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真正风险

中国经济的真正风险（通用12篇）

中国经济的真正风险 篇1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8月24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世界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真正风险”, 欧洲债务危机以及许多国家政府对失业问题重视不够是两大风险源。

正在德国南部小城林道参加第四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会的戴蒙德说, 世界经济存在两大风险源头, 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另一个是“许多政府过于关注债务问题, 而对失业问题重视不够”。他说, 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正在谈论紧缩财政问题, 如果西方主要经济体实行过度紧缩政策, 其影响将通过出口等方式传导到世界其他地方。

在谈到欧债危机时, 戴蒙德说, 欧元区形势很糟糕。决策者必须小心谨慎, 在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上加以平衡。

谈到就业问题时, 戴蒙德说, 美国劳工市场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 尽管联邦政府采取了财政刺激措施, 但地方州政府没有能力举债, 而不得不削减开支。在各州层面上失去的就业岗位接近于联邦层面通过财政刺激创造的就业岗位。而目前联邦政府刺激政策空间已十分有限。

他认为, 美国基础设施存在很大短缺, 应该像中国那样兴修公路、铁路和桥梁。如果这些东西早晚需要, 那么现在建设比以后做好, 因为这样可以吸引失业劳动力和资本。尽管短期它将提升债务水平, 但应没有人真正对美国未来的偿债能力产生怀疑。他说, 美国债务问题是长期性的而非迫在眉睫。如果政府能够创造更多工作岗位, 就可获得更多税收, 减少失业补贴, 从而有利于平衡财政预算。

中国经济的真正风险 篇2

最近,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在该校学报说有着十三亿人众的中国没有一个人能算得上真正的教育家。“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他的一番话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国内网上也吵翻了天，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中国有关方面回应、评论、辩解，或者抗议，甚觉遗憾。

但是，我认为，虽然施密德特先生的言语很不中听，但不能不承认，他说的确确实实有道理，在某些方面真正说到点子上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中国教育的现状值得反思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听人家的批评也有好处。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大泼冷水，对中国教育工作者的敬业精神也颇多非议。他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他还说“中国这一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这人好像在呼应国内正盛行的“倒教歪风”呢，一竿子打倒了一大片。新中国怎么能连一个教育家也没有呢？我们能不能掰开手指头算算，看看有谁能和民国时期的严复、蔡元培、胡适、陶行知、晏阳初相提论。这些人都有着自己的独立的教育理念并努力付诸实施。您还别说，还真难找到。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人家说的基本上是事实。这对于那些头脑发热，以为花上大把子就可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家”就像是兜头泼了一瓢冷水。急功近利，没有思想自由、学术开放，和学者的献身精神，是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的！

中国现在有钱了，于是中国教育近年来超速发展，但这种超常规发展更像是吹起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教育泡沫，底气不足，危机重重。在教育产业化浪潮的推动下，大学在疯狂扩张。似乎在转眼之间，规模庞大的“大学城”便遍布全国。各个大学都在忙着大肆地，建设新校区，不顾质量地盲目扩招。这样快速发展的后果是：师资力量严重下降，学生素质严重滑坡。不称职的教师和不合格的学生出现在大学殿堂，如何能培养出合的人才呢？

施密德特也对中国大学争取跻身“世界百强”的雄心壮志嗤之以鼻。根据中国一些机构自己的“排名”，一些中国知名大学已经跻身“世界百强”。可是，施密德特却不买账他竟然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他们是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 ”。“他们把经济上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真是一点情面都不留啊！

对于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他对中国教育的评价是，“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教师。”学术计划和计划学术，词序不同，意思差远去了。还得问问中国教育部，中宣部，以及有关行政部门，中国那些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教师都跑哪儿去了？

施密德特眼光甚是锐利。他一个老外，居然能够看出“官本位”体制才是导致中国教育机的深层原因，太不简单了！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他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主宰一切”。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你不能不承认，这些话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这些话对我来说真是如醍醐灌顶，顿时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前天我还在为中国知识分子腐败找原因呢。施密德特先生解答了我的疑惑。

人们都说，愤怒出诗人，苦难出哲学家。是谁让诗人不敢发泄愤怒？是谁把哲学家圈进了办公室养尊处优？为什么孔孟之乡的学者竟然“不敢有理想”？他们的批判精神哪里了？答案是：权力的控制和权力的诱惑使得中国学者一个个变成了唯唯诺诺的犬儒，此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知识分子的堕落！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认为政府难辞其咎。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这揭示了中国教育腐败的深层原因。高！实在是高！虽然中国政府教育门还在不断吹嘘，教育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而且会越来越好！那不过是自欺欺人。许多有识之士早已经看出了中国教育潜藏的巨大危机。大学中到处弥漫着的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扩张和媚世流俗的张扬，教授们长期浸淫于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低级薄的商业氛围之中，如何能保持纯净高尚的学术空气，激发出富于创造性的锐利的思想火花？

据报道，中国博士数量已经居于世界首位，而其中竟然一半是公务员。这真是滑天下之稽。二十年前，一位北大本科毕业生自愿报名去西藏工作，就被树为好男儿志在四方典型，报纸电台大肆宣传报道。那时政府官员中除了工农兵学员外，有几个人拥有真正的大专文凭？如今，学士学位算得了什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都纷纷戴上了硕士、博士帽。至于这些学位的含金量到底如何，谁心里没有一杆秤？能糊弄得了谁？有戏语，“我们的官员都是时代超人，他们精力充沛，能做官、能治学、能赚钱，什么不耽误。想我当年专职读个学士都很吃力，他们比我强多了 ”。“什么都不耽误”的事儿还多着呢，比如左拥右抱搞腐败。不服不行啊！

