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三十年外资中国行

2024-08-29

开放三十年外资中国行(精选11篇)

开放三十年外资中国行 篇1

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 也是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

Actively and effectively using foreign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partof China’s basic national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also one of the core elements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进步与兴起无不伴随着对外开放。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 (地区) 虽然都有不同的发展路径, 但均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对外开放, 这是一个已被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的规律。积极有效利用地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 也是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利用外资几乎从零开始, 到2007年底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逾7500亿美元, 已连续15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虽然较小, 但已取得积极进展, 截至2007年底, 中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3万多家, 对外投资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金额1000多亿美元。

积极有效利用外资, 不仅为中国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进一步拓宽发展空间、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对深化国内改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引资序幕

早在1979年1月, 邓小平在同几位工商界领导人谈话中指出:“现在搞建设, 门路要多一些, 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 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在他的推动下,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于1979年7月1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并于同年7月8日正式公布实施。此后, 我国又陆续制定了《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 以及有关实施条例和细则。这些法律法规为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也为营造一个有利于外商投资的环境奠定了基础。

1986年10月,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即“二十二条”) , 进一步明确了对外商投资企业, 尤其是先进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在所得税、土地、水电、用工费用、利润汇出和进出口配额、关税减免、外汇调剂等方面给予优惠, 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享有按照国际通行做法进行经营管理的权利。这些具体政策措施的提出和全面贯彻, 有力地促进了80年代中后期中国沿海地区吸收利用外商投资的迅速增长, 拉开了以市场换资金、换技术、换管理的引资序幕。

东方风来

但是, 就在我国利用外资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 受根深蒂固“左”的思想观念影响, 对利用外资的批评甚至责难也越来越多。这就是所谓外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1992年初, 此时年事已高的邓小平亲自视察了中国的南方, 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他指出, 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 “应主要看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坚定了大胆利用外资的信心, 中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在新形势下要“改善投资环境和管理办法, 扩大引资规模, 拓宽引资领域, 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 创造条件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 依法完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 发挥我国资源和市场的比较优势, 吸引外来资金和技术, 促进经济发展。”根据上述要求, 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引导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企业技术改造, 投向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和措施。

1995年6月, 国务院批准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7年12月, 国务院批准了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 对外商投资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项目做出规定, 进一步明确了鼓励外商投资的方向, 促进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2002年、2004年和2007年又先后三次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了国家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 减少了限制外商投资的条目。

在邓小平利用外资理论指导下, 中国利用外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自1993年以来, 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流入国, 到2007年底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已超过750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50多家来华投资, 有些还把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迁到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带动产业技术进步、扩大出口和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 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 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的税收近万亿元人民币, 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约60%, 而在1985年和1990年时的占比仅为3.4%和17.4%;外商投资企业吸纳的就业人口近5000万, 如果加上外贸和劳务输出涉及的直接就业人口则达上亿人。

“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是利用外资的新形式。中国经历了20年的以“引进来”为主的对外开放战略之后, 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 初步具备了主动参与全球化分工的能力, 于是中央在1998年提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该战略主要包括:采取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等多种方式走出国门, 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实施, 不仅成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转折点, 而且成为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举措。

实际上,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有少数国有企业 (主要是贸易公司) 开始走出国门, 开办代表处、公司或设立企业, 但大都是“夫妻老婆店”, 既不熟悉国际市场情况, 经营管理又不规范, 结果导致绝大部分企业蒙受损失。这是中国企业在对外开放初期朦胧走出国门的尝试阶段。尽管这一阶段付出了一定代价, 但通过总结教训和经验, 为后来实施“走出去”战略奠定了基础。

1984-1992年, 中国开始形成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雏形, 主要标志是1984年和1985年分别颁布了《关于在国外和港澳地区举办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审批权限和原则的通知》和《关于在境外开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的试行规定》, 初步实现了由个案审批向规范性审批的转变。

1993-1998年, 对外投资步入进一步强化管理阶段。1993年, 原外经贸部起草了《境外企业管理条例》, 并授权作为境外投资企业审批和归口管理部门。1997年还颁布了《境外贸易公司、代表处管理办法》。

1999年至今, 是“走出去”战略提出及其全面实施阶段。1999年2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原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这份文件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重点、鼓励政策、审批程序、组织实施等方面, 提出了支持中国企业以境外加工贸易方式“走出去”的具体政策措施。在2000年3月召开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 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指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努力掌握主动权, 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 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之后, 国务院相关部门又分别制定了具体实施的配套措施, 包括设立外贸发展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企业走出去建立信息平台、开辟“境外经济合作区”等, 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迄今为止, 中国海外投资的数量和规模虽依然较小, 但已取得积极进展, 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据统计, 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亿美元, 其中非金融类176.3亿美元 (占83.3%) , 同比增长43.8%。截至2007年底, 中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达3万多家, 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金额1000多亿美元, 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事实表明, “走出去”既是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必由之路, 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一定阶段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必然要求, 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 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 在国际竞争中培育和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

利用外资新阶段

从2002年1月1日起, 中国正式开始履行WTO项下的各项义务, 逐步放宽投资领域, 减少投资障碍, 加强投资保护、放松投资管制、减少政府干预。

2002年, 为适应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 中国颁布了新修订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3年颁布了《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 2004年和2007年, 中国政府又两次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修订。特别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2007年修订) 》, 在2004年版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了开放领域, 如列入鼓励、限制和禁止类条目共有478条, 其中鼓励类351条, 比原目录增加了94条, 占总条目比重由原来的69%提高到73%;限制类87条, 占比从21%减少为18%;禁止类40条, 占比由原来的9%下降到8%。《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2007年修订) 》尤其鼓励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这与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生产和出口的政策措施是一致的。同时, 积极促进贸易平衡和区域协调发展, 在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不再列入“限于中西部地区”的条目。

为了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2000年中国颁布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04年7月, 对《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进行了修订, 以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

2005年, 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淘汰四类。明确规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是引导投资方向, 政府管理投资项目、制定和实施财税、信贷、土地、进出口等政策的重要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原则上适用于我国境内的各类企业, 也是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主要依据之一, 其中淘汰类直接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

此外, 国家还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制定了一系列了政策措施。

关于外资并购问题, 2002年以来中国逐步完善外资并购政策,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措施。2002年11月4日, 我国发布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 标志着暂停多年的外资并购上市公司正式解冻, 为外商直接收购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打开了大门。同年, 发布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允许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通过托管银行投资于境内A股市场。2003年4月12日, 正式施行《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 这是涉及外资并购的标志性法规, 是中国外资并购政策法规的一个突破。2006年8月, 《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出台。新规定是对2003年《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的修正案, 一方面强化了审批环节和反垄断审查, 另一方面也试图对外资并购的操作环节, 特别是对SPV (特殊目的公司) 的设立、跨境换股等技术细节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外资并购政策正在逐步完善。

关于税收问题, 自1979年至2007年, 外商投资企业一直享受着低税率的优惠待遇。这在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能够大量吸引外资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呼吁市场规范和公平竞争便成为各经济主体的最强音。在此情况下, 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两税合一”终于迈出了实质性步伐。2007年3月16日, 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 并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199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1994年颁布的只适用于中资企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将完成其历史使命。新税法规定了25%的统一税率, 这使所有中国境内的内外资企业处于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上。同时, 也使中国利用外资跨入一个新的阶段。预计, 在这一新阶段中, 对外资的需求开始从数量为主转向以质量为主, 资金流动从流入为主转向流入和流出并重, 吸收外资的方式从新设企业为主转向新设和并购两种方式并重。

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来华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加入WTO前后, 中国政府对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几乎所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都进行了修改, 使其与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其他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则相一致。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普及工作, 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从2004年开始, 中国政府将每年的4月20日至26日确定为“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 在全社会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 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 提高广大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

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把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执法行动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点。近几年来, 各级专利版权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海关、公安和检察机关等通力合作, 加强有关这方面的法律的执行力度, 尤其是针对涉及到与人民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食品和药品的专利侵权行为开展了专项执法行动, 取得了良好效果。此外, 中国海关已经与欧盟成员国、美国等国家共同签署了关于行政法律执行的多边协助协议。2006年12月29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的决定, 进一步表明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和行动。

创新利用外资方式

从方法上讲, “引进来”和“走出去”应更好地结合起来。

一方面, 要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 加强对外资的产业和区域投向引导,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包括继续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在制定政策时不要采取简单化的一刀切做法, 应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给予差别待遇, 如在税收、用地等方面予以适当政策倾斜, 这既符合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梯度转移的要求, 也为内外资企业留下一些到中西部发展的空间。同时, 要创新利用外资方式, 包括境外上市、发行境外债券、转让基础设施经营权、鼓励国际风险投资公司投资中国等多种利用外资方式。

另一方面, 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到境外投资 (包括建立境外经济合作区) 和开展经营, 帮助它们熟悉国际经济贸易和投资环境, 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办事, 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和世界品牌。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 需要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促进体系, 加强风险管理, 特别是国有资产管理, 加大对“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

开放三十年外资中国行 篇2

关键词:改革开放三十年 教师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教育的变革可谓翻天覆地,从传统的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从素质教育到创新教育,从创新教育到现在的课程改革,一系列的改革使得教师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原来的教书匠已经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研究型教师、创造型教师已经教育对教师的需求。为了适应教育的改革,教师必须发生转变。

从教书匠到研究型教师

曾几何时,教师被定位于“教书匠”,教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着,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却忽视了自身的专业化发展。大多数的教师陷入了“教而不研”、“教而不思”的怪圈,成了地地道道的“教书匠”,从而制约了教师自身修养的提升和教育教学的可持续发展。而新一轮课程改革关注教师专业化成长,倡导教师学会反思,这就促使我们教师要由单纯的“经验型教师”向“研究型、学习型教师”转化。

原来教师说,“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桶水”,现在“要让学生有一碗水,教师就一定要成为一条奔流不止的小溪”。可见,教育的发展对教师的要求。在教学大纲的指导下,抱着一本教材、一本教参,就可以上课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昔日的教书匠已经不适应教育发展的需求。尤其是新一轮课程改革后,教育更加关注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更加关注教师的校本教研,尤其是教师要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要指导学生进行探究学习,要指导学生利用社会资源进行学习,教师要想适应改革的需要,必须不断更新观念,必须不断学习,而且必须不断研究,不断提高驾御课堂的能力和管理的艺术。即使是老教师,也要不断地整合自己的教学内容,不断更新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不断研究学生的学习状况,不断研究教学内容,因此,教师要不断进行教育教学反思,从中获得宝贵的经验、教训,并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中和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体会学生学习的成功之处或失败的原因,在不断地反思中受到启发,改进教学方法,要反复思考,仔细琢磨,采取措施,及时补救,提出改进教学的策略和方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从教书匠走向研究者。

