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讨论（共5篇）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讨论 篇1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六大看点解读
自宪法有规定以来
部门法首现人权规定
此次提交大会审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在总则中明确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保障问题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的时候还没有规定。现在规定进去是很大的亮点。”多次参与刑诉法草案修订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表示。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王兆国说，刑事诉讼法在程序设置和具体规定中都贯彻了这一宪法原则。
刑诉法是一部直接关系公民权益和基本权利的刑事诉讼法律，决定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等基本权利。“这是宪法有规定以来，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有了人权规定。”陈光中说，“规定这几个字，不仅有宣示性，也有指导性意义，意味着在惩罚犯罪的同时，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防止刑讯逼供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错案让人们对刑讯逼供深恶痛绝。但刑事司法面临很大的破案社会压力，刑诉法修订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说。
修正案草案在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同时，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陈光中认为，这次修法对非法证据排除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都进行了明确规定，是很大的进步。从制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保障。
汪建成认为，过去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执行得不好，就是因为非法取得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因此，此次修法重点放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上，而且还规定了严密的、严格的证据收集程序。这会对遏制刑讯逼供起到重要作用。”
明确逮捕条件
严格限制不通知家属
“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一直备受关注。根据现行刑诉法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家属。其中“有碍侦查”情形的界限比较模糊。
“在审议过程中，我们采纳社会各界意见，对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条件作出几次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修正案草案提请首次审议时，规定两种情形可不通知家属：‘无法通知’和‘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做这一修改的本意是要用更为明确具体的条件，来严格限定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但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后，产生一些误读，反而被理解为增加了不通知的情形。”对此，二审稿进一步做了限定。“二审稿通过后，有意见认为步子还可以迈得大些。”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说。
鉴于此，此次提请大会审议的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采取逮捕和指定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都应当通知家属。同时，缩小了拘留后因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范围。死刑复核更慎重
落实“少杀、慎杀”原则
为体现适用死刑的慎重，进一步保证死刑复核案件的质量，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
北京法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昊认为，从立法规定上看，死刑复核程序过去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带有一定行政化色彩，缺乏公开性、透明性，为保证这类案件的质量，避免错杀，落实“少杀、慎杀”的原则，完全有必要增加这样的规定。
“上述修改，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为加强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提供了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说。
辩护律师介入提前
涉嫌伪证需异地侦办
根据现行刑诉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只有到了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才可以委托辩护人。
“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修正案草案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法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对于这一改动，刘昊律师表示，这意味着在侦查阶段，律师的身份由“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转为“辩护人”。
“律师在这一阶段除进行从前规定的会见、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等工作以外，还可以行使调查取证和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刘昊说。
修正案草案还完善了律师会见程序。根据我国律师法规定，律师凭借“三证”就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同现行刑诉法规定不一致，引发过争议。
