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管理模式(精选12篇)
中国特色管理模式 篇1
徐镜人的营销回扣管理模式
这样的结构决定了扬子江药业的管理制度, 就是一种彻底的营销制度。用三句话可以简单概括:第一, 这是一种绝对垂直式的管理制度, 第二是人员的绝对同乡化;第三则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亲情式、关系式方法。
从这个图中我们能看到:作为一家大型企业的董事长, 徐镜人是完全直接操控营销体系的, 任何一个一线的营销人员的声音都可以通过公司的营销管理通道快速传递给总裁, 同时, 扬子江药业的高层设置更是与众不同, 3个副总都与企业的战略、财务、人力资源等重要因素无关, 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营销管理, 而且他们被安排到全国的各个区域, 很少在总部办公。
关于营销人员的绝对同乡化, 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基本理由, 就是同乡化方便管理, 因为扬子江药业的市场遍及全国的每个县市医院, 甚至是乡镇医院, 如果大量的外地人参与营销, 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度尤其是总部对他们的有效管理似乎要大打折扣。此种现象, 可能与这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滞后有关。
最让人诟病的应该是第三点:中国式的亲情式、关系式营销方法。说得更直接一点, 就是以回扣为主
要手段的医药代表制度。
关于回扣, 这其实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即使是以专业化营销为主要形态的外资制药企业, 他们也会通过多种途径回报给客户, 比如通过组织客户到国外考察, 等等。这显然是一种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妥协。不仅医药企业如此, 就连以信息自由流动为主要盈利空间的微软、GOOGLE、雅虎、思科, 也必须设计出一个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殊模式。大量的外资公司也许在这方面做得隐晦一些, 而中国的本土企业, 采取的是一种直接的、用人民币来结算的回扣制度。
事实上, 扬子江药业连续几年都是中国本土医药企业的规模冠军和利润冠军, 正是这种营销组织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思考的重心应该就在这里。我们不能把一个社会的问题、制度性的问题, 甚至是历史文化生态的问题, 全部压到某一家企业身上。企业的宗旨只是盈利, 其他的社会责任、使命、回报, 等等, 都只能建立在丰厚的盈利基础之上。而多年的历史积累很容易让我们的思维超出边际, 越过企业管理的底线, 去为企业设定许多非营利标准, 尤其是道德标准和文化标准。
在某种意义上, 这样的现象成为当下中国企业另一个醒目的陷阱, 企业因此陷入发展和规范的悖论:企业发展了, 有人说它不规范;企业规范了, 有人说它没效益。当企业不能快速发展, 企业效益不好的时候, 人们会指责企业缺乏市场眼光, 缺乏成就企业的条件;当企业在一个不规范的市场条件下形成了比较醒目的发展, 人们会怀疑这家企业正是制造不规范的元素;当市场甚至社会陷入某种危机, 人们很容易把全部责任推向这些正在探索的企业。
今天的本土医药企业, 刚好就处在这样的悖论中。一个具体的推论便是, 如果国务院不对近20多年来的医疗体制改革加以否定, 人们的道德审判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聚焦在本土医药企业身上。不幸的是, 我们本应该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审视我们的制度, 不料却轻易地将部分矛头对准了这个行业中的企业。
宗庆后的激情管理模式
宗庆后的管理关键词是众人耳熟能详的中国文化、中国市场环境、民族产业、天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概念。正是基于这些范畴, 他在组织架构上一直不设置副总经理, 自己一管到底, 一直管到每个经销商的柜台。
由此, 强势、激情成为宗庆后的主要方法。
我曾在几年前与宗庆后有过一次对话, 抄录在此:
记者:1996年, 《北京青年报》头版位置刊出关于“娃哈哈果奶中毒事件”的报道, 对娃哈哈影响大吗?
宗庆后:他当时想敲诈我们。这件事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很多报纸都转载了。老百姓不一定相信, 但还是觉得为保险起见暂时不买为好。所以当时对我们的市场冲击很大。后来在中央领导和政府的支持下, 这件事情平息下去了, 对乱报道的报社也进行了处理。
记者:这件事情以后, 社会上有一种传言:宗老板和中央领导私交甚好。对这样的传言你怎么看?
宗庆后:中央领导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娃哈哈是一个名牌企业, 创这个牌子不容易。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最终还要靠民族工业。领导是从国家利益出发, 并不是因为某个企业或者某个人。
记者:娃哈哈现在的企业管理模式是怎样的?
宗庆后:现在还是高度集中。我们要吸取一些企业的教训——做大以后企业失去控制。现在全国24个省都有我们的工厂, 每个省、县都有我们的销售部门。但是所有的财务进出、人事任免、供应销售、质量管理, 都集中在杭州, 这样减少了很多漏洞。
记者:怎么看劳资双方的关系?
宗庆后:我认为在工作上大家是平等的, 但是定下的任务必须执行好。对的, 你坚持, 不对的, 就要改。另外, 企业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决策机构, 不能一盘散沙、各自为政。
记者:对错由谁来评判?老板吗?
宗庆后:由我来评判, 我来负这个责任。在中国的文化里还是要一个权威的, 世界也是一样。多中心一定会乱。
记者:有人说你是一个神话。很多当年和你一起创业的国有企业、私有企业现在都垮了, 你还是屹立不倒。时间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了。
宗庆后:这么多年, 我没有设立副总, 也没有助理。有一些中层做具体的事情, 比如财务部长管财务, 后勤部长管后勤。不在一个层面上, 他们的逆音会少一些。
当年的一段对话, 如今读来仍然新鲜。多年以来, 宗庆后正是依靠国家利益和民族品牌的巨大道德优势, 采取激情有余的管理模式, 用一种领袖的一呼百应气势, 一路走到了今天。
杨卓舒个体户管理模式
在接触杨卓舒之前, 我一直以为他的卓达集团是一间非常具有现代化意义的管理规范的大公司, 堂堂《福布斯》排名第15位的大富翁, 其公司的治理结构应该具有国际化先进水平。但是事实却让我大跌眼镜:杨卓舒就是一个个体户, 所谓的公司结构完全是专制式的强权管理。
杨卓舒说, “在卓达, 一草一木都姓杨。”
杨卓舒说, “我永远拒绝股份制。”
杨卓舒说, “在卓达, 只要我想上一个项目, 我就能上, 即使全体员工反对, 我也不会改变。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因为部下的反对意见, 放弃我认为是好的项目。”
杨卓舒说, “一个人当家做主的好处很多, 免去了太多的环节, 说干就干, 时间短, 见效快。”
杨卓舒还说, “我永远不会让我的公司上市, 我不会像很多企业一样, 吃完了银行再吃财政, 吃完了财政又吃股民, 中国的股市有太多问题, 我不参与, 我只靠我自己。”
一个资产积累达数十亿的大公司, 居然一直坚持一个人说了算的个体户模式, 真是让人惊讶。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杨卓舒的个体户模式比家族化管理更加私人化。在杨看来, 即使在家人之间进行股份制改造, 也会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造成冲击。因此, 在放弃股份制改造的前提下, 他也放弃了公司的家族化管理, 他不希望自己的亲人进入公司高层管理。
一起看看卓达集团的结构。
与早期的河北卓达房地产集团相比, 现在的卓达集团已是遍布大江南北的巨型房地产大体系。如此庞大的卓达集团, 杨卓舒当然是董事长。接下来, 杨把自己的集团分成4块:北京卓达集团、河北卓达集团、三亚卓达集团、呼伦贝尔卓达集团。按照通行的公司架构, 杨卓舒应该任命4个人分别担任4个集团的总裁, 这4个人直接由杨卓舒管理。但是杨卓舒不这样做, 他自己亲自担任4个分集团的总裁。
毫无疑问, 这样的管理结构必然导致杨卓舒事必躬亲。记者发现, 杨卓舒非常累, 每天的工作时间长得惊人。早上8点多起床, 白天的主要工作是出门巡查、接待、开会, 晚上则集中处理文件、制定计划, 一直到凌晨3点。而且越是到半夜, 杨越兴奋。如此漫长的工作时间, 必须有一批人围绕着他服务。杨卓舒一共有10个保镖, 这10个人既要负责杨的安全, 又要负责杨的生活起居, 他们忙碌的程度一点不比杨卓舒少。
有人曾经跟杨卓舒建议, 适当对卓达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造, 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没等说完, 杨卓舒就果断否定了这个想法。杨说:“我一向认为, 给员工股份不管用。第一, 给员工的股份参与不参与流通, 是个问题。不流通股份就不增值, 员工会有怨言;如果流通, 很多员工会贪图眼前利益, 拿到钱以后随时离开, 那么, 公司就白给了。第二, 当钱以股份的形式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员工不但没有积极性, 反而产生巨大的惰性, 在中国, 那种有着巨大的责任心、训练有素的职业经理人是少数, 不要脱离中国的社会背景来考虑公司治理结构。我卓达坚决不搞股份制, 如果非要搞, 徐镜人的营销回扣管理模式也不是现在的办法。”
显然, 杨卓舒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 但这还不是导致他拒绝现代企业制度的最重要原因。一位杨过去的同事给记者讲述了一段往事:1960年, 不满10岁的杨卓舒与母亲一道出远门, 两人在一条偏僻的小街上找到一个小饭铺, 掏出最后一点钱, 要了两碗高粱饭和一小碟咸菜。这个时候, 饭铺里来了一位20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 要了一盘炒肉、一碗米饭。处在饥寒交迫中的杨卓舒隔着桌子垂涎三尺地望着那盘炒肉, 他的母亲只能用身体挡着杨卓舒的视线。年轻的小伙子看到了这一幕, 二话没说, 把那盘炒肉给了杨卓舒。一直到现在, 杨卓舒仍然记得那一幕, 记得那个年轻小伙子的样子。这样惨痛的少年经历与如今对财富的经营思路是否有必然的联系, 我们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尽管杨卓舒已经是亿万富翁, 但是少年时代的饥饿感仍然非常清晰地停留在他的脑海里,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财富的来之不易。
中国特色管理模式 篇2
这样的企业文化模式必须要如下的特点:
第一,中国特色企业文化模式不能绕开现代企业制度谈企业文化。
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企业所有权制度。产权界定不清,企业所有权混乱是企业文化无法由虚入实的最大障碍。这一问题不仅仅停留在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还涉及到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民营企业的产权明晰等方面,更普适的企业改革还在于董事会、监事会与执行机构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完善;我国商事法律正致力于消灭传统的关于全民、集体、私营、独资的按所有制划分企业的办法,而代之以独资、合伙、公司、股份合作的按存在形态的划分企业的方法。
