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三十年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三十年（共8篇）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三十年 篇1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三十年

发表日期：2008-6-26

梁妍慧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哪些进展和成就，今后发展的方向及攻坚部位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总结和研究。

一、单项突破阶段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来，到2000年6月《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颁布前，这一段可以称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单项突破阶段。所谓单项突破，主要是指在干部人事工作的某项制度、某个体制、某个领域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较大的成就。主要有：

十二大前后，围绕提出和贯彻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方针，党中央于1982年首次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废除了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吹响了新时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号角。

十三大前后，重点改革干部管理体制。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展开干部分级分类管理。纵向方面，本着管少、管好、管活的原则，实行下管一级的干部管理体制。1984年，中央决定干部管理体制，由过去的下管两级改为下管一级。这一改革，扩大了下级党委的干部管理权限和企业、事业单位干部人事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统得过死、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调动了多方面的积极性。横向方面，针对以往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状况，提出建立科学的干部分类管理体制。以建立公务员制度为重点，推进企业领导人、专业技术人员从“国家干部”中分离出来，将所有干部划分为机关、事业、企业三大类。干部分类管理格局初步形成。

十五大前后，提出了改革的重点对象和重点内容。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加快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改革的方向是：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从十三大前后的一般干部分类，到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改革，重点对象和内容突出了。据此，党中央于1995年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这是第一部规范党政领导干部选任工作的党内法规。以后，中组部总结各地的创新做法，下发了领导干部竞争上岗、公开选拔、考核、交流等方面的意见、通知、暂行规定。这些规定尽管还未上升到党内法规，不叫条例，尽管不是以党中央名义下发的，但在指导和推进党政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改革方面，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二、整体推进阶段

以2000年6月，中办印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为标志，此时，改革由单项突破进入到整体推进阶段。所谓整体推进，主要是指在“三支队伍”的改革上，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规划和设想，并努力按照这个规划，从系统方面推进。主要有：

2000年6月，经中央批准，中办印发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纲要》总结了22年单项突破的经验，从整体上提出了十年内（2001―2010）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指导方针和主要措施，规划了党政干部、企业领导人、事业单位领导人“三支队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及方向。这是第一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十年规划。迄今为止，党建领域也只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纲要和反腐倡廉体系实施纲要等两部规划。

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今后改革的重点与目标。重点是：建立健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目标是：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这一思路，将改革的内容由“选拔任用”扩展为“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推进。这就使得改革的重点不仅突出，而且有了扩展和延伸。将改革的方向明确概括为“以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为目标”，这就使得改革的重点内容更加系统，目标更加清晰。

在制度上，规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任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法规。2002年，中央总结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实行七年的经验，修订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条例》对党政领导干部选任的基本原则、程序、方法等作出了更加规范和严密的规定，形成了干部选任的基本规章。围绕这一《条例》，中办又下发了2004年“5+1”个法规文件，2005―2006年5个法规文件。这一系列具体制度的出台，抓住了党政领导干部选任与管理监督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使其改革由局部改革、单项突破向综合配套、整体推进迈进。

在实践中，扩大民主的改革措施普遍推行。民主推荐成为干部选任的必经程序和基础环节，民主测评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任前公示和考察预告制度全面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广泛实施，全委会票决制开始推开。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迈出一定步伐。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采取公开招聘的方式，向海内外选拔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各地普遍推行以效益为中心的业绩考核评价制度。事业单位普遍实行了聘用制度。

综上所述，三十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经历了从单项突破到整体推进的艰难历程。其中，党政领导干部（主要是委任制的）选拔任用方式上有了一系列的突破和规范（不

包括监督方面的），而党政主要领导干部（选任制的）的选拔任用方式进展不大。国企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与党政领导干部改革相比，还比较薄弱，重点难点突破不够。

三、整体推进到重点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巨大的成就。但是，人们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成就如此巨大，但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却屡禁不止，有些现象，如买官卖官等过去不太显露的问题现在反而更加突出，甚至在一些地方较为盛行，造成吏治腐败，成为人们深恶痛觉的腐败现象。成果与问题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应如何解释？正如前面所述，30年改革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委任制领导干部的选拔上，而选举制方面未发生明显变化。

从现行党政主要领导干部（选举类）选拔任用存在的问题看，主要有：一是决定的“主体”还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中，少数人说了算的机制还未发生明显变化。二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选任方式基本上是变相的任命制。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深层次问题、“瓶颈”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便是改革的“核心与攻坚”部位。由此，要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路、步骤必须由整体推进进入到重点突破。

所谓重点突破，主要是指在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选任上，有一个较大的推动和进展。为此需要：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路。十六大确立了“以建立健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的改革内容，这一重点内容，在原有选拔任用基础上，增加了管理监督，具有了系统性。但这一重点，仅仅是突出了改革的重点内容，未突出改革的重点对象。因此，实践中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对委任制党政领导干部的选任方式进行了较多的探索，出台了一系列法规。而对选任制党政主要领导干部选任方式的改革，基本上是处于基层小范围的试点之中。然而，选任制干部却是党政领导干部的中坚，是人民直接授权的主体，其选任方式理应成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对象。但在实践中，它又是一个难点问题。对此，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路，就是要由重点内容日趋明确、日趋完整，向重点对象日趋明朗转化。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目标。十六大明确了改革是“以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为目标”。这一总目标在近期预计达到的具体要求是什么？也就是在这“三化”方面，近期重点做什么？如果没有阶段性目标，总目标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科学化：总的来说是探索各类干部选任管理监督的特点与规律。目前应加大干部的分类工作。不仅要把干部分为“三支队伍”，而且还必须对党政领导干部进一步分类，区别选任制与委任制领导干部，探索各自选任的主体、标准及方式。民主化：总的说是扩大党员和群众

对干部选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当前应重点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的提名权、考察权和测评权等，使党员和群众在干部选用的关键部位和关键环节上发挥“主体”作用。制度化：应是加快上述重点对象、关键部位改革的条例的出台。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步骤。针对改革的重点对象、具体目标，可从上下两方面开展。一是扩大决定的“主体”。将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主体”，由以往的少数人——常委会扩大为全委会。现行常委会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身，把重要干部的决定权由常委会交与全委会票决制，这意味着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将逐步由常委会向全委会转移。二是改革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选举制度。从基层开始，全面推行“公推直选”、“两推一选”等做法。具体讲，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由以往的党组织提名为主，改为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最后实行差额选举。

上述改革的重点对象、具体目标及实施步骤，就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与攻坚”部位。当然，这一“核心与攻坚”部位的改革，也不是孤立的。它与党内权力结构的设置、权限、运行等密切相连，与社会民主建设密切相连，需要党内外各项改革统筹进行。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三十年 篇2

虽然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 但是它仍然存在许多重大的缺陷。第一, 命令经济的一些重要遗产仍然有待消除。例如, 在农民只拥有有限产权的土地承包制下, 土地产权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国有经济的过大份额和国有企业在一些重要行业仍然占有垄断地位, 妨碍市场的平等竞争, 抑制民间创新能力的发挥;第二, 要素市场的形成严重滞后, 大部分要素价格仍然由行政机关规定, 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第三, 各级行政机关拥有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 对于市场活动的干预所在多有;第四, 虽然中共中央在1997年以后再次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等要求, 但政治改革的滞后, 法治建设缓慢的情况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这使迅速发展的市场失去了其他制度的支撑, 难于有效地运行并引致种种社会问题。