知情人透露，有四种学历是造假的重灾区：党校学历，硕士博士学历，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学历，成人自学考试学历。以党校学历为例，许多党校根本不具备办学资格、管理粗、教学刻板，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多数学员应付性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混张文凭。由于参加考试的人中有不少领导，还有熟人、朋友、关系户等，通融、照顾现象自然发生。考试抄袭、代考等作弊行为成了公开的秘密。地方党校似乎变成了官员不用通过国家一考试、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不用写论文（以上都有人代劳）、不用交学费（可报销）而轻而易举拿到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的文凭零售点，与街头出售的那种假文凭没有多少区别。由于党校毕业文凭，在干部人事部门被认可，社会上许多人便蜂拥而，且一般情况下只要交钱，都给予录取，并能顺利毕业。至于硕士、博士学历，也早沦为许多领导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贴金的东西，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学历也成了许多国有企业老板装点身份的东西，四种学历的声誉都受到极大的败坏，都存在学历腐败的问题，都是水分学历和假学历的聚集地。假货充斥的教育，如何能取信于人？这是对神圣学位的侮辱！

中小投资人的真正风险 篇3

一见面，大虎就看出倩倩的情绪不高，他问道：“妹妹，怎么你脸色不大好啊？”

“真是无语了，早该见好就收的，哪怕不解套也应该早点跑出来。”倩倩无精打采地说。

“是啊，周末出利空谁能猜得到。”大虎说。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啊！”倩倩跺着脚，一副着急的样子。

大虎赶忙宽慰她说：“快别难过了，周一开盘就跌，谁跑的出来啊，好多地产股都跌停了呢，万幸你买的是银行股。”

“就是，我上周也买了股票，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下跌，又当相公了。”小林插了一句嘴。看倩倩没有反应，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咱俩这也算是同病相怜吧。”

“又跟我套磁，是不是？”倩倩假装生气地说道：“小心我去告诉你女朋友！”

“哥还没女朋友呢，正打算去《非诚勿扰》报名呢，你知道报名电话吗？”

看着几个徒弟还有心思耍贫斗嘴，师傅老李倒也有点欣慰。是啊，股民早就习惯了，他们对被套已经满不在乎了，这种淡定也很宝贵，只是很少有人会思考坚守在股市里资金的使用效率是不是足够高。他问一旁的“教授”说：“怎么样，老伙计，周一做空股指了吧？”

“那当然了，头一天出利空，第二天开盘要在股指上放空；反之，第二天就要抢着去开多单，这是一般的常识。”“教授”显得很淡定。

“切，耍赖皮！”倩倩撅起了小嘴，不满地说道：“股指期货比股票早开盘足足一刻钟呢。”

“这就叫‘时间就是金钱’啊。”“教授”慢条斯理地道：“投资者不是神仙，既不能预测何时出政策、出什么政策，也无法预测其影响力度如何、持续时间会有多久。所以，如果你们不利用有效的对冲避险工具，投资品种单一，下次还遇上下跌或回调，仍然会欲哭无泪的。这正是中小投资人真正的风险所在。”

中国改革的真正逻辑 篇4

改革的现实出发点

有一个认识是, 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 既得利益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壮大而壮大, 且很顽固, 于是改革就难了。但每个国家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 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问题是, 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特别顽固?

我的看法是, 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 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 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 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出现过一些超级大公司, 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 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 完全靠“看得见的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 那还是差十万八千里。

其实, 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都在互相比赛一件事情, 那就是纠错能力。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前提是决策要对。改革无非是系统性纠错。在一些关键领域不继续推进改革, 很多社会矛盾会连锁爆发。浏览最近的新闻, 一些负面事件让人心情沉重。这些事件反映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 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

以过去的经验推断, 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 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有某种间接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补贴到农户头上的还不算多, 但总量已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 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麻烦, 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土地转让权, 即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联系当下经济形势, 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 上山容易下山难, 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 但往下行时, 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搞改革, 难以摆开架势做最优的顶层设计, 因此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

怎样降低“超级国家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 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 重新界定财产权利。

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为什么对产权界定有感悟?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1980年, 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了一个农村研究小组, 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农民来说, 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的第一幕。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56年下半年, 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但当年那个主政的县委书记李云河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 遣返老家务农。包产到户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 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 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 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 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 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说明, 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 (产权与合约) 的意义。

200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土地承包法》, 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 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 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 “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 让人想起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我们可以说, 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 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一个合约?可是, 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清楚地界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 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 通常是模糊不清的。在中国的现实中, 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是不能分开的。

合约可经由再合约得到调整, 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 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 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套经由合约界定清晰产权的办法, 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 进而扩展到城市, 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述, 但邓小平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或许有人认为, 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这种批评轻视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 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都寸步难行。甚至, 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邓小平始终坚持一点, 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实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 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 但有了自科斯以来的经济学发展, 我发现, 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 包含着具有广泛适用性的道理, 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真正的秘诀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而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 则是基于重新界定产权对经济活动绩效带来的影响。

科斯与邓小平的“会面”

科斯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 是将交易费用引入了经济学分析。诚如他本人所言, 这固然算不上经济学高深理论的“创新”, 却“引起经济学理论, 至少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结构的彻底变革”。在科学上, 从完全意识不到交易费用的存在, 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费用为零, 再到进入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 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层面。

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 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规则、合约及其履行、组织、制度安排——或如科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演讲时统称的“生产的制度结构”, 成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学分析, 也就要求正统经济学理论分析制度的建立与运行, 发现作为限制条件的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一来, 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之后逐渐收窄的视野——核心部分甚至是仅关注价格决定的价格理论, 就得以重新扩展, 成为包括分析产业、市场、企业和其他组织、政府与国家, 以及一般的在制度约束下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 才是“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科斯经济学首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力。这或许是因他提出交易费用概念的论文, 研究的是企业的性质, 经验基础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里的公司;他把交易费用假设为零, 并以此为台阶走向正交易费用的世界, 经验基础则是西方国家法治下侵权判案的司法实践。

