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同志纪念馆

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共9篇）

刘伯承同志纪念馆 篇1

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敬爱的刘伯承同志：

我们，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同志，谨以全会的名义，向您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从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您是历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由于年龄和健康状况，您不能再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再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崇高的品德，将为我们全党所永远怀念和敬佩。

您在青年时代就投身于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就是一位英勇善战的爱国军人。在党的领导下，您发动四川泸(州)顺(庆)起义，又参与发动和领导南昌起义，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反“围剿”战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您作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迭挫强敌，战功卓著，并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您转战华北敌后，发展人民游击战争，是创建晋冀鲁豫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解放战争时期，您正确执行党中央的军事部署，在一九四七年率领十万大军渡过黄河，挺进中原，构成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光辉篇章。您在一系列重要战役中，特别是在上党、平汉、淮海、渡江战役中，在进军解放西南战役中，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范文《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您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不朽功勋。建国以后，您为培养我军的高

级指挥干部付出了辛勤劳动，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您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您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元帅，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家，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您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十年内乱期间，您身患重病，仍关心党和国家安危。您勤奋学习，严守纪律，从不居功自傲。您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人民群众和士兵同呼吸，共命运。您的高尚品德，在党内外深孚众望。全

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永远铭记您的功绩，您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我们党即将举行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总结经验，制定实现新时期任务的方针和措施；通过新的党章；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使我们党中央成为更加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领导全国人民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毫无疑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难缔造的事业必将得到新的发展。这是我们可以向你保证和告慰的。衷心祝愿您长寿！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

刘伯承同志纪念馆 篇2

30年前, 针对全国普遍存在的住房难问题, 小平同志指出:“关于住宅问题, 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 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可以出售, 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 也可以分期付款, 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后, 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 使人们考虑到买房合算。因此要研究逐步提高房租。房租太低, 人们就不买房子了。繁华的市中心和偏僻地方的房子, 交通方便地区和不方便地区的房子, 城区和郊区的房子, 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 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建房还可以鼓励公私合营或民建公助, 也可以私人自己想办法。农村盖房要有新设计, 不要老是小四合院, 要发展楼房。平房改楼房, 能节约耕地。盖什么样的楼房, 要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居民的需要。”小平同志的谈话, 明确了房改的总体设想, 打破了住房公有制思想的长期禁锢, 开辟了解决城镇住房问题的新道路, 为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30年来, 在小平同志讲话的指引下, 我国房改不断深化,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房改的亲历者, 1992年, 我调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兼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副组长, 1998年任建设部副部长, 直到2007年的15年间, 一直在从事房改工作, 并直接参与了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和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回首往事, 感慨万千, 改革的每一点滴都历历在目。

刘伯承同志纪念馆 篇3

刘伯坚是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诗人，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他1920年就投身革命，旅欧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与周恩来、赵世炎共事，组织旅欧少年共产党，曾任旅欧书记、旅欧总支书记、旅欧支部书记。受共产国际和党中央派遣，改造西北军，参与五原誓师，功勋卓著，策动宁都起义，震惊中外，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5年3月在赣南仁凤地区突围受伤不幸被俘，1935年3月在江西大余县英勇就义。

刘伯坚烈士故乡人民为缅怀革命先烈，激励后人，于1983年修建刘伯坚烈士纪念碑，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修建刘伯坚烈士纪念碑十分关心，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了碑名，叶剑英、聂荣臻、陆定一分别为纪念碑题词，黄镇同志书写碑文。1986年，杨尚昆同志代表党中央专程前来参加落成典礼，邓小平、姬鹏飞、黄镇等中央领导向刘伯坚烈士敬献了花圈；李鹏总理来函致意。

纪念碑以“忠魂盛开革命花，正气凛然照万代”为主题，选定以绽开的白玉兰花来展现，造型新颖，别具一格。

刘伯坚生平事迹陈列室征集了烈士生前的珍贵照片、文物、遗物、亲笔书简和手稿1000余件，内容翔实，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好场所。1991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批准为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TIPS

门票：免费

地址：平昌县城北佛头山森林公园内，距县城2公里。

交通：从平昌县城出发，乘坐公交车或出租车，几分钟即可到达；若有兴致，步行看沿途风景，也是不错的选择。从成都出发，经成（都）广（元）高速转广（元）巴（中）高速至巴州区或经南充、新政镇、恩阳镇至巴州区—水宁寺镇—平昌县城，到达刘伯坚烈士陵园，行程约6个小时。

咨询电话： 0827—6227969

刘伯承同志纪念馆 篇4

策划草案

关键词：

纪念 传承 前言：

李达，湖南永州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今年是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建党90周年，根据中央办公厅、湖南省委关于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的批复意见和中央党史、文献部门对李达同志在我党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的重新评价和充分肯定，考虑到国家对红色旅游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性，尤其是李达同志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创建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传播是关键性的人物，我们认为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开发这一项目很有价值。