把以上缺陷集中到一点, 就是国家和国有部门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过多、过重的角色。经济体制的双重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头冒尖”的社会状况, 并且还存在着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于是, 近年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 例如, 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 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 腐败被抑制, 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 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 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 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时, 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 满意的声音仍然占压倒优势。

反之, 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 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 或者改革遭到扭曲, 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时, 就会造成腐败活动猖獗, 贫富差别过分扩大的态势, 引起大众的不满。

中国改革从一开始, 就采取了一种不是整体变革, 而是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变动的条件下, 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战略。这种做法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 但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 行政权力干预交易活动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而在确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时,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又有不同的理解。相当多的人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 中国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 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正像布坎南 (J.Buchanan) 等主编的《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中所指出, 重商主义社会乃是一个腐败的寻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 腐败行为必然出现在有寻租条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 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 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 或者是确立宪政, 限制行政权力, 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 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 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 的穷途。在这种情势下, 坚持建立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 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以免自己的寻租和设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宏观调控”等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 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 使自己能够攫取更多的财富。

除了国有部门的改革推进乏力之外, 21世纪之初还出现了各级政府利用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利用对工程立项、市场准入、资金投放等权力徇私舞弊。所有这些, 都使能够接近权力的贪官污吏、“红顶商人”获得暴利。

改革的挑战

以上这类“改革”引起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这就是: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持续, 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 内外经济失衡加剧, 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另外, 寻租基础扩大, 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 威胁社会安定。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在宏观经济上造成的不良后果, 首先表现为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这些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攀升, 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 大大高于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时期, 其投资率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例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其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峰值也从未超过GDP的34%。在我国投资率畸高的同时, 居民消费的比重却已下降到GDP的35%以下, 仅为一般国家的一半左右。这种状况在近期内会造成最终消费不足, 劳动者生活提高缓慢, 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从中长期看, 投资效率下降, 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 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等, 蕴藏着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第二, 上述体制缺陷在社会政治层面导致的消极后果。

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 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9年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 我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 年绝对额高达4～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 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995年, 当时在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的李强教授发表了他们的抽样调查, 表明1994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3的高水平, 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接着, 社科院经济所的赵人伟、李实教授也发表了类似的报告。他们的这些研究非常有意义, 可惜当时只在学界引起了一些反响, 而没有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 (只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 国家统计局才第一次公布了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 , 自然也就没有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在列出的127个国家中, 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 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 后者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 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以上事实说明,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偏差, 从根本上说, 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 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 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 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 在于推进改革, 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 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 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我国收入差距过大, 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了社会注意的。问题的焦点在于, 中国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 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旧路线的捍卫者断言, 这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 因此, 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的人们, 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 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 也就是由于各级政府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 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能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根据这种分析, 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 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 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当然, 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 由于人们的能力有大小, 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我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 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 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 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 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原来那套只覆盖国有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很不完善。像公费医疗体系, 只覆盖国营企业和党政机关, 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 普通工人、特别是农民却缺医少药。改革开放以后, 这一套体系完全无法运转了。因此, 1993年的改革方案里对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出了框架性的设计。回过头去看, 这一设计是基本正确和大体可行的。如果能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完全有可能为我国居民编织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安全网。可是14年过去了, 由于某些主管机关出于自身的工作方便和部门利益的考虑, 采取消极的态度, 使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方案由于其中一个“老大难”问题, 即国有企业老职工“空账户”的补偿问题未获解决而不能实现。

总之, 正确的收入分配政策只能是中共“十六大”所说, “取缔非法收入”, “合理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劫富济贫”, 只能退回到曾经造成千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去。

让历史照亮未来

30年的历程告诉我们, 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才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

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 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积极推进:

首先, 要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 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近30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 正是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结出的丰硕果实。

为了保证思想解放运动取得成功, 需要营造自由和务实的讨论氛围, 提倡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理性思考, 相互切磋, 良性互动。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

其次, 在经济改革的实际推进上, 需要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 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 农民的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 需要加以解决。

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 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 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 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大企业垄断的情况,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 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顽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掌握权力和信息的权贵分子猖狂进行犯罪活动, 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 大发横财。因此, 必须端正思路, 摒弃行政干预市场的错误做法, 加强合规性监管, 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 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 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 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 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根据过去30年的经验, 改革能否顺利推进, 症结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济是由一个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 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所控制和操持的。由于改革涉及到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 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 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 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 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 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 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 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 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三十年 篇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转轨阶段（1978—1993）。这一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民币内部结算价与官方汇率双重汇率并存时期（1981—1984年底）。为了促进对外开放，扩大对外贸易，加强经济核算，适应外贸体制改革的需要，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改革人民币汇率体制，除了继续保留对外公布的牌价适用于非贸易结算外，还决定制定适用于外贸的内部结算价。在这一时期实行的两个汇率中，对外公开的非贸易汇率主要处理对外的关系，而贸易结算价主要是处理对内的关系。实施非贸易牌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外汇收入（供应），和使非贸易外汇收支相抵后的盈余额尽可能地增大。这一时期的非贸易官方汇率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直到1984年初才开始向贸易内部结算价靠拢。贸易内部结算价的目的是奖励出口、限制进口、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为国家创造更多外汇。1981年初推行的贸易内部结算价，实质上使人民币贬值50%，按当时的出口换汇成本加上适当的成本加成利润（10%），此后结算价长期停留在2.8￥/$的水平上。

第二阶段，是取消内部结算价，进入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时期（1985—1993年底）。鉴于内部结算价虽然对促进外贸出口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两种汇率在使用范围上出现了混乱，出口换汇成本超过了2.8￥/$；并且由于国内物价上涨，内部结算价没有相应调整，使得外贸亏损扩大，财政补贴增加，所以从1985年起取消了内部结算价。为了配合外贸改革，推行承包制，逐步取消财政补贴，从1988年起增加了外汇留成比例，普遍设立外汇调剂中心，放开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形成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局面。在1985—1990年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作了几次大幅度调整，但是为了避免官方汇率大幅度下调对企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从1991年4月9日起，官方汇率的调整从以前的大幅度、一次性方式转为逐步微调的方式；在这期间，让市场汇率（调剂汇率）随着市场外汇供求状况浮动，为官方汇率的调整方向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官方汇率和调剂汇率除了在1990年底到1992年中期比较接近以外，其他时段这两者的差异都较大，但考虑到外汇留成比例的不断上升，到了后期，人民币实际汇率向调剂汇率水平靠拢。这种双轨汇率制通过调剂汇率对官方汇率进行引导，并通过逐渐提高外汇留成比率来加大市场力量对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影响力。

二、1994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回顾及评述

（一）1994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主要举措

1994年1月1日，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革，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银行结售汇，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1994年起推行的银行结售汇制是当时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基础。机构和个人卖出（强制性）或购买外汇通过外汇指定银行进行，同时中央银行又对外汇指定银行的结售周转外汇余额实行比例幅度管理，在这一制度下，银行持有的结售周转外汇被限定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超过这一范围上限的银行必须通过银行间外汇市场出售，反之则必须从该市场购进。

1994年4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交易中心实行的是会员制，只有金融机构可以成为会员。外汇指定银行根据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的规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卖出多余或补充不足的外汇头寸，进而生成人民币汇率。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中国人民银行向外汇指定银行提供基准汇率并要求其遵守浮动区间限制。中国人民银行也以普通会员的身份参与交易，进行必要的干涉，通过直接参与外汇市场交易来影响人民币汇率，以便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期望的水平之上。

