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外运作模式

中国援外运作模式（精选8篇）

中国援外运作模式 篇1

中国援建国外项目运作模式

一、援建核电站 相关阅读：

中国援建巴基斯坦核电站动工 造价近百亿美元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巴基斯坦大型核电项目26日在巴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举行启动仪式，巴总理谢里夫亲自参加破土动工仪式。该核电项目造价95.9亿美元，由中国援建，预计6年内完工，建成后有望缓解巴基斯坦长期以来的能源危机。谢里夫表示，“2200兆瓦的核电项目开始动工，是巴基斯坦历史上值得自豪的时刻”，他对中国政府在关键时刻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电力短缺是当前困扰巴基斯坦的最大难题之一。另据巴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中将拉希勒·谢里夫27日被任命为新一任陆军参谋长，拉沙德·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杨迅)

二、援建水电站 相关阅读：

中国援建缅甸的最大水电站即将建成发电

新华网昆明２月２１日电（徐文洲 严镇威）目前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承建的最大水电站、也是缅甸有史以来最大的水电站——缅甸邦朗电站的最后一台发电机组，已于２月１４日完成了转子吊装，将于今年３月份并网发电，届时，邦朗电站４台发电机组将全部投入生产。邦朗电站装机总容量为２８万千瓦，共有４台发电机组，年发电量９．１亿度，建成后可为缅甸全国新增目前用电总量的１／３，是缅甸有史以来水电建设史上最大的建设项目，也是云南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中国政府对缅实行卖方信贷的形式建设，由云南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作为工程的承包方，云南水电十四局承担机电设备安装和电站装修。工程自１９９９年开工建设，进展顺利。去年，邦朗电站的另外３台发电机组已经提前投产发电。（完）

三、援建铁路 相关阅读： 坦赞铁路和中非关系刘平

迄今为止,非洲国家接受援助建成的工程项目,就其影响力而言,几乎均不能与坦赞铁路相媲美。非洲人把坦赞铁路誉为“自由之路”,中国人称其为“友谊之路”,就是这样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曾遭到西方国家的百般阻挠。本文考察修建此铁路始末,重点分析各方对修建坦赞铁路的立场。力求将坦赞铁路放在中非关系和国际大环境的背景下,对坦赞铁路修建原因、过程和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价。坦赞铁路的修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国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与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团结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坦赞铁路是中国支持非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所做出的真诚努力和贡献。对坦赞两国来讲,坦赞铁路的修建,可谓一波三折。坦赞两国强烈渴望修建铁路,多方呼吁,屡遭挫折,最终中、坦、赞三国人民齐心协力,才在非洲大地上修建起横贯中东非的大铁路。连接坦赞两国交通的坦赞铁路,成为两国的主干线,加速了两国经济贸易的往来,带动了铁路沿线经济发展,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交流。而且,随着坦赞两国经济的发展,坦赞铁路必定成为中非、东非和南非铁路运输网的交通干线之一,有着良好的运营潜力。总体来讲,坦赞铁路的修建,是对当时西方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垄断优势的突破,是中非关系发展的一座丰碑,也是中国和非洲国家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相互支持、友好合作的一次胜利。今后坦赞铁路仍将继续在中非关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尽管铁路运营存在某些问题,然坦赞铁路所具有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战略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作为连结坦赞两国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在两国之间,在东非、中非和南非的区域关系中,在中非经贸关系方面,仍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援建医疗 相关阅读：

中国援建桑给巴尔阿卜杜拉姆才医院升级改造项目开工典礼隆重举行

8月27日，由中国政府援建的桑给巴尔阿卜杜拉姆才医院升级改造项目开工仪式在奔巴岛隆重举行。桑给巴尔总统谢因、卫生部长、总统办公室国务秘书等多名部长以及桑政府各级政要、民间团体、工商界人士等约300余人出席。中国驻桑给巴尔总领事馆谢云亮总领事、经商室陈力领事、中国援桑奔巴医疗队全体人员以及项目施工技术组的代表也应邀参加谢因总统热情回顾了中坦桑建交以来两国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50年来对桑给巴尔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发展所提供的无私援助和支持，称赞了中国施工建设者高度责任意识，在快速推进工程进度的同时，严把质量关，为桑岛经济建设作出了表率。他相信，项目建成后，这所医院将成为桑给巴尔最大和最现代化的医疗设施，为桑岛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谢云亮总领事指出，中坦桑两国老一辈领导人远见卓识，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近年来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尼亚和坦总统基奎特、桑给巴尔总统谢因相继访华，双边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中国政府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帮助，同时“一带一路”也为中桑双方不断扩大和深化各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按照桑给巴尔当地习俗，项目在初具规模后才举行开工仪式。

五、援建大楼 相关阅读： 中国免费援建非盟总部大楼 无任何附加条款

1月27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工人在中国援建的非洲联盟（非盟）会议中心项目工地施工。由中国援建的非盟会议中心选址于2008年11月正式开工建设，目前主体工程已进展到第七层，预计将在2011年年底建成竣工。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据2月2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中国援建的非洲联盟会议中心将于2011年12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竣工，这座高100米的大楼届时将成为当地最高建筑。不过，这个被中非认为是双方传统友谊象征的项目却被法国媒体略带醋意地渲染为中国展示在非洲的影响力，并掀起炒作“中国殖民非洲”的新一波风潮。

法新社称，中国经常被指责只关注非洲的石油，但现在，中国在帮助非洲援建未来数十年内“装着”政治中心的大型建筑物，中国正努力建设中非关系象征的建筑。它分析说，中国希望通过援建非盟会议中心，来展示自己在非洲大陆逐渐扩大的影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1月31日称，中国将这一工程看作是继坦赞铁路后中国对非洲最大的援建项目，对北京来说，这一援建项目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外交影响。一些抱有偏见的人还将此上纲上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称，中国在非洲的扩张招致不少批评，认为中国在非洲涉足太深。报道援引一名非盟经济委员会负责人的话称，“非洲不该刚摆脱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转身又跌入中国的新殖民主义”。有法国媒体称，中国经常因为在非洲进行没有任何附加条款的工程而备受指责，因为这种方法让人想到西方国家曾在这个大陆的殖民行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徐伟忠研究员对《环球时报》表示，西方的这种评判是不公正的，这让非洲人和中国人都感到有些匪夷所思，非洲国家的不少学者对此已经不屑于批驳了。目前，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提升比较快，西方人对此有着一种酸葡萄心理。其实，无论从文化、经济还是语言、历史传统，英、法等国都比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深刻得多，西方媒体对此应该如何评判呢？（驻法国特约记者马卓本报特约记者赫晓 记者刘扬）

六、援助资金

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主要有3种类型：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其中，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资金在国家财政项下支出，优惠贷款由中国政府指定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外提供。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对外援助支出是国家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援外预算资金由财政部按预决算制统一管理。商务部及国务院其他参与对外援助 中国优惠贷款行业分布（截至2009年底）中国优惠贷款行业分布（截至2009年底）管理的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具体管理本部门的援外资金。各部门结合对外援助任务，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编制对外援助项目支出预算，经财政部审核并报请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执行。各部门对援外项目资金实行预算控制管理。财政部和国家审计署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对主管部门援外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无偿援助

无偿援助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医院、学校、低造价住房、打井供水项目等中小型社会福利性项目。此外，无偿援助还用于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物资援助、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的项目。无息贷款

无息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社会公共设施和民生项目。无息贷款期限一般为20年，其中使用期5年，宽限期5年，偿还期10年。目前，无息贷款主要向经济条件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贷款

优惠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生产性项目和大中型基础设施，或提供成套设备、机电产品、技术服务以及其他物资等。优惠贷款本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通过市场筹措，贷款利率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由此产生的利息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目前，中国提供的优惠贷款年利率一般为2%至3%，期限一般为15年至20年（含5年至7年宽限期）。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向76个国家提供了优惠贷款，支持项目325个，其中建成142个。中国提供的优惠贷款61%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8．9%用于支持石油、矿产等能源和资源开发。

七、对外援助方式

中国对外援助主要有8种方式：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成套项目

成套项目援助是指中国通过提供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等援助资金帮助受援国建设生产和民用领域的工程项目。中方负责项目考察、勘察、设计和施工的全部或部分过程，提供全部或部分设备、建筑材料，派遣工程技术人员组织和指导施工、安装和试生产。项目竣工后，移交受援国使用。

成套项目是中国最主要的对外援助方式。从1954年开始，中国利用成套项目援助方式为越南、朝鲜两国修复被战争破坏的铁路、公路、港口、桥梁和市政交通等设施，并援建一批基础工业，为两国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此后，成套项目建设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在对外援助支出中一直占有较大比例。目前，成套项目援助占对外援助财政支出的40%左右。

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2000多个与当地民众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成套项目，涉及工业、农业、文教、卫生、通讯、电力、能源、交通等多个领域。一般物资

一般物资援助是指中国在援助资金项下，向受援国提供所需生产生活物资、技术性产品或单项设备，并承担必要的配套技术服务。

中国对外援助最早是从提供一般物资开始的。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在国内物资十分短缺的情况下，为支持广大亚非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发展民族经济，向上述国家提供了大量生产和生活物资。除单项提供援外物资外，中国还配合成套项目建设提供各种配套设备和物资。中国始终将国内生产的质量最好的产品作为援助物资，提供的物资涉及机械设备、医疗设备、检测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办公用品、食品、药品等众多领域。这些物资满足了受援国生产生活急需，其中一些设备如民用飞机、机车、集装箱检测设备等，还促进了受援国装备能力的提高和产业的发展。技术合作

技术合作是指由中国派遣专家，对已建成成套项目后续生产、运营或维护提供技术指导，就地培训受援国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帮助发展中国家为发展生产而进行试种、试养、试制，传授中国农业和传统手工艺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完成某一项专业考察、勘探、规划、研究、咨询等。

