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复习资料

刑诉法复习资料（共6篇）

刑诉法复习资料 篇1

刑事诉讼法

1、不追究刑事责任：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2、辩护的种类与辩护人的种类 辩护的种类：自行辩护、委托辩护(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自案件移送到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指定辩护（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被指定的辩护人只能是律师。）

辩护人的种类：（1）律师；（2）人民团体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3、不起诉的种类 不起诉分为：⑴法定不起诉a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之一的b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不起诉

⑵酌定不起诉a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行为触犯了刑律，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已经构成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b犯罪行为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

⑶证据不足不起诉。a程序条件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起诉中发现证据不足时，不能径行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必须退回补充侦查，补充侦查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法定程序条件b,实体条件证据不足案件证据达不到证明标准的量度要求

（4）附条件不起诉 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4.5.6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优惠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5）和解后不起诉 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a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4 5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b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7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犯罪过失案件；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5年以内曾故意犯罪的不适用

4、审判公开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都公开进行，允许公民到法庭旁听，允许新闻记者采访和报道，即把法庭审判的全部过程，除休庭评议案件外，都公之于众。审判公开包括审理公开和判决公开。

不公开审理制度：a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b有关公民个人隐私的案件c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5、二审程序的两个原则：⑴全面审查原则⑵上诉不加刑原则

6、如实供述;118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

6、二审程序开庭与不开庭审判的条件：第一百八十七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对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

采用开庭审理方式的二审案件的范围主要是：

(1)抗诉案件;(2)重大、复杂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3)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宜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4)贪污、受贿案件;(5)严重违反和涉及原审判人员违法乱纪的案件;(6)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如二审中出现了新的证据需要当庭进行质证的案件。

:采用不开庭审理方式的二审案件一般有： ⑴.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无异议，仅对一审判决的定性或量刑情节、具体宣告刑提出异议的;（2）.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所采信的证据之间没有矛盾，上诉人只是对不影响定罪量刑的一些次要事实提出上诉的;（3）.二审法院或同级检察院经审查卷宗材料，已发现原审法院在审理中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所列违反法律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4）.检察机关仅对一审判决中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畸重以及审判程序严重违法，提出抗诉的;（5）.适用简易程序作出一审判决的上诉案件;（6）.仅对一审程序方面提出异议的。

7、立案的条件：a有犯罪事实b需要追究刑事责任c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有管辖权

立案的法律效果或意义a其他立案程序的前提b侦查程序的前提c强制措施的前提

8、刑诉法12条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评价：⑴保障人民法院的定罪权⑵区别了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⑶体现了疑罪从无的原则⑷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

9、立案管辖：又称职能管辖或部门管辖，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机关之间各自直接受理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根据《刑诉法》18：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人民法院无侦查权*

10、审查起诉的步骤方式：1审阅案卷材料2讯问犯罪嫌疑人3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人的意见。4要求侦查机关提供补充证据或者进行补充侦查

11、非法证据: 54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12、一、逮捕的条件：《刑诉法》60条3个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有逮捕必要。即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

二、取保候审的条件： 一般条件【（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特殊条件【（3）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的，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4）对已被依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经过讯问、审查，认为需要逮捕但证据不足的（5）已被逮捕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定的侦查、起诉、一审、二审的办案期限内不能结案，采用取保候审方法没有社会危险性的。（6）对持有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出境证件，可能出境逃避侦查，但不需要逮浦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取保候审。（7）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的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取保候审（8）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或者认为不需要逮捕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继续审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

13、审判组织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具体刑事案件的法庭组织形式。有三种

（一）独任制（适用范围：①只限于基层人民法院②只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③独任制审判，只能由审判员进行，人民陪审员不能进行独任审判）

（二）合议制（绝大多数的一审案件，所有的二审案件，死刑复核案件、再审案件均必须由合议庭进行审判）

（三）审判委员会（对于疑难、重大、复杂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审判机关：审判机关就是依照法律规定代表国家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国家机关。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我国的审判机关是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其中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

新刑诉法学习心得 篇2

11月，我所组织有关新刑诉法修订实施后的学习讨论活动，共组织学习两次，由主持，全体律师共同参加。各位律师在认真学习新的法律规定之余，结合自身实务经历，对本次新刑诉法修改的意义和利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11月16日，净源所开展“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确立与“侦查阶段即可委托辩护人”的主题学习。

本次学习：新刑诉法第二条：“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新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

刑诉法不仅仅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同时它也是犯罪嫌疑人的大宪章，犯罪嫌疑人同样具有与一般人同等的人权，将“尊重和保护人权”作为一项原则写入法条，是刑诉法的一大进步。而在案件的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之前一直是盲点，近年来屡见不鲜的非法证据断案很多都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人权遭侵犯有关。本次修改，将可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原来的“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所里从事刑事辩护多年的律师对此感慨颇多，不少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后即寻求律师帮助，然而，迫于法律的规定，律师此时无从介入，仅能提供友情的法律建议，造成很多时候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无法得到保障。很鲜活的一个案例就是某犯罪嫌疑人在被关押三个多月后移交检

察院审查起诉，而检察院最终认定不构成犯罪，不予起诉。如律师在侦查阶段就能实施辩护，则这样的情况很可能就会避免。

在盛赞这一修改的同时，也有律师强调，在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很可能产生一些无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订立攻守同盟，毁灭案件关键证据的情况。对此，诸位均表示这除了考验律师的职业操守外，立法者肯定亦会考虑到，后续的相关监督措施相信能对此加以约束。

