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模式（通用12篇）
中国的经济模式 篇1
什么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惟一信号?
不是股市大涨, 股市和实体经济往往背道而驰;也不是繁花似锦的楼市, 房价高其实酝酿着太多的泡沫。衡量中国经济复苏的惟一信号是用电量。
但中国的发电量已持续六个月连续下降, 大唐电力、华能、国投电力等电业巨头2009年以来的发电量也一路下滑。
日前, 笔者赴湖南参加中部第一家生物质电厂理昂再生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澧县生物质发电厂的并网发电仪式, 感受到中国经济复苏的强烈信号。
所谓生物质发电是指利用农业废弃物 (稻壳、秸秆、树皮) 、城市生活垃圾等可再生资源发电的“绿色电力”和“清洁电力”。中国是生物质资源储量大国, 根据国家十一五生物质产业规划, 到2020年, 中国生物质发电项目装机容量将达到3000万千万, 可再生能源消费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
历史往往是由一些标志性事件推动的, 1898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 爱迪生在刚刚建成的埃菲尔铁塔上为欧洲点亮了第一只白炽灯, 让欧洲人领略到灯火辉煌的魅力。直到多年以后, 中国人还把“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作为理想国的硬指标。1939年, 大萧条还没有过去, 美国人就在纽约世博会第一次开启了电视转播, 从此世界进入电视传媒时代。
新能源开发已成为振兴全球经济的重要产业。奥巴马复苏世界头号能源消耗大国美国经济的秘笈就是推动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布什一直拒绝签署限制二氧化碳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 因为他不敢背上改变美国人生活方式的骂名;如今, 民意支持率已经开始下跌的奥巴马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只好“以邻为壑”, 派他的华裔能源部长到中国来推销他的“碳关税”, 如果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不能实现“节能减排”, 将有可能面临新的高额关税。这对采取低成本战略的中国出口企业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全球经济危机, 中国大陆的出口一路下滑, 但这也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最佳契机。旧的经济增长模式被称之为“牧童经济”, 只管放牧, 不管种草;啃完东方啃西方, 哪儿草高往哪儿去。先污染后治理, 只污染不治理,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丢弃”——中国正在沿袭为人诟病的美国模式, 但美国有比中国更广袤的国土面积, 却不足3亿人口;中国却有13亿人口, 用美国模式发展经济代价太大。
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必须采用“宇宙飞船经济模式”, “宇宙飞船经济模式”是美国学者鲍丁上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在全封闭的宇宙飞船上, 人们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废弃物, 包括人体自己产生的垃圾, 一切都要重新利用, 否则, 宇宙飞船会被垃圾填满, 人会没有立锥之地。大而言之,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也是一艘宇宙飞船, 如果我们不重视可再生能源, 不处理我们产生的垃圾, 地球迟早会被我们和我们的废弃物压垮。这正是循环经济的起源。
伴随着经济复苏, 世界能源价格将再度上涨, 专家预测, 每桶原油价格将重新站上100美元;中国各大城市的水价也将无法遏制极急剧上涨;下一个上涨的将是电价。
中国的经济模式 篇2
目前中国农村发展主要的问题来自三点：一是农村农民收入低;二是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三是缺少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有效路径;
而要破除如此困境，首先可以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小城镇化入手，目前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大，可以考虑分流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到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将带动农民收入的提高，比如农民可以参与建设而获得收入来源;这将为过剩的一些建筑原材料如水泥、钢铁等建筑材料供应商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二是通过农村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创新实现财政转移支付，将以前对城市的支持转向对农村的支持，
三是发展城市集群概念，在东南沿海发展城市集群，在西北部发挥其资源比较优势，发挥东北部的制造优势;
中国的经济模式 篇3
【关键词】低碳经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a
在传统的经济模式建立过程中，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粗放型的建立结构，尤其是近几年来PM2.5的严重超标导致可持续性发展模式的推进越来越难，人们开始集中思考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措施。环境的约束力要真正的发挥效用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相应的企事业单位在发展过程中要保证节能减排的理念提升，在实践中结合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积极转变。
一、低碳经济模型的内涵
近几年来，低碳经济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人们对于生态维护的意识和行为越来越重视，不仅是对整体社会进步的绿色发展要求，也是对整体社会资源的良性优化和配置。对于低碳经济来说，整体经济发展模式中，要通过基本的技术和理论对温室气体进行优化控制，保证社会内整体的文明发展和能源的优化利用，并且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实现能源和社会的清洁发展，也要呈现绿色可持续的建构模式。对低碳经济的内涵进行理论化的分析，经济模式要实现经济行为和生态结构的和谐共生。因此，低碳经济是集中发展的理论模式，是生态经济的协调共赢。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在实际的经济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相应的资源和环境的问题，只有保证相应的社会团体以及相关部门进行经济模式的整合和调整，才能有效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1]。
另外，低碳经济的发展是理论的升华，是在气候的恶性变化和能源安全利用的综合考量中实现的，低碳经济是对基本的经济结构进行绿色的提升，真正实现高碳经济的优化转型，形成低碳的生态化发展建构，是对整体社会产业结构的良性调整，对工业结构和产业发挥形成优化的助力。在低碳经济模型建立过程中，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了主要的助推项目，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和优化。
二、低碳经济模式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型的建立
低碳经济是综合性的经济模式，其中不仅包括对于消耗的要求，也需要对基本的污染和排放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要求各方面的要素都在规定的范围内，相关人员要建立比较符合绿色发展的能源组成结构，并且集中力度进行能耗的降低以及污染物的低量排放。而且低碳经济的核心理念就在于对于基础能源技术的革新以及改良，从而保证基本的经济管理制度也进行优化的升级。虽然在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只要是涉及到相应的能源问题，就会存在比较大的社会争议，但是只有建立健全适宜中国经济发展的低碳经济模式才能有效助力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2]。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产业结构的基础建立，不仅要求相应的部门进行经济的动态调整，也需要对于基础的产值指标进行细致化的数据总结和统计，保证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在生态环境接受范围内的。另外，对于相关企业的经济管理要充分考量低碳经济的相应参数，保证经济模式越接近于低碳越好。
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发展，对于基本的经济行为以及成本的转移都存在相应的优化问题，要求相应的经济发展企业进行自身经济结构的反省，保证整体经济模式是在基本的低碳经济发展领域内的[3]。
三、经济相应促进过程中的策略分析
只有保证低碳经济对于经济转型的优化促进，才能从本质上保证相应经济产生良性的发展。其中主要是对于基本的经济贸易行为进行低碳的约束，不仅需要相应的企业自身提升低碳环保的意识，也要利用相应的法规制度进行监管和控制。
首先是对于贸易结构的优化转型。随着经济发展的增速，中国的经济增长体产生了相应的国际贸易交流，在交流过程中，由于项目的高频和复杂性，对于生态环境的基础看管力度有所下降，这就警示相应的项目管理人员要提升整体贸易行为的监管，建立实时的项目分析报告。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综合的特点就在于基本的密集度，无论是人员的密集还是资源的密集，都需要进行优化的配置才能保证对整体的社会发展进行优化的推动。在推行经济发展过程中，低碳经济要渗透到所有的相应交易和服务行为中，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低碳经济对于我国经济转型的助力，实现整体经济的绿色发展。
其次是对于贸易方式的转型。传统的高碳经济中，由于社会资源的高频利用，导致产生过于硬性的贸易模式，在贸易交流中产生的资源浪费也非常巨大，相应的企事业单位有时甚至为了追寻更高的经济利益而忽略相应的环境保护。低碳经济的产生无论是从行为上还是从意识上都建立起了一种优化的发展贸易方式，任何经济交易体在经济发展中都要对环境进行优化的维护，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形成了强大的环保拉动力，也形成了优质的监督体系。
最后是保证了经济转型的基本资源维护。地球的不可循环资源是固定的，对于资源的维护能从根本上保证经济发展的长期性。我国要想进行相应的经济结构转型，就要保证对于基础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化使用，而且绿色发展模式能进一步助力整体经济走的更加长远[4]。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保持坚定的绿色发展理念，从根本上进行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维护好相应的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建立高效和谐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我国只有坚守科学发展观理念，强化对于低碳经济的认知，从行为上进行低碳环保的助推，才能真正成为有实力的绿色经济发展强国。
参考文献：
[1]吴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路径选择[J].安徽农业科学，2015，15（10）：263-265，270.
[2] 李英，陈向华.企业发展价值取向对林产工业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以大小兴安岭林区为例[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13，41（04）：140-143.
[3] 查建平.低碳经济视角下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旅游学刊，2015，30（11）：63-73.
