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

诗言志（精选11篇）

诗言志 篇1

摘要：中国传统诗论中的两个重要诗学范畴分别是“诗言志”与“诗缘情”, 在由“诗言志”向“诗缘情”的流变过程中, 诗学观念逐渐由注重政教本位过渡到注重情感本位, 这一诗学观念的演变与当时个体本位意识的复苏密切相关。本文试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分析“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过程。

关键词：“诗言志”,“诗缘情”,情感本位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两个极为重要的诗学范畴, “诗言志”语出《尚书.尧典》:“诗言志, 歌永言, 声依永, 律和声。”这一诗歌的开山纲领, 始终稳稳地占据着诗学正宗的位置。而“诗缘情”是西晋陆机在其论文《文赋》中提出的理论观点, “体有万殊, 物无一量……诗缘情而绮靡, 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 诔缠绵而凄怆。”虽然本意是为了区分不同文体的体式特点, 这却概括地反映了汉末到建安以来诗歌发展的新的走向, 并客观上揭示了诗的抒情性质, 被人们视为与“诗言志”并行的两大诗歌理论范畴。

“缘情”和“言志”作为古代诗学上先后出现的新老两个传统, 是相互承接而又彼此分立的。“言志”说是我们的先民对于诗的本性的初次界定, 它着眼于诗歌表达人的群体性意向心理活动的性能, 在肯定诗中的情感质素的同时, 又设置了各种群体理性的规范加以导引, 这在古代农业自然经济的条件下, 特别是我们这个宗法式礼制社会的结构里, 有其不可取代的合理性。“缘情”说则是文学创作成熟以后一部分文人才士对于诗的本性的重新界定, 它强化了诗的感性生命, 弱化了其理性规范, 使得诗歌作品纯然成了个人寄情写意的手段, 显示出历史演进中的个体自觉性的增长。朱东润言:“中国诗者, 大抵可分为二:温柔敦厚者为一派, 其说出于《戴记》;缘情绮靡者为一派, 其说出于陆赋。……国家分裂, 儒教思想不足支配全社会之时, 则缘情绮靡之说盛, 晋宋六代之间是也。”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 从先秦至两汉, 其核心都还是“言志”说。“言志”说主要以强调载道、纪事为目的, 所指之思想意志, 虽然与情感有关, 但主要受道德规范的约束, 涉及政教内容、人生志向等理性方面。真正能体现诗歌作为一种有别于理性认知的新的思维方式, 再在他们的作品中突破窒息情感审美的政教规范, 表现出种种“放荡”的境界, 那是直到陆机在《文赋》中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之后, 才开始逐步实现的, 而“缘情”主要涉及个人的感情, 包括哀怨及爱情等。“诗缘情”和“诗言志”, 一个侧重感性, 一个侧重理性;一个强调诗的审美特征, 一个强调诗的道德内容。由此而展开中国诗论的“言志”说和“缘情”说的矛盾冲突。

“缘情”说本由“诗言志”的传统演化而来, 但已从政教本位转向情感本位, “诗言志”的“志”, 原本包含“情”的成分在内。《诗经》中“心之忧矣, 我歌且谣”、“岂不怀归, 是用作歌, 将母来谂”、“君子作歌, 维以告哀”均表达了其以歌诗抒述情怀的用心, 即使是一些直陈时政得失的篇章里, 也会渗透着诗人自身的欢乐或愤怨之情。可见“志”有着鲜明的理性思维的烙印。但在“诗言志”的过程中, 它所包含的情感因素受社会群体的理性规范制约, 且“情”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春秋战国之交, 赋诗、说诗、引诗兴起后, 人们常“断章取义”地引用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意向, 却忽略其中的情感成分, 足亦可看出此点。

战国后期至秦汉, 诗情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展开:一是由儒家的乐论引向汉人的诗说, 显示出“情”向着“志”的复归, 诗、乐、舞在上古时期原本是合为一体的, 这个传统到周代仍然保持着, 所以诗教与乐教也一直密切联系。但两者又有差异:诗的表达凭借语言, 乐的表达则凭借曲调;语言可以突出理性思考, 而音声曲调却无法脱去感性因素, 故乐教比诗教要更为注重情感的作用。《荀子·乐论》中就曾说到:“夫乐者, 乐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故人不能无乐。”把乐的起源归结为人的情感需要。稍后出现的《礼记·乐记》中更明确指出:“凡音者, 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 故形于声;声成文, 谓之音。”这里已经有了情感为音乐本根的思想。由此看来, 当春秋战国时, 诗学观念里虽一度淡化诗的情感因素, 但乐论却始终坚持把人的情感活动置于核心位置予以发扬, 这对诗学中“情”的复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汉人诗说大多接受了乐论主情的传统, 肯定诗乐同源的前提下, 对诗歌的情感内核予以了确认。《毛诗序》里有关“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 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 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的一段话, 就从情感的发动推导出诗、歌、乐、舞的系列诞生。至此, “情”在诗中的地位已经确然不移。然而不可忽略的一点是, 儒家乐论和诗说中对“情”的肯定, 总是同社会群体的礼义规范紧密相联系的。荀子在承认乐出于人情之后, 紧接着强调:“故人不能不乐, 乐则不能无形, 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 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 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 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 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 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又说:“乐者, 乐也。君子乐得其道, 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 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 则惑而不乐。”表明儒家的乐教、诗教均须从属于礼教。这一点亦为汉人诗说所继承, 所以《毛诗序》一方面肯定诗歌创作出自情感的发动, 另一方面又极力主张要“发乎情, 止乎礼义”。政教、人伦的规范从根底上制约着人的情感活动, 于是“情”的因素便无法取得独立的定性, “诗缘情”的观念也难以摆脱对“言志”的附属, 而使自身得到开显。

二是由楚骚开辟而在两汉乐府与古诗中得到衍流的趋势, 表现为“情”从“志”的统辖下逐步走向分化与独立。此时, 楚骚所开辟的恰恰是一条由“情”的激化而导致逐渐偏离“言志”传统的道路。以屈原和宋玉为代表的楚辞, 以抒述情怀见长, 诗人的愤怨、忧思的心绪, 在骚体形式中往往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露。屈原作为第一位大诗人, 屈原“发愤以抒情”为的是“君国之思”。不出政教伦常, 故而他的抒情总体上并未脱离“言志”。但“发愤”又是诗人主体精神的突出表现, 秉承这种主体精神以与周遭的黑暗世道相抗争, 意味着个体人格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 这就为诗歌抒情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的转移创造了前提。宋玉的《九辩》多为个人沦落的感慨, 缺少政教的关怀, 促使他的创作路线多少偏离了政教本位的传统, 成为由“言志”向“缘情”过渡的先兆。两汉时期, 乐府民歌和文人五言诗兴起, 为了满足宫廷及达官贵人娱乐之需, 其政教功能并不明显, 从“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提法中, 也可以看出“言志”的淡化和“缘情”的抬头。“缘情”的观念随着楚骚、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这些新兴诗体的推移代兴, 渐渐孕育成形。

“缘情”一语, 并非陆机首创。司马迁在《史记·礼书》中就有“缘人情而制礼, 依人性而作仪”的说法, 后来如袁準《袁子正书·礼政》所谓“礼者何也?缘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 徐广《答刘镇之问》所谓“缘情立礼”, 都是同一个意思的延续。“缘”者, 因也, 循也;“缘情立礼”, 是说本乎人情来制定礼仪。陆机以“缘情”说诗, 亦是指诗歌作品由人的情感活动而产生, “情”为诗之本根。“诗缘情”这一命题的产生经历了长时间的酝酿过程, 它是对诗歌表达人的情感生命体验的一个确认。它正式确立于西晋, 同魏晋之际社会思潮的变迁分不开, 尤其是建安时代的个性自觉对它的影响至关重要。中国诗学的两大传统———“言志”与“缘情”也就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分叉。“诗言志”的正统地位逐渐退去, 而“诗缘情”成为颇具影响力的诗歌理论。建安时期是个性意识极为张扬的时期, 曹丕《典论·论文》用“文以气为主”来反映那个时代人们对文学创作的认识, 是很有代表性的。曹丕所谓的“气”是“清浊有体, 不可力强而致, 虽在父兄, 不能以移子弟”的人的那种先天气质, 它构成作家的才性, 从而决定着其作品的风貌。曹丕重视个人特有的气质、才性, 肯定和发挥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导作用, 正是个性自觉的鲜明标记。注重个体的人的精神世界和能动创造, 宣泄自身的情感, 使得人们情感体验成为了诗的本根。因此, 建安文人的“主气”说虽有别于六朝诗歌的“缘情”说, 却恰恰成为后者的先导, 由传统的“诗言志”过渡到新起的“诗缘情”, “文以气为主”在其间起着重要作用。从总体情况看, 陆机及其后的南朝时期, 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诗歌由注重政教的“诗言志”转变为注重情感本位的“诗缘情”, 情感本位的兴起致使诗学观念由重“理”而倾向于重“情”, 由重群体规范而偏重个人感受, 推崇显扬情之“正”而倾向于重情之“真”, 诗歌的重心由强调以社会功利和道德导向来指引人的情意活动, 转变为注重人的活生生的生命体验的抒发。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诗言志”的观念已经退出了文坛。从陆机所处的晋代到南朝时期, “诗言志”的理论依旧具有生命力, 只不过不再占统治地位而已, 至南朝时期, 诗文主情, 文学理论也以“诗缘情”观念为主流。

“诗缘情”的诗歌理念似乎更贴近艺术创造的规律。但人又总是社会的人, 个体生命不能不与群体生命息息相关, 于是理性规范对于情感活动的导引便也不容抹杀。这正是为何“缘情”说能够充实和修正固有的“言志”说, 而终至颠覆和更置的缘故, 亦是“言志”传统的捍卫者能够批判和打压“缘情”说, 却并不能从根底上加以消除的道理。“志”和“情”这对范畴共同建构起诗歌生命内核中的最基本的张力结构, “言志”与“缘情”这两条路线便也在诗学发展史上并行不悖了。

参考文献

[1]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册) [M].中华书局, 1963.

[3]陆机.“缘情”说对文艺理论的贡献[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2002 (5) .

[4]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

诗言志 篇2

十二月辗转，别离已近一年

三百日流逝，昨昔还似今天。——题记

忆我年少轻狂，锐意敢击穹苍。

傲意欲俯日月，策马血踏玉皇。

不自量力，欲偕鲲鹏将翅展。

豪情壮语，要缚苍龙踏天看!

笔意纵横天下去，泼墨宣纸山河染。

诗情已达青天外，一纸墨书犹未干。

与友天不宽，伴君地莫广。

兄弟侧，千军万马亦枉然。

红颜在，一世风雨也简单。

大笑出门去，不为世人管。

挺身问剑为脊梁，赴死有何妨?