二、11月23日净源所开展刑诉法有关证据方面新规定的主题学习。

本次学习：新刑诉法第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新刑诉法第五十四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新刑诉法第五十八条：“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新刑诉法第五十九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证据”

新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

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新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新刑诉法确立的 “明确举证责任“、“非法证据排除”和“ 证人强制出庭”是本次修改的重大变化。证据一直是律师办案的核心，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侦查机关与公诉机关处于公权力的强势地位，在证据采集方面更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近些年来发生的“躲猫猫”等事件产生了大众对此的一致呼吁。而本次新刑诉法中“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衍生出的沉默权，排除非法证据：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些都是犯罪嫌疑人在证据方面对抗公权力，维护自身权益的体现。

而“证人强制出庭”引发了与会学习律师的热烈讨论，新规定对于迅速、有效地审理刑事案件无疑有重大意义，公民亦应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与之而来的是：对拒不出庭的证人采取拘留等处罚是否合适？对证人的人身安全等切身利益如何保障？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新的相关规定出台。

本次学习同时就新刑诉法有关办案期限和重审一次为限、重审不

加刑的规定进行讨论，特别是后者，是规避当前各地存在的一案多次重审、最终判决迟迟不能生效现象的重要手段，对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有重要意义。

新刑诉法刑事和解制度 篇3

一、“刑事和解”的理解

“和解”通俗地讲就是“私了”，“私了”是民间自行解决纠纷的一种俗称。是指纠纷双方不经过国家专门机关自行协商解决纠纷的统称。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卞建林指出，刑事和解实际上就是控辩双方通过对话和协商，谋求以审判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刑事责任问题。刑事和解的结果就是控辩双方找到了刑事责任问题的非诉讼的替代解决方案，国家追诉机关放弃追诉。刑事和解的特征为：其一，将特定种类犯罪视为发生在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发生的侵权纠纷;其二，赋予当事人在这类案件的处理方式、结果的诉权处分权;其三，诉权行使的结果是排除国家刑事司法管辖权。这一处理方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及时解决刑事纠纷、促进当事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恢复，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加快被追诉人回归社会的速度等价值目标，应当予以制度化。应当注意的是，刑事和解的实质是当事人通过对话协商排除了国家司法权，同时将刑事犯罪被转化为了“刑事纠纷”，其最终结果便是犯罪问题非犯罪化处理，这是对国家追诉主义的重大修正，因此，必须严格限制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

以上是对“刑事和解”狭义上的理解，从广义上说，“刑事和解，作为新型的解决刑事案件的方法，是一种平和的、协商的、合意的结案方式，是程序分流的重要途径，是解决刑事纠纷、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1]。新刑诉法中的“刑事和解”显然采用的不是狭义说而是广义说，称其为“控辩协商”可能更为形象、准确。控辩协商是广义上的“刑事和解”。控辩协商是我国学者受西方辩诉交易制度启发试图在我国建立的刑事司法制度，在审判前或审判过程中，检察官与被追诉人达成协议：被追诉人认罪，检察官则相应给予被追诉人实体法上的从宽处理。虽然控辩协商与狭义上的刑事和解(以下简称刑事和解)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家追诉主义的松动，并在实现刑事诉讼价值多元化上有一定的同质性，但毕竟属于不同的制度范畴，不可一概而论。根据学者的总结和对国内外相关实践的观察，控辩协商和刑事和解在以下方面存在区别[2]：(1)在理论基础上，控辩协商体现起诉裁量原则，而刑事和解体现恢复正义理论或者和-谐司法理论。(2)在价值取向上，控辩协商致力于刑事纠纷在法律层面的解决，而刑事和解则更关注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修复。(3)在参与主体上，控辩协商限于公诉机关和被追诉人;刑事和解虽然主要发生在被害人与被追诉人之间，但并不排除居间调停人的参与。(4)在适用范围上，控辩协商可以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而刑事和解只能适用于较为轻微的、有明确被害人的案件。(5)在实施程序上，控辩协商仍然是公诉程序的组成部分，因而需要严格的程序规制，刑事和解则发生在当事人之间，司法机关的控制更多地表现为条件控制和事后救济。(6)在法律后果上，控辩协商的法律效果往往表现为司法机关的从宽处理，而刑事和解因为其“私了”的本质属性，其结果通常体现为放弃追诉。与刑事和解相比，控辩协商对传统刑事司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实体结果以及程序处置方式方面，并不从根本上触动刑事司法的核心价值，因而应当适用于所有的刑事案件。

二、刑事和解程序规定之解读

刑事和解程序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新刑诉法第277条、第278条、第279条，这三条集中规定了刑事和解的条件、案件范围、具体方式、司法审查和法律后果。

首先，按照新刑诉法的规定，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达成了协议。这一协议的达成必须以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对被害人提供一定形式的补偿，或者为恢复双方既有秩序付出一定的努力为前提。而协议达成的标志是，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达了谅解。新刑诉法对这种因“悔罪――谅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的内容并无规定，但不难想见，对于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应履行的义务不外乎“自愿真诚悔罪、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相应地，被害人一方应履行的义务一方面是在情感上“表达对嫌疑人、被告人的谅解”，另一方面，应当在法律后果上表达类似于“既往不咎”的意思。这种“既往不咎”的意思必须被赋予一定的法律后果，否则对于达成“互利”“双赢”的和解协议没有任何推动效果――因为现行刑法并未把获得被害人的谅解作为法定的减轻、免除刑罚的事由。