当科斯的名字刚刚为中国人所知时, 中国的现实世界里既没有发达公司, 也缺乏法治传统, 也就是没有深入理解科斯经济学的经验基础。但科斯经济学包含另一个重要内容, 不易引起西方读者注意, 却引起中国经济学家和读者的高度关注。在那篇论述企业性质的著名论文里, 科斯问:在价格机制协调资源配置的市场里, 为什么存在靠权威下达命令来组织运行的企业?答案今天众所周知: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 通过形成一个组织, 并允许某个权威 (一个“企业家”) 来支配资源, 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科斯又问:既然企业可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 那么, 是不是企业越大, 节约的交易费用越多, 经济就越有效率呢?如果废止了市场交易, 经济运行是不是就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了呢?科斯的回答是, 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同样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这是因为, 市场运行不免费, 价格机制不免费, 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 也不免费。这就是科斯命名的“组织成本”。组织成本的存在, 限制了所能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的大小和范围。

在不经意间, 科斯就划清了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简单地说, 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也是一种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企业内的计划、权威和命令就扩大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权威与命令。由于不受企业组织成本的制约, 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再也无须为市场交易留下任何空间, 交易被消灭了, 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

这样看, 中央计划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都出现明显的缺陷: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命令的成本, 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唯有科斯冷静地告诉我们, 那对立的两极共同思维方法, 是无视真实的成本限制。

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 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 而是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因此, 中国改革的出发点, 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 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的问题。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 (科斯) 离开了“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 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协调机制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 (邓小平) 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 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 就是改革的中国!如果科斯教授与邓小平真的有机会谋面, “他们可能会相互欣赏”——我大胆推断。

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其实, 唯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 “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这是因为, 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 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经济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 即全盘经济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配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

科斯分析的含义是, 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接近于零, 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这恰恰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征。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国家超级公司”的理论洞察力, 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这样看, 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 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

中国在实践中走出来的改革路子, 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 可以在科斯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 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 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 经济还是会因此而增长。在真实成本限制下, “用一个合约代替一系列合约”所能带来的节约是有限度的, 一旦超出限度, 得不偿失, 那就不妨试试“用一系列合约代替一个组织”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支配的社会科学的试验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 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市场之中, 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 “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许多组合, 并都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 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 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人们更喜欢称之为“中国奇迹”, 也刺激了理论家们的胆量, 以至于任何一种猜测出来的因果联系, 都可声称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不过, 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 我们可能还需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的了解, 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 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所以我的观点是, 正是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 才使中国有机会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综合起来, 早已存在的成本优势, 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 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 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 制度成本的大幅降低, 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中国经济的真正风险 篇5

在课堂上看到浙江大学郑强教授的演讲感到非常震撼。他讲的都是大实话讲的切中要害、入木三分。郑教授的语录发聋振聩令人深思显示出他强烈的爱国精神，令人敬佩。

幽默的开场白十分的风趣，在中国试问有几个教授敢在演讲开始之前，请领导回家的呢？而且还有中央电视台的现场录像。在演讲开始之后，首先对中青报给他的“愤青”称号进行驳斥。在陈述原因的时候，他引用了这样的一个例子，郑强教授在进门时，校卫队是要向他行礼的，而这种待遇只有浙大的校长和书记才有。为什么呢？因为郑强教授经常看到在校门口有人和校卫队吵架，而他总会去劝一下，更坦诚的是他说道，不是因为他的觉悟高，而是因为他的车也停在那里。很质朴的理由，让我们觉得很实在，不是向某些领导硬生生的往自己头上戴高帽子，或者云云这是道德素质极高修养的体现。

随后，他谈到对工人，对任何人的尊重。生活中，很多人对扫地的清洁工或者其他体力劳动者嗤之以鼻，显得不屑。其实我们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呢？我们真得需要反思一下，难道你看不起他，就意味着你比他的人生价值更高吗？当我们还是吃着父母，花着父母的时候，真的有理由去看不起那些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劳动者吗？没有，绝对没有。社会赋予大学生的职责，不是让我们去看不起体力劳动者，而是让我们去尊重他们，十几年之后，我们是中国的脊梁柱。

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欠缺的。分析到他刚回国前几年的时候，看到浙大的学生穿拖鞋出入图书馆，十分不理解。然而在我们周边的高校中，也许已经明文禁止了穿拖鞋出入图书馆或教室，然而事实是，等到炎热的夏季到来的时候，时常会发现那些裸露自己的上身的同学，穿梭于校园之内，或者拖沓着拖鞋来往于教室之中。别忘了，我们还是高等学府，不管是北大浙大，或者其他学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吗？ 谈及到和日本的关系，首先谈及到的问题是买的日本车，中国人的虚荣心完全的体现出来。很多人追求的不是实用，而是面子工程。郑教授买了一辆维茨车，排气量只有1.5，在那些同事的眼中，看起来很不气派，生活中追求气派的人还真多。现实生活中，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前些天去买了一个神舟的笔记本，天运F4000，配置还行，对于不玩游戏，只看看电影的人来说，已经完全足够了；而有些人对我说，你怎么不去买惠普的，至少也得去买个联想吗？神舟的售后多不好多不好等等。我就很困惑，如果买个笔记本，整天想着要去售后，还买他干嘛？更有意思的是，想起去年买的数码相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买了个三星的低价机，型号记不清楚，S系列的。后来碰上现在的大学同学，你怎么不去买佳能？对于品牌的理解，还是不要追求太高比较好，尤其是我们还没有能力赚几千块钱的时候，何必为面子而去强求家长奢侈一下呢？