“经同有关方面反复研究认为，在刑事诉讼法中应当吸收律师法的相关规定，但对于极少数案件，从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实际情况考虑，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事先经侦查机关许可是必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说。
据此，修正案草案规定“三类案件”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
“这既解决了与律师法有关规定的衔接问题，保证了法律和司法的统一，同时解决了侦查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说。
此外，修正案草案还规定，律师涉嫌辩护人伪证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审慎把握刑事和解
防止“花钱买刑”
我国现行刑诉法对自诉案件的和解作了规定。这次修改又将部分公诉案件纳入和解程序。
“将部分公诉案件纳入和解程序，适当扩大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同时，考虑到公诉案件的国家追诉性质和刑罚的严肃性，防止出现新的不公正，对建立这一新的诉讼制度宜审慎把握，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也不能过大。”全国人大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说。
修正案草案规定，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为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
修正案同时规定，对于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有人提出，这是否意味着可以“花钱买刑”。陈光中教授认为，制度不是一点没有弊端，但是修正案草案规定的适用范围很窄，比较严格，而且必须出于双方自愿。“鼓励犯罪人道歉赔偿，可以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权益，使其得到更多赔偿。这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十大亮点盘点
3月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请人代会审议。研阅这份修正案草案，人们发现，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等诸多方面，草案充分体现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宪法原则。
突出保障基本人权
■“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写入总则，平衡公权私权
辜胜阻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修正案草案吸收了前一阶段社会各界提出的部分意见建议，做出了适当的调整和补充，其中“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入法引人注目。
保护人权是宪法中非常重要的法律理念，刑诉法修改充分体现了这一重要理念，在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关系方面处理得很好。草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总则第二条，突出保障基本人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在多项具体规定中贯彻这一原则。草案提出的上述规定将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能有效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另外，草案引入了律师法的众多内容，在刑事诉讼中，公权一直是强势，私权是弱势，上述规定让公权退了一步，让私权进了一步，“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得到进一步体现。
“不通知家属”受严限
■最大限度平衡“通知家属”与“侦查需要”间的矛盾
周光权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采取强制措施客观上会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及时通知家属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修正案草案删除了逮捕后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增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家属的规定，严格限制拘留后不通知家属的范围，并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之后应立即通知家属。这是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是刑事诉讼立法上的重大进步，这一变化最大限度平衡了“通知家属”与“侦查需要”之间的矛盾。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恐怖活动的犯罪嫌疑人在被拘留时，有关证据尚未查清，出于侦查需要，对相关工作的确需要保密，此时通知被告人家属，可能确实有碍侦查，因此，修正案规定了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
草案还规定：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一律通知家属。
辩护律师提前介入
■加强被告人、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增强辩控双方的对抗性
李明蓉代表(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修正案草案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委托辩护人。而现行刑诉法则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委托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提供法律帮助”和“辩护人”大不一样。犯罪嫌疑人可在侦查阶段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这实质上是把过去法律上规定的审查起诉中在检察院阶段能请辩护人，推进到在侦查阶段也可请，加强了被告人、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增强辩控双方的对抗性，为律师在诉讼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据。