其次，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来看，新刑诉法的规定表达了立法者两个层面上的考虑。(1)第277条第1项主要体现了对“加害-被害”关系的尊重以及对被害人利益的关切。依照犯罪学的观点，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存在一种“犯罪互动”关系。也就是说，犯罪学认为，被害人和加害人在犯罪关系中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加害人既是犯罪行为的主动实施者，也是受犯罪原因支配的被动反应者;被害人既是犯罪行为的被动受害者，也是犯罪原因的主动激发者。新刑诉法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限于故意犯罪中“由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刑法分则第4、5章罪名的犯罪，正是这一互动关系作用于犯罪评价的表现。由纠纷引起，表明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原有交往，并在交往中产生了纠纷。众所周知，纠纷的性质就在于双方对于同一标的物产生了相反的利益要求。利益要求不可调和、又无合适方式达成利益的妥协，才上升成刑事纠纷，并最终触犯刑律。这就表明，被告人的行为并非自始源于对法益的敌意态度，而是由于民间纠纷的激发和升级，才实施了侵害法益的行为。因此，相比“恶意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比较低，人身危险性也相对较低。从另一个角度，既然犯罪是由民间纠纷引起，那么被害人就在其中扮演着相当积极的角色。作为民间纠纷的一方，被害人的行为与被告人的加害行为存在相当强的因果关系。比较常见的情况是，被害人存在一定的过错，被告人为了反抗被害人的较轻的侵扰，而实施了较重法益侵害行为。对这类犯罪适用刑事和解，也在一定程度与刑法理论中的被害人教义学的方向相一致。从法益内容来看，刑法分则第4、5章分别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以及侵犯财产罪，其共有的特点是，这类犯罪并不直接针对社会或曰集体法益，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对个人法益的侵犯方面。在这类犯罪中，被害人作为直接受到不法行为侵害的对象，是否对被追诉人表达谅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司法机关对于犯罪的法益侵害性的评价。特别是当犯罪情节比较轻微，可能的宣告刑不超过三年的情况下，国家出于维护-法秩序的考虑，处罚这类的犯罪的迫切性并不很强。因此，被害人相应地就应拥有更大的发表意见的权利。从当事人之间关系恢复的角度，既是由于“民间纠纷”而引起的犯罪，除了犯罪直接侵害的法益之外，双方的社会关系也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了破坏。作为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无论是被害人还是被告人都有强烈的修复社会关系，回复原有秩序的要求。也应赋予当事双方更大的自主决定空间。(2)第277条第2项体现了刑事法律对过失犯罪较为轻缓的否定评价。第2项所列的过失犯罪，其主观罪过形式乃是过失，主要涉及预见、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体现出的人身危险性较低，因而立法对其可能宣告刑的限制较第1项为松。与故意犯罪相比，过失犯罪的法益侵害性主要表现为犯罪结果，如果嫌疑人、被告人在结果方面能对被害人有所弥补，则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犯罪对被害人的侵害。但由于渎职犯罪并非一般的义务违反，而是对职务赋予的注意、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因而违反义务本身就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法益侵害性。而且这类犯罪不一定针对特定被害人，而更多涉及社会秩序、职务公共安全等，又往往容易造成较大的利益流失和财富损失，因此将其排除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之外，除了体现国家对此较为严厉的评价以外，也标明了被害人处分权的边界――因渎职犯罪涉及社会法益，被害人无权处分。

再次，新刑诉法第278条规定，司法机关应当对和解协议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这一规定对于审查双方和解的合意而言十分必要，但应当将自愿性审查作为重点，将合法性审查作为排除条件。这乃是因为，刑事和解是否达成，全赖被害人、被告人之间是否就案件的处理方式达成了合意;而从理论上说，被害人、被告人可以基于意思自治达成任何内容的协议。因此，审查协议的自愿性就成为判断协议效力最为关键的步骤。但同时，刑事和解协议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民事合同，当事人的处分权也不如在民事关系中那样全面和彻底。因此应当明确，对于协议内容中属于当事人处分权之外的内容，当事人的合意不发生法律效力;另外，如果双方达成的合意中包含了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也应当确认无效。但需要注意的是，对此处的“合法性”审查不能做过于形式化的理解，因为如果拘泥于合法性的形式意义，刑事和解本身就是对刑法第3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的规定的违反，刑事和解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最后，新刑诉法第279条规定了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即“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从这一规定中，可以看出，刑事和解的效力仅仅是为相关司法机关“从宽处理”提供一个可能的前提。新刑诉法中“可以”“建议”等措辞表明，刑事和解协议在和解程序中不发生任何强制性的法律效力。

三、刑事和解程序规定之评析

如前所述，修正案新刑诉法第277、278条较为科学地规定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司法机关对其的审查。可以说，这两条的规定较好地兼顾了个人法益和社会法益的保护，也同时兼顾了当事人诉权和国家刑罚权的平衡。但令人遗憾的是，第279条未能符合逻辑地为刑事和解规定一个合理的法律后果。新刑诉法新规定的刑事和解程序利用与自诉案件的和解有一定的同质性。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告诉。本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规定的案件不适用调解。”可见，自诉案件的和解结果或者是撤回告诉，或者以调解书结案;无论是那种方式，自诉案件的和解都有终结诉讼、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效力。刑事和解既然是这一制度的推广和扩张适用，理应在法律后果上与自诉案件的和解保持一致。但新刑诉法显然采取了截然相反的一种做法。