尔后谈到了江姐，令我很震惊的是，我从来不知道她居然是富门出身。还有早稻田大学，我一直以为它是日本的一流名校，而郑强教授却告诉我们在日本最好的大学是京都大学。印象中，我们都记得胡总书记几次访问早稻田，而外国领导人来访时必在北大清华演讲一样，所以类比之后，我们很容易相信，早稻田在日本的地位和北大在国内的地位是一样的，然而情况却不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反思一下我们的读书观。在大学中，我时常感叹生活百无聊赖，然而我却都是和图书馆擦肩而过。台湾问题，是一个必谈的问题。我曾经有一个观点，用经济栓住台湾，然后逐渐他就回回归。也许在我听完演讲之后，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有充分理由做好准备武力收回台湾。关于日本，郑强教授理解为，民族感情我们必须适当控制。我恨日本，但我并不反对用日货，如果哪一天，我们用日本的飞机，去轰炸日本的国土，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看了《中国强大的真正希望》之后，我的观念有所改变，中国强大的真正希望在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发扬、发展，唯有此，国民的民族认同感、民族自豪感、民族责任感才会不断的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才会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而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育，教育的核心又在于基础教育，即幼儿园、小学、中学教育。教育必须教给学生民族精神，一个国家要成为强国，民族精神必不可少。郑强教授的讲话，真的太精彩了呀，听完以后请大家一定要冷静的思考一下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啊！我一再说的就是请我们大家一定不能再做把自己的眼睛耳朵都蒙起来的人了，我们想要自己的强大一定要感于面对自己的错误，自己的落后，无论是哪个国家，只有是比我们先进的，我们就要勇于去学习，学习人家的长处，这并不丢人啊，千万不能再听到有人批评我们不好就骂人家是卖国贼、汉奸等等，什么时候我们连承认别人长处的勇气都没有呢，无论是日本还是德国还是哪个国家，只要他们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就要去学习啊！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呀！就像郑强教授演讲中所讲到的一样，日本人韩国人身上那种民族性不值得我们去学习吗？中国不是一直都有古话说叫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吗？我们不能这么狭隘了呀！

郑教授所说的开车为什么要开大排量的豪华的，因为中国人的面子观念啊，要知道车不过是个代步工具而已啊，到了现在却成了大多数人炫耀的资本，真的很可悲，为面子而活的人啊，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人啊；还有说到开日本车，爱国和开哪个国家的车真的没有联系呀，既然日本车做的好，那它可以为我所用，那我为什么不用呢，这只是一个好的交通工具，可是有多少人理智的去想这个问题呢！可是又有一点我也要说，大家扪心自问，多少开日本车的人把开日本车当做是一个普通的代步的交通工具呢，其实列多的人又是把它当炫耀自身资本的工具了！对于这样心理的人，真的是要好好同情他一下了，真的是可悲啊！而且我最不喜欢就是的就是有些人一听见有人说国家哪些地方没就好应该要改正的时候，他就站出来仿佛理由十足似的说人家是汉奸，连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都没有，认识自身缺点的胆量都没有，这就是爱国的表现？还是自身太狭隘？然后轮到自己做的时候说话做事从来就没有爱国表现，该占国家便宜就占，该贪图小利就贪图小利，只要是关系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什么国家啊、亲情啊、友情、道德啊统统没有了，一般就这样的人数落起别人批评人家最厉害了，请这样喜欢不问青红皂白就指责别人这不好那不好的朋友，以后再想批评别人的时候先想想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自己是否是个合格的中国公民，也请您把自己的胸怀放大一点，看事情全面一点，谁说向外国学习就是卖国的表现了，您连向别人学习的勇气都没有，人家要学习的时候还在旁边说风凉话一付酸溜溜的样子，这样的人真的能算是个心理素质健全的人吗？这样的人是爱国的人吗？不是，我肯定的说不是，丝毫没有任何的疑问！中国就会败在这样的人嘴里！！以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样的做事方式，中国永远只会永远停止不前！因为这样我们中国怎么才能学习到别人先进的东西来壮大自己呢！

郑教授有讲到国富并不等于就强大了，我们有一个大国的公民应有的胸襟和道德素质吗？我们自己好好的考虑一下我们的不足，真的需要谦虚了，中化民族留下的优良传统到了我们这里怎么都不见了呢。我们的谦虚哪里去了呀！我们整天嘴喊的是要赶超哪个国家，可是我们现实中的所做所为是什么？是到处乱扔垃圾吐痰、闯红灯，在公共场所不顾其他人的感受大声说话喧闹，恣意破坏公共设施与绿化，等等，您做到了一个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修养与素质了吗？我们就不能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吗？我们国家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从自己做起，不要嘴和眼睛永远长在别人身上，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批评别人的时候不要断章取义，看事情请客观不要义气用事，我们是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要有冷静客观分析事情的能力，也不能再做遇事不分青红皂白就乱七八糟乱讲话不负责的人了！我们哪怕是说一句话，做一件事也要为自己的语言行为负责任啊！千万不要做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啊！华而不实呀！而且教育一下代人的重任都在我们身上啊，一定要为后代的人负责任呀！

在这个崇尚逐利的社会里的确有很多人迷失了信仰丢掉了良心放弃了廉耻践踏了道德。而且现在这样的人很吃香还被不少人羡慕着、效仿着。郑教授的话值得所有中国人思考。其实我的这些观点我都是一再的说，真的是希望我的朋友们，看到文章的朋友们，能把今天您看到的这些您认同的观点告诉您身边的人，因为这些真的是我们现在的社会非常重要的问题啊！真的需要我们每个人认真的对待认真去思考并付诸行动的事情啊！国家只是一个名词，而我们每个人才是真正的实体啊，真的需要我们从内心深处去反思，去深省，去行动啊！