技术合作是中国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重要合作方式。技术合作涉及领域广泛，包括工业生产和管理，农业种植养殖，编织、刺绣等手工业生产，文化教育，体育训练，医疗卫生，沼气、小水电等清洁能源开发，地质普查勘探、经济规划等。技术合作期限一般为1年至2年，必要时应对方要求，可以延长。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是指中国通过多双边渠道为发展中国家举办各种形式的政府官员研修、学历学位教育、专业技术培训以及其他人员交流项目。

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接收了大量来自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埃及等国的实习生来华学习，涉及农林、水利、轻工、纺织、交通、卫生等20多个行业。自1981年起，中国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华举办了多个领域的实用技术培训班。自1998年起，中国政府开始举办官员研修班，培训的部门、领域和规模迅速扩大。截至2009年底，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在华举办各类培训班4000多期，培训人员12万人次，包括实习生、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官员。培训内容涵盖经济、外交、农业、医疗卫生和环保等20多个领域。目前，每年在华培训发展中国家人员约1万名左右。此外，中国还通过技术合作等方式为受援国就地培训了大量管理和技术人员。援外医疗队

援外医疗队是指中国向受援国派出医务人员团队，并无偿提供部分医疗设备和药品，在受援国进行定点或巡回医疗服务。

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截至目前，中国已向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大洋洲69个国家派遣了援外医疗队。援外医疗队一般工作在受援国缺医少药的落后地区，条件十分艰苦。援外医疗队员治愈了大量常见病、多发病，并采用针灸、推拿以及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法诊治了不少疑难重症，挽救了许多垂危病人的生命。援外医疗队员还向当地医务人员传授医疗技术，促进了当地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援外医疗队员以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医风和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全力为受援国人民服务，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和赞扬。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派遣21000多名援外医疗队员，经中国医生诊治的受援国患者达2．6亿人次。2009年，有60支援外医疗队，共1324名医疗队员，分别在57个发展中国家的130个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是指中国在有关国家和地区遭受各种严重自然灾害或人道主义灾难的情况下，主动或应受灾国要求提供紧急救援物资、现汇或派出救援人员，以减轻灾区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帮助受灾国应对灾害造成的困难局面。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对外紧急救援行动，并在国际紧急人道主义救援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使救援行动更加快速有效，中国政府于2004年9月正式建立人道主义紧急救灾援助应急机制。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中国开展了对外援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紧急救援行动，向受灾国提供各种援助共计7亿多元人民币。近5年来，中国政府累计开展紧急援助近200次，主要包括向东南亚国家提供防治禽流感紧急技术援助；就几内亚比绍蝗灾和霍乱，厄瓜多尔登革热，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伊朗、巴基斯坦、海地、智利地震，马达加斯加飓风，缅甸、古巴热带风暴，巴基斯坦洪灾等提供物资或现汇紧急援助；向朝鲜、孟加拉国、尼泊尔、阿富汗、布隆迪、莱索托、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提供紧急粮食援助。援外志愿者援外志愿者是指中国选派志愿人员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发展领域为当地民众提供服务。目 免除受援国债务统计（截至2009年底）

前，中国派出的志愿者主要有援外青年志愿者和汉语教师志愿者。

2002年5月，中国首次派遣5名青年志愿者赴老挝，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志愿服务。截至2009年底，中国向泰国、埃塞俄比亚、老挝、缅甸、塞舌尔、利比里亚、圭亚那等19个发展中国家共派遣405名援外青年志愿者，服务范围涉及汉语教学、中医治疗、农业科技推广、体育训练、计算机培训、国际救援等领域。其中，向埃塞俄比亚、圭亚那等多个国家实现连续派遣。2003年，中国开始对外派遣汉语教师志愿者。截至2009年底，向全球70多个国家派遣汉语教师志愿者共计7590人次。债务减免

债务减免是指中国免除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华到期政府债务。对于受援国对华政府债务，中国政府从不施加还款压力。在受援国偿还到期无息贷款遇到困难时，中国政府一向采取灵活的处理方式，通过双边协商延长还款期限。为进一步减轻经济困难国家的债务负担，中国政府在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2005年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08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2009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和201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先后6次宣布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截至2009年底，中国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大洋洲50个国家签署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80笔，金额达255．8亿元人民币。

中国援外运作模式 篇2

一、粮食银行的起源

中国粮食银行的发源地是山东省广饶县, 粮食银行是在“两代一换”服务的政策基础上发展来的。“两代一换”即代农民储粮、代农民加工、品种兑换。开展“两代一换”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粮食年年丰收, 中国农民自古有自家储粮的习惯, 但是因为粮食数量过多, 没有足够的米仓和合适的方法保存粮食, 粮食损耗严重, 粮食的储存成了农民的一大难题, 有农民就想到找粮食部门帮忙。广饶县粮食部门认识到农民卖粮难、储粮难的问题, 为了防止谷贱伤农、缓解丰收时期的交通运输压力, 粮食部门决定运用自己的库房和粮食储存技术, 帮助农民解决这个难题。1983年初, 广饶县国有粮食部门开展代农民储粮业务, 并且将这个业务延伸为“两代一换”, 并在全县普及。广饶县“两代一换”业务的开展, 使得农民受益, 在此基础上, 1989年, 广饶县又引入现代银行机制, 与粮食加工贸易企业合作开办“粮食银行”, 并被原国内贸易部在全国推广。

粮食银行, 是指储粮户 (主要是农民) 将暂时闲置的粮食存放于粮食经营企业, 储粮户拥有粮食的所有权, 经营企业拥有代储期内的使用权的一项农民和企业的合作业务。粮食经营企业可以通过加工、贸易等经营行为盘活粮食资源, 在粮食的流动和周转中获得粮食的增值效益, 这部分效益即为“粮食银行”的利润和储粮户的利息。

粮食银行发展至今已有二十个年头, 取得了一定成果, 现今中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湖北、江西、江苏、四川、黑龙江等地都有了粮食银行, 但是各省因不同的实际情况, 粮食银行的运作模式也不尽相同。

二、华北和东北地区粮食银行不同的运作模式比较

1. 华北地区粮食银行运作模式———粮食加工企业带动粮食银行的发展。

山东省广饶县是中国粮食银行的发源地, 多年来的发展使得广饶的粮食银行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始终坚持“藏粮于民、储粮备荒、存粮自愿、取粮自由、为储户保密”的原则。广饶县粮食银行是由县粮食部门与实力强大的粮食加工企业合作, 向银行贷款购买农民的粮食的方式发展起来的, 粮食银行不是传统意义的金融机构, 但是它通过农民把粮食存放在粮食银行, 银行向农民支付现金的方式为农民提供短期贷款, 既发展了农村短期小额贷款也解决了农民自己存储粮食损耗严重的问题, 并且形成了农户、粮食银行和粮食加工企业的合作形式。

广饶县在各村屯下设基层粮站、粮所, 方便农民存粮, 粮食银行向农民发放《储粮证》和《口粮转化证》, 农民可以持证到存粮点领取原粮、成品粮和粮油食品, 也可以提取现金, 议价出售。粮食在粮食银行存储, 不限时间、不收取手续费。广饶县农业部门在保证农民粮食提取的前提下, 动用30%~40%的代储粮进行周转买卖, 取得收益, 作为粮食银行的收益。

2. 东北地区粮食银行运作模式———粮食物流企业带动粮食银行的发展。

黑龙江垦区是中国粮食的主要产区之一, 2008年粮食年产量142.06亿公斤, 商品率91.2%。每到粮食收获季节就会出现农民卖粮难、粮食运输难、农民增收难的问题, 2008年, 北大荒商贸集团下属的北大荒粮食物流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合作, 在建三江成立粮食银行, 通过向银行贷款解决收购农民粮食的资金问题。与山东的粮食银行不同的是, 黑龙江的粮食银行主要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 它是依托自己在建三江分局的13个物流仓储节点, 在收获季节收购农民粮食统一存储, 过了秋后集中卖粮的时间再出售粮食, 打开时间差, 既可以保证粮食运输的畅通又避免了集中卖粮“谷贱伤农”的局面, 相当于增加了农民收入。

农户在粮食银行开立粮食存折账户并办理民生借记卡业务, 签订存粮协议, 办理存粮手续。农户可以自行送粮到粮食银行也可由银行派车, 但要按市价收取运费, 粮食银行对粮食进行质检、称重等流程, 完成粮食取样手续, 粮食入库存放, 为农户开具粮食存折, 农户可以持身份证和粮食存折向粮食银行办理个人贷款, 用于粮食耕种或个人经营。农户将粮食存入后也可以通过粮食银行的电子交易平台网上进行粮食交易, 期货或者现货。粮食银行为农户保存粮食最长期限为6个月, 前3个月为免费, 后3个月每月收取保管费6元, 6个月后农户不取走粮食视为放弃粮权, 粮食银行按国家最低收购价或者与农户协商价格购买农户粮食。粮食储存在粮食银行后, 农户可以根据市场卖价随时将粮食取走销售, 也可以在粮食银行下设的电子平台进行网上交易, 卖方向粮食银行缴纳每吨15元手续费, 买方缴纳每吨10元, 粮食自行取走缴纳每吨25元手续费。

三、粮食银行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广饶县和黑龙江垦区的粮食银行的建立基础各不相同, 广饶县粮食银行是由粮食加工企业带领, 主要解决农民存粮难问题;黑龙江垦区粮食银行由粮食物流企业带领, 主要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他们都能够根据各自地区的农民的需要, 找到最符合当地粮食银行发展的运作模式, 保障了中国粮食安全。本文对广饶县和黑龙江粮食银行的发展、银行的商业化运作管理等方面进行梳理后认为, 要保障中国粮食安全、进一步完善粮食银行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健全规章制度, 规范运作流程。

