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记忆三十年观后感

中国股市记忆三十年观后感（通用9篇）

中国股市记忆三十年观后感 篇1

中国股市记忆观后感

在很久以前就有人说，中国股市可以看作是经济晴雨表。其实，时至今日也还不能把它当经济温度计。股市尚未成熟，恰如十五六岁少年一般，有时需要家长给予糖果，有时需要棍棒来恫吓，时不时还会对一切置之不理。认同价值投资之时，资本市场成熟之日。《中国股市记忆》里有一句划是：中国股民到就是您身边的那群人，是相信中国经济充满希望的人，中国投资者是一群曾被忽视但终究会被历史记住的人，是一群最值得关心也最应该被关心的人。中国的经济是每一个中国人建设起来的。观看《中国股市记忆》后，使我感受颇深，让我了解了中国股市的发展历程，从无到有，从不规范到规范，也让我了解到一批批在中国股市发展中起到里程碑意义的人物，如：王健，管金生等，他们伴随着中国股市沉浮。中国证券教父管金生，从他成立万国证券起，直到把万国证券做成了中国证券业的头把交椅，然后就是万国证券的倒闭，而他受了牢狱之灾。这一个历程也是中国股市发展的一个表现。我们从一个个响亮人物的经历来说，让我们明白，在工作中，要大胆，勇于创新，就如国信证券的发展，首创银证通，然后到第三方托管，无不是这些创新，使国信证券在全国106家券商中名列前三甲，被誉为中国证券业的黄浦军校。另外就是要规范经营，从公司的各种制度到全体的员工，都要严格安照相关法律法规开展业务，万国证券的倒闭无不是因为不规范经营，挪用客户保证金而导致亏损，最后破产。从而也为我们客户经理敲响了警钟，我们要严格遵守客户经理“十不准则”。严格要求自己，不做违反规章制度的事，从而使我们的职业生涯更加长久

看了《中国股市回忆》我在想中国股市中最大的投资者是机构，可是机构的不理性是股市大涨大跌的根源。机构和散户一样只重视短期收益，目光短浅只能让市场宽幅震荡。

股市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人人尽知，但为了实体经济，把劣迹斑斑的企业放水进来，然后还设置许多障碍不让它退市，只能让股市变得不纯粹，投机就有了制度你给的支撑！

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但它的股市却很快稳定，缓步上涨，而中国的股市在经济向好中滞步不前，这里面制度化的弱点没有吗？

我想不起哪一位王者（指投机之王）是带着王冠死去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悬崖上的舞者”，通通缺乏安全边际的保护 中国的股市都是这样要不是暴涨就是暴跌，投资者就像悬崖上的舞者，缺乏安全性，在中国的股市中有一条选择是远离悬崖，不再跳舞。因为没有人能完胜投机，持续打败市场，只有退休，不再投机，即中国俗称的见好就收，“金盆洗手”，才能善终；另一条是远离悬崖，继续跳舞。格雷厄姆开创的“安全边际法”，也就是后人所称的“价值投资法”。如果把内在价值比作悬崖边缘，价值投资者会远离这个悬崖边缘跳舞，这个距离就是安全边际。“如果你离悬崖1英里远，那么你永远不会跌落悬崖”，即使犯错误，即使运气差于平均水平，你仍然不会跌落悬崖。作为格雷厄姆的得意门生投资之王巴菲特，11岁开始投资，18岁通过阅读《聪明的投资者》找到了“远离悬崖的舞蹈”——价值投资方法，在安全边际的保护下，穿越了70年的漫长岁月和多次危机的考验，依然安然无恙、长盛不衰。毫无疑问，他会戴着王冠死去，而且会在人们的心中获得永生。

所以在股市中我想，敢于挑战的同时是做到完全的安全性保护。中国股市的发展的曲折性和前进性，见证了中国股市必然有会蓬勃发展。

《破冰三十年》观后感 篇2

09年12月，我们班级在老师的指导下，观看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纪录片 《破冰三十年》，通过此纪录片来让大家互相交流学习。以1978年我们党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序幕拉开了，全面改革的进程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势不可当地展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

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伟大的设计师邓小平，在当时各种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可以带领国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不拘泥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在社会主义的模式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管是姓社还是姓资，只要能提高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都可以拿来使用。这就是所谓的”白猫黑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所以，有了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伟大决策，才有了中国如今在世界的地位，才有了北京奥运会的盛大举行。

我们国家在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文化，国防，科技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问题也不少。比方说，经济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部分官员的腐败问题，教育的乱收费以及大学生就业难，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有人开始质疑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因为越来越多的不和谐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的道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要区分开来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成就就是主要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出现的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也需要

重视，但不能以此来否定改革开放。

在观看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型纪录片《破冰》的时候，很多场景引起了我的共鸣。我不光惊讶于国家改革开放之艰辛，同时更感叹中国共产党不断开拓和进取的决心，不禁很欣慰自己出生并成长在一个好时代，这个好时代，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社会也已经取得卓越进步的伟大时代，这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同时也感觉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

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而是改革开放如何进行的问题。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就是正视了改革开放带来的负面现象。因此，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如何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如何关注和改善民生，建立新的社会保障机制，科学地进行二次分配，维护好社会的公平。确保人人过得去，争取人人过得好，在新的发展水平上使效率和公平有机地统一起来。

中国服务业三十年：发展历程 篇3

(一)服务业发展：增长迅猛，但滞后格局未变

1.服务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然偏低。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物质生产部门优先发展战略、服务部门为非生产性寄生部门的指导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不重视服务业的发展。这期间，中国服务业发展落后可见一斑。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启开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门。在1978-2007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以上。与此同时，作为国民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服务业(在统计局的资料中被称之为第三产业)，也获得了高速的增长。服务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860.5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963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1.5％，高于同期GDP的增长率近两个多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3.4％增加到了2007年的39.2％。每年增加将近0.6个百分点，但近5年来其比重不断下降趋势。

2.服务业正逐步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力军，但其潜力仍没有发挥出来。

1978年以来，中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就业先是上升再基本趋于稳定，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相对较快。2007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达到24945万人，而1978年其就业人数只有4890万人，2007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是1978年的5.1倍，第三产业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参见表2)。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服务业(第三产业)将成为吸纳劳动就业的主渠道。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都远多于第二产业，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是第二产业的3倍左右；中等收入国家(如保加利亚、巴西)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是第二产业的2倍左右(参见表3)。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第三产业被认为是吸纳劳动力能力最强的领域，但中国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所吸纳的全部就业人口还不到三分之一，远低于国际水平。这固然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加速发展阶段、制造业较发达且市场化程度较高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实。

