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之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模式之改革开放三十年（精选8篇）

中国模式之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1

中国模式之改革开放三十年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新的壮丽诗史，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从经济方面看，改革开放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1.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变。2.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3.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总量跃至世界前列。4.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中国居民人均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医疗水平以及公共设施水平等都有了大幅的提升，中国的发展使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5.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逐步提升。

将近六十二年前，毛泽东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前夕的政治协商会上曾经预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自由。”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梦想，而是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它是站在海岸遥望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的迅猛发展与和平崛起，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国际影响日益增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受到全世界各方面人士日益广泛的关注。

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中国模式包括了改革模式、发展模式、开放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等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改革模式。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引导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支配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改革中所有的重点和难点、经验和特色，都来源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要求：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过程既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特色、主要内容和基本经验，其中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结合，发展市场经济和以人为本相结合，国家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化相结合，中央集权同地方分权的结合。

改革的过程与改革的目标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向世人昭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而且还在于它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实现这一目标的有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道路，其主要特点是：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把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创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整体协调、重点突破；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采取渐进式的转轨方式，实行双轨制的过渡形式；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并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调整改革的目标与思路。改革的方式内生于改革的目标，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东基金式改革的根本差别不是方式和方法的差别，而是改革目标和性质的差别，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出现两种不同改革道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二）开放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逐步融入了经济全球化地历史进程。总结中国30年来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可以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或四种模式：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建立经济特区为特征的实验探索模式；从1990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到20世纪末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全面开放模式；从2001年到2006年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为的体制接轨模式；2007年后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互利共赢模式。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开放模式有这些特点：国家主导的的开放与市场调节的开放相结合；开放进程的渐进性；从局部开放到全面开放；开放与改革、发展的相互推动。

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的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但我们还应看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因此，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成了中国对外开放模式中的核心问题。一方面，我们要主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实现开放与改革和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中，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注意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始终保持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同时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形成经济全球化参与国家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三）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是如何取得的呢？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的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作了很多方面的解释，包括：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市场需求、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高储蓄和投资率、低成本的人力资源、有效地政府干预、经济的市场化、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技术的进步、二元结构的转换等等。概括地讲，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投入与资本积累均应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伴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制度创新和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正在不断增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将不断提高经济制度质量和整体经济效率。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可持续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最终实现国家的重新崛起。

从发展模式或发展道路的角度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或经济发展模式，这条道路或模式的主要特点有：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又好又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等。归根结底，就是要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之路。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强调，改革开放以来women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南、立足在中国国情进行的伟大历史创造。这个创造，体现在实践上，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在理论上，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体系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经验的总结，它主要包括了一下内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的理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关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自主创新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关于构建和谐经济的理论，等等。这些内容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以上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国的对外开放模式，就是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融入全球化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以工业化对外开放和改革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形成的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中国特殊的国情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本质和精髓。

综上所述，所谓的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是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前提，以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为内容，以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和基本经验的概括与总结。那么，中国的经济模式有什么意义呢？它的经验是特殊的呢还是普通的呢？有人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特殊环境的产物，是一种例外，不具有普遍意义；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模式反映了正确的发展战略，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它的经验是普遍的而不是独特的。

其实，普遍性与特殊性从来是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中国模式首先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是与中国特殊的社会制度、政策方针、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发明创造。因此，中国的成功绝不是所谓的“普适价值”的胜利，走自己的路，既是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的根本经验，也是中国改革与发展获得成功的根本经验。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的理论与经验的教条主义的做法，都必然会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的实践面前折戟碰壁。另一方面，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重要议题，如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环境保护、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等，是每个国家特别是转型和发展中的国家都要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发展和有效地解决，是有一定共同规律的，中国的模式和经验中必然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的和一般意义的东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实践开阔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的思路，深化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规律的认识，向人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包括：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结合起来；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国家与市场、效率与公平、开放与自主不是对立的，而应当有机结合起来；好的有效的发展应当是科学的发展，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结合起来，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要兼顾改革、发展稳定，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推动改革与发展；传统与现代、新体制与旧体制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可以互相补充和融合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应当注重不同制度和发展因素的兼容和共性，等等。随着中国模式的日益发展和影响日益扩大，人们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普遍意义的探索也会不断加强和深化。从一定意义上看，近年来人们热议的所谓“北京共识”，虽然不能算作是一种严密完整的理论，也不能把它看作是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权威解释，但是，我们却可以把它看作是人们对探求中国模式的普遍意义的日益浓厚的兴趣和日益强烈的关注的一种信号。

中国模式的形成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因而，它既尊重一般规律，又充满了首创精神；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意义；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的经济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实现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它的成功不仅会使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理想得以实现，也将是中华民族对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

参考文献： 《坚持改革开放学习问答》 编写组编 新华出版社

《 中国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经济》 张宇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国模式之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2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 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下表显示的是从1978到2005年我国主要发展指标的世界排名, 从表中可以大致看出我国总体经济水平三十年的演化轨迹。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购买力平价按1990年美元计算。

从表中可以发现改革三十年的成绩是辉煌的, 本文将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解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改革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演进路径, 展望未来改革在收入分配领域的进一步走向。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取得的成就

(一) 改革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任何生活品的生产和供应都是由计划来完成的, 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是不存在私人经济领域的。改革突破了原有的产权制度, 在农业部门, 实现集体对土地拥有所有权, 土地使用权归属于家庭的制度, 这种制度大大调动了普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产值迅速增加。同时在工业生产领域, 国家逐渐放松对私有经济的发展约束, 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 逐步改革国有企业, 这些政策使中国工业经济领域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结构, 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市场中产品的多样化。在劳动力方面, 逐步放松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经济发达地区, 带动了流入地的经济发展, 提高劳动者个人的收入水平, 使得中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优势得以发挥。