1996年12月1日，我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所有正当的、有实际交易需求的经常项目用汇都可以对外支付。

这样，通过强制结售汇、外汇指定银行的头寸上限管理、外汇市场上严格的浮动区间限制，以及资本账户的严格管制，有效地控制了企业、银行和个人对于外汇的供给和需求，从而在根本上限制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保证人民银行对汇率波动的有效控制。

这种汇率制度安排的目的是，在有能力控制汇率波动的前提下，逐步增大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最初，伴随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不断增加和中国人民银行的适度干预，人民币汇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势头，对美元的比价从1美元合8.7元升至8.3元，从而成功地体现了“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基本特点。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内部经济出现了以增长速度下滑，物价持续下跌为表象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外部经济出现了国际竞争力减弱的问题。按照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对策应该是贬值和适当放松银根。但如果人民币贬值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亚洲金融危机。为防止危机加深，避免出现竞争性贬值，消除悲观的心理预期，中国政府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通过对外汇市场的频繁干预，实现了汇率的超稳定。之后的若干年中，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水平都处于十分稳定的状态，在1美元合8.27元附近的区间小幅波动。

（二）1994年汇改的背景及改革动机

考虑到并轨以后我国经济转轨和高速发展的背景，以及90年代末期国际经济形势，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有利于我国的发展，所以政府在汇率制度安排上，如果能够在效率和稳定间选择的话，政府更偏好稳定；全局稳定也成为了政府制定宏观政策的关键依据。当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依赖于制造业优势的发挥，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和利用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引擎之一，对外贸易对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保持人民币对美元的相对稳定，可以增强各方对人民币的信心，为外商提供相对稳定的汇率预期，可以避免汇率风险，吸引外商投资，保证资本的长期流入，保持制造业的优势，促进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同时，保持汇率的稳定与转轨经济的特点有关，金融市场不发达，许多内在的风险因素尚未化解，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较强，避免汇率的大幅波动意义重大。

从整个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环境来看，选择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稳定的汇率为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治理机制的完善在内的各个领域市场化的改革提供一个较大的操作空间和稳定的市场环境；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保持汇率稳定的政策对稳定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坚实的后盾，并为1999 年澳门的回归起到政治上的示范效应。

三、2005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回顾及评述

（一）2005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回顾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再次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汇率调控的方式。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照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进行浮动。这里的“一篮子货币”，是指按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二是中间价的确定和日浮动区间。中国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格。现阶段，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仍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3%的幅度内浮动。

三是起始汇率的调整。2005年7月21日19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交易的中间价，外汇指定银行可自此时起调整对客户的挂牌汇价。

2006年1月3日，我国再次对汇率中间价确定方式进行调整，规定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并将全部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权重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根据报价方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各外汇指定银行在此价格基础上，按照人民银行规定的浮动范围制定本行各币种现钞及现汇的买入、卖出价。

根据现行汇率形成机制，央行干预最多只能影响当日汇率的波动区间，不能影响隔日汇率走势，隔日的汇率中间价波动不受0.3%的限制。汇改之后，市场供求与篮子货币共同决定人民币汇率形成，汇率形成更多地体现了市场供求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围绕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为了促进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推进配套改革。

（二）2005年汇改的背景及改革动机

1.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

第一，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从1978年的9.8％上升至2004年的70％，远高于典型的开放型经济国家的日本；政府对关税税率进行了多次调整，2004年（算术）平均关税水平已经降至10.4％，非关税壁垒的覆盖范围和程度也大幅下降；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已经达到606.30亿美元，占全球直接投资总量的9.4%；截至2004年底，我国累计利用FDI达5621亿美元；人民币已经于1996年底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这些涉外经济指标的变动情况客观地说明了中国经济开放度的全面提高。

第二，资本市场实际上也在逐步开放，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开放的不对称现象正在逐步转变。首先，我国对资本项目的管理现状并不像外界所说的“严格管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43个资本交易项目中，目前中国有一半的资本项目交易已经基本不受限制或有较少限制，而且很多所谓的管制实质上是真实性审核，如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外资企业对外借款、境内金融机构购买境外证券等。其次，2001年我国对境内居民开放B股，表明我国已朝着资本项目可兑换迈出了第一步。再次，2002年12月我国推出了QFII制度，至2004年底，共有27家海外机构获得QFII资格，投资额度总计达32.25亿美元。还有，加入WTO后，外资银行逐步享受业务上的“国民待遇”，资本流动的障碍进一步减少，对利率、汇率信号异常敏感的跨境资金的流动规模和频率都会增加。

第三，随着财富的增长，个人和机构对汇率信号也更为敏感。2004年底，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25.3万亿元，同比增长15.3%。财富的增加刺激了保值、增值的需求。上世纪90年代后的一系列现象，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外汇黑市价格暴涨，居民外汇储蓄存款激增，抢购H股等等，表明个人和机构对利率和汇率的变化已经相当敏感。当人民币与外汇之间存在利差或人民币存在强烈的贬值或者升值预期时，货币替代问题就会随之产生。

第四，国际储备大幅提高。截至2004年底，外汇储备已经突破5000亿美元。

总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的提高，1994年汇改后形成的汇率体制已经不适合新世纪市场化、全球化发展的要求。而且国有企业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等各领域市场化的改革稳步推进也为启动汇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可能。

2.超稳定的汇率水平及僵硬的汇率形成机制使得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峻。首先是产业结构不均衡。第二产业比例过高，第三产业比例过低；涉外产业与非贸易部门产业不协调，前者发展条件好，进展速度快，后者相差较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产品技术进步慢，原创能力差，附加值低；沿海与内地的产业差异继续扩大。其次，投资与消费的结构不合理。到2004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60％。再次，收入分配问题十分严重。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基尼系数提高，存在非常特殊的人为压低要素价格，特别是劳动力价格的现象。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仅相当于美国的3％，在经历2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之后，沿海发达地区的初级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也没有多少提高。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特别丰富，另一方面是由于对劳动者合法利益的保护不够。实际上是牺牲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出口加工业发展。而非贸易部门的工资水平因贸易部门带动而走低，使得我国非贸易部门发展长期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始终伴随着就业的压力，到2004年，我国累计共创造了1.7亿个非农就业岗位，然而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我国失业很大部分原因也在于经济结构的扭曲，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比重一直在34％左右徘徊，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第二产业和GDP的增长。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在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约为75％，吸收就业占劳动力总数的70％左右。第三产业不发达，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

3.高度独立的汇率政策与其它宏观政策的冲突更加明显

在我国，汇率政策被认为是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我国货币政策被长期以来指派给实现内部均衡——“稳定人民币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之间存在着冲突。并且随着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利率、汇率通过利率平价机制产生的联系日益紧密，使高度独立的汇率政策与其它政策之间的冲突更加明显。

第一，汇率的超稳定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降低了货币政策效力。根据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理论，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无效，信贷的扩张只是挤出外汇储备，造成外汇储备减少。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开放度快速的提高，国际收支持续流入，对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央行出于维护汇率稳定的考虑，经常干预外汇市场，被动买入外汇，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投放超常增长。

第三，经济持续增长带动人民币实际汇率走高，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同时，“9.11”之后，为了防止经济下滑，美国持续调低联邦基金利率，2003年，人民币贷款利率比美元利率高出3至4厘。利率和汇率的双重压力，造成国际热钱大量流入。