本次修改把律师会见要经过批准的案件只限于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和特别重大的贿赂犯罪这3种案件上，用列举方式明确了律师会见当事人需批准的情况，增强了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修改有助于公安、检察机关调整和转换侦查重点，变“由供到证”为“由证到供”，提高侦破水平。
律师办案不再“三难”
■与律师法较好衔接，有助于检察机关兼听则明
许智慧代表(北京鼎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修正案草案较充分地吸收了律师法的修订成果，律师法实施中遇到的和原有刑诉法不一致的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较好地保护了律师的职业权利，体现了法律保护人权的精神。实践中，因刑诉无相关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常被侦查机关以“本案涉及国家机密不能会见”等为由而拒绝。
修正案草案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
小时。”“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些规定有利于解决刑事诉讼中律师所面临的会见犯罪嫌疑人难、查阅案卷材料难、收集调取证据难“三难”问题。简易程序适用“扩容”
■简易程序公诉案件，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
蔡宁代表(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修正案草案对简易程序主要作了3方面修改。
一是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将适用范围由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案件：“(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二)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三)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这就实现了“繁简分流”，对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有积极意义。
二是赋予被告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更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有利于庭审程序的顺利进行。
三是草案要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这将对检察机关的公诉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审慎把握刑事和解
■有助于克服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难问题
李钺锋委员(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副检察长)
过去，刑事和解只限于自诉案件，公诉案件没有和解程序。修正案草案将“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的犯罪，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一些过失性犯罪”，列入特定范围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把范围限定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是慎重地注意把握这个程序的设置，具有积极意义。这个制度入法可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被害人判决执行难的问题，有利于被害人权利的实现。
实践中，一些被告人不愿履行或通过隐匿财产等手段规避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使被害人的利益难以实现。而在刑事和解中，由被害人与加害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加害人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有助于克服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难。此外，刑事和解能保证被害人获得加害人给予的及时有效赔偿，这个制度入法可为当事人节省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
给予证人特殊保护
■证人为避免高风险代价而“失语”会危及司法公正
徐睿霞代表(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
由于现行刑诉法缺乏有效的证人保护机制，导致证人出庭率低，严重影响了刑事案件的调查和开展。如果大多数人为避免高风险代价而“失语”，会对诉讼中的证据制度产生冲击，进而危及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修正案草案完善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明确了证人出庭范围和证人保护细则。
草案一审稿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相关机关应当采取一项或多项保护措施”。修正案草案在此基础上将鉴定人纳入保护范围，并增加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上述规定能从法律层面给予证人特殊保护，打消出庭证人的种种顾虑，提高证人出庭率，有效化解证人出庭难的问题。
非法证据将被排除
■在证据问题上要改变“口供为王”，杜绝刑讯逼供
吕忠梅代表(湖北经济学院院长)
我国在1996年修订刑诉法时，第四十三条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因没有明确非法收集的证据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足以阻止有的司法人员受破案压力或利益驱动，铤而走险，采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由此造成了一些冤错案件，社会反映强烈，司法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