3.服务业劳动生产效率逐年提高，但服务业各行业间劳动生产率差异显著。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人均增加值)稳步提升。1978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只有0.1759亿元/万人，2007年则上升到了3.8616亿元/万人，2007年是1978年的21.95倍，年均增长12％(参见表4)。服务业门类众多，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大。根据荆林波、李蕊(2008)的研究，在10个服务部门当中，房地产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生产率最高，分别达到59.68506亿元/万人和52.25454亿元/万人，远远超过服务业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劳动生产率最低的行业是教育(3.434531亿元/万人)。此外，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不高。[1]

4.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传统服务业较发达，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明显落后。

根据国际通用的服务业分类标准，一般地认为，传统服务业是指运用传统的生产方式经营，并且在工业化以前就已存在的服务业。主要包括医疗卫生服务业、餐饮住宿业、修理业、商业等。现代服务业是指其需求主要受工业化进程、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入影响而加速发展的服务业和运用现代科技技术、新型服务方式及新型经营形态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既包括新兴服务业，也包括对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同时，其内部结构明显改善，服务业结构转换与升级正在加快。物流、金融、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开始显现，旅游、文化、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会展、中介服务、动漫、创意等需求潜力大的新兴服务业发展迅速。现代技术型、知识型服务业迅速发展，各种新型业态层出不穷，提升了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对制造业的支撑能力。但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等传统产业的主导地位并未改变，现代物流、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总体水平仍然偏低。从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来看，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最高，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高达40％，而金融与保险、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的比重还比较低，约为20％。

(二)服务业改革：体制束缚坚冰已打破，但还任重而道远

1.服务业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总体落后于农业和工业领域的改革。

在计划经济时代，服务业发展长期得不到重视。在当时的体制背景下，我们几乎把现代化的目标单纯地理解为工业化，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是当时最重要目标和最迫切的任务。1978年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序幕，但这种改革也是从农业(1978年农村实施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和工业(1984年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开始的，最后才触及服务业。服务业改革中全面展开则要追溯到199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之后。中国改革30年最大特点也是最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渐进式”制度变迁。服务业制度变革也是如此。从服务业改革的先后次序来看，是按照逐渐放开服务改革、完善服务市场结构和体系以及服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序，遵循了先易后难渐进推进的基本原则进行的。比如，首先是在舆论导向上、统计指标体系的设计上为服务业发展创造基础性条件；其次是逐步放宽相关服务行业价格的管制，在一些领域(主要是居民服务领域)较大程度地放松了进入规制，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市场竞争，较大程度上由市场供求决定服务品的价格；进而再实施市场结构改革政策，允许其他国有企业或者部分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定行业，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有经济独家垄断经营的格局；最后实施产权改革，通过股份制、民营化或者与外资合资、合作方式，对某些行业的国有服务企业(如银行、证券、保险、商业零售领域)进行产权结构调整，引入了不同所有制的竞争主体。这些改革举措促进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与世界服务业方式变革的总趋势也基本吻合，但从30年来的服务业发展实践来看，其实施力度和改革的成效还非常有限，或者说制度变革的能量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

2.体制束缚是制约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1)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理应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在服务业领域也不例外。尽管改革已经了30年的历程，但中国不少服务业领域垄断色彩十分强烈，一些部门对某些领域过分看重其兼有的属性，如：银行作为调节经济手

段的属性，科教卫体等领域作为公益性、福利性事业的属性，文化、传媒等作为意识形态的属性等，导致了银行、证券、保险、电信、民航、铁路、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领域，至今仍保留着于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府或国有经济垄断经营严重。比如，在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仍占50％以上，大大高于工业的同一比重，而且多数服务产品的价格还是由政府制定和管理，市场竞争很不充分。其结果，服务业的发展远远适应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提供效率低下，降低了净社会福利，也影响服务企业的经营和机制创新，不利于服务业的成长。

(2)行政审批环节过多、且多头管理。主要表现是行政审批环节过多、效率不高，行政执法尺度宽严不

一、收费过多。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政策司等2005年对服务业前置审批项目的不完全统计，除涉及国家法律17部、国务院行政法规33部、国务院政策文件20件外，涉及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部门规章、文件106件。各地方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制定的地方性规定就可以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合。由于修订机制不够有效，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存在着修改不及时、废止退出滞后的问题，成为体制创新的障碍。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存在许多不衔接和不配套之处，为企业带来很多困扰。行政执法中广泛存在的重复检查、重复收费、行为不规范等现象也妨碍了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3)事业单位改革滞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彻底严重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产业化、社会化、专业化是服务业发展的方向，但中国长期以来把不少服务业当作是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内部的事情，没有把它剥离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和效率。

中国的事业单位承担了较多的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职能，但也有一些本可以产业化或市场化的服务业也存于其中。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各种应用开发性科研机构、职业培训机构、社会中介机构、一般性艺术表演团体、新闻出版机构乃至部分宾馆、招待所等，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公共支出越位挤占了稀缺的公共资源，分散了财力，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无力供给。各类事业费供给范围庞杂及财政供养人员负担过重，造成一方面存在不合理的越位供给或过度供给的状况，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应当由公共部门保障的事业，资金供给短缺、保障乏力的问题。国有企业是市场经营主体，理应全力以赴地参与市场竞争。但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很不彻底，不少大企业出于自身利益和安置富余人员等方面的考虑，至今仍保留了大量的非核心业务，如车队、法律事务、后勤、学校、医院等，企业绝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业在企业内部消化，制约了物流、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政府机关及学校、医院等部分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社会化程度不高，大量服务需求内置，如各政府机关为提供电子政府服务，纷纷设立了专门的信息中心，而其专业化水平和运作效率远低于专业化的信息服务公司。

(4)垄断与管制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中国在很多服务业领域实行垄断性经营。在中国，很多服务业是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服务产业，如金融保险、电信、邮政、城市供电、铁路、民航、港口等领域。由于这些部门垄断难以打破，政府的管制又不够有效，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效率还比较低下。中国服务业在入世前对外资有着严格的限制，入世承诺中才逐渐放宽原有的限制，但是国内服务企业与国外服务企业大规模的竞争还没有到来。

(三)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质量有待提高

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状况主要通过服务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两个方面的指标来反映。改革开放

30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尽管还有较大逆差，但发展前景十分看好，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服务业利用外资也迈上了新的台阶，占全部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比重在不断攀升。

1.中国服务贸易正在蓬勃发展，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世界服务贸易总额从1982年的7674亿美元猛增至2007年的63200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了8％，高于货物贸易增速1个百分点。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从1980年的15.7％上升到2005年的19.3％。在这一国际背景下，中国服务贸易保持了快速发展态势，出口和进口额已分别由1982年的25亿美元和19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914亿美元和1003亿美元，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居世界第7位，进口居世界第5位，服务贸易地位明显上升(陆燕，2008)。[3]

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发展服务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家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2006)把这种挑战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出口规模较小，贸易逆差较大，与货物贸易相比发展相对滞后；其次，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等传统部门，高附加值或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服务贸易发展落后；第三，服务贸易统计体系还不完善，导致政府制定政策、对外谈判缺乏依据，企业开拓市场、应对风险缺少信息，影响了中国服务贸易领域政府活动和企业业务的开展。