我们知道,所有权从法律上看具有绝对支配权的物权形式,从管理学上看是最具激励效果的分配办法,从哲学上看其决定了主体哲学的存在价值;企业文化归根到底是企业哲学的问题,如果没有所有权制度的明确,那么企业文化将难以激发真正的人力资源潜能。这样的例子以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与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比较为典型。
第二,中国特色企业文化模式要建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其哲学背景的基础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始终在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的激烈争锋中寻求真正符合中华民族特点的发展模式。现在很多人在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有很多企业开始以传统文化为指导塑造企业,但至少在企业管理、企业文化领域,无不在每一次欧风美雨刮来之后一片喧嚣,盲从,这就说明我们的企业管理者对于到底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特色企业文化模式并没有做深刻的反省。当然,作为企业管理思想的主要传播者的咨询公司、培训公司以及各大主流媒体的炒作是要负责任的,但买单的一方同样不可推卸应负的责任。观念决定行为,在探索企业如何发展的过程中缺乏有主见的有高度的指导思想,就必然导致企业的学费越交越多,越交越不值,越交越没有效果。信息来源湖州人才网,更多资讯请上湖州人才网。
第三,中国特色企业文化模式要用中国优秀哲学之道统御西方管理之术。
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目前中国企业正在企业改革的进程中大范围地吸收着西方优秀管理思想及其制度,并且在辨证运用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个问题要分开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我们要思考为什么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及我国香港特区能够在保持自身及其强大的价值观体系的同时充分实现中西合璧。这其中的关键恐怕得益于其对于历史传统的高度维护,而中国文化在经历了以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为主要标志的多次自我否定之后,却陷入了哲学、价值观的极其混乱而多元的状态之中,时至今日,仍然因为经济一体化、工业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而没有得到较为明显的改观。这是中国应当向日本韩国学习的地方。
其次我们更要思考“落后就是优势”的根本概念。后发的最大优势在于习得与创新,也就是能够以最大的速度最大的范围整合全世界企业管理的优点和资源为中国所用,在此基础上创新出属于中国自己的东西。这里要强调两点:1)企业管理界应当要树立坚定的创建中国特色管理模式为己任,并在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及文化的指导下搭建框架,围绕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来吸纳国外优秀管理资源。2)要加强辨证分析的能力,不要把国外的文化垃圾当作治病的良方,不要把不适合中国特色的西方制度照搬照抄。有些书籍拿着美国四十年代的定量研究表格来中国推,我们不反对个案的适用,但如果传播开来,这对中国企业管理是极其有害的;有些书籍拿着德国某研究机构的所谓最新成果翻译出来就大肆宣扬,翻开来看,找不到可以在中国企业适用的地方,做研究我们是不反对的,但做实践那就差得远了。
第四,中国特色企业文化模式要充分展现中国企业自己的“个性”。
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说得好:“人有人不同,花有百样红。”这个特点同样遇到两个普遍的问题:企业文化属于谁?企业文化如何体现企业特色?
其一,企业文化不是老板文化,也不是企业家文化,无论在企业发展的哪一个阶段。文化是一个群体概念,文化现象是群体现象。
讲企业文化是老板文化的人缺乏对人的领导行为原理的基本认识。一个领导者,再好的理念精神,没有其对追随者的灌输,也难成其事;一个追随者,如果其不认同领导者的价值观,最后终将离开追随者的队伍,而只有认同接受至少不反对领导者的价值观,其才能作出行为,并在行为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完善、补充领导者的理念,最终形成一个既以领导者精神为核心,也属于追随者的文化系统。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只停留在认为是老板文化的人,其对于自己在企业所起的作用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过于偏激的观点将导致在企业文化实施中形神分离,谈企业文化的人都认为那是领导者自己的文化,而不是自己的文化,这样的心态,企业文化是难以真正由虚入实的。产权制度的设计当然是最完美的企业文化的实施基础,普通员工也有企业的股份,他当然说文化也是自己的;但事情不是绝对的,更多的情况是中国企业的员工持股计划只是一个梦想,但没有企业的股份并不意味着你就不是企业的一员,你就是游离于企业文化之外的。这就需要用事业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更有甚者,把企业文化的表征看成是企业家性格的反映,那是非常肤浅的看法。
我们强调企业文化是以企业家精神为主导的,但企业文化属于以企业领导人为核心的大部分企业人员。
其二,企业文化实施最重要的支点是企业哲学以及核心价值观,只有抓住这一点紧紧不放,才能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突现自身的企业特色。如果说企业哲学突出的是中国企业特色的话,那么核心价值观就是要突出每个中国企业个体的特色。通过提炼蕴涵于企业之中的核心价值观,并围绕其设置核心价值观制度,是企业文化实施中的重中之重。目前国内企业的精神文化提炼仍处于口号式阶段,除了内容陈旧、表述杂乱、概念不清之外,最主要的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将精神文化贯穿于企业经营的过程,多停留在形式主义,口号与企业行为、员工行为严重脱节。
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到底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述自身的企业哲学以及价值观体系均不是最重要的,关键的是要真正捕捉到企业之道、企业之神,并且真正在经营管理中能够在大部分员工中得到澄清、统一,最后形成共同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目前中国企业企业文化模式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于企业哲学系统的若干元素的缺失,表现为愿景、使命的缺失,价值观体系的混乱,将所有的价值观放在一起,没有突出核心价值观。使得对企业文化实施的指导性不强。
如上四条标准既是中国特色企业文化模式的基本内涵,同样是指导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的四大基本原则,也是衡量其企业文化阶段性成果的四大标准。
有中国特色的目标管理 篇3
我曾与罗兰·贝格先生一起见过张瑞敏先生,对他如何把海尔发展为一流公司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海尔的“人单合一”体系的具体运作方式,它给我们的印象是西方的目标管理(MBO)的深入与发展。
世界上有两种体系:一是强调权威,二是强调个人责任。现在整个世界在向强调个人责任转变。MBO的目标正是将更多的权力和责任下放到各级员工和目标上。
有两个关键问题对MBO的效果有重要影响:一是MBO的目标是否找到有效的标杆,二是评估必须是透明的,而且要有公平的考核体系和道德准则。我没有从近处观察过海尔,所以不敢说海尔的做法就是目标管理的发展,至少,它是中国特色的目标管理。
一条正确的道路!
不同行业需要不同的经营方法。我认为:对于变化迅速、需要快速响应、需要创造力的行业来说,不强调个人责任或“人单合一”的企业,会比那些更注重分权和下放权力和责任的企业更脆弱。“人单合一”在中国这样发展中的企业管理环境中是很重要的,对于消费品行业这样需要主动了解环境和客户口味;是正确的发展方向。
中国特色新营销模式探析 篇4
中国特色新营销模式是把西方先进营销理论和东方传统文化思想融为一体, 着重从中国文化历史、地域经济、政治制度结合国人的性格价值取向去看待营销的一种创新型的营销模式。
一、从中国文化历史看营销模式
(一) 走中国式的集权单一品牌
由于我们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思想, 认为我国地大物博就是天朝上国, 名字在外也称天朝, 有一种很强的大国感, 及对世界负责任的态度。这就注定我们企业在中国市场打造品牌的时候, 就必须打造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权威品牌。即企业就是品牌, 品牌就是企业。另外从汉武大帝就开始有“大一统”的概念, 国家要求统一, 这就决定对于品牌, 当然也是只认一个, 由一个单一品牌统领无数个产品, 就像专制制度一样, 从而实现品牌的“大一统”。用集权单一品牌的企业在中国的企业有很多, 比如联想、海尔、万达、李宁等。这些品牌都是走集权单一品牌的成功企业, 又体现出企业就是品牌, 品牌就是企业。
(二) 塑造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品牌
中国是礼仪之邦, 历来注重“孝”的文化, 古人云:“用天之道, 分地之利, 谨身节用, 以养父母, 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 孝无终始, 而患不及者, 未之有也。”可谓孝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 这也可以利用来塑造品牌, 比如保健品“脑白金”就是利用广告词:孝敬爸妈, 不收礼, 收礼只收脑白金。这一孝道理念成功打动消费者成为国内健康品第一品牌。中国重视孔孟之道、传统古文化, 品牌首先起名也要加大考虑对文化角度的理解, 深度挖掘文化内涵, 塑造出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品牌名字, 比如“国窖”泸州老窖1573的取名就是主打历史牌, 通过1573表达泸州老窖由1573年到现在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经过了四百多年的考验就是消费者信赖的保证。
(三) 营销本身注重国人价值取向
中国人在性格文化上有几个从古到今永恒不变的价值取向:家族取向, 注重家庭伦理;关系取向, 注重和谐和相互信赖;权威取向, 注重对权威的依赖;舆论取向或面子取向, 注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从众心理;漠视精确取向, 不擅长于数据, 做事喜欢模糊或不精确;人情取向, 讲人情, 不守纪律。所以在中国搞营销策划时必须注重国人价值取向。
(四) 笼络住“喜新厌旧”的消费者
中国大多消费者有喜新厌旧的消费心理, 在中国要使消费者建立品牌忠诚度是难上难, 使中国消费者建立品牌忠诚度至少得花上20年的时间, 在这20年间, 我们的企业该如何不断创新产品来满足更容易见异思迁的中国消费者呢?这就要求企业加大产品研发更新换代的速度, 走产品的多元化才能打动喜新厌旧的中国传统消费者。
二、从中国地域经济看营销模式
中国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 分布着56个民族, 56个不同的个性文化习俗, 且各省市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看得出企业要依靠自身力量在中国大地上覆盖分销渠道决不可能, 产品没有差异化肯定就卖不动, 怎么样才能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差异化的营销模式呢?