在证据问题上要改变“口供为王”状况，杜绝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修正案草案规定，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收集的口供、证人证言等不能作为证据。当前在刑事诉讼中有“口供至上”、“口供第一”、“口供唯一”的情况，如果依赖口供来定罪，严禁刑讯逼供
是无法禁止的。修改刑诉法要求处理好物证和口供的关系，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则可能改变完全依赖口供而忽视物证来定罪的倾向。
明确二审开庭范围
■限制发回重审，解决了案件反复发回重审、久拖不决问题
罗春梅代表(四川省攀枝花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现行刑诉法对二审是否开庭审理未作具体规定，针对实践中大量案件未开庭的现象，修正案草案明确了二审案件需要开庭审理的范围，对当事人、上诉人对案件事实提出争议的、对检察院抗诉等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做出了列举。另外，实践中易出现二审法院因案件事实不清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后报到二审法院，二审法院仍以案件事实不清又发回重新审判的现象，造成当事人羁押期限延长，侵犯了当事人权利，也使案件久拖不决。草案规定，发回重审审判仅一次，如案件一审后当事人不服，二审法院不再发回重审。
现行刑诉法虽规定，二审法院审判被告人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但实践中存在变相“上诉加刑”的情形。此次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二审法院发回重新审判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就有利于保护被告人行使上诉权。
“少年犯罪”专列程序
■为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提供宽松环境和继续发展空间
陈忠林代表(重庆大学教授)
修正案草案专门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针、原则、各个诉讼环节均设计了特别程序。草案设置了附条件不起诉应用于未成年人制度和对未成年犯罪的犯罪记录设置封存制度，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的一面。草案还规定，对犯罪比较轻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进行封存，除法律规定外，除司法机关办案外一律不可查询。
由于未成年人罪犯一般主观恶性小，尚未形成反社会人格，且未成年人可塑性强，极易回归社会，这就要求社会要为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提供宽松的环境和继续发展的空间。“罪犯”的称呼在未成年罪犯的改造过程中，时常会成为他们心中的阴影，使未成年罪犯重新入学、就业的愿望很难实现。对未成年犯罪的犯罪记录设置封存制度，这对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有着积极作用。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讨论 篇2
关键词：犯罪主体,年龄,能力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首次提出减少死刑，其中包括对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即将现行刑法第四十九条修改为：“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减少死刑，正如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所说：“有利于更好地保障人权，促进我国刑事法治的进步，引导社会对生命权利更加尊重。”，但同时，减少死刑，会不会导致犯罪率上升？会不会导致犯罪者肆无忌惮、恣所欲为，削减了刑罚应有的威慑力呢？这同样也无不令人担心。
在我国于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有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规定，这次考虑废止非暴力罪犯尤其是经济罪犯的死刑，可谓迎合了这样的国际背景；同时又规定了对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条款，也好象了我们尊重人权，保障生命权的体现。但我们不要忘了，即使是上述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提到了对最严重的犯罪可以适用死刑，而且在当今世界上还有相当部分的国家包括美国还保留死刑。因此，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里，特别是正处于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犯罪仍频频发生的我国，还应该保留死刑。也就是说，是限制和减少死刑，而非取消死刑。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哪些应取消，哪些应保留，这就要有一定之原则和标准。而这次拟修改的关于取消死刑的一些内容，比如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笔者就不敢苟同。因为笔者认为它不符合这一定之原则和标准，也欠缺其他方面的考量。
一、在死刑适用上的标准
对死刑，哪些应取消，哪些应保留，当然要坚持一定的原则。这些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适用刑法一律平等、罪刑相当原则等，在此不再赘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问题就有必要在此进行探讨了。
死刑的适用标准当从犯罪构成的条件来看，主要应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性质、犯罪的主观情节等因素加以考虑。