依照之前的分析思路，既然刑事和解基于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启动，而和解协议必然包含对嫌疑人、被告人减轻或免予追究的内容，那么如果协议内容经过了司法机关的自愿性、合法性的审查，就理应具有类似于自诉和解的效力，即终结诉讼的效力;但279条显然没有顺着恢复性司法或是当事人处分权思路继续往下走，而是转向了另一个方向。通过分析修正案的条文，不难看到，一个包含意思自治、权利处分的程序被硬生生地接上了国家刑罚权行使的后果。这样，达成刑事和解的全部努力只可能产生司法机关可能的“从宽处理”这一个结果。这样就导致了和解协议的重要性严重缩水，甚至只要包含被害人的“谅解”便为已足。这一方面直接损害了被害人的意志自由，并进而从实质上否定了和解的法律意义，另一方面也因未能引入和解协议中载明的条件限制而严重妨碍了和解功能的实现。新刑诉法对于刑事和解法律后果的规定仍然没能脱离既有的国家机关对于部分犯罪的非犯罪化的便宜处置的模式，仍然属于国家刑罚权裁量行使的范畴。这种方式虽然允许以双方合意作为程序启动的前提，但在程序的运行中却直接将当事人的合意排除出去，必然会导致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国家刑罚权产生激烈冲突，刑事和解的功能很容易因此丧失实现的可能性。

四、我国“刑事和解”的重新定位

通过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应将新刑诉法中的“刑事和解”定位为狭义上的刑事和解，并赋予其一定条件下排除国家司法管辖权的法律后果。狭义上的刑事和解有利于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促进被告人回归社会，从而加速社会关系的修复，同时能够促进刑事案件的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因此，有必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设置和配套措施将“刑事案件的私了加以制度化的发展，纳入到国家司法统一考虑的范畴，用立法将一部分私了案件合法化，促使其从诉讼外和解转入诉讼中和解，置于国家公权力的监督和审查下，从而对这一行为进行法律规制，使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3]但这毕竟在制度上扩大了当事人处分权的范围，对国家刑罚权的绝对性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既有的刑事司法理念也存在一定的冲突，有必要首先对此进行简要的回应。

(一)国家追诉主义与刑事和解。

对刑事和解的最大质疑在于，刑事和解违反国家追诉主义。作为人类的刑事诉讼进化到弹-劾模式以来的首要特征，国家追诉主义的内在假定为，犯罪不仅是对被害人个人权利的侵害，更是对统治者权威/社会秩序的侵害。因此对犯罪的处理应从最初的私人追诉向国家追诉过渡。现代国家的刑事司法继承了这一原则，多以国家追诉主义作为处置犯罪的主要原则，排除私人追诉犯罪的权利。也就是说，国家有权力、有义务动用国家刑罚权追诉、惩罚犯罪，而不以被害人提出请求为前提。除了由国家公诉机关代替被害人行使追诉权之外，国家追诉主义还强调，对于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除法律明文规定的例外情况之外，公诉机关必须追诉。与此同时，我国还对少数犯罪保留了私人追诉的权利，突出表现为，被害人对于自诉案件享有比较完整的处分权。

如此看来，刑事和解确实对国家追诉主义提出了挑战。要回应这一质疑需要从犯罪的本质以及刑罚权的行使两方面进行探讨。从犯罪的本质角度，虽然传统上将犯罪视为破坏社会法秩序的行为，但现代社会流行的法益侵害说则认为，犯罪首先表现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实际侵害或现实威胁。这就是说，只有当犯罪由“对社会秩序的抽象破坏”能够还原为对“刑法所保护具体法益的侵害”时，才有动用国家刑罚权加以惩处的必要。因此，针对主要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即刑法分则第4、5章的犯罪，我们很难从法益侵害的角度完全排除被害人的追诉权。毕竟这一类犯罪直接侵害的是被害人的个人法益，对法秩序的侵害是建立在个人法益侵害基础上的间接的法益侵害。

从刑罚权行使的角度，刑事和解将原本属于公诉案件范围的一部分案件抽离出来，以被害人和嫌疑人/被告人之间达成谅解为前提，赋予被害人起诉选择权，是一种权力让渡。也就是说，针对这些主要侵害被害人个人法益的犯罪，国家有意识地将自己一部分刑罚权授权给被害人来行使。这一方面是对国家刑罚权过于关注刑罚效果，忽略被害人利益的一种修正;另一方面也通过肯定被害人的主体地位，补充、完善了国家刑罚权的实施效果。在刑事和解的语境下，刑罚权并非全然消灭，而是退居第二位。只有当事双方不能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不能履行之时，国家才基于补充私人诉权不足的需要继续对犯罪进行追诉。

由此，刑事和解虽然对传统的国家追诉主义提出了挑战，但一则个人追诉是对犯罪对个人法益侵害的必要反映，二则国家刑罚权只对被害人进行了部分的让渡，并未全然消灭，因此国家追诉主义不足以作为反对刑事和解的理由。