2.中国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大幅增长，现代服务业正成中国吸引外资的新热点。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的外资主要投放在制造业，服务业几乎是空白。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开始逐年增多，在中国吸引外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也开始提高，但总体来讲，服务业吸引外资水平仍然较低。不过，近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中国利用外资结构和质量呈现出制造业投资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外商投资迅猛增长等一些新特征。2006年，工业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近6年来首次下降，而服务业外商投资迅猛增长。全年工业制造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00.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5.6％；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63.6％，比上年降低了6.8百分点。2006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99.2亿美元，比上年大幅增长了33.5％，增幅比上年提高27.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批发和零售业、教育、房地产业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幅度都超过50％，分别为93.9％、91.1％、72.3％、65.6％、51.9％。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当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32.3％，比上年提高7.6个百分点。而且，外资进入服务业领域的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前几年主要是房地产业，但近年来，则表现出对电信、银行、证券、保险、分销等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偏好，现代服务业正成中国吸引外资的新热点。服务业吸引外商投资的比重提高，有利于改善和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减弱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力度和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哪个领域开放得较早，哪个领域就发展得较快。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在很大程度上与过去开放度低有关。比如，中国的金融和电信市场长期以来是具有完全垄断特征的市场，金融服务由国家银行垄断，电信服务由国家电信垄断。由此产生这些领域的服务质量差、经济效率低。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度越来越高，开放度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涵盖了《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服务大类中的10个，涉及总共160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篇4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画了一个圈……

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中原来发生了这么多我所不了解的事情，真为自己而感到惭愧，如果不是上这每课程，我并不能对这三十年中有这么多的感悟和体会，我现在只想说我为祖国而感到骄傲！为我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这三十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不平凡的阶段。

我们这代所谓的90后是不会感受到那时的艰辛与辛酸，父母这代人正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我清楚的记得小时候最喜欢听父亲给我讲他们那个年代的事情，到如今我依然喜欢，直至今日我读过这本书之后，有太多的不如意和辛酸，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是几乎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

1978年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说白了就是国营、民营、外资企业三股势力的斗争史，至今依然。相比国营企业出身正统以及外资企业实力强大，民营企业家们除了敏锐的嗅觉和顽强的斗志之外真的拿不出什么与对手抗衡。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的群体，令人难以置信地让自己的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成长。这其中自然有机遇问题，也回避不了原始积累的灰色性，但毋庸置疑的是民营企业家在开创事业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一往无前的气质，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更具借鉴意义。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史玉柱。和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我向来都把“史玉柱”三个字视作黄金搭档、脑白金的代名词，可如今读了书中关于他的故事，看到一个“巨人”闪耀登场、迅速覆灭、然后顽强重生的过程，看到一个民营企业家绝不言败的传奇人生，心里竟生出几分敬佩。失败、挫折是人生无可逃避的课题，对于成功、顺利的向往甚至会加大解题的难度，那么，在前途未知独自前行的人生路上，又有几个人能交出史玉柱那样的答卷呢？革开放以来国家意志的变动轨迹对于个人的发展也是有所启示的。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再到可持续发展，从无条件保护国营企业到大规模推广国退民进再到国家坚决垄断命脉行业，从开放沿海城市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一路走来，虽然政策设计常有反

复或者模糊不清的情况，政策效果也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国家为完善体制机制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且改革的意志无可阻挡。改革就是突破，突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法律、政策的障碍。而企业家作为市场中最有活力的人群，他们思想活跃、思维敏锐，能看人所不能看到的，想人所不能想到的，处处占领高地、独得先机，这是他们的优势。然而，法律的壁垒、政策的障碍、民众观念的落后、媒体过犹不及的关注和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本性，常常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身败名裂，成为后来者的垫脚石。中国历史上是个抑商的国家，然而步入全球经济、实现和平崛起、完成复兴伟业，无不需要优秀的企业家去陌生的国度开疆辟土。因此，如何发现、培养企业家成长，使他们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背负上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性的责任感，使追逐财富、创造财富成为一种快乐、一种成就而不是万恶之源，也是一个需要正确看待和引导的问题。反观我们自己，从蹒跚学步对人生作出第一次尝试那刻起，不也是踏上一条无可回头的成长之路吗，注定要不断地接受考验、不断地走岔走弯，并为此不断地调整自我、不断地明确目标。其实我们的人生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像国家的改革实践那样，经历过诸多次激情尝试后才能够把准方向稳步前行。只不过个人对未来的预期无法与国家相比，所以我们还要懂得“三十岁之前做加法，三十岁之后做减法”的道理。改革就是突破，突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法律、政策的障碍。而企业家作为市场中最有活力的人群，他们思想活跃、思维敏锐，能看人所不能看到的，想人所不能想到的，处处占领高地、独得先机，这是他们的优势。然而，法律的壁垒、政策的障碍、民众观念的落后、媒体的过分关注和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本性，常常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身败名裂，成为后来者的垫脚石。中国历史上是个抑商的国家，然而步入全球经济、实现和平崛起、完成复兴伟业，无不需要优秀的企业家去陌生的国度开疆辟土。因此，如何发现、培养企业家成长，使他们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背负上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性的责任感，使追逐财富、创造财富成为一种快乐、一种成就而不是万恶之源，也是一个需要正确看待和引导的问题。当我们不再年少青春，不再敢说“大不了从头再来”这句话时，我们就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并慎重选择，以对人生负责任的态度，将有限的精力投到自己认定的事业中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中国有句老话，叫“拿来主义”。我们国家的民族工业在发展之初的确需要发扬这种“拿来主义”取得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

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市场经济发展，我们的制造业单纯的依靠附加值来赚钱已经越来越有难度了。实践已经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引不进的，不是我们不想要，是人家不愿给。核心技术是科研人员智慧与心力的结晶，它需要全社会对领先技术、产品的选择和支持，更需要科技人员沉静而不浮躁地攻关克难，还需要商家不以价格为利器而赤膊上阵。但一项新技术的发明与创造，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当中国的产品以其质高品优走向世界的时候，期望中国的技术也能在自己的产品中占一点份额。让中国继续向前发展，向世界发展！

我记得，柳传志在财经类回忆中，说，他不算是一个企业教父。其实，确实不算，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企业可以说是硬件上，别人100年才走完的，我们50年做完；别人在50年里完成的，我们甚至可以在10年内赶上；但软件上，特别是在“企业人”方面上，我们还差得远，甚至对于邻国印度，我们也有一些过而不急，例如在此次沉浮的年广