我校特级教师王树清教师总结出一线教师的研究之路,“学习→实践→反思→总结→学习……是不断提高的良好途径。”这是她用20多年的实践,逐渐探索出的一条适合于自己情况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道路。她长期在第一线教学,长期教高考班,长期当班主任,地处远郊、信息不灵,基于此,她只能既苦干实干,又注意不断地总结、不断地学习,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撰写教育、教学论文,并把撰写论文、编写教参和教辅资料也当作一次再学习的机会。她的教育格言是“第一线教师搞科研,其实就是‘干干、想想、学学、写写’”。就是“先真干、实干、苦干再求巧干;先不求想好再干,可干完一定要想,更追求想好再干;学学别人的经验,学学教育教学理论,检验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效而且科学,避免把短期有用但违背科学的行为当作经验来延续;把自己干的过程、想的体会、学的理论写下来,写的过程就是一个升华,是由感性到理性的提升,是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是由“我感觉要这样干到我明白应该这样干”的过程。“干干、想想、学学、写写”是四种行为,它不是并列关系,是递进关系,后一种行为对前一种行为的提升,每一次的提升都是你的进步。“干干、想想、学学、写写”是不断的循环,多种样式的循环,可以在几天之内循环一次,也可以在几个月、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循环一次;可以就某一事件循环一次,也可以就某类事件或几类事件循环一次。如果分别用不同颜色、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圈圈把这些无数次循环画下来,再把这些圈圈放在一个以学识道德水平作纵坐标,以时间为横坐标的坐标系内,你将看到每一个圈圈都是你上升的阶梯,每个新圈圈都在托举你攀登到人生的新高度。这就是一线教师的研究之路,这就是一线教师的从教书匠向研究型教师的转化案例。

从知识的传授者到学生学习的组织者

传统的教育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学生是知识的容器,加上高考的压力,教育教学围绕高考转,考试分数成为衡量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教育观念和教育政策离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甚远。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作为迎接新世纪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把提高创新能力摆到了关系民族复兴和国家兴旺的重要位置。从此,教育进入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新课程阶段。现在,教师的教育理念以及对自己的角色认知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向学生成长的促进者、引导者、组织者转变,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从居高临下向“平等中的首席”转变,原来单一的、被动的学习方式已经被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这种发挥学生主体性、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所代替,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的理念正在形成。教师正在从知识的权威者到学习的平等参与者转变,在从知识的传授者向学习的指导者、组织者和促进者转变。

如:在《读懂秋天》一课,教师组织学生课前广泛阅读,选择自己喜欢的关于秋天的诗文、音乐、绘画,结合自己对秋天的感受,写出评论文章,组内交流,推出人选,班上交流。课堂上学生的配乐朗诵,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教学情境,歌词唱道:“让世间一切为我感动,因为最美的在心而不在远处”,整节课如同一首让人心旷神怡的钢琴曲,使学生的心灵得到陶冶,情感得到丰富,思想得到升华。

三鹿奶粉事件后的一周内,我们的语文课堂上就出现了“社会热点论坛——直击三鹿奶粉事件”,教师在进行有效的指导后,学生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的观点,陈述自己的立场,俨然一个新闻发布会。这让我们教师感动,我们的教师已经将社会时事热点搬进课堂,学生已经开始关注社会事件,更为可喜的是,我们的教师对学生的指导是如此到位,如何发表和陈述自己的观点,如何听取发言人的观点,如何进行记录,如何进行提问和质疑,如何进行发言等等,教师一一进行指导。我们的学生表现是如此的让人骄傲,他们有理有据,言辞肯切,充满社会责任感。以学生的表现看,这样的课堂绝不仅仅是这一次。

在《自由落体运动》中,教师不仅仅是进行科学知识的传授,而是以物理学史为线索,讲授了自由落体运动规律的发现和发展过程,在引领学生进行知识探究的同时,他更强调思想上探究、观念上的探究,整节课都渗透着对学生进行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教育,突出物理教学的文化品位。

在《发展中的化学电源》一课中,教师把培养学生对化学的热爱和学习兴趣放在突出的地位,让学生自主地参与知识的获取过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实验探究等实践活动,讨论交流、解决问题,并从中学习化学,欣赏化学,热爱化学,和谐地落实三维教学目标。他围绕“化学电池的发展”线索,即“干电池→充电电池→燃料电池”的发展线索,培养学生“在化学科技实验中不断改进创新”的发展观和创新意识。

从黑板粉笔到全套多媒体设备的应用

传统的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教材是教师上课沿袭了几十年的三大教具,后来有了挂图、辅助黑板,再后来有了投影机、幻灯片、录音机,再到实物投影仪、多媒体。教学工具的现代化给课堂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前教师每节课在黑板上反反复复写,不够了擦掉再写,一堂课下来,口干手酸的年代已经不在了。现在上课资料应有尽有,教室的全套多媒体设备更是将辅助教学做到了极致,电脑进教室,网络进教室已经成为了现实。那么教师的教学技能需要加入多媒体设备的应用技能,以前需要将备课内容一点一点全部书写到黑板上,如今不仅可以用电脑备课、制作漂亮形象的课件,并且随时可以在课堂上调出来。这为教师的备课、授课带来了方便,而且促进了学生更高效的学习。目前,我校已经完全解决了多媒体设施设备的问题,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网络走进校园、走进教室已经成为现实,我们已经更多的转向多媒体设备的开发与应用的研究,转向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有效整合,转向技术设备如何有效的辅助学生的学习。为此,我校开展了“利用网络化学教育资源培养高中学生创新能力的研究”、“网络化CAI课件的开发与应用”、“普通高中网络教学平台的开发与应用的研究、应用”“网络环境下高中生读写能力培养研究”等课题研究,开发了普通高中网络教学平台,探索了博客、班级论坛等方式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如特级教师赵向军老师关于运用网络辅助教学,他在《无机推断题》的复习课上指导学生从网上搜集相关信息,筛选出符合学生实际的经典习题和解题方法要领,并由学生讲解思路、答疑,有力地培养了学生利用网络化学教育资源进行探究学习的能力,初步形成了“网上搜集资料——课上学生讲解——生生充分交流——教师适时点评”的教学模式。我校每年组织教师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大赛,27名教师参加我区“信息技术整合”大赛,全区22个一等奖,我校占12个。

开放三十年外资中国行 篇3

截至到2007年年底,这支队伍人数累计已达430万人次。他们之中,涌现出了一批批在各自领域乃至全国都具有广泛影响的杰出代表,受到了中国各级政府的表彰和全社会的敬重。从1991年以来,他们中有999人曾经获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奖——中国政府“友谊奖”;有2700多人获得各种地方奖。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小平同志“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重要谈话发表二十五周年,铭记海外专家们的突出贡献,弘扬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11月29日,由媒体和社会广泛参与、从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专家中评选出的15位“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在深圳2008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国际人才高峰论坛”开幕式揭晓。

这15位海外专家是在全国从事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相关部门推荐的29位优秀候选专家中,由来自人民日报、人民网、中央电视台、中国外文局、北京大学、深圳市商业联合会、 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社、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以及全国长期从事引进海外人才工作的38位资深专家评委,根据海外专家的“贡献力”和“影响力”两大标准投票评选产生的。获选专家们以自己的卓越贡献,证明了自己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将永载史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画卷的精彩篇章。

(摘编自《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委会主任夏兵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评选结果发布会上的讲话)

与中国人民携手战胜非典的健康卫士——贝汉卫(Henk Bekedam)

荷兰人,1958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世界卫生组织(WHO)前驻华代表。获选理由:在中国遭遇非典危机,成为疫区的时候,发挥他WHO驻华代表的特殊作用,帮助中国积极争取国外理解、同情,支持和援助,帮助中国做好疫情监测、疫苗研究、病人治疗等,为抗击非典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极大贡献。

2O世纪最为杰出的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

美籍华裔建筑大师,1917年出生。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苏州市荥誉市民。获选理由:改革开放后,贝聿铭作为外国建筑师,给中国奉献了第一个经典作品——香山饭店,引起中国建筑界的强烈震动。数十年来为香港、北京:苏州设计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建筑:为北京的旧区改造和新区开发,苏州古城保护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建议,为中国建筑设计从传统走向现代作出了特殊贡献。

站在时代风口潮头的“洋厂长”——威尔纳·格里希(Werner GeriCh)

已故德国专家(1919~2003),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武汉市荣誉市民,德国总统“大十字勋章”获得者。

获选理由:在1984年至1986年,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率先引进国外以质量、市场为核心的管理理念,从严治厂,改变了工厂管理落后、质量低劣的面貌,对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产生了强大冲击,被海外舆论称作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和成功的典范”,成为我国新时期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里程碑。

香港新一代商界领袖和慈善企业家——霍震寰

香港人,1949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广州市荣誉市民,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

获选理由:投身慈善以及培训内地人才事业2 8年;首开全国青联与香港商界的往来,风尘仆仆奔走于香港和内地之间,培训内地人员达2万令人,为内地的发展,为促进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心系祖国科技事业的科学家——李政道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26年出生,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获选理由:上世纪70年代向毛泽东当面建言重视优异青年学生的教育,使大学“少年班”得以开办;组织实施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打开中国研究生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深造大门;倡导并推动中国成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帮助我国选择了一个既先进又符合国情的BEPC方案,并促成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在国内创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等四个研究中心。对发展祖国科技和教育事业,推动基础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等作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央电视台首位“洋主播”——艾德文·马厄(Edwin CharleS Maher)

新西兰人,1941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获选理由:放下自己开办的播音培训学校,放弃澳大利亚优厚的物质待遇和生活条件,来到北京勤勤恳恳将当代中国声音和形象从北京高质量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不断将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同事,成为当今在华工作全世界受众最多的海外专家。

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Mundell)