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影响是深刻的, 据估算我国到200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2550美元, 到2006年, 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为35.8%, 农村为43%, 总体生活水平达到小康, 比改革前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二) 社会保障总体框架基本形成

社会保障是一国经济的安全网, 对于一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至关重的作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同经济改革一样也经历了数次变化, 到2007年, 我国社会保障基本框架已经形成, 城镇实施了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建立。在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开始建立,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正处于经济的探索阶段,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全面推广并不断完善。截至2006年, 已有2241万城市居民和1509万农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5400万人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近几年, 五项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以平均7%的年增长速度增加, 社会保障基金年收入增长20%左右。

(三) 国民享受教育文化、就业自由的机会不断增加

我国教育体制伴随着改革开放进行了两次改革, 第一次改革主要是实行了九年制义务, 近几年, 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国家实施了教育学杂费免除, 并从2007年起, 中央财政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的投入标准, 为农村1.5亿学生全部提供免费的教科书。教育体制的改革效果明显, 我国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普及化, 高等教育迅速发展, 同时国家财政加大了对贫困学生奖助学金的投入, 保障了普通家庭子女入学享受公平教育机会。同时, 国家逐步放宽劳动流动的限制, 大批劳动者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就业, 1995年国家开始正式实行《劳动法》, 确定了劳动的单位合同制度, 这一法律确立了我国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的新型用人机制, 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制度, 用市场机制来实现劳动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在修订《劳动法》的基础上, 与2008年1月开始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 新劳动法更加注重对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各种权益的保障, 促进新型劳资关系的形成。

三、中国当前收入分配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我国实行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增量改革, 改革路径的正确选择保证了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但由于改革是在各个部门和行业渐次推进的, 很多的改革不到位或者是由于改革已形成的既定的利益集团而难以推行, 由于改革前期过于追求经济增长, 忽视了在收入分配领域相关改革的协同推进,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依然面临着大量的问题和挑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社会贫富差距水平过大且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

1. 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分配总体差距持续扩大。

基尼系数是反映一国总体收入差距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基尼系数从接近零上升到接近0.5 (胡鞍钢) , 大大超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 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 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收入差距水平已经过大,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我国贫富差距水平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近年来以农民为代表的底层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依然赶不上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

2. 城乡、行业和地区收入差距明显。

根据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 我国从1981年到2005年城乡收入比从1.8上升到3.2, 由于我国城乡居民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中国城乡收入比已接近6, 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1.7的警戒线。同时,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明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 我国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6, 个别地区已经达到了10, 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并不仅仅是由于行业技术水平、劳动复杂程度或风险程度所导致了, 很多情况是因为垄断利润和内部人控制所引起的。此外, 我国东中西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差异巨大, 区域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水平呈现发散趋势, 从2000年到2004年, 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已由7548元扩大到了9250元, 差距持续扩大。GDP增长率的差距也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8.39个百分点。尽管实行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但是2005年最高的5个省市的人均收入是最低的5个省份的2倍以上, 而且增长速度还快于收入低的省份。

3. 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等现象严重, 存在明显的社会阶层差距。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对200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是扩大的。2004年, 在金融市场里, 20%最富裕的家庭拥有城镇居民资产的55.4%, 而最贫困的20%的家庭只占1.5%, 两者相差36.9倍;农村里20%高收入户拥有农户存款的55%, 14.6%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低收入户, 拥有农户存款的3%。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 富人占有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 而“穷人”占有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少, 加之我国反贫困政策投入较少, 可能导致我国社会结构向“哑铃型”发展。此外, 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正逐步显现, 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状况加大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难度。

(二) 灰色收入侵蚀着社会发展的成果, 拉大行业和个人的收入差距

王小鲁将灰色收入定义为:非法收入、违纪违规收入、按照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其合理性值得质疑的收入及其他不明收入。我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由于无法获得完整的资料来计算我国灰色收入的规模, 但可以通过统计来大致计算, 资料显示, 全国城镇2005年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约4.4万亿元, 约占GDP总量的24%。根据王小鲁的预测, 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转、企业用于行贿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已接近3万亿, 巨大的灰色收入拉大了行业和个人的收入差距。林毅夫教授曾经将腐败滋生和灰色收入规模过大列为可能影响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六因素之一。

(三) 普通劳动者对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比例低, 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学中, 一般使用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或者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反应一国普通劳动者对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比例。从1998年到2005年, 我国企业利润的平均增长和国家财政的平均增长都在30%以上, 但城市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平均增长只有9.9%, 这期间农民纯收入的年增长只有7%。据统计, 1989年我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6%, 到2003年下降到12%, 约占城乡居民收入的21.3%。2004年前三个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比2003年同期增长了11.8%, 人均经营性收入和人均财产性收入分别增长了23.7%和19.8%, 其中出租房屋收入增长54.5%。2004年前三个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13.3%, 而农民人均财产性现金收入增长了30.5%。

四、新的起点——对中国收入分配领域改革的展望

在一个经济体制中, 民生问题若要改善, 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 一是来自于市场收入;二是来自于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这决定了我国在民生领域主要从完善市场机制和调整并加大国家财政投入两方面进行。