指导思想：

本次“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将展示、传承李达同志的先进事迹，培育和提升冷水滩区的红色旅游产业，扩大冷水滩区的知名度，搭建红色旅游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平台。以纪念活动载体为切入点，打造本次活动“纪念、传承、红色、旅游”的文化精髓和精神内涵，以节造势，以势引人，进一步促进冷水滩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活动意义：

为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庆祝建党90周年，传承革命先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推进和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

本次纪念活动是传承李达同志革命精神的重要窗口，宣传和发展冷水滩区红色旅游，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绝好平台；

本次纪念活动是永州市委、市政府将冷水滩打造成为湖南省红色旅游的一块宝地，对外宣传的文化品牌，成为新老党员宣誓的重要场所，推动本地经济发展，拉动内需的重要手段和措施；

本次纪念晚会将以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庆祝建党90周年为契机，突出展现冷水滩区现代化经济建设成果，为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将此次纪念晚会打造成为冷水滩区史上星光璀璨，最具规模和最具震撼力的晚会，也必将成为人们口口相传，最值得回味的盛宴。

活动概述

活动主题：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 主 办 单 位：永州市市委、市人民政府 承 办 单 位：冷水滩区委、区人民政府 活 动 时 间：2010年10月——11月

策划思路：

本次纪念活动将以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庆祝建党90周年为契机，深入挖掘冷水滩区的红色历史资源，传承革命先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推进和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为主导思想，在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的模式下，通过特色创意，专业策划，完美执行等对冷水滩区进行长期战略品牌包装，将此次纪

念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打造成为永州地区最具特色的红色主题纪念活动。

系列活动介绍:

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发布会

1、活动时间：

2010年10月中旬

2、活动地点：

北京：人民大会堂

3、活动内容：

本次新闻发布会拟订于人民大会堂湖南代表厅，邀请国家相关部门领导，中央重要媒体，以及学术界老专家等贵宾出席。为了将此次活动做得更全面、特别，此次新闻发布会分为二个板块，分别为新闻发布会和纪念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承办方将与各领导、专家做深入的交流，共同缅怀对我党作出重要贡献的革命先烈。

李达同志生平事迹展览

1、活动时间：

2010年10月中旬

2、活动地点：

全国各大城市展览馆

3、活动内容：

此次活动拟定在北京、长沙、永州等多地进行巡展，展览旨在纪念李达为民族、为祖国、为人民不懈奋斗，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一生，同时通过李达的生平事迹感化教育后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努力为社会做贡献。此次巡展将展出大量关于李达同志的珍贵历史照片、文献资料、革命遗物等，参观者将近距离感受李达对共产主义理念执着的追求，以及为之奋斗一生的信念。

暂定：

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代表厅 长沙：湖南省展览馆 永州：永州展览馆

李达纪念馆落成典礼暨纪念李达座谈会、学术研讨会

1、活动时间：

2010年10月中旬

2、活动地点：

永州市李达纪念馆

3、活动内容：

邀请政府领导、文化名人、媒体记者出席李达同志纪念馆落成典礼。由冷水江市委领导为本次活动致辞，介绍李达同志生平事迹、对我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等，并送上贺词。紧接着举办盛大的揭幕剪彩仪式，所有到场嘉宾将参观李达纪念馆，观看李达同志的珍贵照片，文献资料等。

参观完毕后，所有嘉宾将出席纪念李达座谈会和学术研讨会，讨论并研究如何将如何传承李达同志对革命事业奉献一生的重要精神，树立人民群众积极向上，奋发图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纪念李达同志大型文艺演出

1、活动时间：

2010年11月

2、活动地点：

永州市

冷水滩区 李达广场

3、活动介绍：

方案1：邀请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心连心艺术团”赴冷水滩区进行慰问文艺演出。

活动内容：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走进革命老区，演绎红色经典，表达对李达同志的深切怀念，对冷水滩区人民进行慰问演出，利用“心连心”艺术团的影响与号召力，动员社会传承和弘扬李达同志的革命精神，通过这一绝佳平台将冷水滩的红色旅游推向全国。

方案2：中央电视台四台“中华情”栏目赴冷水滩区“中华情大型歌会”

活动内容：“中华情大型歌会”精彩耐看就在于它豪华的演员阵容，震撼的视听感受，国际化的主创队伍和覆盖率最广的制作、播出渠道。通过“中华情”栏目的影响力纪念与歌颂李达同志对我党作出的突出贡献，通过这一绝佳传播平