加拿大人,1932年出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北京论坛发起人,北京“绿卡”(永久居留权)获得者。

获选理由:2003年非典时期,在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疫区期间,冒着风险将自己原来位于纽约的公司总部迁至北京,以显示对中国的信心;面对美国等不断加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他坚定地站在中国立场,支持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为培养更多金融人才,担任中国40多所高校的名誉教授,在中国各个领域发表200多场演讲。

“一村一品”运动发起人——平松守彦(Morihiko Hiramatsu)

日本人,1924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日本大分县前知事。

获选理由:多次到中国各地传授日本“一村一品”先进经验,接收中国研修生到日本研修学习,并派专家来华进行技术指导;积极推动中日间高层互访,促使大分县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促使大分县企业在中国建立公司,促进大分与上海直接通航。如今,由他倡导的“一村一品”项目已经在我国如火如荼开展,已经成为各地农民致富的重要项目。

1美元年薪的清华大学客座教授——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美国人,1954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高盏银行全球前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获选理由:5年前,辞去高盛总裁职务,放弃高达1120万美元的年薪到清华大学当一名年薪1美元的客座教授,来发现并培养世界新经济体制下中国未来的行业领导者,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位担任国内大学客座教授的西方资深投资银行家,由他主

持的“全球领导力”课程目前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最受欢迎和最有影响力的课程之一。

藏区盲童的“光明使者”——苏珊·萨布莉亚·坦芭肯(Susan Sabliya Tenberken)德国盲人专家,1970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德国“金鹿奖”、“总统勋章”获得者。

获选理由:2000年开始,也是盲人的苏珊来到西藏,与西藏残联合作建立了盲人康复及职业培训中心,用自己设计的世界上唯一的藏语盲文开展培训教育,8年间先后对上百名肓童进行日常生活技能培训和藏、汉、英三种语言的盲文基础教育,为西藏盲人的教育和康复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震救灾现场的“白求恩”——莫瑞斯·托帕兹(Moris Topaz)

以色列人,1950年出生。山西省“友谊奖”获得者,国际医学整形美容设备安全委员会和重建外科执行委员会总秘书长

获选理由:听到四川发生地震灾难的消息后,毅然推掉在以色列已经预定一周的手术,带着手术器材和设备,自费从以色列来到重灾区德阳。在灾区简易帐篷中,在不断的余震中,运用自己所发明的“负压技术治疗创伤”技术,开展救治,免除了更多伤者不必要的截肢和不必要的大手术。

北京奥运功勋人物——海因·维尔布鲁根(Hain Verbruggen)

荷兰人,1941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国际奥委会第29届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

获选理由:2001年担任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主席,负责对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进行考察评估,坚信北京举办奥运会将给中国和世界体育留下独一无二的遗产,北京能够举办一届出色的奥运会;从2002年开始,作为国际奥委会第29届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对北京奥运会筹办工作给予多方面帮助。为北京奥运成功申办和举办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新中国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华裔知名学者——杨振宁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22年出生。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

获选理由:1971年在中美关系尚未解冻时期,冒险回国访问,在他的带动下,一批美籍华人学者纷纷回国探访,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在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先后在香港和美国发起成立三个基金会,成功地为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在海外募集到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推动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为清华引进了计算机诺贝尔奖“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等顶尖学者。

来自日本的“治沙愚公”——远山正瑛(TOYAMA SEIEI)

已故日本治沙专家(1907~2004),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内蒙古自治区“荣誉公民”,联合国“人类贡献奖”获得者。

获选理由:从1980年起开始内蒙古恩格贝的沙漠治理实践,每年在那里工作八九个月,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一直坚持14年,将自己的余生无私奉献给中国的治沙事业。在日本全国巡讲,号召日本国民每周省下一顿午餐钱,来支援恩格贝沙漠绿化。在他的感召下,共有包括他的子女在内的1万多名日本友人先后来恩格贝参加绿化沙漠运动。经过不懈努力,恩格贝地区30万亩流动沙丘已经披上绿装。

情系中国水稻事业的日本专家——原正市(HARA SHOICH)

已故日本水稻专家(1917~2002)。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国农业奖章、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得者,黑龙江荣誉公民。

开放三十年外资中国行 篇4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 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下表显示的是从1978到2005年我国主要发展指标的世界排名, 从表中可以大致看出我国总体经济水平三十年的演化轨迹。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购买力平价按1990年美元计算。

从表中可以发现改革三十年的成绩是辉煌的, 本文将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解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改革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演进路径, 展望未来改革在收入分配领域的进一步走向。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取得的成就

(一) 改革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任何生活品的生产和供应都是由计划来完成的, 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是不存在私人经济领域的。改革突破了原有的产权制度, 在农业部门, 实现集体对土地拥有所有权, 土地使用权归属于家庭的制度, 这种制度大大调动了普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产值迅速增加。同时在工业生产领域, 国家逐渐放松对私有经济的发展约束, 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 逐步改革国有企业, 这些政策使中国工业经济领域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结构, 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市场中产品的多样化。在劳动力方面, 逐步放松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经济发达地区, 带动了流入地的经济发展, 提高劳动者个人的收入水平, 使得中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优势得以发挥。

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影响是深刻的, 据估算我国到200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2550美元, 到2006年, 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为35.8%, 农村为43%, 总体生活水平达到小康, 比改革前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二) 社会保障总体框架基本形成

社会保障是一国经济的安全网, 对于一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至关重的作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同经济改革一样也经历了数次变化, 到2007年, 我国社会保障基本框架已经形成, 城镇实施了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建立。在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开始建立,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正处于经济的探索阶段,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全面推广并不断完善。截至2006年, 已有2241万城市居民和1509万农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5400万人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近几年, 五项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以平均7%的年增长速度增加, 社会保障基金年收入增长20%左右。

(三) 国民享受教育文化、就业自由的机会不断增加

我国教育体制伴随着改革开放进行了两次改革, 第一次改革主要是实行了九年制义务, 近几年, 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国家实施了教育学杂费免除, 并从2007年起, 中央财政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的投入标准, 为农村1.5亿学生全部提供免费的教科书。教育体制的改革效果明显, 我国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普及化, 高等教育迅速发展, 同时国家财政加大了对贫困学生奖助学金的投入, 保障了普通家庭子女入学享受公平教育机会。同时, 国家逐步放宽劳动流动的限制, 大批劳动者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就业, 1995年国家开始正式实行《劳动法》, 确定了劳动的单位合同制度, 这一法律确立了我国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的新型用人机制, 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制度, 用市场机制来实现劳动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在修订《劳动法》的基础上, 与2008年1月开始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 新劳动法更加注重对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各种权益的保障, 促进新型劳资关系的形成。

三、中国当前收入分配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我国实行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增量改革, 改革路径的正确选择保证了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但由于改革是在各个部门和行业渐次推进的, 很多的改革不到位或者是由于改革已形成的既定的利益集团而难以推行, 由于改革前期过于追求经济增长, 忽视了在收入分配领域相关改革的协同推进,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依然面临着大量的问题和挑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社会贫富差距水平过大且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

1. 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分配总体差距持续扩大。

基尼系数是反映一国总体收入差距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基尼系数从接近零上升到接近0.5 (胡鞍钢) , 大大超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 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 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收入差距水平已经过大,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我国贫富差距水平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近年来以农民为代表的底层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依然赶不上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

2. 城乡、行业和地区收入差距明显。

根据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 我国从1981年到2005年城乡收入比从1.8上升到3.2, 由于我国城乡居民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中国城乡收入比已接近6, 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1.7的警戒线。同时,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明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 我国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6, 个别地区已经达到了10, 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并不仅仅是由于行业技术水平、劳动复杂程度或风险程度所导致了, 很多情况是因为垄断利润和内部人控制所引起的。此外, 我国东中西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差异巨大, 区域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水平呈现发散趋势, 从2000年到2004年, 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已由7548元扩大到了9250元, 差距持续扩大。GDP增长率的差距也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8.39个百分点。尽管实行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但是2005年最高的5个省市的人均收入是最低的5个省份的2倍以上, 而且增长速度还快于收入低的省份。

3. 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等现象严重, 存在明显的社会阶层差距。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对200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是扩大的。2004年, 在金融市场里, 20%最富裕的家庭拥有城镇居民资产的55.4%, 而最贫困的20%的家庭只占1.5%, 两者相差36.9倍;农村里20%高收入户拥有农户存款的55%, 14.6%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低收入户, 拥有农户存款的3%。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 富人占有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 而“穷人”占有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少, 加之我国反贫困政策投入较少, 可能导致我国社会结构向“哑铃型”发展。此外, 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正逐步显现, 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状况加大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难度。

(二) 灰色收入侵蚀着社会发展的成果, 拉大行业和个人的收入差距

王小鲁将灰色收入定义为:非法收入、违纪违规收入、按照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其合理性值得质疑的收入及其他不明收入。我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由于无法获得完整的资料来计算我国灰色收入的规模, 但可以通过统计来大致计算, 资料显示, 全国城镇2005年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约4.4万亿元, 约占GDP总量的24%。根据王小鲁的预测, 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转、企业用于行贿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已接近3万亿, 巨大的灰色收入拉大了行业和个人的收入差距。林毅夫教授曾经将腐败滋生和灰色收入规模过大列为可能影响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六因素之一。

(三) 普通劳动者对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比例低, 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学中, 一般使用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或者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反应一国普通劳动者对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比例。从1998年到2005年, 我国企业利润的平均增长和国家财政的平均增长都在30%以上, 但城市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平均增长只有9.9%, 这期间农民纯收入的年增长只有7%。据统计, 1989年我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6%, 到2003年下降到12%, 约占城乡居民收入的21.3%。2004年前三个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比2003年同期增长了11.8%, 人均经营性收入和人均财产性收入分别增长了23.7%和19.8%, 其中出租房屋收入增长54.5%。2004年前三个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13.3%, 而农民人均财产性现金收入增长了30.5%。

四、新的起点——对中国收入分配领域改革的展望

在一个经济体制中, 民生问题若要改善, 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 一是来自于市场收入;二是来自于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这决定了我国在民生领域主要从完善市场机制和调整并加大国家财政投入两方面进行。

