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思想近十年发展总结

诗言志思想近十年发展总结

诗言志思想近十年发展总结 篇1

诗言志思想近十年发展总结

［摘要］“诗言志”是中国最古老的诗论命题。“志”的训诂及“诗言志”产生的时代确认是学者们绕不开的问题。此两者也是大部分学者展开不同阐释的依据。同时，由于汉学的国际化，“诗言志”渐成为研究中国诗歌的元问题，许多外国学者也提出了观点鲜明的见解。

［关键词］诗言志 亚洲 北美

一、亚洲文化圈关于“诗言志”的理解

（一）文化空间说

李春青在其著作《诗与意识形态》中提出，诗的产生与发展，特别是诗学观念的形成与演变是独特的文化空间之“结构性因果关系”的产物。诗能够成为普遍性的言说方式需要有言说者、听者、传播方式与渠道及评价系统等，需要形成一种以诗为核心的特殊文化空间或者特殊“场域”。

基于此，他提出了“诗言志”的含义不应一概而定，而应根据时代不同有具体的含义：一是“诗”与“志”或“识”通，是指“记忆”或“记录”。如果“诗言志”之说产生于西周之初甚至更早就只能是这种含义。二是“赋诗”意义上的“诗以言志”之义。如果“诗言志”之说产生于春秋战国之时，就极有可能是这种含义。三是后人通常的理解。如果此说产生于西周后期到春秋赋诗普遍出现之前，则可能是这种含义。

无论“诗言志”产生于何时，至此到了战国中叶这种说法已经被

普遍理解为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含义，即诗是用来表达思想或抒发感情的。

（二）以情补志说

詹福瑞先生在考察“诗言志”思想时分析了先秦到两汉“诗言志”的发展流脉，最后将“诗言志”这一特定话语定格在汉代《毛诗序》中。他认为，《毛诗序》的“诗言志”的话语与先秦“诗言志”相比有了许多新的内容。

首先，“诗言志”的话题性质不再是对诗的应用属性的认识，而是对诗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其重要依据是“诗言志”主要是指诗人言己之志。其次，从人的情感的心理欲求去认识诗的言志抒情的本质，揭示了诗的创作中情和志不可划然分开的浑融特点。在《毛诗序》作者的心中，志中是含情的成分的，志并不完全排斥情，言志亦有抒情之意，这与后人把情志判然分为两个概念是不同的。在汉代，情、志并举，“吟咏性情”就是“言志”的同义语，此种情况很普遍。《毛诗序》把情引入诗论，以情补志，揭示了诗歌的抒情性质以及诗作用读者的情感特征，无疑丰富和深化了“诗言志”的理论内涵。

（三）“情”为基础说

孙秋克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新体系教程》中提到，无“情”就无从“言志”，也无从进行政治教化。我们之所以把“诗言志”归于文学的情感属性而不是社会属性，即着眼于“情”为“志”的基础，二者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方面，在文学创作中“情”和“志”不仅不可能判然分明，而且以“情”的感发为基础。另一方面，虽然“诗言志”的确以感性的“情”为基础，但不能把“情”“志”两个概念等同起来，这种“志”带有伦理和群体的一面，不同于表现个人情感的“情”。

（四）文学表达说

蔡先金在其著作《孔子诗学研究》中提出，“诗”与“志”之间存在本质的联系。“诗”“志”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诗”是“志”的外在表现形式，“志”则是“诗”所蕴含的具体内容。可以说，“诗”是诗人内心之志的外化，而“志”则是诗人存在于内心深处的原始之诗。在“诗”与“志”之间用“言”连接，“言”是诗用以表现内容的手段，意味着光有“志”还不能称之为“诗”，还需要借助语言来表达。“诗言志”就是说诗歌可以表达诗人的内心之志，或诗歌是一种表达诗人内心之志的文学样式。

（五）“物我交融”产生论

韩国岭南大学教授洪瑀钦认为，诗是由“物我交感”而产生的语言艺术。并将诗的产生要素分为（1）诗人之心性；（2）对象之形象；（3）诗人之心性和对象之交感；（4）诗人和对象交感而成立的意象；（5）表现其意象之言语等五个范畴而已。通过这五个层面的分析，他指出非“物我交融”则不可能产生“志”的道理。对物象的关照和作者的心理是产生不同“志”的条件。因此，要想在“物我交融”的过程中产生伟大的“志”，就必须先涵养最伟大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网络期刊电子资源关于“诗言志”的资料比较丰富，但是鉴于多是单篇论文，多数并未成书结集，可能有些思想未必成熟。所以只选摘了笔者认为有价值的观点罗列于此，不辨稂莠之处也不可避免。

（六）工具说

北京大学美学访问学者杨慧芳在总结“诗言志”阐释时提出两种解释。其中一种说法就是工具论。她认为，《诗三百》产生以后的“诗言志”或被赋予某一时代士大夫的政治理念，或被赋予儒家的伦理之意，甚至就是一个时期统治者的统治意志的代称等等不一而足。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都会重新诠释过去时代传给他们的文学，那么作为“诗言志”的诗学理论在不同时期遭遇不同解读也是必然。