第四，大量热钱的流入增加了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的顾虑。2003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即提高至7％。之所以没有通过直接提高存款利率来控制过快的国内信贷增长，是由于还受到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制度的约束。目前人民币存款利率已经高于美元存款利率，如果提高基准利率，将进一步加快国外热钱的流入，加剧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所以，汇率稳定的优先考虑使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选择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

第五，低存款利率造成资金成本扭曲。进入21世纪后，随着投资信贷的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农产品价格迅速走高。而由于对热钱流入的担心，我国利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真实利率已经为零，甚至负值。在资金成本如此低廉的情况下，很多缺乏效益的项目也将变得有利可图，加剧了部分行业的低效率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

（三）2005年汇改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2005年汇改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回归有管理的浮动，之后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2位数的高速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从理论上分析，经济的迅速崛起带来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增强，贸易顺差也随之扩大。贸易顺差增加不仅会带来外部升值压力的诉求，对国内货币政策也造成压力，因此汇率升值在所难免。升值一方面反映了平衡外部收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重新调整国内经济资源配置结构（例如由贸易品部门转向非贸易品部门）的需要。

从实证效果来看，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减少我国的贸易顺差，也没有对我国出口产生较大的影响。从中长期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实现长期均衡）。主要表现在：

一是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实行贸易部门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有助于服务业的发展，解决失业问题。人民币小幅升值，通过巴拉萨－拉缪尔森效应表会使得资源流向非贸易部门间，从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且有效带动就业。

三是有利于企业风险意识的树立和增强。人民币汇率的超常稳定，使得企业并不承担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随政府外汇储备的被动性地快速增长，由国际市场汇率波动产生的汇率风险不能分散于各微观经济主体，而主要由中央银行承担。

四是有利于国内企业购买国外技术和开拓国际市场。人民币稳步升值以及通过与出口税收政策的配合，有助于改变我国出口量增价减的局面，降低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有助于我国能源、原材料的进口和高新技术的引进；有助于国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助于在政治上讨价还价……

四、评价与建议

汇率制度的选择与汇率政策的调整，必须服从宏观经济总体目标，必须能够支持内外部长期均衡的实现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我国的历次汇改是相当成功的，政府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按照自身经济发展中所面临不同问题，适时进行汇率制度的调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维护了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

汇率制度进一步改革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和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扩大外汇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继续大力加强外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外汇市场价格形成和规避风险机制；加强对外汇市场的审慎监管。

第二，适时调整强制银行结售汇制，改为自由结售汇制度。

第三，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为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条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中资参与国际市场，适当扩大境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规模。

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4

改革开放三十年，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走向致富，奔向小康，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先拿列车提速来说吧。从90年代以来我国共进行了六次列车大提速，分别是1997年4月7日，1998年10月1日，2000年10月21日，2001年10月21日，2004年4月18日，2007年4月18日。不仅列车提速了，铁路也在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延伸。目前中国铁路里程7。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的一圈半，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的6%，运输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2006年7月1日世界上海拔最高，路程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它穿过了世界屋脊昆仑山的岩石和坚冰。它和神州六号载入飞船升空、三峡水电站建成称为发展中国家的三大奇迹。一个外国朋友说：“中国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再让我们来看看身边的。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棚户区的人们走进了宽阔的楼房中了，不再漏雨，不再透风。如今已有212万平方公里的棚户区消失。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公路修好了，人们走上了致富路，奔上了小康之路。

我想：这些辉煌成就，离不开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使我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致富路。

我与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5

wanghongbin51168（http://blog.sina.com.cn/511689whb）

如今奔三之人，与改革开放同生长，就通过自己的生活，见证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变化。听奶奶说：她们以前吃树皮，过荒年，去远方讨饭过活自己，看看自己，这衣食无忧的生活，怎一个幸福了得！作为享受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奇特变化，奇迹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叫人像做梦一样穿梭在生活中。

小时侯，收庄稼的过程中经常是没日没夜。割麦是一镰一镰的割，碾场是用牛一圈一圈的碾，自己当时还小，还没机会参与劳动，但却渴望着赶快长大，好替父母分担一下辛苦。这样的收获，要遇到下雨天，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保护麦子不被淋湿就像战士一样冲锋陷阵，充满着火热的激情。现在想起来，总觉得很刺激，好想挑战吉尼斯记录一样，真是与天斗，其乐无穷啊！过了几年，拖拉机纷纷登场，割麦不在依靠手工，被拖拉机取代了。有了拖拉机割麦和打场，我们总觉得轻松了许多。

我上初二那年，大型收割机渐渐进入百姓的视野，活跃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这是一场伟大的收麦变革。只要它在地里溜上一圈吐出就是一仓仓麦子，人们无不欢欣鼓舞。过去用半月时间没日没夜的辛苦，现在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解决了，太神奇了。

收麦彻底实现了机器化。秋季的玉米收获过程还停留在主要依靠人力，无论掰玉米，或是砍玉米杆，光玉米叶剌着人的脸和手，就够让人滋辣辣的疼痛的委屈几天，辛苦程度让人心怵。所以，每次收玉米我就会默默祈祷，啥时候才不用这样辛苦啊？所以，！虽在以前也听说别的地方已经使用大型收玉米机，打碎玉米杆，很神奇，但始终没有亲眼目睹，总觉得有点遥远。但今年，我看到了玉米穗在机器仓里出来，不仅掰了玉米，更粉碎了那“剌人”的的秸秆，周围的爷们无不啧啧称赞它之神奇！那一刻，我激动了，父亲笑了，我们的梦实现了！关于秋忙，不止一次的叫我为难，但次次都是狠心的割舍对父母的孝顺！我在城里上班，到了秋收，父母问我有空吗？偏偏这个时候工作往往抽不开身，若是请假就不能对学生负责，总是让我左右为难！一边是孝顺，一边是学生，尽管是把学生的学习放在第一位，但心里满满的都是愧疚、愧疚。如今，收玉米全权由大型收玉米机代理，父母都轻松的有点飘，那会再要求我回家呢？即使在忙季，老家的爷们，却是闲的在一块兴致勃勃的打牌，真是忙季也闲哉！真替咱老百姓高兴，如今咱老百姓真是幸福啊！

小时侯，若是吃顿肉，可是求之不得的事。肉是最稀罕最上等等佳肴，不像现在，小孩子吃肉都嫌腻了！因此，每当过节，我和妹妹必定在菜盘子里来个“筷子战”。因为有肉，让我抵挡不住它的诱惑，即使失去理智，也要满足自己的食欲，而我身为大哥，也完全不在乎父母批评的眼光，肉欲熏心啊！确实，那时侯贪吃很可笑，但却是内心的一种强烈的食欲需要，一种控制不了的食欲，有着狂热的冲动！毕竟那时候吃顿肉不是等到过年，也要半载，见到了肉，怎不叫人嘴搀呢？哪能给现在比呢！现在的百姓家里，平常都是鸡鸭鱼肉不断。光看看小孩子，在餐桌上上不再是像我那时寻找新大陆一样寻肉，而是更喜欢吃青菜，难道不是生活富裕的一种佐证吗！