台将冷水滩的红色旅游向全国推介。

方案3：联合湖南卫视或湖南经视“红色经典晚会”

活动内容：与省内主流媒体湖南卫视或湖南经视合作，推出一场大型“红色经典晚会”，以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为主题，邀请省内外知名主持人、当红歌星、本土演绎明星、舞蹈剧团等同台献艺，演绎红色经典传奇，向社会推介冷水滩的红色旅游。

40集电视剧《李达》的开拍仪式

1、活动时间：

2010年10月中旬

2、活动地点：

永州市

冷水滩区 李达广场

3、活动内容：

本次电视剧《李达》将向人民群众全面详细的介绍李达一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所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对于传承这种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此次电视剧的拍摄，将同样为广大观众展现永州市的悠久历史概貌和精彩的人文特色。

本次电视剧开拍仪式上，永州市冷水滩各级领导将发表对讲话，并拟邀请国内著名导演组建摄制组，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表现主题和拍摄计划，同时邀请老红军、老战士出席此次开拍仪式。

李达广场的规划

规划思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在广场四周布置革命先烈奋勇战斗的各种雕塑，并单独划分出一块区域，做为“向党宣誓”专属区域，用于入党宣誓，表达对党的忠诚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愿。广场还配有展览馆、科技馆等科普教育场馆，更好服务于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

媒体支持：（拟邀请）

电视媒体：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澳亚卫视、湖南卫视、湖南经视、永州电视台

报纸媒体：新华日报、参考消息、南方都市报、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潇湘晨报、永州日报社、永州新报

刘伯承同志纪念馆 篇5

段 明 学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立足于中国实际，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拓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邓小平同志对中国法制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于深刻地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民主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科学、全面地阐释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方针、政策，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和法治的圣殿。深入研究邓小平的法治思想，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崇尚法治，反对人治

共产党人在取得政权后采取什么方法治理国家才能够做到长治久安？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给予具体回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成功经验。虽然列宁认为在政权趋于巩固后，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但由于各种原因，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实行法治，并没有解决领袖权威和法律权威的关系，因而未能防止他的后继者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可以说，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严重夭折，与没有解决好人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

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这段话的精神，就是要实行法治，取代人治，改变过去那种将领导人的话当成“法”的错误作法。邓小平崇尚法治，反对人治的思想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历程中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法制建设一度有过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国际国内的复杂原因，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和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愈演愈烈，而使法制建设的良好势头急转直下，最终酿成十年“文革”的历史性悲剧。邓小平痛定思痛，对法治和人治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1980年8月，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邓小平还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批判了把一个党、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的人治思想。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谈到：“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 1989年政治**之后，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多次谈到这一问题，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正常的。” 之后，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教授时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是很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坚决反对人治，主张实行法治，以此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尊崇法治，否定人治是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基点和核心。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主要应依靠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国家领导人的圣贤。实践证明，统治者是不可靠的。统治者也是凡夫俗子，并非圣贤先哲。过去，我们轻信统治者有成德而臻至善、成圣成贤之可能，对统治者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识，却每每被伤害。由于统治者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而权力一旦失去控制，犹如洪水猛兽，难以遏制，并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必须用法律对统治者的权力加以防范，以保障人们的自由、财产和安全。正如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所言，“在权力问题上，请别再侈谈对人类的信心，让宪法的绳索约束人类的罪恶行为罢。”

二、正确处理好法治建设中的三个关系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的世界各国的法治发展来看，法治国家的政治基础，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它的民主制度，一个是它的政党制度，一个是它的国家权力配置。正确处理好法律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1）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

关于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邓小平曾精辟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这两方面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不可分的。” 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体现在，民主是法制的前提与基础，法制是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民主需要法制，因为没有法制，民主就不能巩固；但法制更需要民主，因为没有民主，法制最终会成为“人治底下的法制”，成为专制的工具而已。

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就是将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民主生活、民主结构、民主形式、民主程序，用系统的制度和法律固定下来，使之具有制度上、法律上的完备形态，以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性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破坏和侵害。历史证明，人民取得了民主权利，如果不上升为制度和法律，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

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人民的民主权利就没有保障。只有使民主成为制度，使民主成为用国家强制手段来保证实施的法律，谁侵犯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就会毫无例外地受到制度或国法的制裁，民主才不仅仅是一个动听的概念，而是人民有切实保障并且可以兑现的各种权利。

（2）正确处理党和法的关系。

党与法的关系是中国法治建设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既削弱了法律的权威，也损害了党的威信。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曾多次指出：“……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管不合适……法律范围内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 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性。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要继续清除一些地方由党委包办一切的不良习气，把该由政府办的事交给政府办，把该由社会团体处理和基层组织自治的问题交给社会团体处理和基层组织自决自治。