健全的规章制度能够保障粮食银行的基本运营, 使得粮食银行工作人员在操作过程中有章可循, 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依照规定进行针对性的解决;规范的运作流程使得农户存储粮食取出粮食的过程都是按照标准操作的程序进行粮食取样、登记入库、按折取粮等, 让农户放心把粮食存入银行, 提取粮食时也不会担心拿到质量差的粮食。

2. 提高粮食银行工作人员素质。

粮食银行虽然不是金融机构但是也需要专业人才, 粮食的检测、质量等级检验、粮食如何储存才能损失最小等工作都需要专业技术人员, 但是由于中国农业方面培养的专业人才人数少, 即使毕业多数人也不愿意做基层工作, 所以粮食银行缺乏该从业方面的专业人才。据此, 笔者认为可以选择培训现有的粮食银行的工作人员, 加强他们的专业技术, 使他们更好的为农户服务。

3. 按各地不同需求开展业务。

中国国土面积大, 各省区之间的农业发展水平发展状况都不相同, 一个地区的发展模式不能直接套用在另一个地区, 应该在基本业务开展的前提下, 根据农民切身需求灵活发展其他辅助业务, 比如品种兑换这项业务, 广饶县粮食银行的这项业务切实为了方便农民生活, 但是黑龙江粮食银行就没有这项业务, 也有其他地区的粮食银行把这项业务做成了连锁粮油商店, 兑换点遍布全县。

4. 粮食银行要规避市场风险。

粮食银行可以将农户储存的粮食在保证正常提领的前提下, 将剩余粮食的30%~40%投入市场运作, 在粮价高时卖出粮食取得收入, 在粮价低时买进粮食进行补仓, 一方面可以取得收入, 另一方面也可以预测粮价。但是市场变化不是完全能够预测出的, 有时也会出现粮食卖出后粮价又继续上涨, 粮食银行进行买进补仓就会亏本, 数额过大的话就会影响粮食银行的正常经营。所以粮食银行的经营者要在规避市场风险方面多加注意, 谨慎投资。

摘要：粮食银行是在中国政策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和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时期发展起来的非金融机构, 将山东省广饶县粮食加工企业带动粮食银行发展和黑龙江省粮食物流企业带动粮食银行发展两种运作模式进行对比, 分析了粮食银行的运作模式, 并且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对现有粮食银行的管理和运作提出来规范运作流程、提高员工素质、按需开展业务、规避市场风险等四条建议。

关键词：粮食银行,粮食储存,运作模式

参考文献

[1]丁声俊.“粮食银行”的起源、发展和创新[J].中国粮食经济, 2008, (11) .

[2]四川省崇州市粮食局.“粮食银行”惠及三农品种兑换方便万户[J].粮食问题研究, 2010, (1) .

[3]章力建, 顾卫兵, 王先锋.“粮食银行”:作用、本质与发展[J].农村工作通讯, 2004, (9) .

[4]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北大荒“粮食银行”及其主要做法[J].中国经贸导刊, 2009, (3) .

[5]秦玉云.粮食银行发展演变探析[J].经济理论研究, 2008, (18) .

中国援外运作模式 篇3

在全球发展合作日益深入的时代，国际教育援助已经成为促进一个国家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外部因素，以及减少人类贫困、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的关键驱动力量。作为具有跨国性、公益性、基层性、文化性的国际公共产品，广义的“国际教育援助”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以援助投资、技术援助、发展援助和国际发展教育等名义，向贫穷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教育领域提供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方面的帮助和支持，进而帮助其改善生产、经济、卫生、公共福利等。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到国际局势缓和、对外战略调整、民间力量成长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日益成为各国实施教育援助的重要载体，其中功能属性与教育援助密切关联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么，国际汉语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在新中国国际援助事业当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孔子学院创建后又是如何参与我国的国际教育援助工作的？国内外文化推广机构在该领域的有益探索对于教育发展合作又有何意义与启示？基于历史回顾和国际比较，本文将尝试对以上关键议题进行分析。

一、平等互信：汉语教育配合中国国际援助的最初尝试

总体而言，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开展国际教育援助，但事实上我国推行国际教育援助的历史要更为悠久。为了获得稳定的周边发展环境并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新中国在成立之初便开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国际教育援助，国际汉语教育由此成为我国国际援助事业启动时期的首选领域。早在1950年，我国首个专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机构——“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在清华大学筹建开班。1957年，蒙古国立大学外语系首次开设了汉语课程，培养了该国最早的一批汉语人才。此类国际教育援助活动多属于双边援助项目，绝大部分资金投入来自政府财政拨款，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给教育科研机构下达行政指令来完成。然而，受限于综合国力与国内外形势等因素，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的国际教育援助实践以培养成套项目和物资设备的技术管理人员为首要任务，汉语文化较之农林、水利、轻工、纺织、交通、卫生等领域仍未能真正凸显其战略价值，各类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受援国部门机构的参与积极性也并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

20世纪80年代后，大国关系与国际局势逐渐趋于缓和，意识形态因素对于国际发展的影响逐渐减弱，国际教育援助的技术功能和发展效益备受重视。在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进的深刻影响下，中国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国际机构针对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多边教育援助项目，我国的国际教育援助重点逐步向农技推广、国际贸易、临床医学、电子信息等新兴领域延伸，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技术培训等“软援助”活动得以广泛开展。这一时期，我国派往国外的专家规模持续扩大，各省纷纷设立“对外援助局”，如果某个发展中国家需要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才，中央政府就会指派国内在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省份征集一批专家迅速前往受援国。在这个过程中，汉语教学对于推动我国的国际教育援助及对外交流合作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文化支撑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于社会公益部门的资金援助投入达到整个发展援助总额的一半以上，教育部门获得的援助支持则稳定在此项开支的12%左右，而流向基础教育的援助资金又占到其中约40%，国际教育援助无疑已成为官方发展援助（ODA）密切关注的领域之一。特别是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世界教育论坛《达喀尔行动纲领》正式提出之后，一个国家的教育能力建设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倍受国际关注，近10年来此类援助项目所占的资金比例是最大的。作为曾经的受援国和如今日趋重要的援助国，中国理应在基础教育、教育公平等关键领域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并分享更多发展经验，而伴随着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汉语文化在中国与世界交流合作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的正式建立。自2004年底起，孔子学院总部、海外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等便开始承担汉语文化类国际教育援助项目，“除了技术层面的语言教学和大众文化传播之外，关注的焦点是它在教育、合作及发展等领域的国际作用”，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成为新时期我国“官民并举”推进国际教育援助事业的有益探索。10余年来，全球孔子学院正式注册学员已达百万人，累计为外国培训本土汉语教师10万余名，全球汉语学习者从2004年的不足3000万人猛增至2014年的1亿余人。

二、合作共赢：孔子学院参与国际教育援助的全新探索

海外孔子学院由国内承办方与国外合作方共建、共管、共享，在各级政府和孔子学院总部的积极协调下，众多教研机构源源不断地将丰厚的教育资源投向目标国受益群体。首先，就教育物资的供给而言，中方不仅通过给孔子学院配备教学设备、宣传资料、图书报刊、多媒体制品等必要“软硬件”来完善和推广汉语国际培训，还与承办孔子学院项目的教研机构合力开发本土化教育产品来增强其服务当地基础教育的能力，一大批以英、法、德、俄、西班牙、阿拉伯国家等地主要语言为媒介的汉语教材及出版物应运而生。其次，就教育资金的供给而言，孔子学院总部除了依据共建原则向孔子学院持续提供启动经费和年度经费之外，还长期向合作院校汉语教师、科研人员、在校学生等众多群体提供各类品牌项目的资金支持，特别是资助国外开展中国语言文化教学科研等实践活动的“汉语桥基金”、资助中外联合培养或来华攻读博士学位的“孔子新汉学计划”、资助国外知名教研机构人员来华开展学术研究的“理解中国”项目、资助国外精英学子和青年企业家的“青年领袖”计划等。这些项目的开展，有助于弥补某些发展中国家教育体系对汉语中国文化等学科专业的投入不足的问题，不同类型的援助投入有助于形成辐射效应与发展合力，得到了国际教育界的充分肯定。

国际教育援助不仅包含了援助双方之间的资金和物资转移，同时意味着知识和技术及其他相关教育资源的转移，这对于受援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种子”“催化”及“示范”作用。以孔子学院为纽带和桥梁，国内外参与方积极发挥人力、技术等优势，开展教师能力建设、课程教学改革、教育政策变革等高层次的互利合作。一方面，全球孔子学院积极推动国内外教育主体“走出去”和“引进来”，参与专业化的研修、访学、调研、竞赛等跨文化交流合作。例如，除了向孔子学院选派中方院长，孔子学院总部自2003年起向各国输送了大量优秀教师及青年志愿者，支持其完成与汉语教育密切相关的培训和研究工作，汉语教师志愿者已成为当前我国国际教育援助的主要形式之一。截至2009年底，我国向全球70多个国家派遣汉语教师志愿者共计7590人次。10余年来，孔子学院已累计为100多个国家培训本土教师20万人次，通过实地考察、人文交流等活动，合作方众多参与主体能够掌握实用的专业知识，而我国的教研机构则借此机会提升了自身国际化程度。另一方面，孔子学院还努力建设国际汉语教学广播、电视、互联网及其他新媒体平台，并长期向国外教研机构提供汉语学历/非学历教育等方面的咨询。为丰富合作方国民教育的层次与内涵，孔子学院数字图书馆自2013年5月建成以来，向海外民众提供了大量便捷的数字化资源服务，一批特色型孔子学院不断面向基层社区开设饮食、中医、武术、书法、剪纸、刺绣、茶艺、民歌、戏曲等传统文化通识课程，从而为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相比之下，在一些汉语文化基础已初具规模的国家和地区，孔子学院共建双方的合作重点已逐渐转向教育改革探索和联合研究攻关。例如，日本爱知大学等知名高校已将汉语学分课程正式纳入本科生培养体系，瑞士日内瓦大学孔子学院等持续资助学界和媒体，积极推进汉学、历史学、东方学等学术研究，以期持续提升合作方汉语教育的机制建设能力和管理规划能力，有效强化孔子学院汉语国际培训与汉文化研究的品牌效应。