那时钱挣着确实不容易，花钱是一种奢侈的事。记得有一次农村一年一度的看戏，母亲给了我两块钱，尽管我拿着从来没拿过的大钱，但看着眼花缭乱的好吃的，却就是舍不得花，就这样足足让我欢天喜地了一整天。作为那时的小孩子，给两块钱是相当奢侈了，因为平常是没有零花钱呢？哪能像现在的孩子，一天至少要有几块钱的消费，尤其是家长领着孩子的时候，小孩子看中哪种玩具，只要一个“指令”下达，几秒钟后就属于自己的了。而不像我们那时，看中一件喜欢的玩具：观望一次，想要；观望两次，还是想要；观望三次，仍是想要；结果却是，还是放在那里比较合适，因为，它不属于自己！因为在那时，即使你要求父母给你买，但父母挣个钱实在不容易的，“一块钱要掰成几掰花”，不像现在的百姓，即使在工地上干活，一天也能争上百而八十。腰袋鼓起来了，花钱怎不阔绰呢！

从小我和家人住在一间草坯房，大概五六岁时，那间小屋变成了漂亮的瓦房。尤其是最近两年，家乡人盖房子，都嫌那种“下三间，上三间”的传统式的楼房过时了，不够大气了，而是套房式的楼房，有宽敞的客厅，上上下下都十来间呢？即使存的粮食囤，也能享受到独居一室的魅力。家里有个十来多口人，也不会觉很宽敞。从远处观赏我的村庄，一排排的楼房崛起于村庄，巍巍壮观，实在看不出是农村或是城市！在我村里，即使前几年仍是草柸房的哪个大叔，他既不出去打工挣钱，儿女也不拿回来了什么钱，照样崛起了新式楼房。当和父母谈起他家的致富途径，母亲说：“光那十来亩地，一年收入就一万多，再喂几头猪，几年下来，盖个楼房的钱不就垒起来了吗！”在室内方面，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一应俱全了，就连包窗户、吊顶、铺地板砖等这些城里人的装修风格也已经在农村风靡起来。如今不一样了，百姓纷纷买起了电脑，有啥问题，学会向电脑学习了。老百姓自从知道了电脑的神奇，有着无所不能的功能，无论是查找某项技术，或是经济方面的政策和变化，都会向电脑指点迷津！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走进养猪户，或是商店、饭店，在某一角摆放着同一样的东西，就是电脑！一次和养猪兄弟谈起了电脑，他自豪的说：“自从买了电脑后，喂猪的很多好办法，国家的好政策，猪的价格都可以随时掌控，不用像以前猪出了状况，价格的涨落，都是一到事上，成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主。这个电脑，可真是俺的好宝贝”。因此，电脑的方便快捷的好处，正在农村迅速扎根；为百姓的发家致富插上了翅膀。

改革开放三十年感想 篇6

我的家乡以前是在一个比较穷的村子里，现在的变化很大，回想30年前可谓“窗外日光弹指过，席前花影座间移”。可就在这短暂的30年中，我们紧跟改革开放的步伐，大力发展经济，取得了五千多年以来前所未及的成果，当我们再回首时鄂尔多斯已今非昔比。鄂尔多斯市资源比较多的地方，北靠全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东靠全国第一大煤业基地。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自古便是人杰地灵、富庶之地，当今更是伊蒙地区的一颗闪耀之星。30年后的今天，看鄂尔多斯高楼林立、道路畅通、绿树成荫、芳草袭人，湖光水色，灯火阑珊，美丽的景色让人留恋忘返。迈步鄂尔多斯市，累了随时随处可以歇脚，三步一凉亭，五步一公园。公园里面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曲径通幽，无论你乘凉避暑，还是休闲娱乐，都会乘兴而来，乐而不归。当你为鄂尔多斯的整洁、美丽感叹不一时，鄂尔多斯的建设会让你更为吃惊。以羊绒王、煤炭、美丽的草原为代表的小城市，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各旗县乡镇也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地方经济，通过招商引资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解决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地域优势到政策法令，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绿色通道，“良鸟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优惠的政策是企业发展的催化剂。正如万正集团董事长所说：“我们的万正，中国的万正”。企业是候鸟，哪里环境适宜，它就飞到哪里去，利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造就了以煤业、房地产、羊绒等为主的一批大型企业，大大提高了鄂尔多斯的财政收入，使鄂尔多斯在最近几年稳步

进入了全国有名的城市。雄厚的经济实力是文化事业发展的保障，文化又服务于经济。鄂尔多斯作为文化大市，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近几年来我们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对传统的非物质文化加以继承和发扬，像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对成吉思汗遗址加以维护，并积极征集散落在民间的文物。在保护好文化遗产的同时，搞好文化宣传使之服务于经济发展。鄂尔多斯作为歌的海洋舞的故乡，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大力宣传鄂尔多斯。像我市每年一度的“草原文化节”就是最好的例子。经济打台，文化唱戏，地方文化得以发扬和传承，同时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解决了许多就业问题，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的普及，人民素质不断提高，高层知识分子遍及各个岗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谋事之士、干事之才足可以“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传统思想有了新的认识，重男轻女逐渐被摒弃，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妇女地位不断提升。在物质财富得以满足后，精神需要日益突显。依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文化气息日益浓厚，农村文化大院和电子书屋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广大农民群众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现在大部分柏油路相通，公交车畅游其间，老百姓外出在家门口就可以方便乘车；市内一元公交遍布全市，即实惠又便捷。几年前，我们为安装个固定电话而自豪，现如今手机成了普通群众的随身物品。从做生意的公司老板到在校学生，从城里的上班族，到在农村务农的百姓，手机都成了信息快速传递不可或缺的工具。计算机网络的飞速发展与普及更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网上

购物、聊天、查询信息，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事，如今网络与我们的生活可谓密不可分。医疗保险也是我市的一项惠民政策，响应国家政策普及城镇医疗保险，解决了长期以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裕以及公益事业的完善，不用再为升天隔宵、渡水无桥、汲井泉遥而苦闷。农业成果更加喜人，近几年国家注重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确保了粮食产量年年增收。自从废除农业税后，农民种地积极性空前高涨。几千年来无法实现的愿望，在今天成为现实，不但不交税，而且种地还有补贴，这样的优惠政策想不积极都很难。随着机械化的普及，“三秋不如一麦忙，一麦不如三秋长”成了历史，先进的生产工具大大缩短了劳做时间。今天再也看不到挥动镰头抢收庄稼的场面，取而代之的是一辆辆联合收割机。更有先进的是收、耕、播一体。余出了更多的时间，农民们可以到城里打工，再挣上另一份工资。如有条件可以搞养殖，办企业，这些都会得到一些优惠政策，总之，只要肯吃苦、努力，发家致富就不难。

当你领着孩子回老家的时候，看到的是红瓦大房和宽敞的柏油路。突然间发现泥屋土墙，孩子会感到好奇，问你这是什么房子。四合院式的院子整洁宽敞，水泥铺地，留出一个小菜园，能保证一年四季吃上新鲜的蔬菜。出门便是柏油路，不用再为雨后泥泞的道路发愁，大车小车往来无碍。这边是茂盛的庄稼，那边是忙碌的村办企业。走进村民的房子里。冰箱、彩电、洗衣机等家电一应俱全。改革开放之前鄂尔多斯还是一个弹丸之地，人们为温饱而奔波，精神享受遥不可及。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作为当时人们羡慕的三大件。30年后，汽车进入家庭，电脑、手机成了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在各方面都成绩斐然，以前的往事成了你对儿孙讲不完的故 事。

恒安建筑安装公司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三十年 篇7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 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下表显示的是从1978到2005年我国主要发展指标的世界排名, 从表中可以大致看出我国总体经济水平三十年的演化轨迹。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购买力平价按1990年美元计算。

从表中可以发现改革三十年的成绩是辉煌的, 本文将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解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改革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演进路径, 展望未来改革在收入分配领域的进一步走向。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取得的成就