九、张海、顾雏军等人物，他们沉浮于世，有过辉煌，但最终短暂的辉煌结束了他们作为企业人的权利，因为中国现时企业的法制、环境还有待健全，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柳传志只不过是抓住了趋势，不犯错误，制定了些许合理的策略，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一年年、一件件、一笔笔忠实地记录了自1978年来每一年可堪载入史册的大事及人物。年代并不久远，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媒体上吸引了全国经济界、企业界、政界、市场和民间的大事件、大人物、大品牌，那些耳熟能详的人名、地名、产品名，如繁花般在眼前闪现，如群星般璀灿闪耀。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有人窥见先机，一跃而起抓住了机遇，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和急速的膨胀;有人随改革的进程，在不断廓清思路的拉锯中起起伏伏;亦有人始终站在政策的前端，捞取着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的厚利;还有更多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勤勉、奋斗在这个英雄的年代，大写英雄的历史。

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揭示了改革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现代化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现代化。30年的实践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些论断的认识。改革旧的体制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我国的现代化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改革使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完成了现代化所要实现的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全面改革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也为实现全面现代化

创造了条件。开放，不仅适应了世界经济的客观状况和发展趋势，也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加强了同世界各国在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高了我国的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的水平，扩大了对外贸易，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这一切都是推动现代化的直接动力。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将被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持久动力而被继续坚持下去。实践也证明，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必需的。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吸纳和借鉴了世界的和我国的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找到了一条真正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实现了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的全面发展。我真心感到骄傲！感到荣幸！

记得习主席说过“中国这头狮子已经睡醒了！但是她是一头温和和蔼的狮子！”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画了一个圈……

破冰三十年观后感2214张班班 篇5

学院：

专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姓名：张班班

学号：

改革开放，如歌岁月

一个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领先的故事。

1954年中央政府首次提出了建立现代化国家的构想。但种种历史原因却阻挡了现代化的进程。

看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中国人民将何去何从，历史，给出了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

在冲突与超越中呈现变化。从愚昧到明智，从守旧到创新，从保守到开放，从安于现状到无限激情，这一切，都从1978年开始改变。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历史事件，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无论是在中国的当代史上，还是在民间记忆里，他都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年，被人们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我是幸运的，我成长在这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自由天地间，可以尽情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变化。

当年法国人皮尔卡丹这个世界级服装大师，把西方的时装表演带到了中国。那副服装大师走在长安街上的照片，将那时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定格在了“一米左右的距离”，可我们明白，那一米左右的距离是需要我们长时间、长距离的行走的。

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衰落，他只是给了我们更多的思考的空间。1997年，当货币贬值的大潮袭来时，中国的刺激内需将这一潮流阻止在了中国之外，中国，让世界为之一惊。1997年和1999年，中国政府又分别恢复对香港和澳门的行使主权，并成立了香港特

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奥运会来了，世界与中国的距离更近了，中国，这个一直被西方人认为贫穷、落后的国家再一次让世界为之惊叹。中国对世界，已经不再充满好奇，世界对中国，也已经不再陌生。如果说《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千万次的问”是中国认识世界的开始，那么奥运会上的一首《我和你》则是中国与世界的完美融合。电话、网络和媒体已经将你我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同在一个地球村，中国与世界是一个共同体。

此刻，我们更加怀念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今天我们一定要深情地道上一声“小平，谢谢！”

事实证明，唯有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持强国富民的目标追求，肩负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不断解放思想，继续敢闯敢试，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才能不断克服发展进步道路上的一个个障碍，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格拉丹东雪山冰雪融水，是一路吸纳壮大流经了6300多公里的曲折路程，才来到了这里（长江入海口），安详的入海口实际上孕育了长江一路上的跌宕起伏，这种融入来得不易，海洋会一直在这里等待，而我们需要关心的是如何让长江的水永不枯竭，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

毛概-《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篇6

我一直觉得，如果要想读懂中国社会当下的问题，首先须对三十年的改革历程有所了解，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历经三十年演变和一次次历史选择发展而来的结果，许多问题的答案都蕴藏于这一历史过程中。另一方面，只有将许多个体的行为置于社会剧变的宏大历史背景下，才能够找到其内在的必然性。一直以来，我虽然零散地获取了关于这一阶段故事的一些讲述，对于改革过程的艰辛与曲折有所体味，但对它的了解绝非深入，理解也自然不够全面。而读过吴晓波所写的《激荡三十年》，恰恰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这段历史的窗口，也让我有机会将今天的中国放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变革中重新审视，获得了大量感性与理性的认识。

《激荡三十年》，是当下一部独树一帜的财经著作，作者用勾勒演绎的笔触，全景式地呈现了1978年——2008年30年的中国企业史。作者采取了独特的视角，富有创造力地弥补了中国当代经济史叙述上的一段空白，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叙述方式上都具有开创性。在一定程度上说，讲古代史易，讲当代史则难，古代史终究是遥远的回溯，其背后发展的逻辑和价值判断相对趋于稳定统一，而且由于读者无从获得亲身的体验，对于历史的叙述往往是被简单化后的结果。但当代史则不然，作者所面对的读者，往往仍然能够亲身体验所述历史所带来的直接影响，而事件本身的解读也往往是非单一化的。与此同时，如何能够从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中抽取出重点，同时忽略琐碎的细节同样具有难度。这种相比下的复杂性是构筑当代史所必须要克服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吴晓波做出了富有借鉴意义的尝试。改革三十年历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沿革过程，在它之中是一个个交织着个体与社会、变革与探索，矛盾和进步的故事。吴晓波著书的材料来源主要是历年新闻报道，他在大量新闻史料中寻找到主要线索，将历史背景、企业故事、个体命运交错叙述，呈现出一幅庞杂却蕴含着必然性的社会图景，的确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帮助其比较全面的把握这一历史过程。这源于吴晓波能够用一套思维方式来解构这段历史，在这一点上说，《激荡三十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然而，让这本书具有“激荡”感的演绎手法，也恰恰是本书的一大不足。对历史的简化，片段化的叙事方式，描述性语言的大量运用，尽管让艰难曲折的改革历程拥有了一种跌宕起伏的文学魅力，但同时造成了本书理性的欠缺，和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不足。毕竟，历史的必然并不同于戏剧式的必然，更多的应该是历史规律的运行逻辑。在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历史上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马克思.韦伯