(一) 通过法制和行政手段, 进一步完善市场的调节功能

市场是现代经济体制中合理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 在初次收入分配中, 政府的作用应该主要完善市场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 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均等是地区行业差距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应深化完善市场机制方面的改革, 构造竞争机制, 整顿流通秩序强化市场管理, 同时应努力塑造文明的市场行为主体, 严肃法纪, 取缔非法经营活动, 营造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让不同地区、不同利益主体在同一起跑线上去公平竞争。对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 国家应该加强对其经营和收入的监管, 对于公司管理者和普通员工收入进行关注, 对于管理者和员工制定相应的符合市场规则的激励工资。此外, 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严重影响了劳动力的流动, 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了就业歧视、择业差别、二元社保体制等一系列问题, 要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等二元差别, 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 形成劳动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 在提高效率的同时, 克服因就业选择限制而产生的收入差别。

(二) 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改革财政预算机制, 将更多的钱用于民生领域

1. 加强立法, 完善法规, 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分配行为。

法律对于收入分配的的调节过程不是国家直接进入收入分配领域, 而是通过相关的法律约束灰色收入等其他不合法的收入行为, 改善我国的收入分配现状。立法调节和司法调节是运用法律调节收入分配的两个主要方面。立法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主要包括工资立法、公务员工资立法、各种社会保障立法等。而司法则是法律实施的保障, 收入分配领域司法主要是监管相关收入分配相关法律的执行情况。针对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前分配司法的重点将是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通过制订和完善收入分配方面的法律体系, 使收入分配的调控有法可依, 能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

2. 使用适当的财税手段改革相应的税收机制, 充分发挥税收的反向调节作用。

政府在再分配中应发挥其经济职能反贫困, 这就要积极运用财税手段。就缩小收入差距的角度来看, 财政政策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之间的转移支付;二是阶层之间的转移支付。我国现行的财政预算机制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较弱, 国家每年财政用于对于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支出较少, 在未来应该加大财政预算的改革, 将更多的钱用于民生领域, 同时政府还应完善税收制度:首先, 对居民征收个人所得税。其次, 对居民财产征税。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 必须改革和规范我国财产税体系, 在原有房产税、车辆使用税、契税的基础上, 增加不动产税、土地税。最后, 征收商品税, 纳税人可将税负转嫁给商品的购买者, 直至最终消费者。

3.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的功能。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依据一定的法律和规定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项社会安全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尤其是在我国面临人口结构日益老化和企业结构性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日益增多的压力下, 应该加快建立社会保障机制, 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 尤其重视对社会底层民众的保障。具体来说, 应在对企业职工实行养老、医疗等保险的社会统筹, 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提供物质帮助, 对为国家做出特殊贡献的某些社会成员及家庭实行安抚和补偿的同时, 解决好企业改革过程中失业、待岗、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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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袁志刚.再论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J].探索与争鸣, 2006 (9) .

开放三十年外资中国行 篇5

发刊词

三十年弹指一会间。

进入而立之年的我国商业管理体制改革经过曲折、渐进的长期努力,已经建立了商品自由流通、多种经营业态并举、经营主体多元化的流通业管理格局,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其30年改革的脉络充分体现了我国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转轨,同时也开始纳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通过回顾流通业改革的进程、商业理论改革的探讨、经营业态的变迁及改革所带来的业绩的精彩回放,力求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向读者展现我国流通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服务业对外开放路径及特征

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渐进性特征相对应,我国服务业开放选择了一条试点先行、逐渐加速加力和拓展领域的路径,经过了“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变化,完成了从自主开放到制度开放的转换,其阶段性、梯次型特征十分明显。

一、初期少数领域零星开放阶段(1978年-1991年)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重视工农业的发展,而对服务 1 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改革开放初期相当长时间内,服务业仍未被摆放到应有的位臵,在开放问题上,服务业初期开放层次不齐,个别领域开放相当早,但是更多服务业开放起步较晚。我国最早的三家中外合资企业其实都归属服务业:第一家是1980年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与香港中国航空食品公司合资成立的“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拉开了中国吸引外资的大幕,其次是中美合资的建国饭店,1980年6月开工建设,1982年3月底正式营业,再就是长城饭店,创建于1980年,1985年正式竣工营业。餐饮、旅游饭店、以外销为主的房地产开发是这一时期开放的主要领域。旅游饭店是服务业中最早向国际市场开放、最早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行业。为整体开放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服务设施的需要,促使旅游饭店业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度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投资规模甚至高于工业项目。20世纪80年代初建成的北京建国饭店、广东白天鹅饭店、南京金陵饭店等8家合资饭店成为中国吸引外资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批项目。

1978年以后服务贸易起步发展,较具规模的是始于1979年的海外工程承包和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内旅游业开发。随着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和货物进出口的发展,服务进出口的领域越来越宽,相关的货物追加服务、通信、金融、保险、技术服务、经营管理咨询、人员培训等服务进出口也随之迅速发展。1982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44亿美元,1991年增长到了108亿 美元,其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较为稳定,其中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的比重保持在0.7%至0.8%,进口额占比为0.4%至0.5%,进出口总额保持在0.6%至0.7%。

二、中期试点推进阶段(1992-2001年)

一是加快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法规政策集中出台。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实现,世界经济结构加速调整,产业发展明显向服务业倾斜,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迅速超过第一、二产业,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这一趋势,我国开始调整产业发展战略,开始将服务业发展摆上重要议程。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这是我国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决定》还提出了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十三条政策和措施。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兴起”。1994年,我国进一步进行了计划、财税、金融、外汇、外贸以及投资体制等方面的重大改革,为第三产业的加快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94年通过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1995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7年2月,国务院批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本,1997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对服务业开放的定调是“有步骤地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

二是参与服务贸易谈判并做出初步承诺。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了整个过程,而且参与了制定《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1990年5月4日,中国联合印度、喀麦隆、埃及等发展中国家向服务贸易谈判组提交了对GATS文本结构具有重大影响的“亚非提案”。1991年7月,中国第一次提交初步承诺开价单,对银行、航运、旅游、近海石油勘探、专业服务和广告等6个行业的市场开放做出了初步承诺。1992年10月,中国又把保险、陆上石油服务、商业零售、建筑工程和计算机服务等领域列入初步承诺开价单。1993年4月,中国又将开价单作了调整,初步承诺开放银行、保险、旅游(酒店、餐馆)等服务市场。1993年9月,中国再次修改初步承诺开价单,迸一步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并于同年11月,提交了服务贸易减让表草案。1998年7月,在WTO中国工作组第8次会议上,中国在服务业方面的谈判取得进展,就电信、金融、零售、法律、会计、专业服务领域的开放提出了许多实质性建议。根据1999年11月15日达成的中美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市场准入范围进一步扩大。

三是试点开放向深度和广度进军,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增长期。1991年到2001年,我国大部分服务业都在试点基础上有限度对外开放。虽然不同服务业门类的开放形式和力度有较大差别,但整体来看服务业市场对外商投资的限制逐步放松,外商以商业存在的方式进入中国服务业市场的部门和领域不断扩大,形 成了覆盖金融、保险、交通运输、仓储、建筑业、商业、房地产、科研、教育、卫生、信息咨询等十几个部门的对外开放格局。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等不断扩大,特别是国际旅游业增长较快,传统行业如商业、餐饮业等有较大发展,金融、保险、邮电、通讯等行业增长也很快。运输业中的海运运输和速递业务、会计服务业和分销业中的零售业已有很高的开放程度,实际上零售业实际开放程度已超过承诺的初期水平,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数量也增多。但仍有一部分重要的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开放也比较晚,如对金融业的业务范围和地域一直实施严格的限制;电信业在2000年9月才出台《外资电信管理规定》,容许以合资的方式进入,公路在2001年11月才发布《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的管理规定》,容许独资方式进入货运,而客运仅限于合资;铁路则于2000年8月才以合资的方式开放货运。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进出口总额从1991年的108亿美元增加到了2001年的719亿美元。除1998年和2001年外,其他年份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增长率都在10%以上,特别是1991年至1994年增长率在20%以上;服务贸易进口也快速增长,从1991年的39亿美元增长到了2001年的390亿美元。

三、后期履行承诺全面开放阶段(2002年—迄今)

1.加快形成服务业开放发展新战略和新的政策体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服务业在世 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攀升,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适值我国在新世纪之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将在新的规则体系约束下参与国际服务业的竞争合作;国内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也进入重要时期,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效缓解能源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成为我国重大而长期的战略任务。因此,这一时期服务业的开放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商贸、文化、金融、体育、交通等所有服务业管理部门,到全国各地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服务企业,再到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社会各界围绕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服务业开放发展的国家战略、产业理论和政策体系、企业经营发展策略等进行了全面、密集而深入的研讨、设计,在实践上则根据入世承诺,不断探索创新服务业开放发展的新模式。

2001年12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意见》,指出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有力措施。意见提出了加快发展服务业发展的12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提出要通过扩大开放,促进服务业管理体制、企业机制、组织形式以及服务品种的创新;促进先进服务技术和标准的引进,带动服务业整体水平的提高;促进和培育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形成,增强国际 竞争力,减少服务贸易逆差。要有步骤地进一步开放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外贸、商业、文化、旅游、医疗、会计、审计、资产评估、国际货运代理等领域。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发展服务业的跨国公司。鼓励开展设计咨询、对外工程和技术承包、劳务合作。2007年和2008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又先后出台,彰显了加快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急迫性。

2.履行承诺逐步形成整体开放的新格局

入世时我国对各类服务业开放均做了承诺,承诺水平也较高,但各个领域对外开放的时间表和最终开放程度不完全一致,不同服务贸易方式的承诺内容也明显不同。关于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对所有的部门至少都做出了局部的承诺;在跨境提供方面,对超过80%的部门做出承诺。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的承诺较多,但是在商业存在方面仍然有较多的限制。

入世后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速度明显加快。首先是在清理和修订法律法规方面,采取了大规模行动,共清理与外经贸业务有关的法律法规2300多件。到2006年,随着有关法律法规的清理告一段落,以及服务业的开放承诺基本完成,我国进入WTO后过渡期。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从2006年11月12日起,除了个别领域外,我国取消服务业对外资的限制,至此,我国服务业整体开放的新格局基本形成。2007年外资对我国四大服务行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 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合计达到11085家,实际使用外资84.6亿美元。入世之后我国服务业按承诺稳步开放,整体发展良好,不少服务业出现快速发展势头,规模、质量和竞争力明显扩大和提高。