(一) 中国特色的渠道销售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还未完善, 特别是西部地区交通极为不便, 在中国, 企业要想单靠自身力量建立产品直营渠道绝无可能, 所以深度分销管理解决方案有效地满足了企业在扁平化渠道建设过程中对渠道资源精细化, 精益化管理的要求, 在强化企业主导地位的同时, 实现渠道组织成员“伙伴型关系”的建立。在这方面, 蒙牛是做得最好的, 正是因为蒙牛有这么好的分销渠道才有了下面这一组数据, 蒙牛自1999年成立, 年销售额从4000多万到2007年突破200亿, 成为中国最大的乳品第一品牌企业, 蒙牛的成功是走中国特色的营销渠道的成功。
(二) 差异对待各地消费者
中国各个省市区之间风俗习惯、饮食习惯、气候特征、文化差异等不同的特点, 特别是众多区域文化形成了几大片差异很大的文化圈, 每片文化圈都有自己的消费习惯, 消费心理、口味不同的特征。企业做大做强后必须要看到这些问题, 不能以同样的方法去对待各地消费者。在中国经营的最大问题是几乎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经验可言。因此, 没有一个适用于“全中国市场”的策略, 只有一些适合于“某些行业”的策略。企业在搞产品开发上一定要注意不同地区不同研发, 在这方面贵州的“老干妈”风味辣椒产品做得好, 针对华东、东北地区的人吃不了太辣就采取这些地区重香味轻辣味的特点, 从而得到消费者的喜爱。
(三) 中国企业适合多元化
哈佛商学院教授们通过对印度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考察认为, 专业化战略比较适合纽约、伦敦这样的成熟市场环境, 但多元化更适合新兴市场的企业形态, 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市场经济不成熟的状况, 很多行业都存在着获取高额利润的机会。中国现在还在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 有很多的市场空白点 (消费需求空白点、行业空白点、区域空白点) , 每个空白点都是一个机会, 有实力的企业可以尽情地去展现他们的能力, 现在中国很需要这些有魄力且有变革力的企业家去开发一个个行业未开采的“处女地”。每个空白点都是一个全新的行业, 精明的企业家会看到这些机会的, 并且很愿意涉足。我们也看到一些走多元化的企业成功了, 他们都是以把握时代的脉搏, 围绕自己核心竞争力, 强大的文化推进力来进行产业报国。大连万达是走多元化最成功的企业之一, 从一个只有100万的小建筑企业在王健林带领下成为了今天市值超过几百亿的大集团公司的商业神话。期间万达先搞住宅房地产, 又搞足球俱乐部, 后来又开创中国第一商业地产公司, 接着又搞起高级酒店、文化地产、连锁百货形成四大支柱产业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
三、从中国政治制度看营销模式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仍很薄弱, 所以政府每年都得拿出大量资金用于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每年用于政府接待、办公费用更是惊人, 我国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更是拿出4万亿人民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在面对这样一块政府市场“大蛋糕”时, 企业该如何去赢得政府采购大单, 怎样做营销公关?那么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要求在中国做生意的生意人都要了解我们中国的国体及政体, 即在中国做生意必须要讲政治、懂政治, 不懂政治在中国做生意更是寸步难行, 也会让你生意一败涂地的。
(一) 懂政治赢得政府采购大单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经济制度还处于“半市场经济”状态下, 同时受中国封建礼教的影响,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环境, 政府采购大单一般量很大, 我们该采取怎样的营销策划呢?中国政治体系受几千年的专制统治的影响, 大多单位都是由“一把手”发号施令, “一山不容二虎”等俗语就能看出我们中国人现在还在习惯一个人说了算。所以, 我们在做政府采购的时候要术业有专攻, 介绍产品主攻客户单位的一把手, 其次才是采购相关部门。
(二) 拉关系绝非适用企业公关
“关系”这词在中国用的很多很广, 好像在中国办事, 特别在政府办事都要走“关系”, 假如你现在还在有这种概念, 你就大错特错了, “拉关系”的营销模式已经过时了。长江商学院曾鸣教授在他的著作《略胜一筹》中, 认为“拉关系”处于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位置, 那时企业营销基本谈不上, 大多依靠政府关系和社会资源。现在是21世纪了, 我们只能靠营销的战略体系才能赢得政府采购市场。
(三) 透析方针政策指导企业生产
早在中共八大就提出以后对待经济工作都要:即反保守, 又反冒进, 在综合平稳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政策。作为执政党长期的正确指导方针我们更应该引起重视, 并可以要把他和中国人“中庸”文化结合在一起看待。中庸之道不但强调守诚中道, 也要求我们择善而从, 这就是中国政府采购的标准。德国大众汽车和旗下的奥迪品牌就是看准这点, 从而赢得中国政府采购车的长期大单, 大众帕萨特、奥迪A6就是有适合“中庸”的审美写照, 他们共同特点就是外形低调, 动力迅猛, 大气实用, 表里如一, 但不失车主的威严, 这大概就是“官车”标准。
综上, 中国特色营销模式和案例都是一些企业在研究透彻了中国消费者之后, 制定的有中国特色的营销策划, 且都成为了经典成功案例。笔者之所以把他们结合中国文化来谈, 就是希望我们本土企业能够正视所处的优势, 只要能认真去研究他, 西方的洋“狼”来了, 我们也不必恐惧, 因为我们比他们更加了解中国消费者, 为什么要怕他们呢?我们应该有信心在华夏大地上战胜跨国企业。
参考文献
[1]沈志勇.中国式营销潜规则[J].创新科技, 2006 (8) .
[2]李峻.中国式营销的模式[J].经营者, 2007 (17) .