我也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小说”，主人公多到无法一一列举，只能冠以他们企业家的名称。三十年前，这样的名字几乎意味着囚徒和牢狱。但在今天他们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和民族财富，他们靠着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勤劳和聪慧在1978——2008年三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复杂商业环境中谱写了当代中国企业史，他们中很多人如今依旧被鲜花簇拥，很多人却坐进了牢房，不同的人生轨迹背后折射的却是相同的时代烙印——见证经历了激荡三十年里中国企业所有的兴衰荣辱世事变迁。而让我又时会常感到无奈的是，历史最终将改革的失败者遗忘，骨子里的传统意识让我们从对牟其中、储时健们交织着复杂的情感，这种复杂映射了改革过程中法制和价值评判的矛盾、茫然。但正如网易丁磊若干年后讲的那样，“在三十岁之前，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赚到两三个亿，而是有过亏掉两三个亿的经历”，牟其中和储时健们更应该赢得我们的尊敬和感谢，他们从未输给过市场本身，他们输给的是体制，他们输给了他们无法超越的意识束缚，他们的失败给前进中的改革上了最深刻的一课。这也是我始终混杂着好奇和烟草薰香般的莫名兴奋读完这本书的原因，甚至偶尔的泪花凝聚，为每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惋惜，为每一步历史的跨越感动喟叹，一种肃穆、忧思的心情伴随我读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的最后一页。

这是令每一个了解她的人心潮澎湃的三十年，空间跨度如此之广，时间则恰好纵贯我出生到现在，除去那仍旧弥漫着极左思潮的最初五年，《激荡三十年》展示给我们的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所有个体的成功、失败以及背后无以言尽的曲折痛苦。当年那些曾轰动一时的争论或者个案在今天的一代人看来，或许早已成了历史的笑柄或者滑稽皮影戏，但当我透过时光的长河以另一种方式触摸曾经离我们很远却又分明很近的中国改革史，一种悲情油然而生。在时时因为好奇而掰开手指计算着1978－2008那三十年里每一个充斥着原始资本积累中不可避免的血腥和铜臭味道的故事时，这种震撼又远远超出听故事所能得到的快感。这是从骨子里流淌着中国人不屈躁动血液的三十年。

毫无隐瞒的讲，吴晓波的文字没有作为同行的许知远那种瞬间使人沉思的睿智，也没有许知远通篇亦中亦西天马行空的洒脱。在这两个颇具代表性的财经作家身上，我更喜欢许知远大历史大世界的气魄，而吴晓波，显然在视野上更偏于纵深的思考。这同样也是许知远习惯于晦涩绕口的冗长句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在许的大部分文章中，知识的深度广度直接影响着最终的阅读质量。但在吴晓波这里，他的风格更像他的老本行——专业财经记者，习惯用一种逻辑缜密的思维贯穿于平实的文字中，你可以不懂经济周期，你也可以不用在意德鲁克和斯蒂格利茨是否相识。吴晓波相比起来更像一个史家，而史家的一个重要标准——史德，在吴晓波笔下又显的格外清晰，在一个习惯于集体失语的国度，这种丝毫无利益驱动的反省在混迹于开放但尚且灰色的商业社会中，显得真诚许多。如果说许知远使我的青春热情愈发炽热，那么吴晓波却是让我慢慢沉静，慢慢的学会在世俗的声音中追寻他背后的规律。

即便他的文字里总是有文人所不屑的世俗情怀，但显然吴晓波的理想是度人而不是度己。

对于我来讲，我更感谢吴晓波的是，他给了我一个梦，一如当年身无分文的王石在深圳街头倒卖玉米时的迷茫和毫无方向，吴晓波的文字让我看到衣着光鲜的熟悉面孔也曾同样面对时代的困惑而苦于自我救赎，那分明又是一种暗示或者鼓励——聪明或愚笨并未造就最后的成就，而同时代气息的亲近程度最终决定每个人归宿，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柳传志、潘石屹以及后来的马云、张朝阳，这是围绕在这代人身上无法超越的潜在意识圈。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代，有着太多的未知、惊喜以及猝不及防的失落。

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激荡的三十年里从来不缺少诸如牟其中、史玉柱式的人物。如果从精神气质的角度去解读这个特殊的群体，勤劳、聪慧、对于摆脱贫穷的渴望以及与生俱来的赌徒意识，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初转型期标志性性格，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伴随制度层面的缺失一起构建了中国改革初期独特的精神世界，他更像一个反复崛起、跌倒的轮回。无论是功成名就的刘永好、柳传志，还是红极一时最终身败名裂的步鑫生、禹作敏，无一例外。

在吴晓波笔下所有的改革风云人物中，健力宝的李经纬赢得我深深的同情。这个悲情的南方汉子失败后仰天含泪不发一语的照片很长时间里萦绕在我的脑海。作为政商博弈的参与者，李经纬成为制度的牺牲品已成必然，但作为产权改革的实践者，李经纬的失败必将载入中国改革史。在当年那一轮“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中，李经纬的“以身试法”某种意义彰显了资本在政治搅局中的脆弱，而整个产权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环境客观造就了政府企业间产权分置时的互不信任，“宁与外客，不与家人”的策略使之倒下的不止是一个李经纬，正如吴晓波在最后略带戏谑的写到“地方政府表现出的易于轻信和不善博弈的稚嫩，让我们看到中国公司改革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景象”。

这也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了张瑞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颇耐人寻味的八字箴言背后难以言尽的苦处。

我们不去苛责任何改革过程中制度上的缺陷，衡量公共政策的正确与否并不是以个例的成败为标准。但我们完全应该避免更多的健力宝更多的李经纬出现，在产权重置这种敏感的字眼上，政府和企业更应该有的是远见和共识，而不是将政府和企业在市场体制下仍旧坚持计划年代强势监管，那仰天含泪的一幕实在太过悲情。

同李经纬的晚景凄凉相比，史玉柱更像是重获新生的囚犯。这个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商业英雄在三十年的改革史中占据了很大篇幅，虽然至今我们仍然无法在道德和商业的双重标准下给予其准确评价，但我们所要尊敬史玉柱的唯一理由是——他的成功，失败，再次成功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足以成为商业世俗化、投机性的最好佐证，同样令人惊叹的是，没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经历天堂和地狱般轮番煎熬而依旧在中国最繁华的金融商圈叱诧风云。

他的巨人倒了，他脑白金被批为十大恶俗广告之首，但他的征途又上路了。

无法猜测2001年在上海公开登报还债的史玉柱是怎样的心情，这个与中国人固有概念里商人形象完全不符的中国改革标本人物，其豪赌的天性在这场时代的大变革中暴露无遗。从背负两亿债务逃离珠海，到《征途》纳斯达克上市，相信他能东山再起的人只有他自己。

这个外表极尽文弱的安徽人信奉的是“生存第一”的残酷法则，在“史氏”商业模式的构建中，史玉柱对于人性卑劣、贪婪一面的发挥诠释为众多体制内人士所不齿，但正如好莱坞影星伊丽莎白.泰勒说的那样“成功是一种了不起的除臭剂，他可以去除你过去所有的气味”，这句话用来形容史玉柱再也合适不过。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篇7

能够说，不读此书，将会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要想成为中国下一代的商界精英，必须对中国过去的企业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正所谓，以史为鉴，能够知兴替，以人为镜，能够明得失。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说是一场没有计划的运动，有的只是中央领导简单的追求，因为中国的国情实在特殊得让一群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人也有时会束手无策，他们只想让中国早一点富强，人民的生活好过一点而已。