犯罪构成的理论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具体标准。在死刑的适用上，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四个构成要件同样缺一不可。而最主要是看其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以及对社会危害的程度，并应考虑其犯罪的性质、犯罪的主观恶性。在减少而非全部取消死刑的情况下，首先考虑的是其社会危害是否严重，也就是罪行是否极其严重，如不符合此要件则不必考虑死刑的问题。其次在满足上述条件同时须考虑其所犯之罪的性质、种类，考虑犯罪者的主观故意的种类与程度。再次，须对犯罪主体要件作更具体的分析。一是应判别其是否为犯罪主体，也就是说，其是否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的刑事责任能力，如有相应的刑事责任能力，无论是哪一种，都是犯罪主体，均须为自己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在此基础上须适用何种刑罚，是否要适用死刑，就须区分到底属于哪种刑事责任能力了。因为依照现行的法律来讲，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是不适用死刑的，也就是说，仅从年龄来看的话，不满十六周岁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肯定不适用死刑。据此可推定，由于精神方面原因而导致刑事责任能力受到限制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也不适用死刑。也就是说，无论何种原由而刑事责任能力受限制的人是不适用死刑的，而这无论从法理还是情理都可以理解。相反，现行刑法规定犯罪的时候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也不适用死刑，则有违法理，有违法治原则和要求，因为从犯罪主体来讲，这个年龄段的人已具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应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之责任而无任何开脱之理由。由于现行刑法有违法理的这个规定，按照同样思路和逻辑，为了体现对年老、年幼的人有所体恤的精神，特别是因现行刑法已解决好了“小”的问题，那么在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我们就看到了貌似挺有人情味的“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正如前者所说，这都是有违法理有违法治要求的。虽说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身体素质已经明显减弱，但是否影响到其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以及对行为法律后果认识的能力，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不能全无凭据就予以断定，而应比照对精神病人行为能力的认定程序予以认定，一经认定其属于限制的行为能力，只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当然不应适用死刑；甚至认定其为完全无行为能力，则任何刑事处分都无需再谈。相反，笔者认为只要未经上述程序的认定，则不能轻言之，更不能妄言矣。
二、对死刑的规定及适用应全面加以考量
对死刑的适用适用问题，当然主要涉及的是刑事法律部门的问题，但也并非只是刑法的问题，当中也牵涉相关其他部门的相关问题，因此需要综合考虑整个法律层面的问题，使之相协调。
1、从刑事法律部门本身来看，除了上述所讲之刑法原则和死刑的适用标准外，仍有其他问题需要厘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在刑法第十七条后增加一款，作为第十七条之一：“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将刑法第四十九条修改为：“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两者本身就有不一致、相冲突的地方。前者规定对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非必须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也意味着一旦构成犯罪而法定刑至死刑者，可以减轻处罚不判处死刑但也可以不减轻处罚而判处死刑。而反观后者却明确规定不得适用死刑。前后矛盾！另外，无论按现行刑法还是拟修改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规定，对累犯都有应当从重处罚的规定。假如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构成累犯了，不管其罪行、主观恶性等方面是否严重、恶劣，都不能适用死刑，这是否也与之相矛盾、相冲突呢？！答案当然也是肯定的。
2、从相关的行政法律部门来看，我们看到了对年少无知者和年老者违法不实行某些责罚的规定而已，而且是有条件和前提的，这就是所谓的“小、轻、一般”情况。
如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明文规定，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违法可以不予拘留，但局限于“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不大”的情况，如果造成严重后果—————重伤、致人死亡，那就不是要不要拘留的问题，而是犯罪的了。也就是说，即使《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关70岁以上老人违法可以不予拘留的情况，也是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的。再看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修改后的《不起诉案件标准》规定不予起诉的5种情形：包括未成年或老年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的；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初次实施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群体性事件引起的刑事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属于一般参与者的等，也都属于“小、轻、一般”的情况。由此我们认为，在涉及老年人犯罪（严格来讲也应包括年少者犯罪）是否要起诉、定罪、适用死刑等问题上，应从犯罪的主观恶性、犯罪的危害结果乃至犯罪的客体等方面加以考量，而非全凭犯罪主体的年龄来决定。否则这是对犯罪宽容，还是对犯罪纵容呢？是对犯罪者富有人情味呢还是对受害者冷酷无情呢？答案也还是后者。
3、从其他法律部门如民法来看，与此相关的影响公民民事行
为能力因素的规定如年龄、精神状况也有必要加以整体考量，使之相协调、相一致。
三、对死刑适用的建议及相关的建议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讨论 篇3
中国労働契約法修正案（草案）内容 2012 年 7 月 6 日公布、意見徴集締切日 2012 年 8 月 5 日 項目 派遣単 位の設 立 修正案草案 労働契約法
第 57 条（改定）第 57 条 労務派遣単位の設立は、下記の条件を 労務派遣機関は会社法の 備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関連規定に基き設立し、登（１）登録資本は１００万元を下回ってはな 録資本は 50 万元を下回っ らない てはならない。（２）法律規定に合う労務派遣管理制度があ る（３）法律、行政法規規定のその他条件 労務派遣単位の設立は、法により労働行政部 門に対して行政許可を取らなければならな い。許可を取ったら、法により会社登記を行 う。許可を取らず、いかなる単位又は個人が 労務派遣業務を経営しはならない。第 63 条（追加）（右辺ご参考）第 63 条 被派遣労働者は派遣先の 労働者との 「同工同酬(同一労 働、同一賃金)」 についての権 利を有する。派遣先に同種の 職位の労働者がいない場合 は、派遣先所在地と同一又は近接する職位の労働者の労 働報酬を参照に確定する。