坐观流云随风游，闲赏夕阳共花落。

自在旷达，不羁天性使然;人生随意，方显本性超脱。

且行且躺卧，自将岁月蹉跎。

莫教功名将心锁，纵使人弃唾，潦倒半死不活。

此生功过对与错，任尔庸人言说。

不善画作，胡点梅花三两朵。

曼声诗吟，乱作文章九十多。

未有亚圣之浩然，难怀老庄之自若。

我即为我，何必做作。

天地多广阔，瀑流崩山作鼓锣。

我辈且遨游，任那佛陀空啰嗦。

人间福和祸，哪个堪破?轮回因与果，何人逆夺。

但使本心自然在，一夜扁舟明月泊。

笔墨风云　以诗言志 篇3

今天，李必达作为楚文化发源地的后裔，他的思想带着楚文化的精髓，九头鸟的精神。他那澎湃汹涌的生命激情和力量，无论是痛楚，还是欢乐，都蔓延着火一样的生命力，光辉耀眼。

李必达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的一生历经大起大落，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重要轨迹，都留下浓重一笔。这位从军、从政、从文的长者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日前，笔者有幸近距离地采访了这位长者，他的勤奋好学和峥峥傲骨将自己的人生照耀得绚丽多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必达，1940年出生于湖北省汉阳县。曾经随母亲一起要过饭，两岁时以140块大洋卖给人家作养子，成了地主仔。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部队工作，一步登天，成了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后因林彪事件被打入死囚。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爱下，又重新回到部队。1979年转业以后，曾任中央机关五个司局的主要负责人。2001年退休，成为中国著名书法家，粉丝遍天下，这些已逐渐与世人所熟悉。但李必达还是位诗人，他作的朗朗上口的诗歌都在热情地讴歌新生活与当今的和谐社会。

男儿就要意志刚做人就要像条龙

坎坷的人生经历，李必达靠什么立于不败之地呢？面对记者的疑问，他为自己总结了六大人生信条：一是不怕苦，不怕累，这是人生最重要的资本；二是乐观地对待人生，在困难面前决不退缩，克服一个困难就等于上了一次大学。三是善待亲友，与人为善。朋友越来越多，人生的道路就能越走越宽广。四是重于实践，敢于实践，在实践中增强自信，增长才干。五是不怕挫折，愈挫愈勇。不在意职务的升迁，而在意于人格的完善。在自强不息中百炼成钢。六是爱妻子，爱家庭，把建设一个和谐、幸福、美满的家庭作为成功的标志之一。他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主观努力是第一位的，但客观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他常说，贵人的帮助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里所说的贵人并不是皇亲国戚，而就是你身边的老师、同学、同事、领导和亲友。除了感谢妻子外，还感谢了他所有的恩人。

古语说得好：“诗言志”，李必达写了大量的诗歌，作为他每次书展的重要内容，用以表达他的志向，也用以引导年轻人奋发向上。他在一首“当自强”的诗中写道：“热血男儿当自强，勤奋好学意志刚，事无高卑踏实为，虚怀若谷习人长，敢迎困难战风浪，善辨黑白结交广，踄远登高不停步，成就事业留清芳。”李必达特别强调，做人不要成为一条虫，而应该力争成为一条龙。2007年他在广州进行书展时，他又写了一首“龙”之歌，诗中写道：“中华赤子东方龙，勤劳勇敢蔚成风，睦邻富友崇义德，八荣八耻铭心中，聚精会神谋发展，誓让世人早脱穷，飞黄腾达日千里，锦绣前程万里鸿。”这幅字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从1000元起价，竞拍到18000元。此外，李必达还提倡：毅、忍、诚、和。

笔墨高歌中华魂诗间主唱和谐音

李必达有极强烈的爱国情怀，写了大量歌颂祖国的诗歌。特地为十七大的胜利召开和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写诗庆贺。诗中抒发了李必达的浓浓爱国之情。

有一次，有一位画界的朋友拿出一幅“百花图”请李必达题字。李必达不假思索，一挥而就“朝气壮”诗一首：“和谐盛世百龙生，傲视群雄立山林，不为称霸争王位，多极世界有我尊。虎虎生威朝气壮，喻意中华气韻成，得道多助道道宽，和声高昂奔锦程。”他还写诗称赞说：“百姓爱戴胡锦涛，权为民用用得好，爱国外交软中硬，民族尊严把得牢。言行一致办实事，关切底层温与饱，倡导科学发展观，直奔富强大目标。”在另一首诗中他写道：“百姓称赞温家宝，走访基层爱平民，鼓励先富帮后富，誓让偏远皆脱贫，适龄儿童能上学，病人求医不愁金，人民总理人民爱，黎民心有公平秤。”

胡锦涛同志提出“八荣八耻”以后，李必达写出“德”字歌积极响应“中华民族五千年，重贤论仁爱和平。热爱祖国人为本，崇尚科学提倡勤。团结互助利及人，注重道德讲诚信。遵纪守法不越矩，艰苦奋斗到终身。”由于李必达长期收集学习古今格言和名人诗词，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实行综合治理。于是他创作出和谐十咏，在广州书法展上，引起轰动，不少人进行传抄。

积极向上的世界观永不停歇的进取心

针对我国老百姓喜欢“福”字的习俗，李必达创作了不少幸福的诗歌，如他在一首“靠业绩”的一首诗是这样写道：“发展才是硬道理，国家个人皆同题，没有事业万般空，立足于世靠业绩”。另一首专写“福”字的歌是这样写的：“彩云铺天飞喜鹊，天道酬勤唱赞歌，种瓜得瓜豆得豆，辛劳必定得丰获。提倡勤俭和与善，反对懒惰罪和恶，得道多助是常理，行善之人幸福多”。今年四月，李必达在山东淄博举办书法展览时，当地的书法爱好者和收藏家索要“福”字歌近百张。九月，李必达在广州进行书法展览时，针对广东人的习俗，他创作了“财”字歌，诗中写道：“钱财是宝人人爱，守株待兔财不来。勤人只干不动脑，财神蹒跚来不快，多用智慧勤又俭，戒欺防诈记心怀，四海亲朋皆守信，金银财宝滚滚来。”从这种内容的书法作品不难看出，李必达把幸福和勤劳紧密联系在一起。工作和劳动是立身之本，幸福就是辛劳所得。

李必达成名以后，找他题字的画家络绎不绝，他也是有求必应。一万张山水、牡丹，他能编出一万首不同内容的诗歌，张张不重样、首首有新意。但万变不离其宗，那些是赞美勤劳和好学以及团结互助的精神。难怪有人称赞李必达是勤劳的歌手。

李必达为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奋发图强，不停不息。他在一首“应有求”的诗中写道：“人生在世应有求，各个阶段不同途。青年要有鸿鹊志，谒忠敬业展才谋。不惑之年再加劲，正是拼搏好时候。老骥伏枥志千里，自我完善从善流。”李必达过去是个诗歌爱好者，退休以后又成为书法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领导称赞他是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称他是全国工商系统的骄傲。

“诗言志”丰富的开放性空间 篇4

一、“志”的包容性、开放性内涵为诗歌写作开辟了丰富内容

“诗言志”命题的核心是“志”, 指出诗歌写作对象为“志”, “志”是诗的内容, “志”是“诗”要表达的中心目标。从“诗”与“志”关系看, 孔子在楚简《诗论》中说:“诗亡离志。”明确了没有“志”就没有“诗”, “志”是“诗”的本根, “志”是诗的核心。“志”的具体内涵在我国长期历史变迁中, 有伸缩发展和丰富变化。

先秦时代儒家所说的“怀抱”之“志”, 主要指关乎国运盛衰的政治、伦理、文化、风俗等社会意识。在儒家经典中“诗言志”, 主要表现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利内容, 重于理。庄子“诗以道志”的“志”则是指一般意义上人的思想、意愿和感情, 在诗人的审美观照下得到升华, 进入自我超越的境界, 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可传达和接受的诗思。在东晋玄言诗中, 适性之“志”或超世之“志”的表达更为广泛。

“志”作为“心之所之”的意向, 理性成分是与社会政教、人伦相关联的怀抱, 这种理性成分对诗人的整个情意指向情意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与规范作用。但“志”又是“心之所止”, “志”的发动过程需要情意在诗人的内心蕴积, 诗人“志”的形成包含大量感性因素, “志”作为诗人内心情意活动具感性特点, 承认志兼容理性和感性特点, 使“诗言志”为后世留下了无限的可阐释空间, 使“诗言志”变得更富弹性, 能适应后世人们丰富、复杂的生活感受表达需要。

《毛诗序》作出“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的更具体阐释, 强调诗歌是诗人志向宣发, 诗和志的中介是情感, 诗是“志”因“情动”, 由诗人从内在精神转化为“言”的诗文本表现, 揭示了感性的“情”和经过理性规范的“志”在诗歌写作中的对立统一关系。魏晋时期, 陆机强调诗歌中思想与感情的统一。刘勰的“情志”说主张因情见志、寓理于情。

诗要表达的“志”, 有理性思考、道德积淀、人的理想的含义, 也有感性体验、情感激发在内, 不全是形而上的理性思维, 也不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感性经验。“志”是审美化生命体验, “志”依赖的情意来自人的生活实践, 萌发于诗人的实际生活感受。“志”因时代和个体不同, 有明显的实践性、历史性、个人性和社会性。志有人伦之志、世俗之志、超世之志、一日之志、终身之志等丰富多样的层面。这就为我国古诗内容的多样性、丰富性开辟了道路。

二、“诗言志”道出诗歌本质是显现人类主体精神

孔子说:“志之所至, 诗亦至焉;诗之所至, 礼亦至焉。”志是人的心灵动态活动, “诗言志”将人的精神活动作为诗的核心, 规定了诗歌的心性本体和人文本体, 我国古诗以“志”为写作对象, 对物的咏叹, 也要寄托和诗人的“志”有关的事理情思, 要向精神人格回归, 这就高扬了文学的人格本体精神。

邵雍《谈诗吟》云:“诗者人之志, 非诗志莫传。”“诗言志”之“志”涉及人格精神建设, 诗歌对“志”的表现, 强调诗歌抒写主体真实的人生情怀, 使诗歌具有内在人性的表达, 对时代精神进行表现, 对个体精神进行提升。

“志”后经儒家诗教发挥, 有了主要为“中和”“无邪”的人格内容, 有了道德礼义教化的丰富沉重内容, 但依然有丰富多样的人性内容, 志作为诗人人格化的人生追求, 涉及情感信仰, 作为人性中普遍性特点, 人的自尊自爱自信等始终是“志”的中心, “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生以成仁”, 人性的力量人性中的美始终是诗歌写作的内容, 对“志”的表现, 在我国古代诗歌中呈现丰富充实的人生情怀内容, 表现了诗人面对社会现实的丰富主体的情感。