三、包容互鉴：文化机构促进教育发展的前景展望

传统国际教育援助的主要提供者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自19世纪起便陆续建立了一批使命明确并且分布广泛的文化推广机构，例如闻名于世的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觭aise）、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塞万提斯学院（Instituto Cervantes）、但丁学院（Società Dante Alighieri）等。西方许多现任或卸任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均兼任此类机构名誉主席，并时常将其海外文化推广机构纳入外交出访的重要行程，外交、教育、外援等部门则尽其所能给予此类机构各项授权支持。例如，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FCO）成为英国文化协会的直接发起与监管机构，而来自技术合作部（DTC）的强大支持则使该协会得以承担教育项目及学生训练计划的责任。正因为如此，西方文化推广机构的宗旨使命往往紧密依附于国家的战略及核心利益，普遍寻求以语言普及为突破口，推动主流价值观输出和文化教育合作，积极协调所属国及所在国政府部门、教研机构、市场主体等利益攸关方，共同推进教育要素的跨国流动。这些国家往往首选其前殖民地或双边战略伙伴，实施了一系列专业性强、受众面广、影响力大的教育援助项目。例如，英国文化协会与微软公司曾联合斥资200万美元启动了一项旨在改善非洲信息通信技术的援助计划，仅2013年便建成90多个数据处理中心，培训校长和教师3500多名。北京法语联盟长期面向法国航空、阿尔卡特公司、阿尔斯通公司、中国武术协会等企业团体提供高质量的定制培训课程。通过将国内外具有影响力和成长潜力的高层人士作为教育公关对象，某些文化推广机构甚至能够获得高达100%的自筹经费。然而，这种国际教育援助模式却未能超越以工业化、经济增长、单向赠予等为核心的现代化理论。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教育援助项目多为单方面的援助，不仅排除了相互学习与双向合作的可能性，而且忽视了边缘群体实现自我发展的重要性。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因意识形态对抗减弱而对教育发展等议题呈现出“援助疲劳”（Aid Fatigue），其国际教育援助活动的政策工具属性恰恰因此显露无遗。

尽管孔子学院参与国际教育援助的实践起步较晚，却在短短十多年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孔子学院为纽带，国内外参与方积极发挥自身教育优势持续开展互利合作，努力寻找与所在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契合点，注重教育技术理念的本土化再创造，并在政策设计连贯性、资源配置有效性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这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孔子学院创设运转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当前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国际援助方式调整的全新背景下，孔子学院正紧密结合“弘义融利”原则和“民心相通”目标，尝试在全球现有布局下对孔子学院设置和援外资源配置进行统筹规划，探索构建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等深度依存的互利合作网络。

综上所述，孔子学院参与中国国际教育援助进程的种种实践充分证明，“新兴援助国”（Emerging Donors）已经开始在国际教育发展合作领域崭露头角。正如美国国际援助署（USAID）副署长弗雷德里克·希克所言，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走出依赖他人的教育发展模式，开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与此同时，由于受到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组、新兴援助方-受援方-传统援助方关系调整、国际教育发展理念变化等因素影响，方兴未艾的国际教育援助“中国模式”正面临着全新的机遇和挑战。伴随着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实施期限的到来，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正在引发国际社会新一轮的广泛关注。就此而言，文化推广机构参与国际教育援助模式的包容互鉴不仅对推进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教育发展议程（如普及初等教育、消除教育性别差异等）产生了关键的示范效应，而且对于全球新型教育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UNESCO.2013 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hieving Quality for All[R]. Paris：UNESCO， 2014：127.

[2]British Council.British Council Annual Report （2012-2013）[R]. London： British Council， 2013：10.

[3]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R].2014.

[4]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R].2014：27.

[5]靳希斌、安学慧、严国华等.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理论概述与实践分析[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66-74.

[6][8]李军，田小红.中国大学国际化的一个全球试验——孔子学院十年之路的模式、经验与政策前瞻[J].中国高教研究，2015（4）：37-38.

[7]管秀兰.孔子学院在中国海外形象建构过程中的作用[J].世界教育信息，2015（21）：58.

[9]刘宏.孔子学院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成就与挑战[J].公共外交季刊，2012（4）：81.

[10]王明利、戚天骄.法语联盟文化传播策略研究[J].法国研究，2012（1）：81.

[11]董璐.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不同理念下的跨文化传播[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4）：105.

[12]韩映雄、石梅.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的海外办学——以孔子学院为例[J].比较教育研究，2010（10）：41.

中国援外运作模式 篇4

本文针对我国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市场化运作的实践，从实务角度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的理论和实例的结合，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并论证了在该领域加大法的参与的重要性，值得一读。

众所周知，由于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机场、桥梁、隧道、高速公路、污水处理厂等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以及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我国其投资主体历来由各级政府承担，其投资方式也一直是政府直接投资。但是，近年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模式出现市场化运作的新情况、新特色，并且出现企业资本甚至私人资本的BOT投资模式在中国变异适用的倾向，值得理论界予以高度重视。本文所说的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是指在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设施的建设中，由各类法人或私人等非政府的投资主体，以市场方式并服从市场规律进行投资建设的操作方式。研究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以及在投资模式方面对BOT方式的变异适用，在我国当前涉及数万亿元基础设施投资的有效控制和安全运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相对于传统的政府投资的单一模式，采用国际通用的BOT方式并结合我国具体实践变异适用的规范运作，以及研究其规范运作应当注意的有关法律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及其基本特点

今年4月2日，浙江省和上海市的主流媒体均报道：浙江和上海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共同作出重大战略决策，为合作开发浙江洋山深水港项目，上海市成立了投资主体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而浙江省也成立浙江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建设深水港项目中的跨海大桥，还同时成立大桥项目公司。在投融资体制上实行投资、建设、运营、监管四分开的创新模式。两地合作以公司方式投资建设一座共长34公里，其中海中长达26公里的跨海大桥，这是目前世界上海洋跨度最长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也是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对政府直接投资模式的重大突破。

建国以来，由于基础设施例如机场、桥梁、码头、隧道、公路等建设项目，都直接关系到我国城市的发展和国计民生的根本利益，所以，各级政府的领导都把这些项目作为任职期间的实事和大事来实施;而且随着各地经济实力的增强，这些项目投资的规模或数量也日益增长，并逐步形成了以国家投资(主要是中央政府)为主、以地方政府投资为补充的体制，这也是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基本框架。以国内高速公路为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投资体制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八五”期间，高速公路总里程从574公里发展到2141公里，平均每年建成300公里。进入“九五”期间，则以每年新建1000公里的速度发展，至末，全国已建成4771公里高速公路。开始，国家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筹措建设资金，全国公路建设的投资额每年超过500亿元。因此，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各级政府尤其是积极性更高的地方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所构成的政府投资模式，是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最主要的投资模式。

上述政府投资模式，其投资主体决定了运作模式的非市场化，各级政府负责官员往往把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作为自己任职期间的政绩体现，因此，此类建设项目的运作，较多地反映长官意志和行政政绩而不反映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律。

但是，近年来由于基础设施的公益性和相对稳定的回报，以及政府对企业投资和外资投资的鼓励，在国内的内资企业中，出现了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公司。这些公司一般有银行或金融机构作后盾，有相对充足的资金，往往能够筹集几亿、几十亿人民币的投资量，这是以市场主体而非政府作为主体参与基础设施的投资，该市场主体作为各级政府投资的补充，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很显然，以公司方式的市场主体以市场方式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一般不反映长官意志和行政政绩，而以市场规律为行为准则。

作为一种投资模式，内资投资的市场方式一般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内资本地投资。通常是当地政府许可的具有相应开发资质的公司募集资金，用适合当地具体情况和特点的方式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例如，海南省三亚市在90年代初实施的“十路四桥”计划，其基本投资模式是内资本地投资。海南省人大为此专门通过地方法规《海南省基础设施投资综合补偿条例》，赋予这种投资方式以法律依据。

另一种是内资异地投资。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异地的国内企业被本地投资者作为募集资金的对象吸收投资;还有一种则是异地国内企业获得当地政府的特许，作为独立投资主体的国内企业在异地实施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

此外，最近还出现了跨地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内资异地合作共同筹集资金的模式，例如，浙江省和上海市合作对深水港以及跨海大桥的投资建设。

上述非政府的企业或私人的投资模式在市场中的运作实践，事实上已经和国际投资基础设施的BOT模式结合，并且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采取了一系列变异模式，这是法学理论界不得不给予高度关注的新的市场运作方式。所谓BOT，一般指在涉及公众利益的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移交过程中，由当地政府特许的、由私营的或非政府的财团投资的、以一定期限的经营盈利作为回报的投资模式。这种模式并非是唯一的，即便在国外，这种模式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并出现了BOT前提下的新模式。

利用各种外资筹措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这也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之一，各地地方政府对此具有更大的积极性。外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有较大的规模。以公路建设为例，我国利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日本道路公路协会资金贷款至19底已达100亿美元，近几年又从商业资本财团引进70亿美元。外资投资更多、更普遍的方式是私营企业的投资，即BOT方式的投资。结合我国的运作实践，BOT投资方式在我国国内的实际运作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外资方更热衷于采取购买已营建完毕的基础设施，经营一定年限后再转让给当地政府的新方式，即POT(购买-运作-转让)方式来运作。显然，以BOT模式或者BOT变异模式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其基本特点是以市场方式运作的，只是这种市场化运作更多地涉及外资的投入以及更多地带有国际资本运作的市场特点。

因此，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的基本特点可归纳为：

1、项目的投资主体系非政府的市场主体;

&

nbsp;2、项目的建设和经营及期限须获得政府的特许权;