(二)花钱买刑与刑事和解

从新刑诉法的规定来看，“向被害人赔偿损失”是刑事和解能够达成最典型的前提条件。有学者因而质疑，刑事和解是“花钱买刑”的合法化，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因此容易成为腐-败滋生的新病灶。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也反映出学者对制度异化的隐忧。然而，这种质疑主要出自对“平等原则”的过于形式的理解，以及赔偿损失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的误判。

关于平等原则，我国刑法第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里“平等原则”的内涵有进一步界定的必要。即这里的平等，不是指结果意义上的平等，而是指机会意义上的平等。也就是说，刑法上的平等并不要求不同的犯罪人通过刑法的适用获得同样的实体结果，而是要求同等情况的犯罪和犯罪人适用同样的规则来处理，享有同样的诉讼权利，履行同样的诉讼义务。在刑事和解问题上，不能简单地将嫌疑人/被告人触犯了同一条刑法规范作为同样处理的前提，还必须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行为造成的具体危害后果、其主观罪过、改造可能性等体现鲜明的犯罪人特征的情节。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纯粹的形式主义，将平等原则更加科学地适用于刑事司法之中。

在此前提下，若要论证刑事和解和平等原则的内在一致性，必须论证赔偿被害人损失等和解的前提条件有利于促进平等原则的实现。前文已述，能够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都是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或者侵犯财产的、可能的宣告刑较轻的犯罪，且犯罪人不能是累犯。这些案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主要侵犯的是个人法益;而且，被害人被侵害的法益都是与其生存、发展联系最密切的利益，因此被害人所受侵害的程度是评价其法益侵害性的重要指标。因此，要想降低这类犯罪的法益侵害性，并随之降低其在刑法上的可谴责性，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降低被害人对其权利受侵害程度的评价。在这一前提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助于降低被害人这一评价的方式都可以被视为对达成平等原则有利的条件。而被害人在受犯罪侵害后，首先被侵害的即是与犯罪对象相联系的犯罪客体，其次，是被害人平静、安全生活的法感情，最后，是被害人为恢复原有生活秩序而必须付出的物质、精神努力。刑事和解首先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被害人谅解的真诚悔罪、赔礼道歉来平复被害人在情感上的创伤;其次通过赔偿损失的方式一方面抵消犯罪给被害人带来的直接物质损害，另一方面填补被害人恢复生活秩序所必需的.物质支出。至于无法用金钱弥补的被害人在精神上受到对其直接侵害，以及被害人为恢复生活在精神上的未来支出，用赔偿的方式确实无法补偿的，刑事和解协议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设置其他条件，尽可能地满足被害人的需求。

尽管如此，赔偿问题确实在客观上造成了有钱的被告人被赋予了更大的脱罪机会而显得不平等，这就需要促进和解条件的多元化和可实施性。对于嫌疑人/被告人确实无力赔偿的情况，国家应当设立一定的救助基金，帮助被害人尽快脱离犯罪的阴影，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另外，对于当事双方过于不合理，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和解约定，司法机关在审查协议自愿性、合法性时有能力直接进行干预，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协议内容真实地反映双方的和解意愿。

(三)刑罚目的与刑事和解

对刑事和解的另一有力质疑是，刑事和解对传统的刑罚目的造成了冲击。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是针对刑事和解对一般预防的冲击提出自己的质疑的。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的刑罚，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主要是指那些潜在的犯罪人产生的阻止其犯罪的作用。”[4]刑事和解确实会对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造成一定的影响。原因在于，一般预防的核心在于威吓。在现代社会，威吓作用主要通过罪-责-刑的严格、准确、迅速的对应来完成。也即，只有当行为人犯罪之后能够得到及时的法律追究，并依法得到相适应的刑罚的处罚，才能在一般预防的意义上为社会潜在犯罪群体建立罪-责-刑的对应关系，从而有效防止后者的犯罪。而刑事和解由于加入了被害人的因素，而被害人在每个案件中的诉求、选择都有所不同，因此以传统刑罚目的的观点看来，一般预防的目的因刑罚适用的不可预期而遭到破坏。这种看法的确有其道理，但并非不能推翻。传统刑事司法确实以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追究作为中心任务，但“这种传统的刑罚方式，虽然在实现对罪犯的惩处、彰显社会正义上具有意义，但也带来了监狱人满为患、司法成本昂贵、罪犯改造不理想、被害人的实际损失难以得到弥补等巨大的负面影响”[5]，也即在传统的刑事司法在追究犯罪的过程中忽视了刑事诉讼中的其他价值的实现需求。刑事和解即是在这一基础上试图兼顾其他价值的一种尝试。除了发挥司法资源的节约利用、优化罪犯改造、弥补被害人实际损失等方面的作用，刑事和解还进一步诠释了刑罚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方式。也即，通过强调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迫使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在犯罪之前将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可能的举动纳入犯罪成本的考虑范畴，并在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打消犯罪的念头。这样，刑罚并不因丧失确定性而失去一般预防的功能，相反，通过将被害人的行动纳入潜在被告人的考虑范围，使得一般预防的威吓效应更加精致、具体，从而能更有效地降低普通人犯罪的可能性。

对于刑罚预防目的的另一重要面向，即特殊预防，因为刑事和解直接将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小作为达成和解的前提考量因素，因而体现着更为直接的特殊预防的功能。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者足够的强调，此处不赘。