论中国特色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篇5
源课件 w ww.5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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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指出了当前理论界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研究存在的误区,提出了一个评价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否合理的评价标准,即市场经济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具备的五个特征,运用该评价标准对目前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几个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观点进行了评述,最后选定企业财务管理终极目标是比较科学的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近些年来,有关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论著发表了不少,但众说不一,各执一词,未能形成共识。这种对目标理论认识上的不统一,很难对实际财务管理工作予以正确地指导,甚至还有可能把企业带入歧途。为了防止这种不良后果的产生,有必要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理论和现实目标的选择作深入探讨。本文就此问题谈点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具备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近些年来所发表的有关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论著的学习,感到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误区,即各自都是就自身提出的目标本身或相互比较来分析其优缺点,未能使用一个科学的可共大家共同使用的客观评价标准对其进行评价,这也可能就是在这方面未能形成共识的主要原因吧!反过来,要想使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理论达成共识,就必须寻求一个能够客观评价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优劣的科学评价标准。这个科学而又客观的评价标准如何来确定呢?笔者认为,应该从目标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方面来寻找答案。依据目标管理基本理论和我国推行目标管理的经验,所谓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就是企业在一定时期从事财务管理活动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对企业财务活动实行目标管理是一种先进而科学的财务管理方法和现代激励制度。它的核心是企业财务主管以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作为管理企业整个财务活动的基本出发点,使企业的一切财务管理行为和活动都以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作为行动指南,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开始于确定财务管理目标,实施以目标作为指针,工作完成以目标来评价考核。对企业财务活动实施目标管理的目的主要有三个:其一是在企业中建立一个目标激励机制,以此来调动组成企业的各经济利益主体参与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其树立起完成目标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激励其为自觉完成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而共同奋斗;其二是建立一个目标约束机制,以此来完善企业的经济责任制,对企业内部各经济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予以约束,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和企业的整体利益;其三是在企业的内部实行民主理财,用以确认广大职工群众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完善企业的监督机制、提高企业的综合管理水平。既然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是伴随财务目标管理而产生,它又为企业的财务目标管理而服务,那么所提出(或确定)的财务管理目标能否适应财务目标管理的基本要求、能否达到财务目标管理的三个目的,就是评价该目标是否正确的科学评价标准。依据目标管理确定目标的基本理论和我国国有企业推行目标管理的基本经验,笔者认为,既能够适应财务目标管理的基本要求,又能够达到财务目标管理的三个目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具备如下五个特征:
1.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性。所谓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性是指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不能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相抵触。何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对于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论著中有高度的概括:“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间南巡讲话中也有高度概括,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什么要强调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呢?大家知道,在经济社会中,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主要是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种规律在不同性质的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却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剥削横行的社会中,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被强制为追求统治阶级的最大经济利益,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强调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物质利益上强调共同富裕。显然二者的差异很大,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目标上的根本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它就必然维护资本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社会以公有制为基础,它就必须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这二者存在很大差异的情况下,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我国企业,当然应使它的财务管理目标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只有这样,目标才能有现实意义,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也只有这样,目标才具有中国特色。
2.统一性。所谓统一性是指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应该能使制约企业发展的与目标有关的几个主要矛盾达到高度的统一。该特征要求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必须框定在企业范围内。在企业范围内制约企业发展而又与目标密切关联的主要矛盾有如下三个:组成企业的各经济利益主体的各自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收益和风险的矛盾以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大家知道,企业是由所有者(股东)、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群众三个经济利益主体组合而成的经济联合体,他们又各自带着不同的经济利益目标来创办企业,例如:企业的所有者追求分取红利和资本增值、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则追求自身的经济收入。既然如此,在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中,这三个不同利益主体的经济目标必须予以体现,并且应使这三个相互矛盾的目标达到统一。能够使这三者达成统一的唯一途径就是在明确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时,要明确各自的目标是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组成部分,在制定和实现企业财务管理具体目标时,要由这三个经济利益主体的代表进行充分协商。通过协商能够使之达成统一的基础就是发展企业和互相让利,使各自目标达到满意。在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中明确体现组成企业的这三个经济利益主体的目标是目标管理建立激励机制的需要,它是形成企业向心力、凝聚力,使企业具有活力的基本条件。在企业经营中经常存在着收益和风险的矛盾、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科学的目标管理应该使这个矛盾达到高度的统一。统一的办法是企业在赚取收益时要不忘风险,同时要正确处理风险,在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发生矛盾时,目前利益应服从长远利益。这两个矛盾都与财务管理密切相关,在命名和确定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时,要使目标能够体现这两个矛盾的正确解决,这也是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具有科学性的主要标志。
3.货币性。所谓货币性是指所命名或确定的反映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指标,必须能够以货币度量。大家知道,企业财务管理是运用经济价值形式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管理,它的研究对象是企业财产物资的价值形态资金,反映经济价值必须能以货币度量。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具有货币性是它区别于企业内其他不同性质管理目标的显著性特征。
4.明晰性。所谓明晰性是指所命名或确定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必须概念清楚、措词准确、内容明确。在财务管理目标中,企业所确定的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理财工作的奋斗方向,是落实企业经济责任的条件和手段,是检查考核企业经济责任执行情况的标准,目标具有明晰性就可使目标管理方向明确、便于分解落实、有利于目标完成和执行情况的检查、考核。总之,目标具有明晰性是目标具有可操作的前提。
5.可控性。所谓可控性是指所命名或确定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必须与企业的财务管理内容密切相关,企业的理财人员对其能够进行控制。目标具有可控性是目标管理对目标确定的基本要求。从本质上说,目标管理是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的一种最为有效的管理形式。企业经济责任制是一种以经济责任为核心,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科学的现代管理制度。从经济责任制角度来看,明确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实质上是在明确规定企业财务管理的责任。如果所明确的财务管理责任与企业理财人员的工作无关或关系不紧密,企业的理财人员经过努力对其无法控制,那么,这种经济责任将无法落实,也不可能完成。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就形同虚设,严重者还会挫伤企业理财人员的积极性。目标不具有可控性是目标管理的大忌。可控性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将所确定的量化指标可以按照工作的性质和业务的职责在所属范围内进行分解落实,以形成所属分部的可控指标。
除此而外,企业在实际工作中所确定的具体定量性的财务指标还应具有先进性特征。具体财务管理目标具有先进性特征,能起到对广大职工群众和相关经济利益主体的鼓动性作用,有利于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充分挖掘企业的内在潜力。
以上我们概括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具备的五大基本特征,这五大特征分别是从五个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它们互相补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比较科学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评价标准。一般来说,所命名或确定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同时具备这五大特征,才能说它是科学的,如果它缺少某
一、两个特征,该目标的科学性将会大打折扣。
二、对当前几个有代表性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观点的评价。
下面我们运用所概括的中国特色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具备的五个基本特征,对当前几个有代表性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观点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予以评价。
1.利润最大化目标。主张把利润最大化作为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人数不少。该观点在我国主要产生于粉碎“四人帮”以后。该观点的提出,在当时对于批驳“四人帮”批判利润挂帅和奖金挂帅的错误行为,在微观经济领域思想战线上的拨乱反正起到了积极作用,它把企业从抓阶级斗争为纲引导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了,这对我国经济的转轨变形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目标管理角度看,它也符合货币性、可控性特征。但是,它没有明确企业赚取利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干什么,这就与目标应具有的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性、统一性和明晰性三个特征不太相符。作为目标缺少了这三个特征,就不利于建立企业的内部利益的制衡机制,目标的激励鼓动作用也就不十分明显,这是该目标的重大缺陷。后来我国实行利润承包制的国有企业所出现的大面积亏损也证实了这一点。由于该目标缺少统一性特征,所以它未能正确处理收益和风险的矛盾。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结果企业出现了严重的短期行为。现在看来,把利润作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是不太恰当的。