3、投资成本收回及赢利依赖当地政府特许的经营权;

4、投资的风险由投资主体自行承担。

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运作必然带来投资模式的探索和创新，而随着外资的大规模涉足中国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采用BOT投融资模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惯例，也必然会在中国的土地上以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在市场运作中得到创新和发展，因此，研究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运作以及BOT模式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运作中的变异适用，就成为法学理论界不得不关注的重大课题。

二、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借鉴BOT模式及其变异适用

BOT是一种国际通用的主要适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投融资模式，其操作的典型形式是：项目所在地政府授予一家或几家公司或私人企业所组成的项目公司以特许权利──就某项特定基础设施项目进行筹资建设(少量投资，大量融资)，在约定的期限内经营管理，并通过项目本身的经营收入偿还债务和获取投资回报，在特许期届满后将项目设施无偿转让给所在地政府。

企业资本或私人资本在介入基础设施项目的运作过程中，由于基础设施种类、投融资回报方式、项目财产权利形态的不同，BOT方式出现了不同的变异模式，如BOOT(建设-拥有-经营-转让)形式、BTO(建设-转让-经营)形式，BOO(建设-拥有-经营)形式、ROT(整顿-经营-转让)形式、POT(购买-经营-转让)形式等等。

国内较早正式采用BOT模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的广西来宾电厂建设作为代表。在此前后，各地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采用类似BOT方式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模式不断发展，为规范其投资行为，各地制订了一系列地方法规或规章。例如，为适应本地投资资金匮乏而基础设施建设迫切需要的具体情况，海南省于1994年5月，由地方人大出台《海南经济特区基础设施投资综合补偿条例》，该条例针对海南省实际情况，对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用地方式以及投资补偿作了明确规定。这是地方立法对各种大型基础设施市场化投资模式以及政府补偿方式的具有探索性的突破。

无独有偶，为吸引外资加大地方基础设施的投资，1994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了第一个BOT投资模式的操作性地方规章《上海市延安东路隧道专营管理办法》，明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授权上海中信隧道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外方为香港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延安东路原隧道，投资兴建并经营、管理新隧道(即延安东路隧道复线)的专营权，特许期限30年。此为上海市第一个有关专营基础设施的特许性文件。此后颁布了诸如两桥一隧、奉浦大桥、大场自来水处理厂、沪嘉高速公路、徐浦大桥、延安高架路、内环高架路和南北高架路、逸仙路高架和蕴川路大桥、沪宁高速公路(上海段)等多个专营管理办法。海南和上海等地的不同立法，为借鉴BOT模式的变异适用创造了条件。

以上海市为例，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借鉴BOT模式的变异适用，建造和经营的投融资阶段以及特许权授予方面，先后出现不同的情况。

1、关于投融资项目的施工营建及风险控制。

上海市在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过程中，经历了参照和变异适用BOT模式的发展阶段;而投融资方式是否包括项目的施工营建成为变异适用的两种主要方式：

第一种是包括施工营建的投资模式：这是一般意义上的BOT模式，也即投融资阶段包括建造、经营和转让三个阶段，其典型案例为前述上海市延安东路复线隧道建设项目。在上海市政府制订延安东路隧道专营管理办法的同时，我所在的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从1993年底接受上海中信隧道发展有限公司(即项目公司)和上海隧道股份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起草隧道工程总承包合同。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在未进入市场之前，是一套计划体制下的传统运作模式，上海早在六十年代建设打浦路隧道和延安东路原隧道时，都是用计划任务书的方式组织施工的。所以，当我们在起草、制作延安东路隧道复线总承包合同时，所面对的既是BOT条件下运作的项目投资，又是一个全新的没有现成资料可参考的复杂的非诉讼法律事务。我们在建设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香港西线隧道总承包合同英文版文本。由于西线隧道也是BOT条件下运作的，又由于外资投资者也是香港的客商，我们参考了香港的隧道总承包合同文本、国际承包工程通用的FIDIC合同文本以及国内由建设部和国家工商局推荐使用的文本，并根据延安东路隧道BOT运作模式和专营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的商业条款，在1994年初，完成了总承包合同文本的制作和修改工作，并顺利通过了双方当事人的审核，为整个工程于1994年1月正式开工创造了条件。该文本比起当时建设部的标准示范文本，在强化施工造价、质量和进度控制三大方面设置了许多新的结合上海地方特点的条款，明确了分阶段结算和节点工期具有合同约束力的原则，并特别设定了工程保险、履约保证、索赔程序、质量监理等条款，而这些条款所载明的内容正是项目发起人和融资者在工程建设期间对巨大风险的责任和防范所最为关心的问题。

在外资投资模式需要经历施工营造阶段的BOT运作前提下，工程能否顺利按预定的期限竣工交付使用，是整个BOT投资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而工程营建又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隧道工程除了施工本身的艰难危险以外，工程周期、质量、成本的控制等构成了BOT项目能否顺利完工乃至整个BOT项目能否顺利运作的风险体系，因此，总承包合同就成为分解、分担风险，强化和落实风险管理责任最重要的法律文件。由于延安东路隧道复线总承包合同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合同条款完整、严密、具有操作性，为整个复线隧道工程于1995年11月28日提前竣工，奠定了法律文件的基本框架及其成功基础。上海延安东路复线隧道的顺利建设，表明上海市完全有能力实施包括施工营建在内的完整意义上的`BOT模式的三阶段的典型模式运作。

第二种是不包括基本建设的投资模式：比如上海两桥一隧(打浦路隧道、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内环线高架路和南北高架路等项目的投资模式，是BOT(建设、经营和转让)模式变异为POT(购买、经营和转让)模式。即由政府出售已建成的、能够正常运转的完好的基础设施并授予特许专营权，由投资者购买基础设施项目的股权和特许专营权。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在项目基

本建设完成之后的特许经营的安排，除了每个项目本身的特殊情况外，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有些境外银企等投资者对在我国境内进行工程项目的施工建设的法律环境和经济环境缺乏估计，认为存在相当的不可预见的潜在风险，于是索性就避免了对此高风险阶段的介入。但是，作为一种外资投资模式，也有其存在的现实性和合理性。

就外资投资基础设施不经历施工营造阶段的两桥一隧特许经营项目而言，其涉及的法律问题的一个重心在于桥梁、道路交通的政府管制和企业运营之间的统一协调问题，具体涉及诸如确定特许经营期间的收费、与周边同类设施收费的同步调整、交通安全事故处理、交通管制等问题。另一个重点是有关政府在特许经营期满无偿收回设施的问题，具体涉及经营期内设施折旧费和维修基金的提取和使用、维修和检修的要求，资料和管理方式的移交，收回后一定期限内最低运营资金的保证等等。

不包括项目建设的BOT投融资模式的变异适用，表明在市场条件下，BOT投融资的双方在涉及到项目营建本身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也有可以探讨的余地，这本应由市场需求决定。这种适用BOT模式的变异，扩大了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适用范围，或者说，是市场的需求决定了BOT模式变异适用的新模式。

2、关于经营特许权授予方式。

BOT投融资模式的核心内容在于项目公司对特定基础设施建成后的特许专营权的获取，以及特许专营权具体内容的确定。因此，不论以何种BOT方式或类似于BOT方式运作的基础设施，其特许文件的授予或获取，都是投资主体决定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关键和前提。

在上海市，基础设施经营特许权的授予，先后出现行政方式和市场方式两种不同形式，这也是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前提下BOT投融资模式变异适用的又一个重要表现。

第一种是以行政方式授予。上海市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经营权的特许方式，原先主要由政府或政府部门以行政方式授予。1994年以来，上海授予基础设施项目特许文件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政府通过立法性文件确立授权关系，例如前述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通过《上海市延安东路隧道专营办法》的颁布授予专营特许权;

(2)以合同或协议的形式确定特许关系，即由政府或政府授权部门与项目主办人签订项目的特许合同或协议;

(3)同时使用上述两种方式来确定授权关系，即先由政府单方面公布项目立法性文件，然后再由政府或授权部门与项目主办人签订特许权授予的合同或协议。

通过政府就某特定项目公布立法性文件来特许授权，或者通过具有政府背景的、某一领域主管部门的国有公司出面与项目主办人签订专营合同，政府实行直接监控，该专营合同实质仍是基于行政行为而由政府认可的公司以行政方式授予特许专营权。

第二种是以市场方式授予。这主要是指前不久在上海出现的以招标方式授予基础设施经营特许权。去年下半年以来，上海在浦东计划建设一座日处理20万吨污水、需投资10亿元人民币的大型基础设施，政府主管部门上海市水务局采用招标设立项目公司并对该项目公司授予特许权的市场运作方式。政府主管部门采用公开、公平、公正和市场竞争方法择优决定特许权的授予者，这是对传统的行政授予方式的重大变化。本项目招标方的招标文件允许有资格、有能力的企业单独或联合投标，联合投标须由联合各方提供投标前合作协议书。依招标文件约定的招、投标程序，凡中标者经考核后方授予建设、经营污水处理厂以及的特许经营权和相应土地的无偿使用权。这种特许权授予方式改变了以往由政府直接授予或通过政府下属公司与投资者合作经营方式授予的行政授予方式，给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以更大的变异空间。重要的是，被授予特许权的项目法人，在中标之后还必须进行一次确定项目承包人的建设工程的招投标，于是，本项目的建设过程会涉及到二次招投标，这是市场化运作的最新操作模式，这同时对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新的法律问题。例如：联合投标体中标后至特许权正式授予的运作期间，包括对承包人的招标，均非以公司形式运作。联合各方应承担连带责任，而一旦获得特许权以及项目公司正式成立后，则可以公司方式承担以注册资本为限的有限责任，这种先连带责任后有限责任的过渡阶段的法律责任方式，对合同关系的设定以及采取不同应对措施，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运作要求。