(一) 通过法制和行政手段, 进一步完善市场的调节功能

市场是现代经济体制中合理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 在初次收入分配中, 政府的作用应该主要完善市场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 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均等是地区行业差距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应深化完善市场机制方面的改革, 构造竞争机制, 整顿流通秩序强化市场管理, 同时应努力塑造文明的市场行为主体, 严肃法纪, 取缔非法经营活动, 营造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让不同地区、不同利益主体在同一起跑线上去公平竞争。对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 国家应该加强对其经营和收入的监管, 对于公司管理者和普通员工收入进行关注, 对于管理者和员工制定相应的符合市场规则的激励工资。此外, 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严重影响了劳动力的流动, 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了就业歧视、择业差别、二元社保体制等一系列问题, 要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等二元差别, 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 形成劳动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 在提高效率的同时, 克服因就业选择限制而产生的收入差别。

(二) 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改革财政预算机制, 将更多的钱用于民生领域

1. 加强立法, 完善法规, 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分配行为。

法律对于收入分配的的调节过程不是国家直接进入收入分配领域, 而是通过相关的法律约束灰色收入等其他不合法的收入行为, 改善我国的收入分配现状。立法调节和司法调节是运用法律调节收入分配的两个主要方面。立法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主要包括工资立法、公务员工资立法、各种社会保障立法等。而司法则是法律实施的保障, 收入分配领域司法主要是监管相关收入分配相关法律的执行情况。针对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前分配司法的重点将是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通过制订和完善收入分配方面的法律体系, 使收入分配的调控有法可依, 能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

2. 使用适当的财税手段改革相应的税收机制, 充分发挥税收的反向调节作用。

政府在再分配中应发挥其经济职能反贫困, 这就要积极运用财税手段。就缩小收入差距的角度来看, 财政政策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之间的转移支付;二是阶层之间的转移支付。我国现行的财政预算机制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较弱, 国家每年财政用于对于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支出较少, 在未来应该加大财政预算的改革, 将更多的钱用于民生领域, 同时政府还应完善税收制度:首先, 对居民征收个人所得税。其次, 对居民财产征税。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 必须改革和规范我国财产税体系, 在原有房产税、车辆使用税、契税的基础上, 增加不动产税、土地税。最后, 征收商品税, 纳税人可将税负转嫁给商品的购买者, 直至最终消费者。

3.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的功能。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依据一定的法律和规定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项社会安全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尤其是在我国面临人口结构日益老化和企业结构性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日益增多的压力下, 应该加快建立社会保障机制, 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 尤其重视对社会底层民众的保障。具体来说, 应在对企业职工实行养老、医疗等保险的社会统筹, 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提供物质帮助, 对为国家做出特殊贡献的某些社会成员及家庭实行安抚和补偿的同时, 解决好企业改革过程中失业、待岗、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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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袁志刚.再论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J].探索与争鸣, 2006 (9) .

下一个三十年的中国模式 篇3

朱雍在谈互联网的时候，曾引邵雍“古者谓三十年为一世……苟有命世之人，继世而兴焉，则虽民如夷狄，三变而帝道可举”的话发挥说，三十年是一世，这个世界做一世的事成功很容易，但是能做三世而成功的人却很少。如果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能保持三世的兴旺，就是野蛮的民族也能够变成文明的民族。我再来发挥一下朱雍这个话，在两世共六十年基础上，预测下一世的模式。

三世而成，这是一种从大历史观看文明的视角。这三世，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只是完成一件事，就是中华文明从长期的第一，再次恢复到第一。国外不太讲现代化，甚至有学者认为，现代化这个词，主要是由中国在世界范围带热起来的。中国为什么一直有一种现代化的情结呢?现代化包含的意思，其实就是争第一。这个第一，如果只是理解为第一名，就太狭隘了。争第一的底线标准，是指一流国家、一流文明。这是中华文明的一种历史经验，如果不争第一，就会挨打。怕挨打，所以要在地球这个球体上争创一流。

问题在于，什么是一流，这个标准是随时变化的。GDP是一个最不靠谱的标准，因为清朝就是在GDP世界第一、远超英美的情况下，在银河系被贬为三流文明，让八个强盗国家打人首都的。结果是，皇帝的老婆都保不住，要往井里跳。我们离GDP恢复到世界第一，至少还有10年以上时间，那时也仅仅是达到清朝开始落后挨打时的水平线。所以GDP第一与文明上的一流是两码事。

GDP好比工资，文明好比级别。GDP很高，但文明级别低了一档，就好比工资拿了处长中的最高一档5000块钱，但级别却比只拿4500块钱的局长要低一个档次一样。经过二“世”共六十年的努力，我们现在快接近世界第一了，但文明级别却还没有达到一流。标志就是：人家现在已完成工业化(二楼)，开始跨入信息社会(三楼)门槛；而中国现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还处在工业化与信息化各占一半的阶段，相当于在二楼半。

如果把三世而成，理解为中国恢复一流这件事，我们可以分三段解析一下每一世的含义。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一“世”，我们解决了生存问题，涌现出了一流农民，用很少农田养活很多人口，在这点上我们是成功的；从1979年到2009年这一“世”，我们解决了发展的问题，涌现出了一流工人，用很多工厂生产“中国制造”，这点上更为成功。而从2009到2039年这一“世”，光解决生存发展问题，只培养一流农民、一流工人，都不足以使一种文明成为一流文明，一流文明的标志必须是信息革命方向上的。

我认为中国下一“世”主要需要解决进入信息社会这个问题，不是只追求GDP高，而是让文明上一个台阶。这样经过三世共九十年，我们就可以实现“三世而成”的初衷：按当时水平(2039年标准)达到世界一流。