同一職 務同一 賃金
労務派遣単位と被派遣労働者と締結した労働 契約書及び使用者と締結した労務派遣協議に 明記或は約定された被派遣労働者に支払うべ き労働報酬は、前款の規定に合わなければな らない。派遣範 囲： 「三 性」 の定 義 第 66 条（改定）第 66 条 労務派遣は臨時的、補助的又は代替的な業務 労務派遣は一般に臨時的、職位に対して実施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補助的又は代替的な業務 前款規定された臨時性とは、使用者での業務 職位に対し実施する 職位の存続期間が 6 ヶ月に超えない。補助性と は、使用者での業務職位が主たる取扱い業務に 服務を提供する。代替性とは、使用者での従業 員が勉強、休暇等の原因で当該の業務職位にお いて、一定期間内に勤務できない場合、被派遣 労働者に勤務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第 92 条（改定）第 92 条 本法第 57 条の規定に違反し、許可を取らず、労務派遣機関が本法の規
罰則
無断で労務派遣業務を経営した場合、労働行 政部門が法により取締り、違法所得を没収し、違法所得の一倍以上五倍以下の過料を併科す る。違法所得がない場合、5 万元以下の過料 を科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労務派遣単位、使用者眼本法の規定に違反し た場合、労働行政部門が是正を命じる。事案 が重大である場合は、労働者 1 名につき 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の基準により罰金を科 し、労務派遣単位に対して、労務派遣
業務の 経営許可を取り消し、被派遣労働者に損害に 与えた場合、労務派遣単位と使用者が連帯賠 償責任を負うものとする。発効後 の既存 事項の 処理 本修正案が 年 月 日から施行する。本修正案施行するとき、使用者が被派遣労働 者を使用している場合、使用者、労務派遣単 位が本修正案により調整しなければならな い。本修正案施行する前に労務派遣業務を兼 営する単位は、法により行政許可の手続及び 会社変更登記を行った後、労務派遣業務の経 営を継続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具体的規則は国 務院が定める。
定に違反した場合は、労働行 政部門及びその他関連主管 部門が是正を命じる。事案が 重大である場合は、労働者1 名につき1000 元以上5000元 以下の基準により罰金を科 し、かつ工商行政管理部門が 営業許可証を取り消す。被派 遣労働者に損害を与えた場 合は、労務派遣機関と使用者 が連帯賠償責任を負うもの とする。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讨论 篇4
一、自由与秩序价值的概念
任何法, 从秩序的意义上讲, 都要追求并保持一定的社会有序的状态。拉德布鲁赫说过:“所有秩序, 无论是我们在生命伊始的混沌状态中所发现的, 或是我们所要致力于促成的, 都可从法律引申出它们的名称” (1) 。法的其他价值都需要以秩序价值为基础, 并建立在法的秩序价值的一定实现上。
“自由”一词古今都有, 主要是指不受束缚地思考、行动以及获得解放。随着自由思想的不断发展解放以及不同学者对其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对自由的定义也是各有见解。不同的时代, 法的自由会有不同的含义或者状况。因此可以对法定义为:法的自由是指一定社会中人们受到法保障或得到法认可的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活动的人的权利。同时, 自由需要法的保障。法律能够保障社会主体的自由可以顺畅地行使。另外, 法律也可以防止自由的滥用, 从而保障社会主体的自由不受其他社会主体自由的侵害。
二、自由与秩序的冲突之体现
把自由与秩序看成是相互冲突的法律价值是时下较为流行的一种见解。在《刑法修正案 (九) 》中有一些亮点都体现了法所追求的自由与秩序这两大价值。比如刑法第237条规定, 刑九中将这条中的“妇女”改为“他人”, 这是扩大了强制猥亵对象的范围, 保护了现代社会男人的性自由。在现代刑法只针对虐待家庭成员追究刑责的情况下, 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 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 情节恶劣的, 追究刑事责任。这实际上也是扩大了虐待对象的范围, 保护了这些弱势群体的人身自由。减少了9种罪名的死刑, 这不仅是对人权自由的保障, 也是法治文明发展的需要。在增加的第一百二十五条中明知他人有恐怖活动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行为, 在司法机关向其询问收集证据时, 拒绝提供, 达到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中, 体现了法对自由滥用的限制。同样, 在保障公民自由的同时, 法律也在追求秩序, 加大对秩序的维护。如增加了第一百二十二条, 以制作、散发、发布信息资料、传授等方式或者通过信息网络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 或者煽动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 也要处罚, 情节严重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 不阻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返回原居住地的, 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 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 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等都有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在这些增删的条文中, 法是更重视自由价值还是秩序价值呢?重视自由就要相对的放松秩序, 重视秩序就会过分的压制自由, 由此产生的自由与秩序的冲突也是时刻存在的。
三、自由与秩序价值的调和
从刑法的角度来看, 秩序是立法者比较倾向的。那并不是说当自由与秩序产生冲突时就必然以秩序为重。自由与秩序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追求秩序就完全放弃自由, 需要自由就不在乎秩序。在笔者看来, 自由与秩序产生的冲突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可以调和的, 只有某些特殊的情况才会在自由与秩序之间取舍。法律的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两者相互依存, 相互渗透。一个社会若没有了自由, 便是一个死寂的社会;但若没了秩序, 滥用的自由就会损害更多人的利益。