建造、经营大型基础设施，以BOT模式在国内的变异方式反映了在市场条件下，投资者把BOT投融资模式的国际惯例与中国的现阶段市场运作实际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在投资主体、建设阶段以及特许权授予方式等BOT模式的最关键的操作层面出现的变异和新情况、新特点，给我们法学研究和实务研究相应提出了一系列必须解决的新课题、新要求。市场化运作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发展，客观上要求法学研究应结合市场运作的实际情况尽快提出规范其行为的研究成果，这是当前研究BOT投融资模式的突出重点。

三、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应引起重视的法律问题

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基础设施投资法，也没有有关BOT方式进行投融资的法律规定，而现有的行政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又没有普遍适用和确认行为效力的约束力，因此，我们进行讨论的市场化运作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旦引起争议形成诉讼，则会陷入无法可依的判断误区和法律尴尬，这是一个严重的法律问题。

本人和浙江李旺荣律师共同承办过一个标的1.7亿元人民币、因市场化运作一条干线公路而引起的诉讼案件，这是国内首例此类案件。

年3月，我们接受海南三亚市亚龙工贸(集团)公司(下称亚龙公司)的委托，代理因建设三亚市滨海大道引起的诉讼案件。案件的起因是：亚龙公司接受三亚市政府的指令承建三亚市滨海大道，根据《海南经济特区基础设施投资综合补偿条例》，亚龙公司获得占地48.82亩的旧城5号小区的开发权作为补偿。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亚龙公司以此与海南辽经实业公司(下称辽经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以5号小区开发权为合作对象，辽经公司同意投资8787.5万元。签约后，辽经公司先后投入4650万元。1911月，辽经公司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返还已投钱款。亚龙公司则以合作开发协议书涉及的对象滨海大道是政府直接特许的基础设施项目，辽经

公司获得5号小区开发权，实质是政府对投资基础设施的补偿，这是BOT投资模式的变异适用，符合海南地方人大的法规规定，因而主张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亚龙公司并据此提出反诉，要求确认合作开发有效。本案本诉、反诉合计标的1.7亿元人民币，是国内首例因BOT投融资模式变异适用引起的诉讼案件。

本文前述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中BOT投融资模式的变异适用，以及在海南省因此引起的诉讼案件，都充分说明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我国境内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到处发生着投资巨大的，极易引起争议和诉讼的法律行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现实的法律问题，值得引起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共同关注，更应引起操作层面的当事人和律师的高度重视。为规范在市场条件下基础设施投资行为，建议：

1、加强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特许权的立法，使各级政府处于基础设施批准者和未来所有者的主导地位。在市场化运作的前提下，投资主体的市场化，客观要求明确和强化各级政府在项目建设中的法定地位和作用。针对基础设施施工土地使用的特殊情况，政府有着国家土地所有者和国家事务管理者的双重身份，理应在项目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对此，国家立法应明确政府的作用和地位，而政府的作用和地位主要体现于对项目建设、经营以及允许投资者获得回报的特许，同时国家立法应明确基础设施的市场运作的原则和规范要求，以满足市场立法的客观要求。

2、具体投资项目尤其是市场化运作项目要有法律文件固定。各地立法部门和政府主管部门，应当根据BOT方式在国际上操作的情况以及各地投资成功的经验，针对不同的基础设施项目制定相应的诸如《专营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将具体的政府特许项目用特定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种由地方政府制定的具体项目的《专营办法》，比通常使用的政府《安慰函》方式更有利于增加投资者投资基础设施的信心，有利于具体的BOT项目在市场条件下的实施和操作。

3、明确投资风险的分解方法和渠道，以消除投资者的疑虑。投资者最为关心的是投资回报及合法、安全获取，因为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回报。基础设施投资存有巨大风险，根据国际BOT投融资变异模式通行的做法，这些风险应当通过一定的措施来分解，政府和投资者需共同和各自承担一定的风险，政府通常通过承诺和颁布法律来承担风险，同时要明确告知投资者的风险以及分解这些风险的途径和方法。如此，投资者的疑虑将会消除，信心也会加强。

4、及时研究解决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中出现的新问题。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过程中涉及到各方主体以及法律关系本身的交叉性和复杂性，在市场条件下借鉴BOT模式的变异适用，必然会遇到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项目的操作层面的问题必须及时研究解决。例如上海市出现的考察、选择污水处理厂的项目法人和承包商的二次招投标的运作实践，对项目法人授予特许权前后的法律责任是否连带的不同承担方式，就需要项目的运作者和授予特许权的政府主管部门认真研究，并采取不同的方式规范投资者的行为。

电子商务运作模式 篇5

电子商务运作模式：住家创业，在家里有台电脑、有根网线就可以开展工作，不需要东奔西跑、不需要日晒雨淋、不需要看老板脸色，100％电子商务，自由自在，并且市场很轻松的就可以在全国甚至全球开展起来。

地面直销，每天为了业务东奔西跑，交通费、电话费、食宿费等等，很多时候挣的钱都花在了这上面。

今天网联网、3G移动互联网、人际网、社区便利店等三网合一的多层次互动营销，能直接嫁接互联网和3G互联网的E化运作，我们的全部都在网上，网上培训、网上授课、网上学习、网上报单、网上注册、网上开展市场。而且我们团队里面有团队协助沟通、教练配合引导。团队老师在线手把手辅导你学习、创业、沟通，配合你跟朋友们交流，我们是100%的电子商务，没有额外开支，有闲有钱。

问：网上运作的E三生和传统的地面直销有什么不同呢？ 答：网上运作和地面运作对比有以下优势：

1、比距离、速度地面随着团队的增加，与客户的距离将随之拉大，因为客户不可能全在某一个地区，只能依靠交通工具或者步行，速度上收到了很大的限制。而网络上互联网、尤其是3G互联网可以有效拒绝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之间的距离为0，速度为光速。

2、比空间地面以熟悉的人脉为纽带，地域和市场有限，网络上一开始就是全国市场，甚至随着公司和团队的发展做到全世界，没有空间和地域的限制。

3、比人脉地面上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有认识的人，自己的交际面不广阔，就没有办法做好，而在网络上，我国现在的网民人数大概是4亿两千万，而且每天在以3万的速度递增，是您不会再受到自己人脉资源的限制。网上所有的人都是您的客源，专业的团队进人渠道，绝不需要介绍给自己的亲戚朋友，真正的排队领钱！

4、比复制地面一对一、一对多，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效率低，费时、费力。尤其不能实现快速及时指导。而在网络上在线即时的业务指导，零距离快速的交流。复制效率高，成功率高。快速提升自身素质。

5、学习、培训地面受时间和地面的限制，学习和培训效率很低，人员容易流失。在网上产品知识、业务能力、各种技巧都可以做到天天培训，让你足不出户就能获得快速提升你各方面能力和素质的机会。

三方物流组织运作模式 篇6

论文对第三方物流的主要执行者--运输业、仓储业及信息业的组织、协作模式作了一些探讨。分析目前的我国物流业现状归纳出三种主要模式：一是传统外包模式，二是联盟模式，三是综合模式。分析了各模式的优缺点，并对组织方式、职责分担等问题作了一些讨论。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发达国家现代物流已成为新兴支柱产业，在继降低资源消耗和提高生产效率之后，被称为“第三种利润源泉”。据统计，美国等发达国家供应链成在5%左右，而我国在30%左右，可见物流市场有巨大利润空间值得我们去努力。

物流市场的兴起使得第三方物流的作用也越来越被人所重视，第三方物流国外常称之为契约物流、物流联盟或物流外部化，是80年代中期才在欧美发达国家出现的概念，目前国内外都还没有确切的定义，一个公认的划分是把独立与产、销之外的其他物流活动的承担者统称为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物流已越来越成为物流市场的主体，在美国有57%的物流量是通过第三方物流业完成的，在社会化配送发展得最好的日本，第三方物流业占整个物流市场更是高达80%。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从日本引进物流这一概念，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指导体系，实践经验更是欠缺，近几年物流市场的规模逐步扩大，物流运作的规范性也有待进一步完善。笔者对目前我国的物流市场作了一些研究与分析，并把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组织与运作归纳为三种形式。

一、市场现状分析

目前在我国已快速兴起了一些从事物流的企业公司，但总体来说，第三方物流市场很不完善，没有形成规模，总结物流市场的制约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第三方物流需求严重不足。据介绍，目前寻求第三方物流服务的企业主要是跨国公司或合资企业，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国企缺乏物流理念，恪守计划经济时“大而全、小而全”的经营思路，自建物流体系，致使我国整体物流水平徘徊不前；其次目前大多物流企业设施简单、功能单一，难以提供完备的第三方物流服务，而且服务水平不高，客户满意度低。

我国目前出现的物流公司，大都由原有的运输企业和仓储企业改建而来，例如中外运、中远集团都组建了自己的物流公司，但是这些物流公司在服务功能上非常有限，离综合物流的要求还有距离。此外，还有一些民营的物流企业，例如广“宝供”，东莞的“腾骏”、珠海的“九川”等，但其规模较小，只在一个固定的地区提供有限的物流服务，对整体的物流市场带动作用有限。从地域上来看，成功的物流企业大都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以广东、上海和北京为中心，内地第三方物流市场还远没有开发。

二、物流运作的三种模式

(一)、传统外包型物流运作模式

简单普通的物流运作模式是第三方物流企业独立承包一家或多家生产商或经销商的部分或全部物流业务。

企业外包物流业务，降低了库存，甚至达到“零库存”，节约物流成本，同时可精简部门，集中资金、设备于核心业务，提高企业竞争力。第三方物流企业各自以契约形式与客户形成长期合作关系，保证了自己稳定的业务量，避免了设备闲置。这种模式以生产商或经销商为中心，第三方物流企业几乎不需专门添置设备和业务训练，管理过程简单。定单由产销双方完成，第三方物流只完成承包服务，不介入企业的生产和销售计划。