中国的经济模式 篇4
1 低碳经济的概念
1.1 低碳经济的含义及进程
在我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以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上, 就是低碳经济一方面的体现, 其作为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的转型, 在对资源环境进行保护的同时, 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这点上, 低碳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基本一致, 而作为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之一, 个人认为在发展中有如下几点建议:一是政策方面, 做好对资源能源的节约和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制定合理的节能减排计划以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要求来实现对原始能源的节约和对环境污染的控制。而相对的, 我们则要大力发展科技创新, 通过发展新能源工业产业, 加强对二次能源的利用来优化经济结构, 弥补国家在节能减排上控制原始能源使用所造成的不足, 并以此为依托, 渐渐改变我国现如今粗放型经济发展的现状, 做到资源的节约与环境的保护, 以及新能源经济结构的转型。
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均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足以表明当今生态文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重要性。低碳经济作为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 节能减排的手段之一, 以其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的特点, 对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其在真正意义上不仅仅作为一次经济结构的转型, 更是对人们生活意识, 生产方式上的一次巨大的变革。
在我国工业飞速发展的如今, 人们对低碳经济理念的关注正犹如一剂强心剂, 时刻提醒着我们在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同时, 不可仅以效益和进程作为目的, 要更多地着眼于工业发展与生态文明理念的结合上, 将两者互相依托, 辩证对待, 用工业发展、科技创新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依托, 用生态文明促进工业发展的革新转变, 以此来优化产业结构, 在促进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同时使资源能源得到有效合理的配置, 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今工业经济的发展不再是粗放、污染环境的形式, 不能够以环境的破坏与资源能源的消失作为代价, 而是在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 将工业与环境资源相结合, 实现低碳经济发展, 这不仅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更是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
1.2 对低碳经济的深层剖析
低碳经济, 即促进新能源科技发展与节能减排技术创新, 从而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 建设绿色GDP, 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最初我国在经济发展中能源消耗多、污染重、排放大的问题极为明显, 导致社会经济在上升的过程中相对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污染和对能源的破坏, 温室气体的大量产生等, 先污染、再治理, 从而降低了经济效益。而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其节能减排的方案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则极好地阐释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而低碳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则要牢牢抓紧最重要的五个方面:一是, 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物排放, 即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实现“三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二是,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含碳气体 (主要指二氧化碳) 排放脱钩, 不能保持同步增长, 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 提高能源效率, 减少废气排放;三是, 低碳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直接手段;四是, 开发与利用新型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作为重要举措;五是, 围绕低碳技术创新与发展新型清洁能源进行相关制度创新与法律体系建设。
2 中国在低碳经济结构模式转变上的阻碍
2.1 工业化的不健全、起步较晚
目前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阶段, 加上中国人口基数大, 对能源消费需求大以及经济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 促使以一次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耗过大, 造成大量污染, 而近两年中国已成为碳排放大国。这与中国经济工业的粗放型发展紧密相关, 其经济与能源紧密相连, 单位GDP消耗能源高, 污染大, 而由于工业化的发展, 这个问题在短期内仍是制约低碳经济发展的瓶颈。
2.2 原始资源储量比例失调
资源方面, 中国一次能源储量中煤炭占94%, 而石油天然气仅占6%, 煤油气的资源结构导致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长期存在, 而由于煤的碳含量是相对于其他一次能源的一倍或多倍, 其单位能源燃烧产生的CO2远高于其他能源, 所以, 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对温室气体排放影响极大, 加剧了温室效应。
2.3 贸易结构同比与发达国家的落差
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作为“世界制造业基地”处在低端制造位置, 其出口商品以原料加工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 能耗高、污染重, 并在产业转型中要承接相当一部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 与美英日欧等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服务经济相比, 不仅耗费能源, 间接出口大量能源资源, 更对本土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
3 中国在低碳经济发展转型中的优势及途径
3.1 对传统工业的优化改造
在制度上进行严格审查, 分析, 统计高能耗、高污染企业, 并对排放指标超标的企业工厂勒令停业改产。同时加强科学技术创新, 促进生产设备的升级, 加大技术投入, 利用科技的进步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在市场方面加大市场竞争, 促进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的兼并重组, 以减少碳排放, 既增强了我国工业企业的实力, 又促进了能源节约与技术进步。
3.2 新型产业的发展和二次能源的开发利用
针对中国原始能源结构的不合理情形, 新兴产业以其低能耗、轻污染吸引人们关注。而其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应结合地区优势, 发展太阳能、风力、水力等新能源产业, 并对其进行相对应的产业布局, 技术引进。以增加竞争力, 促使经济发展。同时有着政策作为支持, 可引进服务型、知识型高新技术产业, 积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新能源、高新技术产业中去。
3.3 在政策上加强对低碳经济的发展
将低碳经济提升至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 抢先契机以变被动为主动, 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同节能减排“两手抓”, 对于日趋严峻的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 应高度重视向低碳经济的转型, 杜绝“先污染后治理”理念, 实现由政府牵头, 促进市场发展, 并积极形成低碳经济的发展章程, 从文件、法律等方面加强对低碳发展的制定。同时积极迎接国际竞争与合作, 促进产业转移转型, 积极承接发展高新产业, 实现GDP的低能耗和高效益。
4 结语
总的来说, 在工业化进程不断发展的今天, 为保证我国经济发展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转变, 必须要加强对低碳经济的关注。通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科技、优化产业结构, 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合作, 加强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等途径来促进新兴产业为主的新型经济发展结构的形成进步, 并通过政府政策、法律法规与低碳经济发展规划章程的规划, 将低碳经济上纲上线, 作为重点来有效保证中国工业的发展与转型, 在生态建设中发展经济, 优化产业结构并以此来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安江.低碳经济对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D].辽宁大学, 2012.
[2]刘华容.基于科学发展观视角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研究[J].经济问题, 2008 (12) .
[3]刘华容.基于科学发展观视角的低碳经济解读[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06) .
[4]刘华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研究[D].湖南大学, 2011.
中国的经济模式 篇5
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与数字中国联合会共同主办的2010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于3月28日在深圳五洲宾馆隆重举行。本届峰会的主题是“后危机时代：IT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IT产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全局的促进和引领作用。
以下是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演讲实录：
马云：各位嘉宾早上好！特别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参加IT领袖峰会，我自己觉得这个峰会在这个时候开的正是时候，我看主题是后危机时代，我一直在想也许我们永远走不出危机，我在亚布力的时候我觉得人类要么走向危机之中，要么在危机中走。因为我觉得危机会一个接着一个，金融危机过后，有大自然危机、产业危机，危机其实会越来越多。
假如我们把危机作为借口，在危机中也有好的企业，没有危机的时候也有坏的企业，我们如果说把危机作为我们没有发展好、没有对未来有信心，不去创新的借口的话，我们这些人就在制造未来的危机，或者说我们这些人就是一些危机。
我个人认为今天的危机，我们今天在欢呼说我们金融危机走了出来或者说至少有了一些抬头，我觉得并没有。前年可能是最危险的一年，在所有人没有看到危机的时候，危机降临的时候是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候。
而去近百年来从来没有一次危机得到各国领导人、企业界、各界人士高度关注，一个危机得到所有人关注的时候，危机并不是真正的危机，而变成一种机会。但是大家认为我们做了这个工作，出现一些好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其他工作，或者我们是不是应该放松的时候，这个时候危机才真正起来。
下雪天并不冷，融雪的时候最冷。从今天来看，我个人认为今年、明年、后年才是危机最严峻的时刻。我们今天讲的最多的方式是改变明天，而我们没有创造明天，创造明天除了改变自己以外，最重要是改变思想，通过改变思想创造明天。
改变自己还需要外来动力，可能互联网就是外来动力。我们这些人非常庆幸活在今天的时代，尽管我们不断抱怨这种危机、这种麻烦、这种痛苦，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幸运，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价值观。
我们公司内部分析了很多，为什么互联网发展这么快，他贯彻了几个价值体系，第一，他比以往更为开放，更懂得分享，更懂得承担责任，更是透明。所以它是一种价值，它是一种文化。我坚信如果这种先进的价值体系、先进的文化、先进的产业技术，它一定会引领外来，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个产业，我为我们这个产业感到骄傲、感到荣幸，我们一定能够通过技术、思想、勇气去改变世界、去完善未来。
我今天也是这么觉得，我们讲的最多的改变，改变因未来而变，因问题而改。我们很多是因为昨天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改变。我认为因为明天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去变化，因昨天的问题我们去改。对任何国家来讲，任何行业来讲，我们都是说展望的未来是怎么样。昨天我们在上海我们发现企业家讲话越来越政治，政治家讲话越来越企业家。我们向政府汇报工作，我们汇报了5分钟，他教我们一个小时怎么做企业。
行业发展越来越快，我们忘记自己是做政府的，忘掉自己是做企业的，忘掉自己做建筑，忘掉自己做学术，我们回到一个普通的人，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只有共同达到一种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价值体系，我们才会分工合作、互相合作。今天人类需要恢复到最初的价值体系，回到本来，我们是普通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未来，根据未来我们制定战略，根据战略我们制定规划战术，逐步逐步实现。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看，我永远坚信未来超过今天，我永远相信方法比问题多。就像我父亲说我不如他，我父亲超过了我爷爷，那个时候观点很有意思，爷爷说你不如我们，是因为毛笔字写得不如我漂亮，现在没有人写毛笔字了。
我父亲说我不如他，他说你早出生20年，这样想问题早就枪毙掉了。我觉得我们争论了很多，但是还是一带超过了一代，我儿子1.82米，我爸爸说我把儿子教成这样，谁厉害。我也坚信80后、90后是不是有问题，当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我坚信80后、90后远远超过了我们，很多问题我们懂的，他们不懂，但是他们懂的东西，我们真的不懂。
我们也了解很多人非常艰难，现在网上做决策，网上确实很值得研究，很多人讲倾听网民、倾听网上声音，我也很郁闷，我感觉中国上网的人的素质总体来说要比不上网高，但是在网上发表观点的人，总体是网上水平最差的那一帮人。
假如我们去替这些人制定国家政策、制定未来的话，麻烦就大了。最流行的是那些愤青、愤知，我觉得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对今天的问题不用你讲问题，我们问题是怎么解决问题，怎么创造未来、怎么创新。所以我对80后、90后，我爷爷这一代是看报纸，我父亲听的是广播，我孩子说我谁都不相信，我愿意参与。
时代在发生很大变化，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真正每天花的时间是通过互联网做交易，有多少人花时间在电影电视上。刚才讲了王中军，投资电影很重要原因是因为5、6年前我们公司年轻人在讲话，他们在笑，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后来我知道他们从电视剧里听，这就是未来。80、90后他们一定超越我们，花点时间在他们身上，他们喜欢看电影，我们应该在电影，他们喜欢上网，我们应该让他们上网。他们才是我们的未来。
另外一个，在经济危机有没有过去的重要标志是人们有没有恢复信心、恢复希望。上一个世纪企业对于大规模、大产业、大格局、大流水线来做，未来是信息化出现，企业一定是小企业取胜，假如还是抱着上一世纪的思想，你不管怎么转都会失败。今天解决绝大部分就业问题的企业是小企业，今天解决创业的问题是小企业。
国家给了国企这么多资源利润还不够，还做得不够好，我们应该给年轻人多一些机会。我自己觉得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腾讯这样的企业、百度这样的企业，我们都是诞生在90后以后，我们95%员工是90后、80后，这些人创造了我们父辈们不可想象的企业，他们更透明、更承担责任。
我在公司里讲，我现在出任美国大自然保护基金会全球董事会董事，全体员工是真心的鼓掌，他们觉得你是在关心未来、关心环保，而年轻人认为未来、生活，这些才是我们真正关注的。所以我觉得请大家关注小企业，关注小企业就是关注创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经济有没有恢复，就像一个人愿不愿意生孩子，就是对未来有没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我不会养孩子。当然养孩子，不等于对未来有信心。
从国家来讲，你会发现很多企业在注册，每年有新的企业不断注册的话，说明对未来有信心，我相信这样做将来有赚钱，这是希望的象征，是信心的象征。假如说对未来没有信心，是不可能成立企业，不可能创业。
另外一个指标，每一个城市每年死去的小企业是不是在增加，如果死去的企业在增加，死去的小企业在增加，说明环境有问题。经济恢复重要标志是小企业的恢复，解决问题几百万个大学生我们一定要靠小企业，今天的小企业可能在居民区里，可能在小巷子里，他们一定是未来的百度、未来的腾讯。
小企业的问题都是差不多的，融资的问题，技术的问题，管理的问题，我们政府应该做宏观的事情，给大家搭一个平台。我感谢互联网，互联网把创业成本降低，使得我们企业不仅仅可以在中国做生意，可以在全球做生意。
最后，我希望通过IT峰会提醒大家高度关注我们的地球，我觉得地球真正在痛苦，我们说人类在痛苦，其实地球比我们更痛苦。我个人觉得地球养30、40亿人是最舒适，而地球现在却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不断在毁坏森林，如果森林是地球汗毛的话。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趋势探析 篇6
【关键词】经济模式；中国经济；低碳经济；经济增长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随着资源短缺、生态破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人们不得不对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审视，探索一条有效的转型发展道路，以减少资源浪费，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相关发展我国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定量关系研究开展较早，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发展我国碳排放总量和经济增长成正相关的关系，且认为经济发展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总量提升的重要来源。具体发展现状如下：