五、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因此，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狭义的刑事和解程序并无理论障碍。基于篇幅，本文无意具体讨论刑事和解制度制度设置和相关支持，但从实现刑事和解功能的角度，以下问题应当得到立法者的重视：

(一)关于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目前新刑诉法规定的案件范围主要以刑法分则为基础，以法益侵害类型作为基本区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刑事和解对被害人个人法益的关系，但这种规定并不全面。一方面，一些具有类似法益侵害特征的犯罪不能纳入，如寻衅滋事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等;另一方面，修正案规定的犯罪类型中有不少属于“没有特定受害人”的犯罪，出于法律规范严谨性的考虑，应当对其进行更为准确的界定。

(二)关于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前文已述，修正案第279条的规定在逻辑上并非是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必须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放弃追诉，或者放弃惩罚。因此，修正案应当规定明确的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特别注意案件在不同诉讼阶段的处理方式。

(三)关于刑事和解协议的执行。这里特别需要注意当事人“反悔”的情形。对此情形，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区分反悔发生的期间，反悔的原因，反悔对和解协议效益的影响区别处理。

(四)建立和解相关信息的处理机制。对于当事人为了达成和解而披露的案件、以及犯罪人、被害人的相关信息，在和解不成时能否在以后的刑事诉讼，或者相关法律程序中使用的问题，法律应当作出明确回答。另外，有必要确立“和解不成不加重处罚原则”[6]。

(五)注意刑事和解与其他制度的衔接。刑事和解至少与以下制度在适用范围、作用方式等方面存在一致、类似性或者交叉性，因此在制度设计时必须注意与相应制度的协调。这样的制度有：控辩协商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撤回起诉制度等。

基层反贪工作如何应对刑诉法修改 篇4

来源：本 网

发布时间：2012-9-19 16:32:58

在今年3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的刑诉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修订以来，再次进行的一次重大修改，涉及条文较多，修改面较大。这次修改对于新时期下的检察工作，尤其是反贪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同时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在新形式、新规定下更好的完成办案工作，将成为我们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次修改，既提出了新刑诉法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等法律原则方面的更高要求，又体现了诉讼参与人在参与整个诉讼过程中享有的更为深入细致的权利与义务。

对于新刑诉法的修改条文，我有一些浅显的认识。下面，我就将基层院的反贪工作如何应对刑诉法修改，与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共同学习探讨。

一、新刑诉法对反贪工作带来的影响

这次刑诉法的修改，对反贪侦查工作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约24条左右，总的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写进了新刑诉法。

新刑诉法把旧刑诉法原条文第四十三条改为第五十条，并对其进行了修改。补充添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增加此规定，我们普遍认为这是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一大步，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侦查人员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这也就进一步要求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能力要加强，不能过于依赖从犯罪嫌疑人口中得知侦查信息，此规定也促进反贪侦查人员对长期依赖口供的习惯进行改变。

第二、对于采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排除进一步明确。

在这次修改中，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明确写进了新刑诉法，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此规定强调侦查部门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必须合法，否则将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此规定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但同时，也对我们反贪干警的侦查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新刑诉法将传唤、拘传时间有条件的延长至二十四小时。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新刑诉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这条新增加的规定对于一部分案件的突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实践中，不少职务犯罪案件案情复杂或证据一时难以获取，在十二小时以内无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新刑法将一些类型的案件传唤、拘传时间延长至二十四小时，为侦查机关查明事实、审查证据和作出决定给予了更多的空间。

第四、确立了技侦手段，完善了证据制度。

新刑诉法第二章第八节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进一步确立了技术侦查是在侦查阶段中的一种重要手段。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第一百五十二条也规定经由技侦手段获取的材料可作为证据使用。这些规定对采取科技手段迅速获取定案的证据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此同时，第四十八条对于“电子数据”、“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等也都列入“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并且在第五十二条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以上规定扩大了侦查部门对证据获取的来源和渠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检察机关加大反贪查案力度、保证办案质量，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第五、进一步将辩护权扩大延伸。

辩护权的修改，被各界法律人士普遍认为这是新刑诉法修改的一个最大亮点。新刑诉法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此规定明确把辩护人进入刑事诉讼的时间点提前到侦查阶段，并可以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和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新刑诉法三十七条还规定，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以外，辩护律师持“三证”，无需其他任何批准，四十八小时内就能会见犯罪嫌疑人，且会见时不被监听。辩护权的扩张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是强化人权保障的体现，也是司法进步的结果。但从另外角度看，辩护律师在介入侦查以后，势必会按照法律规定为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的性质和后果进行分析，在不被监听的情况下，不排除有些辩护律师会违反职业道德，甚至违反法律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翻供的心理暗示、语言点拨，从而加强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惩罚的侥幸心理，增加了犯罪嫌疑人翻供的风险，讯问破案的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第六、新刑诉法中明确规定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新刑诉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以前根据最高检对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的有关要求，在我院反贪工作中已经施行，现在新刑诉法的修改给同步录音录像工作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要求，施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有利于日后当事人提出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的控诉时，通过查询录音录像还原事实、说明情况，于此同时，也对我们的侦查人员获取言词证据的规范化提出了严要求。

二、刑诉法修改后反贪部门采取的应对方法

上述新刑诉法的修改，对反贪工作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挑战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将对常规的反贪侦查工作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我们通过认真研究、深入思考并结合我院反贪实务工作现状，现将新时期下的反贪工作对新刑诉法修改的应对方法，作以下简要分析：