2.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主张把经济效益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人数也不少。何谓经济效益?所谓经济效益就是企业的产出和投入的比例关系,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的典型指标是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将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与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比较,它的最大优点是剔除了企业规模因素,能够直接了解企业的获利水平。但是它同样具有与科学目标应具备的前三个特征不太相符的缺点,所以它并不能克服利润最大化目标所存在的致命弱点。
3.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在利润最大化目标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受到严重挑战时,有的就借用西方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股东财富最大化来作为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在股分制或公司制企业,用股东最大化目标替代利润最大化或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确实它有利于克服企业的严重短期行为,有利于正确处理企业的收益和风险的关系、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要求企业必须持续发展,企业收益持续上升,股价稳中有升,股东财富才能达到最大,要实现这一点,企业就必须正确处理收益和风险的关系、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该目标可用每股收益、股利支付率等定量性指标来表示。所以它具有货币性、明晰性、可控性特征。但是该目标也存在重大缺陷。首先它的适用范围很窄,非公司制、股份制企业不能使用。最主要的还是它有违符合社会主义基本规律规律性和统一性两个主要特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该目标只追求股东一方的财富最大化,这就不利于充分调动企业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建立企业内部的利益制衡机制。可以预料,如果把它作为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它很难使企业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很难激发企业广大职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看来,将该目标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目标很合适,但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目标还是有问题的。
4.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近几年来,有些学者为了克服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忽略经营者、企业职工利益目标的片面性,提出了以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取而代之。该目标乍一听起来很有道理,似乎实现了企业价值最大,就能满足企业的各方面相关经济利益主体的目标需要,但仔细分析起来,它的缺点更多。首先,它有违明晰性特征,企业价值这个概念很不准确,可以作多种解释:从性质上看,企业价值有企业经济价值、企业社会价值、企业人文价值之分;从时间上看,企业价值有过去价值、现在价值和未来价值之别。这里所讲的企业价值究竟指的是哪种企业价值并不十分清楚。其次,它没有明确企业财务管理最终的目标究竟是干什么,这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也不太相符。第三,它未能把组成企业的各经济利益主体的目标明确表示出来,这也有违统一性特征。第四,该目标很难实行分解,不能把它落实到各经济责任单位、个人。第五,影响企业价值的因素太多,好多外部因素企业财务部门也无法控制,这也有违可控性特征。由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存在上述五大缺陷,所以它不适合作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笔者认为,把它作为企业的一种经营理念还可以。
5.企业财务管理终极目标。为了克服以上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存在的各种缺点,结合中国国情,笔者在1995年《理论与现代化》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企业目标及其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文章,在该文中,笔者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特色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定义为“以国家的方针政策为依据、市场竞争为导向,力求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企业所有者(股东)财富和职工人均收入最大化。”将该目标与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管理目标应具备的五大特征来比较,笔者认为,将它作为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还是比较合适的。首先,它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的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由企业来组成,企业由所有者、经营者和广大职工来组成,各企业都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三个经济利益主体的需要,社会主义的基本生产目的就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企业财务管理终极目标,就是要使组成企业的各个经济利益主体都富起来。其次,它符合统一性特征。它直接明确企业的目标由企业所有者(股东)目标、经营者目标和职工的目标来组成,主张三个利益主体通过协商使各自的目标统一于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之下。第三,它符合货币性特征,均可用货币量化,便于分解。第四,它符合明晰性特征,概念清楚、表达准确、没有疑义。第五,它符合可控性特征,如果将所有者(股东)财富量化,可用每股收益、股利支付来表示,所有者财富和人均收入指标都是财务管理可控的指标。由于企业财务管理终极目标完全符合中国特色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五大特征,所以将它作为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是比较恰当的。不仅如此,如果把它作为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还可以有效地建立企业内部的利益制衡机制,解决企业目标与国家目标的统一问题。对于解决我国企业存在的隐性收入问题也会有所帮助。
文章来源课件 w ww.5 Y
中国特色管理模式 篇6
关键词:装运前检验 合作模式
1 装运前检验含义
《装运前检验协议》(Agreement on Preshipment Inspection)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管辖的一项多边贸易协议。根据相关规定,该项协议适用于由成员方政府通过政府授权或政府合同的方式,指定专门检验机构对进口产品的数量、质量、价格、汇率与融资条件以及货物的海关分类等,在出口方境内进行的所有装运前的检验活动。它由前言和9条组成。它的主要条款有:适用范围和定义、用户成员的义务、出口成员的义务、独立审议程序、通知、审议、协商、争端解决、最后条款等。协议规定进口成员应确保:非歧视地进行装运前检验活动,法律、法规符合关贸总协定的规定,检验活动在出口成员境内进行,检验标准应是进出口合同规定的标准,保证装运前检验的透明度,保证协议规定的价格审核原则的遵守,保证装运前检验机构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协议确立了出口成员和用户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的国际框架。协议的宗旨是规范有关成员使用装运前检验措施的行为,确保装运前检验是非歧视和透明的,避免给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协议建立了一个独立审查程序,规定建立一个解决检验机构与出口商之间争议的独立实体,作为货物贸易理事会的附属机构。
2 “中国特色” 装运前检验合作模式
配合国家外交和外贸工作大局,根据出口非洲产品质量情况的特殊性,质检总局积极推动与非洲国家建立检验检疫合作关系,已经与11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合作协议,装运前检验是国家质检总局和非洲及中东国家监管部门合作协议的核心内容。先后于2002年、2006年、2009年、2011年和2013年分别与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埃及、伊朗、苏丹和也门等6国签署了装运前检验合作协议,同时,还有不少发展中国家都有与国家质检总局合作的愿望。这标志着我国装运前检验工作已逐步走上正轨,并不断探索和形成了一套有别于第三方检验鉴定机构的“中国特色”的装运前检验合作模式——政府协议装运前检验。
3 政府协议装运前检验的具体要求
3.1 实施装运前检验的产品范围
①塞拉利昂和埃塞俄比亚。出口塞拉利昂和埃塞俄比亚商品装运前检验的范围是我国出口到上述两国每批次价值在2000美元以上的贸易性质商品。同时,对埃塞出口产品装运前检验要求批批检验、批批签证。
②埃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检总局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贸易工业部关于中国出口工业产品装运前检验谅解备忘录》,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将于2009年5月1日起正式开始受理出口埃及产品装运前检验工作。为执行该谅解备忘录并根据其本国的法律,埃及贸易工业部于2010年3月21日签署257/2010号部长令,规定自签署之日起中国生产的工业产品(不包括食品和药品)出口到埃及时,必须提交由中国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装船前检验证书,该证书是产品在埃及清关时唯一需要提供的官方文件。至此,埃及成为我国继塞拉利昂和埃塞俄比亚之后,第三个开始实施出口产品装运前检验的非洲国家。
③伊朗。出口伊朗实施装运前检验的工业产品为《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产品目录》中第25-29、31-97章,海关监管条件为B,检验检疫类别为N的出口产品。
④苏丹和也门。出口苏丹和也门实施装运前检验的工业产品为《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产品目录》中第25-29、31-97章的出口产品。
3.2 装运前检验产品检测要求
政府协议装运前检验的内容包括外观检验、安全、卫生项目检测、核价和监装等内容。在塞拉利昂和埃塞俄比亚的装运前检验相关协议和文件中未对产品检测提出专门要求;《中埃(埃及)质检谅解备忘录》要求根据埃及标准实施安全、卫生项目检测,对于埃及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安全卫生项目,应根据申请人要求开展实验室检测;出口伊朗和苏丹等不同产品的安全、卫生项目检测按照检验检疫机构现有检验监管要求执行;出口也门工业产品查验内容包括产品质量性能合格报告的验证,产品质量性能合格报告可以是第三方检测机构的产品检测合格报告,也可以是企业的自检合格报告。其中,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可以是该批或该类产品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有效期为一年。企业自检报告应当是该批产品的自检合格报告。
3.3 监装要求
货物监装是装运前检验的必经流程。在监装过程中,货物的品名、包装情况、唛头、批号、型号/规格、数量等均为重点检查项目。
从监装工作角度,出口货物可分为产地整批出口货物、产地分散供货口岸集中装运出口货物和产地分段装货口岸最终装运出口货物,相应的监装程序和要求不同如下:
①整批装运的集装箱运输出口货物,产地检验检疫机构进行监装。
②拼装、散装货物产地检验检疫机构无权监装。检验后只能出具注有“未监装”字样的换证凭单。然后将货物分批运至口岸或装运地,由口岸或最终装运地检验检疫机构监装,并出具装运期前检验证书。
③当货物分批装运且顺序运往口岸或最终装运地或装船出口时,各装货点的检验检疫机构分别实施检验、价格核实和监装,出具装运前检验证书并加施CIQ封识。后一个检验检疫机构核查前一个检验检疫机构的封识无误后方开封监装,并重新加施封识,依次类推。最终,由口岸或最终装运地检验检疫机构核验货证并重新加施封识,出具统一的装运前检验证书。
④空运出口货物或无法以集装箱出口的散装货物,产地检验检疫机构验货后出具标注“未监装”字样的换证凭单,口岸或最终装运地检验检疫机构进行监装,出具装运前检验证书,并在证书集装箱号码与封识号码栏注明“空运”或“散装”字样。
3.4 核价要求
出口商品价格核实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客观、公平、统一、合理;二是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三是以出口货物的FOB价格为基础。货物的价格核实工作要结合货物检验情况综合考虑,根据单证核实法、市场比较法、成本计算法的顺序选择一种方法进行价格核实。其中出口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埃及等三个国家的核价遵循以上原则和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质检总局与伊朗、苏丹、也门等国家签订的合作备忘录中未提出核价要求。
4 政府协议装运前检验情况和把关成效
政府协议装运前检验从2004年2月1日起中国向塞拉利昂出口的商品实施装运前检验以来已近10年,之后相继与埃塞俄比亚、埃及、伊朗、苏丹、也门签署了双边协议。2009年5月1日起出口埃及工业产品实施装运前检验后,检验量迅猛增加。全国各检验检疫机构为了做好该项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专门配备专职人员从事监管和检验。经过几年努力和实践,出口到政府协议国家装运前检验的产品质量明显提高,退货和质量索赔明显下降,得到了协议国家的赞誉。经过几年全国各检验检疫机构的严格检验把关,不合格率逐年下降,2009年批次不合格2.50%,2012年批次不合格率下降至1.48%。产品质量的提高也可以引用埃及贸工部进出口控制局副局长默罕默德·拉加布先生一句话,他在泛非交流活动中向其他各国官员介绍说:“中埃签订‘装运前检验合作协议实施以来,中国出口埃及的产品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富有成效。”据对埃及消费者的一项调查显示,埃及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满意度提升了50%至6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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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军,唐晓奕.入世后需加强装运前检验的法律规范和监督[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4(03).