3.服务贸易特别是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发展迅猛

2001年以来我国抓住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加速发展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快速增长。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突破千亿大关,达到了1222亿美元,进口达到1301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523亿美元。

我国服务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新兴服务出口增速加快,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电影和音像等新兴服务贸易部门的出口增长迅猛,不仅超过了其他服务部门,也超过发达国家相应部门的增长速度。2001-2007年,我国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从4.6亿美元增长到43.4亿美元,咨询服务出口从8.9亿美元增长到115.8亿美元,电影和音像出口从2789.5万美元提高到3.2亿美元。

4.内地与港澳服务领域开放合作成为亮点

大陆与港澳地区服务领域的开放合作日益紧密是这一阶段的特色。自2003年始,内地分别与香港、澳门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以及《安排》附件和五项补充协议,内地一步步扩大对港澳服务业开放的领域和程度,另外商务部还于2006年连续发布《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 办法》的补充规定和补充规定

(二),专门鼓励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商业企业。

截至2008年9月,内地在金融、法律、会计、建筑、旅游、医疗、物流等40个领域分别对港澳实施了221项和209项开放措施,涉及内地30多个政府部门。多数行业对港澳投资放宽或取消股权限制,降低注册资本、资质条件等门槛,放宽投资地域和经营范围等。截至2008年5月底,2322家港澳企业按照CEPA的优惠条件申请投资内地。金融合作、旅游合作和专业人员资格互认方面,截至2008年5月底,港澳共有51家银行全面办理存款、兑换、银行卡和汇款4项人民币业务,人民币存款超过800亿元人民币。内地累计赴港澳“个人游”旅客达5508万人次,如按人均消费5000港币计算,则为港澳带来近2800亿港币的收入。建筑领域,内地与香港共有2037人通过互认取得了对方的专业资格。

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主要成就

一、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总量倍数增长,开放领域和水平接近发达国家

经过30年的对外开放,我国服务业发生了根本变化,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做出了巨大贡献。1978年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只有87..5亿元,2007年达到96328亿元,30年间增长110倍;1978年第三产业贡献率为,2007年则为39%。

目前我国服务业开放已经超过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开放领域涵盖了《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服务大类中的10个,涉及总共160个小类中的100个,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服务、分销等在内的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已全部向外资开放,占服务部门总数的62.5%。2007年,中国非金融服务贸易领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6000多家;服务业领域在利用外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2007年服务业(含金融业)实际吸收外资达430亿美元,占吸收外资总额的52%,比2002年的比重提高近1倍。

服务贸易成就斐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服务业出口增速加快,服务出口大大高于同期GDP增速,是世界上服务出口增速最快的国家。中国服务贸易从1982年的44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523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从0.6%增长到4%。2006年,中国服务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对外直接投资113.8亿美元,其中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5.3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8.5亿美元;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5.1万人,年底在外劳务人员67.5万人。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82万人。2007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40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3%;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68亿美元,增长26.0%。

二、现代服务业市场体系初步形成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通过引进、吸收和调整优化,我国主体多元化、门类齐全、功能完备的现代服 务业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为国有、集体、外资、混合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所代替;传统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旅游运输等行业加快升级改造,现代物流、会展、广告、咨询、中介代理、计算机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大力引进超市、便利店、购物中心等新兴业态,彻底改变了原来单一百货店的零售市场格局,促进了市场繁荣、消费升级和民生改善;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现货市场、批发市场等有形市场与期货市场、网上市场等无形市场互动发展。

2001年,原国家经贸委、铁道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若干意见》,2004年,发改委、商务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组建全国现代物流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物流产业的行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明确了物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2007年我国全社会物流总额达到75.2万亿元,物流增加值1.7万亿元,占第三产业的17.6%,占GDP的6.9%,成为拉动GDP增长和第三产业发展的稳定因素。

三、服务业技术管理的现代化、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

通过技术、资金、人才和现代经营理念的引进,提高了我国服务产业现代化设施装备水平,强化了江省县级市中列首位,一个浙中内陆小城发展为中外闻名的国际性商贸城市。目前来自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外商常驻义乌采购小商品,境外企业经登记批准在义乌设立办事处900多家,联合国、外交部等机构在义乌设立了采购中心,义乌市场上商品已出口到212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外向度60%以上。

四、为解决就业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

对外开放带来了我国服务业的大发展。由于传统服务业体量不断增大,新兴服务业门类日益增多,服务业成为我国吸纳就业的最重要领域,大大减轻了我国的就业压力。劳动密集型的零售、住宿和餐饮、家政服务等行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下岗再就业人员,而知识密集型的商务服务业,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人才,则主要吸收了大量高校毕业生。对外劳务输出、承包工程等服务出口也直接带来了就业机会。

1978年—2007年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从4890万人增长到24917万人,新增就业人员20027万人,平均每年吸纳新增就业人员约691万人,其中,1990-2005年,服务业新增从业人员11792万人,而同期新增的全部从业人员只有11076万人,说明服务业不仅吸收了绝大部分新增的就业人员,还吸收了很多从农业、工业转移过来的从员人员。1978年、1990年、2000年、2007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70.5/17.3/12.2;60.1/21.4/18.5;50.0/22.5/27.5;40.8/26.8/32.4。

五、刺激服务消费需求,提高生活质量,提升国民素质

我看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6

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怎么立起来的?我这里表述为“一石四柱八梁”,一石是改革开放的奠基石,四柱是改革开放的四大理论支柱,八粱是改革开放的八根大梁。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大思想支柱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四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中国改革开放的八梁是改革内容的主要八个方面,八梁之一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发展,之二是设立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之三是私有制改革与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之四是财政金融体系改革,之五是价格改革与市场体系建设,之六是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之七是教育和科技文化体制改革,之八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这表示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内容。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阶段论,我认为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1978年12月到1984年9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第二阶段是全面展开阶段。从199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重点是国企改革。第三阶段制度创新阶段,从1992年2月到2003年10月,小平同志南巡视察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第四阶段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从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完善市场经济、改革空间和科学发展观。

中国改革开放路线图总结为三个方面,路线图之一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这包括农村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都是从下到上发展起来的。路线图之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一是财政体制改革,二是金融体制改革,三是外汇体制改革,四是审批制度改革。这几个方面,都必须是中央政府做审批,自上到下进行的。第三个路线图是上下结合的改革,国企改革、价格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对外开放。这几个方面,中央和地方都有积极性,有两个积极性,上下配合,推动改革。

改革开放的大智慧

我们再看看改革开放的大智慧。中国改革开放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当代就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改革。我们要看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稳操胜券?三十年大成功必有大智慧,我想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大智慧在改革开放之外主要是政治智慧。政治大智慧,我归纳为一刚多柔,刚柔相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组合。

中国改革开放的刚性原则和政治基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要能够发挥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实现经济起飞和民族崛起。第一必须高度统一,而不能分裂,也不能名义上统一而实际上诸侯分裂。第二必须高度稳定和长治久安,而不能动荡,更不能动乱。第三必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能成为其他强国的附庸,更不能被外国列强蹂躏。而要做到这些,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刚性力量,这刚性力量何在呢?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三十年来长治久安的坚强基石。改革的刚性原则是中国改革圆满成功的第一大政治智慧和坚实的政治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的领导在不断的改进,民主制度在不断的推进,党也不断的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进一步发展,这充分表现了党的领导越来越走向刚柔相济。第二,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刚柔相济,社会主义制度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也是路线图。经过三十年的探索,我们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也是刚柔相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就表明着马克思主义也是刚柔相济的。这里提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智慧的视野。这是中国的国情和特色,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也没有两个完全同样的国家,比如中国和美国国情有巨大的差异。

“科学改革观”

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催生了科學改革观,权贵资本的滋生和社会阶层的剧烈分化需要科学改革观。全社会,全方位的博弈迫切需要科学改革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非政治组织和企业各方面的博弈,这个博弈是不可少的,但是也急切需要科学的改革观。科学发展观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科学发展观主要的服务面还是发展方面,尽管发展和改革密不可分,但是改革和发展的内涵毕竟有多方面的不同,科学发展观的发展需要科学改革观。科学发展观也决定着科学改革观的原则和方向,因为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改革观同源于以人为本。人民既是改革的持久动力和主体,又是改革成果的最终享受者。坚持全面、协调、渐进、稳定的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路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

科学改革观具体的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内容。科学改革观的不断飞跃,一是从经济改革向政治社会文化全方位改革飞跃,二是从机制转换的改革向全面制度创新飞跃。三是从政策推进式改革向法律规范飞跃。四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向划着船过河飞跃。五是从改革的必然王国向改革的自由王国飞跃。这里我提出了科学改革观的五个大统筹,一是统筹国企改革和非国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二是统筹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三是统筹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四是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体制改革。五是统筹科学改革和科学发展。

科学改革观五大战略转变。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从数量型公有制主体向功能性、质量性公有制主体转变。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市场主要管效率,市场主要管公平转变。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向整体上搞好国民经济转变。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向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中心转变。行政体制改革为中心,现在推出大部制改革就是这个内容,大部制改革的内务是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个转变全能型政府是掌权型政府、控制和主宰型政府。存在着越位、错位、缺位,这些问题都有。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服务型、法制型、管理型政府,民主型、权威型、守法,廉政、亲民、公正、精干,公共服务型政府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探析 篇7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原因、经验, 概括地说就两个字:“用”和“控”。

1、“用”

古贤云:“善假于物者, 能致千里, 能绝江河。”万物皆有可用之处, 关键在于怎么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关键在于党和政府合理地运“用”了以下几个物。

(1) 用“大国优势”。这里的大国优势是指我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所积聚的资源、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力。大国优势主要表现为几方面。一是劳动力、土地、环境资源丰富, 市场容量巨大, 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本土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二是作为具备大陆型经济特性的大国, 经济的自身互补性和自我调节能力都较强, 有利于矛盾的自我消化和坚持独立自主。三是勤俭与自强不息的优秀文化传统沉淀, 勤俭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储蓄率的提高, 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投资资金来源;而自强不息的儒家文化的传承使中华儿女奋勇争先, 在科技、经济、文化领域不断创新, 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 用“后发优势”。一方面, 有选择地学习利用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框架中的有利因素, 如外资、先进管理经验、先进的科技水平和成熟制度机制等, 降低探索成本。另一方面, 不断总结吸取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教训, 避免重蹈覆辙。如苏东模式的失败、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华盛顿共识的苦果、东亚金融危机等都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借鉴作用。