(一) 改革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任何生活品的生产和供应都是由计划来完成的, 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是不存在私人经济领域的。改革突破了原有的产权制度, 在农业部门, 实现集体对土地拥有所有权, 土地使用权归属于家庭的制度, 这种制度大大调动了普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产值迅速增加。同时在工业生产领域, 国家逐渐放松对私有经济的发展约束, 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 逐步改革国有企业, 这些政策使中国工业经济领域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结构, 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市场中产品的多样化。在劳动力方面, 逐步放松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经济发达地区, 带动了流入地的经济发展, 提高劳动者个人的收入水平, 使得中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优势得以发挥。

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影响是深刻的, 据估算我国到200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2550美元, 到2006年, 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为35.8%, 农村为43%, 总体生活水平达到小康, 比改革前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二) 社会保障总体框架基本形成

社会保障是一国经济的安全网, 对于一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至关重的作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同经济改革一样也经历了数次变化, 到2007年, 我国社会保障基本框架已经形成, 城镇实施了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建立。在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开始建立,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正处于经济的探索阶段,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全面推广并不断完善。截至2006年, 已有2241万城市居民和1509万农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5400万人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近几年, 五项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以平均7%的年增长速度增加, 社会保障基金年收入增长20%左右。

(三) 国民享受教育文化、就业自由的机会不断增加

我国教育体制伴随着改革开放进行了两次改革, 第一次改革主要是实行了九年制义务, 近几年, 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国家实施了教育学杂费免除, 并从2007年起, 中央财政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的投入标准, 为农村1.5亿学生全部提供免费的教科书。教育体制的改革效果明显, 我国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普及化, 高等教育迅速发展, 同时国家财政加大了对贫困学生奖助学金的投入, 保障了普通家庭子女入学享受公平教育机会。同时, 国家逐步放宽劳动流动的限制, 大批劳动者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就业, 1995年国家开始正式实行《劳动法》, 确定了劳动的单位合同制度, 这一法律确立了我国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的新型用人机制, 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制度, 用市场机制来实现劳动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在修订《劳动法》的基础上, 与2008年1月开始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 新劳动法更加注重对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各种权益的保障, 促进新型劳资关系的形成。

三、中国当前收入分配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我国实行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增量改革, 改革路径的正确选择保证了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但由于改革是在各个部门和行业渐次推进的, 很多的改革不到位或者是由于改革已形成的既定的利益集团而难以推行, 由于改革前期过于追求经济增长, 忽视了在收入分配领域相关改革的协同推进,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依然面临着大量的问题和挑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社会贫富差距水平过大且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

1. 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分配总体差距持续扩大。

基尼系数是反映一国总体收入差距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基尼系数从接近零上升到接近0.5 (胡鞍钢) , 大大超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 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 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收入差距水平已经过大,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我国贫富差距水平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近年来以农民为代表的底层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依然赶不上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

2. 城乡、行业和地区收入差距明显。

根据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 我国从1981年到2005年城乡收入比从1.8上升到3.2, 由于我国城乡居民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中国城乡收入比已接近6, 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1.7的警戒线。同时,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明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 我国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6, 个别地区已经达到了10, 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并不仅仅是由于行业技术水平、劳动复杂程度或风险程度所导致了, 很多情况是因为垄断利润和内部人控制所引起的。此外, 我国东中西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差异巨大, 区域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水平呈现发散趋势, 从2000年到2004年, 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已由7548元扩大到了9250元, 差距持续扩大。GDP增长率的差距也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8.39个百分点。尽管实行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但是2005年最高的5个省市的人均收入是最低的5个省份的2倍以上, 而且增长速度还快于收入低的省份。

3. 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等现象严重, 存在明显的社会阶层差距。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对200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是扩大的。2004年, 在金融市场里, 20%最富裕的家庭拥有城镇居民资产的55.4%, 而最贫困的20%的家庭只占1.5%, 两者相差36.9倍;农村里20%高收入户拥有农户存款的55%, 14.6%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低收入户, 拥有农户存款的3%。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 富人占有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 而“穷人”占有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少, 加之我国反贫困政策投入较少, 可能导致我国社会结构向“哑铃型”发展。此外, 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正逐步显现, 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状况加大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难度。

(二) 灰色收入侵蚀着社会发展的成果, 拉大行业和个人的收入差距

王小鲁将灰色收入定义为:非法收入、违纪违规收入、按照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其合理性值得质疑的收入及其他不明收入。我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由于无法获得完整的资料来计算我国灰色收入的规模, 但可以通过统计来大致计算, 资料显示, 全国城镇2005年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约4.4万亿元, 约占GDP总量的24%。根据王小鲁的预测, 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转、企业用于行贿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已接近3万亿, 巨大的灰色收入拉大了行业和个人的收入差距。林毅夫教授曾经将腐败滋生和灰色收入规模过大列为可能影响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六因素之一。

(三) 普通劳动者对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比例低, 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学中, 一般使用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或者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反应一国普通劳动者对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比例。从1998年到2005年, 我国企业利润的平均增长和国家财政的平均增长都在30%以上, 但城市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平均增长只有9.9%, 这期间农民纯收入的年增长只有7%。据统计, 1989年我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6%, 到2003年下降到12%, 约占城乡居民收入的21.3%。2004年前三个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比2003年同期增长了11.8%, 人均经营性收入和人均财产性收入分别增长了23.7%和19.8%, 其中出租房屋收入增长54.5%。2004年前三个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13.3%, 而农民人均财产性现金收入增长了30.5%。

四、新的起点——对中国收入分配领域改革的展望

在一个经济体制中, 民生问题若要改善, 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 一是来自于市场收入;二是来自于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这决定了我国在民生领域主要从完善市场机制和调整并加大国家财政投入两方面进行。

(一) 通过法制和行政手段, 进一步完善市场的调节功能

市场是现代经济体制中合理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 在初次收入分配中, 政府的作用应该主要完善市场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 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均等是地区行业差距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应深化完善市场机制方面的改革, 构造竞争机制, 整顿流通秩序强化市场管理, 同时应努力塑造文明的市场行为主体, 严肃法纪, 取缔非法经营活动, 营造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让不同地区、不同利益主体在同一起跑线上去公平竞争。对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 国家应该加强对其经营和收入的监管, 对于公司管理者和普通员工收入进行关注, 对于管理者和员工制定相应的符合市场规则的激励工资。此外, 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严重影响了劳动力的流动, 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了就业歧视、择业差别、二元社保体制等一系列问题, 要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等二元差别, 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 形成劳动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 在提高效率的同时, 克服因就业选择限制而产生的收入差别。

(二) 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改革财政预算机制, 将更多的钱用于民生领域

1. 加强立法, 完善法规, 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分配行为。

法律对于收入分配的的调节过程不是国家直接进入收入分配领域, 而是通过相关的法律约束灰色收入等其他不合法的收入行为, 改善我国的收入分配现状。立法调节和司法调节是运用法律调节收入分配的两个主要方面。立法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主要包括工资立法、公务员工资立法、各种社会保障立法等。而司法则是法律实施的保障, 收入分配领域司法主要是监管相关收入分配相关法律的执行情况。针对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前分配司法的重点将是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通过制订和完善收入分配方面的法律体系, 使收入分配的调控有法可依, 能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