但问题是，对信息化这件事到底是什么，人们并没有形成一种明确的共识。9月17日，我第九次在北京大学CIO班讲“信息化的内涵”时提到，我们这个民族怎么看信息社会呢?形成共识的说法是：“发达国家信息化发展目标更加清晰，正在出现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趋向”，但这并没有正面回答信息社会对中国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我向学员介绍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措辞：“美方认识到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并对此不表异议”。意思是A、B都认可X这个命题，C不反对A、B这一判断。这不等于C直接肯定X这个命题，而只是间接肯定。如果把我们对于信息社会的认识，换成基辛格式的外交辞令，相当于说，“中国认识到大洋两岸都坚持有一个信息社会，并对此不表异议”。这就存在很大变数。

现在有的人见到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后怕地倒吸一口凉气，觉得“幸亏当初没有发展虚拟经济”，并进而对人类发展规律产生怀疑，怀疑第三产业代替第二产业主导地位是不是发展规律。假如莫桑比克农民听说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想赶紧替英国种庄稼，心里盘算，我用手电筒让英国顺着光柱爬上去，等英国哪天工业办垮了，我手电一关，让他掉下来。有这种可能吗?但中国现在有很多人就认为搞制造的，最终会把搞服务的国家掏空。实质认为低级文明因为低级，所以一定战胜高级文明。有一种说法叫“春秋大梦”，这就是一种春秋大梦。

我们不能因为在信息社会的目标上达不成共识而指责人，因为这是正常现象。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工业化过程中。人们看到的事实，都是工业化的事实，获得的经验，都是工业化的经验。因此让人们凭常识判断第三“世”是什么，人们一定是基于前两“世”的判断。而人们仅凭身边有历史局限的常识，做不出关于下一“世”的超前判断，也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

我对北大学员讲，每一轮现代化的本质是什么，往往不是在它开始的时候，而是在经过一两百年时，才能被大多数人较为全面地认识。比如什么是工业化，我们现在的认识要比清代人的认识深入得多，但不经过戊戌变法、国共内战、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中间曲折，人们的眼界是不会超越上一代的。所以我们对信息化是什么，没有一两百年经验教训，无论怎么认识也都是难以到位的。

实质的问题是，下一“世”恢复一流文明的过程，是一次现代化，还是两次现代化?如果是一次现代化，则不需要质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可；如果是两次现代化，则要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如政府流程再造(而不只是以职能为核心进行行政优化)、商业革命(如制止SHOPPING MALL趋势，改变邮政专营模式以鼓励电子商务配送)等等。我以为，两化融合，用工业化的方式搞信息化，或用信息化来搞工业化(工业信息化)，都是过渡时期的策略。实现信息社会这个远景是不能放弃的。清代由于过于讲求实际，而失去社会理想，恰在别的国家迅速进步时，失去前进动力，这个历史教训应该记取。现在别的民族都在进步，又象英国瓦特时代那样，动了修理这个星球的心思，比如搞智慧地球，诸如此类。所以我们在争世界第一的同时，还是要忙里偷闲争一争地球球籍。

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中国将走向何方 篇4

拉动走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要从投资拉动走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要从投资拉动走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配合国家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从资源的消费走向资源的利用和资源的再生 配合国家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从资源的消费走向资源的利用和资源的再生,这个可能是热门话题.另外, 从资源的消费走向资源的利用和资源的再生 培养我们的民营企业,要崇尚小富即安,做好加减乘除,完善大精强优,成就专特精美,发展中国家的中 我们的民营企业,要崇尚小富即安,做好加减乘除,完善大精强优,成就专特精美, 我们的民营企业 小企业都是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美的企业,短缺经济小富即安是贬义词,今天应该成为褒义词.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美的企业 小而专 就像我们跳高,越高越想高,我们明白肯定有跳不过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审时度势,见好就收呢?所以 这个心态非常重要.我们既要讲做大,做强,更要讲做精,做优,大精强优等于加减乘除,我们现在做企 我们既要讲做大,做强,更要讲做精,做优,大精强优等于加减乘除 我们既要讲做大 业的人很多只懂得做加法,做乘法,就是做大,做强,根本没有懂得做减法,做除法,做精,做优, 业的人很多只懂得做加法,做乘法,就是做大,做强,根本没有懂得做减法,做除法,做精,做优,加减 乘除的顺序是不能颠倒的,做了加法一定要做减法,加法是成长,减法是成熟,乘法是成果, 乘除的顺序是不能颠倒的,做了加法一定要做减法,加法是成长,减法是成熟,乘法是成果,没有减法的 成熟,加了也是白加,没有减法的成功,成功本身就是危机.所以这是培养大家如何去做减法, 成熟,加了也是白加,没有减法的成功,成功本身就是危机.所以这是培养大家如何去做减法,是非常重 要的.要的.只有做减法才能成就我们的百年老店.我们都是做大做强,大大大,开个酒店都是大酒店,某某大 厦,大楼,一般追求大大大,从规模经济走到规模不经济,大大大之后就是大大泡泡糖 大大大之后就是大大泡泡糖.大大大之后就是大大泡泡糖 美国的微软,比尔 盖茨成就的企业,又微又软,这个企业,又大,又强 比尔盖茨成就的企业 又微又软,这个企业,又大,又强.改革开放 30 年著名的民营 比尔 盖茨成就的企业, 大企业现在健康的没有几家,都不存在了,就是为了大而大.总的来说我们觉得也不后悔,这是正常的,

中国企业,企业家都有成长走向成熟的过程,严重的产能过剩,民营企业严重的危机也让民营企业成熟了 起来.我们常常说小成靠朋友,大成靠敌人,小成要苦难,大成要灾难,君子让我们成长,小人让我们成 我们常常说小成靠朋友,大成靠敌人,小成要苦难,大成要灾难,君子让我们成长, 我