(3) 用“众智”。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 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不仅有效解决了十几亿人的粮食安全问题, 还为国家以及世界稳定做了巨大贡献, 保证了农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劳动力和市场等基础性支持。利用民间资本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丰富市场、扩大就业、提高财政收入、为国企改革提供优良体制、环境等;利用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鼓励知识分子不断为经济发展献言献计;利用有效的政治治理模式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大力发展经济。

(4) 用“理论、制度和机制创新”。解放思想,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 保证了理论的与时俱进, 保证了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 保证了改革开放的主线和发展的主题。通过所有制结构创新、经济运行机制创新和分配机制创新, 不断完善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 并大大提高各市场主体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2、“控”

这三十年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中国共产党的睿智。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对经济发展的各时期的各方面都进行了适宜的掌控, 并取得显著成果。

(1) 控“要素数量、流动与整合”。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过度膨胀, 有利于资本深化以及提高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入, 部分承担了政府在公共教育方面的费用支出。户籍制度控制农村劳动力转移, 有利于防止资金流入低效部门, 保证资金在城市高效部门间的循环。高预期收益, 将最优秀的精英吸收到公务员队伍中, 保证政府的核心凝聚力以及政策的科学性。价格、利率、税收等政策扶持, 鼓励资金、技术、人才向国家战略目标地区倾斜, 有利于保证好钢用在刀刃上, 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等。

(2) 控“国内稳定”。稳定的国内环境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前提条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军队绝对领导等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

(3) 控“改革顺序与速度”。改革的顺序基本上是由易到难, 如先进行经济改革后进行政治改革, 先进行体制外改革后进行体制内改革等。改革的速度基本上是渐进式的, 先试验再推广, 由点及线到面, 有效保证了政策的可逆性以及政府对改革预期的掌控。

(4) 控“党自身建设”。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自身建设至关重要, 这直接决定了改革的成败。然而, 我们党通过政治的组织、政治的方法、政治的智慧、政治的行为习惯以及学习的能力等保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有效地领导和保证改革的顺利开展与不断深入。

二、今天经济发展的现存问题

近期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 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除了国企改革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贫富差距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等, 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某些可用和可控因素不断发生变化

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 先前丰富的而今可能短缺, 先前宽松的而今可能紧张, 先前确定的而今可能存在风险。如随着“民工荒”的出现和诸多自然灾害的频发“人口红利”和“环境红利”的趋弱;伴随我国产业技术升级和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的垄断, 我国可用国外技术的边际效益不断降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和国情的不断变化, 可借鉴的国外经验和教训越来越少, 可能增加发展中的不确定性等等。

2、部分地方政府执行力不强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受地方保护主义以及GDP崇拜的影响, 很多地方政府对上级政策阳奉阴违, 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从而很多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到了基层的实施阶段就变形。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很多地方大搞政绩工程, 劳民伤财, 完全背离了“以人为本”的政策核心思想。更有甚者, 贪污腐败, 很多惠民资金被层层截留, 到民众手中已经是所剩无几。这不仅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而且损害了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3、西方文化的侵蚀加剧

改革开放以来, 发达国家生产的商品似洪水般涌进, 并以其高科技、高质量和品牌优势不断冲击国人抵抗诱惑的能力。同时, 附着在其中的西方文化也大肆侵入。混杂其中的奢侈消费、攀比消费、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消极思想不断冲击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底线。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很多优良传统在与之交锋中节节败退, 逐渐丧失在部分国人中的精神高地。

4、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不论是一直以来的“台湾问题”、“中国威胁论”, 还是西方领导人接见达赖喇嘛及干涉奥运圣火传递都表明西方国家始终把中国当作现实的或潜在的有力竞争者, 他们不愿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 而是想办法阻挠或横加干涉。同时, 随着石油需求增加, 西方各国对战略资源的争夺战也愈演愈烈, 中国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另外, 以廉价劳动为主要优势之一的中国加剧了穷国之间在全球市场中的零和博弈, 甚至引起与发达国家就业机会等方面的直接竞争, 并以劳工权利为旗帜置中国于劣势。

三、明天针对相关问题的举措

针对以上问题, 关键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具体的说就是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 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 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除此之外, 还应包括以下几点。

1、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关键位置

现今的巨大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因此, 要保证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就必须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关键位置。只有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党才能在可用和可控要素发生变化中, 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潮流、新趋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化解风险、因势利导保障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2、加强政府官员执行力建设

有选择、分步骤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大力惩治腐败, 提升政府形象及公信力;加强官员自身素质建设, 完善公务员招考制度。中央政府制定出某些重大的政策后, 必须常抓不懈并由专职部门监督实施, 狠抓地方基层政府对政策的执行并及时进行监察反馈, 不能虎头蛇尾, 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和实效性;加强群众组织及正常宣泄渠道建设, 信赖群众、依赖群众监督各项政策的执行;发挥媒体在宣传、监督等方面的天然优势。

3、大力探索传统文化及共产主义信仰的发展之路

要使传统文化及共产主义信仰得以传承和发展, 必须真正显示出它们的优越性, 从而增强它们的吸引力。继续深化改革保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 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改革的成果不断提高生活水平, 构建“四位一体”的和谐社会, 是显示传统文化及共产主义信仰优越性, 增强吸引力的不二法门。只有国富民强, 人民群众才会真正地去坚持、传承和发展。同时, 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教育以及建立完善有效的道德奖惩机制也是保证传统文化及共产主义信仰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必要手段。

4、与周边及其他国家分享利益, 走共赢之路

中国持续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是与周边以及整个国际大环境的稳定分不开的。尽管国际竞争不断加剧, 国家间的矛盾摩擦不断增多, 但合作与共赢才是大方向, 才是长远之计。因此,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国际影响等综合国力的提升, 应根据本国国情适当承担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 并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分享。同时, 我国仍然面临诸多国际及国内问题, 有必要继续实行“冷静观察, 站稳脚跟, 沉着应付, 韬光养晦, 善于守拙, 绝不当头, 有所作为”的二十四字真言, 不断向先进国家和地区有选择地学习、借鉴、“搭车”, 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和共同利益, 提升软实力, 注意自我克制, 避免盲目扩展和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正面摩擦,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动摇, 不懈怠, 不折腾”, 逐步实现国家民族的真正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参考文献

[1]张剑荆:“北京共识”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4 (5) .

[2]余东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经济转型[J].山东社会科学, 2007 (11) .

[3]庄俊举: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研究的若干思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5 (5) .

[4]曾光、詹绚伟:“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比较[J].改革, 2005 (2) .

[5]田春生:“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比较初探[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 (2) .

开放三十年外资中国行 篇8

日前, 从协会传来消息:由其编辑的《中国制药装备行业改革开放三十年画册》中英文版将出版。

自2009年始, 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便集中一定的人力、精力搜集有关我国制药装备行业的历史图片和资料, 编辑《中国制药装备行业改革开放三十年画册》。目前中文稿已经就绪, 正在组织翻译成英文, 不久就可交付出版。

据悉, 图册将集中反映我国制药装备行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和成就, 以期能进一步促进和发展我国制药装备事业。

开放三十年外资中国行 篇9

一、基层民主的几种主要形式

1. 选举民主

选举民主的一般做法是:县委决定乡镇长副乡镇长候选人, 通过乡镇党委, 这些候选人交由乡镇人大主席团提名, 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任命。这个过程中既缺乏竞争性又缺乏公开性、平等性, 其中引发的政府内部权力斗争以及矛盾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 扩大基层民主, 进行乡镇长任命方式的改革, 尝试乡镇长的公推公选以至于进行乡镇长的直接选举, 成为地方政府进行改革的一个首选方向。这个改革的方向, 从意识形态上落实的是“群众参与”、“把政府权力还给人民”等原则, 而这与执政党和政府所奉行的“群众路线”、“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等原则完全一致。[1]而从实际的效果看, 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 可以比较有效的解决干部腐败、干群关系紧张、社会不稳定等问题, 在有的地方甚至有立竿见影之效。同时也可以通过乡镇竞争性的选举选拔有能力的领导人, 提高乡镇政权工作能力和运转效率。[2]另外, 基层选举所需要的改革成本比较少, 便于操作。因此, 进行基层选举制度的改革, 成为地方政府进行政治创新改革的主要方向, 这个方向, 也得到乡镇政府和基层群众的支持, 以及学者和媒体的密切关注。

2. 参与式民主

参与式民主, 指的是由于公众既有的政治参与渠道不畅, 导致地方治理种种弊端,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有志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地方官员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的一些拓展公众政治参与渠道的制度创新。从已有的地方实践中, 它主要包括民主恳谈以及在民主恳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而来的乡镇一级的公共预算改革, 如:“代表在线”, 市民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并发言, 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改革以及听取公民意见的制度化安排, 听证会等。在层次上诸如此类的参与式民主由刚开始的体制外思想政治工作载体转变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基层民主形式, 这种基层民主形式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一种中国式的协商民主或参与式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形式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是一种体制外的创新, 很难纳入制度化的渠道, 同时, 其最终的表决方式也缺乏规范性, 民众的意见和建议更多的是作为民意来参考, 政府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3. 党内民主

到目前为止的关于党内民主的地方实践,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推进党内民主为主旨的以实行党代会常任制为主要内容的试验, 一类是在实行其他改革的同时进行的相关党内民主的改革尝试, 这以乡镇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的选举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前一类中主要举措包括直选党代表、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 设立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监督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和决策咨询委员会、规范党代表、党代会、全委会和常委会的职能和地位、构建党员监督党代表, 党代表监督全委会, 全委会监督常委会的履职评价体系等。在第二类改革中包括1998年底四川青神县南城乡五百多名党员参加了乡党委班子的直接选举的试验;2002年湖北杨集镇在实行两推一选镇长的同时进行两推一选镇党委书记以及两推一选村支部书记及的试验;2003年成都市新都区在综合政治体制改革中进行只选木兰镇镇党委书记的试验以及在重庆坪坝的综合政治体制改革中, 在直选镇长的同时实行三票制选举镇党委书记、建立党代表常任制, 实行常任党代表制度的试验。