（一）高度重视初查工作，客观全面的搜集各类犯罪证据。

自案件立案侦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就能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律师可以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不受到任何限制。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案前期的初查工作要高度重视，对案件的查处，不能操之过急，接触犯罪嫌疑人的时间点要审慎选择，防止犯罪嫌疑人知道办案意图，毁证灭据或者串供。要更加秘密且全面的收集和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客观证据和信息。加大初查力度，放宽初查时间，为立案和预审做好充分准备，在初查中也要尽可能多地调取新刑诉法规定的各种类型的证据，对电子数据等新的证据形式要进一步熟悉、掌握。

（二）转变固有的侦查策略，树立全新的侦查模式。

首先，过去我们传统的办案模式主要是“以人立案”，如今在新刑诉法的框架下已不太适应，“以事立案”的侦查模式是我们以后需要转变的侦查策略。以事立案能够在与犯罪嫌疑人不直接接触的情况下，使查案工作及时进入侦查程序，可以防止律师过早介入而带来的干扰，有利于侦查人员依法及时地使用侦查手段获取犯罪证据，从客观上可以减少调查取证过程中遇到的阻扰。其次是在提高我们

“零口供”定案能力的同时，要把旧刑诉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供述”的义务进行转化，在新刑诉法下的侦查策略下，把犯罪嫌疑人主动的“如实供述”作为其减轻处罚的条件加以重点说明。

（三）强化技术力量，充分利用各种技术侦查措施。

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这是一项查办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必不可少且非常重要的一种侦查手段。随着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的普及，职务犯罪日益呈现出技术化、高智能化，犯罪手段也更加隐蔽，犯罪分子反侦查的能力也越来越强。本次刑诉法修改增加了很多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客观来讲，传统的办案取证模式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很大限制。在将来的办案工作中，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技侦措施，包括各种监听、监控、密摄、检查等等，增强获取客观证据的能力，减少对口供的依赖，为案件顺利侦破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四）严格贯彻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录像。我们认为，在新时期下想要挑战更严峻的办案形势，那么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作为在办案工作中的“第三只眼”，不管是处于“监督者”的身份还是站在“叙述者”的角度，都是非常有必要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案卷资料中的。而且我们应当在办理每一起案件和每次讯问中都要严格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对一些重要的证人也可以采取同步录音录像固定言词证据。对于录音录像资料的技术数据标准，必须要按照上级检察院下发的有关技术标准规定严格实施。要进一步完善录音录像的录制、管理、保存制度，由专门的技术人员负责操作和维护，要使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保证关键时刻不出任何技术差错。

（五）提高侦查人员综合素质，打造业务精良的反贪队伍。

刑诉法复习资料 篇5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发展进步，检察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既要理性对待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新机遇，又要积极应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给检察工作带来的新挑战，更要在自觉地转变工作方式中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贯彻好、执行好，确保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全面有效实施。

一、深化学习培训

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全面把握、深入理解相关规定及其立法精神，真正学懂弄通。

(一)要全面学。不仅学习修改后的条文，也要结合原有条文全面把握;不仅学习有关检察工作的内容，还要着眼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学习有关侦查、审判、执行等方面的内容;不仅学习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内容，还要强化检察一体观念，全面把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等方面提出的新要求。

(二)要深入学。不仅要掌握法律条文和具体规定，还要深入领会这些条文、规定背后的法律宗旨和立法意图，准确把握立法精神，确保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不走样、无偏差。比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条件进行了修改完善，将“社会危险性”具体细化为五种情形，作出“应当予以逮捕”情形的硬性规定，连同“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这些条文的修改和增加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了少捕人、少押人的立法精神。在具体的工作中把握了这些精神，才能准确地执行法律，实现立法目的。

(三)要结合实际学。要结合实际，带着问题学，弄清刑事诉讼法修改给我们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思考检察机关该如何作为，研究具体应对措施，早做打算，早做准备。

二、坚持正确应对态度

实施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应对态度十分重要。应对态度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当前各种准备衔接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关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能否取得预期实施效果。

(一)要理性辩证看待。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工作影响很大。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既赋予检察机关新职责、新任务，为检察机关履行职责增加了新手段、新措施，拓宽了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空间，为检察工作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又对规范检察权的行使设定了许多新程序、新制约，限定了行使检察职权的边界，对检察执法办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一定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危机感，充分运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的有利契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法律监督工作。

(二)要积极主动应对。从现在起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仅有5个多月时间，过渡衔接和准备工作任务重、时间紧，检察机关要注意克服被动应付思想，抓紧行动起来，紧密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未雨绸缪，认真做好调研、机制、保障等各项应对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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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严格依法实施。刑事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检察机关要强化严格依法办事的执法理念，坚决避免和克服“于我有利就积极落实、于我不利就消极对待”的实用主义。比如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律师提前介入和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将使侦查工作从相对封闭走向公开透明，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的心理和能力将有所增强;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免除被告人近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证人出庭作证等规定，将使获取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的言词证据难度加大;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对检察机关取证的合法性、规范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等等。上述这些规定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使侦查工作难度进一步加大。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强调严格依法办事，越要强调严格执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越要研究如何通过增强侦查取证能力、完善侦查工作机制、推进侦查信息化和装备现代化建设等措施，切实提高整体侦查工作水平，以有效应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给我们提出的考验和挑战。