（3）正确处理权与法的关系。

权与法是一对孪生姊妹，二者相生相克。在专制体制下，法律只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和奴婢，统治者完全凭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进行统治。“只要法律完全沦落为权力的仆从地位，那么法律就可以按权力的需要被任意塑造。在这种情形下，法律是变态的，人同样是变态的。” 未被驯化的权力是野蛮的，犹如洪水猛兽，它使人类付出的代价，比起战争、饥荒和瘟疫，毫不逊色。而在法治状态下，法律具有至上的权威，权力必须在法律的轨道内运行。因此，法治通过对权力的规制，使权力的运行彻底摆脱了野蛮、任性的状态。

我国历史上是个法治传统非常薄弱的国家。法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低微，基本上是权力支配法律。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时期内，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法律虚无主义泛滥，以至出现了以政策代替法律，以领导人的言论代替法律的不正常现象。如何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呢？邓小平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可见，邓小平同志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解决权与法的关系问题，杜绝权力的滥用和权力腐败。

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思路

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这十六字方针包括了立法、执法、守法等法制建设各方面的基本要求，对于我国法制建设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一）加强立法工作，完备法律体系

完备法律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环节。法治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因此，只有抓紧立法工作，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国家各项工作都有法可依，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提出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任务的同时，针对当时我国立法很不完备的情况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叫‘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

邓小平强调指出：“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 二十多年前，中国法治刚刚起步，立法工作量很大，经验不足，人手不够，因此，邓小平提出“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粗一点，逐步完善”，“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的立法指导思想，是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目前，我国立法环境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专家在立法中的作用大大增强，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已基本上有法可依。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首先，在“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的立法思想指导下，立法者偏重法律数量忽视法律质量，造成法律泛滥，质量低劣。立法中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倾向明显。立法甚至成为少数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在过去一段时间，立法工作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存在迁就和照顾部门和地方既得利益的现象。在起草法规或者制定司法解释、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过程中，一些部门和地方不适当地强化本部门和地方的权利，各部门之间、各地方之间争管辖权、审批权、发证权、收费权、处罚权。” 有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严重侵犯人权，至今没有废止。其次，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立法思想指导下，立法者注重调整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关系，将急需调整的社会关系制定为法律，立法只是消极地反映社会现实，而不是对社会关系的主动干预。因此，立法往往缺乏超前性，造成法律修改、变动频繁，缺乏应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最后，在“粗一点，逐步完善”的立法指导思想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往往很抽象、很原则，缺乏可操作性。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切实转变立法思想，大力加强立法工作。（1）正确认识法律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从主要依靠提高法律数量转变到提高法律质量来完善法制的轨道上来。立法不求“快搞”，而是务求有质量。法制完备也并不意味着法律越多越好。塔西佗指出：“国家愈糟，法网愈密”。就是说，法律愈来愈繁杂，国家也就愈来愈腐败。无法可依不是法治，法律泛滥也不是法治。“法律泛滥不仅会贬低法律的价值，而且还败坏法律的质量”。关键并不在于法律的数量，而在于法律的质量。（2）要转变“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坚持立法力求严密细致的原则，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3）要转变“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思想，从全局出发，有步骤．有规划．有预见地开展立法工作，使法律体系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相适应。

（二）严格依法办事，树立宪法和法律极大的权威

有了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不会因此而自然而然地实现法治。“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宪法和法律得不到切实有效的遵行，无异于一纸空文。博登海默指出，法律体系的全部意义不仅仅在于制订和颁布良好的、科学的法律，还在于被切实执行。邓小平领导制定的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各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对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宪法和法律还没有树立起至上的权威，在实际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十分严重。为此，邓小平多次要求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处理各种问题。

一方面，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在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执政党若有法不依、滥用权力、专横腐败，必然会招致选民的抛弃。执政党犯了重大错误，绝对不能由人民来“交学费”，而必须自己承担——下台。政党之间的竞争迫使执政党奉公守法，兢兢业业，忠诚地为百姓谋福利。在中国，共产党处于长期执政的地位，其执政地位几乎不受任何外来的挑战和影响。长期执政可能使某些党员产生骄傲自满思想，不求进步思想，缺乏开拓进取和危机意识，并可能犯大错误。邓小平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 政党和人一样，都会犯错误；执政党如果不受到监督和制约，更容易犯大错误。犯了错误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有可能自己纠正错误，但要付出的代价会很沉重。譬如，“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的”，但是众所周知，这种纠正多么的痛苦，代价是多么的沉重！为此，必须加强对共产党的监督和制约，监督党严格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党享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在法律面前，党同其他政党、团体、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对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必须依法行政。