内需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篇6

我们早已意识到单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局限性，提振内需是中国经济的关键也早已成为共识。但内需屡提不振，无论是以低息手段推动民众消费，还是以公共产品市场化的方式让民众花钱，到最后迎来的都是假振兴、真问题。民众对于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问题怨声载道，而民众的这些沉重负担，恰恰是中国内需全面萎缩的重要因素。

目前重新以高分贝呼吁提振内需，是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币升值使中国以出口为生存根基的中小企业遭遇困难，以压低资源价格、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糊口型”外向型经济走入了死胡同。次贷危机显示，中国依靠外向型经济走强国之路危如累卵。由于中国低成本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等原因，导致全球资源价格提升倒逼中国制造品成本上升，像海尔这样的中国品牌企业都只能靠越来越多的贴牌生产谋生。中国制造业再不寻求突破，将成为没有前途的夕阳产业。

2007年前后，海尔集团CEO张瑞敏说过：“家电行业的利润就像刀片一样薄，我们必须走出去。”在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不到5%；服装行业整体利润率只有3.9%左右。根据广交会等资料显示，纺织服装业正是出口寒冬中最受打击的行业之一，到2007年底，全国服装库存达到120亿件，完全可以满足全世界人民一年的服装消费。

从7月份的经济数据看，我国的投资、财税、经济增速都处于失速阶段，有关方面抢救中小企业免于破产的行动四处开花，可见“奥运经济”并没有开花结果，其间中国经济的下行周期还表现得更加明显。

只有看清楚形成出口经济的根本原因，认识到内需不振的根源，才能找到转向内需经济的可能道路。

在加入WTO后，我国出口呈现连续四年的爆发性增长，也对国内投资需求形成强劲的拉动，地方政府间日趋激烈的增长竞争是投资过热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的竞争以土地、税收等巨大的优惠条件为代价，这被称为“竞次选择”，谁敢压价，谁压得狠，谁就能收获外资，而民众没有得到实惠。以苏州为例，节节上升的GDP并没有让當地民众的生活、消费水准同步提高。对内资、外资实行不同的政策，这是内资的悲哀，也为内需不振埋下祸患。2008年，政府花大力气实行两税合一，内外资企业统一实行25%的所得税率，这对内资企业是个极大的利好，但对于享受惯了20%以下优惠税率的外资企业来说，则可以通过注册新公司享受三减两免等待遇继续规避统一税率。

内需不足的最大障碍是国有经济的分量太重。按照陈志武教授的说法，国家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严，比例太高。按测算，现在中国75%的资产(包括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掌握在国家手里，而不在民间，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永远是投资驱动型，而不是消费驱动型的，并且是国企投资与外资投资驱动型，而不是令人欣慰的民间资本投资驱动型的。国家掌握绝大部分的固定资产配置权，迫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由出口来带动，从而让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继续得以强化。

国家掌握资源过多，对股市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占70%以上的国有控股权理论上可以流通，却在非流通的情况下享受高溢价，导致市场价格体系被破坏，股市大跌不止，使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亟需的直接融资市场失去信心。

我国政府财税收入高到让人脸红的地步。近年税收节节攀升，增幅远超当年GDP的增幅。如果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到2050年，国家税收将等于GDP，我国将第二次成为“全民国有”的国家。事实上，中国目前财税收入增加幅度所占GDP比重，已经与改革起步时持平，改革30年后，政府的财力控制反而回到改革的出发点。

同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连续下滑。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分析师徐平生提供的数据，我国居民最终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9年到2005年7年共下降13.79个百分点。

如何提振内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降低政府与外资投资比重，概而言之，建立内需经济的重点是发展内生性的本土市场经济，调动民间力量，并且藏富于民。

当务之急是把“非公经济三十六条”落到实处，在各个行业真正对民营经济进行市场准入；同时，把政府的财税收入压缩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提高居民与企业的收入，使民间投资与收入增长形成良性循环。要知道，美国与日本历史上国民收入振兴的10年也是民间投资倍增的10年；最后，现实的做法是积极降税，把一直停留在纸面上的增值税改革从部分地区的试点推广到全国。没有市场化的由宪政约束的税收体制，中国不可能建成内需经济，不可能有拉动经济的大量民间投资。任何制约不够的权力的本性，就是竭泽而渔。

中国真正的通胀考验在明年 篇7

虽然, 翘尾在8月份达到了年中最高, 随后会快速下行, 但新涨价力量强劲, 所以CPI指数或还会向上攀升一到两个月, 才会在年尾降下来。但明年特别是上半年, 失去了翘尾效应的逆向“庇佑”, 物价指数将是令央行十分挠头的一个时期。我们估计明年上半年CPI月度可能会过5%。全年涨幅应该明显高出今年一个台阶。支持这一判断的原因很多:

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趋势在明年中期前难有明显改观。当下全球的政策制定者拯救危机的方式总是倾向借货币贬值为错误埋单。这将导致纸币信用价值的破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释放的货币和信用跑不到真实经济里面去, 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一部分在全球金融货币市场自我循环, 一部分跑到大宗商品市场, 一部分以热钱形式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资产市场。