三、诗、言、志关系探求丰富了我国古诗创作方法和风格

“志发于言”为诗。“志”要通过“言”的表达才构成诗, 在“诗言志”中“志”是核心、“言”是形式、“诗”是文本,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 如何发言是诗歌写作方法, 《诗经》以“赋比兴”配合“言志”, 赋、比、兴是诗人言志观志的三种基本方法。

以诗“言志”, 言能不能确切地表达“志”之“意”, 还产生了“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两种对立又统一的说法。讨论的总体情况, 是认为“言”在日常生活经验范围内讲是辞能达意的, 而在形而上的哲理思辨中, 是“言不尽意”的。因为道家偏重形而上哲理思考, 道家是认为“言不尽意”的。如何面对“言不尽意”, 庄子有“忘言”说, 认为诗人应在“得意忘言”中“借言达意”, 主张言说的意义不在词语本身, 而在悟性激发, 在此认识基础上, 道家开掘了直觉体悟写作方法。

儒家总体认为“言尽意”, 《论语·卫灵公》记述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左传》引孔子的话说:“《志》有之:‘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不言, 谁知其志?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都说明言语的功能能够达成“志”, 并在诗中能表现出来。但是孔子又说:“予欲无言。”并引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易·系辞上》又说:“子曰:‘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孔子这是在表达他心目中的至理精义, 他也很难用言语表述出来。

因缘于“言不尽意”思考, 如何解决“言不尽意”?促成了儒家“立象尽意”美学原则建立。“言”如不能尽“意”, 解决“言”“意”矛盾途径是在“意”和“言”中间加入“象”, 立“象”为中介。通过“言—象—意”结构来“立象以尽意”, “象”准确抓住了, 就有可能尽“意”。后来王弼用“尽意莫若象, 尽象莫若言”概括“言—象—意”三者之间的递进关系。“象”的提出还进一步提出“言”的改造问题, 要借文辞恰当修饰, 更好地发挥言的达意功能, 在修饰过程中, 便产生了多样化的意象要求。

儒家用“立象”说来解决“言”“意”矛盾, 用象来作为“言”和“志”间的津梁, 提出“立象尽意”对中国诗学影响极大, “立象尽意”成了中国诗学乃至整个古典美学的主要线索, 后来有关形神、情景、意象、境象、风骨、情采、隐秀、虚实、骈偶、声律、体势、法式诸要素的揭示, 以及清新、俊逸、自然、雄浑、真趣等美学风格的发扬, 也都关涉“象”的经营。由“志”“言”矛盾产生了“立了象”能否就“尽了意”的论辩, 又激发了“境生象外”的深层次追问, 乃至由“立象”、“取境”拓展为心物、情景、形神、意象诸问题的探讨, 超升为气、韵、味、趣、神、理等因素的讲求, 更丰富为辞采、骨力、体势、声韵、法式、格调等诗歌语言形式规范, 使得我国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风格丰富多样。

四、“诗言志”为我国文学浓重的社会伦理色彩埋下伏笔

“诗言志”之“志”本身蕴含人格内容、道德积淀、人生理想、社会承担等内容, 使得诗歌有能完成“美刺讽喻”“教民化民”重任的内容基础, “诗言志”从开始就有政教与审美二重功能, 使“诗言志”成为我国古代诗论解说诗歌政治社会功能的基础之一。

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兴, 是指诗歌艺术形象可激发人的精神, 使人的情感产生丰富波动, 产生丰富联想, 人们从吟咏诵读品味解读诗歌中能得到美的享受。观, 是指文学作品可帮助人们认识主客观世界, 既指诗歌客观内容可反映社会政治与道德风尚状况, 所谓“观风俗之盛衰”, 又指诗歌可反映作者主观心志倾向与感情状态, 即从诗人所赋“诗”中可观其言之“志”。群, 是指文学有团结群体的作用, 孔子认为文学作品可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 交流感情, 加强团体凝聚力。怨, 就是说文学可“怨刺上政”, 批评社会不良现象, 抒发诗人不得志的忧愤, 以干预现实。

我国影响深远的儒家诗教和“诗言志”有直接的关系, 经过孔子《诗》教思想的阐发, “志”更多地有了“中和”、“无邪”之人格内涵, 表现出“上以风化下, 下以风刺上”的对人的道德人格的直接教化, 汉代以后儒家诗教教化的目的更明确是为了使大众的“为人”趋向“温柔敦厚”, 情志能够“以义节之”、“止乎礼义”。后世的“文以载道”等强调教育作用的文道观, 基本上也受孔子“诗教”观影响。“兴观群怨”和“温柔敦厚”的诗教, 对后世产生了极为巨大深远的影响, “兴观群怨”说, 特别是“诗可以怨”开拓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有干预现实的传统。

“诗言志”观念历来借助政治权利推广拓展。“诗言志”最早借舜帝金口说出, 又通过乐官夔推行“乐教”的方式落实, 从西周的礼乐制度、春秋的赋诗言志到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 到后来诗论经典的推广, 一直到近代的诗歌革命, 在“诗言志”的传播过程中, 一直都有政治影子存在, 更加深了我国古诗的政教伦理色彩。

五、“诗言志”导向诗人展开多样的人生实践活动

“诗言志”命题告诉诗人写诗的前提是有“志”。诗人须有志才能言志, 这需诗人在现实人生实践中形成“志”。这样“诗言志”就有了广泛的实践性, “诗言志”之诗在我国古代的政治、外交活动中有具体广泛的实践性。“以诗言志”是诗人们的创作活动, 也是诗人们广泛参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人生实践。最初“诗言志”观念是和周王室与各诸侯国朝政上的采诗、编诗、引诗、献诗、赋诗、教诗、读诗、用诗、观诗等活动息息相关的, 具有极广泛的社会实践基础。

我们先来看“采诗观风”, 古代有“采诗观风”传统, 采诗是朝廷了解民风的一种政治活动, 《诗经》中的许多诗采于民间, 《诗经》许多作品属于“讽刺”与“歌颂”两类, 诗人们有意识地运用诗歌来表示自己对人生、社会、政治的态度, 已体现了人们“诗言志”的基本诗学理念, 而许多采于民间的个人抒情歌谣, 通过采诗、编诗、教诗、解诗等一系列加工, 以“言志”方式传递与政教、人伦相关联的怀抱, 而采来的诗被士大夫“观”“教”的传播过程, 使诗中之“志”广泛地在现实人群中建立起来, 成为礼乐文明的社会基础。“诗言志”实践性传统影响了诗人和读诗的人们的现实生活。因“诗可以怨”, 在我国古代文人那里, 就有了许多“引诗证志”“献诗陈志”“赋诗言志”以“刺上政也”的人生实践。

谈“诗言志”与“诗缘情” 篇5

【关 键 词】 诗言志；诗缘情；古典诗歌

“诗言志”和“诗缘情”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中的两大重要的理论命题，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来围绕这二者展开的讨论极多，也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但也有的互相矛盾。在一些论述中，“诗言志”与“诗缘情”被描述为互为对立的两大诗歌理论主张。也有一些论述在描述中国的诗文传统时，将“言志”与“载道”作为中国文学史发展中互为对立的两大潮流，在这里，显然“言志”不再是上古作为政治伦理的诗教观，而转而成为与“缘情”相近似甚至划等号的理论命题。众说纷纭，各不相同。这有理论者各自的见解不同的关系，也有时代变迁中理论内涵的丰富与衍变的原因。重提“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命题，我们首先还是要从二说的起源谈起。

一、“诗言志”和“诗缘情”的起源

“诗言志”这个命题从文献来看，最早出现在《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但一般人们对《尧典》有可能是战国以后伪作的怀疑。在现存典籍中，《左传》对“言志”的记载当是确切可靠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孔子称赞子产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郑国宴请晋大臣赵孟，席上郑国许多大臣赋诗赞颂晋人，唯伯有赋《鹑之贲贲》，以“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句，借机表达对郑国国君的怨恨。郑臣赵文子说：“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这些记载与春秋时代“赋《诗》断章”以为外交辞令的风气有极大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诗言志”在《尚书》和《左传》两部典籍中已有成形的表述，却是肯定的。后来经由《庄子·天下》篇的“诗以道志”和《荀子·儒效》中的“《诗》言是其志也”等阐发，到汉代学者解经以《毛诗序》中的详细论述为代表，而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最早的诗学观。

“诗缘情”相对于“诗言志”是后起的理论命题，其最早的文字表述当出自西晋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倘若我们追溯其根源，还会发现陆机的“缘情而绮靡”与他之前的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中“诗赋欲丽”说有着极大的顺承性。而在陆机之后，刘勰和钟嵘对于诗与情的关系又有进一步的表述。《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以及《物色篇》中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等等。而《诗品序》中也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后面具体举出了“春风春鸟”“秋月秋蝉”等四时的物候变化和逐臣游子、戍卒怨妇等人世的沧桑遭遇对人的心灵的影响，说“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可以说，“诗缘情”由陆机正式提出，而经南朝诗论大家的阐述，给诗歌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二、关于“情”与“志”的讨论

其实，“情”与“志”并非如物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那样的完全的二元对立，“情”“志”皆从心，古人也多有“情志一也”之类的话。二者在内涵的边界上具有极大的模糊性，既可以互为对立面，又能统一于同一话语之中。这是历来讨论差异巨大的重要原因。本文不打算对历来的讨论作一陈清和梳理，而只想就“情”与“志”在两大原命题中的实际所指作一点初浅的探索。虽然前贤达人多有妙解，小子所为不过拾人牙慧，然亦自陈心得耳。

既然是要放到原命题中来考察其实际所指，那么联系两大命题产生的社会背景也就在所不免了。“诗言志”和“诗缘情”在典籍中的起源已如前述，但二说产生的社会背景则极不相同。“诗言志”似乎可以看作是春秋以来“赋诗断章”以为外交辞令到汉儒解经这一系列诗歌运用行为的诗歌功能观的理论总结，其间孔子论诗对于这种功能观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朱自清先生的经典之作《诗言志辨》从“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对“诗言志”的内涵作了非常精辟的阐释。诗在上古本是诗乐一家的，人们随口吟诵，乐歌还是生活里的重要内容，而诵诗和赋诗也是上层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汉书·艺文志》中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须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在这里，朱自清先生指出这种外交方面的“称诗以谕其志”是“诗以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而另一方面，上古有采诗制度和陈诗观风的制度。朱自清先生认为当时人作诗（为献诗而作）和赋诗都是为了“言志”，而非抒发一己的私意感情，“因为是‘献诗或赠诗，所以‘言志不出乎讽与颂，而讽比颂多。”[1]从教诗明志方面来看，通过诗歌以明读诗人之志，诗可以用来修身、致知，如孔子所言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等。所有这些都无不是注重诗歌的社会功用的体现，而少对诗歌抒写性灵的重视。但这并非是说《诗经》的内容就在于外向的社会之“志”，这只是就人们对《诗》的运用和理解而言，而事实上《诗经》的许多作品（尤其是《国风》中的诗）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实是“缘情”的。但那时代并没有“诗缘情”的自觉，朱自清先生认为“乐工们保存它们却只为了它们的声调，为了它们可以供歌唱”，来为政教服务。