二、基层民主发展中障碍成因分析

1. 民主参与主体所参政水平较低

所谓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指人民根据法律规定, 在所居住的社会基层区域内, 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一种制度, 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居民 (村民) 行使民主权利最直接、最具体的体现, 自治性是其集中的特点体现。在我国当前基层民主建设中, 主要是两大块, 一是村民自治, 一是城市的居委会建设。众所周知,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 这也直接制约着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首先, 由于经济发展落后, 各种条件的制约, 政治发展不可能超越这些瓶井, 因此到我目前我国直选的范围只达到了县级, 并且还相当不完善;其次, 由于教育水平不高, 市民社会程度低, 这直接制约着公民的参政水平;再次, 人民大众的参政热情也是有限的, 实践证明人们参与各种活动的热情与其利益的直接相关性是成正比例的, 同样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遥远的和抽象的。托克维尔就认为“很难使一个人放弃自我去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 因为他不太理解国家的命运会对他个人的境遇发生影响。但是, 如要修筑一条公路通到他的家园, 他马上会知道这件小公事与他的大私事之间的关系, 而且不必告诉他, 他就会发现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之间的紧密的联系”, “因此, 如果让公民们多管小事而少操心大事, 他们反而会关心公益, 并感到必须不断地互相协力去实现公益”。基与此, 在我国当前, 大力发展基层民主, 无疑是一个明智和务实的选择, 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的途径和低成本的试验。

2. 可直接借鉴的民主发展的经验不足

追求民主是我党孜孜以求的目标, 但是根据中国自身的特点, 可以直接用来借鉴的民主发展经验十分不足, 以党内民主为例, 二十世纪以来, 西方各国是党外讲民主, 党内讲集中, 有寡头化倾向。现在一些西方国家, 把选举即票决式民主形式作为实行民主的惟一形式, 当作民主政治的终极模式, 并以此为标准, 粗暴干涉别国内政。国内也有一些人, 热衷于盲目模仿西方的政治模式, 搞所谓“普选”, 搞“三权鼎立”。虽然, 西方选举式民主形式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 但并非完美无缺, 而且在实践中已经暴露出众多的弊端。且不说其中的黑金政治和贿赂选举丑闻, 也不说一些国家和地区, 在选举后引起群族分裂和民族对立, 从而造成政局动荡等状况因此, 在中国执政党必须要反映多元化的利益诉求, 必须搞党内民主, 这样做是现实的, 是中国特色。在考虑一个政党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时候, 要注意法律上的禁止利益相反代理的原则。但是从国外民主化的经验来看, 并没有一党专政的国家首先实行党内民主, 由党内民主带动国家和社会民主的先例。因此, 党内民主的提法以及第一类地方实践, 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战略上的, 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而从地方上的实践来看, 第一类改革的局限性也主要在于, 并没有实行党委书记在内的党委班子的直接选举, 没有对党内的权力授受问题做出实质性的改革。

3. 基层民主平台搭建不完善

我国实行的协商民主, 主要体现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 贯穿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全过程, 体现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民主协商、团结共事的重要平台, 是党和政府同社会各界沟通联系、民主协商的有利场所, 同时, 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实行协商民主完全是在我国政协体制内的运作, 既能体现其广泛性和包容性, 也能确保其有序性和有效性。现实中由于各种原因, 对于基层民主实践的平台搭建被人们所忽视, 甚至有些人故意将民主平台破坏, 导致了民主沟通和建议渠道的不畅。因此, 建设、维护和利用好人民政协这一协商民主的重要平台, 充分发挥其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既是各级党委的责任, 也是政协自身的职责和使命。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不断加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 努力提高政协委员履行职能的水平和能力, 自觉将协商民主贯穿于具体实践中, 体现在各项工作中, 为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我国基层民主发展路径探析

1. 关于认识问题

民主政治是人类文明的体现,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实行民主政治的具体途径和形式, 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统一模式。我国的协商民主, 不仅体现在选举前和选举中, 而且贯穿于选举后各级领导者制定和实施决策的全过程。其突出优点, 就是保证社会各界和广大公民, 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实现和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作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这样, 既能弥补选举式民主形式的不足, 进一步保证选举结果的公正性, 又能促进当选领导者制定和实施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安定。

实行协商式民主, 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创举, 不但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而且对推进世界和谐也具有深远意义。对此, 我们要克服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妄自菲薄思想,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 在科学借鉴西方民主政治建设经验、稳步推进和不断完善选举 (票决) 民主形式的同时, 自觉地坚持和完善好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 使两种民主形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以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2. 关于实施问题

在我国, 实行协商民主的主体是广大公民, 这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国家性质和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一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但在具体实施中, 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领导干部处在民主协商双方主要方面的位置上。因此, 在制定重要决策前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中, 能否运用协商民主的形式, 广泛听取和认真吸纳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其主动权也在党委政府一边。所以, 各级党政领导者, 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治国理念, 自觉坚持和实行协商民主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不断提高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水平, 全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开放三十年外资中国行 篇10

( 一) 中国精神的内涵

“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1) 中国精神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根基, 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是当今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的精神和支柱。

( 二) 中国精神的重要性

中国精神是凝聚中华各族人民为民族复兴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主要内涵, 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团结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纽带。在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时,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总能把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集团调动起来, 为中华民族的整个命运共同体而奋斗;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总能够鼓励人民打破“墨守成规”习惯势力的影响, 解放思想, 使全社会振奋起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进而带来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 很大一方面取决于中国精神对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所发挥出的精神纽带的力量, 这种力量激发和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投身民族事业的决心和勇气,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中国精神展现出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 塑造了中华民族光明形象, 促进中国梦的实现。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产物, 也是世界文明宝库的重要内容。富有中国精神的“中国梦”之于中华民族是复兴之梦, 之于世界是“和平、合作、发展、共赢”之梦, 当今弘扬和培育中国精神, 可以避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其他民族的精神所“吞噬”, 从而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特有的精神风貌, 促进“中国梦”的实现。

二、前后两个三十年对中国精神的持续弘扬

( 一) 中国精神核心内涵的不断充实: 从爱国主义到爱国主义、改革创新

爱国主义始终是团结各族人民为民族事业奋斗的一面旗帜, 在不同的时代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新中国成立后, 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时代的主题, 围绕这一时代主题,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国分忧, 大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赋予了爱国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孕育了不同形式、不同内涵的民族精神典型, 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 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依据改革开放的实践弘扬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精神, 弘扬了具有时代气息的改革创新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 “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展现给世界人民爱好和平、维护统一、不怕吃苦、勤劳勇敢、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勤俭建国的精神风貌, 这些民族精神凝聚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 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冒着生死危险迈向朝鲜战场作战, 谱写了可歌可泣“抗美援朝精神”, 这是“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 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不畏艰苦、始终保持昂扬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 以及为了人类和平和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2) 抗美援朝精神, 是传统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 是科学的爱国主义的弘扬。1952 年年底,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 在这条路线的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先后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方式对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以生产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的方式逐步对手工业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以公私合营、“和平赎买”等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过程中全体人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 大力建设美好家园所表现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中国人民对祖国爱的深情表现。1956 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 人民将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把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勇于变通、敢于探索的精神发挥地淋漓尽致, 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汇聚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 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前进,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 (3) 虽然在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些许的困难和挫折, 但是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从未冷却, 在困难时期全国人民仍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热爱祖国、热爱集体, 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创新、不怕牺牲、服务人民的精神, 逐步克服了我国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的种种困难, 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那十年, 中国人民乘风破浪创造出了中华民族的“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等民族精神, 这些精神展现出了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内生活力, 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不断前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另一方面依据社会实践发展需要、响应时代号召, 培育和弘扬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大力推进了中国精神的发展和创新。改革开放不久, 邓小平提到: “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 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4) 改革开放后三十年, 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 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前提, “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 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5) 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乐于奉献、敢于拼搏的民族精神同时依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塑造了具有时代风貌特征的时代精神———改革创新精神。

改革开放是一项新的、伟大的事业, 这项事业不仅需要民族精神的激励, 还需要敢于突破、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的支持。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中国人民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变革”精神, 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勇于突破封闭僵化的“老路”探索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新路”的创业精神为前提, 大胆突破、勇于尝试, 塑造了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1978 年小岗村的18 户农民为了解决温饱秘密签定了大包干“生死状”, 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鼓励下小岗村的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变革精神不仅促进了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还催生了我国经济特区的设立。1980 年到1988 年间我国先后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 个经济特区, 1992 年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曾说: “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 没有一点‘冒’的精神, 没有一股气呀、劲呀, 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走不出一条新路, 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6) 正是中华民族勇于创新、敢于突破、开拓进取、求真务实、以人为本的改革创新精神, 创造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业绩, 孕育了我国“载人航天精神”、“非典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等体现中华民族时代风貌的精神, 这些精神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呈现给世界人民中华民族更加美丽的一面, 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劲动力。

( 二) 中国精神的弘扬途径的不断拓展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的科学技术持续发展,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我国科技事业的繁荣发展, 不仅提高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 还对人民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途径在改革开放以前主要通过典型示范、群众运动、文化教育、收音广播等方式进行。改革开放后, 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进步, 电视、电脑、E科技等产品进入了千家万户, 这些产品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精神的弘扬途径得以不断拓展。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主要通过榜样带动、群众运动和思想教育来实现。首先, 树立典型示范。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注重通过树立榜样的方式, 号召全国人民向榜样学习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例如, 号召全国人民向时传祥、王进喜学习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精神; 向邓稼先、焦裕禄学习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爱国主义的精神, 这些精神大大推动了推动着社会主义的建设, 成功塑造和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其次, 大搞群众运动。新中国成立不久, 美国敌军攻占朝鲜并越过三八线侵犯我国领土, 为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犯,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以多种方式开展了宣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运动。针对美国对台湾的干涉、对朝鲜的侵犯, 中国各地代表团团长在北京召开会议, 将1950 年7 月17 日后的一周定位“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 中宣部对此做出了批示, 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情绪高涨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 不断让全国人民了解时事政治, 不断向全国人民宣传美帝国主义长期侵犯我国的罪行; 《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不断宣传保家卫国的重要性, 向民众灌输包围和平教育; 各地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等采用小报、黑板板、广播收音等形式向宣传爱国主义精神; 人民群众还通过组织集会、游行, 高唱《国歌》、《国际歌》、《中华人民志愿军战歌》等歌曲来增强民族士气、保卫国家和平。这些举措是爱国主义精神遍布开花, 团结了全体中华民族的力量, 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和平。再次, 注重思想教育。思想是精神的体现, 为摆脱旧社会的恶习, 建设美丽中国, 中国共产党注重用思想建设来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精神意识, 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通过各地夜校、讲习会等方式向民众宣传以爱国、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 大大提升了人民的思想意识, 是人民树立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意识、树立了服务大局, 全心全意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识, 国家的发展出现良好态势。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拓展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途径。首先, 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使中华民族精神更加得以重视和弘扬。之后十五大报告规定以培育“四有”公民为目标, 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这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指明了方向。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提出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到国民教育的全过程, 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指导。其次, 国家通过创办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创建弘扬民族精神网络平台, 弘扬和发展了中国精神; 通过出台相关文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方式使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得以弘扬和发展。再次, 中国共产党把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纳入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范畴, 丰富了中国精神的内涵, 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 以新兴媒体、大众传媒等方式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核心的时代精神渗透到国民教育全过程, 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三、启示