二是中国资产泡沫深化倒逼城市用工薪酬加速上涨。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上去了, 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是在下降的, 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承受的地步, 当然要倒逼工资上涨。而务工成本上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上涨, 于是牵引着农产品必然趋势性上涨。同时, 依经济逻辑, 制造业部门薪酬上涨更容易推动非贸易部门 (服务业) 价格上涨。道理很简单:其一, 服务性需求随全社会工资上涨而上升;其二, 工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已无法赶上各种成本上升的速度, 于是利润变得越来越薄, 更多资金将从实体出走, 推动资本品价格更快速度上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所以, 中国发生“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的触发机制是完全有条件的。中国常年的货币超发使得这一切来得更加急促。本来中国的劳动力红利的释放或可以更均匀、更持续一些, 甚至我们广袤的国土和区域差异可以使得这一过程有足够的纵深, 但当下内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同时快速上涨, 所以薪酬上涨变得异常刚性。

少年的梦,才是真正的中国梦 篇8

嘉颖:

从小，我便拥有许多梦想：画家、外交官、软件设计师、CEO……我曾在无数个夜晚许愿，希望梦想可以成为现实，却无一与报效祖国、振兴中华有所关联。也许你纳闷了：梦想，何必一定要有祖国呢?没有祖国的梦想同样也很美丽。但它们之间却着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人生之始是一张白纸，梦想便是手中紧握的画笔。有的人一生庸庸碌碌，随波逐流，浮生若梦，白纸依旧是当初的模样;有的人少年时便执起绚丽的画笔，去描摹未来，将祖国建设与发展的美好蓝图勾勒于心。后者造就的不仅是自己的未来，更是祖国的欣欣向荣与繁荣昌盛，少年们的中国梦，才是真正的梦想!

……

嘉颖，你曾对我说过，你要成为一名考古学家，这是一项十分艰苦的职业，需要走访各地，每天与许多历史文物打交道。当看到你那坚定不移的目光时，我深深地被你打动了。痴迷于考古的女孩，加油!愿你梦想成真!

你最好的朋友顾珈静

2013年4月30日

珈静：

的确，人人都拥有梦想，你有，我也有。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度，一个有着美好梦想的国度，一个在不停地努力追梦的国度。

正如你所说，我的梦想———做一名考古学家。或许有人会说，一个女孩子，当个考古学家可不是个明智之选。的确，我也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能力，但有这样一个成语：鉴往知来。我愿意去挖掘各种历史的真相，让少年梦、中国梦在历史的警示下，正确前行，让梦想离我们不再遥远。

珈静，看了你的信，我知道你有许多美好的梦想：艺术家、外交官、软件设计师、CEO……梦想很好，我为你高兴。

然而，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只有在年少时养成好习惯，打好基础，将来才能心无旁骛地去追梦，让我们的梦想听起来不再渺茫……志存高远，努力学习，增长知识，锤炼意志，当我们心中的高楼插入云霄时，就是我们的中国梦开花结果之时。

爱梦想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播下种子，携手共进，共同追逐!

你最好的朋友薛嘉颖

林地养鸡经济——真正环保高效 篇9

第一.林地养鸡, 节约耕地。畜禽场址的选择与建设饲养环境是防止污染和预防疾病, 实现绿色养殖的前提条件。过去一提到兴建养殖场, 首先就是征地问题。征地既手续麻烦, 又费用高, 且国家管理很严, 对一家一户来说是一桩难事, 而林地养鸡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山坡林地空旷地大, 且荫凉适宜, 养鸡环境十分优越。特别是在人均耕地较少的情况下, 可以节约大量的耕地及征地费用。

第二.林地养鸡, 提高土壤肥力。鸡生活在林地, 鸡粪排放在林地内, 经过日照雨淋和鸡的踩踏, 很快渗入土壤中, 很少有污染问题。同时鸡粪中含氮、磷、钾等树木生长所需要的元素。据测定, 一只鸡一年所产的鸡粪含氮肥900克、磷肥850克、钾肥450克, 既可提高土壤肥力, 又可促进树木生长, 从而可节约肥料, 减少买肥、运肥的投资。

第三.林地养鸡, 提高柴鸡抗病力。建立完善的畜禽疫病防控体系, 是养好绿色畜禽产品的关键环节, 必须采取综合措施, 才能保证畜禽的健康安全。过去传统养鸡, 全是室内或庭院养殖, 密度大、空气污浊。由于呼吸道感染而诱发许多疾病。林地养鸡把鸡场建在林地之中, 场地宽大, 绿荫蔽遮, 清爽荫凉, 环境舒适, 树木及其他植物在生长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吸收二氧化碳和放出氧气, 植物叶面还会吸收大量的病源微生物和灰尘, 从而保持了空气的新鲜。而新鲜的空气对鸡的正常发育和健康成长极为重要, 它可提高鸡的抗病力, 降低疾病的发生, 同时果园、山林养鸡离村舍较远, 可避免和减少鸡病的互相传染。

第四.林地养鸡, 节约饲料。大力推广绿色生态营养饲料, 是发展绿色畜禽产业的物质基础。林地内食料丰富, 鸡可以捕食害虫、青草、草籽, 扩大了鸡的摄食范围, 既能节省部分饲料, 又能克服单纯人工饲养造成的营养不良。鸡自由活动的同时, 增加了体质, 能有效地阻止啄羽、啄肛等不良习性, 促进鸡的健康生长, 提高产蛋率。同时, 在林地、果园行间种草或任其自然生草, 可以提高地面覆盖度, 减少水土流失, 给鸡源源不断地提供饲料饲草。

第五.林地养鸡, 除草灭虫。鸡有啄食青草和草籽的习性, 对杂草有一定的防除和抑制作用。据实验, 每亩林地放养20只鸡, 杂草只有对照果园地的20%左右;鸡数增加, 杂草更少。另外, 春季的金龟子、红蜘蛛、象甲等, 夏季的蚂蚱、蟋蟀、毛虫、地老虎等, 冬前快入土和已入土的成虫、幼虫、虫卵、虫蛹等绝大部分被鸡吃掉, 从而减少害虫对树林的危害。