在立法上, 是把自由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秩序放在第一位, 直接关系到立法结果是更多的保障人们的自由还是更多的维护秩序。如果把秩序放在第一位, 社会秩序就会更加稳定, 但人们的自由就会受到一点限制。如有学者认为民商更倾向于自由, 而刑法更注重秩序。其实并不然。从《刑法修正案 (九) 》就可以看出不论增减罪名, 还是扩大了主体范围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自由的保护。当人们对法律的理解、遵守、监督和评价上, 人们对自由与秩序的不同选择会导致人们对法律的不同理解或者评价, 致使人们对法律遵守和对法律监督的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参考文献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讨论 篇5
一、我国死刑立法的回顾
关于死刑罪名, 当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复杂过程。 (1) 我国1979刑法典规定了28种刑法罪名。八十年代后, 经济领域犯罪增多, 同时为配合“严打”政策, 刑事立法重刑主义抬头。1979到1985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单行刑法的形式增加了33个死刑罪名, 至1997刑法典颁布前, 死刑罪名达71个。1997刑法典颁布后, 保留了68个死刑罪名。
目前我国死刑政策是:“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适用死刑。”在此政策的指导下死刑改革已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立法体现为死刑罪名的减少。自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 》一次性取消了13种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后, 我国现有适用死刑的罪名55个。草案九拟取消9个罪名的死刑, 取消后剩46个死刑适用罪名。另外, 草案还进一步提高了死缓犯适用死刑的门槛, 将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由“故意犯罪”提升至“故意犯罪, 情节恶劣”, “对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 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 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这实际是增设了死缓执行期间的重新计算制度, 并赋予最高院监督权以保证公平公正。
二、中国现阶段保留死刑的必要性
草案九虽减少了死刑罪名, 但依旧保留了死刑。这既顺应了历史发展, 更符合我国当今国情。笔者认为, 我国现阶段不能死刑废除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 废除死刑缺乏民意支持
首先, 死刑体现了国民朴素的正义观。“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是我国几千年来流传的最朴素的伦理准则和公平正义观。死刑满足了民众心中最原始的同态复仇的报应观、实现了心中的公平正义, 加深了对法律的信任。取消死刑对普通民众来说会动摇正义观和对法律的信任, 对受害者家属来说从情感难以接受。国家独占刑罚权, 在考虑犯罪人权利保护和救济时, 也不应忽略被排除在刑法体系之外的受害人家属的情感诉求。贸然取消死刑极有可能会引发一些受害方家属的不理智的复仇, 带来更多犯罪、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宽恕虽是美德, 但不应该用精英们主张的高标准美德绑架性格和文化程度差异巨大的普通公众。
其次, 死刑体现了国民的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命最被看重和珍爱,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而自由并没有如此高的地位。废除死刑的呼声最先来自西方, 在西方价值中认为自由最重要, “不自由, 毋宁死”。中西价值观不同, 中国人对生更为眷恋, 西方人恐惧失去自由。所以于国人而言剥夺生命是最大的惩罚, 而对西方人则未必。这提示我们在未对国民的生命观、自由观做引导、产生共鸣前, 不应把西方的一套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强加给国人。
最后, 保留死刑是社会心理安全的需要。“对大多数人来说, 故意杀人犯已不再是具体的个人, 而是一个抽象的‘危险信号’, 他们就像潜藏的炸弹一样, 随时都有可能在你身边爆炸。所以, 对于这些罪大恶极的人, 出于自身可能的生存威胁, 人们总希望将他们‘杀死’以免除后患。死刑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彻底地消除存在于人们当前的死亡恐惧和生存焦虑。” (2)
(二) 保留死刑是预防犯罪之需要
于个体而言, 死刑最大的价值是预防个体犯罪, 因为人类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有研究利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发现, 每增加一起死刑案件, 可使杀人罪减少4-8起。 (3)
于国家而言, 死刑更易实现预防犯罪。死刑是对付犯罪最经济便捷的方式。刑法的约束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 表明可能违反刑法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国家在维护自己统治秩序时, 必然会考虑投入和产出的问题。奖赏和惩罚都能实现对法律的顺从, 但制造痛苦相比给予满足更为容易、廉价的, 所以惩罚往往被采用。死刑通过剥夺犯罪人生命, 使本人尤其是伺机而动意欲犯罪的人感到威胁、放弃犯罪, 从而实现事前预防, 节省了其他刑罚中剥夺、教育、改造、感化的成本。
(三) 废除死刑后的配套制度不完善
废除死刑后替代措施如何设计, 学界争论激烈。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4)
观点一:以无期徒刑替代死刑;其中又有三种不同的认识:一是以不可减刑、不可假释的无期徒刑替代死刑;二是将无期徒刑分为可减刑、可假释的无期徒刑, 以及禁止减刑、禁止假释的无期徒刑;三是以25年内不得假释或减刑的无期徒刑替代死刑。
观点二:以有期徒刑代替死刑。有学者认为, 可用金钱等物质方式赔偿被害方家属损失, 抚慰其伤痛。在某些犯罪中还可征得受害方同意, 以长期自由刑代替死刑立即执行。
观点三:以死缓代替死刑立即执行。具体又分为全面替代说和部分替代说。全面替代说是指, 所有死刑皆以死缓来判处;部分替代说是指, 把死缓作为所有死立执的必经程序, 经过考验期后, 如确定犯罪人有非常危险的人格, 且罪行极其严重, 可考虑执行死刑。