我们常常说小成靠朋友 熟.一个企业家胸怀决定成败.产业决定未来,胸怀决定成败,产业指的是企业,胸怀指的是企业家.能 一个企业家胸怀决定成败.产业决定未来,胸怀决定成败,产业指的是企业,胸怀指的是企业家.把一个企业的成败决定于产业,企业家的成败决定于他的胸怀.把一个企业的成败决定于产业,企业家的成败决定于他的胸怀.这是热门话题.前面崇尚小富即安,做好 加减乘除.爱拼才会赢的时代已经结束, 爱拼才会赢的时代已经结束,会拼才会赢的时代到来了 主持人魏喆:改革开放已经 30 余年了,现在共和国成立已经有 60 年了,这 60 可以说社会环境各个方 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企业家生存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在未来 企业家要对自己的策略进行怎样的调整,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在的规则可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严介和:不一样了,经济的增长很高,但是生产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是不匹配的 但是生产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是不匹配的,主要靠投资拉动, 但是生产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是不匹配的 资源消费,劳动密集型和劳动叠加型,解决了我们的总量问题.现在,企业家如何从感性的引领走向理性 现在,企业家如何从感性的引领走向理性 现在 的回归,这是非常重要的.的回归,这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理性的回归,企业家总量与质量如何交叉,这是对企业家非常重要的.留 得青山在还愁没柴烧吗,企业的质量在于它稳健,在于它现金流的压力,现金流一直很好,而且创新无处 企业的质量在于它稳健,在于它现金流的压力,现金流一直很好, 企业的质量在于它稳健 不在,这个非常重要 爱拼才会赢的时代拜拜了, 不在,这个非常重要.我在厦门刚刚回来,给企业家讲,爱拼才会赢的时代拜拜了,会拼才会赢到来了.爱拼才会赢的时代拜拜了 会拼才会赢到来了.我会想起多少年前,当时民营搞航空,湖北,上海,浙江的企业都搞航空,我说你们万万不能搞,民营怎 么能搞航空呢,凡是民营经济搞航空最后都是死路一条,没有疑问的,百分之一百,而不是九十九.因为 从国际到国内,航空属于一个国家功能性和公益性的事情,政府有义务去做,给钱也不要还,而且不付利 息.比如海南航空,没有政府支持能走到今天嘛,就是我们民营企业家的高度不够.我早就说,民营航空 最终都是死路一条,没有商量.因为这是国家做的事情,国家功能性和公益性的不计成本的,给钱也不要 因为这是国家做的事情,国家功能性和公益性的不计成本的, 因为这是国家做的事情 计成本的 还,不要付利息,你怎么可能呢.不要付利息,你怎么可能呢 我记得去年朱新礼说要卖汇源,我说卖不掉,和我们国家的发

展方向是相反的,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 我们国家 期是短缺,欢迎外资,外资第一,国有第二,民营第三,现在我们国家钞票严重过剩,产能严重过剩, 期是短缺,欢迎外资,外资第一,国有第二,民营第三,现在我们国家钞票严重过剩,产能严重过剩,现 在是国有第一,民营第二,外资第三.在是国有第一,民营第二,外资第三.我不便说排不排斥外资.看中央的文字,过去是一外资,二国有, 三民营,现在是一国有,二民营,三外资,我从这里都感觉他卖不掉.国家把可口可乐引进来,不是引狼 入室嘛, 结果卖不掉.今年的成都买悍马, 一出来我说他买不成, 汇源卖不掉, 悍马买不成.他们说这个“狂 人”太过分了,我说让事实来看.刚刚卖汇源我说卖不掉,现在证明卖不掉了,悍马一出来买悍马,我说买 不成,咱们拭目以待.做企业家要经济,社会, 做企业家要经济,社会,人文都要懂 在中国要想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须要懂政治,懂经济,懂社会,懂人文,今天懂企业本身懂钞票, 在中国要想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须要懂政治,懂经济,懂社会,懂人文,今天懂企业本身懂钞票, 懂产品,懂人是不够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都得要懂,才有资格叫 家 ,一般只叫个体工商户, 懂产品,懂人是不够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都得要懂,才有资格叫“家”,一般只叫个体工商户,叫 老板,叫资本家,实业家可以.中国的企业与社会涵盖的非常紧, 老板,叫资本家,实业家可以.企业小社会,中国的企业与社会涵盖的非常紧,企业做好了要承担社会责 中国的企业与社会涵盖的非常紧 任,要尽社会义务,真正一个企业家把企业做砸了你看社会哪个部门,哪个人对他承担义务,对他尽责任, 要尽社会义务 没有.我们企业家一定要懂得,中国社会对企业是最沧桑,最炎凉的,以成败论英雄.企业家搞好了,欢 中国社会对企业是最沧桑,最炎凉的,以成败论英雄 中国社会对企业是最沧桑 欣鼓舞的人多,不高兴的人少.企业搞好了,大家要承担社会责任,尽社会义务,企业搞砸了,没有哪个 部门,哪个人尽社会义务,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一个炎凉的事实.所以我们做企业的人,既要有感性的引领,又要不失理性的回归,既要有激情开疆辟土,更要有从容 做企业的人,既要有感性的引领,又要不失理性的回归,既要有激情开疆辟土, 做企业的人 的一面,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处理各种麻烦的事情.不可以幻想,企业遇到各种麻烦最终都要靠自己.的一面,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处理各种麻烦的事情.不可以幻想,企业遇到各种麻烦最终都要靠自己.我 06 年体会很深,还是要靠自己,如果没有 06 年毁灭性的地震我凭什么弄华佗论箭呢.危机对强者来说永远是机遇,对弱者来说危机是苦难

中国模式之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5

30年前,光明日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为推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清除了思想障碍。