第六.林地养鸡, 肉质好。林地养鸡空气新鲜、活动量大、较少用药, 因此鸡肉风味独特、品质好、无腥味、味道鲜美, 深受消费者欢迎。同时, 林地饲养的柴鸡价格相对较高, 经济效益也比较好。

林地养鸡不仅为富余劳力提供了出路, 活跃了农村市场, 还改善林地状况, 由于林内小气候条件的改善, 有利于鸡苗生长发育;反过来, 鸡粪可以肥林, 促进林木生长, 鸡和林木之间互相利用和依存关系, 形成了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林地养鸡每批可获得100-150kg干鸡粪, 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质有机肥料、减少了农户购买化肥开支, 而且由于施用有机肥的增多, 减少了化肥污染, 改善了生态环境, 促进了林木生长发育。鸡蛋也变成了绿色食品, 成为当地人的抢手货。

总的来说, 林地养鸡经济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饲养场地易找, 鸡舍造价低, 投资少, 利用率高;二是有利于饲养场地的交替使用, 便于老鸡场的卫生清理和消毒;三是远离村庄, 减少居住环境的污染;四是由于放牧和饲养期较长的关系, 林地鸡的羽毛光亮, 鸡肉结实, 肉质鲜美, 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每只可比其它养殖鸡多获纯利8元-10元;五是鸡粪渗入林地, 可提高土壤肥力, 促进作物生长, 对农业极为有利, 同时也可降低养鸡成本。

林地养鸡, 真正实现了以林生牧、以牧养林、林牧一体化的理想。据统计:内乡县杨树、果园林地适宜养鸡的面积在20万亩以上, 按每亩300只鸡计算, 可承载6000万只, 按每只鸡净收益15元计算, 可实现收益9亿元。同时, 只要规划合理、科学设计, 林地养猪、养兔、养鹅等都是可行的。如果在全省、全国推广林地养殖经济模式, 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那将不可估量, 市场潜力巨大。

摘要：林地养鸡, 节约耕地、提高土壤肥力和鸡的抗病力、节约饲料、除草灭虫、鸡肉品质好, 是环保高效养殖。

中国经济的真正风险 篇10

上世纪90年代以前, 各国基本上都使用GNP这个指标来衡量一国经济总量, 说明其经济规模的大小。但自90年代之后,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快速发展, 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 很难找出一件完全由本国生产的产品, 于是越来越多的国家用GDP代替GNP来衡量经济的总规模。1993年, 联合国统计司也正式宣布用GDP代替GNP。中国也不例外, 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 使用GDP统计指标来衡量经济总量。

从GDP指标来看, 中国作为全球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增长迅速。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GDP年均增长率在9%以上, 经济总量快速增加。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国人振奋, 世人瞩目。但是, 从人均GDP指标来看, 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除此之外, 中国更应该从GDP指标背后探究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清醒认识到自身成为经济强国的路途仍然比较漫长和艰难。

二、中国GDP经济总量衡量指标存在的问题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人口众多, 经济快速发展, GDP迅速增长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中国发展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 国内很多问题需要通过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只有经济快速发展, GDP迅速增长, 才能缓解就业压力, 增加人均收入, 使人们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 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健康医疗条件, 实现中国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同时, 从国际上来看, 中国只有经济快速发展, GDP总量快速增加, 才能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提升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地位和话语权, 同发达国家进行竞争, 为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 中国经济发展, GDP总量快速增长, 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但是, 中国应该认识到GDP经济总量衡量指标存在的问题。

1、总体上忽视增长方式转变。

GDP作为经济总量的衡量指标, 只能说明一国经济的总体规模的大小, 但是无法反映一国经济为获得经济发展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方式。众所周知, 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发展, 更多是建立在国内劳动力和相关资源的大量投入和消耗的基础上, 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 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代价, 给经济的后续发展带来的很多负面的影响。当前, 中国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给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2、内涵上忽视竞争力提高。

GDP作为经济总量的衡量指标, 往往会忽视一国经济增长的内在竞争力情况。GDP主要是衡量一国在一年内使用本国范围的资源所创造的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 但是至于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进行生产和竞争, 生产的技术水平如何, GDP指标并不能予以很好的反映。但是, 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以及生产的技术水平往往代表一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竞争力, 这无疑是GDP统计指标的一大缺陷。中国的GDP是增长迅速, 但资源使用浪费现象严重, 总体生产技术水平较低, 很多产业都是在承接国外产业转移的基础上才能够生存和发展, 处于分工价值链的低端, 内在竞争力有待提高。

3、所有权上忽视实际控制权。

众所周知,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GDP之所以增长迅速, 其中外资和外贸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GDP中很大比例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创造的产值, 虽然计入中国的GDP, 但是实际所有权仍然是外国企业和个人所有, 中国无权支配和使用。这部分GDP无疑增大了中国的GDP总量, 但是并属于中国所掌控的财富。这点在GDP指标中没有很好的反映。如果扣除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创造的产值, 中国的GDP总量将大大减少。

三、中国重视GNP总量指标的必要性

与GDP相对应的另一个衡量经济总量的指标为GNP, 它系指一国所拥有的的资源 (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在一年所创造的价值总和。与GDP指标相比, 由GNP指标所衡量的经济总量能够很好的反映一国经济实际创造财富的水平和能力, 体现出其综合竞争力。因此, 中国用GDP指标测度经济规模时, 也应该考虑GNP指标的水平。

1、GNP更加体现可持续发展。

由于GNP指标指的是一国所拥有的资源在一年中所创造的财富水平, 而不管这个财富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创造的。因此, 如果一国GNP所衡量的经济总规模比较大时, 往往说明该国企业“走出去”的比例较大, 其中很大比例可能是该国在国外利用当地资源所创造的价值。因此, 与GDP不同, GNP既包括对本国资源的开发利用, 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了对国外资源的开发利用。这可以很好的节约本国资源,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GNP更能体现经济竞争力。