首先，是环境资源压力不断增大。我国作为经济总量大、经济增速较快、工业体系和工业规模大的发展我国家，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攻坚阶段，无论是能源消耗还是各地区每年的碳排放总量都处于快速上升的趋势。国内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源代价、环境代价也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以GDP为纲的地方经济快速增长，盲目地吸引投资、扩大生产，在逐年的积累下，造成部分行业产能的严重过剩；还有的地方政府作出过多的行政干预，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市场条件下配置资源的合理性。尽管政府已经重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生态发展目标，但取得的成效仍然有限，因此，必须改变原有的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格局。
其次，是贸易出口形式日渐严峻。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参与全球贸易，形成以出口为导向的战略模式，但是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经济危机余波的影响，以大量廉价劳动力为代价的低端制造出口型经济难以为继，许多国家的进口需求、居民消费能力等都在逐渐减小，大大影响了我国产品出口。此外，贸易保护主义、知识产权争端、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因素对我国的出口形势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国外出口市场的过于集中、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都使我国出口型经济的发展遇到了更大的阻力。
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向点
1.绿色低碳型经济
低碳经济就是以可持续发展观为基础，通过技术升级、产业结构转型、降低能耗等多种手段，能够有效解决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之间的矛盾。但形成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必须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发展观念、经济发展模式方面进行有效转变。此外，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强调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以有效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应注重技术创新、结构创新、工艺创新等，这都是向低碳经济发展转型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2.对外开放型经济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资源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整合、一体化的动态过程，中国作为世界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以及国际生产分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有效地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摆脱过去的以依附型增长模式为主的弊端，必须有效地把握这个关键的战略调整期，及时对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定位，不断更新对外开放的观念，以便完成发展模式的顺利转型。
3.创新发展型经济
创新不仅是技术成长的动力，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没有自主创新为支撑，即使用市场也换不到核心技术，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也不会提高。单纯地依靠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和技术移植绝不会成长为一个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所以只有依靠自主创新、技术支撑和创新体系建设，才能在世界的舞台上有所作为，国际地位才会不断提升。我国在构建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要围绕创新环境建设、创新保护机制和创新体系建设上下功夫。
四、总结
近年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环境恶化等问题成为影响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据相关研究报告，指出中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将提升0.36%，在短期内，这种定量关系可能存在波动性，但是从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长时间尺度来看，这种关系是协整和均衡的。因此，推动低碳产业和低碳技术的快速发展，成为了“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综上，低碳经济作为转变经经济发展方式、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协调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应遵循这一自然循环之道，积极推广与发展低碳经济理念，设立减少碳排放的目标，提升传统能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减少在工业生产、汽车能源消费、民用能源消费环节中的碳排放总量，制定并实施符合经济发展战略的节能减排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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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模式 篇7
在过去三十年里, 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 在创造这个奇迹的过程中, 也在逐步形成中国独特特色的一种发展模式。自2008年以来, 从日本到美国, 从希腊到整个欧盟, 都正在饱受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的时候, 中国经济却能够保持稳定的增长, 2010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就经济发展模式而言, 世界各国已经成型的、经济模式, 就我们熟知的主要有:首先, 被视为发达国家之首的美国, 其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它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 完全遵行全面市场化的发展规律, 竞争最大化、国家干预最小化;其次, 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日本, 其经济发展与美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模式相比, 是以“政府为导向”的发展。日本经济认为国家处于权威和主导地位, 推崇有控制的竞争。由于他们也推崇竞争、资本私有, 因此日本的经济发展也被称为“政府导向的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相比, 即社会主义公有制, 主要以“苏联模式”为主, 其发展是以资本的公有制为基础, 它的主要特征是公有制占绝对地位, 国营经济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政府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 行政指令式的经济发展目标, 以重工业发展, 国家投资为主要的拉动经济的手段。这也是我国在发展经济初期所采用的经济发展形式,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计划经济”时代, 是我国50年代末直到70年代所采取的主要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对世界影响力的加深, 很大的关键在于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 尤其是在近30年来, 我国逐步针对市场经济的本质, 以及我国发展的自身特点, 开始逐步利用市场的手段不断逐步推动经济发展。也因此, “中国模式”才慢慢浮出水面, 开始被世界关注。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克隆当下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
我国改革所走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国外学者也就把这种具有中国形态、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的产物。称其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这一名词的出现实际上并不是由中国人提出来的, 甚至国内现在对这一名词并没有做出肯定。“中国模式”是由美国《时代》杂志前主编乔舒亚库珀拉莫在2004年《北京共识》一文中提出的, 他表明“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 不只是中国的模式, 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文章系统的分析了中国几十年的经济改革和转型的成功经验, 他首次提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模式不适应中国的国情, 国有企业私有化, 贸易和资本的无限开放、自由化会损害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
“中国模式”是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改革发展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和基本道路的概括与总结。由于中国经济近几年来的飞速发展, 也有人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之为“中国模式”。纵观我国经济发展模式:
从经济体制方面:1949年后, 中国经济体制的一个的显著特征就是以国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50年代的中国之所以选择计划经济, 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当时“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最为先进的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迫于当时工业化的发展压力, 由于资源严重缺乏, 急需要政府对资源进行集中整合并通过计划合理分配, 才能够保证资源的最优化使用, 以最优先发展工业, 从而促进经济整体发展。可以说计划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随着计划经济的贯彻, 以及对西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 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 我们认识到了计划经济模式或者西方经济模式暴露出来的诸多弊病。例如:忽视商品生产、价值的客观规律;忽视了市场自行调节的重要作用等。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 形成了以国家宏观调控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协调发展模式,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模式”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从1978–1984年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第一阶段;1984–1991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第二阶段, 打破了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不能同时存在的传统观念;1992年后, 才从根本上确认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同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主要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上, 更多地发挥市场、价格、竞争作用的同时, 也特别注重合理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指导的作用, 没有完全抛开国家管理经济的作用。我国经济一直采用国有、民营兼备经济发展体制。与美国模式、日本模式、苏联模式相比, 中国经济体制具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特点。我国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就我国的基本国情而言, 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是我们长期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与我国的人口与资源分配的比例是分不开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 在国防和具有自然垄断性的基础行业, 以及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益性行业, 都要求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2011年, 在世界500强的公司排名中, 中国公司占了8个位置, 分别是中石油化工, 中石油天然气集团, 国家电网, 鸿海科技集团, 工商银行, 中国移动通信, 中铁股份, 中铁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与2010年相比, 这些公司排名均有上升。在这8家公司里, 像中石油、工商银行, 中国移动均属于国家控股。中国经济发展还同时存在其他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经济体, 例如私营、个体企业等等。对于一般的竞争性行业, 国有资本, “国有”两个字要逐步从该行业中退出来, 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 通过市场机制, 通过自由竞争, 以达到增强社会资本参与市场, 提高社会资本主题生产发展的积极性, 从而推进社会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
从经济结构上看, 我国早期的经济结构呈现轻工业发展快速、农业技术滞后, 工业结构失衡, 呈现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产业结构状态。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根据国内经济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优先发展轻工业, 扩大高档消费品进口, 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趋于协调, 并向优化和升级的方向发展。中国各产业之间及其内部的比例关系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其中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截止2010年, 我国第一产业比重已经从1987年改革开放初期的50%下降至10%, 而第二产业从过去的19%增加至2010年47%。由此不难看出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已经从主要由第一、第二产业带动, 转为主要由第二、第三产业带动, 第二产业的增长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世界文明、科学技术以及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 我国的经济结构也随之继续调整, 可以说今天我国经济已经正式走上了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所谓新型工业化是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或社会经济发展从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导逐渐化为以现代工业经济为主导;同时要以避免自然资源、劳动资源的大量浪费, 选择走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相对接的工业强国模式。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发展道路, 党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 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结合, 并对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做出定义“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走出一套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 自然资源、自然环境限制, 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 不以牺牲、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 要提早认识到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长效作用。