建立法治国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在人治国家中，民众必须守法，政府可以不守法。在法治国家中，民众应当守法，但政府必须首先守法。由于行政在整个国家活动中所占比重最大、涉及范围最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数量也最多，不管是对整个经济建设还是对社会发展、人民切身利益的影响都最大，而且发生的作用往往也最直接，所以政府机关能否依法行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法治状态的好坏。只有政府守法，才能最终实现法治国家。

依法行政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对于其违法行政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 建立严格的责任制，有利于纠正行政机关长期以来形成的有权无责现象，强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责任和意识，提高行政效率。

（三）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制观念

法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意味着法律向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和层次的扩张和渗透，而且意味着法律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备知识和技能，是人们用于创造新型社会的重要手段，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在我国政界学人的观念中，法被视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专政的工具。应当明确，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是与法治相冲突的。法律体现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意味着，法律必须屈从于统治阶级的权力，成为权力的附庸和奴婢。统治者因此可以一言立法、一言废法，言出法随。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往往把领导人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 这极不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还容易导致立法者利用法律谋取不正当利益、排斥异己、实行专横的统治。同时，老百姓也会因此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并没有体现我的意志；法是用来镇压敌人的，与我无关，从而对法产生对立和抵触情绪，法律意识淡薄，难以正确地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更不可能产生良好的守法和护法意识，由此导致法律的权威性大打折扣，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大大削弱。

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实现法治的一项基础性工程。美国著名法哲学家和法律史家伯尔曼指出，“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的归属感，远比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仰赖警察。……总之，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植根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 强制并不能迫使少数人心甘情愿地服法，一味依赖于暴力往往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因此，必须通过对人民进行系统的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人们观念、情感、心理态度和评价等综合而成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权利意识、契约意识、参与意识、诉讼意识等，其核心是对法律的认同、信仰、忠诚和感情。法律意识主要通过阿尔都塞所称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对人民进行意识形态教化而树立起来的。教会、家庭、工会、大众传媒等承担起了重要职责。通过意识形态教化，使广大人民充分认识到法律是人民权利的宣言书，国家一发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是为权利而存在，法不禁止都是自由的等等，从而激发起对法律的感情，自觉地遵守法律并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可以说，如果没有现代法律观念，没有公民对法律的普遍信仰，公民的守法精神和良好的法治氛围就不能形成，法治就不可能实现。

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

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 通过坚持不懈地进行法制教育和法律宣传，使人人知法，懂法，树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

一代人有一代人特定的时代环境。任何伟大人物的思想及实践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同时代特征紧密相关，都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超越他们的时代，列宁、斯大林没有超越他们的时代，毛泽东没有超越所处的时代，邓小平也同样没有超越他所处的时代。邓小平曾强调指出：“绝对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 我们也绝不能要求邓小平解决中国法治进程中所出现的所有问题。邓小平开创了法高于我、法治高于人治的新风尚，引领我们走向法治国家，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中国法治之路，漫漫而修远，我辈仍须加倍努力。

作者单位：重庆市北碚区检察院

电话：023—68341980

二00四年八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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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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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刘军宁编：《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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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森主编：《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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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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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

纪念白求恩同志读后感400字 篇6

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似乎太大，太空，太深沉，似乎和我们平常实际琐碎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什么切实的关系。但从另一个角度想一想，我们的一生，不就是由这些实际琐碎的事情构成的吗?在生命开始的时候，“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计划、一个目标;而在一生结束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又是一个总结、一个评价。所以，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大，也不那么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仔细地想一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我们对生活所有疑问的终极，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着回答。

于是，不管我们是否认真地去想过这个问题，它都实实在在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提出，并且最终都能得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回答。只要生活在继续，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就无从逃避。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有的人曾发誓要青史留名，最终却只像一缕风掠过时间;有的人只是默默地为别人、为国家辛劳着，却能够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其实，这个问题的意义并不在于自己的名字能够流传多久，而是有生之年那种有所寄托的希望，以及身后那种心安理得的坦然。

刘伯承同志纪念馆 篇7

战区指挥员具有战略头脑,是粟裕同志用兵如神的重要特色。粟裕同志是一位战区指挥员,而他思考问题的立足点,总是自觉地放在关照战略全局上。在粟裕同志22年的作战生涯中,他长期在远离中央的相对独立的战略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他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非常注重从战略全局上考虑利弊得失,看得很宽阔,想得很深远,因而能够更自觉、更自如地以积极有效的局部行动来服务、影响和推动全局。粟裕同志直接指挥或参与指挥的一系列著名战役,如苏中、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豫东、济南、淮海战役等等,几乎都是他从全局着眼主动提出建议或作战设想,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批准后付诸实施的。这一连串的重大战役,构成了解放战争华东和中原战局的基本走势,以强劲明快的节奏实现了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意图。