目前我国大多数物流业务就是这种模式，实际上这种方式比传统的运输、仓储业并没有走多远。这种方式以生产商或经销商为中心，第三方物流之间缺少协作，没有实现资源更大范围的优化。这种模式最大的缺陷是生产企业与销售企业以及与第三方物流之间缺少沟通的信息平台，会造成生产的盲目和运力的浪费或不足，以及库存结构的不合理。而且就统计，目前物流市场以分包为主，总代理比例较少，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二)、战略联盟型物流运作模式

第二种就是第三方物流包括运输、仓储、信息经营者等以契约形式结成战略联盟，内部信息共享和信息交流，相互间协作，形成第三方物流网络系统，联盟可包括多家同地和异地的各类运输企业、场站、仓储经营者，理论上联盟规模越大，可获得的总体效益越大。信息处理这一块，可以共同租用某信息经营商的信息平台，由信息经营商负责收集处理信息，也可连接联盟内部各成员的共享数据库(技术上已可实现)实现信息共享和信息沟通。目前我国的一些电子商务网站普遍采用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比起第一种有两方面改善：首先系统中加入了信息平台，实现了信息共享和信息交流，各单项实体以信息为指导制定运营计划，在联盟内部优化资源。同时信息平台可作为交易系统，完成产销双方的定单和对第三方物流服务的预定购买。其次，联盟内部各实体实行协作，某些票据联盟内部通用，可减少中间手续，提高效率，使得供应链衔接更顺畅。例如，联盟内部经营各种方式的运输企业进行合作，实现多式联运，一票到底，大大节约运输成本。

这种方式联盟成员是合作伙伴关系，实行独立核算，彼此间服务租用，因此有时很难协调彼此的利益，在彼此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要实现资源更大范围的优化就存在一定的局限。例如A地某运输企业运送一批货物到B地，而B地恰有一批货物运往A地，为减少空驶率，B地承包这项业务的某运输企业应转包这次运输，但A、B两家在利益协调上也许很难达成共识。

(三)、综合物流运作模式

第三种模式就是组建综合物流公司或集团。综合物流公司集成物流的多种功能--仓储、运输、配送、信息处理和其他一些物流的辅助功能，例如包装、装卸、流通加工等，组建完成各相应功能的部门，综合第三方物流大大扩展了物流服务范围，对上家生产商可提供产品代理、管理服务和原材料供应，对下家经销商可全权代理为其配货送货业务，可同时完成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的传递。

综合物流项目必须进行整体网络设计，即确定每以一种设施的数量、地理位置、各自承担的工作。其中信息中心的系统设计和功能设计以及配送中心的选址流程设计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物流信息系统基本功能应包括信息采集、信息处理、调控和管理，物流系统的信息交换目前主要利用EDI、无线电和INTERNET，INTERNET因为其成本较低(相对于EDI技术)信息量大，已成为物流信息平台发展趋势。

配送中心是综合物流的体现，地位非常重要，它衔接物流运输、仓储等各环节，综合物流是第三方物流发展的趋势，组建方式有多种渠道，目前我国正处在探索阶段，但一定要注意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问题。根据我国目前的现状作者提出了以下三种方案：方案一是由某一项目发展商，投资新建或改建自己原有设备，完善综合物流设施，组织执行综合物流各功能的业务部门，这种方案非常适合迫切需要转型的大型的运输、仓储企业，可充分利用原有资源，凭借原有专项实力，有较强的竞争力。方案二是项目发展商收购一些小的仓储、运输企业以及一部分生产、销售企业原有的自备车辆和仓库，对其进行整编改造。据统计，企业自备车辆和仓库占到总体物流设施的一半左右，如果能够对这一部分设施收编改造，就可直接推动商家租用第三方物流的服务，激活第三方物流市场。方案三就是原有的专项物流运营商以入股方式进行联合，这种方式初期投入资金少，组建周期短，联合后各单项物流运营商还是致力于自己的专项，业务熟悉利于发挥核心竞争力，参股方式可避免联盟模式中存在的利益矛盾，更利于协作。

物流活动是一个社会化的活动，涉及行业面广，涉及地域范围更广，所以它必须形成一个网络才可能更好的发挥其效用。综合物流公司或集团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网络组织结构。现在主要有两种网络结构，一种是大物流中心加小配送网点的模式，另一种是连锁经营的模式。前者适合商家、用户比较集中的小地域，选取一合适地点建立综合物流中心，在各用户集中区建立若干小配送点或营业部，采取统一集货，逐层配送的方式。后者是在业务涉及的主要城市建立连锁公司，负责对该城市和周围地区的物流业务，地区间各连锁店实行协作，该模式适合地域间或全国性物流，连锁模式还可以兼容前一模式。

三、关于我国发展第三方物流的几点建议

发展我国的第三方物流业，当务之急必须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状况落后是制约物流发展的一大因素，各地必须加大对道路、港口、场站等的建设改造，形成合理的综合运输体系；

二是增加物流设备和物流技术的科技含量：现代物流是一项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特别是现代电子信息技术、通讯技术、GPS、ITS等已逐渐成为现代物流必要的技术手段，对于物流企业来说对以前老旧的物流设施必须进行改造，发展新型高科技物流设备，以提高物流效率，适应现代物流的需求；

三是加强对物流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物流在我国起步较晚，物流人才极度欠缺，必须通过培训及考察等手段，培育一批具有专业物流知识的人才。

四是转化经营观念、提高服务水平：现代物流要求第三方物流企业已不仅仅是客户物流业务的承包人，而是要求其服务延伸到客户的经营活动中，与客户形成利益同享，风险共担的伙伴关系，第三方物流必须改变传统的经营理念、管理方法，扩展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才能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发展壮大。

中国援外运作模式 篇7

P2P (Peer-to-Peer lending) , 是可以实现个人对个人或个人对企业的点对点网络借贷。它将传统的民间借贷与互联网相结合, 是一种新型的金融理念与创新服务模式。P2P通过利用互联网将传统的线下借贷发展成为可以为借贷双方提供投资信息促成交易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 它不仅拓宽了传统的借贷范围, 也使社会闲散资金得到了有效地利用, 促进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提高了社会资金的流动率。

1 中国P2P主要运作模式

由于我们国家经济基础和法律法规的不同, 我们国家的P2P平台演变出了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特殊形式。

1.1 单纯中介型的线上模式

拍拍贷的运作模式采取的是线上方式。通过平台审批的贷款人发布信息, 出借人则可参与竞标, 利率采取市场利率, 完全由借贷双方竞价决定, 平台本身不参与双方利益之中, 其主要收入是服务费。但平台不会为借款人担保, 出借人的风险由其自己承担, 因此拍拍贷是纯中介模式。

1.2 债权转让的线下交易模式

中国最典型的债权转让模式是2007年10月在北京成立的宜信互联网金融公司。拍拍贷采取的是借贷双方之间竞价决定利率, 平台不参与借贷过程;而宜信则是先吸收出借人的资金, 然后由平台自己来决定借贷给借款人, 起到了金融中介人的角色。首先, 投资人也就是出借人会和平台签订服务协议, 然后购买“宜信宝”等P2P理财产品;然后宜信将资金的期限和金额与通过审核的借款人的借款要求进行匹配。购买理财产品实现了债权的受让, 而发放贷款则实现了债券的转让。借贷双方并没有直接联系而是通过平台签订了债权债务的转让合同, 这样债权由借款人转让给了出借人。

1.3 保证本金的线上线下结合模式

随着P2P的在中国快速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 P2P的数量急剧增加, 因此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出借人会在考虑收益的同时更加关注本金的安全, 而借款人则更关心利率的高低, 许多P2P平台开始重视对出借人本金的保证, 因此出现了保证本金的P2P模式。最为典型的是2009年在深圳成立的红岭创投。红岭创投要求借款人注册成为VIP会员, 每年收取180元的会员费, 并要求每月还款并收取还款金额0.5%的管理费。按照借款人的信用不同, 可以借到2万元至100万元的贷款, 一旦借款人不能偿还出借人的本金, 平台会要求其担保人偿还;如果没有担保人, 则平台则会动用自有资金来偿还出借人本金。此时, 与拍拍贷等单纯的平台中介不同, 平台充当了有担保性质的中介机构角色。

2 中国P2P模式存在的问题

2.1 法律问题

由于P2P的发展在中国时间较短, 目前没有立法来对其进行严格的界定管理。目前, 对于平台的运行管理仅有《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等通用法律, 因此许多P2P平台可以轻易而又合法地规避法律规定。在债权转让的模式中, P2P平台承担了债权的出让与转让的金融中介职责, 如果平台利用这种模式大量吸收公众存款或非法集资, 或者由于平台内部管理不善出现了挪用资金的状况而发生倒闭或跑路, 例如“e租宝”和“哈哈贷”, 会对互联网金融和整个金融秩序造成极大的影响和破坏。

2.2 监管问题

中国P2P平台是在工商局注册的, 受其监督管理。但是, 作为互联网金融中介, 理应受到银监会的监督管理。这种监管错位导致监管的不足, 不能及时有效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首先, 对P2P的市场准入标准和借贷利率的监管不严格, 一些平台的贷款利率超过了4倍。其次, 由于许多P2P平台采用的是线上交易模式, 因此对借款人的资质、收入、信用、用途的审核仅通过提交的纸质资料是不够的, 不法分子很容易通过利用假的身份和资料来恶意骗取贷款。

2.3 流动性问题

一些P2P平台会将一些期限长、资金大的借款拆分成多份短期产品来进行销售, 在保证本金和债权转让模式的平台中最为常见。由于期限和资金的错配, 平台要承担较大的资金流动性压力, 如果有产品发生集中到期、挤兑现象或债权没有及时出让给投资人, 那么平台要动用自有资金来维持资金流动性。如果自有资金不足, 则可能发生资金断裂或平台倒闭等现象。