中国经济已经在世界上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是面对世界经济的疲软, 以及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幻莫测, 特别是这几年国际经济、金融市场的不景气, 如何长期有效地发展我国经济将成为需要我们继续探讨和关注的问题。目前, 我国一直立足于扩大内需从而达到刺激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目的, 而中国扩大内需最大潜力点则在于“城镇化”。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 这一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连世界的平均水平都达不到。因此我们就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 严格保护耕地、保证粮食安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情况下推进城镇化发展进程, 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实现“三化”并举, 这也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实现“三化”可以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 带动投资扩大和相关产业发展, 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是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人口总和还要多的国家。过去30年, 中国保持了团结和稳定, 绝大部分人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浩劫, 从一定程度上已经说明了“中国模式”的成功。但是, 中国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 还仍然不够成熟和完善, 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创新动力不足, 技术进步不快;贸易摩擦不断、出口受阻、国际竞争激烈;“三农”问题严重, 工业、城市、东部地区发展快, 农业、农村、中西部发展滞后;收入差距扩大, 发展成果分享不均;公共品供给不足, 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 如何快速、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 是影响我国经济未来长期发展的一个关键。
2008年8月,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Tony Blair) 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 称北京奥运会代表一个新纪元, 中国的开放进程已不可逆转, 随着现代化中国的形象日益清晰, 对中国的无知和恐惧会慢慢淡出, 权力正向东方移动。2011年奥巴马也在美国国会国情咨文中敦促美国人充分发挥创新精神, 希望美国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影响, 并迎接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挑战比如中国和印度。由此不难看出, 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各国经济, 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 而2012年刚刚结束的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更加会将对“中国模式”的热议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中国的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模式”到底能不能向西方经济学一样得到广泛运用将会是值得持续关注的一个问题。
摘要：随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中国的发展之路得到越来越过国内外学者和媒体的关注, 因此, 对“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讨论和研究已经成为被全球热议的核心话题。中国经济取得今天的成绩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而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探索、创新、实践的必然结果。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与启示 篇8
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轨迹
(一)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 (1953～1978)
从“一五”计划开始到1978年，我国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逐步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市场主体是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陆续被社会主义改造，个体经济被彻底取消。到1978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7.6%，集体经济占22.4%，其他经济成分基本为零，公有制经济成为了市场主体，为通过计划手段配置资源奠定了基础。
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是计划，而不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配置资源和调节社会生产。计划对资源的配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资料的集中计划管理;二是价格集中管理;三是基本建设绝大部分由中央统一管理。“一五”期间，中央政府各部门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数由1953年的2800多个增加到1957年的9300多个，工业产值接近国营工业总产值的一半。1953年，国家计委统一管理、直接下达计划指标的产品是115种，到1956年增加到380种，其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60%上下。据统计，1979年前，省及省以上管理的农产品收购价格248种类，销售价格225种类;工业品出厂价格1127种类，销售价格339种类。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由227种增加到532种。[1]1953年～1978年，国家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均值为84.4%，地方和企业的投资仅占15.6%。
由于国内储蓄不足，同时也没有引进外资，故资本积累只能通过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来实现产业之间的利润转移，解决工业发展的资金约束。据统计，1978年前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为4881亿元，而在1952年～1978年，我国工业投资累计只有3679.6亿元。农业提供的资金甚至大于同期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2]
经济增长以“高积累、低消费”为特征，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快速工业化是以抑制消费为代价实现的。从“一五”计划到改革开放前，国民收入的积累率总体呈现上升、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的态势。1953年～1978年，我国的积累率从23.1%上升到36.5%，消费率从76.9%下降到63.5%，前者上升了约13个百分点，后者下滑了约13个百分点。26年间，平均消费率为72.2%，平均积累率27.8%，消费额增长率平均为6.1%，积累额增长率平均为14.8%，国民收入增长率平均为7.2%，消费额增长率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率1个百分点，而积累额增长率则高出国民收入增长率1倍。
产业选择以重工业为主，资金主要投向重工业领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50%的份额投向了重工业，力求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以重工业为基础、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到1978年，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高达56.9%，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格局已经形成。
(二) 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 (1 979—1 9 9 2)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 我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在这段时期, 实行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
在政策导向下, 市场主体朝着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逐步崛起, 使市场主体从1978年以前的单一公有制, 逐步过渡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在经济总量中, 虽然公有制经济仍占主体地位, 但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 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开始上升。以不同所有制形式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变化为例, 1978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四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为77.6∶22.4∶0∶0, 到1992年, 四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演变为51.5∶35.1∶5.8∶7.6, 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与国有经济基本平分市场。
在经济转轨时期，国家对资源配置方式逐步由计划管制走向市场配置。基建投资虽然仍以国家投资为主(平均占38.9%)，但企业自筹(平均占36.6%)、国内贷款(平均占14.6%)和利用外资(平均占9.9%)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基建投资项目中央和地方之比由“一五”时期的81.8∶18.2调整为1992年的44.5∶55.5，地方项目比重首次超过中央项目，成为基建投资项目的主体。商品价格逐步形成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形式。1992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78年的97%降至5.9%，市场调节的商品由1978年的3%升至93%;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78年的92.2%降至12.5%，市场调节的商品由1978年的5.6%升至81.8%;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78年的100%降至18.7%，市场调节的商品由1985年的40%升至73.8%。
由于体制性约束被逐渐打破，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充裕资本。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本积累主要依赖农业部门的局面得到改善，民间资本与外资开始发挥重要作用。1981年～1992年间，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增长了22倍，实际利用外资增长了26倍，国内储蓄和外资有力地支持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81年，国内投资还有400.94亿元的缺口，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城乡居民储蓄的增加和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国内投资缺口不复存在。到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080亿元，国内城乡储蓄存款余额11545.4亿元，实际利用外资468.66亿元，资本盈余达3934.06亿元，资本已不再是稀缺的生产要素。我国的工业化也不再将农业部门作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
1978年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开始关注居民消费问题，通过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职工工资、发放价格补贴以及压缩基建投资规模、扩大非生产性积累等途径，来调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一时期，消费率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稳步提高，积累率有所下降。最终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为10%，资本积累的平均增速为8.9%，较计划经济时期，最终消费高出5.2个百分点，资本积累低3.4个百分点，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农业和轻工业在转轨期得到补偿性的政策支持，国家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农业得到发展;通过对轻工业实行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挖潜革新改造、基本建设、银行贷款、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优先原则，使得计划经济时期的商品短缺现象得到彻底扭转。由于转轨时期是探索性的改革，改革的最终目标并不明确，只是逐渐改革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产业发展也是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被动做出的调整，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加快发展了轻工业，但并未形成显著特征的主导产业。
(三) 市场经济体制初期的经济发展模式 (1993—2003)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我国的经济开始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运行，市场主体渐趋多元化，资源配置日渐市场化。
1992年以后，我国工业呈现出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发展快于国有工业、非国有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国有工业产值比重明显下降的特点。1993年～2003年，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7%下降到38%，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则由53%上升至62%。在非国有工业经济成份中，股份制企业和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最为迅速，1994年～2003年，其产值年均增速分别为25%和24%，远远高于国有工业产值的增速。10年间，股份制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6%提升至16%，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4%提升至40%，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已经形成。
这一时期，资源配置进一步市场化。基本建设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均值)较转轨时期大幅度下降，从38.9%降至9.7%;企业自筹和国内贷款所占比重则大幅度提高，分别占43.6%和24.9%，已成为基建投资资金来源的主渠道。全国基建投资中央项目与地方项目之比从1993年的39.8∶60.2转变为2003年的18.1∶81.9。价格形成进一步市场化，2003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93年的4.8%降至3%，市场调节的商品由1993年的93.8%升至95.6%;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93年的10.4%降至1.9%，市场调节的商品由1993年的87.5%升至96.5%;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93年的13.8%降至9.9%，市场调节的商品由1993年的81.8%升至87.4%。
市场经济初期，投资再度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1993年～2003年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51%、42%，与转轨时期二者的贡献率(消费65%、投资28%)相比，消费贡献率下降了14个百分点，而投资贡献率则上升了14个百分点，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大于消费需求。
这一时期，港澳台和外资经济带动形成的出口导向型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十四大”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1993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257亿美元，较1992年增长了150%，到2003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已达535亿美元。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对我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使我国经济发展逐渐呈现外向型特征。2003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总产值13.95万亿元，出口交货值2.69万亿元，出口占19.3%，其中，国有企业销售产值1.83万亿元，出口交货值807亿元，出口仅占4.4%;而港澳台投资企业销售产值1.7万亿元，出口交货值7395.8亿元，出口占43.4%;外商投资企业销售产值2.65万亿元，出口交货值1.06万亿元，出口占39.8%，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交货值占到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的66.7%。这一时期，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发展使得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迅速提高，从1993年的15.3%上升至2003年的30.9%，我国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已经相当明显。
2003年后,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 经过6年发展, 在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 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开始逐渐显现, 如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职能弱化, 计划职能强化;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 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的资源代价太大, 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部需求, 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驾驭力减弱等。从长远的角度看, 构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已是迫在眉睫。