从文中，能够看出中国的改革是始于思想解放的，往往思想解放一旦被提到政治层面，接下来必定是轰轰烈烈的改革春雷，1978年如此，1992年如此，看来又如此（很可能是政治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预兆）。然而，中国的改革并非如中国官方媒体所宣传的那样，是中央决策层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产物，其实不然，历史以真相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往往是由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引爆的，是由一步步无奈的抉择所组成的。如联产承受职责制的创立，竟然是一群走投无路的村民为生计而做出的政治冒险；默许民营企业的存在，其实是中共迫于一群上山下乡返城无法就业的知识青年而作出的巨大的政治让步；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除了“检验真理标准”及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外，还有一场关于民营企业“雇工人数多少”的大讨论，而这场事关民营企业宿命的大讨论，竟然是因一位叫“年广久”的傻瓜引发的；更出人意外的是，最初政府招商引外资时，回来投资的港商竟然是当初被政府严打的偷渡客，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指甲钳大王”——中山的梁伯强。

中国的民营企业史，说他是一部血泪史，可能一点也不为过。从当初办民营企业会被视为反革命，至办民营企业被人笑话，到名不正言不顺，到允许做国营企业的垫脚石，到视为“私生子”，再到名正言顺。每一次的重大政策调整，每一次的宏观调控，首当其中的肯定是民营企业，在媒体眼中，他们每次都会成为批判的典型，讨伐的对象。中国的民营企业，走得实在太艰辛了。从这部书里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企业一样存在进化论，中国的民营企业经过无数次人为的和非人为的磨难后，被证明是最有生命力的企业类型，当然，存活下来的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在这个演化过程中就已经死亡，如知名的温州“八大王”。生存实在不容易，而背负着伦理道德负担的生存更为不易，那些存活下来的民营企业大多有很深的原罪感，一来因有很深的自卑心理，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是高考考场的失意人，走投无路的无业青年。二来因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企业是经过灰色的原始积累，钻法律与政策的空子，游走在禁区边缘而得以存活的，所以，他们整个群体都显得有点负疚感。事实上并非他们坏，而是因为现实让他们选择的，只能是那样的卑微生存方式。

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先知先觉的人物。深圳的崛起，最应当感激的也许应当是招商局的袁庚，是他，一个连处级干部也不是的小人物，竟然能够在中央决策层要回了一个圈——蛇口工业区，然后在里面完成了一项历史重任，担当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一个傻子“年广久”，抓住了中央默许民营企业存在的漏洞，硬是创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傻子瓜子王”；中关村，让一群率先敢于下海办企业的干部顺利成了百万富翁，其中就包括了日后的“民族骄傲”——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在南方，一个叫王石的青年，只因看到了一出土地拍卖新闻，随即将企业转做房地产，日后竟成为了中国房地产产业的标志性人物；在同样的地方，一个转业军人，拼命死钻复杂的程控机技术，结果让其一不细心带出了一个影响世界IT业的民营企业，他就叫任正非，而他所创立的企业，就是今日的企业标杆——华为；而身在国外读博士的张朝阳，在网络信息时代新经济的原始诱惑及一位新媒体研究教授的鼓动下，毅然回国创业，于是门户网站sohu应运而生。

国有企业改革，一向以来改制不成功，其实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体制，而在于企业里的人。当习惯了官商作风，习惯别人看自我的眼色的行事，习惯了总是高高在上、不愿思考、不愿改变时，即使是再科学的改革方案也会失败的。早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是限于企业经营者与主管部门的争权与放权，利润留成等宏观层面，根本没有触及企业的微观层面，没有触及企业的人事，福利，激励等敏感禁区，而是寄期望于国家的政策照顾，这样的改革思维，如何能扭转乾坤。国有企业，能够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一样是扶不起的“阿斗”，而相反，一向得不到宠幸的“私生子”——民营企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打击，却总遇强越强，到最终，竟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主力，再次证明了，“死于安乐，生于忧患”，这一千百年来早已为人所熟记的名言。国企也好，民企也罢，忘了这一句，迟早会死的。

伴随着大部分国有企业经营业绩沦落的还有商业道德，巨大的利益空间，让原先朴素无华的人学会了奸诈，学会了斤斤计较。记得书中有个注记提到，海南上的人原先在买卖时，是不敢收钱的，交易时要卖者把钱压在箩筐底并且走远了才敢收钱，然而就在海南宣布成为改革试验区后，天南地北的“倒爷”就到海南炒起了汽车进口批文，原材料批文，黑市外汇，过不了多久，当时的省委书记给中央汇报时感慨万端，说利益使海南人民风淳朴尽失。除此外，还有臭名昭著的“晋江假药案”，他让一位颇有政治抱负的封疆大员项南引咎辞职；还有温州的造假事件，近乎疯狂的地下金融活动——“排会”或“抬会”等。对利益的追逐，已经到了让人迷失本性的地步，在书中，作者无限感慨地说市场经济的冷漠本性显现无遗了。

自从1978年那场有历史新纪元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就注定是世界眼中的焦点所在。而唯一遗憾的是，中国伟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却没有产生一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这点一向让外国人想不明白，更让我们想不明白。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很大程度上已经忘却了真正意义上的思考，忘却了我们是一个人，并且背靠的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习惯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争名夺利了，而忽视了自我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及生命的意义，也许，著者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期望能帮忙大家找回一种对历史的感觉，重温一下一群人的来来往往，然后各自都能思考下自我的人生意义。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足以改变一代人。而今日，期望凭借这本记录了这30年以来酸甜苦辣的书，能够改变下一代人。

改革没有先例可循，人生同样没有先例可循，每个活着的人都在继续着自我的人生，匆忙间停下时，千万别忘了回头一顾，也许这样自我能够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中国股市记忆三十年观后感 篇8

—— 在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研讨会上的演讲

何清涟

这一次讨论会讨论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大饥荒」，这个在国内今年是根本不许讨论的。还有一个是「改革三十年」，这个是目前讨论的轰轰烈烈，但是只许从赞美的角度上讨论，讨论的主题就是从各个角度，讲述共产党怎么样把中国人民从改革前的黑暗引领出来，至于改革以前的黑暗是谁造成的呢？这个他就不提啦！我想在这里讲一下，从我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改革。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第一部份，从四个视角来谈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

第一个视角就从社会分配的角度考虑。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利益重新分配、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那么它的结局，就很能够衡量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按照中国政府自己颁布的数字，中国衡量贫富差距、分配收入的不平等指标--「基尼系数」）已经接近零点五，但是只是逼近，因为按照他的计算是永远不会超过零点五的，因为零点五是社会**的表现。它就是在零点四点七、八左右排徘徊了好几年。