符合中国特色的生态消费模式探析 篇7
一、我国建立生态消费模式的必要性
生态环境人类共同的话题,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都必然经历一段从污染到环保, 从资源消耗到生态建设的过程。地球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已经唤起了人们对生态问题的重视。在本世纪, 人类要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全世界的生态恢复和生态建设。如果不及时改善人类生存的环境, 人类将会面临更大的威胁。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人类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l世纪议程》指出:“全球环境不断退化的主要原因是非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传统的消费模式是粗放型和内耗型, 其最终结果是耗尽资源, 破坏生态, 阻止可持续发展进程。因此,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 必须由新的生态型消费模式来代替传统的耗竭型消费模式, 才能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就是主要针对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境为具体作为。在生态文明的呼吁下, 我们倡导的消费模式就是生态型消费模式。生态消费模式要求人们节约资源, 走绿色低碳环保路线, 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生态消费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遵循生态系统演化规律而形成的特定的消费内容、水平、结构、方式和规范的消费系统。只有在全社会建构起生态消费模式, 才能实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生态型消费模式倡导全社会的消费者用环保的自觉性来节约资源, 购买生态产品。尽量使用无污染产品, 对可回收物品循环利用, 全民自觉遵守生态保护规定, 宣传生态理念和生态知识, 共同维护国家生态环境。生态消费模式的建立能够鼓励全社会参与环保和生态文明建设, 既能改善我国人民生存的环境, 又能形成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态消费模式驱动下的人的生活习惯的改变, 对于中国来说, 意义重大而深远。
二、政府主导型生态消费模式构建
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构建起生态消费模式, 但受到我国国情限制, 我们不能直接照搬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我们必须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的一条新的生态消费主导模式。从我国的国情分析, 现阶段我国消费者、NGO、企业和媒体等社会主体尚不具备成为生态消费主导力量的条件, 在中国要依靠政府牵头和组织, 自上而下的实施生态消费政策, 才能最大限度的调动社会各种力量, 组织协调各种关系, 普及生态消费观念。我国政府是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模式的原发动力。所以, 我国现阶段应以政府为主导, 由政府向社会逐步推进, 构建政府主导型生态消费模式, 以此推动我国生态消费进程的加快。具体来说, 政府在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消费模式过程中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 积极开展生态消费理念的教育和知识普及。要在全社会倡导和树立生态意识, 宣传是主要手段, 通过媒体、网络等传播途径使消费者广泛认识到生态消费对于改善人民生存环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要让人们了解, 生态消费模式的建立是保护环境的作为, 是每个人的事, 促进人们生态理念的形成, 把生态消费作为一种自觉行为贯穿于日常生活中, 逐渐成为生活习惯。
第二, 制定一整套的生态消费机制,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生态消费模式可以作为环保的一个主要措施着力推行, 政府通过引导企业开发生产低能耗、无污染、无公害的生态产品, 同时, 推行优待政策鼓励科技创新。企业是推动生态消费发展的生力军, 企业生产越多的生态产品, 市场才能有更多的生态消费。生态消费模式的形成依靠政府引导, 企业推动, 社会配合。另外, 政府还要主导培育生态消费市场, 在教育体系宣传生态消费的重要性, 鼓励科研机构加强生态产品的研发, 努力降低生态产品成本和市场价格, 积极开展生态营销, 营造有利于生态消费的市场条件。
第三, 组织以宣传生态消费为目标的民间协会和社团, 发挥中坚作用。这一点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 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促进生态消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也可以培育生态协会和以保护生态为工作内容的非政府组织, 政府加大扶持政策使这些组织快速成长, 成为倡导社会生态消费, 宣传生态理念的中坚力量。生态协会等民间组织也要壮大自身, 积极参与制定生态政策, 辅助政府环保工作, 监督企业环保工作, 到街道、社区中大力宣传生态消费, 鼓励使用生态产品, 扩大生态消费的影响力, 推动生态消费模式尽快形成。
第四, 发挥我国媒体和网络的力量, 普及生态消费知识。生态消费作为一种新的消费理念, 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是极为陌生的, 人们在生活中的日用品、饮食都可以生态化。媒体和网络要承担社会责任, 尽快普及生态消费的概念、意义、方式, 让人们自觉的向往这种生活方式, 通过生态商品的需求来促进企业对生态商品的研发和制造。生态消费模式的建立需要全体人民的参与, 生态消费应是未来普及的消费模式, 中国应早日构建出符合中国特色的生态消费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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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国锦, 张洁.分析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溯源及其研究进展[J].经济导刊, 2013 (Z2) .
[3]吕福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体—生态模式——基于“浙商”的新视角[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2 (12) .
中国特色管理模式 篇8
1 养老社区开发模式现状
众所周知,2013年被称为中国养老产业的“元年”,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各路资本纷纷介入养老产业尤其是养老社区的开发中来,中国养老社区开发模式迎来了空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状态,由于各类企业选择项目区位、客户群体、盈利模式的不同,目前市场上的项目所采取的开发模式主要有三大类。
1)嫁接型
即在原有传统成熟社区中,植入养老机构、日间照护中心等养老设施,同时通过该养老设施辐射“居家”的老人,补充原有社区老年配套及服务不足的缺憾。
2)改造型
此类项目通常选址市中心且规模较小,通过将酒店、办公楼等旧有物业进行改造,来完成养老项目的开发。
3)新建纯老型
该类项目通常吸收国外先进理念,构建完全适老型社区,提供系统的为老服务,但其最显著的特点,还是“通常只面向60岁以上的老年客户”,更有甚者,对未来入住客户年龄都进行严格限制,家庭中年轻人不得长时间居住。
在中国养老社区开发仍处于起步期的背景下,上述三种模式目前都存在一定的市场空间和受众群体,但对于希望在养老产业领域深耕细作的上海恒实投资集团来说,眼光需要放的更加长远。
在三年多的研究和探索中,我们发现,影响一个特定国家特定阶段养老模式选择的因素,是多样而复杂的。但除去个体差异,所有因素其实可以归结为三大门类:第一是文化观念,具体包含思想、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生活方式等;第二是财富实力,该项又可细分为社会公共保障政策的健全程度及个人财富积累;第三是服务管理,具体包括服务的全面程度、细化程度、执行程度等。而这其中,文化观念、心理需求才是起到基础性作用的决定因素,抛开文化背景以及由文化背景决定的客户需求,养老社区的开发模式只能是纸上谈兵。
2 全龄化健康活力颐养社区
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文化和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模式?中华文化的“群体化”特征,使得中国老人更加强调家庭和亲情,随着经济的发展,“三代同堂”和“合家团聚”虽有所弱化但仍是根深蒂固的思想,让老年人远离家庭、子艾单独居住,这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所不能接受的,因而“纯老”社区在现阶段的中国不具有普适性意义。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引导开发老年宜居住宅和代际亲情住宅,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就近居住”,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居家养老”仍然是中国养老的主力模式。由此,反观前述模式中的“嫁接型”和“改造型”项目,满足了“和子女就近居住”的要求,是不是就完全理想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嫁接型”和“改造型”项目,由于其所依托的原有传统社区在适老规划、设计、功能布局上的硬伤,实际使用中养老需求很难和社区其他人群需求相互融合,这就造成社区公共养老配套和“居家养老”服务间的裂痕,实际运营效果不佳,甚至有些后期植入的养老设施成了摆设。基于以上研究总结,上海恒实投资集团将自己所开发的大型养老社区定位为“配备了CCRC功能和服务的全龄化健康活力颐养社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成熟系统的开发理念。
从理论上来说,该开发模式主要有以下五大鲜明特点。
1)面向全龄化客户
该类社区所面向的客户可以涵盖老人、中青年、儿童等各年龄段,也就是说,未来社区客户保持一种正常的社会人口结构和生命状态。这就彻底改变“纯老”社区中年龄段单一、社区缺乏生气、老年人感觉与社会脱离的缺点,符合中国老年人“三代同堂、合家团聚”的家庭理念,能很好地满足老人对于亲情的渴求。
2)养老需求的满足是重中之重
与传统地产项目更多考虑中青年、儿童的需求不同,在我们的大型养老社区中,对老年人需求的满足是重中之重。这种“适老性”会贯穿于规划、功能布局、设计、运营、服务的各个环节,大到规划上老年配套功能的布点、小到硬件设计上的“适老化”、再到运营服务上的“为老化”,环环相扣一脉相承,从而让整个社区成为一个“宜老、适老、为老”的系统工程。
此外,该模式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放在首位。众所周知,在物质条件大幅改善的今天,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要求大大提高,加之多数老人处于退休状态,生活圈子变窄,“孤独”成为老人生活的头号劲敌。因此,在我们的社区中,会着重考虑通过景观设计增加交流空间、引入宗教设施、举办多彩的社区活动,增设呼叫中心提供陪聊服务、健康管理中心提供心理疏导等多种方式,来满足老年人方方面面的精神追求,营造一个“爱老、陪老,社区都是一家人”的亲切氛围。
3)各年龄段需求和软硬件的有效融合
由上述,养老需求的满足是社区开发的重中之重,但并不意味着中青年、儿童的需求被弱化和忽视,相反,满足中青年、儿童需求的设施和服务也是社区开发中考虑的主要部分。没有中青年、儿童客户的入住,就没有“全龄化”,就无法满足老年人“三代同堂”的居住理想。因此各年龄段客户的需求和软硬件需要有效融合,形成一个有机体,缺一不可(见图1)。在上海恒实投资集团的大型养老社区中,自规划伊始,“全龄化”所涵盖不同人群的需求就会经过系统的设计,例如在“两代居、三代居”的住宅设计中,考虑到入住老年人以“初老型”自理老人为主,加之年轻人对住宅空间和美观的需求,对某些程度要求较高的适老化设计,如轮椅回转、扶手等,会针对性地采取“预留空间、后期改建”的措施,这样既能保证老年人的需要通过后期加装得到满足,又能兼顾起家庭中中青年人的需求。
4)养老体系组织形式灵活多样,但居家养老是主力