二、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演进的启示
（一）经济体制是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基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必然是按照国家意志进行，资源配置、资本积累、产业扶持、收入分配都服从于计划安排;转轨时期，由于经济体制的不确定，计划目标与市场取向的冲突，导致经济发展难以形成持久具体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经济发展能够基本在市场机制的导向下进行，同时也注定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造就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经济体制的选择与确立至关重要。要保证我国未来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设定良好的经济体制架构。
（二）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无论是1979的经济体制改革, 还是1982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抑或是1987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乃至1992年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 都有力地推动了次年的经济发展。我国最初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自下而上地推动, 是当经济体制成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时, 由经济活动的主体倒逼着体制制定部门去改革。这种改革虽然具有很大的滞后性, 但却释放出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使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实现结构优化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地去推动, 这就要求经济体制改革部门不断地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及时调整、改革, 消除经济运行的体制性障碍, 使经济始终能够在顺畅的体制下运行, 为经济发展不断地注入新的动力。发展无极限, 改革亦无极限, 只有不断地改革创新,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才能实现。
（三）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与优化需要多重因素的支撑
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需要经济体制、市场主体、资源配置方式、产业选择、经济增长方式、收入分配方式等因素的协调与配合。计划经济体制、公有制市场主体、重工业优先发展、高积累低消费的结合, 形成了以国有大型工业企业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市场经济体制、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引进外资、高投资的结合, 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企业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
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化需要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竞争的混合所有制市场主体，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市场决定初次分配、国家调控二次分配的收入分配方式的结合，才能形成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投资需求为辅的经济发展模式。
（四）经济发展模式要服从于国家的长远利益
小国经济发展会面临资源或市场约束，这就决定了小国经济在国际上只能处于附属地位，其经济发展不会损害大国的利益，因此，可以按照市场需求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我国是大国，可以不依赖国际市场而实现自身的发展，但其发展必然会影响到既有大国的经济利益，改变现有格局。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或陷阱——比较优势即是陷阱。国内低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价格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如果以此作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会在短期内获得微薄收益，长期而言，只会将我国置于国际分工的最底端，不仅不利于我国的崛起，而且将陷入无资源可用的困境，最终沦为经济大国的附庸。因此，我国在选择经济发展模式时要从长远出发，把国家利益置于首要位置，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注重技术创新，摆脱不利的国际分工格局。
（五）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与时俱进
经济发展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教条，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都将对经济发展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要顺势而为，并及时根据形势变化予以修订与调整。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只会将经济引入深渊。
建国之初，面对国际封锁，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不二的选择。当秉持这一模式至人民生活因之受损之时，模式的调整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人心所向。处于转轨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在摸索中前行，只能对原有模式纠偏，着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却难以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
当我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时，国外过剩的产业资本与国内廉价劳动力的结合必然造就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当这一模式发展到我国的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经济增长的对外依赖性高度增强，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驾驭能力减弱之时，就必须选择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六）经济发展模式的完善需要正确界定市场与政府的职能
政府主导下会形成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市场导向下也会形成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市场与政府的目标取向不一致时，必然引起冲突，使经济发展偏离正常轨道，为调和市场与政府的矛盾就需要正确界定二者之间的职能。市场的职能在于通过供求关系、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的职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并制定良好的制度以保障经济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取代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导致了效率低下和产业结构失衡。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长与发展脱节等现象。经济发展模式的完善需要市场与政府的职能完美结合才能得以实现。
三、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框架
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至关重要，正确的模式选择可以使本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实现国力增强、产业结构优化、居民收入提高等一系列目标;而不恰当的模式选择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达到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但却会引发产业低端化、国际竞争力减弱、贫富悬殊、地区发展差异显著、资源环境破坏严重等现象，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一）经济体制：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体制问题至关重要，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必然对应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体制变革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首先需要从体制上予以确立。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存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弱化、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逐步形成充分竞争的混合所有制市场主体;改革投融资体制，建立社会资源基本按照市场供求配置的新体制;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正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形成市场决定初次分配，国家调控二次分配的体制。
（二）市场主体：充分竞争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经济体制变革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单一所有制、缺乏竞争必然导致企业绩效差，而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存，则可以极大地提高绩效。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构建我国新经济发展模式，培育充分竞争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至关重要。这就需要一方面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逐渐打破行业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框架下运行。
（三）资源配置：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从总体上看，我国已初步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但其内部各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尚不平衡。商品价格形成市场化程度较高，而要素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在某些领域还干预资源配置。
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实现转型需要进一步强化市场职能，弱化政府职能。政府主要营造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环境，在资金配置方面，逐渐由国家投资为主转向企业自筹和依靠贷款为主;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逐渐减少中央项目，增加地方项目;要素价格形成逐步由政府定价为主转向市场形成为主;社会资源配置基本能够按照市场供求自由流动。
（四）经济增长：消费为主导
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走过的历史已经证明，经济增长更多地是依靠消费，而非投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迟早会陷入产能过剩与国际分工低端化的局面，我国近些年的发展已经显现出工业品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对外依赖的迹象。
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 消费需求贡献低的根源在于社会保障的缺失, 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处于收入低且缺乏保障的境地, 这正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低的原因所在。欲使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必先完善社会保障, 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条件下谈扩大消费无异于缘木求鱼。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弥补市场缺陷和提供公共物品, 其职能定位要求政府应将更大的财力投向社会保障领域, 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 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来调整居民消费预期, 从而使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产业选择：合理的产业结构
当前，我国的产业发展出现了农业滞后、工业过度外向，农产品供给不足与工业品供给过剩的局面。
我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大国地位决定了产业发展不能失衡，更不能过度外向化。要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保障国内农产品供给;另一方面，要降低对工业化的过度偏好，减轻对外依赖性。同时，积极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使我国逐步摆脱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面貌。
（六）调控方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主要采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计划手段在非紧急状态下基本不用。国家不预先设定具体的经济增长指标，也不制定控制失业率的指标。而是通过参考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生产者价格指数、失业率、汇率等指标的变化，相机决择采取紧缩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摘自：《现代经济探讨》2010年第2期编辑：张小玲)
由于体制性约束被逐渐打破, 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充裕资本。
不同的经济体制造就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所以, 经济体制的选择与确立至关重要。
经济发展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教条, 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都将对经济发展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欲使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必先完善社会保障, 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条件下谈扩大消费无异于缘木求鱼。
摘要：我国的经济体制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转轨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 与此相对应, 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问题, 塑造新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从经济体制、市场主体、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产业选择和调控方式等方面作出调整。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不断调整优化, 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和大国崛起的目标。
关键词：经济发展模式,经济体制,经济增长,市场主体,资源配置方式,产业选择
参考文献
[1]汪海波, 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6.
浅析中国经济转型与中国模式 篇9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总量迅速扩大, 经济结构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过度依赖资源投入和投资驱动的基础之上, 现在这样的增长方式已经引发了严重的问题。
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 表现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 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每年GDP中只有20%左右用于投资, 而中国却高达50%左右, 从而导致最终需求不足, 越来越多的东西卖不掉, 国家只好再投资, 利用投资带动消费, 久而久之就会进入经济发展恶性循环。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 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 这样可能会造成中国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 同时使国内的贸易条件变差。