( 一) 实现中国梦需要中国精神的支撑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发展历史证明,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布满了艰辛和曲折。在曲折中前进、在艰辛中发展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必然经历, 梦想的实现不是一挥而就的, 它的实现需要经历很多的挫折。正如马克思认为事物的发展会呈现出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 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前进是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充分验证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全体中华儿女手中, 中华民族命运的改变来源于全体中华儿女的不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艰苦创业和吃苦耐劳的尽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仍然需要我们继续发扬中华民族不怕吃苦、分离拼搏、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不懈怠, 心怀梦想、奋力前进。

( 二) 实现中国梦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句话丝毫没有什么夸张。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发扬光大, 成功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领导核心, 还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理论的指导者和先行者。改革开放后三十年, 中国共产党不断依据实践发展需求,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新局面, 创造出了包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理论体系, 带领全国人民丰富和发展着中国精神的具体内涵, 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前,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是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带领和指导。

( 三) 实现中国梦需要客观看待新中国以来党的历史,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习近平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7) 这两个不能相互否定的论断合乎历史史实和历史发展潮流, 我们要相信只有坚持“两个不能否定”的论断, 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 才能深刻地认识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是年为实现“中国梦”所作的不同贡献, 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才能脚踏实地, 以广阔的胸襟和气魄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使“中国梦”的实现成为可能。

( 四) 实现中国梦需要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

“中国梦”不仅是民族的梦、国家的梦还是人民的梦, 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努力。每个人都有梦想, 或大或小, 我们在圆自身梦想的过程中就会实现自身的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人所发挥出的潜力和创造力, 必然能够带动我国社会的前进和动力。我们若能在中国道路的引领下, 以中国精神为激励, 不断发挥出自身力量, 不仅我们自身的梦想会实现, 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会变为现实。所以, 我们每位中华儿女一定要打起精神, 珍惜我国社会现有发展成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扬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到底。

摘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劲动力,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场接力实现了中国精神的持续弘扬。在中国精神的不断引领下,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探索和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创造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 为当前中国精神的进一步弘扬, 促进“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同时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中国精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作选读》 (下册) [M].北京:中央人民出版社, 1999.

[2]《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毛泽东选集》 (第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4]余双好.《中国梦之中国精神》[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5]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3-3-18.

对我国三十年档案开放期限的反思 篇11

一、机关档案部门保管的档案不对社会开放是我国实行三十年档案开放期限的前提和基础

我国实行三十年档案开放期限的最高法律依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第十九条“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 根据上述规定,我国档案开放以三十年为基本期限,对于形成满三十年的档案,以开放为原则,不开放为例外;对于形成未满三十年的档案,以不开放为原则,开放为例外。

追寻我国实行档案形成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的法律规定,实际上是采纳国际档案界倡议的结果:1968年9月在马德里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专门通过决议,倡导在那些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从文件产生到利用之间的总封闭期限不应超过三十年。①由此可以看出,“三十年封闭期”是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针对“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的一项特殊决议,其目的是敦促“那些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加快开放档案的步伐。

根据198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机关档案部门保管的档案,是现行档案,主要供本机关和上级主管机关使用,不属于开放范围。对外提供利用需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以及1983年国家档案局发布的《档案馆工作通则》第七条“档案馆接收档案的期限:1、省级以上档案馆接收立档单位保管20年左右的档案;2、省辖市(州、盟)和县级档案馆接收立档单位保管10年左右的档案”的规定,我国政府机关形成的档案在本机关档案部门保管的二十年或十年期间,以机关内部利用为主、不对社会开放,我国显然属于“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1987年制定《档案法》时,我国采用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关于“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从文件产生到利用之间的总封闭期限不应超过三十年”的决议,规定我国档案开放的一般期限是“自档案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是十分自然的事。

二、提供利用属于原生政府历史信息范畴的机关档案是实行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途径

政府信息公开保障了公民对政府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是推进社会民主化建设的基石。近年来,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已经从政策宣示、地方立法实践,迅速发展到全国层面的立法规范。200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确定了行政机关公开与行政许可行为有关的政府信息的职责和义务,2007年4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更是对政府信息公开作了全面系统的调整和规范。

要正确理解政府信息公开提速对档案开放带来的冲击和促进,首先需要认清“政府信息”和“档案”二者的关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档案法》第二条规定:“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无论是政府信息还是机关档案,两者都是信息内容和物质载体的有机统一体。政府信息是机关档案所记载的信息内容,机关档案则是记载政府信息最原始的物质载体,两者之间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信息内容如果不记载在特定的物质载体上,就无法长久保存和广泛传播;物质载体如果没有记录特定的信息内容,就失去了保存的必要。比较政府信息和机关档案二者的法律定义,政府信息强调的是信息内容——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信息,而机关档案强调的是物质载体——机关在从事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注重的是物质载体的原始记录性。

从政府信息生成的载体划分,政府信息包括原生政府信息和派生政府信息两大基本类型。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直接形成的文件材料及归档后转化而成的档案,属于原生政府信息的范畴;刊载于各种出版物和社会媒体之中的政府信息,属于派生政府信息的范畴。作为办事工具的机关文件材料及归档后留存备查的机关档案作为原生政府信息,是出于传播目的而刊载于各种出版物和社会媒体之中的派生政府信息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派生政府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需要依赖原生政府信息予以证实。从政府信息生成的时间划分,政府信息包括政府现实信息和政府历史信息两大基本类型。由于政府信息形成伊始,首先记录在机关文件材料上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广泛传播,所以机关文件材料和刊载于新闻媒体之中的政府信息属于政府现实信息的范畴;由于具有保存价值的机关文件材料经过一定期限履行归档手续后转化为机关档案,所以机关档案属于政府历史信息的范畴。

由于机关档案具有原生政府信息和政府历史信息两大属性,提供利用属于原生政府历史信息范畴的机关档案,是实行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途径,显然也应遵守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定。

三、开放保管在政府机关的档案是国际上政府信息公开的通行做法

在制定和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国家和地区,保管在政府机关的档案对社会开放是通行做法。政府信息公开法最早发源于北欧的瑞典,但真正将政府信息公开法予以体系化的是美国。瑞典规定,公民有权利用政府文件,凡列入开放范围的文件,社会公众、专家和学者均可利用;如果受到无理限制,利用者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诉。美国建立了公众有权向联邦政府机关索取任何文件材料的制度,政府机关有义务对公众的请求作出回应。如果政府机关拒绝公众的特定请求,必须说明理由。公民在查询信息的要求被拒绝后,可以提起复议和司法审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瑞典、美国等国认为文件永久保存才转化为档案进入档案馆,而我国则是以“归档”作为文件转化为档案的起点②,因而公众查询瑞典、美国政府机关形成的文件材料,其含义也就大体等同于我国的利用机关档案。为了回应社会公众查阅政府档案的迫切需求,香港“政府档案管理守则” 第468条规定“政府的政策是提高公共行政事务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并容许公众人士自由查阅政府档案。”对于开放政府部门保管的档案,“政府档案管理守则” 第462条规定“除获豁免查阅的类别外,各局和部门在可行的情况下,应对它们收藏的档案作识别和描述,以便市民在提出书面要求后10天内(较复杂的个案则在30天内)可以查阅档案。”第464条规定“各局和部门不能以档案被列作机密为理由,而拒绝市民查阅。”这就是说,除了法律明确规定应予保密的极少数机密事项而外,政府部门保管的档案都应当向社会开放。《台湾档案法》第十七条规定:“申请阅览、抄录或复制档案,应以书面叙明理由为之,各机关非有法律依据不得拒绝。”

以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为开端,我国脱离了“制定了文件限制利用期限的国家”范畴,当前已经失去了继续采用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决议、坚守三十年档案开放期限的国情基础。

四、记载政府信息的机关档案应取消开放期限的限制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六条“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第三十六条“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公开政府信息的活动,适用本条例”以及第三十七条“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条例执行”的规定,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和公共企事业单位三类主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实行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条渠道。根据该条例第十五条“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的规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其载体大多属于派生政府信息的范畴。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六条“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的规定,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其载体大多属于原生政府信息范畴的机关文件材料及其归档后转化而成的机关档案。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属于政府现实信息范畴,由于此时记载这些政府信息的载体还处于文件材料阶段而留存在机关文书人员和业务人员手中,由机关业务人员或者文书人员来履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职责较为适宜,把记载在文件材料上的原生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出版物、社会媒体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转化为派生政府信息向社会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由于公众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而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具有极强的随机性,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大多属于政府历史信息范畴,其载体多已归档转化为档案,由机关档案人员进行管理,由机关档案人员来履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职责较为适宜。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除了“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外,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和公共企事业单位这三类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信息,必须依法对公众及时公开。当前国家正在着手进行第二次《档案法》修改工作,为了适应政府信息公开的时代要求,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笔者认为记载政府信息的机关档案应取消开放期限的限制,《档案法》修正案应明确规定记载政府信息的机关档案即时向社会开放,延期开放的档案应限定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应予保密的范围之内。

注释:

①A·瓦格纳著 高向东 梅军译: 《档案利用方针:从限制到开放》,《中国档案》1989年第9期,第40页。

②熊志云:《文件、档案的形成与运动过程浅析》,《档案》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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