在该社区中,既有传统意义上以养老公寓、护理型养老机构为主要呈现形式的机构养老,又有以日间照护中心为主要形式的社区养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以大量适老化住宅为主力形式的“居家养老”部分。社区内大量的老人居住在自己家庭中,和自己的子女及第三代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同时享受社区“送上门”的养老服务,真正实现养老社区化、养老家庭化。
3 全龄化社区的结构体系
综上所述,全龄化社区从中国文化背景和老年人需求出发,将养老需求的解决作为社区开发的基础,同时兼顾中青年和儿童的需求,从而达到各种需求相互融合、有机共生的状态,这更加符合中国孝文化和可持续发展要求,从而更具有普适性意义。
那么,“配备了CCRC功能和服务的全龄化健康活力颐养社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进行组织呢?依据该开发模式,我集团构建出如下产品结构体系(见图2)。
1)居住产品体系的构建
社区全面贯彻“全龄化社区”的开发理念,以CCRC(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持续照料退休社区为蓝本,构建“全链条一站式”居住体系,老年人根据自身身体状况和居住要求,可以选择入住集中型的自理、半护、全护型养老公寓,也可以选择入住住宅中高度适老化的、相对独立的“养老组团”,更可以选择与家庭共同居住的“两代居、三代居”,实现老人“在地养老、原居安老”的理想。反过来,养老公寓的配备对于“两代居、三代居”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配套,居住体系各物业相辅相成,相互支撑。
2)配套设施体系的构建
在“全龄化”社区中,考虑到老年人的需要,针对老年人的配套如医院、老年大学、老年会所、日间照护中心等是项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仅有养老配套是完全不够的,还需要以老年人配套为基础,通过对某些配套设施的功能扩展,来兼顾中青年及儿童的需求。例如在医院的设置中,社区既会考虑老年人需要设置某些特色专科、康复功能及设施,亦会考虑中青年及儿童需要设置社区综合门诊;此外在社区开发的过程中,针对儿童的教育配套如中小学、幼儿园以及各类教育培训、室内游乐设施等也是考虑的重点,同样针对中青年需求会考虑引入社区综合健身中心、大型超市菜场、品牌餐饮等综合配套。各类配套偏重不同的人群但同时能相互兼顾,共同构成“全龄化社区综合特色配套体系”。
3)适老设计体系的构建
作为全龄化健康活力综合社区,上海恒实投资集团坚持认为“适老化”不应只局限于建筑、户型设计等方面,而应该从动线设计、建筑景观设计、智能化设施等三方面来综合体现。在社区的规划布局中,我们需充分考虑老年人的活动特点和半径,模拟老年人一天的生活动线,各功能落点、动线组织应充分满足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根据不同功能的使用频率设置不同的服务半径,且在路网、道路尺度上增加适老性的考虑。比如社区内设置“风雨连廊”,为老人打造完全无障碍的户外活动空间,同时为老人提供了一个半户外的交流活动场所。此外,楼型设计、室内外适老化设计应符合《《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的要求,并针对我国规范标准过低的情形进行适当改进。当然,在建筑的适老化设计上,根据人住人群的不同,会充分考虑家庭年轻人的需要,在“两代居、三代居”中,对某些程度要求高的适老化设计采用“预留”的措施。
4)分级服务体系的构建
在该社区中,除了硬件的打造,我们将更多的精力放置在服务分客户、分物业、分级服务体系的服务体系梳理上,而且坚持认为,只有服务的切实落地才是项目成功与否的根本。社区目前已经形成以“医疗健康管理、全面生活协助、宜人安居系统、社区成长交流”为主的“4悦”服务体系,具体服务内容可达八十多项,同时为业主提供丰富的菜单式选择,满足不同业主的个性化需要。这其中,“为老服务”是重点,但与“纯老社区”专注老年人服务不同,在“全龄化社区”中,针对家庭中青年、儿童的服务内容也非常丰富。例如社区有针对家庭的清洁、代收代缴、宠物寄养等服务,将年轻人从家庭琐事中解脱出来;同时针对儿童提供四点半接送、休闲交流活动组织等特色服务。
5)生态景观体系的构建
作为“全龄化健康活力颐养社区”,社区绿化系统应处处体现生态化、丰富化、多层次的特点,提高景观的观赏性和趣味性;除却普通社区中常见的多层次的绿化系统和节能环保设计外,该类社区会更进一步赋予绿化“功能性”。例如利用自然资源优势,打造“体育公园”,将老年人休闲、锻炼、交流及家庭休闲的不同功能融于传统景观的打造中;再比如引入社区农庄,让老年人可以在农场中参与种植,丰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享受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得到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满足,又能兼顾家庭亲近自然的需求。
4 结语
综上所述,“全龄化社区”的精髓在于将以老年需求的满足为重点、以“全龄化”客户的引入为依托,将养老需求的解决置于一个有着正常社会人口结构和生活状态的社区中,在规划、设计、功能配套、运营服务上实现各类需求的高度融合和共生,在恒实人看来,这不止是一种符合中国文化和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模式,更是未来大型社区开发的一种新的方向和标准,这对于处于转型期的房地产业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们希望构建一个社区,那里鸟语花香、环境怡人,在那里,父母可以安心养老,再也不用担心病了找不到好的医院,再也不用担心没人陪伴聊天,更加不用担心身体突发状况没入在身边;在那里,孩子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好的教育,可以认识很多同住一个社区的小伙伴;在那里家庭的中坚力量们不用担心父母和孩子,甚至还可以通过社区服务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有质量感,我们希望构建这样的社区,这个理想的实现并不难。”——这是恒实人的目标。
可以说,上海临港项目只是我们的一个开端,目前,我们对自己的开发模式信心十足,我们认为这样的模式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符合中国老年人的需求,是未来社区开发的一种新的方向。继临港之后,我们还会将该模式进行全国复制。当然,目前国内养老地产的开发模式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无论如何,“把握客户需求”始终是项目致胜的法宝,找到养老社区开发模式的“中国特色”才能走得更加长远和稳妥。目前,上海恒实投资集团第一个充分体现该开发模式,完全按照该模式系统规划、设计、布局的大型社区已成功落子于上海浦东新区临港新城滴水湖畔。该项目总占地面积53万m2 (约800亩),总建筑面积67万m2,凭借其先进的开发理念、系统的规划设计和优势资源的嫁接,建成后将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大型养老社区开发的一张新名片。
中国特色的政府绩效审计模式设计 篇9
综观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历程,其产生的动因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公共支出的日益增加和公营企业的不断涌现,使得人们对政府部门支出的效益越来越关注;二是二次大战以后,民主意识的增强,社会公众强烈要求政府加强经济责任,提高公营部门支出的效果。于是审计职能作用的范围便渐次扩大,传统的合规性财务审计开始向绩效审计延伸,从而使绩效审计成为国家审计发展的趋势。绩效审计的实质即公众作为委托人通过授权审计部门实施绩效审计,而对政府及其他公营部门履行受托责任的过程进行控制,以保证受托责任得到全面履行。由此可见,绩效审计的产生完全是基于对政府及其他公共经济活动进行控制的客观需要,因而是符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趋势的一种规律性现象。
随着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政府正由权力型、管制型向责任型、服务型转变。与传统财政财务审计不同的是,绩效审计作为一种对受托经济责任更深层次的考核方式,其审计的内容与发挥作用的机理上都具有全新的改变。绩效审计在我国通常称为效益审计,侧重于对财政财务资金使用效益的审查和监督。早在1983年,审计署在《审计署关于开展审计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中就提出了“考核经济效益”的要求;198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审计工作的暂行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收支,财政金融机构、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其他同国家财政有关的单位的财务收支及其经济效益,进行审计监督,以严肃财经纪律,提高经济效益,加强宏观控制和管理,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时审计对象则扩大到了财政金融机构、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其他同国家财政有关的单位。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进一步将效益审计通过立法程序确认下来,成为我国效益审计实践的法律依据。这段时期的效益审计最大特点是关注与财务收支审计有关经济活动的投入与产出问题,无论是审计范围还是审计内容都比较具体、狭窄,偏重在效率性审计方面,具有单一性,是原本意义上的效益审计。2001年,在经济责任审计已经比较成熟的基础上,审计机关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效益审计,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率先而行,于2002年针对机场项目进行了效益审计调查。在2002年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审计署提出将财务收支审计和效益审计结合起来。《审计署2003至2007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则将“积极开展效益审计,促进提高财政资金的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作为今后五年审计工作的主要任务,提出了加快发展效益审计的目标。这个阶段提出的效益审计,其内涵和外延已经与早期的效益审计不同,带有较大的绩效审计特征。2006年《审计法》修改后,在法律层面确立了国家审计署将推进绩效审计作为对各级审计机关的工作要求。政府绩效审计成为我国审计工作者积极寻求的一种可以直接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进行评价的审计方法。2007年,国家审计署审计报告中突出特点就是首次对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做出评价,关注政策的执行和效果,注重绩效。审计署在《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绩效审计,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配置、使用、利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促进提高政府绩效管理水平和建立健全政府部门责任追究制,到2012年,每年所有的审计项目都要开展绩效审计。
2 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制约因素
2.1 行政型审计模式对绩效审计的掣肘
根据《宪法》和《审计法》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署,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主持管理全国的审计工作。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审计业务以上一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审计的这种双重领导管理体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我国政府审计是政府主导下的行政型审计模式,政府对政府审计有直接控制权。许多研究认为,我国政府审计就是政府“内部审计”,它行使的是政府内部监督职能[1]。从委托者、审计者及被审计者的关系看,作为被审计者的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与审计者同属于委托审计者领导,具有同一隶属关系和共同利益。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各级审计机关的人权、财权主要在同级政府,上一级审计机关的业务领导作用便往往被同级政府所弱化。当国家利益同地方或部门局部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审计处理触及到地方或部门局部利益时,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往往会受到同级政府的干预,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因而很难实现对同级政府的经济监督。