2. 使用适当的财税手段改革相应的税收机制, 充分发挥税收的反向调节作用。

政府在再分配中应发挥其经济职能反贫困, 这就要积极运用财税手段。就缩小收入差距的角度来看, 财政政策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之间的转移支付;二是阶层之间的转移支付。我国现行的财政预算机制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较弱, 国家每年财政用于对于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支出较少, 在未来应该加大财政预算的改革, 将更多的钱用于民生领域, 同时政府还应完善税收制度:首先, 对居民征收个人所得税。其次, 对居民财产征税。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 必须改革和规范我国财产税体系, 在原有房产税、车辆使用税、契税的基础上, 增加不动产税、土地税。最后, 征收商品税, 纳税人可将税负转嫁给商品的购买者, 直至最终消费者。

3.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的功能。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依据一定的法律和规定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项社会安全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尤其是在我国面临人口结构日益老化和企业结构性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日益增多的压力下, 应该加快建立社会保障机制, 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 尤其重视对社会底层民众的保障。具体来说, 应在对企业职工实行养老、医疗等保险的社会统筹, 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提供物质帮助, 对为国家做出特殊贡献的某些社会成员及家庭实行安抚和补偿的同时, 解决好企业改革过程中失业、待岗、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参考文献

[1]杨宜勇.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及“十一五”时期的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 2005 (1) .

[2]李实, 赵人伟.收入差距还会持续扩大吗?[J].中国改革, 2006 (7) .

[3]夏庆杰, 宋丽娜.中国城镇贫困的变化趋势和模式:1998-2002[J].经济研究, 2007 (9) .

[4]刘书清.关于在城市化与农民工素质问题的思考[J].中国西部科技 (学术) , 2007 (6) .

[5]林光彬.等级制度、市场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J].管理世界, 2004 (4) .

[6]蔡昉, 杨涛.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 2000 (4) .

[7]袁志刚.再论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J].探索与争鸣, 2006 (9) .

温元凯：见证改革三十年 篇8

61岁的温元凯，在夫人眼里是个老顽童，开朗、幽默、乐观，贪玩得像个小孩。在学界，他可谓“狂生”，一本《中国大趋势》令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红大紫；新出版的《牛市一万点》，因预言未来三年中国将造就1亿中产阶级和数百名“中国巴菲特”，而广受财经界关注。

9月19日上午，端坐记者对面的温元凯，双手置膝，身姿笔挺，镜片后隽秀柔和的眼神，演绎着脱离风口浪尖的平静。然而，一段并不遥远的回忆之后，这种安宁被他超乎寻常的自信所打破：

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启蒙者。有香港刊物称我是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我自认为是新思想的启蒙者，这个称号我当之无愧。

一个建议开启一个时代

1977年8月2日，31岁的中国科技大学助教温元凯正在上海陪家人过暑假，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报，请他参加8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科技教育座谈会。会上，温元凯提出的“恢复高考”建议，被邓小平副主席当即采用。

“您是怎么想到提出这个建议的？”

“我就是觉得改革开放才是中国最大的趋势。邓小平都说了，再不改革开放，就要被开除球籍，所以，不能墨守成规。”回首30年前的往事，温元凯愉快地笑了。

1977年8月4日，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温元凯感到新奇而紧张。翻开与会名单，他“吓了一大跳”：全国只有33个正式代表参会，其中绝大多数是著名大学校长、科技界权威人士，只有自己名不见经传且年龄最小。因此，上午座谈会虽有不少话想说，但还是不敢抢先表达。

下午，机遇突然而至。当邓小平询问大家有没有补充意见时，温元凯终于大胆发言：高考应该恢复。现在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导致学生质量参差不齐，尽管他们学习愿望很好，但基础太差，导致人才出现断层、荒芜的现象。所以，建议通过“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来恢复高考。

听完温元凯的发言，邓小平当即表态——“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你的第二句话‘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经过领导批准。”

邓小平随即问到，恢复高考能不能快点，最好今年开始。当时参会的教育部负责人表示，今年工农兵招生推荐的文件已经下发。邓小平果断地说，发下去可以收回来，推迟几个月，争取今年就恢复，就这么定了。

邓小平话音一落，所有与会者，甚至连人民大会堂端水的服务员，都情不自禁地起立鼓起掌来。

由此，“恢复高考”成为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点。

乐观的“改革传道士”

1980年，温元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访问学者，被派往法国居里大学学习量子生物学。学成回国后，国内外巨大的反差激发了他寻求变革的力量。他边教学边搞科研，创立国内最早的校办公司——“中国振华新技术开发公司”，通过卖高营养面包，为中国科技大学创造了几百万元的科研经费。1992年，温元凯又应邀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研究蛋白质的计算机药物分子设计。

“您当时已经是科学家了，过着惬意的生活。为什么放弃了，回国搞咨询？”

“我不是一个求安逸的人，我人生最大的舞台在中国。在华尔街的每一天，我都强烈感受到华尔街营造的平台对中国太重要了。中国企业要成为重量级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必须得到资本的支持。”

温元凯说他那时最怕的，就是中国企业在世界大变革中被落下，所以，他想把华尔街的资源、经验带给中国。他说，人这一生，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才会充满快乐。

温元凯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业余时间出于好奇，买进了200股上海石化，四天后居然赚了800美元。

不错的运气大大引发了温元凯对证券的兴趣，并最终促使他在1994年放弃自然科学研究，潜心探索国际金融发展之路，与同仁一起创办华尔街第一家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公司。

从此，他买卖股票，为国内企业筹措资本，四处拜会风险投资家、银行家、企业家，以至于今天说出自己朋友的名字：默多克、索罗斯、比尔·盖茨时，他口气大得惊人。

在华尔街闯荡的日子，他强烈地感受到中国金融市场的巨大机会，并最终于1997年回到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但他无法摆脱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影子，依然在全国巡回演讲，只不过内容变成了极力倡导金融、网络与企业的结合，宣讲风险投资和营销革命。用一位当年报告文学作家的话说，他从“改革的传道士”变成了“华尔街的传道士”。

他的演讲场场不离华尔街：从华尔街看中国经济未来的十大投资热点；从华尔街风云人物看中国股市未来的发展；从华尔街看中国企业如何推进国际化运作。他思想的一次次升华，无不印证着时代的巨大变迁。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关村一条街，联想、方正，还有国内54个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产业集群，都是那次浪潮中建立起来的。”作为一个学者和投资家，能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并因此而改变千百万人的命运，使一批人、一批企业成为今天中国的栋梁之才，温元凯感到无比欣慰。

有创富欲望才有希望

自从上世纪80年代成为公众人物之后，温元凯就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当年他打破知识分子静坐象牙塔，把实验室与商品经济结合起来，第一个站出来搞校办公司，在某些人看来是不务正业、想发私财，所以很受排挤。但今天，所有的反对都已烟消云散。温元凯20多年前所预言的《中国大趋势》，已变成了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的现实。

与风口浪尖上过来的温元凯谈话，无法回避改革30年在他心中的真实感觉。

“常听老百姓说，改革这些年，中国的世道变了。您怎么看呢？”

“中国真的变了，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包容的、与世界接轨的社会。而不是过去贫困、愚昧、夜郎自大的社会。这是几代领导人秉承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

“可话说回来，改革产生的弊端还是有的。”温元凯话锋一转收起了笑容。最突出的就是今天的基尼系数高达0.46，贫富差距过大，少数富起来的人非常张狂，引发了社会的反感。