毛泽东同志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粟裕同志擘画军事,不但能够很好地关照战区全局,而且能够把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战略全局,以大局为重,以战略利益为重,为此,不惜在局部作出最大的牺牲。例如1947年夏,为配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陈毅、粟裕同志毫不犹豫地决定,留下部分部队,勉力支撑山东战场极为严峻的局面,奋力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同时带领华野主力兵团,克服重重困难,火速西进,外线出击,开创了与刘邓、陈谢三路大军逐鹿中原的伟大局面。

作为战略区指挥员,粟裕同志令人钦佩之处还在于敢于和善于对关乎战争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及时向军委提出战略性建议。如解放战争初期,他建议依托解放区先在内线作战,对中央军委将原定的“外线出击,向南作战”的战略方针,转变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到外线”方针,起了重要作用;1948年春,他建议粟兵团暂不过江,留在中原打大规模歼灭战,并以成功的作战实践迅速打开了中原战局,为中央军委定下与敌举行战略决战的决心,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1948年秋,他建议举行淮海战役,进而建议截断徐蚌线,歼敌主力于长江之北,从而大大加快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军事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具有很强的战略意识,善于洞察变化中的形势,把握动态中的全局,是非常重要的。粟裕同志深有体会地说过:“作为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

系统地运筹分析,是粟裕同志指挥若定的主要秘诀。每一次战役组织,从施计用谋造成敌人的错觉与失误到捕捉战机定下作战决心,从战役发起到撤离战场与部署下一次战役;从作战指挥到后勤保障和思想教育,粟裕同志都要经过缜密思考,系统运筹,做到成竹在胸。从思维方法的角度看,粟裕同志的作战运筹与现代作战系统工程的基本观点不谋而合。豫东战役,就是粟裕同志在作战指挥中系统运筹的代表作,具有不朽的军事学术价值。

粟裕同志运筹豫东之战,着眼于中原战局这个大系统的整体。他把中原地区敌我双方的情况联系起来思考,把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联系起来思考,把中原战区的天时(正处于战略转折阶段)、地利(地域广阔、地势平坦、便于我大兵团机动作战)、人和(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原新解放区已初具规模)综合起来考察,并比较了在中原作战与渡江作战的利弊,得出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较之渡江作战更为有利,迅速打开中原局面必须打大规模歼灭战,在中原打大规模歼灭战的条件基本成熟的结论。由此,形成了集中兵力大战中原的基本作战构想。在此基础上,粟裕同志进一步作了定性、定量分析,并依据中央的指令性要求,明确了近期在黄淮地区寻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的基本作战目标。

粟裕同志对战役的筹划与指挥,用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看,充分体现了“恰当选优”的原则。在军事斗争中,“弃”和“取”的权衡与决断,充满了辩证法。学过一些系统论知识的人都知道,作战系统是两股力量激烈对抗、急剧变化的动态系统,敌对双方的指挥员无不为最大限度地歼灭敌人,获取系统运筹的“最优值”而竭尽心力。然而,这个“最优值”在理论上虽然是存在的,但在现实中却难以办到。这就要求军事指挥员要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敢“弃”善“取”,把兵用活。在这方面,粟裕同志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豫东作战,起初以“钓大鱼”的办法歼敌整编第五军,同时粟裕同志也腹筹了先攻开封后歼援敌的方案。敌整编第五军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是中原战场上敌邱清泉兵团的主力,歼灭它可一举打开中原战局,这当然是一个“最优值”。当我华野第三、第八纵队按预定计划由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转移时,位于鲁西南地区的邱兵团果然被我吸引南下。我华野主力乘机从濮阳地区跨过黄河。这时,敌统帅部极为震惊,急令邱兵团主力和整编七十五师火速北返,以堵截我渡河部队。同时,敌又向鲁西南地区增调了3个整编师另一个旅,一时间,大军云集,且邱兵团主力整编第五军又猬集一团,不易分割。在敌来我往的交错机动中,歼灭整编第五军的条件尚不成熟,而先攻开封后歼援敌的战机却已出现。此时,我第三、第八纵队已进至通许、雎县、杞县之间,距开封仅一日行程。开封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河南省省会,守敌虽有3万余人,但指挥不统一,战斗力不强,且处境孤立,可以增援的主力军团都在100公里以外。相反,我华野主力兵团与中原野战军一部却相对靠拢,当其时,处其势,攻城则如探囊取物,打援则如撒网捕鱼。粟裕同志当机立断,毅然放弃对预期“最优值”的追求,转而力夺打开封歼援敌这个比较现实的“满意值”。在作战过程中,他又考虑到为下一步作战创造条件,同时有把握地包收本战役的胜利成果,再一次放弃对已在包围之中的敌整编七十二师残部予以全歼的这个“最优值”的追求,集中力量打击猖狂急进企图一逞的黄百韬兵团,以先声夺人的气势,枪打出头鸟,震慑其余增援之敌,从而求得胜利转移的“满意值”。