三十年光阴,在岁月的记忆中或只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上所发生的变化却是翻天覆地、沧海桑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归结为一句话,就是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人在三十年里完成了西方国家以往需要一百年时间才能实现的经济飞跃,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对“生产力标准”的检验。同时也检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口号的提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十年文革中人们被禁锢了的僵化教条的思想观念的解放,逐步结束了人们对于“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特别是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为改革开放事业在思想上扫清了障碍。随着思想的解放,随着思想障碍的清除,农民取得了土地使用权,私营经济开始兴起并迅速发展,社会民主政治生态逐渐改善,而与之成为正比的是让中国人民的生活由贫穷走向温饱,中国的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一步步增强。试想,如果中国仍然停留在“姓社姓资”的束缚下,“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两个“凡是”不可动摇,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依旧实行那一套“大锅饭”体制,仍然在牛车速度的计划经济的路上徘徊不前

今天的世界风云变幻,印证了“不进则退”的辨证道理。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稍稍的懈怠都可能被甩在落后、甚至挨打的队列中。试想,当发达国家正在完成工业化使命,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时,我却板着面孔无休止地重复着什么是“姓社”的,必须坚持,什么是“姓资”的要坚决抵制,“凡是”就是不变的真理,想来该是多么的荒唐可笑?而假设以那种“姓社姓资”或“凡是”思维来应对今天的世界上变幻莫测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挑战,岂不是未战而先败于家中了?

中国模式之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6

2008年8月2日至4日，由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主办、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文化实践理论创新论坛”在安徽省黄山市隆重召开。论坛“围绕中国企业文化实践理论创新”主题，进行了“三十年实践理论盘点，三十年文化管理回顾”。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同志、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王大明同志在本次论坛发表了重要讲话。安徽省国资委主任桂建平、黄山市副市长黄林沐到会致辞，皖北煤电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葛家德致欢迎辞。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孟凡驰教授主持了本次论坛，并作了大会总结。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常务副秘书长黄新惠、韩旭等领导参加会议。大会宣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文化成果大典》优秀论文和实践经验的入选名单。皖北煤电集团总经理助理、党委宣传部长周伟和中航一集团、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河南神火集团、四川宏达集团、大庆油田、胜利石油管理局、鞍钢建设集团等单位有关领导作为论坛演讲嘉宾进行了大会交流发言。大会还进行了分组交流发言，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赵春福、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高立胜等专家、学者作了分组总结，并分别就“三十年企业文化实践理论创新、规律和方法”作了深入的论述及点评。本次论坛还邀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同志与部分企业文化师代表座谈，就企业文化师队伍的建设和工作特点作了充分的探讨。国内多家专业媒体的记者以及全国企业代表共220余人出席了本次论坛。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历程中，中国经济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极大地焕发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带来了中国社会面貌的历史性变化。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本次论坛是对过去三十年中国企业文化理论实践的回顾，更是对今后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性指导与建议。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企业文化建设已成为增强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带来了国有企业的深刻变革，为国有企业改革注入了强劲动力。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使企业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增强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王瑞祥同志指出，“国资委自2003年成立以来，适应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以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抓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深化企业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大力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因此，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企业价值理念体系进一步完善，员工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巩固；第二，强化责任意识，正确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第三，企业文化建设作为重要的载体，促进了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第四，企业文化建设贯穿于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

王瑞祥同志还强调指出，“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要不断提升企业文化的建设水平。”因此，需要以下几个步骤落实：第一，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确保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第二，要坚持以价值理念的培育与转化为重点，努力健全企业文化体系，发挥企业文化的整体功能；第三，要牢牢把握职工队伍建设这个根本，切实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第四，要健全体制机制，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有效保障。

二、企业文化工作中，应着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王大明同志在讲话中提出，“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当前广大职工思想状况的复杂性；其次，认识这些年来社会上，轻视和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象；第三，要充分看到当前在广大职工中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艰巨性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

王大明同志指出，现在企业文化建设面临如何贯彻落实，是新形势下给我们企业文化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崛起，还是持续发展，都必须有一个能够指导前进，凝聚人心，为多数群众所认同的一种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旋律。问题是怎么贯彻，怎么把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主旋律真正贯彻到企业职工中去，变成现实。他提出了几条建议：要密切结合本行业兴起的实际，抓住企业的主要矛盾，形成企业自己的观念、文化；要注意到职工思想状况的复杂性，多元化、多样、多变的情况；要提倡生动活泼的个性；对不同层次要有不同的要求，并深化提高。

三、国有企业30年的改革历程，实质上也是企业文化变革和创新的过程

会议认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企业文化建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要深刻领会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论断，充分认识文化建设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提升综合国力、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大意义。从而始终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在实践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努力推动和不断改善企业文化建设。

会议指出，为了更好地贯彻十七大报告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论断，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确保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搞好企业文化建设，不仅是企业全面提升员工素质、提高管理水平、增强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企业文化理论创新，还是企业文化建设实践创新，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全过程，确保企业文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健康发展。

（二）、建设企业和谐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多年的企业文化实践中，有的企业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并以“自强不息，慢进则退”作为自己的企业哲学，确立了“员工为本，用户至上”的价值观，明确了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新的诠释。一个企业要自强不息，才能发展，才能保持恒久的生命力。多年的企业文化实践使企业深深地感受到，只有保持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才能实现企业的发展与振兴。

（三）、精细化管理与企业文化相结合

精细化管理已成为现今企业管理的热点话题。近年来，随着企业不断研究、探索，企业对精细化管理已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也带来了企业深层次的文化变革。在实践中，有的企业提出了“细节管理的战略是企业的文化属性，也是科学属性和艺术属性”的观点，“战略从细节中来，到细节中去”。研究证明，一个真正成熟的企业，它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成熟管理、内部效率和外界资源整合的能力，而流程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管理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作为本次论坛协办单位的皖北煤电集团在传播和实施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和深化对精细化管理的认识，总结了“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从而把精细化管理与企业文化紧密联合，实现文化和管理的有机融合。