“那么，我们究竟是杀富济贫？还是共同创富？毫无疑问，应该是后者。”温元凯的声音高了许多：下一个30年，中国如何把一亿三千万贫困人口解决好，已成为改革发展的重任。

他说，前面30年，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打开了中国创富的闸门。今后30年，我们还应该想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富起来。“社会变革从来都是思想的力量在推动，中国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一定能够起到带动作用。”

说到这里，温元凯兴奋地告诉记者，他非常欣赏两位民营企业家，一位是蒙牛的牛根生，一位是华为的任正非。

他说，这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但又有很多共同点的企业家。一个是放牛娃出身，一个是当兵出身，但他们的视野和品质是一样的。牛根生的核心理念是“财散人聚，财聚人散”，一个老板能把挣的钱分给大家，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致富的希望，所以，老牛的企业发展了，他的员工富裕了。

任正非性格刚直，说一不二，这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也起了很大作用。企业大了，容易一盘散沙，尤其是在人心浮躁、杂念丛生的时候，没有一个严明的纪律，人和人经常窝里斗，那企业怎么去创造财富？怎么去凝聚财富？员工又怎么能分享财富？

一个有责任心的企业家，能够点燃千千万万人创富的希望。“这是一件很伟大和崇高的事情”。

温元凯告诉人们，要勇敢去做发财梦，人家能发财，自己也一定能发财。

“但让我痛心的是，改革开放30年了，尽管有大批的农民兄弟进城，可是相当一部分人满足于打一份工，每月挣几百块钱，揣上几千块钱回家过过年，第二年再来打工，周而复始。这样怎么能过上小康生活呢？”农民工如何更快改变命运？要学习谋生的技能。

“一招鲜，吃遍天。”炒一手好菜的厨师在上海月薪2万元，熟练的电焊工在广东月薪5000元。要重视非教育系统的职业教育，让更多的农民兄弟有一技之长再出去。当然，创造财富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现在许多人对财富有偏见和误区，这种仇富心态要不得！”温元凯指出，一个充满创富欲望的社会，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

“牛市一万点”不是梦

2007年9月18日，温元凯主编的《牛市一万点——中国财富大趋势》在北京高调发布。他大胆预测，黄金十年（2007~2017），中国股市将在已经走出的牛市基础上，迎来更大的牛市。保守地讲，上证综指将在2010年登上10000点。未来三年，中国将造就1亿中产阶级和数百名“中国巴菲特”。

“我听说，有人称您是三个脑袋创富。”

温元凯笑了。“现在这三个脑袋是分不开了。我投身金融业，既得有企业家的头脑，又离不开思想者的思辩和深入，还得用学者的钻研。”

“那牛市一万点是否是您三个脑袋创造的？”

温元凯大笑。“我知道这一观点会引发争论，有人会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凭什么？根据何在？但我确实是有理由的。”

“中国正迎来一个非常伟大的创富时代，尤其是股市，现有一亿两千万股民，未来将有1亿以上的家庭，其财富将在三至五年内增长5~10倍。”

温元凯说他的预测，是在充分比较了美国股市历史上出现的三大牛市，以及印度眼下继续走牛的股市后得出的。尤其是新兴国家印度的股市，与中国最具有可比性。从2002年10月至2007年8月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印度孟买证券交易所的指数由2949点上涨到15100点，涨幅达412%。而中国股市2005年的情况与2002年的印度股市有些类似，参照印度股市近年走势，就可勾画出中国股市（上证综指）2010年登上10000点的走势图。

看到记者吃惊的样子，他马上解释到：“不用担心，牛市是必然的。而且我的牛市1万点是有‘九座金山’做支撑的。

“第一，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连续30年保持了9%的增长，今后20年，每年也会有8%以上的增长。按照经济学上的PPP分析法（绝对购买力计算方法），中国的GDP总量将在2009年超过美国。第二，中国已替代英国、德国、美国、日本，成为第五个世界工厂。同时，中国正从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世界研发中心转变。第三，中国正成为世界最佳投资热土，各路资金纷纷流入中国。第四，中国人均GDP已于2006年突破2000美元大关，今后将迎来消费的全面升级。第五，中国日益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和富裕阶层，有着强烈的消费和投资愿望。第六，人民币升值前景仍然巨大。第七，目前投资已进入机构时代，老百姓已懂得投资理财的必要，并交由基金等专业理财机构打理来减少风险。第八，中国已崛起一大批蓝筹公司，值得长期投资。第九，中国股市的管理层、上市公司和股民日益走向成熟，可以共同维护股市的牛市格局。”

一口气说完九座金山，温元凯的语气缓和了许多：其实股市就是一种人生，当我们人生豁达的时候，股市也会相得益彰。”

的确，从大学教授，到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从金融投资家，到未来预言家，温元凯人生岁月里，激荡着太多的传奇。

对话温元凯：经历巨变是幸福的

《新财经》：作为中国改革的开路先锋，回首三十年，您如何评价这段历程？

温元凯：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在全世界得到非常广泛认同，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给全体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都带来了巨大利益。说实话，经历巨变是艰辛的，但也是幸福的。

《新财经》：您认为这三十年改革与发展最困难的是什么？

温元凯：应该看到，改革开放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历经双重体制的转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从国有独资的所有制，向产权多样化的所有制转换。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必然会涉及到一大批人的利益再分配，一定会引发种种问题。但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称之为失误。

《新财经》：为什么？

温元凯：最近，我注意到你们在报道中国增长失衡的问题，包括区域发展的失衡，贫富差距的失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失衡，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失衡，等等，这篇报道很有价值。如果某些矛盾处理不好，则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冲突，影响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局面。如果不加关注，就可能变成最大的失误。我们的确需要一种更均衡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在注重效率的同时，不能牺牲和忽视公平。

《新财经》：这是否意味着，失衡现象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关联？

温元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没有错，这些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当市场经济向深度发展的时候，发展观和政策体系就要做出更新。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与历史评价无关。

《新财经》：您20多年前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的预言，现在哪些变成了现实？

温元凯：当时我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性。现在，我依然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最大的趋势，是中国的必由之路。过去是，将来也是。尽管在改革开放中有种种的反复、曲折，甚至有一段时间的倒退，比如有一阵子认为私营经济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一度压抑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但是，这都无碍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今天，民营经济已成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一些民营企业家还当选为党代表，这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就。

记者手记

读书，是温元凯最大的嗜好。在他的办公室有两个书柜，装满了不同类别的图书。他说，唯有读书能让他感觉轻松愉快。

在书柜的最上层，摆着一张微微泛黄的老照片，那是30年前邓小平与全国科教工作者代表的合影。照片上的人影虽已模糊，但第三排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身姿，依稀可见。

三十年转眼过去。昨天的意气书生，今天安详平和。当事业需要时，他激情澎湃，文采飞扬，脚步永不停歇；而当风停雨歇时，他则安静得像一瓶矿泉水，没有外力的刺激绝对不会有任何声音。读书、听音乐、去远方，常常是，身未动、心已远。

也许是得益于从小看科幻电影的缘故，胸怀天下的温元凯却不忘推崇青少年看科幻小说、科幻电影。采访结束时，他告诉记者，明年他要组织一批少年儿童，去比尔·盖茨的故乡西雅图，参观世界上最大的“科幻博物馆”。他说，非常希望中国也能建这样一座博物馆。

明年5月，他将组织中国的炒股高手、投资家、基金管理人员，到巴菲特的故乡参观学习。

“我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温元凯笑意中透着几分执著。他说，近期他要给自己放一个假，和夫人一起去印度、尼泊尔旅行，亲眼看看那里的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