不是很专业的人不太明白「基尼系数」的含义，那么我就讲一个数据。根据二零零六年「波士顿全球资询公司」公布的全球财富报告，其中中国财富的集中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中国一百五十万个家庭占有中国社会总财富的百分之七十。而且其中特别标明了，这个只包括银行存款和股票的金融资产，而房地产及转移海外的资产不计在内。那么一百五十万个家庭是中国家庭总数的多少呢？就是百分之零点四。美国--这个被中国拼命批评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他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五的家庭拥有财富的百分之五十六到五十九之间。那么这样一比我们就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多大了。

中国政府一直宣称自己GDP总量已经直追美国，超越日本、德国，即将成为第二大国，然后在二零二零年就会超越美国。但世界银行去年宣布，按亚洲开发银行的购买力评价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有很大的水份。按照调整过的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总量要缩水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中国的财富总量一下子缩小了百分之四十。中国每日消费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达到三亿多，这跟中国所宣布的贫困人口五千万相差六倍。那么有三亿多人只有日均一美元以下的消费，这是相当贫困的。从社会分配来说，中国的改革是极不公平的。

第二个视角从「民主化」发展看。我也算是改革的亲历者、观察者和见证者。我记得那个时候，八十年代的启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批判社会制度，当然也从各个角度批判，但是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民主化」，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我们追求的楷模和目标。但是，从胡锦涛接任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意识型态向「左」转，经济政策就向「右」转，整个国家的行动和思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开始否定西方的民主制度。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由社科院颁布了一个『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是它的标志。他颁布这个『白皮书』的目地就是要澄清一个普遍的「误解」，即中国只搞了经济改革，没搞政治改革。『白皮书』说中国的民主建设早就完成了，它深深的植根于民主大地。大家让共产党当政，那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个报告的执笔人房宁是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详细地解释了四条。从那以后整个理论界的风向就变了。1

『南方周末』曾经登过一个北大召开的政治改革讨论会，很多学者一开头就要声明：我是不赞成西方的三权分立，我是拥护我们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政治！至于这个「民主化」，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和内涵的鉴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跟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

最近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真的是欣喜若狂，它是对内对外有两张脸。对外，就是表示要和美国携手共渡难关，然后央行就三路齐下，增加资本流动性，和世界各国央行保持一致。对内，宣称中国的经济危机都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包括前年开始的房地产、股市等等，它全部归罪到美国的金融危机。然而这也不是它的真正目地，它真正目地是要说，金融危机证明美国自由市场制度的破产，倒掉了美国这块民主政治的金字招牌。然后就开始从里根时代的小政府，政府不干预经济。最后就得出结果，现在全世界都普遍看好中国模式和俄国模式，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胡锦涛这个政府是不可能再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第三个视角，是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底层社会过分庞大的社会。我记得我在二零零年写过一个『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其中我试图打破一个「神话」即中国会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我当时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总共也就是百分之十五。后来的几项研究包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也基本上在百分之十五左右这个数字上徘徊。但是清华大学的李强作了一个报告，他的结论非常学术化，外行看不明白。我把他的数据讲一下，你们就明白了。他说：城市里的底层是百分之五十五点多；中产阶级是百分之三十多。但是农村社会底层是占百分之九十八点多，那么就是相当庞大。他把这个社会称作「倒丁字型结构」，就是庞大基座，比我们讲的「金字塔结构」还要厉害。那个报告，我想李强可能就是成心让大家看不明白，所以全是模型和数据。但是他这个结论我觉得是最接近真实的。所以这三方面来看中国的改革都不是成功的。

第四个视角「世界工厂」的倒闭。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这个「世界工厂」从技术上来说，根本就无法和几百年前的「世界工厂」英国相比。到去年结束了「世界工厂」的荣耀为止，中国在技术上不处于领先地位；它只是「世界工厂」中间的一个加工组装车间，很多的核心技术都在别的国家--发达国家。但是这个「世界工厂」是以透支中国的环境资源；透支劳工的生命福利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血汗工厂。

这个「世界工厂」从去年起面临极大的问题。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三大支出产业是：第一是纺织品。它这在世界一直是居于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以上。第二个是制鞋。制鞋在二零零三年开始，市场占有率国际占有率，就百分之六十八以上，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到Made in China 的鞋类。还有一个就是玩具。玩具的市场占有率也是超过百分之六

十。但是这三大产业去年都因为质量问题，遭到西方各国贸易的抵制。比如有毒的鞋子，还有有毒的玩具等等，遭到西方各国贸易壁垒和抵制。

今年中国经济的心脏地带--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先后发生企业倒闭潮。珠江三角洲的倒闭潮从去年开始；长江三角洲从今年开始倒闭。倒闭的原因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我在这里不说了。

去年年底日本的一家杂志约我写一篇文章评述二零零八年的经济，我当时写的标题叫做：『二零零八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我就从房地产、股市、还有企业倒闭、通涨指数，这

四方面分析，最后归结到一条，就是这四者都会造成银行的烂帐过大，中国银行前几年通过股市转嫁出去的金融危机又会重新回来。这篇文章虽然是写在一月份，但是现在看来都一一验证。不过共产党现在把它归结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到现在对中国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不像对欧洲、日本等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影响。

很多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反复地问我：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GDP增加的这么大，为什么老百姓的反抗那么多？我当时思考了一下，我回答说：非常简单。这跟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直接相关。大家看一下，中国这个财富的寻宝图，就是四大内容，哪四大呢？一个就是股市；一个就是房地产；还有一个就是资源型企业；再来一个就是金融。股市，大家可能在国外都知道，我就不讲了。房地产这些年来几乎就是以圈占农民的耕地和城市拆迁户的住房用地为主要内容，它支撑了近十多年的中国房地产业。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和别的政府不同，在房地地产的市场上他一身两任，既充当买者，又充当卖者。它充当买者，是从农民手里用权力把土地低价强征过来，或者用很低的补偿把拆迁户的房子、住宅基地弄过来，然后再转手倒给地产商，就赚很多的钱。所以中国的贪官污吏百分之九十五都和房地产有关，这是近十年的一个事实。

还有一个就是资源性企业。资源性企业就是重化企业。大家去看一下二零零五和二零零六年的全国纳税五百强，排在前六十名的几乎全是国家级的重化企业，这些石油重化企业都是高污染企业，其中包括近两年不断引起反抗活动的PX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建到哪里，哪里就遭受到高污染。

所以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反抗主要就是四大问题：第一就是反征地；第二就是反拆迁；第三就是反环境污染；第四就是泄愤型的。泄愤型就是老百姓多方申诉得不到解决，大家积怨已久，遇到一个突发事件就会爆发。就像那个「瓮安事件」、「高英英事件」，都跟参与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大家都出于泄愤而参与。而且这种泄愤的事情是愈来愈多。所以你只要看一看哪个领域财富增长的最快，哪个领域的掠夺行为就发生的最多；哪个领域引起的反抗也就最高。这么总结吧，就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政策塑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塑造着中国社会反抗模式。