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货币的过量供应会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 而且会使一国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当遇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中国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深层的根源在于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 (或称经济发展模式) , 所以为了解决宏观经济中的这些问题, 就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另外, 当前的国际环境也是很严峻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发展, 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 世界经济面临衰退的风险加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今年世界经济增长将降至0.5%, 发达国家经济将出现2.0%的负增长,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将大副滑落至3.3%, 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也将出现2.8%的负增长。在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边和日趋严峻的同时, 我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很突出, 外部冲击与内部因素相互交织影响, 使得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 为了应对国内和国外的挑战, 中国应当寻求经济转型, 以实现经济的又快又好又平稳的发展。
二、中国转型中遇到的障碍
然而中国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 就开始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十年以后, 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 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不过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实现经济模式的完全转变,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旧经济体制没有完全消除, 成为了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
具体的障碍主要是以下三点:第一点, 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说信贷资源, 所以各级政府依然对于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第二点, 把GD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第三点, 在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这表现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 而是由行政机关定价的或者受行政机关的影响。要素价格压低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 而价格的扭曲促使了以浪费资源的方式进行生产。
总之, 要靠改革开放建立一个好的体制, 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建立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就是像十七大所要求的那样,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中国经济转型的建议途径及意义
中国的传统体制在许多方面有自己的特点, 传统体制的这种差异构成了不同国家转型的初始条件, 对改革道路的选择具有深刻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必须进行深入研究, 也就是说, 不能正确地认识过去, 就不可能正确地面对未来。
要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 首先要广泛应用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各种技术提高效率。其次发展服务业, 服务业对降低成本有重要意义。再次发展信息化, 由于信息化可以改造整个社会, 能达到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因此我国要着重发展软件和服务业。最后, 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流动。
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不仅会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 也为当前世界经济的增添新的动力。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中国以“扩内需, 调结构”为宗旨的经济转型, 将增加国内市场需求, 扩大进口贸易, 进而对推动世界金融和贸易体系调整、生产格局变化产生积极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意义还在于, 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 将大幅减少碳排放量, 从而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作出重要贡献。
对中国而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非易事, 经济转型的道路上还存在重重障碍和挑战。不过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进展让人们有理由期待, 中国将在不断探索和尝试中, 赢得“转型”这场障碍赛的最终胜利。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经济取得了辉煌瞩目的成绩。不过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如宏观经济出现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以及严峻的国际现状等, 这就迫切地要求中国进行经济转型。中国的经济转型不是一帆风顺的, 遇到了很多的障碍, 而中国经济转型对中国本身及世界都是很有意义的。
关键词：转型,障碍,中国模式
参考文献
[1]金荣学.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省际经济增长差异研究[C].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 2006, 05.
中国的经济模式 篇10
经济增长方式分为外延增长 (即粗放增长) 和内涵增长 (即集约增长) 。外延增长或粗放增长 (extensive growth) 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投入实现的增长;内涵增长或集约增长 (intensive growth) 是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本质上仍属于粗放增长模式, 并表现为下列一系列特征:
1. 增长一边倒的高代价性特征
在世界范围内, 我们的经济规模和质量并不是最大和最好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的震动和高度关注, 关键在于我们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上, 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和理解也基本上局限于此。然而, 迄今中国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其实是一种代价沉重的模式。我们在获得财富、实现进步的同时, 也产生了日益深重的发展代价问题。我国经济发展无论是在发展成本的高投入方面, 还是在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后果的严重化方面, 都有相当突出的表现。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 经济增长成为中国全社会最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凝聚力, 但却带来严重的福利损害。各地政府在GDP竞赛中, 纷纷以超低的能源价格、水价格、环保标准、土地价格、税收标准、劳动标准等所谓优惠措施竞争投资, 结果形成高昂的待还成本――环境破坏、资源消耗、社会解离, 使经济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严重扭曲, 并且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藏、转移, 直到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因此, 在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依然没有摆脱工业革命以来高投入、高生产、高污染的传统粗放的模式, 从而呈现出了一种“高增长、高代价”的态势;并且由于发展时间短促、发展速度迅猛、发展目的狭隘等因素, 人性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异化和扭曲也特别突出和集中, 在亮丽的增长数字背后是令人惊心的人文道德的失落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追求集约型的经济发展, 以环境和人文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必将损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长远目标。全球环境基金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莫妮卡·巴布指出:中国需要进一步发展, 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 同时中国人口众多, 自然资源不足, 如果还采取西方以前那种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大量消耗基础上的单一发展模式, 那么, 不仅仅对于中国本身, 对整个世界而言, 都是不可接受的。莫妮卡·巴布的警告值得我们高度警醒。
2. 投资驱动性特征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平衡, 过于依赖其中一项或两项, 会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我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拉动。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仿照苏联采用了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资源投入驱动经济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根据国际经验, 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平均在20%~30%、15%~20%, 我们的投资率一直是在30%~40%, 2005年底中国的投资GDP比率甚至高达48.6%。
一方面, 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是可获得数据中的全球最高值, 目前的投资增速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 都是不可持续的。另方面, 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增长, 一定会出现投资回报递减现象, 即投资的效率下降。这个规律的作用, 现在已经逐渐地表现出来了。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叫做“增量资本产出率 (ICOR) ”, 这个指标的意义就是每增加1元钱的国民生产总值, 需要投资几元钱。根据国际的经济资料库的数据, 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这些国家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到2亿元, 即发达国家的ICOR是1-2, 我们最近三到五年的ICOR是5-7。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的提高, 必将导致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无法为继, 潜伏很大危机。同时, 过高的投资必将造成投资和消费的失衡, 消费受到极大抑制, 经济增长极度依赖投资, 经济结构极度失衡, 形成恶性循环。
3. 出口依赖性特征
我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的, 有两个理论支持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 一个是所谓的“梯度理论”, 把全国分成梯度沿海地区、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几个梯度, 先发展沿海地区, 然后根据梯度慢慢发展中东部地区, 再发展西部地区, 这是为出口导向政策奠定了一个基础;第二个理论支持是所谓的“大进大出”理论, 其实就是搞出口加工业, 进口原材料, 在中国组装生产, 然后再出口。这两个理论奠定了我们出口导向政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通过采纳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经济都增长非常快, 比如亚洲四小龙, 还有稍后崛起的所谓新兴化国家, 他们的增长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按吴敬琏先生的总结, 我国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最主要的办法就是让本国货币价格很低, 同时运用政府的力量, 加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 从而推动出口, 限制进口。到了1994年外汇改革, 人民币深度贬值, 这时候就标志着全面转向出口导向政策。
与其他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一样, 出口导向政策都无一例外获得了成功。但十年二十年后, 这些国家都面临一个大问题——外汇结余大幅度增加, 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增加, 贸易摩擦加大, 乃至宏观经济中的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 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和消费价格膨胀。到了2008年的时候, 我们的外汇储备达到了1.9万亿美元, 位列世界第一。为了防止自己国内货币升值过快, 我们就需要收购外汇, 另一方面, 央行还要发行货币来平衡这部分外汇。这就导致了三种情况, 一是资产价格上升, 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大幅上涨;二是CPI上升, 通货膨胀;三是二者兼而有之。从而埋下深重的泡沫。
同时, 作为路径依赖的结果之一, 中国经济“两头在外, 大进大出”的局面不断强化。中国出口总额约占GDP的40%。按附加值算, 出口也占到GDP的四分之一。自2003年以来, 以美元计价, 出口每年以逾20%的幅度增长。排除价格上涨因素, 出口部门可能每年直接为中国GDP增长贡献4个百分点, 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逐年攀升至70%左右。很明显, 极端的出口依赖性特征使我国经济总体上变得极为脆弱, 一旦出口增长减速甚至出现下滑, 整体经济增长便显著放缓。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正在对我国发生的影响状况, 已经对此做了最好的注解。
出口依赖导致的我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不但明显偏高, 加之中国进出口商品的构成极不合理, 进口商品主要为非食用原料等初级产品, 出口商品主要为消费电子品等低端制成品。而依据产品需求弹性分析可知, 由于前者弹性小而后者弹性大, 再加上比较严重的重复投资, 人为放大了前者的需求以及后者的供给, 这就势必导致中国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间相对价格不断下降, 陷入所谓“悲惨式增长”的泥潭之中。
4. 低成本竞争性的特征
长期以来中国主要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一方面, 我国大多数出口企业是贴牌生产厂商 (OEM) , 依赖价格竞争取得订单。它们无法接触最终使用者, 也不拥有技术。它们只是跨国公司的附属工厂, 并很难独立谋生。这些出口企业和它们的客户--跨国公司谈判能力非常差, 当成本上升, 跨国公司便迫使它们消化这部分成本。加之中国出口企业之间往往以价格战争夺订单, 这种局面迫使中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率不断下滑甚至消失, 越来越陷入无法自拔的生存困境。
与此同时, 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如此庞大, 进出口两端又都不具备定价权, 只能使得“高进低出”不断恶化。近期沿海地区部分产业所出现的利润滑坡和企业生存困境, 正是过去粗放式增长的滞后反应, 因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趋于下降。为了弥补效率提升的不足, 同期过度投入的资本又使得投资效果系数急转直下, 其所挤占的科教文卫投入又进一步形成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
当前, 中国正面临成本上升或者竞争力下降的挑战。生产成本上升正在考验中国低成本扩张战略――中国吸引力下降, 数万制造商关门, 外资所图的40-50%的成本优势正在消失, 外资正在向越南等我们周边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同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我国企业开始凸显的困难并不仅限于实物商品“高进低出”, 即使是过去被视为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状况也已经开始出现拐点。因此, 综合种种现象来看, 我国经济在经历三十年高速增长后, 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挑战期。我们必须以深刻的制度调整和产业重构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悲惨式增长”, 尽量平稳地推动国民福利可置信、可持续地向前发展。
二、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模式的严峻现实分析
粗放式增长模式一方面塑造了所谓“中国奇迹”, 另方面也造成了一系列不利后果。其主要表现如下:
1. 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严重失衡
投资和消费失衡的结果, 一是造成过度投资和国内消费不足, 经济结构更为失衡, 二是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国际市场, 形成恶性循环。
我国投资占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左右不断提高, 目前已提升到45%左右。如果投资率很高, 反过来消费占的比重就低。在过去的30年间, 我们的消费从占整个GDP的70%下降到现在的48%。这其中居民的消费量只有32%左右, 其他16%实际上是政府消费贡献的。也就是说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是32%, 而美国这一比例高达70%以上。
