常情况下, 当事人已为履行合同作好准备, 甚至已经部分履行, 因此可得利益转化为实际利益就守约方来讲, 已具备了现实的物质基础。

5、不确定性。

正因可得利益是将来发生的利益, 所以其实现与否及实现多少并非必然确定, 尚须依赖相当的客观条件, 在预期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如发生不可抗力、第三人侵权等时, 也有不得实现的可能;在与合同履行息息相关的因素发生变化如市场行情波动、机器设备故障等时, 可得利益有增加或减少的可能。正因为其不确定性, 故在违约责任中确定可得利益的数额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二、可得利益的认定

对于可得利益的范围, 理论上和司法实务中, 一直未能形成比较一致的观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意见》的规定, 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类型。

1、生产利润损失。

这类损失经常发生在生产设备、原材料的买卖合同违约当中, 在这种情况下买方因卖方迟延交货而耽搁生产所遭受的生产利润损失, 即为可得利益损失。其一般可根据延误的生产期限与可比利润率来计算。

2、经营利润损失。

这类损失多与承包、租赁合同及劳务、服务合同等有关, 因一方违约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经营利润损失。在通常情况下, 非违约方的经营利润损失可以参照已履行期间的利润率来计算剩余期间的利润损失。

3、转售利润损失。

这类损失多与商贸公司有关, 在连环购销当中更是经常出现。这类损失一般为转售合同与原合同价款的差额, 再扣除必要的转售成本。当然此处的转售合同必须是在违约发生之前签订, 这里面有一个时间界限。

上述最高法院的规定, 只是原则上确定了可得利益的种类, 但如何计算, 依然是个棘手的问题, 为增加可操作性, 还应对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制定出统一明确的标准。笔者建议, 可选用以下方式之一:

1、约定法, 系指合同当事人双方可通过事先约定的方式, 预定出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数额或其计算方式。依合同法之规定, 此赔偿应包括对可得利益之赔偿。

2、复原法, 系指就违约行为所涉合同, 将其复原到未发生违约行为之初。以违约方正常履行时受害人能够得到的利益, 来计算受害人所遭受之可得利益的损失。通过赔偿此损失, 使受害人处于合同已被适当履行的状态。

3、对比法, 系指依通常方式比照受害人在相同条件所获得的利益来确定应赔偿之可得利益损失。采用此法的关键在于确定一比照物, 比照物与受害人情况及合同履行时的环境情况越相似, 则可得利益损失计算就越准确。

三、可得利益的限制

鉴于法律规定的原则性及现实商事交易的复杂性, 对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要有所限制, 一方面, 限制当事人谋求法外利益, 另一方面, 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否则, 本来贯彻公平原则的法律制度, 反而会矫枉过正, 走向负面。根据相关理论及最高法院的《指导意见》的规定, 笔者认为, 对于可得利益,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限制。

1、可预见规则

可预见规则, 又称应当预见规则, 即赔偿的可得利益, 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以及《指导意见》对此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可预见损失怎么预见?预见什么?标准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应当从四方面理解:首先预见的主体应该是违约方, 而且, 违约方的预见标准应以正常人的预见标准来衡量;其次, 预见的时间应当是订约之时, 而不是违约时。;再次, 对于预见的内容, 不但要求根据对方的身份预见到损失的类型, 还应当包括合理预见到损失的数量 (额) , 才更符合预见性原则的目的。最后, 对预见性的举证, 完全交由守约方和违约方都不妥当, 这便要有一个客观标准来判断违约方的主观状态。

2、减轻损害规则 (减损规则)

减损规则, 即防止损失扩大规则。《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 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 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该规则的核心是衡量守约方为防止损失扩大而采取的减损措施的合理性问题。减损措施的目的在于促使非违约方采取合理措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 因此不应要求非违约方采取会给其带来不适当负担、危险或屈辱的措施。

适用该规则应当注意:一是非违约方具备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客观条件。这是适用减损规则的必要条件。衡量非违约方是否具备采取减损行为的客观条件, 应考虑采取减损措施的时机、方法、费用等因素。二是非违约方未采取适当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后果。

3、损益相抵规则

损益相抵规则, 是指守约方基于导致损失发生的同一违约行为而获得利益时, 其所能请求的实际赔偿额为损失减去利益的差额。该规则旨在确定受害人因对方违约而遭受的“净损失” (真实损失) 。该规则虽然合同法上没有规定, 但可以从民法理论推导出来, 就是违约方违约, 给另一方造成了损失, 但是违约使对方获得了收益, 应当把收益刨除出去。通常说违约只会造成损失, 怎么会有收益呢?其实是存在的, 很多合同中就有收益的情况。

适用该规则, 一方面要考虑违约行为发生后, 非违约方不仅遭受损失, 而且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另一方面要考虑损失与利益是基于同一违约行为产生, 两者有因果关系。除此以外, 还要考虑可扣除利益, 即非违约方因违约二少缴纳的税款、免予支付的费用标的物毁损后的残余价值等应当扣除。

4、过失相抵规则

过失相抵规则, 是指非违约方对于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 非违约方应当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 以相应地减轻违约方的赔偿责任。主要见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过失相抵首先要求非违约方有过错, 其次非违约方过失必须是损害发生或者是扩大的共同原因, 如果非违约方无过错, 或者有过错, 但过错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无因果关系, 则不能适用过失相抵规则。

合同违约损失赔偿原则 篇8

本案中甲与乙之间虽然成立有效的赠与合同，但甲享有撤销权，不必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因此给乙造成的损失，甲须给予赔偿。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在财产转移前可以撤销赠与。而一旦赠与合同被撤销，则该合同就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但《合同法》同时作出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如果有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都市行走：

流连于夜市小吃

B

近日，辽宁省农委、辽宁省妇联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依法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通知》，旨在妥善解决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农村妇女作为共有人和权利人政策不明确、承包地不落实等问题，以确保农村妇女“证上有名、名下有权”。

《通知》明确了农村妇女确权登记的相关政策，提出合理界定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积极落实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要求各地在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试点工作中，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明确农村妇女，特别是婚嫁妇女的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确保农村妇女成员权利得到落实；在登记承包方家庭成员时，参与农村土地二轮承包的妇女，应当标注为共有人；迁入的农村妇女，在当地没有获得承包地的，应当记录在家庭成员中；在当地获得承包地的，应当标注为共有人；各地根据农村妇女人地分离的实际，要确保妇女能够在原居住地或在新居住地进行登记，避免两头漏登。

《通知》提出要确保妇女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权益。各地在出台土地交易流转市场规范化建设方面相关文件时，要采取签字确认、委托授权、现场照相等形式，确保具有共有人资格的农村妇女享有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收益权。同时要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农村土地二轮承包中，应当参与但未分到承包地的农村妇女，发包方在按照相关政策对新增人口分配土地时，应优先解决；在分配新增人口土地时，不得有歧视出嫁妇女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