三、“诗”的主体对象及其所指

前面已说过了“诗言志”与“诗缘情”之产生的不同的社会背景。“诗言志”与先秦的“赋诗断章”以为外交辞令以及孔子论诗有莫大的关系，而“诗缘情”乃在礼乐崩坏、社会动荡的汉末以后诞生。进一步考察这中间的差异，我们便会明了这两大命题所暗含的主体对象是不同的。

清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一中说：“风诗之变，多春秋间人所作。……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欤？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诗，彼人之诗，此人可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这段话很能说明上古人们对诗的运用情形。“只有诗，无诗人”，这说明当时诗的主体对象是运用诗歌的人，而非创作诗歌的人。“赋诗言志”等等诗歌的运用行为，也旨在于表达用诗之人的“志”，至于这所用之诗的产生本来是“言志”还是“缘情”，以及是言怎样的志或缘何等的情都不在这运用者的考虑之内。顾颉刚先生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一文中也说：“他们引诗，也不在于了解诗人的原义，只要说在口里顺，或者可以做得自己话的证据”，“所赋的诗，只要达出赋诗的人的志，不希望合于做诗的人的志。”[2]所以，在“诗言志”的产生背景中并不涉及诗歌的创作论，它在实际的运用中的主体对象是赋诗言诗的人，而非作诗的人。

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的孔子论《诗》，同样是对《诗》的运用和社会功用的关注，《诗经》中并不很多的表达作诗者的内容也因孔子对于《诗》的运用而被遮蔽。孔子论诗明显地呈现为对诗的阅读与习得的关注，而非诗的创作。其论《诗》的内容，归纳起来大致可为三方面：第一，学《诗》：“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第二，言《诗》，即讨论《诗》，这有较高的要求，并非人人皆可，如《论语·学而》云：“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第三，评价《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之类。这里，第三点中的评价是为何要学《诗》、言《诗》的基础，而学《诗》、言《诗》的目的则在于社会功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学《诗》而不善用则虽多无益。《论语·子路》云：“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孔子的论《诗》中的诗的主体也是诗歌的运用者。到了汉代《毛诗序》中对诗的解释时，作为“诗言志”命题的成熟表达，其对诗歌的评价重在社会政教功用的背后隐含着“诗”的主体对象在于诗歌的运用者而非创作者，也就是明显的事了。

四、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上面的几点是把两个命题还原到它们的产生背景中所作的分析，大致上明白了二者的不同。现在，我们再把二者联系起来，看看“诗言志”的命题是怎样走到了“诗缘情”得命题的。

在汉代，《诗》的传统成了诗学的经典传统，采诗成了这一经典传统下获得诗的重要渠道。这一传统并不启发人们去创作诗歌，因为经典的制作并不需要大众的参与，所以凡与采诗行为有关的行为，都被视为正统；而先秦的诗乐一体的传统在此又得到进一步确立，这就是汉乐府民歌兴盛。乐府民歌虽然符合诗乐一体的经典传统，但它并不给予《诗经》的经典化阐释以助推，而反而在暗中对“诗言志”命题的特定内涵进行消解。《毛诗》所揭示出的《诗》之义理在于美刺教化，在于其为了宣扬王道政治和伦理之志。在儒家经学语境下阐释的《诗》，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部道德经典、王道政治的教科书。在诗乐的传统中，上古的诗乐被尊为雅乐、雅正之音。但这雅正之音在打动人情上却不如“秦楚赵代之讴”的新声。这作为新声的乐府民歌，从“观风俗，知薄厚”的角度来说正合于采诗的原意，但在它们的受众——统治阶层来说，却更注重于它们的娱情，而非教化；而对于它们的作者来说，虽然都是无名氏的，但抒发一己的遭遇和感慨的程度却是加深了，其对于后来的文人创作的影响也是不言自明的。

另一方面，我们还不能忽视由屈原、宋玉所开创的《楚辞》传统对于这“言志”走向“缘情”的影响。屈原在《悲回风》中说他“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虽同于“赋《诗》言志”的传统习惯，但他将作为一个失意的政治家的愤懑与哀愁、坚贞与忠爱通过他的作品表达了出来，成为从言群体伦理情志向个性化政治伦理情志过渡的开端。虽然《楚辞》的传统并非《诗经》的传统，汉儒解经时也不会太在意这《楚辞》的存在，因为《楚辞》也确乎不是诗，更不是作为经典的《诗经》；但是，由“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而建立的汉王朝又有着极深的楚文化背景，《楚辞》对于汉文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从英雄末路的《垓下歌》到霸业已成、激扬得意的《大风歌》，以及后来的种种“楚歌”，我们都可以看到其间性情的流露。再者，受楚辞影响产生的汉赋，虽然在《诗经》的经典传统影响下带着“讽颂”的特征，但其发展也昭示着“情”在其间的滋长，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的抒情小赋。它们不再去铺陈宏壮的场景、描画君王的圣德、政教伦常的醇雅，而转而写作者一时一地的境遇和心情，突显作者的情怀。

现在，似乎可以对“诗言志”和“诗缘情”这两个命题的讨论作一总结了。就命题本身而言，“诗言志”与“诗缘情”中的“诗”的所指是不同的，前者是指《诗经》，“诗言志”确切地说该是“《诗》言志”；后者是指文体样式，确切地说就是新兴的文人五言诗。“诗言志”言的是社会之志、群体之志，带有浓厚的儒家诗教色彩和政治伦理的功利目的，其所指的主体在于赋诗、用诗的人，而不涉及作诗的人；“诗缘情”缘的是一己的情感，抒的是个人的升沉遭际、喜怒哀乐，其凸现的主体是诗歌的创作者。前者是政治的延伸，后者是文学的自觉。从“诗言志”到“诗缘情”，是“诗”从礼乐制度的一部分下降为个体抒情言志的艺术样式的过程，确立了情感在诗歌中独立的本体地位。“诗”从政教功利的教化工具转为个体的生命歌唱，“缘情”说改变了“言志”说以伦理情感“劝善惩恶”的狭隘功利性，强调怡情悦志，把诗的情感建立在主体对客体的审美观照之上，使之变成一种意味无穷的审美情趣。但正因为诗学的发展是在一个传统中不断更新变化的过程，所以“诗缘情”说并不可能完全抛弃“诗言志”说对政治道德的关怀。个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个体，无论他们的情志多么的个性化，无论他们说诗的标准如何审美化，终究脱离不了社会，也便脱离不了社会的政治和伦理。因此，审美观照下的诗仍然是与现实社会的政治伦理息息相关。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诗言志”与“诗缘情”脱去了它们各自产生的背景，在后世的诗人和诗论家的论述和实践中往往相互交融，共同规定了中国诗歌发展的道路，对中国诗学乃至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 诗言志辨[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

[2] 顾颉刚. 《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见《古史辨》（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36～337.

诗言志 篇6

从历年语文高考的出题规则来看, 现代文阅读部分所选取的材料基本上都是很具有文学欣赏性的美文。作为文学的一部分, 不从文学的实质出发, 而是对此进行支离破碎的肢解, 完全违背了文学阅读欣赏的规律, 学生自然从中感受不到美的存在, 更何谈理解?

其实对于对文学实质的认识, 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比较深刻的表述了, 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诗言志”。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 它决定了诗歌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样式。《诗经》在先秦时期的地位除了“礼”“乐”以外是任何形式都不能比拟的。上古时期的文学观念是一个大文学混融的状态, 文史哲不分, 诗乐舞一体, 但随着对诗歌认识的深入, 人们对文学的认识逐渐锁定在《诗经》上, 《诗经》俨然已经成为了贵族子弟修身养性的教材。所以对《诗》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对文学的认识。对诗歌最早且影响深远的理论就是上文提到的“诗言志”。

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的序中指出了“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这种提法在先秦文献中可以找到根据:《尚书·尧典》说:“帝 (舜) 曰:夔, 命汝典乐, 教胄子。直而温, 宽而栗, 刚而无虐, 简而无傲。诗言志, 歌永言, 声依永, 律和声。八音克谐, 无相夺伦, 神人以和。”这一时期“诗言志”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专指人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 通过“赋诗言志”和“作诗言志”两种途径, 把诗歌言志的功能集中到了社交的场合, 从而再彰显赋诗者和作诗者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

随着诗歌作用的不断被深化, 它的“情”的一方面逐渐被认可, 到战国后期和汉代, “诗言志”出现了另一条明晰的线索, 就是“诗缘情”。“诗缘情”虽在晋代才正式被提出, 但在这之前已经被赋予了“诗言志”的个人感情成分了。“志”不再只是指个人的政治理想和思想抱负, 而是开始倾向于个人感情方面了, 被礼教长久束缚的“情”开始正大光明地走入了文学领域, 并且永久占领了文坛。所以倾注了作者真感情的作品往往都会成为经典之作。因此, 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 挖掘文学作品所抒发的感情成为文学欣赏的一个主要目的, 并通过此而达到文学欣赏的最高境界——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共鸣。这可以说是文学批评与文学欣赏从古至今的一条定律。

但是纵观全国各地的高中语文课堂, 又有多少家在阅读方面真正注意到了这一点呢?“挖掘文学作品所抒发的感情”这条文学欣赏从古至今的定律为什么偏偏在给学生传递“真善美”的语文学科上断了链呢?答案再明显不过了, 因为高考的指挥棒没有指向这里, 高考的语文阅读存在严重的“失真”现象。

一、命题失真

高考的作用和地位使得老师和同学的平时训练必以高考为准则。高考的命题指向也就决定了课堂的训练内容。而纵观近些年各地的语文高考试卷,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在阅读命题方面, 命题者为了不使自己的题目因说不清而引发争议, 就先在文本中找到可以作为答案的信息点, 然后围绕它再设计问题。而同学们在解答的过程中也往往不求甚解, 只在书中找到原文即可得高分。例如2008年的全国卷II第17题第一问:“文中所说的‘光与影的对比’具体指什么?”我们先来看看蕴含命题和答案的段落:

“然而, 今天的马缨花, 却仿佛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我回忆里那些马缨花比起来, 一个是照相的底片, 一个是洗好的照片;一个是影, 一个是光。影中的马缨花也许是值得留恋的, 但是光中的马缨花不是更可爱吗?