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下降并不是由储蓄增长导致的, 而是由于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急剧下降所致, 其中工资所占比例下降幅度最大。中国劳动者收入在进入21世纪之后就一直在下降。据世界银行估计, 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已经从1998年的53%下降到了2005年的41%――下降12%。近年来, 许多国家的劳动力收入所占比例都有所下降, 但中国下降幅度最大。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资本的收入在上升, 利润率在上升, 另外政府的税收所占的比重也在上升。
这意味着老百姓相对变穷了。老百姓收入的绝对数字虽然在增加, 但是增长速度却低于GDP的增长速度, 中国GDP的增长速度每年达到9%以上, 而人均收入每年是以6%、7%的速度在增长。由于工薪阶层收入占的比重相对在下降, 结果造成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后果就是消费少了。消费少了就意味着我们的国内市场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我们就更加依赖出口, 结果形成恶性循环。
2. 外部经济严重失衡
经济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双顺差, 外汇储备大量积累。此外, 出口数量大而附加价值低, 中国成为卖苦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专业户;贸易条件恶化和盈利性降低, 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 乃至宏观经济中的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 资产价格泡沫和消费价格膨胀开始显著。不合理的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的活力几乎全部耗费于“替别人做嫁衣裳”, 一旦外来需求下降, 整体经济的波动就很难避免。
3. 企业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低下, 高增值性服务业发展滞后
粗放式增长往往造就速度型、数量型经济。关于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低和竞争力弱的问题, 从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对不久前刚刚推出的中国企业500强的评论中可见一斑。李荣融的评论是“今天评的500强, 实际上还是500大”。目前我国多数大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 企业风险控制能力低, 属于典型的速度经济型企业。在去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 我国部分行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的局面, 例如民航业有6家企业进入500强, 却仅有两家企业盈利, 行业亏损达145亿元;电力企业有10家企业入围, 但是前五大发电企业全部亏损, 行业亏损额达到240亿元。500强名单也反映出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又回到了重化工业的轨道上, 结构调整的任务还很艰巨。2009中国企业500强共分布在75个行业中, 但是无论从企业数量, 还是营业收入来分析, 黑色冶金及压延加工业等传统行业占较大比重, 显示出明显的“重化工”特征。此外, 调查显示, 中国500强企业中只有220家涉及海外业务, 国际化程度在30%以下的企业占86%。这说明, 面对高成本时代, 中国企业经营能力依然比较弱, 大多数企业尚未走出国门, 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配置, 依然以低成本优势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我们具有特殊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还是很少, 特别是有自身产品优势、品牌优势、技术优势的企业更少!”作为500强企业的掌门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树清深有体会。“如果创新能力不强, 发展的后劲就不会强。建设世界一流的企业, 我们还面临很艰巨的任务。”
作为我国民营经济最早的发祥地和风向标, 从温州可以窥中国民营经济之一斑。据温州市工商局的市场报告, 温州目前面临的局面是:宏观环境难以为继、产业发展难以为继、生产要素难以为继, 企业发展乏力。工业经济目前还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温州的支柱产业多年来一直局限在鞋类、服装、眼镜、打火机、塑料制品、通用设备等行业, 产业内部的升级换代没有得到大的突破。上述市场报告指出, 这些支柱产业的不足表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中、低技术产业, 传统产业比重过高, 装备工业发展落后, 在产业价值链条中处于低端, 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有限。更为严重的是, 工业经济增长持续回落, 对温州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不断减弱。
反思温州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 不能将问题全部归结于金融危机。相当一部分温州中小企业目前仍是家庭工厂, 停留在低水平上发展――只有产值的不同, 没有品质的不同;产业结构不合理且十分落后;经济增长方式仍停留在低成本、低价格, 以量的扩张换取市场。温州企业至今也还没有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更缺乏高增值性服务业的产生和发展。历史上东亚地区曾经取得的短期繁荣以及之后发生的经济衰退, 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缺乏技术进步、大量依靠投入的工业化终究难以持续。
4. 经济增长伴随高能耗、高污染, 产能过剩与资源短缺并存
由粗放式增长铸就的庞大的产能过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暂时在国际市场找到释放的出路, 但维持这些产能的资源却严重短缺。最终形成这样一种循环模式:利用极廉价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以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和环境状况、或以昂贵价格在国际市场购买资源以维持产能 (中国买什么, 什么就上涨) ――再以最低廉价格在国内外两个市场倾销巨大产能 (中国卖什么, 什么就跌价) 。这种赔本的买卖自然是无法长期持续的。
5.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却伴随着民生日艰的现象
一方面, 为了打造低成本优势吸引投资特别是吸引外国投资, 各地政府在GDP竞赛中往往以超低的能源价格、水价格、环保标准、土地价格、税收标准、劳动标准竞争投资, 使经济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严重扭曲。同时, 朔造一个极端低廉投资环境的过程, 往往又是一个充满剥夺的过程――农民土地被剥夺、人民的社会保障被剥夺、劳动阶层的工资福利被剥夺、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被剥夺。最终形成一种零和博弈的局面:高增长、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
另方面, 是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日益恶化的结果。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越来越向政府部门倾斜, 而储蓄倾向逐渐下降、消费倾向逐渐上升的居民部门在整个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地位日益恶化。收入分配结构的恶化在这些年已经到了非常令人担忧的程度。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可以看到, 在居民、政府和企业等三大国内经济部门中, 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呈现非常显著的相对下降态势。不仅居民的财产收入自1996年以来即在绝对额上出现了停滞, 而且, 更加关键的是居民部门的主要收入来源——劳动报酬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也由1992年的37%下降至2003年的33%, 而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显然是因为企业支付的工资越来越低——从1992年到2003年, 政府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由6%上升到近10%, 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则由近31%下降至不到24%。相对减少的企业部门劳动报酬并不主要归因于企业克扣工资, 因为从收入分配的最终结果看, 近些年来唯有政府部门的收入处于显著上升的态势, 而政府部门收入分配地位的改善完全来自于各种税费收入、尤其是从企业获得的税费收入。换言之, 政府部门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直接来自于企业部门, 但是其最终的源泉还是在于居民部门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本。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越来越向政府部门倾斜的现象已经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情了。我们必须要从一种依靠资源投入, 特别是资本投入所驱动的增长转变到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所支撑的增长方式上去。现在政府已经对这个作出了政治上的决策, 并且正在大力的实现这样一个方针。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 转变增长模式是非常艰巨的事情, 而且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必须要有制度环境, 必须消除体制上的障碍, 这同样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挑战。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吴敬琏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http://www.chinaccm.com2008-4-1312:16
[2]胡慧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症结中国经济与管理科学2009第1期
解读中国经济 没有现成模式 篇11
文章说：最近几年，国外一些经济学界和新闻媒体对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出现了质疑的声音。为什么有疑问？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1998年以后，出现两个新的经济现象。一个是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伴随通货紧缩；一个是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耗反而下降。而这两个经济现象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时从未遇到过的。
一般消费的增长受到收入增长的制约。中国突然从短缺经济到了过剩经济，这些在外国都不会发生，由于中国的通货紧缩是生产能力突然提高造成的，没有财富效用，消费就维持在过去的速度。由于生产增加得太快，比消费增长高了很多，所以消费能力不能够跟上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会造成通货紧缩。而同时消费在增长，投资在增长，当然经济能够维持8％左右的增长。中国和外国产生通货紧缩的原因，一个是来自于消费突然的减少，一个来自于投资的突然增加。这种机制不一样，所以在中国，在物价下降的情形下，整个国民经济还是相当强劲地增长。
过去中国是短缺经济，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过投资的高速增长，生产能力过剩了，在过剩的生产能力当中很多的部分是新增生产力，通常他们技术水平都比较高，产品质量也高；在过剩的状况下，那些质量差、技术低的企业自然退出生产。由此形成经济增长块里面结构的变化，能源的使用就相应减少。
人们更关心的是，在未来10年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是什么样？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完全有可能保持过去25年大约相等，即每年8％左右的速度。当然会有所起伏，但是总体上来讲，保持8％～10％的速度是完全可能的。
不能用现有理论模式看中国经济
1998年后，中国出现一个在改革开放中还不曾有过的新的经济现象——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时候，它的经济增长是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在政府很强大的财政支持下，增长率才比零高一点。可是中国从1998年到现在，每年的物价基本上不断下降，但经济增长速度是7.8％，而且是全世界同时期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为什么中国在通货紧缩时还能维持这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在1997年时，能源的使用是负增长的，1998年和1999年也是负增长。别国在通货紧缩时经济负增长，在经济增长时能源的使用也是高增长，而中国则不是这样。所以国外对中国的统计数字产生很大的怀疑，认为1998年以后中国官方所讲的每年7％、8％的增长是虚假的。
是真是假，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是不太容易解读的，国外的怀疑，实际上是用国外现有的理论模式来套中国造成的。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国外很多现有的经济模型是不适用的。
那么，为什么在通货紧缩的状况下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是负增长，而中国经济却是高速增长呢？在美国、日本等国家，通常是在出现通货紧缩之前有一段时间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泡沫。当有泡沫时，一般人的财富是投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如果一个人的财富以房地产或者股票的形式保存，当泡沫很高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有钱，那就会产生一个在消费方式上的财富效用，像当时日本国内生产的91％是满足国内消费。而当国内的财富效用导致大家消费非常多的时候，他就要进行很多投资，满足高财富造成的高消费，但是到房地产和股票的泡沫破灭，很多人的财富就消失了，负债累累，因为大部分买房地产是用银行抵押贷款。在这种状况下，消费就会减少，由于财富效用造成的消费减少，在高泡沫的时候所投资的生产能力就变成了过剩的生产能力，那么过剩的生产能力出现之后，投资也会减少。这样国民经济就会零增长或者负增长。
但是中国1998年以后出现的通货紧缩却不是这样形成的，因为中国并没有股票市场泡沫的破灭，1998年以后也没有出现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那么中国的通货紧缩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带来了一段时间的连续投资高潮。中国从1978年以后每年的投资增长很快，1981年到1985年投资增长的速度是每年19％，1986年到1990年每年投资的增长是7％，1991年到1995年每年投资的增长是36％！这个时期，不仅是中国国内的各个领域投资增长很快，外资的增长速度在讲话的影响下也增长得非常快。具体的例子，1992年以前中国的投资当中，外资比重很小，从来没有超过5％，但在1993年跳到12％，1994年跳到15％，2002年达到22％。这样，国内投资增长和外资增速都非常快，几年下来，中国经济积淀下来的生产能力增长非常快。就拿这段时间增速较慢的国有经济来讲，如果把1990年的生产能力当作100的话，到了1995年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达到了273，而这段时间，非国有企业、民营、三资企业的增长速度比国有企业都快，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的这四五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生产能力增长了两倍多，到了1996年、1997年，中国就突然从一个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变成了什么东西都过剩了。
为什么都过剩了？因为我们一般消费的增长受到收入增长的制约，过去几年收入增长每年是7％，可是生产能力增加了将近200％，而消费增长才50％。中国突然从短缺经济到了过剩经济，这些在外国都不会发生，所以他们不能解读中国在通货紧缩状况之下产生的结果。由于中国的通货紧缩是生产能力突然提高造成的，就没有财富效用；而没有财富效用，消费就维持在过去的速度，即每年的增长在4％～8％之间。由于生产增加得太快，比消费增长高了很多，所以消费能力不能够跟上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会造成通货的紧缩。过剩的生产能力之下，物价当然会下降，投资也会受到影响，民营经济的投资从1998年以后比较疲软，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中国经济的增长，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现在，中国增发了8000亿特殊的长期建设国债来启动投资，加上这几年外资增长得比较快，因此投资还是每年以10％的速度在增长。消费在增长，投资在增长，当然经济能够维持8％左右的增长。中国和外国产生通货紧缩的原因，一个是来自于消费突然的减少，一个来自于投资的突然增加。这种机制不一样，所以在中国，在物价下降的情形下，整个国民经济还是相当强劲地增长。
了解中国经济要把握细微变化
怎样解释经济如此强劲地增长，但能源的消耗在1997、1998、1999年是负增长？
过去中国是短缺经济，很多东西买不到，要生产出来就有人买，因而在80年代，中国经济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叫做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农民投资的，投入不高，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也不高，但在当时是农村致富的最主要手段。短缺经济下，乡镇企业投资少，技术要求低，产品质量也低，可产品都卖得出。到了90年代中后期，经过投资的高速增长，生产能力过剩了，在过剩的生产能力当中很多是新增生产力，相当的部分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通常他们技术水平都比较高，产品质量也高。在过剩的状况下，有些企业必须退出生产，而那些质量差、技术低的乡镇企业自然首先破产退出。由此形成经济增长块里结构的变化，能源的使用相应减少。国外在了解中国经济的时候，这些细微但却是深刻的变化不太容易把握，所以他们不理解别国在通货紧缩时经济负增长，中国却高增长，别人高增长时能源使用高增长，中国能源使用还下降？这是因为不了解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的原因造成的。中国过去的这25年，1998年以后的这5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千真万确的。
未来20年高增长完全有可能
人们更关心的是，在未来10年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是什么样？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完全有可能保持过去25年大约相等，即每年8％左右的速度。当然会有所起伏，但是总体上来讲，保持8％～10％的速度是完全可能的。