（四）、提高企业文化软实力，建塑企业个性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

企业文化是企业之魂，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形成要素，是企业最为重要的软实力。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大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提高企业文化软实力，事关企业改革发展，对企业做强、做大，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为更好落实十七大的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论断，企业结合自身行业特点，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如大庆炼化的“三相”文化；大庆油田 “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河南神火集团“团结奋进，光大神火”、“四个延伸”的企业文化精神；鞍钢建设集团的“军企文化”；昌河汽车的“不断求索、追求卓越”；武钢人打造的“自主创新的武钢、质量卓越的武钢、和谐发展的武钢”等企业文化理念。

四、中国企业文化管理30年回顾与基本观点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孟凡驰教授作了本次论坛的总结性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企业文化的认识和实践的水平，现在处在一种非常不平衡的状态，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因此，他根据二十多年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提出了“六种观点共识和九条实践规律”。

这六种观点共识是：

（一）、企业文化理论和管理方式的诞生和应用，完全是一种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不是任何专家学者的主观臆造产物。

（二）、对基本范畴的共识。企业文化属于管理学范畴，它是运用文化的特点和规律于经营管理之中，以人文修养和自我管理素质提高为基本途径，以企业核心价值理念体系培育为主要内容的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管理方式。

（三）、对企业文化本质特征的共识。企业文化具有五个本质特征，第一个是以人为本，人本管理是企业文化的首要特征。第二个特征是以文化人，文化含义在中国最早出现在《易经》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企业文化的规律之一是以文化人，它重内在启发，不是外在的刚性约束。以文化人要重在文化环境的熏陶，重在文化氛围的感染。

（四）、对企业文化基本属性的共识。企业文化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亚文化属性；一个是管理属性。

（五）、对企业文化角色和地位的共识。企业文化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战略发展制度中，扮演了五个角色：第一、灵魂信仰角色；第二、战略旗帜角色；第三、价值评价准则角色；第四、企业基业长青的基因角色；第五、企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角色。

（六）、“道、器”职能兼具的共识。企业文化可以说是形而上、形而下兼而有之，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二者兼而有之，所以不要把企业文化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学说。

“九条基本规律”的含义：

（一）、企业文化的形成、存在，有自发、自觉两种形态。当企业文化以自发形式存在时，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而自觉建设的文化可以使企业增强凝聚力、核心竞争力；

（二）、企业文化形成的关键因素在于企业家。企业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企业家文化。企业精英文化和职工文化的结合体，才可以称作组织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起的作用是关键的；

（三）、共性、个性统分结合。共性显示文化的特征，个性说明事物的本质，所以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个性。根据这个观点，集团文化建设和分公司文化建设要各有侧重。集团文化建设的重点是集团文化建设的任务重点主要有五布：第一、布魂，确立核心；第二、布局，定规划；第三、布道，教知识；第四、布法，导入方法；第五、布点，典型引路。企业文化建设越往上，宜粗不宜细；越往下，宜细不宜粗。国家级集团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实施重点在地市级企业，因为无论从地域、风俗、历史、传统都有共同特点。分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应遵循以下四个原则，第一，一致性原则，与集团文化不相背；第二，避复原则；第三，补充性原则；第四，具体化原则。共性要体现，个性要突出；

（四）、双体相融，立体推进，指的是企业文化本质体系和载体体系融合并进，两个体系不能偏废；

（五）、接力传承，前后相续。文化核心理念形成后，不应该随便更改，领导者相互交替，企业文化也应薪火相传；

（六）、七项工程，周期演进；

（七）、文化冠名，画龙点睛；

（八）、方式角度灵活多样。文化有规律，无定势，在方法、方式上要灵活；

中国模式之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7

虽然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 但是它仍然存在许多重大的缺陷。第一, 命令经济的一些重要遗产仍然有待消除。例如, 在农民只拥有有限产权的土地承包制下, 土地产权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国有经济的过大份额和国有企业在一些重要行业仍然占有垄断地位, 妨碍市场的平等竞争, 抑制民间创新能力的发挥;第二, 要素市场的形成严重滞后, 大部分要素价格仍然由行政机关规定, 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第三, 各级行政机关拥有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 对于市场活动的干预所在多有;第四, 虽然中共中央在1997年以后再次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等要求, 但政治改革的滞后, 法治建设缓慢的情况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这使迅速发展的市场失去了其他制度的支撑, 难于有效地运行并引致种种社会问题。

把以上缺陷集中到一点, 就是国家和国有部门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过多、过重的角色。经济体制的双重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头冒尖”的社会状况, 并且还存在着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于是, 近年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 例如, 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 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 腐败被抑制, 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 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 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 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时, 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 满意的声音仍然占压倒优势。

反之, 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 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 或者改革遭到扭曲, 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时, 就会造成腐败活动猖獗, 贫富差别过分扩大的态势, 引起大众的不满。

中国改革从一开始, 就采取了一种不是整体变革, 而是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变动的条件下, 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战略。这种做法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 但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 行政权力干预交易活动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而在确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时,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又有不同的理解。相当多的人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 中国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 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正像布坎南 (J.Buchanan) 等主编的《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中所指出, 重商主义社会乃是一个腐败的寻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 腐败行为必然出现在有寻租条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 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 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 或者是确立宪政, 限制行政权力, 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 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 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 的穷途。在这种情势下, 坚持建立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 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以免自己的寻租和设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宏观调控”等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 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 使自己能够攫取更多的财富。