（七）“功成作乐”说

中南民族大学赵辉教授认为诗是周代乐制中乐的表现形态，属于乐的范畴，故所谓先秦诗论都是乐论。“诗言志”原本是西周礼乐理论形态中乐论的一个命题，是“功成作乐”的乐学观在“论乐及诗”时的不同表述。“功成作乐”表现的是乐以功德为价值取向，“乐以道志”即乐以功德为表现内涵。“诗言志”即“乐以道志”，与“功成作乐”的核心内涵一致。作乐以功德为基础，故诗也以歌功颂德为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决定着诗只能言“志”。言“志”于主体来说，表现为美、刺两个方面，即对功德的歌颂和对违德的讽刺，以保证和维护功德的实现。孔子的诗论，包括他的“兴观群怨”说，孟子“王者迹息而诗亡”，还有《毛诗序》亦都是从“功成作乐”的理论发展而来的。

二、北美汉学家对“诗言志”的理解

北美汉学家们探讨“言志”问题，并不是像中国历代文论学家那样，主要去探讨“志”的道德、政治教化的意义内涵，而重点在从中国文化和民族特性的角度讨论“诗何以言志”，以及从作家个性情怀角度讨论“诗言何志”。

（一）言意关系说

冯若春在其著作《〈他者〉的眼光——论北美汉学家关于“诗言志”、“言意关系”的研究》中根据分析指出，“诗言志”可以理解为一个符号学的问题，即符号（言）与意义（志）的关系，用中国传统话语来说就是“言意关系”问题。北美汉学家高辛勇在《修辞学与文学阅读》一书中提出中国文学里对语言功用的看法基本上是“言志”与“表意”的看法，这与西方的“模拟”或“再现”的定向是不一样的。中国话语理论注意的是“言尽不尽意”而非“呈现”或“再现”与“现实”的关系。这就是说，关于“言尽意”和“言不尽意”的讨论是在“诗言志”的“言志”问题统辖之下思考和论说的。

（二）诗乐舞三位一体说

北美汉学家普遍认为，音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语言形态的表达方式，“诗言志”的论述离不开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语境。只有在与音乐结合在一起的状态下，诗才能充分言志。言志之诗，如果

离开了调式、旋律的低吟浅唱，则不能达到言志的目的。这就提出了“诗言志”最初含义是“何以言志”。

如杜志豪多次指出，在文学文本独立之前，诗歌、音乐与舞蹈合一的最为原始的艺术形态是能够充分表情达意（言志）的，而且，与诗歌相比，音乐更具有表情达意的潜能。中国早期音乐美学思想是中国一切艺术审美的基础。

高友工同样认识到了音乐在“诗言志”话语中的重要性。他说，在这个早期诗乐舞的艺术混合体结构中，或许音乐是惟一形式化和构成性的艺术品类，这就使它在中国抒情美学文本的谱系中，成为被关注的中心和可作为范本的媒介。

显然，这些学者都注意到了音乐在早期艺术中的核心地位，他们对于“诗言志”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1）从术语的意义诠释发掘音乐在构成“诗言志”审美内涵中的作用。（2）“诗”所言“志”的途径是听觉，听觉成为“志”的象征。（3）诗乐舞结合、特别是音乐的美感能够充分体现人的情志。

（三）心理学说

北美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考察从《尚书》“诗言志”到《诗大序》“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发展，发现二者的差异：“诗言志”是根据过程或活动下的定义，即诗就是其活动或过程。而“诗者，志之所之也”则是一个等式定义，该定义说的不是一种活动，它再次陈述了诗的本质，这个本质得之于是的本原。

这被解释成一种“运动”，也就是诗的进程的空间化，它与那个得到成分确立的内外范式相符。这成了诗的心理学理论根基。其中“之”创造了一个跨越内外的运动模式。宇文所安说，假定我们有了个“事物”x，它也许是“志”，也许是“诗”，是哪个取决于它在什么地方。当这个x从“志”的状态进入其“诗”的状态时，必然暗示着“志”被转移了，“志”所包含的张力被消耗了。我认为，“诗言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以及文论的滥觞，在后世的传播演变中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以及意义，对于它的阐释有来自文学方面的如情志关系、文学表达等，也有来自社会文化方面的讨论如功成作乐、伦理情感等。一些学者也引用了其他领域方法来重新审视“诗言志”如心理学角度、语言符号学角度。还有一些学者根据近年出土的文献重新梳理研究，引入“诗亡隐志”等课题来进一步阐释“诗言志”的发展流脉，如赵玉新、王国健等学者。这些都为近年来“诗言志”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将“诗言志”纳入文化角度审视，还原其产生时的语境状态。而“诗乐舞三位一体”“乐”为核心的思想无疑说明了“诗言志”的产生。中国远古时的艺术处于一种混合的状态，包括诗歌、音乐、舞蹈三种要素，当时的“乐”是三者合一的一种形态。通过诗舞乐合一的活动，先民以情绪的体验、宣泄这种最直接、最具本能行动的方式，完成了群体之间的心灵交流和个体内心完满的审美体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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