3 P 2 P平台发展对策及建议

3.1 完善P2P的相关法律法规

首先, 加快关于P2P互联网金融的立法, 明确市场准入标准、P2P平台的性质、资金管理、运行管理等。界定互联网金融与民间借贷的区别, 明确规定互联网金融机构不得承担担保责任或变相担保形式, 规定期限和资金错位的认定标准, 制定法规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其次, 加强中国征信体制的法律建设和制度的完善, 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学习, 推广P2P平台的信用评级使用, 降低信用风险。

3.2 加强对P2P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明确银监会、人行等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分工, 加强对资金违规挪用、未设立第三方担保机构的监管;将资金借贷时间、金额、用途列入日常监管范围, 同时加强对平台日常管理的监管, 除了定期检查报表还要对其网络运行进行实时监控;要求平台实行实名制注册, 保证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和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信息披露准则, 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性而导致的违约风险。

3.3 P2P平台自身建设

首先, P2P平台要拓展业务范围, 提高平台的盈利水平, 同时, 协调安全性和收益性的关系, 注意流动性与收益性的关系;其次, 加强平台网络安全的建设, 加大技术投入, 防止安全漏洞造成的资金丢失和用户信息的泄露;最后, 要加强行业的自律。通过建立自律机构, 加强风险管理, 实行资源信息的共享, 尤其是征信信息的共享, 从而提高行业的透明度, 减少违约风险, 促进P2P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摘要：通过分析中国主要的P2P运行模式, 揭示了P2P行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法律、监管和平台自身经营问题, 最后指出要采取必要措施来引导P2P行业稳定健康发展。

关键词：P2P网络借贷,运行模式,征信制度

参考文献

[1]刘绘, 沈庆劼.我国P2P网络借贷的风险与监管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 2015 (1) :52-59.

中国电影市场化运作模式分析 篇8

[关键词] 电影观念 商品属性 制片 发行 放映 电影产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中国已经成为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最迅速、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可是，与高速发展的经济相比，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却非常迟缓，造成中国电影市场萎缩，电影产业规模难以提高的原因，就是电影的非产业化运作，也就是说，中国以往并没有将电影视作一个以商业化运作为主、以市场调节为杠杆的经济产业。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改变以往的电影观念，重视电影的产业化本性；二是建立市场化运营模式，走电影产业化道路。

一、改变电影观念，重视电影产业化本性

电影是一门艺术？还是一种商品？这是自电影创立之初人们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世界电影史学家萨杜尔在《电影通史》里有这样的论述：“1908年，艺术电影还没有多大的发展，电影基本上还是一种通俗娱乐，一种新的商业化的通俗玩艺。他们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容易卖掉的廉价商品来生产”。这说明电影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很自然地具有了商品属性。所以，电影的艺术属性和商品属性都是与生俱来的。

但是在中国，电影的商品属性长期得不到客观的认识。在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使得中国的电影作品一直被视为教化的工具和手段，电影曾经长期被简化地理解为政治宣传手段，被强制性作为政治意识形态载体来管理，其负载的意识形态意义远远超过了其娱乐意义。进入新时期以后，虽然电影的艺术本性和文化本性逐渐开始被认同，但电影仍然还是被看做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载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宣泄和疏导力量，弱化了电影在竞争激烈的大众文化市场上的占有力，使电影的融资能力、投资能力下降，也使得中国大陆电影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面对现实的开放性和电影观念、形态和风格上的多样化、层次性。同时，中国的电影业管理也没有把电影看作是一种产业和市场行为，从而导致了指令性行为与艺术性行为、经济性行为之间常常缺乏有机结合。

因此，中国电影要发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无论是管理层面，还是创作层面，都应该意识到电影虽然是一种特殊的行业，但也是一种产业，要树立电影产业化的观念，生产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文化产品，把电影作为一种产业，按照市场原则来管理。

二、建立市场化运营模式，走电影产业化道路

苏东水的《产业经济学》中指出，“产业”即是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具有相互作用的经济活动组成的集合或系统。所谓电影产业，就是所有与电影这一产品相关的经济活动组成的集合或系统。电影的“产业化发展”，即是指电影业要被当作一个产业，要遵循产业运作和发展的经济规律来发展。电影产业的市场运作机制和体制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一是策划、生产阶段；二是宣传发行阶段；三是影院放映阶段；四是后电影产品的开发阶段，反映了继票房之后影片的商业与文化价值的进一步延伸；五是电影衍生产品的开发。这五部分各自有着自身的运作特色，并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各具规模的运营体系。因此，只有建立一体化的产业结构，电影生产才有可能按市场细分来进行，发行和放映才可能与制片共担风险，电影相关产品的开发与销售才能为电影带来持续的利润，使电影经济走向发展的良性循环。

1.电影的生产阶段

在电影的生产阶段，要逐步打破行业垄断，建立一种开放、竞争的、公开的、合理的电影生产体制，在影片项目策划、资金运作、经营管理、制作方式上实现电影资源的最佳配置和优化组合，

在投资上，可以采取股份制企业和独资型和合伙型企业相结合的形式，利用各自不同的优势，丰富电影产业的生产层次和结构；同时，坚持多方面拓展资金来源，在开发社会性电影资金的问题上，电影产业应探寻以国营电影制片厂为主体，以独立制片、民营制片公司为补充，形成多元化、双轨制的电影制片业体系，变行业化电影投资为社会化电影投资；还可以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多拍合拍片，以开拓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融资渠道。

在制片方针上，电影产业应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从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创立特色、品牌；并在制片策略上，注重意识形态再生产和电影工业再生产的协调统一问题，建立以娱乐片为主的电影产品结构，注重观众的需求和期待，开发满足市场需求的不同风格的电影作品。

2.电影的发行阶段

中国电影要形成良性的产业循环，不仅在电影生产过程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现代企业制度，而且在电影的发行放映环节也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按照市场规律，积极推行院线制和分账制，逐步建立公平规范、竞争有序、优胜劣汰、充满活力的市场发行运作机制。

院线制是电影市场长期竞争的产物，是供片商或制片商与若干影院间通过某种经济或契约联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经济互利的放映连锁组织。其实质是电影的基本市场化和商品化，是电影市场的规范化和有序竞争，是对传统的计划发行体制的有力挑战。院线制的出现，有助于打破垄断发行局面，激发电影市场的竞争机制，形成双方利益的最佳结合和协调。可以说，电影制片商的市场收益如何，关键取决于院线的规模和层次，取决于院线的效益实现程度和是否良性循环，取决于院线的规范管理程度和是否有序运作。

分账制发行，是一种松散的系统性“强强联手”市场策略，在这种体制中，版权占有者并不出售发行权，而是以代理方式委托发行中介经营，以双方事先议定的条件，按影片的最终票房收入在制片、发行、放映之间进行比例分成，一改过去制片商出售发行权，一卖了之、发行商推销给放映商，一发了之这类互相脱节，各扫自家门前雪的情形。分账制，表面上是“分”，实际上是“合”， 是把各个利益体按照电影市场的游戏规则，全部捆在一起，产、发、放各个环节荣辱与共，利益共享。

在发行中实行院线制和分账制，在理念上革新了传统的电影发行从上到下一条龙的垄断发行方式。有利于电影市场的培育和市场竞争，形成市场整合力量。

3.电影的放映阶段——改善观影环境，培育电影市场

在建立电影生产、发行、放映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中国电影需要培育电影市场，培育人们的电影消费习惯、培育电影的消费者。对于电影来说，市场就是生命，而观众就是市场的消费主体。所以，培育电影市场就需要改善观众消费环境。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最关心的是看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而现在，人们考虑选择什么地方去看电影。放映商们开始将新一轮的角逐放在了电影间接技术——放映厅以外的观众服务设施和空间利用上，现代的影院已不是只限于观看影片这一单纯的视听欣赏活动，它已逐渐发展成为小型的商业中心、娱乐中心、视听中心和信息中心。因此，注重科技含量的大型综合型影院建设，是电影工业规模化的一个具体缩影。综合性影院不仅可为观众提供更多的选择，满足不同观众层的需求；同时还可融入商业和其他娱乐业等多种经营，使影院成为观众的“终极娱乐场所”，从而更大地把握电影的市场特征，为电影营销构筑强有力的据点和目标市场提供条件。这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影院建设的目标。

4.电影相关产品的开发与销售

在电影产业结构中，后电影产品的开发和电影衍生品的開发是电影产业化的两个主要阶段，也是中国目前所亟待开发的领域。电影相关产品开发已经成为电影创造利润的主要方式之一。

由于多年来电影产业的不断发展扩大，许多国家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善的电影产业运作模式。电影出品后，整个产业化发展自然地围绕知识产权的产业链进行运作。在这方面，美国好莱坞的经营管理模式值得我们借鉴：以电影为“火车头”，运用不同媒体的优势延伸产业链条和价值链条，带领相关产品和产业的综合开发。一部电影和相关广告本身构成第一轮收入；直接产生的副产品，如原声唱片、家庭DVD等构成第二轮收入；与电影相关的人物形象副产品，如服装、玩具等构成第三轮收入。这种电影市场营销观念的出现，促进了电影与其相关产品交叉销售，既创出了影片的品牌，又提高了制片公司的整体效益。

好莱坞的成功，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后电影产品和电影衍生品开发的重视。目前我国的影视业也在致力于这种模式的运作，但是其规模和影响都很小，更谈不上为电影带来经济上的多少收入。所以，要增强电影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就要注重产业化运作的每一个环节的动作，既要重视电影的前期策划和宣传发行，也要重视后电影产品的开发和电影衍生品的开发。

走产业化道路是中国电影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是我们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产业化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和发展自身的实力，在经济上形成良性循环，从而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电影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就能达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邓光辉:市场发行伦理及其它[J].当代电影,2002.2

[2]谢荃:走中国特色的电影产业化之路[J].电影通讯，2002.4

[3]饶曙光:中国电影产业化：历史、现在及其未来—2004年观察[J].当代电影,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