除了国有部门的改革推进乏力之外, 21世纪之初还出现了各级政府利用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利用对工程立项、市场准入、资金投放等权力徇私舞弊。所有这些, 都使能够接近权力的贪官污吏、“红顶商人”获得暴利。

改革的挑战

以上这类“改革”引起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这就是: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持续, 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 内外经济失衡加剧, 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另外, 寻租基础扩大, 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 威胁社会安定。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在宏观经济上造成的不良后果, 首先表现为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这些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攀升, 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 大大高于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时期, 其投资率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例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其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峰值也从未超过GDP的34%。在我国投资率畸高的同时, 居民消费的比重却已下降到GDP的35%以下, 仅为一般国家的一半左右。这种状况在近期内会造成最终消费不足, 劳动者生活提高缓慢, 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从中长期看, 投资效率下降, 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 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等, 蕴藏着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第二, 上述体制缺陷在社会政治层面导致的消极后果。

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 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9年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 我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 年绝对额高达4～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 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995年, 当时在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的李强教授发表了他们的抽样调查, 表明1994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3的高水平, 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接着, 社科院经济所的赵人伟、李实教授也发表了类似的报告。他们的这些研究非常有意义, 可惜当时只在学界引起了一些反响, 而没有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 (只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 国家统计局才第一次公布了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 , 自然也就没有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在列出的127个国家中, 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 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 后者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 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以上事实说明,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偏差, 从根本上说, 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 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 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 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 在于推进改革, 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 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 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我国收入差距过大, 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了社会注意的。问题的焦点在于, 中国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 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旧路线的捍卫者断言, 这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 因此, 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的人们, 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 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 也就是由于各级政府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 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能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根据这种分析, 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 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 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当然, 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 由于人们的能力有大小, 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我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 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 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 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 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原来那套只覆盖国有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很不完善。像公费医疗体系, 只覆盖国营企业和党政机关, 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 普通工人、特别是农民却缺医少药。改革开放以后, 这一套体系完全无法运转了。因此, 1993年的改革方案里对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出了框架性的设计。回过头去看, 这一设计是基本正确和大体可行的。如果能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完全有可能为我国居民编织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安全网。可是14年过去了, 由于某些主管机关出于自身的工作方便和部门利益的考虑, 采取消极的态度, 使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方案由于其中一个“老大难”问题, 即国有企业老职工“空账户”的补偿问题未获解决而不能实现。

总之, 正确的收入分配政策只能是中共“十六大”所说, “取缔非法收入”, “合理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劫富济贫”, 只能退回到曾经造成千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去。

让历史照亮未来

30年的历程告诉我们, 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才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

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 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积极推进:

首先, 要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 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近30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 正是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结出的丰硕果实。

为了保证思想解放运动取得成功, 需要营造自由和务实的讨论氛围, 提倡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理性思考, 相互切磋, 良性互动。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

其次, 在经济改革的实际推进上, 需要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 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 农民的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 需要加以解决。

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 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 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 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大企业垄断的情况,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 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顽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掌握权力和信息的权贵分子猖狂进行犯罪活动, 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 大发横财。因此, 必须端正思路, 摒弃行政干预市场的错误做法, 加强合规性监管, 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 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 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 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 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根据过去30年的经验, 改革能否顺利推进, 症结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济是由一个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 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所控制和操持的。由于改革涉及到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 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 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 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 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 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 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 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 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8

这29名候选专家，绝大多数是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他们之中有：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位地道的“老外新闻主播”；为抗击非典取得最后胜利作出极大贡献的“健康卫士”；为北京、香港、苏州留下建筑杰作的20世纪最为杰出的华裔建筑大师；为深圳的产业结构优化及高科技产业建设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特區功臣；北京奥运成功申办和举办的功勋人物；精神康复“武汉模式”缔造者；长期参与内地培训人才事业的香港新一代商界领袖和慈善企业家；用实际行动和成果打消人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大学首次聘请非华裔的外国人当系主任疑虑的洋系主任；带领中国女曲以罕见的速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魔鬼教练”；指导中国弟子打败自己的法国同胞夺得中国男子击剑选手第一枚奥运金牌的佩剑教练；为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作出特殊贡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欧元之父”；来自美国的河南十大爱心人物；从以色列来到四川抗震救灾现场的“白求恩”；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做好退伍军人、下岗工人和残疾人就业工作的酒店业经营管理大师；帮助中国各地农民致富的“一村一品”运动发起人；自掏腰包为使中国成为数学强国而奔波的数学家；给西藏盲童带去光明的德国盲人专家；改革开放后我国聘请的第一位“洋厂长”；坚持参与长城研究与保护志愿服务活动的“长城之友”；给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带来深远影响的经济学教授；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高速铁路项目总协调人；“红色旅游”的倡导者；浙江省首位外籍劳动模范；毅然决定辞掉美国普林斯顿终身教职，卖掉美国的房子，回到中国定居和工作的计算机界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海外专家；引发中国水稻栽培史上一次革命的外国专家楷模；将自己退休后的余生无私奉献给中国治沙事业的“治沙愚公”；放弃高达1120万美元的年薪到清华大学当一名年薪1美元的客座教授。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的评选，主要有以下两个标准：（1）贡献力（政府和行业领域认可度），30年中对中国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及人才交流和培养作出特殊贡献，其贡献得到同行高度认同，并由此而获得过行业表彰或我国各级政府表彰。(2)影响力（大众认可度），30年中在华工作期间表现突出，其举动和工作，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和认同，反响强烈；国内外媒体曾经对其相关事迹进行过广泛宣传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