我从此就爱上了这光中的马缨花, 而且我也爱藏在我心中的这一个光与影的对比。我愿意马缨花永远在这光中含笑怒放。”

段落中已经明显提到旧时的马缨花是“影”, 现在的马缨花是“光”, 作者心中的“光与影的对比”很显然就是旧时的马缨花和现在的马缨花的对比。没有任何深入思考的必要, 也就没有深思熟虑后得到答案的快感, 更谈不上真正去理解文章, 欣赏文章的美。

就是因为这些高考命题和所谓的准确答案, 致力于高考研究的老师们才得出了“用原文作答”这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样急功近利的命题, 这样浅尝辄止的训练, 势必影响学生的阅读方法和习惯, 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 这样的命题不仅限制了教师的“教”, 而且限制了学生的“学”, 用阅读说明文和议论文的方法去阅读散文必然会让美文失去文学的本质, 作者倾注的感情在这里也就荡然无存了。

二、答案失真

我认为高考阅读的答案过于死板。一方面, 过于强调思维结果的考查, 对思维过程不够重视。标准化试题的结构决定了考生只能根据命题者的思路去确定答案, 考生即使有独特新颖的见解也不敢表达出来。另一方面, 过于强调标准答案的确立, 对个体思维差异不够重视。因为高考命题经常试图将那些主观性很强, 需要读者感悟、体验等情感参与的所有内容如文学作品欣赏尽可能的“标准化”, 所以, 答案就表现为评分时追求答案的整齐划一, 忽视学习主体的个性差异与内在需求。

例如2008年高考全国卷第14题:“根据文意说说古阳关为什么闻名遐迩?”先来看一下原文:

古阳关位于敦煌城西75公里的古董滩上, 三面沙丘, 沙梁环抱。它与玉门关遥相呼应, 像两颗明珠镶嵌在一段汉长城的两端, 因在玉门关以南, 故名阳关。阳关这样的边塞之地之所以闻名遐迩, 并不起始于王维的那首《渭城曲》, 而是因为它自汉魏以来就是通往西域诸国最西边防上的重要关隘, 是古丝绸之路南道的必经关口。后来, “阳关道”成为光明大道的代名词。

从原文中我们不难发现古阳关闻名遐迩的原因, 即是地理位置、文化底蕴等, 如果作答的话需要稍加展开, 但是我们看一下答案: (1) 是通往西域边防的关隘; (2) 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关口; (3) 王维《渭城曲》中对古阳关的咏叹; (4) 有关“阳关道”的民谚广为流传。标准答案后附有说明:四个给分点, 答对一个给一分。需要说明的是这道题4分。如此严丝合缝的命题分值和答案要点, 一般的学生肯定难以领会, 尤其是第四点, 不少学生都没有将它列入答案中。这道题的答案可以说是高考阅读命题答案中的典型代表, 按点给分, 整齐划一。这样对阅卷者来说非常轻松, 可是对学生来说就不是很幸运了。学生必须按照命题者得的思路答题, 否则就有可能丢分。这样的标准答案是对学生思维的一种桎梏, 也是对文学阅读不负责任的表现。

从以上两方面来看, 我们的高考阅读命题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对于散文的欣赏, 如果只是仅仅明白某些字词句的含义, 只是挖空心思地寻找题目和答案的紧密对应, 那么现代文阅读部分可以完全取消。因为这样只会导致学生们用说明文和议论文的思维来阅读散文, 停留在段落之间的起承转合与前后照应, 从而忽略了散文作为文学的最根本的特质, 即作者的思想感情。如若抛弃了根本, 现代文阅读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 学生们从中感受不到真善美, 感受不到阅读带来的乐趣, 也就难怪他们不愿意用心做甚至交白卷了。

应当肯定, 近几年的语文高考命题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改进。例如, 命题指导思想已由当初的“不离纲, 不离本”, 转变到前几年的“不超纲、不超本”, 再转变到现在的“基于大纲, 但不拘泥于大纲”, 由单纯的“知识立意”转为“知识立意与能力立意相结合”, 注意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考查。试题中也不乏一些立意新颖、突出综合素质考核的闪光个案, 尤其是写作方面。但我仍然觉得, 语文高考命题的改革力度不够, 只是局部有了一些微调, 尚未从结构和根本上很好地实现“知识立意与能力立意相结合”等主旨, 尤其是在阅读方面。从传统的理念出发, 摆脱那种繁琐不堪而又故作神秘的标准化试题, 实现高考语文阅读的根本改革, 学生就会充分发展他们的个性, 体会到阅读、表达、创造的乐趣, 将语文教学成功地回归到人性、人情、人文的轨道上来, 语文教学与评价就会完美地得到统一。这不仅是语文的大幸, 而且是教育的大幸。

参考文献

[1]刘海峰.高考存废与科举存废[J].高教研究, 2000.02.

[2]葛云杰.语文高考命题取向的反思与展望[J].现代语文, 2006.01.

[3]马伯成.展望2004年高考语文阅试题考查重点[J].教学月刊中学版, 2004.04.

诗言志 篇7

诗乐的产生就带有实用政治目的。“诗言志”出自《尚书·尧典》“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从《尚书》记载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上古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及诗乐温柔敦厚的教化作用。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与上古时期的祭祀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尚书》、《礼记》、《左传》、《吕氏春秋》、《春秋繁露》都有记载祭祀的相关仪式。《礼记·乐记》“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此用于宗庙社稷与事乎山川鬼神,都是礼乐在祭祀中的作用。《吕氏春秋·古乐篇》:“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尧命质来作乐舞《大章》,来祭祀上帝。可以说,祭祀的仪式就是以诗乐舞结合的形式来完成的。祭祀活动是诗歌产生的源头之一。上古时期,自然灾害频多、生存环境恶劣,多干旱、洪水且猛兽逼人。祭祀活动是与上天、祖先交流的形式,是祈福的形式,人们通过祭祀来祈求风调雨顺,先王通过祭祀来安抚统治教化万民,而由祭祀产生的诗乐自然也就带有实用的目的。《春秋繁露·郊祭》:“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兴师伐崇。其《诗》曰:‘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趋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此郊辞也。其下曰:‘淠彼泾舟,烝徒檝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此伐辞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以此辞者,见文王受命则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时,民何处央乎。”此篇《郊祭》记载文王进行郊祭,问军事战争之吉凶。祭辞及伐辞之《诗》曰“芃芃棫朴”“文王受命”,出自《诗经·大雅·棫朴》,其下曰“文王受命”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诗经》雅颂诸篇,当为祭祀时诗歌。也可见诗乐在政治、军事及教化上的作用。《礼记·乐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这里明确说明诗乐与政教的密切关系,礼乐与天地感应的重要作用。

周代形成一套礼乐制度来维持统治,但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礼坏乐崩,诗乐的政教作用也有所减弱,诗歌则承载着政教作用。一、诗歌考察民风及讽谏教化作用,《诗大序》中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段话前一部分,言通过诗歌可以得知一个国家的政治情况。后一部分言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正得失”是对统治者而言,是讽谏作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是对百姓而言的,是教化作用。《国语·晋语》(范)文子曰“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先王疾是骄也。”赵文子行士冠礼之后,见栾武子、范文子、韩献子等大臣,范文子教导他不要得宠而骄,要听公卿列士献诗,知道政教得失所在,过则改之。二、诗歌的外交作用。《左传》中记载很多诗的外交功能,如在文公十三年,“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郑伯想请文公帮忙向晋国说情,维持两国的关系,郑国大夫子家赋《鸿雁》篇,以鸿雁哀鸣来比喻国家的处境,请鲁文公帮忙。鲁国季文子赋《四月》篇表示拒绝。子家又赋《载驰》求助,季文子赋《采薇》篇表示愿意帮助,可见赋诗在外交中的作用。《左传·成公二年》齐晋鞍之战,齐侯战败派宾媚人见晋国的使者。晋人要求“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宾媚人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宾媚人的回答中,有三处引用《诗经》来说理,言明厉害,拒绝了晋人的要求,这里《诗三百》显然被当作权威话语来对待,可见诗在外交、应对上的重要作用。

诗歌的社会、教育作用。《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在这里教导孔鲤,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明事父事君之理,可以学鸟兽草木之名。可见学诗,也是因为诗的社会功能。春秋战国时期,诗歌的作用就是赋诗以在外交、政治上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与怀抱;观诗以知政教得失、民俗风气;献诗以讽谏君王、赞颂君王。正是由于诗的政教作用,所以这时期,诸家都提出“诗言志”的论断。如《荀子·效儒》“诗言是其志也”,《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礼记·乐记》“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诗言志”偏重用诗、赋诗而不是作诗。《诗经》大部分都不知其作者,表达的不是个人之情,而是集体共鸣之志,圣人之志。“诗言志”的提出是当时政治制度、社会氛围、文学尚未独立情况下的必然。

思想是断裂的、不连续的,不存在“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化,或是说后出现的“诗缘情”就是比“诗言志”要高明。“诗缘情”的提出,与各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有密切的关系。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礼乐制度更是不复存在,赋诗言志也不盛行了,诗歌的政教作用减弱,诗歌教化不能成为维系统治的一种手段。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之际,已开始记录抒发个人情志的诗作,如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都是作诗抒发自己的情志。刘邦建立了大一统汉朝,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学也有了发展。汉赋的兴起,使“文学”与“文章”有了区分。汉赋铺陈体物,大量使用双声叠韵的华丽辞藻,同时也拓展了文章描写表现的题材,出现了像司马相如、枚乘那样以文章立足朝廷的文人,汉赋对魏晋诗歌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汉赋备受统治者青睐,此时的诗歌仍有一定的政教作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云:“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乐府采诗作乐,观风俗、讽刺政治,诗歌的作用主要还是传统的教化作用,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已经有了个人情感的因素,故《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此时,“诗言志”中“志”的内涵相对于先秦时期已有所改变,“志”不再强调圣人之志、集体之情志,而是个人之情志。汉代个体意识萌芽,初见文学自觉端倪,为魏晋时期文学自觉,文学、诗文评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东汉末年,政局混乱,采诗讽刺,诗歌教化,已经不能发挥维护国家稳定的作用。曹魏时期,政治上选拔人才实行九品中正制度,使人物品评之风盛行,刘劭作《人物志》,论述了如何认识人才、如何发现人才、如何使用人才,形成了人物批评的一些规律。人物的品评与人物的才能、文章相结合起来,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大量文学批评著作有一定的影响。曹丕的《典论·论文》言“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与吴质书》“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钟嵘《诗品》“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这些都是将人的品质与所作文章一同评论。把人品与文品相结合批评,重视文人,成就了文学的自觉。两晋时期司马氏执政,多数文人作为“前朝遗民”,生活在恐惧之中。《晋书·阮籍传》言“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可见当时文人的生存状态。政治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士庶有别,庶族文人没有晋升之途,士族文人没有政治建树。政治上的无望,使得文化上盛行宴游、清谈之风,思考纯思辨性的命题,探讨宇宙万物的本源。而且长年的征战、频繁的政权交替,造成了人们对生命易逝、离别无常的感伤。因此,文人更重视个人的感受,及时行乐,感物而动,以诗文抒发自己的情志。如曹植《赠白马王彪》其四“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王粲《七哀诗》“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徐幹《思室》其二“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阮籍《咏怀诗》“闻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帏。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何劭《游仙诗》“青青陵上松,亭亭山中柏。光色冬夏茂,根柢无凋落。吉士怀贞心,悟物思远托。”陆机《悲哉行》“伤哉游客士,忧思一何深。目感随气草,耳悲咏时禽。”这些魏晋诗人有感而发,诗风慷慨悲凉。这时,哲学、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再密切,诗歌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诗的政教作用减弱了,相对应的诗的抒情功能增强了。陆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是政治环境、历史发展的必然。