不断地出奇与创新,是粟裕同志屡战屡胜的神来之笔。陈毅元帅曾经说过:“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我领会,“愈出愈奇,愈打愈妙”这8个字,不但有褒奖之意,而且还指出了粟裕用兵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不囿成法,不断创新,“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正是由于他能“愈出愈奇”,所以才会“愈打愈妙”。

粟裕同志在《向苏浙敌后发展和天目山战役》一文中,讲了一段极富兵家哲理的话:“打仗是最讲辩证法的,因为双方都是活生生的人在行动,敌人同我们一样也会动脑筋会走路,他打着打着变了招,我们就得跟着变招,即使他不变招,我们也常要根据战场上变化了的形势来变化打法。”粟裕同志是深谙军事辩证法的。战争同一切事物运动一样,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世界上没有两次完全相同的作战,战法必定是千差万别的。战争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领域,只有极富创新精神不断进取的军事家,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粟裕同志在作战实践中,勇于创新,因时而变,因地而变,因敌而变,因势而变,因情措法。苏中战役,他精心导演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首战宣家堡和泰兴,他反常用兵,以反进攻战法,歼敌于将出未出之时;如南战斗,他舍近而趋远,飞兵百余里,拊敌侧背;海安战斗,以节节抗击,挫敌锋芒;李堡战斗,即乘敌“祝捷”得意忘形之际,挥兵奇袭;丁堰、林梓战斗,则选敌弱点,剑指敌腹;尔后,攻黄(桥)救邵(伯),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把中国古代“围魏救赵”的战法成功地运用于战役作战实践之中,既有力地策应了邵伯方向的作战行动,又在运动中歼敌1.7万余人,打得敌人六神无主,不知所措。粟裕同志率兵3万,临12万大敌,在靠近敌人心脏的战略前沿地区与敌周旋一个半月,七战七捷,歼敌5万多人,在这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孟良崮战役,在强敌云集对我山东实施重点进攻的情况下,粟裕同志根据陈毅同志的指示,充分利用我部队在解放区腹地作战的有利条件,采取时南时北,忽东忽西,或进或退,既打又撤的“耍龙灯”办法创造战机,抓住敌王牌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对我实施中央突破的时机,以“猛虎掏心”的战法,5个纵队担任围歼,4个纵队担任阻援,从敌战斗队形的中央楔入,切断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一举全歼该师,创造了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奇迹,这也是粟裕同志用兵“既奇又妙”的又一范例。

用兵有法,但无定法。粟裕同志指挥作战,往往是法外觅法,法中求变,变中出奇,出奇制胜。有时候是声东击西,如莱芜战役,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有时候则是声东击东,如淞沪战役之打吴淞,直接把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敌人的要点和强点,以吸引更多的敌人自投罗网;有时候是虚则虚之,如淮海战役对徐州之敌即网开三面;有时候则是实则实之,如济南战役摆开18万大军准备打援,明明白白地告诉敌人,只要你敢来,我就能够歼灭你。同是伏击,有的是击其救者,有的是击其退者,有的是击其“过路者”,有的是“利而诱之”,有的则是“威而逼之”。同是围歼,有的是“围师阙一”,有的是“围而不阙”,有的是长困久围,有的是即围即歼。又如围城打援,有时是虚以围城,实以打援,有时是虚以打援,实以攻城,有时则既夺城,又打援。这种施智用谋的无尽变化,生动地体现了粟裕同志的卓越指挥才能。

大勇若怯,精勤慎重,是粟裕同志在激烈和复杂的军事斗争中能够胜敌一筹的坚实基础。粟裕同志素以敢打大仗、硬仗和恶仗著称于世。他22年疆场征战,总是以少胜多,以弱搏强,摧坚挫锐,迭克劲敌,具有非凡的革命胆略。然而,这位戎马几十年,身经数百战的沙场宿将,在回顾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辉煌经历时,不言豪勇,却一再写下了“担子沉重”、“心情紧张”的文字。他在忆及当年黄桥决战前的心情时说:“成败的责任完全在我们,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肩上的担子是很沉重的。”在忆及苏中战役时说:“面对即将进犯的敌人深感重担在肩。”在忆及宿北战役时说:“我协助陈毅同志指挥宿北战役深感责任重大,心情紧张。”在谈到沙土集战役时说:“此时,我深感责任重大。”说到受命经略豫东时的心情,“我深感自己的担子沉重,觉得这次是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直到打下开封,“心情才踏实下来。”这些发人深省的记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粟裕同志为将大勇若怯、精勤慎重的可贵品格。