GNP能够很好地反映一国资源在国外所创造的价值, 这部分价值通常是由本国在国际上比较有竞争力的企业利用国外当地资源所创造的价值, 是国外的劳动力按照本国的经营理念在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本国企业则处于价值链分工的中高端, 具有支配权。因此, 只有当一国GNP所衡量出的经济总量较大时, 说明该国的总体竞争力才有了较大的提高。当前, 中国虽然GDP增长迅速, 但是GNP的增长至少要比GDP的增长低3个百分点。中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点, 重视GNP指标, 通过竞争力的提高来改变多年来中国GDP和GNP不同步增长的局面。

3、GNP更能体现实际控制权。

通常, GNP所衡量的经济总量是一国所拥有的财富, 所有权归属于本国所有, 而不管这部分资源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因此, GNP指标更能代表一国的经济总量和实力, 体现出一国所实际支配和控制的财富水平。这才是一国真正经济规模和实力的体现, 代表一国在国际上可以用来和他国进行竞争的财富和资源。对此, 中国应该予以重视, 不能以GDP指标替代GNP指标, 忽视GNP指标所体现出的财富价值实际控制权问题。

四、结论

GDP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国的经济总量和规模, 但是存在很多缺陷。与之相比, GNP指标能更好地反映一国的经济所拥有的资源创造财富的能力, 体现出一国真正竞争力的高低。因此, 在用GDP指标所衡量的经济总量水平同他国进行比较时, 即使有较大优势, 也不能盲目乐观。尤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 由于经济发展对外资外贸依赖程度较大, GDP指标所衡量的经济总量中有很多价值是国外所拥有的资源创造的, 不属于本国所有, 不能体现本国的经济竞争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 外资外贸依存度都很高, 就更应该重视这一问题, 意识到GDP这一衡量经济总量指标的内在问题。即使中国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 成为从GDP指标来看的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也不能盲目乐观。这最多只能说明中国已经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经济体, 但还不足以说明是一个经济强国。在衡量经济总量和说明经济总体实力方面时, 中国更应该重视GNP指标的情况。中国目前GNP的增长速度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 中国应该切实提高GNP的增长速度, 提高GNP指标多衡量的经济总量, 实现两者的同步增长, 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真正竞争实力。

参考文献

[1]郑志国, 刘明珍.从中国GNP与GDP差额看经济开放结构[J].中国工业经济, 2004, (3) .

[2]刘太忠.关于我国GDP与GNP的比较分析[J].理论界, 2008, (1) .

建立真正的现代经济体系 篇11

中国奇迹的背后

但毫不讳言，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东亚模式固有的弊端完全凸显，加之我国原有的体制弊端，使得各种矛盾突出，经济发展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已经颇为严峻：一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二是消费过低；三是技术创新不足；四是服务业严重落后。加之中国城镇化步伐缓慢，使得中国经济在规模做大的同时，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经济。农业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仍然占很大比重，制造业要么以重工业为主，要么以出口创汇为目的的廉价消费品为主，基本没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停留在尚未完全完成工业化的阶段。由于缺乏现代要素，整个经济体的含金量不高，从而导致经济的“净利润”低，如果不寻找新的驱动战略和新路径，经济发展很可能陡然减速，这对于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考验的中国，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摸到最重要的石头

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就是尽快告别前工业化时代，进入真正以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现代经济发展阶段。而所谓现代经济体系，从全球的指标来看，不外乎如下四个命题：第一，厘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实现各个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的机会，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跨越；第二，真正完成城镇化的步伐，城镇人口的比例应该占全部人口的65%左右；第三，现代服务业必须与现代工业同步发展，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的比重应该在60%以上；第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依靠高投入，科技创新和技术创新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其实，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建立真正的现代经济体系也做了明确的回应。比如，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未来的增长驱动力上，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提出要“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求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这种将创新驱动提升至经济发展全局和核心位置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清晰地表明与过去的投资驱动告别的勇气和决心。在现代产业体系上，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强化需求导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等，这些都是建立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在摸石头，那么，建立真正的现代经济体系，无疑是30多年来摸到的最重要的石头。

责任编辑：孙春艳

中国经济的真正风险 篇12

据《中国教育报》消息, 语文特级教师王栋生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称:学校能否成为名校, 教师的学养是决定因素。中国不缺想做官的教师, 缺的是爱读书的教师;中国不缺搞应试的教师, 缺的是有思想的教师。目前有不少教师, 不爱读书, 很少读书甚至不读书,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师自身的学习观念有问题。教师不爱读书, 与对阅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教育教学任务比较重、缺乏读书习惯等都有关, 但内在原因主要是教师个人没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当然, 必须承认, 现在整个社会的读书环境不是很好, 一些学校在引领教师读书上做得还不够。一些校长不学无术, 也不支持教师读书, 我就听到过有校长训斥教师:“读什么书?把你的书教好就行了!”我也知道, 有些学校的语文教研组老师读书相对比较多, 爱分析各种问题, 可谓聪明人群体, 然而却经常被学校领导认为是“不大好管理的群体”, 因为他们爱读书, 见多识广, 能敏感地发现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我认为, 学校能否成为名校, 除了要有正确的教育方针, 教师的学养是决定因素。一支爱读书并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教师队伍, 是学校不可多得的财富。这样的教师才是真正的教师, 是学校发展的重要力量, 同时也是中国教育的希望所在。如果教育行政领导把教师“听话”当作教改的优势, 那简直是无可拯救的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