“诗言志”是先秦时期,诗歌作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为政治统治服务,主要发挥它的政教作用下提出理论命题。诗歌在发挥政教作用的同时,自然是有人的情感参与进来。诗中并非不含情,志中也并非不含情,只是当时人们只重视诗的教化作用,而没有诗缘情的自觉。《诗经》中有很多抒情之作,《毛诗》给这些诗加上了政教的帽子。人的各种情感是相通的,屈原之“香草美人”就是把君臣比作夫妻。因着诗的“比兴”功能,所以《诗经》中大量的爱情诗得以保留。《论语·子罕》中孔子引诗“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是室远而”。又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不管这首诗原来是表达什么情感的,引用的是“找借口不去做某事”的意思。先秦时期不管是“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还是“作诗言志”都是言说诗歌的政治实用功能。而随着礼乐制度的瓦解,秦汉政权的更替,政治制度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文学逐渐走出文史哲不分的时代,文学与文章有了区别,文体有了区分,诗歌的作用发生了变化。魏晋时期,非功利的纯感性、抒情诗作兴起,人们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诗歌由政治之诗变为抒情之诗,“诗缘情”的提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以后时代应是“诗言志”与“诗缘情”并存,“志”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先秦强调的是圣人之志,国家之志,政教之志,抒发之情是作者之情(作者心情),表达之情是符合圣人之志的情,所用之诗情(读者之情)就是圣人之志。“诗缘情”抒发表达体会的都是诗人之情志,情多是闲情逸致(情感),志多是仕途之志(志向),这个志向有可能是儒家之道,圣人教诲,但不是作为政教之用。“诗言志”与“诗缘情”都是应各自时代而生的理论命题,是诗歌的不同作用的体现,它们体现了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文学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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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詹福瑞,侯贵满.《“诗缘情”辨义》.《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2).

《诗言史》 篇8

太公姓姜名吕尚, 博学广闻智谋奇。

周游列国择明主, 年过七十无人识。

垂钓渭水遇贤君 (2) , 倾心交谈西伯 (3) 喜。

受尊被称太公望, 同车回周立为师 (4) 。

竭尽才智辅文王 (5) , 推行德政民生息。

三分天下归周二, 国力强盛势无匹。

武王 (6) 盟津会诸侯, 共商伐纣定《泰誓》 (7) 。

征前武王占卜卦, 兆辞竟然不吉利。

群臣恐惧主罢兵, 唯有太公持异议。

力劝武王消疑虑, 誓师牧野伐纣急。

纣王失道众离叛, 武王厚德顺民意。

吕尚堪称兵家祖, 奇谋妙策战无敌。

暴君兵败逃鹿台, 身遭诛杀亡社稷。

武王登基掌天下, 封师尚父 (8) 于齐地。

尚父连夜赴封国, 修明政治尊俗习。

扶持工商减徭赋, 发展渔盐简礼仪。

德政昭显民归附, 奠定东方大国基。

成王 (9) 继位尚年幼, 管叔蔡叔 (10) 竟叛离。

授权太公兴兵讨, 夺得疆土尽归齐。

地广物博冠诸侯, 定都营丘谋盛世。

寿享百岁得善终, 齐国延续七世纪。

注: (1) 齐太公:本东夷之士, 姓姜, 因其先祖佐禹治水土有功, 被封于吕, 因以邑为姓, 故名吕尚。他博学多闻, 是西周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所以后世谈论用兵之道, 都推崇太公为始祖。七十多岁方遇周西伯姬昌, 被立为帝王师, 故又称师尚父, 也称太公望、姜太公。他辅佐周西伯周武王灭商, 周定天下, 封于齐, 称齐太公。因授权平叛, 扩大了领土, 齐成为天下大国, 定都于营丘。太公约百余岁去世。齐共历29位君主, 延续近七百年。

(2) 贤君:指周西伯姬昌。

(3) 西伯:即姬昌。

(4) 立为师:指太公被周西伯拜为帝王师。

(5) 文王:即姬昌。周灭商后建西周, 姬昌称文王。

(6) 武王:即文王次子姬发。文王去世后继王位, 称武王。

(7) 《泰誓》:指武王在盟津约会诸侯, 共同伐纣的誓言。

(8) 师尚父:即齐太公。

(9) 成王:武王之子。武王去世后继王位, 称成王。

(10) 管叔蔡叔:是文王第三子和第五子, 是武王同母之弟, 成王之叔。

秦始皇 (1)

秦国三十二代后, 一十三岁王位继。

登基七载始亲政, 铲除嫪毐 (2) 不韦 (3) 势。

广招贤才谋霸业, 厚积钱粮强国力。

十载征伐灭六国, 一统华夏始皇帝。

厚今薄古废分封, 设立郡县推统集。

统一法律明礼仪, 严禁民间匿戎器。

修筑长城防外患, 战国边防尽拆弃。

通都驰道车同轨, 各地皆行小篆体。

重农抑商各业兴, 度量衡币皆同一。

巡视各地施教化, 垂示功德固根基。

妄演五德 (4) 嬗违序, 推崇苛政失道义。

酷刑惨戮怖威严, 焚书坑儒灭异议。

妄求长生宠方士, 横征暴敛民怨积。

注: (1) 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 死于公元前210年, 名政, 秦庄襄王之子。十三岁继王位, 相国吕不韦和宦官嫪 (lào) 毐 (ǎi) 把持朝政。公元前238年亲政, 平定嫪毐之乱, 次年免除吕不韦相国职务。任用李斯, 命令王翦等推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从公元前230年, 至公元前221年, 十年之间消灭了称雄割据的韩、魏、楚、燕、赵、齐六国,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

(2) 嫪毐:宦官, 封长信侯, 秦王政亲政前与丞相吕不韦把持朝政。秦王政亲政后, 发动叛乱, 被秦王政灭全族。

(3) 不韦:即吕不韦, 相国, 封文信侯。秦王政亲政前与宦官嫪毐把持朝政。秦王政亲政后, 受嫪毐牵连, 被免除相国职务。

(4) 五德:战国末阴阳家邹衍的学说。指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德性相生相克和终而复始的循环变化。秦始皇推演周朝属火德, 水克火, 所以认为, 秦朝属水德。而水德应为政强硬果决, 依法决断, 不讲仁爱恩善, 没有温情道义, 这样才符合五德演变的原则。

项羽 (1)

祖上世代为楚将, 身高八尺力举鼎。

早存灭秦雄勃志, 随叔起兵于吴中 (2) 。

八千精士镇会稽 (3) , 渡淮西进势如龙。

部卒扩拥六七万, 抗秦主力初形成。

为借楚威访楚裔, 立新怀王 (4) 民心从。

钜鹿 (5) 救赵显智勇, 破釜沉舟歼秦兵。

战绩堪令诸侯佩, 四方归顺受尊崇。

兵驻彰水 (6) 秦兵惧, 招降章邯 (7) 缔约盟。

设宴鸿门会刘邦, 不听忠言放沛公。

西进咸阳 (8) 大奢掠, 三月大火焚秦宫。

三载亡秦统天下, 自称霸王都彭城 (9) 。

滥封诸侯天下乱, 汉王与其争雌雄。

初曾占据有利势, 刘邦几番遭绝境。

杀掳抢掠民心失, 寡爱性愎士气穷。

被困垓下 (10) 惊楚歌, 自刎乌江谢江东。11

临死不悔己之过, 只怨老天太不公。

注: (1) 项羽:名籍, 字羽, 下相 (今江苏宿迁县西南) 人。祖上为战国末年楚国名将。生于公元前233年, 死于公元前202年, 24岁随叔父项梁起兵反秦。

(2) 吴中:今江苏苏州市。

(3) 会稽:秦时郡名, 治在吴县 (今苏州市) 。

(4) 怀王:即楚怀王。

(5) 钜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

(5) 彰水:彰河, 发源山西, 流经河北入卫河。

(7) 章邯:秦军主力统帅。

(8) 咸阳:秦国都城。

(9) 彭城:今江苏徐州市。

(10) 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

乌江:今安徽和县境内。11

汉高祖刘邦 (1)

祖籍沛县性豁达, 出身农家不种粮。

响应陈胜聚众反, 尊为沛公附项梁。

灭秦征战勋功立, 受封巴蜀称汉王。

楚汉战争鏖四年, 仁厚重才弱变强。

垓下围歼楚主力, 项羽兵败刎乌江。

天下初平民意归, 即位汉帝都洛阳。

为固基业选新都, 迁往长安建未央 (2) 。

利益相共酬勋臣, 不惜王位论功赏。

士卒归里免徭役, 扶农抑商赈饥荒。

不忘根本建沛宫 (3) , 怀念故旧探故乡。

异姓诸王相继反, 亲征平叛威更扬。

自此封王禁异姓, 集权中央治久长。

平叛伤病嘱后事, 指定两代贤良相 (4) 。

注: (1) 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 死于公元前195年, 字季, 秦朝泗水郡沛县 (今江苏沛县) 人, 早年当过泗水亭亭长。汉朝开国皇帝。

(2) 未央:即长安未央宫。

(3) 沛宫:刘邦称帝后, 在家乡沛县建造的行宫。

浅谈托物言志 篇9

托物言志,顾名思义,就是诗人把自己内在的志向寄托在外在的事物上表达出来。

古时以含蓄为美的标准,自觉或不自觉地也成了诗歌的审美标准,于是诗歌的很多手法应运而生,比如抒情要借景(借景抒情)、说理要借物(借物说理)、讽今要借古(借古讽今)、言事要借典(用典)、言志要托物(托物言志),还要“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以彼物比此物”(兴、比)。可以说,传统诗歌界流行着“借”的风气,诗非借不能作也;讲究“托”的哲学,志非托不能言也。那么,做托物言志类诗歌的题目,要把握哪几点呢?”