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谋略水平和指挥艺术的较量,在一定情况下,胜负往往取决于指挥员的一念之间,担子不可谓不沉重,心情不能说不紧张。“担子沉重”和“心情紧张”的心理感受,正是粟裕同志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和对用兵打仗极其谨慎的表现。学习研究粟裕同志指挥过的许多战役,都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细细剖析,却没有丝毫侥幸取胜之处,其深邃的谋略造势思想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令人敬服。

粟裕同志曾三次率兵飞渡天堑长江,不论是带几百人偷渡,还是统数十万大军强渡,都是“认真准备,周密部署”,“全神贯注”地指挥,因此,无一失误。粟裕同志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曾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带病指挥。据说陈毅元帅对粟裕同志有“食少事繁诸葛公”的赞语,生动体现了粟裕同志为将任事勤勉严谨、不辞辛劳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同志要求指挥员做勇敢而明智的将军,粟裕同志在这方面堪称楷模。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一致作为用兵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是粟裕同志指挥艺术的精髓。粟裕同志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致力于探讨战争的客观规律。他说:“我在青年时期,跟随毛委员、朱军长学习带兵打仗,得到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的内在规律去寻找。这条道理使我终生受益。”粟裕同志研究战争,着眼特点,着眼发展,善于把握战争规律的层次性和阶段性。例如,他关于作战指导的“转折”理论,就区分为战争全局的战略性转折、战区范围的阶段性转折和战役过程中的转折点等三个层次。当解放战争即将来临的时候,粟裕同志依据变化了的新形势,“反复思索,从中探寻战争的客观规律,特别是战争初期的规律”。直到垂暮之年,他还在努力探索现代条件下的战争规律。

粟裕同志指导战争,总是把上级的指示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思考,创造性地贯彻上级意图。他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熟知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指挥行动,保证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一致。“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打仗,什么敌人好消灭就打什么敌人”,完全是从实际出发。

粟裕同志不仅善于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指挥作战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并把经验概括升华为理论。他晚年致力于总结一生的作战经验,在撰写回忆录时,坚持“按历史的真实来写”,力求“如实地反映一个战役指挥员是怎样去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以夺取胜利或者导致失败的”。他认为“把错综复杂的战争进程表述为高明的指挥者早就规划好的,并以这些观点来教育下一代,打起仗来是会害死人的”。这充分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军事家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定性和一贯性。

学习粟裕同志的指挥艺术和大将风范,实事求是地研究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军事斗争,从而更加自觉地学习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落实江泽民同志对军队建设“五句话”的总要求,努力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这是我们对粟裕同志的最好纪念。

刘伯承同志纪念馆 篇8

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手拿扫把、钳子、垃圾桶等工具，认认真真地进行街道清扫大行动，带队的老师一边站在路口看护学生们的安全，一边和同学们齐动手清扫街道、排水沟，扫干净所有的垃圾袋、烟头、纸屑、建筑垃圾、杂草等，同学们干得有板有眼，十分认真，就连墙角边的纸屑和地砖缝隙里的小垃圾也不放过。没多久，就清理了许多垃圾，尽管街道上尘土飞扬，但同学们毫无怨言，不管是刚掉下来的落叶还是已经堆积了好久的垃圾都进入了垃圾桶里，师生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雷锋精神的真谛。几条街道在队员们的打扫下也显得干净整洁了。

整个活动中带队老师身先士卒，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用实际行动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师生都是非常积极的，没有一个同学喊累、喊苦。通过劳动，大家还体会到环卫工人工作的艰辛，都纷纷感叹到：原来劳动这么辛苦，我们以后再也不乱扔垃圾了。

借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日开展这样的义务清洁活动，宣扬了雷锋精神，培养学生学习雷锋精神，也展现了 元江县因远小学 师生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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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同志纪念馆 篇9

特别提示:

今年考研虽然不会直接考查这个讲话内容,但是这个讲话的知识点<<毛中特>>课程提到的,还得掌握!重点内容我已经划线了!

中共中央2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要把党和人民90多年的实践及其经验，当做时刻不能忘、须臾不能丢的立身之本，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

习近平在讲话中回顾了毛泽东同志一生的丰功伟绩，总结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

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

习近平强调，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习近平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习近平强调，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创和发展的伟大事业坚持好、发展好。

习近平强调，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习近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习近平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的事业崇高而神圣，我们的责任重大而光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我们要不断深化对改革开放规律性的认识，勇于攻坚克难，敢于迎难而上，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