第二部份：经济结构和国家能力畸型发展之间的关系

前面我从四个方面讲了改革的不成功。那么这么大的财富增长，这么掠夺性的使用中国的财力和环境资源，最后的利益都归了谁呢？就是归了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利益集团，以及依附在它们之上的经济利益集团和部份知识精英。

我算三个数据大家就知道了。中国的GDP总量，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跟大家讲这个「分税制」以前的了，我就讲「分税制」以后。「分税制」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央收回「财权」，但是把社会福利，还有公共建设所有的「事权」留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财政开支和地方官员的利益，就加强其掠夺性，但是因为中央政府它高高在上，它不面对底层社会和农民，所以农民会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叫基层政府的官员念歪了。我是一直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分税制」的不公平才导致地方政府掠夺性的行为，那么地方政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的医疗、养老保险、还有教育、包括道路建设、桥梁建设，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甩给了地方政府，而地方的税收「油水」全被中央拿去了，比如最大的烟酒税、海关税、还有印花税全归中央的。只有是农业税留给地方了，还有一些比较小的税，所以地方政府为

了开拓新税源，和民众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激烈。

一九九四年是「分税制」执行的第一年，我讲第二年，就是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年政府的财政收获占GDP的百分之十四点八；，全国的职工工资的总收入占GDP的百分之十三点九，相差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这个时候朱镕基还没有「甩包袱」，就是教育、医疗、养老、还有失业这些都是归政府担着。但是到了二零零七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GDP总量多少呢？是百分之二十四。职工的工资总额是占 GDP从百分之十五点四降到十一点七。同时这时候老百姓头上还压了三座大山：就是教育、医疗、住房，很多人没有养老保险。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府是很不负责任的。

还有一个数目，贪污腐败每年流失的资金，叫做「腐败黑数」，「腐败黑数」的总量有多大呢？大概是在九八年开始一直到二零零四年之间，占GDP总量的百分之十三到十六点八，就是超过整个国家职工工资收入的比例。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出政府的资源抽取能力是非常强的。

政府通过改革大大的加强了他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分五种：第一种是资源抽取能力；第二种就是强制能力；第三是分配能力；第四是规范能力；第五就是保护能力。

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因为他的征地已经造成八千万农民失去土地，三百七十万拆迁户失去住房，搞的这么多人无家可归，那些失地农民彻地的成为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人员。

第二，是「强制能力」。「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各个地方针对农民的反抗已经不像朱镕基时代，还给一点「胡萝卜加大棒」，现在一味只有「大棒」，安抚是愈来愈不需要了。国家安全局几乎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网络警察，那么这种强管制能力是愈来愈强。

第三，谈一谈「规范能力」。「规范能力」是政府用法律，规范政府、官员、规范企业、规范社会成员的能力。中国的环境污染大家都知道非常厉害，但是你们知道环保立法共有多少吗？环保立法高达一千七百八十多部。而且层层政府都有环保局管「环评」，但是最后中国的环境污染是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恶劣化。那么这就说明政府的「规范能力」很差。

同时还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讲起来，你们可能特别吃惊，中国普通人的犯罪率是四百分之一；公务员的犯罪率是两百分之一，就是比普通人高一倍；那么法官的犯罪率是多高呢？是百分之一点五，是普通人的五倍，中国的官员法官成了高犯罪群体了。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政府的规范能力有多么糟糕。

第四再看看这个「保护能力」。「保护能力」大家都知道，这个警察至少是保护社会秩序的一个主要力量。但是大家从杨佳这个事件可以看出，警察已经成为犯罪的根源了，已经成了犯罪的因素，引起民怨的因素。所以杨佳杀警大家不同情警察，只同情杨佳，就是因为他们把被杀的警察当成了制度的象征了。至于黑社会剥夺老百姓，而政府很多官员几乎是和黑社会形成一体。这些我都有专题报告，我就不在这里讲啦。

最后再讲一下「分配能力」。前面谈到贫富差距，这叫财富分配能力。还有一个叫做「福利分配」能力。「福利分配」就是社会福利制度，那么我谈一下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

是三大保险，就是养老、医疗、失业。现在这三大保险，几乎只覆盖了党政事业机关。那么就是说，养老保险只覆盖了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政府医疗保险这几年的投入是愈来愈低，只有百分之十七点多；社会的投入百分之二十七的点多；而个人投入超过百分之十五。印度这个国家比我们国家穷，但是印度政府的投入占百分之五十八左右；欧洲国家投入是百分之七十三左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政府几乎把包袱全甩给民众。那么有限的政府投入又用到哪里去了呢？百分之八十五用到了八百多万干部的身上，就是那些老干部医疗保险，这都是共产党自己有数据计算的，我就不谈了。

国文国史三十年读后感 篇9

近日，拜读了孔庆东老师的《国文国史三十年》一书，读后感触颇深。书中提及“中国近代的失败，败在精神”。华夏文明在经历了汉唐盛世之后，所谓的“蛮性”逐渐流失，尤其是从宋朝之后，这种精神越来越缺失，以至于边关不断受到侵袭，并最终被元朝所灭。而经历了明清两代，中国的蛮性精神几乎消失殆尽。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国力逐步提高，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清朝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人口几乎占据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半，也因此当时的中国一直以天朝上过自居。虽然当时贪官很多，但是底层的人民群众生活也过的不错，每天抽大烟，玩烟壶，生活说不上的滋润幸福，极尽的享受。但是那个时候却缺乏侠义精神，也就是所谓的牺牲精神。国家的事没人管，别人的事没人管。那么你能指望这样的中国人去与西方列强打仗，保家卫国吗？

反过来我们看西方列强，那时西方列强的经济与中国相比，相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他们不怕失败，不怕损失，他们漂洋过海来到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面前，它就敢于打仗，他们无外乎想占便宜，能占多少便宜就占多少便宜，你说给个香港也行，你说给个广东也行，占一点便宜就可以了。这就是一种精神，就是俗称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打败仗就打败仗，反正日子也过的不好，反正也没什么吃的喝的。但是没想到这样的天朝上国这么好“欺负”，于是一发不可收拾，造就了中国近代那一段屈辱的历史。

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承，每当民族危机之际，中国的有识之士就站了出来，他们思索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船坚炮利，而我们没有工业，没有商业，于是清朝后期兴起了洋务运动，办铁路、办邮局、办工厂，外国有的，中国全有了，甚至有了一支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但是结果呢？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更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直至19世纪初期，五四运动以后，涌现出了一大批的知识分子，诸如鲁迅、陈独秀等，他们极力弘扬侠义精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就是侠义精神，力量很弱小，几个人制造一点炸弹，就去攻打衙门，一次次的失败，被杀头。其实他们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去之前就写好了遗书之类的，明明知道要死。但这是侠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中华民族何愁不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