一、抓所描写主体的外在特征

例 1:早 梅

齐己

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

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

风递幽香出,禽窥素艳来。

明年如应律,先发望春台。

逐句分析抓梅的外在特征:

题目“早梅”:梅花开得早,早于众芳。

“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耐寒、一枝独开。

“风递幽香出,禽窥素艳来。”:气味幽香,色泽素艳。

例2:阮籍的《咏怀八十二首》(其七十九)(诗略)

逐句分析抓凤凰的外在特征:

“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喝洁净甘甜的泉水,身处高处。

“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声音嘹亮,视野开阔。

二、体会所描写主体的精神品格

题目“早梅”:梅花开得早,早于众芳。

———争先

“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耐寒、一枝独开。

———坚韧、孤傲

“风递幽香出,禽窥素艳来。”:气味幽香,色泽素艳。

———素雅芳洁

“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

———高洁

“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

———志向远大

“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但恨处非位,怆悢使心伤。”

———壮志未酬

三、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由物联系到诗人的精神品格

齐己早年曾热心于功名仕途,颇有雄心抱负。然而科举失利,不为他人所赏识,故时有怀才不遇之慨。“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正是这种心境的写照。自己处于山村野外,只有“风”、“禽”作伴,但犹自“孤根独暖”,颇有点孤芳自赏的意味。又因其内怀“幽香”、外呈“素艳”,所以,他不甘于前村深雪“寂寞开无主”的境遇,而是满怀希望“明年如应律,先发望春台。”此联字面义不难理解,然而咏物诗多有诗人思想感情的寄托。这里“望春台”既指京城,又似有“望春”的含义:明年(他年)应时而发,在望春台上独占鳌头,辞意充满着自信。

以诗言志书家录 以史为鉴月旦评 篇10

当我通读了《往识集》书稿后，真是感到别开生面，独出心裁，是我有升以来第一次看到个人诗集由众多书家出书法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诗书并举，诗为书添彩，书为诗争光，可渭珠联壁合，诗雅书香。全集333首七言绝句，皆为咏史之作，堪称一部史书。一首绝句仅仅28个字竟浓缩了一段历史故事，让每个读者重温典故，以史为鉴，学习先贤，弘扬正义，抨击邪恶，褒奖善爱，贬罚丑陋……由此可见，作者不仅是一位擅长绝句的诗人，更是一位深谙历史的史学家。若想读懂这本诗集，读懂书中的每首诗，就必须去重温历史，了解诗中的典故，只有这样才能理解诗中的内涵和外延。否则，就如同盲人摸象，雾里看花。这本诗集的书名《往识集》就告诉我们要鉴往识来，温故知新。

当我翻阅这本诗集，首先看到的就是《咏史船》：“董笔千秋镜鉴悬，徜徉太简兴何酣。愧无阳夏一匹锦，讵望寻声咏史船。”一开篇就把读者带进了历史的长河中，揭开了中华文明史的诗篇。这本诗集正像一艘咏史大船，诗人是船长，又是导游，把乘船的“旅游者”带进了珍藏着悠久历史、博大精深、令人神往的博物胜境，让“旅游者”目不暇接地领略着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的无限风光，无穷美妙的故事，结识了无数的先师、先贤、先圣……诗人首推春秋晋国太史董狐，亦称史狐。董狐秉笔直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诗人开宗明义：“董笔千秋镜鉴悬”，告诫人们要以史为鉴。并让自己徜徉在太史公编著的史书中，激发诗人的咏史诗兴正酣。随之遥想谢尚在豫州为官，与同僚趁秋夜乘船闲游江上，巧遇阳夏袁宏在邻近的船上朗诵咏史诗，相邀袁同船共吟咏，从而结为友好。诗人用这段历史佳话，让读者知道“宏有逸才，文章绝美，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后为《东征赋》，赋末列称过江诸名德，而独不载桓彝”的可贵品质。推崇袁宏为官、为文皆有杰出才华，做事做人有高尚节操的人格魅力。同时，诗人在这首诗里借用一匹锦的典故，以表白谦，兼抒自己喜欢读史吟诗的情怀：“愧无阳夏一匹锦，讵望寻声咏史船。”

第二首《甘井先竭》：“直木先伐奈若何，甘泉众饮早竭涸。南金东箭堪为用，败絮不乏弹冠多，”前两句引用《庄子·山木》：“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说的是长得很直的樹木成了材，有用，所以总是先被伐取；甘井的水甜，人们争先汲取，所以先干枯。这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是一样的道理，喻意有能力、有才华的人容易遭嫉妒，受伤害，不得不防。第三句“南金东箭堪为用”，出自《尔雅·释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西南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古人把南金东箭喻美才，诗人赞赏的是“南金东箭堪为用”，痛斥的是“败絮不乏弹冠多”。可见诗人爱憎分明的耿介品格。

第十一首《咏墨》：“入砚松风响亦香，文房光气不寻常。取烟原在太华顶，五李三张韵味长。”谁都知道，文房四宝是笔墨纸砚，却不一定知道它们的来历。郭兴文不仅是诗人，还是书法家，他深谙许多字帖，尤对书圣王義之《圣教序》熟记于心，他能将马致远的第一部神仙道化剧《岳阳楼》中的话：“这墨光照文房，取烟在太华顶上，仙人掌，更压着五李三张，入砚松风响。”巧妙地概括成一首绝句，可见他学识之渊博，写诗之造诣。

第二十二首《开卷有益》：“天子读书绝韦编，日攻御览课功全。偶因繁政阙三卷，追补还日有益焉。”这首诗写的是宋太宗日理朝政，每日还要阅读三卷《太平御览》，若因事有缺，还要暇日追补上，并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诗人还用孔子世家“书编三绝”的典故，说孔子为读《易》而多次翻断了牛皮带子之事。皇上和圣人都能孜孜不倦，勤奋读书，作为平常人还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

第三十二首《山中白云》：“句曲山中作鹤闲，每逢大事但频烦。白云不必自怡悦，枕石亦当知历年。”这首诗是写南朝齐、梁时期的陶弘景，他是南朝梁时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道教思想家、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也是那个时期的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之一。辞官隐居到句容的句曲山（今江苏茅山），自号华阳隐居。据载，梁武帝萧衍即位后，想让其出山为官，辅佐朝政。陶于是画了一张画，两头牛，一个自在地吃草，一个带着金笼头、被拿着鞭子的人牵着鼻子。梁武帝一见，便知其意，虽不为官，但念其旧功，“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常以朝廷大事与他商讨，朝廷与句曲山间音信不断，月中常有数信，时人渭之“山中宰相”。当读者了解了陶弘景的这些事情后，对这首诗就自然心知肚明了。诗人是在倡导一种社会责任感，正所渭：“白云不必自怡悦，枕石亦当知历年。”

第三十五首《三余》：“董遇治学法自殊，门生苦渴日时无。穷经原本无捷径，当惜三余百遍书。”董遇是三国时候的著名学者，他博览群书，尤其精通《老子》。因为他治学有方，求教者自然很多，可他不是教人知识，而是教人学习的方法。他的“必当先读百遍，而义自见”和“冬者，岁之佘；夜者，日之佘；阴雨者，时之余也”“当以三余”说，就是古今治学的好方法。这正与古人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同样的道理。诗人以“穷经原本无捷径，当惜三余百遍书”画龙点睛，堪称传世佳句。

第三十八首《三迁》：“三迁原为教儿郎，机杼一绝圣绪昌。六艺率成称范典，慈晖亦照万年长。”诗人以这首诗，让人们重温孟母教育孟子的故事。孟母为使孩子能有个好的成长环境，三迁其家。孟子因逃学跪在孟母织布机前，孟母一剪刀把正织着的布剪断，并告诉孟子，这布是一线一线连成寸，一寸一寸连成尺，再一尺一尺连成丈，才织成匹，剪断了就成了没用的东西。读书学习和织布一样，也要循序渐进，日积月累，才能成才。若是没有孟母三迁，及孟母“断机杼”的谆谆教诲，孟子怎能学成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成为儒家之亚圣。孟母懿范，使我联想到岳母刺字、欧母画荻的故事，正是因为古代有了孟母、岳母、欧母这样伟大的母亲，才造就了孟子、岳飞、欧阳修这些千古流芳的先圣先贤。这才有了诗人“六艺率成称范典，慈晖亦照万年长”的美好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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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笔下，佳什力作数不胜数，雅句佳辞信手拈来，犹如他的讲演出口成章，才华纵横，学识渊博。这等赞誉并非言过其实，而是众所周知的共识，这三百多首咏史诗，不就是最好的见证吗！笔者在前面随便拣出十来首诗，写了一些粗浅的感想，验证了诗人的知识修养、诗才功力、史学底蕴。下面我再从《往识集》里，遴选一些耐人寻味、令人思考、富有思想的鲜美诗句，大家不妨慢慢地品味，真真地体会。

请看：“澄清无待黄河水，品节高莹可对天。”（《不疑诬金》）“天听高远还盈尺，头上神灵判伪真。”《天高听卑》）“朱子斩绝说要害，一刀两断去根源。”（《一刀两断》）“帝家原本无棠棣，煮豆燃萁悲总生。”（《灼艾分痛》）“铁面能缩权贵手，青天总唱老包公。”（《笑比黄河清》）“一任为官诚若许，不屈民脂喂君肥。”（《有脚阳春》）“神宗岂赞行装少，为政更期尚简廉。”（《一琴一鹤》）“居安总作忧舟诫，履朔求衣社稷兴。”（《罪己诏》）“前朝莫论风骚事，七步诗成悲豆萁。”（《邺宫游宴》）“但无讽谏何摇笔，难为生花五柳风。”（《白壁微瑕》）“民以邦本当须固，少作追思五子歌。”（《民为邦本》）“一旦庙堂倾玉柱，安倚宠物作金梁。”（《爱鹤失众》）……这些掷地有声、含意深遂、赏心悦目的诗句，怎能不让人拍手、点赞，引起共鸣。不要说这些通经明理、脍炙人口的诗句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就是浏览那些妙笔生花的诗题，都会使人开眼界，长知识，情不自禁地生发联想……请看，《红叶题诗》《吴牛瑞月》《任棠之喻》《祁奚荐贤》《户枢不朽》《卧雪吞毡》《乐不思蜀》《三顾茅庐》《绝伦逸群》《吴下阿蒙》《含沙射影》《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满城风雨》《树倒猢狲散》《铁砚磨穿》《杯酒释兵权》《天衣无缝》《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死而不朽》《多难兴邦》《后生可畏》《徐市求仙》《奇货可居》《死灰复燃》《鲁殿灵光》《太宗纳谏》《康乾盛世》……一首诗的题目，犹如一个人的额头和眼睛，我们从这些精彩纷呈一目了然的诗题中，足见诗人写诗的功底。