(四)要依法稳妥过渡。按照高检院有关精神，本着保障人权、限制公权、加强监督等原则，对当事人有利的规定，现在即可参照执行;新增授权性规定，必须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才能执行;对涉及面广或难度较大的，可先行稳步试点;对现行规定限制公权力要求更严格的，如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等，应坚持严格执行现行规定，不能倒退;对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已有成果但未纳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继续探索推进。

三、转变检察工作方式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对转变工作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加快转变工作方式提供了新动力和新契机，我们要在更加自觉地转变工作方式中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贯彻好、执行好。

1、要转变执法理念。要进一步强化人权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时效意识和监督意识，真正做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强化法律监督与强化自身监督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公正与效率并重、严格公正执法与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并重，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正确实施打牢思想基础。比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延长了传唤、拘传时间和职务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时间，但延长不是无原则的，而是有条件的，只有“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时间才可以从12小时延长到24小时;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对被拘留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的时间才可以从14日延长至17日。落实好这些规定，就要强化时效意识、人权意识，而不能不分案件、不分情况，一概适用最长时限，办理一般案件还是要坚持依法加快办理进度。

2、要转变执法办案方式。主动适应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确立以及辩护制度、强制措施、公诉、审判程序修改，查办职务犯罪工作要从传统的人力密集向信息密集、技术密集转变，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从相对封闭向公开透明转变，进一步增强侦查工作能力和水平;审查逮捕工作要从“构罪即捕”、“一押到底”等习惯做法向“确有必要逮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转变，少用慎用逮捕措施;审查起诉工作要从单纯的指控犯罪向同时承担指控犯罪的举证责任和收集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转变，从履行定罪之诉向同时承担定罪之诉、量刑之诉转变，进一步彰显公诉工作职能;诉讼监督工作要大力推进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建设，从相对分散、整体效能发挥不够充分向资源整合、上下一体、左右联动转变，切实承担起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重大责任。

3、要转变业务管理方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内容涵盖多项检察业务。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要求业务管理必须进一步由分散向集中转变。河南省检察院已成立专门的案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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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律师 http:/// 工作办公室，河南省各级检察机关也要建立健全工作机构，以推进统一受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督、案后评查、综合考评的执法办案管理新机制，实现执法管理的全程化、公开化、规范化。要加大业务调研力度，按照“办案工作要抓准，综合工作要抓实”的要求，注重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运行中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及时发现倾向性问题，及时下发指导意见，切实提高业务工作组织、推动能力，保障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得以正确实施。

4、、强化组织保障检察机关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检察工作方方面面，必须加强保障建设。

一要强化机制保障。要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具体规定和内在要求，结合即将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现有制度规定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建立健全保障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的工作制度体系，比如，要进一步修改完善业务考评办法，设置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要求相一致的业务考评指标，以推进非羁押诉讼、相对不起诉等工作依法实施。

二要强化能力保障。要把检察干警执法能力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推进队伍专业化和广泛开展“大学习、大练兵、大竞赛”等方式，着力提高干警适用法律政策、处理突发事件、应对网络舆情、舆论引导、群众工作等能力。在适用法律政策方面，要把切实提高侦查取证能力、审查判断证据能力、出庭指控犯罪能力、及时发现和纠正诉讼违法行为能力，作为重中之重。

三要强化后勤保障。认真研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新职责、新任务和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科学测算和论证新增工作任务、司法成本和工作量。对诉讼监督职能的扩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简易程序、二审程序、再审程序出庭要求，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要求，技术侦查措施适用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困难，以及因职能拓展可能带来的涉检信访增多等情况，要积极向党委、人大、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争取重视支持，积极推动问题解决，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做好人、财、物等各方面准备。

刑诉法复习资料 篇6

一、需全面出庭弥补监督缺位

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也应当派员出庭，有利于弥补当前庭审法律监督的缺位。2010年,最高检的《关于加强适用简易程序公诉案件诉讼监督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刑事案件和社会较为关注的重要案件,如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立案监督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等检察院必须派员出庭。对有律师、辩护人出庭的案件、共同犯罪案件以及被害人要求出庭的案件等,检察机关也应尽可能派员出庭。同时若检察机关指控犯罪得不到法庭支持公诉,出现不符合诉讼规律的现象。出庭是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个重要方式和平台,大量公诉案件不出庭,也不符合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另外，新刑诉法更好地契合了诉讼规律,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实现了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也强化了法律监督和对当事人权益的保障。

二、相对固定人员办简易案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检察机关可以相对集中移送、法院可以相对集中审理,对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可以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倘若使用相对固定的办案组、办案人员,专门办理简易程序案件, 简化审查报告、相关出庭意见,那么办案效率又将大大提升。但是，相关的操作规范，专案组怎么构建，专案人员由哪些人组成，程序简化到什么程度，就需要最高检或最高院出台关于简易程序公诉各环节可能存在的问题的规范。

三、亟需增配人员应对增势

刑诉法对简易程序的修改,对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来说是一巨大挑战，必须的在有限的人员编制下，完成编制以外的工作任务。因此亟需增配编制人员应对案件数量增长，然而在完善机制、提高办案效率的同时,通过内部调剂人员力量、增加编制等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以至于有效缓解案件数量增多办案人员力量不足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