研究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看的是三个方面：第一是这个国家要素增加的速度的可能性是多少。要素当中，土地是不会增加的，劳动力增加受人口制约，重要的是资本的积累速度可能会怎样；第二是产业结构增加的可能性是怎样的。同样的要素用来生产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品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的时候，即使各种要素不增加，经济也增长；第三是技术。同样的产业，技术水平提高了，经济也能发展。
在上述三个方面中，技术最重要。技术变迁有两种来源，一是自己发明，一是引进。跟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差距，其实就是技术水平上的差距。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到底应该用哪种方式来取得技术的变迁比较好呢？关键要看成本。引进技术，相对来说，投入是低的，风险也是小的。实际上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真正地利用技术差距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点，就在于能不能很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引进外国的技术，推进快速的技术创新。
对中国来讲，我们在1978年以前是一个封闭经济，很多技术不能够从国外引进，只能自己发明了。固然卫星可以发射了，原子弹可以试爆了，但是技术更新的成本非常高，所以中国在1978年以前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慢，质量也不好。从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开放经济，开始从国外引进新技术，所以中国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
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走技术变迁的经济发展道路尽管是对的，但这条道路还能走多远呢？
一般来说，理论只能告诉我们这条道路的影响是正的还是负的，这个影响的量有多大，这个影响能有多远，我们只能从经验来看。倘若从经验来看，我觉得日本是个很好的可以作为比较的经验。中国现在的经济跟日本1960年前后的那段时间相接近。1960年，日本农业占GDP的16.7％，中国在2000年是15.9％。另外一个指标是恩格尔系数。日本在1960年，城市里每个人每赚100元消费38.8元在食品上面，中国在2000年是39.2元。日本从1960年开始同样的高速增长，而且维持了将近30年的增长，到1988年的时候，日本人均收入赶上了美国。
中国的经济模式 篇12
关键词：婚姻,家庭,模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中国离婚率、再婚率持续增高,晚婚晚育现象愈来愈普遍。 在显性的一夫一妻制的条件下, 未婚同居、单身家庭、重组家庭等家庭模式日益增多,并由此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 本文基于中国的现状,借鉴恩格斯家庭的分类形式和贝克尔的婚姻分析方法, 对婚姻市场和家庭模式进行深入地探讨,以期得出不同家庭模式生成的根源,预测中国今后家庭模式的变化趋势。
一、从恩格斯到贝克尔的婚姻家庭理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将家庭形式分为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以经济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婚姻自由的一夫一妻制这5种家庭形式。[1]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首次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给出了社会性问题可以量化的范式,从纯理性的角度解释了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多妻多夫制、一妻一夫制产生的根源。[2]
(一)恩格斯的家庭起源论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家庭形式分为5种。 第一种是血缘家庭,这是家庭的第一个阶段,这一家庭形式仅仅排斥了子孙和祖先之间、 子女和双亲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种是普那路亚家庭,相比于第一种家庭形式的进步之处在于排除了姐妹和兄弟之间的这种关系。 第三种是对偶家庭。 该家庭是群婚的一种特殊形式:女子过着多夫制的生活而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但是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也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主夫。 第四种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 由于财富大多集中在少数男子手中,并且这种财富须传承给男子的子女而非他人,因此就需要妻子一方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丈夫一方的一夫一妻制。 虽然一夫一妻制产生于财产分配,并且针对的是妇女而非男子,但是个体婚制仍然是伟大的历史的进步,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第五种是婚姻自由的一夫一妻制。这类一夫一妻制趋向于两性平等,男女结婚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彼此双方的爱恋,这种形式是人类最理想的家庭模式。 上述5种家庭形式可以大致归纳为三种,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 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经济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和婚姻自由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并且随着文明程度的递增而不断改进。
(二)贝克尔的性别分工论
1.家庭内的性别分工
虽然男女在很多方面具有互补性,但是由于男女之间天然的生理差异、比较优势和后期的投资差异等原因,产生了男女在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
一方面, 男女之间互补性表现在性别享乐、孩子生产以及家庭可能生产的其他商品上。 互补性意味着有男女双方的家庭比只有一方的家庭效率更高,但是由于需要两性生产某些商品,所以互补性就减少了时间和投资配置上的性别分工。 另一方面,从生物学意义上讲,由于天生的生理差异,女性在生产和照顾孩子方面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 当男女在人力资本上投资相同时,妇女一个小时的家庭或市场时间并不能完全代替男人一个小时的时间。 男女之间比较优势的生理差异,不仅可以解释典型居民户为什么要有两性,而且还可以说明妇女为什么总是把时间花在生儿育女和其他家庭活动上,而男人则把时间花在市场活动上。
当男女双方的互补性较小、比较优势差别较大时,他们对时间配置的差异就更大了。 由于专业化投资取决于时间分配,男女的投资就更能扩大他们的生物学差别,从而产生更具差异化的比较优势和男女在家庭内部更显著的性别分工。
2.婚姻的本质论
婚姻家庭的任何专业化, 比如男女之间的分工, 都意味着为了完成某些任务而彼此相互依赖。 在传统意义上,妇女依靠男人提供食物、住房和保护, 男人则依靠妇女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 因此, “结婚 ”会使男女双方生活得更好 ,在一个共同的家庭里,为了生产孩子、食物和其他商品,男女之间就形成了书面的、口头的或习惯的长期契约,这就是所谓的婚姻。
从妇女在传统上较男人更多地把时间配置到家庭部门这一现象可以得知:比较优势和投资差别比互补性更重要。 但是互补性并非不重要,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中,妇女在家庭活动中的专业化日益减少,而男人则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家庭活动上。
从20世纪开始,伴随着服务业的迅猛扩张、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解放自身的意识觉醒,已婚妇女产生了增加收入的动力,从而促进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扩大就业范围。 一方面, 已婚妇女挣钱动力的增加提高了其照看孩子和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成本;另一方面,沉没成本的增加减少了妇女对孩子的需求,降低了生育率。 这两种变化都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使得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优势变小,从而使结婚收益减少,增大了离婚的吸引力。 这种解释也意味着离婚率的长期显著提高,而结婚收益的下降也大量影响了共同生活的未婚男女和内当家家庭的实际增加,随之产生未婚同居、丁克家庭、单身家庭、隐形一夫多妻制等多种家庭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甚至对最近几年非法生育率和合法生育率的提高也有一定影响。
二、婚姻市场的经济学分析
(一)婚姻的本质
在传统观念里, 男人在劳动市场上有比较优势,女性在家庭劳动上有比较优势,而结婚和家庭的组成来自于男女双方彼此之间的合作和专业化分工。[3]男子在市场中投入劳动,获得工资;妇女在家里照顾孩子和家庭。 如图1所示,女性用自己的家务价值换取男性的劳动工资,这是男女组成家庭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什么会产生“女主内,男主外” 习俗的根源。 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女性在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劳动参与率、收入还是地位、声望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4]从而使男女之间比较优势分工的替代性降低(正如图1中虚线所表示 ),直至男女之间的比较优势替代性消失。 在不考虑养老、育儿等社会性问题的前提下, 男女之间似乎越来越没有结婚的必要,这是近年来结婚率持续下降而离婚率迅速上升的本质原因。
(二)婚姻的时间成本
如图2所示,最初男性在t2前和t3后进入市场成为劳动力,女性在t1前和t4后才成为劳动力,因为在这两个时期中男女的工资率超过家庭的边际生产率。 从图2中可以看出,刚开始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价值比 男性小 ,随着社会 的发展 ,女性的工 资率从(1)上升到(2),更加接近男性的工资率水平。 但是,由于很多缺乏市场经验的妇女参加工作,抑制了妇女工资的暂时上升,同时妇女还有做家务劳动的义务,所以女性的工资率低于男性的工资率。 女性结婚后,承担更多照顾老人、孩子等家庭责任,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降低了自己在劳动市场的能力,甚至迫使自己放弃原有的交际圈,因此当女性的工资率愈来愈接近男性的工资率时,女性结婚特别是生育后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 如果结婚收益或生育收益小于女性的市场收益,那么越来愈多的女性会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于不婚、不育。[5]同时, 在家庭生活中谁去市场上工作而谁在家里做家务,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男女做家务的比重,这将会成为一个难题,并由此会引发大量的家庭矛盾和持续增高的离婚率。
(三)婚姻市场均衡
婚姻市场均衡建立在效用最大化、偏好稳定和市场均衡三个假设之上。 在婚姻市场上,每个人都有确定的选择偏好,并通过比较成本和收益选择使自己获益最大的结婚对象。 结婚成本分为2类:一是交易费用,如寻找配偶、了解对方、领取执照、举办婚礼等;二是机会成本,指结婚对象不同存在的收益损失。 而婚姻收入则包括膳食质量、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子女、声望、娱乐、情义、爱情、健康等。 婚姻的成本—收益分析决定了婚配对象的选择,因为理性的经济人会算计婚姻的最高收入。 在一个有效率的一夫一妻制的完全竞争婚姻市场上,一个男人结婚的收益等于他保持独身的收入, 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这时结婚的净收益为零,也就是说,他自身的收入与结婚与否无关。
三、中国家庭模式的变迁
恩格斯所述的家庭模式大致分为多夫多妻制 (群婚)、一妻多夫制、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4种形式。 下面我们用贝克尔理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的相关数据,得出中国家庭模式的大致发展趋势。
(一)家庭模式的形成机制
在完全竞争的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市场上,均衡并非男女的人数相等,而是想要结婚的男女的需求数相等。 假设:婚姻市场中有A、B两个等级的男子,而只有一个等级的女子。 当女子与B类男子结婚的收益小于当A类男子第二位妻子的收益时,则会出现A类“上等”男子有两个妻子而B类 “下等”男子单身的现象。 G.伯纳德肖曾说过:“母性的本能使父母宁愿要一等男人中第十名,而不愿意要三等男人中的第一名”。 这也解释了一夫多妻制在男女人数相等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存在的原因。
在有效率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市场上,市场均衡不仅要求想结婚的男女人数相等,同时要求双方的结婚收益大于维持单身的收益。 而最初的多夫多妻制是指群婚,即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妇女则过着多夫制的生活。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再加上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规范,多夫多妻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因此取而代之的是较高的离婚率和再婚率。
(二)婚姻市场均衡条件的改变
正如上述对婚姻本质和时间成本的分析,随着女性思想的解放和女性就业能力的增强,男女之间的相对比较优势会消失,女性结婚所须放弃的时间成本会增加。
当相对比较优势消失,男性并不一定在劳动市场中具有比较优势,同样女性不一定拥有更好的家务能力,加之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增高,不仅使女性拥有更强的就业能力,也使女性对传统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观念有所动摇,女性结婚的沉没成本增加,如果结婚的收益仍维持不变的话,那么女性则更倾向于不婚,单身家庭日益增多。 另外,男权思想的长期影响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造成了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在中国一夫一妻制的现状下,女性在婚姻市场中越来越有发言权,婚姻市场的均衡条件逐渐改变。
当女性在劳动市场的工资率不断升高并越来越接近男性时,一对夫妇即使结婚,婚后出现矛盾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 女性家务劳动的时间成本增高,导致在家庭内部男女家务劳动的比例分配成为一个难题;女性生育需要放弃职场的地位、升迁的机会等,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不婚族和丁克家庭逐渐扩大。 男女之间的矛盾加剧和冲突增多,闪婚、闪离现象时有发生,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规模也日益扩大。
(三)中国家庭模式的变化趋势
中国的家庭模式经历了远古蒙昧时期的多夫多妻制、父权制和儒家思想下的一夫多妻制,以及现代的一夫一妻制。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社会从法律和道德双重约束男女在婚姻市场的行为。 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 以中国为例,男女比例越来越不协调,尤其是城市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剩女、农村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剩男,虽然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保证了显性一夫一妻制,但是“小三”、“出轨”、“绿帽子”等词汇占据网络搜索和报纸新闻的榜首,也间接证明了隐形的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制现象的存在,而这类现象也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在当下中国,人们越来越看重婚姻的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男女都在社会进程中实现自我解放,越来越要求保持个人的独立性格,而较少包容、 忍耐。 同时,养老、育儿等社会保障措施的日益完善为人们离婚、再婚等行为提供了基础,单亲家庭、重组家庭日益增多。图3、图4中20多年来离婚率和和再婚率的变化趋势为上述现象提供了数据支撑。1
从图4中我们还能够发现, 中国粗结婚率在2005年之前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 在2005年之后稳步上升;而中国再婚率从1995年起一直升高,在2005年之后升高幅度增大 。 对比分析 , 我们发现2005年之前中国结婚率的降低与再婚率无关 ,而是由于中国初婚率的大幅度降低;2005年之后中国结婚率的增加, 是因为中国再婚率的提高。 而从图5中我们得到证实:2005年之前结婚率的降低的确是因为中国初婚率的剧烈波动, 而2005年之后中国结婚率的上升是由再婚率和初婚率共同决定的。 上述数据与中国社会出现的闪婚、 闪离现象是一致的,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单亲家庭、重组家庭。
虽然现如今社会中,较高的离婚率和再婚率已经造成了交易成本的快速上升和社会资源的极度浪费,但是这与恩格斯和贝克尔所描述的婚姻自由的一夫一妻制是一致的,假定养老、育儿等社会性问题不再依靠家庭, 那么在这样的婚姻市场中,爱情会成为结婚的唯一理由, 男女两性趋于完全平等。 多种家庭模式的交融是走向婚姻自由(以爱情为唯一目的的婚姻)道路上的必经之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国家和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不出现严重的偏差和家庭模式倒退的现象。
四、结论
本文先介绍了恩格斯的家庭分类形式,然后借鉴贝克尔的分析方法,从性别分工、比较优势两个角度揭示了家庭的起源和婚姻的本质;随后通过婚姻市场均衡分析, 解释不同家庭模式产生的原因; 最后,分析中国变化的家庭模式,推断今后的婚姻模式走向,并得出当下高离婚率和再婚率是家庭模式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36-59.
[2][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1-60.
[3][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北京:格致出版社,2008.105-138.
[4]周长城,韩秀记.当代中国经验下的家庭制度主义分析——兼论贝克尔“家庭论”[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4):119-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