《往识集》的开篇之作是用《咏史船》，来剪彩、起锚、开始远航。而收官之作则是以《穷愁著书》，在鳴笛、靠岸，圆满旅程。由于诗人的精心策划，巧妙编排、按照历史的脉络，这本诗集首尾相接，前后呼应。《穷愁著书》吟唱：“奔走风尘斗米途，穷鳞铩羽始编书。虞卿原本为自见，白首之心余也无？”诗人在这里借用战国时期赵国虞卿弃相、潜心著书的典故，和柳宗元“好音怜铩羽，濡沫慰穷鳞”诗句，写成这首杀青佳作，借以表达诗人出这本《往识集》的初衷。兼含“白首之心余也无”的自谦之意，更是难能可贵。

纵观《往识集》，它不仅是一本诗集，还是一部史书，又是一部当代书法集，其价值不可低估。试问，有史以来，有哪部个人诗集能赢得国內300多位著名书法家垂青，用书法将其诗全部写出来？可见诗人的人品是何等德高望重、诗品是何等高雅非凡。诗人正是以他的人格魅力换来了当今书坛的大家名人赵长青、苏士澍、聂成文、王丹、邵秉仁、胡崇炜、李仲元、宋雨桂、冯大中、姚哲成、董文、王贺良、王梦赓等献艺于《往识集》，使其翰逸神飞、锦上添花。

这本诗集体现了诗人对待历史的真实态度，用典有据，说事有根，做人有本；还体现了诗人吟诗写文的严谨态度，字斟句酌，精益求精。为了充分表达诗人咏史的真情实感，不受格律的束缚和限制，诗人完全是以七言绝句的艺术形式来展现的。我们知道，绝句有律绝和古绝之分，在韵律要求上，律绝严格，古绝宽松、较为自由。诗人是律绝和古绝并举，突破古绝多为五言和押仄韵的约束，大胆地写出七言古绝，又多押平声韵，还将普通话中的新韵融入古绝，起到了推广新声韵的作用。这本《往识集》就是诗人赋诗咏史、为人处事的诠释。诗人无愧为诗家、史学家、书法家。作为他的挚友，我衷心地祝贺《往识集》出版。我相信，诗人在鉴往识来的人生旅程中，一定会赓续一代鸿儒董仲舒的治学精神，“上继往圣起绝学，下为万世开太平”。

2015年12月5日写于盛京陶然轩

诗言志 篇11

1、特定的民族性格

金是女真族入主中原之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异族入主的兄弟民族。此前, 女真族的生活状态可以用蛮荒来形容。“无室庐, 负山水坎地, 梁木其上, 覆以土, 夏则出随水草以居, 冬则入处其中, 迁徙不常”【2】。这种居无定所的生存状态显然很难有文化的积淀。因此, 女真族以这样一种状况进入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原大地, 并要建立政权一统北国, 心理上一定会有某种不自信。与之前灿烂辉煌的唐宋两朝相比, 这种不自信就会转化为向汉族文化学习的趋势。故金朝在立国之初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在官制、律法、服饰、尊卑秩序、风俗礼仪等方面都有汉文化的渗透。

文化信仰方面, 各届君主万分推崇孔子, 金熙宗时, 于天眷三年 (1140) “以孔子四十九代孙璠袭封衍圣公”, 次年, 又“亲祭孔子庙”。对侍臣曰:“朕幼年游佚, 不知志学, 岁月逾迈, 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 其道可尊, 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 不可不免勉”。【3】所谓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 这样就在金朝上下兴起了“学汉热”。这样北宋遗民知识分子就会得到尊重和赏识, 少数民族在这一潮流中也提高了自身修养, 有的甚至被同化。这就使汉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播和发展, 对文人创作也影响颇深。

2、寄书鸿雁, 烟月微茫

女真族建国时起用了不少北宋遗民, 如吴激、蔡松年、宇文虚中、高士谈等。这些“宋儒”在创作中无一不受到苏轼的影响。苏词题材广阔、意境深广、语词豪放雄浑的特点在吴激蔡松年词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但二者风格又稍有不同。

吴激词的风格表现为雅洁疏朗、凄婉缠绵。如《人月圆》 (宴张侍家有感) :

南朝千古伤心事, 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 堂前燕子, 飞向谁家?恍然一梦, 仙肌胜雪, 宫髻堆鸦。江州司马, 青衫泪湿, 同是天涯。【4】

因见到前朝宫人而引起作者的故国之思。流露出作者被羁留而不得归的沉痛之感。首句化用杜牧《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三句取自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江州司马”三句巧妙化用了白居易《琵琶行》中“座中泣下谁最多, 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意。全篇词中大量引用古诗成句、诗意, 却能与自己的情感融为一体, 丝毫没有穿凿附会之感。刘祁《归潜志》云:“诗不宜用前人语, 若夫乐章则剪裁古人语亦无害, 但要能使用尔。如彦高《人月圆》半是古人句, 其思致含蓄甚远, 不露圭角, 不犹胜于宇文自作者哉”。【5】

另一首《春从天上来》可称为《人月圆》的姐妹篇, 两篇词情旨大致相同。吴词这种含蓄蕴藉的风格正是由于大量化用前人诗句、典故而形成的。

《风流子》一词全篇词由“回忆”贯穿始终, 上阕写居住汴京时的种种美好记忆, 下阕转而写羁留之苦, 流露出苦闷落寞之感。用汉代王昭君弹琵琶出塞一事, 更增添了语境的悲凉。末句“不似海门潮信, 犹到浔阳”指出海洋潮水尚涨落有时, 物犹如此, 人何以堪?寄书不达, 身不由己的无奈之情表露无遗。

蔡松年迫不得已由宋入金, 虽然他接受了金国官职, 但也开始了心灵痛苦的历程。内心的挣扎与彷徨在其词中一览无余。

如《大江东去》:

离骚痛饮, 问人生佳处, 能消何物。江左诸人成底事, 空想岩岩青壁。五亩苍烟, 一丘寒玉, 岁晚忧风雪。西州扶病, 至今悲感前杰。我梦卜筑萧闲, 觉来岩桂, 十里幽香发。磊胸中冰与炭, 一酌春风都灭。胜日神交, 悠然得意, 离恨无毫发。古今同致, 永和徒记年月。【6】

作者认为人生佳处, 但有读骚饮酒, 不需他物, 这是何等豪迈壮阔的心境。“江左”两句是对空谈误国的夷浦诸人的批判。词中以“岁寒翠竹”自比, 表现出内心的高洁追求与现实相矛盾的痛苦。借酒消胸中之垒块。与先贤神交, 悠然自得。因此有人说此词豪而能郁, 郁则意境深厚。堪与苏轼《念奴娇·赤壁》比肩。

北宋遗民与苏轼在人生经历和遭遇上可以达到某种情感的共鸣。苏轼随遇而安、乐观豁达、超然物外的精神, 在他们词中转化为萧散闲逸的情怀。但不同的是, 苏轼随历经多次贬谪, 却仍在“汉家”, 而宋儒却身处异主统治之下, “夷夏之辨”这种正统观念更加剧了文人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所以其词作更多表达的是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更关注的是现实社会带来的这种尴尬与无奈的环境。宋儒虽身在新朝, 但内心却强烈拒绝接受异族新政权, 这种痛楚发而为词, 言其心志。

3、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女真族作为第一个异族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 在吸收和学习汉文化方面效果十分显著。这在皇室成员词中可以明显看到他们深厚的文化修养。

如:完颜亮《鹊桥仙》:

停杯不举, 停歌不发, 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 做许大、通天障碍。虬髯捻断, 星眸睁裂, 唯恨剑锋不快。一挥截断紫云腰, 仔细看、嫦娥体态。

语词自然本色, 不避俚俗, 豪放之气在洗尽铅华之后一览无余。深为后人所称道。

完颜璹《朝中措》:

襄阳古道灞陵桥。诗兴与秋高。千古风流人物, 一时多少雄豪。霜清玉塞, 云飞陇首, 风落江皋。梦到凤凰台上, 山围故国周遭。【7】

词中写登高怀古的感叹。尽数千年来无数英雄豪杰, 而今秋霜清、玉露塞、云飞风落, 一片衰败之景, 壁立的青山作为金陵由盛而衰的见证, 令人感慨之至。

少数民族统领半壁江山, 自豪之感不言而喻。女真族彪勇质朴的民族性格, 皇室的雄鸷豪霸、猛悍倔强, 再加上宋儒词人的影响及其对苏词的推崇与学习, 形成了他们豪迈雄鸷的词风。词作并非“娱宾遣兴”, 而是指向人的内心, 关注自我情性, 因此女真皇室词更是“以词言志”而非“缘情”。

4、中州万古英雄气, 也到阴山敕勒川

金元时代最重要的词人元好问, 在其词作中更多地体现出沧桑之感。如《浣纱记·往年宏辞御题有西山晴雪诗》云:

日射云间五色芝。鸳鸯宫瓦碧参差。西山晴雪入新诗。焦土已经三月火, 残花犹发万年枝。他年江令独来时。

这首词作于金亡后元好问在重游故都时所作, “焦土已经三月火”可以看出昨日繁华的都城在经过铁蹄践踏后的破败景象。以“残花犹发万年枝。他年江令独来时”作结, 表达忧伤的情感。此外, 《木兰花慢·渺涨江东下》也表达了这种身世之感。作者以王粲自比, 昔日繁华的帝都如今只剩下一片残垣蔓草, 作者生活辗转不定, 发出“似南飞, 乌鹊月三更”的感慨。今昔对照, 寄慨苍茫。

5、小结

金源词人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言志”倾向, 是受到苏轼“以诗为词”这一创作理论的影响。金代词人不仅学习了苏轼豪放扩大的作词方法, 对其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精神也是推崇备至, 再加上北方人独特的性格, 他们的词作便体现出“言志”的倾向。

摘要：金词作为北方词的延续, 继承和发展了北宋词, 这一时期词的功能开始由“娱宾遣兴”转向“言作者内心之志”。本文旨在通过对有金一代词人及其作品的分析论述, 指出金源词由“缘情”转向“言志”的倾向。

关键词：金代,词,言志

参考文献

[1]夏承焘、张璋:《金元明清词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版。

[2]陶然:《金元词通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版。

[3]赵维江《金元词论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