以上三种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缺陷。观点一中的不可减刑和假释的无期徒刑期对于犯罪人而言意味着余生将都将在牢狱中度过, 没有希望, 没有积极改造的动力, 其残忍性和人道精神的欠缺不亚于甚至更甚于死立执。而观点一中的可减刑、假释的无期徒刑和25年内不可减刑、假释的无期徒刑, 以及观点三的可行性有待考察。实践中惩罚强度和威慑力是否会远逊于死立执, 是否能平民愤, 是否在执行中不会变味?且死刑全改为徒刑, 对监狱等司法资源和国家财政也是极大的考验。对于观点二, 笔者强烈反对。第一, 极易造成同案不同判, 损害司法权威;第二, 某些受害方家属可能会被巨额赔偿诱惑同意和解, 引发道德风险。第三, 普通民众对此做法可能会认为是“以钱换命”“金钱万能”, 若受害方一方本就是社会弱势群体而加害方处于社会强势地位, 则这种做法更会引发舆论质疑, 加剧贫富对立。
三、对我国死刑改革的思考
死刑废除不仅是学术问题或立法问题, 它涉及到民众情感、社会安全、政治稳定等, 是一项公共政策的选择。我国现阶段虽不宜废除死刑, 但死刑终归是人类强行剥夺其他同类生命的悲剧, 随着历史发展终将被摒弃。那么除宏观政策“严格控制和适用死刑”外, 我国在制度和立法上还能做什么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建立死刑赦免制度
建立死刑赦免制度, 限制死刑适用并推进死刑废止。我国是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国, 《公约》第6条第4项明确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者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者减刑。”所以赦免死刑也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所在。
那么该如何赦免呢?笔者认为, 首先可借鉴历史经验。1959年至今, 我国先后有七次特赦,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也积累了经验, 所以可对历史经验加以总结应用;其次借鉴域外经验。如美国充分利用法定的特赦或大赦的方式消解中止死刑犯的执行, 进而变中止为终止死刑的执行 (5) ;最后, 完善死刑赦免制度立法。可从赦免程序、赦免对象、赦免条件等方面入手完善赦免立法, 笔者建议为保证赦免的公正性和避免沦为某些人逃避法律制裁之手段, 应把赦免的最终决定权交予国家级机构, 如最高院。
(二) 减少死刑罪名数量
1. 减少长期未适用或较少适用的死刑罪名
草案九此次取消的九个罪名在司法实践中都是基本未用或较少被用, 如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在实践中, 故意杀人罪、毒品犯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强奸罪等少数几种严重危害人身和社会的犯罪适用了较多的死刑。有统计显示, 这5种主要罪名判处死刑的数量占到了所有死刑判决的90%以上。 (6) 所以除去草案拟取消的9种罪名, 剩下的46种罪名中还有很多备而不用或备而少用可被取消的罪名, 如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罪等, 可以把这些罪名予以取消。
2. 减少社会危害程度和死刑惩罚不对等的死刑罪名
我国刑法规定了非暴力犯罪和暴力犯罪的死刑。这两类犯罪社会危害性要小于严重暴力犯罪, 在这两类犯罪中剥夺犯罪人生命不符合罪刑责相适应的刑法原则。且中国政府已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联合国秘书长在《死刑和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的报告中指出, 任何不危及生命的犯罪, 无论其后果从其他角度来看有多么严重, 都不属于可对之适用死刑的“最严重罪行”。所以除去草案九已去除的死刑罪名, 这两类犯罪中可被取消死刑的空间仍很大。
(三) 对死刑适用对象的限制
1. 改进老年人免死制度
刑法规定年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犯罪原则上免死, “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笔者认为, 可把老年人原则上免死的年龄从七十五周岁下调至七十周岁。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 “矜老恤幼”是我国的传统美德, 下调年龄符合我国传统文化;二, 顺应民意。根据一项对法律实务界人士的调查 (7) 发现, 82.3%的受访者认为年过70的老人不应当适用死刑;三, 基于中国人平均寿命考虑。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截止2010年国人平均寿命为74.33岁。把免死年龄设为七十五周岁, 不符合我国人均寿命的现状, 此项规定形式大于现实, 所以建议把年龄下调至七十周岁。
2. 建立哺育期母亲免死制度
我国刑法未把哺育期母亲纳入免死的对象范围。笔者认为此点有待改进。判处哺育期母亲死刑严重不符人道主义精神。国家强行夺走母亲生命, 嗷嗷待哺的婴儿被抛下, 一场人伦悲剧被制造。失去母亲的婴儿在成长过程中是否遭歧视成为问题少年?长大后是否会仇视社会、国家?这些问题值得思考。被免除死刑的哺育期母亲, 也会为孩子考虑积极改造。
从历史角度看, 随着人类自身的成熟与超越, 死刑这一剥夺同类生命的悲剧终将会被废除。当下我国虽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 但应积极思考、推进死刑制度改革。
摘要：从长远看, 废除死刑是大势所趋, 我国目前的死刑立法也迈入了限制、减少死刑的良性发展轨道。现阶段考虑到民众的情感, 预防犯罪犯罪以及替代死刑制度不完善等因素不宜废除死刑, 但是可以从建立死刑赦免制度、减少死刑罪名数量和限制死刑适用对象等方面着手, 改革死刑制度。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 》,死刑立法,保留死刑,死刑改革
注释
11 赵秉志.中国死刑立法改革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 >为视角[J].吉林大学科学社会学报, 2005 (1) :5.
22 欧贤才.浅析死刑认同的心理根源[J].社会心理科学, 2006 (3) :24.
33 罗伯特·考特, 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张军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1:168.
44 赵秉志.当代中国死刑改革争议问题论要[J].法律科学, 2014 (1) :148.
55 徐岱.美国死刑适用的最新现状及走向[J].当代法学, 2014 (2) :35.
66 苏永通, 任重远.152份死刑复核裁定书分析报告公开的中国死刑密码[N].南方周末, 2014-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