2.2 审计结果缺乏必要的问责
“审计年年有,问题年年出”,曾经雷霆万钧的“审计风暴”及至今日似乎渐呈颓势。甚至成为一种“审美疲劳”。审计是起点不是终点,最终目的是要将查出的问题尽快及时的纠正,惩前毖后。公众关注“审计风暴”,更期待其后的“问责风暴”。然而我国的审计制度决定了审计机关主要职责在于发现问题,而解决和处理问题之类则需要诉诸于司法监督或是相关的行政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与审计署的雷厉风行相比,有关司法机关与监督部门的步伐明显滞后[2]。问责的缺失给审计署自身的工作带来压力。违规成本的低廉以及法不责众的心理暗示,使违法违规者的队伍更庞大,问题更严重,进而形成了“审计逆效应”。
2.3 事后审计制约了绩效审计的效果
审计部门与政府决策者先天的“有机联系”,注定其对政府决策活动本身的审计监督难免“虎头蛇尾”。“事后审计”的监督程序,可能令绩效审计“只开花不结果”。因为在现实的审计工作中,时下审计机关接受的审计任务,绝大部分为“事后审计”。每届政府领导的决策层对自己决策的项目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并非一无所知,故而其不可能主动派审计机关对自己的失误进行清算,即便需要对上下有个交代,决策层也往往只会拿那些早已“撤离干净”的上届政府开刀,使所谓的绩效审计绩而不效。若这种事后监督的执法程序不改善,即便是绩效审计开展得再好,恐怕也难逃放空炮的结局。
2.4 绩效审计的范围过窄
目前,对绩效审计客体的认识比较狭隘,认为绩效审计的客体就是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对绩效审计的客体重点是公共财政部门、公共工程项目等认识比较模糊;有人认为绩效审计主要是对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评价,而忽略了对公共财政部门的绩效审计。另外,由于我国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政府审计机关的任务繁重,目前尚不能对所有纳入监督范围的单位都进行审计,只是将重点与覆盖面结合起来选择财务审计对象的。财务审计还没有实现对所有公共部门和单位的审计,只是有选择地对部分单位进行审计。
3 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模式设计
3.1 加快政府审计管理模式向立法式转变
行政主导型审计管理体制使政府行政权力比较集中,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审计机关独立行使其监督职能。审计监督的主要对象财政部门既是预算编制者,又是预算执行者,因缺乏内部制衡机制,没有开展绩效审计的内在需求和动力,压缩了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的空间。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政府审计管理模式应向立法模式发展,让审计机关隶属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是受人民代表大会委托从事国家管理的,是被审计人,应受到审计监督[3]。具体的改革措施是:中央审计署归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负责组织和领导全国的审计工作,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法律中明确审计长的任免、任期、经费来源等确保政府审计独立性的条款;地方各级政府审计机关由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直接领导,对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地方法规中明确规定审计局长的任免、任期、经费来源等确保审计独立性的条款;上下级审计机关保持一定的业务领导关系;中央审计署也可分设派出机构对地方政府实施监督。
3.2 建立以国家审计机关为主导的多元化绩效审计主体
目前,对绩效审计机构的选择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单纯依赖国家审计机关;二是让独立审计机构、社会审计机构等参与财政投资项目的绩效审计,并将全部的审计结果公开公示、向人大报告。发达国家已有委托民间审计中介组织实施绩效审计的实例。因此,当前应当本着抓大放小的原则,对政府投资和财政资金仍应以国家审计机关为主。对国有企业的审计可将政府审计与社会审计相结,虽然二者的目标和依据不完全一致,但可以通过资源共享大大降低审计成本,提高审计效率。同时,也可以对竞争性行业实行审计招投标。
3.3 扩大政府绩效审计的客体
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客体应确保绩效审计全面覆盖公共资源、财政资金管理、支配和使用的各主要方面和环节,应包括三类对象:(1)投资领域的绩效审计。重点审查投资决策、投资管理、资金使用、投资效果等环节。揭示有关部门因决策不科学、不合理造成无效投资和损失浪费和违规动用建设资金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造成财政财务透支等问题。同时揭示违反招投标规定,工程承发包不规范以及项目概算与实际严重脱节、弄虚作假申报项目、骗取财政资金等问题。(2)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的绩效审计。重点审查专项资金审批计划,地方财政专项配套资金的到位情况,用款单位的资金管理与使用情况,资金使用效果等环节[4]。(3)国有企业绩效审计。对国企进行审计的核心是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侧重于管理层面的审计,包括效率审计、财务审计以及经济责任审计等内容。前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表示,未来除了要对53家中央管理的重点国有企业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外,还要对整个中央企业开展经常性财务收支审计,加大专项审计调查力度,这意味审计内容进一步增多。
3.4 实现审计制度与问责制度的对接
审计是一种制度,刮风暴是一种不规律的,风暴过去以后一切也都平息了。审计制度背后的源动力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法律,中国的审计制度法律依据是宪法,宪法有明确规定,当然还有审计法等其他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就是人民群众的需要,人民群众需要了解纳税人通过纳税形成的国家财政资金是怎么使用的,这应该对纳税人、对社会有一个交代。最好的监督方式要还权于民,让财政资金的运作完全置于人民监督的阳光之下。长期以来,检查处理以经济处罚为主,且多针对单位,在处理上仍以调账、罚款为主。然而罚款其实只是财政资金“左右口袋”的关系,因此单纯罚款的手段难以发挥制约作用,应当追究责任到具体的个人,即有签字权的人。
3.5 建立有效的绩效审计预警系统
要想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违规行为,必须在财政管理的全过程引入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真正建立健全科学、规范、有效的财政预算管理和执行制度、公共投资体制以及行政决策监督制度,并构建起防范违法行政与腐败现象的预警机制和权力运行机制。对权力的监督首先要做到政务公开。当前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诸如预算不规范、支出不透明、投资欠科学、审批“黑洞”多等。公共投资应经过了科学论证、缜密安排,而不是热衷于拍脑袋、走形式。政府审计应当充分发挥其对国有资产的经济监督职能,并将传统的政府审计事后监督功能“前置”,以风险为导向,创新风险预警审计,建立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防范国有资产流失。
摘要:随着我国服务型政府的确立,开展政府绩效审计,强化政府受托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剖析了我国推行绩效审计的制约因素基础上,提出从改革审计体制入手,建立问责和风险预警机制,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绩效审计模式。
关键词:绩效审计,审计模式,问责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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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小燕.我国政府绩效审计模式的可行性理论框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26-131.
[3]齐兴利,邵辉.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途径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7(2):7-12.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模式 篇10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治理模式是“宏观调控+市场”。实践证明, 这一模式是成功的。它不仅引领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而且成功地规避了风险, 比如, 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 经济在全球率先回升向好, 令世界刮目相看。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等, 更是彰显了优势。比之过度自由的市场经济, 优越性是明显的。有人企图想让我们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转而采用过度自由的市场经济, 显然是错误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又是信用经济, 诚实守信是对市场主体的基本要求, 离开诚实信用, 市场将无法正常运转。如食品安全领域:地沟油、劣质奶粉、瘦肉精、非法食品添加剂等问题, 单靠“法治”是不能彻底解决的。市场经济离不开德治, 人民健康需要德治。
2 从古今中外来看待定位“以德治国”
历代圣贤明君都是倡导德治的典范, 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孔子等人。“美哉禹公, 明德远矣!” (《左传》) “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董仲舒主张“大德而小刑”。“贞观修礼”制定了一整套道德体系。《唐律疏议》说:“德礼为政教之本, 刑罚为政教之用。”康熙帝“以德化民, 以刑弼教。”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是德治的倡导者, 也是身体力行者。《中庸》曰:“大德必得其位, 必得其禄, 必得其名, 必得其寿。”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推理为“以德治吏”提供了路径, 修身即修德, 各级官员只有先修好德, 才能治理好各自的单位、地方和国家。所以科举兴盛以后, 古代录用官员要由科举开始、从修习儒学道德开始, “学而优则仕”。
凡是成功的吏治, 没有一个不“以德治吏”。我国历史上, 自汉代就实行“以儒治吏”, 设置了“五经博士”。贞观年间下诏在州县皆设立孔庙。此后, 多在学宫旁建立孔庙, “庙学合一”渐成定制。后来“四书、五经”一起成为儒学基本内容。汉代举孝廉, 隋代开科取仕, 科举制兴盛以后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员基本上都要通过科举, 科举考试成为选拔官员的最重要方式。私塾和官学最主要的教学和考试内容就是儒学。朝廷的太学和太师对皇家子弟进行儒学教育和道德培养, 特别是对皇位接班人有专职太师进行教授和培养, 如张居正、祁隽藻、翁同禾等名师都当过帝师, 祁隽藻甚至是三代帝师。康熙帝自身就是一代名儒。
北京天坛和地坛都是朝廷非常重要的祭祀场所。皇上率领文武大臣代表国家进行隆重的祭祀活动, 祭祀之前必须斋戒、更衣, 规定有限定的斋戒期限, 在北京天坛有大“斋宫”和“更衣室”, 专供皇上和文武大臣斋戒、更衣之用, 还有“圣乐坊”。天安门和天坛等都以“天”命名, 可见我国先人对上苍的敬畏。在我国文化里, “天”不仅是物理的天, 更有精神的含义。我国各地古代书院和文庙、孔庙、寺庙等都担负和发挥着道德传播和教化的功能, 书院遍布各地。朝廷还通过牌坊制度来倡导道德, 奉旨对“忠、孝、节、义”立牌坊进行旌表张扬。
国家不只有专政职能, 特别还有教化职能, 专政职能要靠法律, 教化职能要靠道德。对人民和官员进行道德教化和养成是一个国家或政权的基本职能, 只不过是很多国家都把此职能委托给了宗教, 有的还专门为此设立了国教, 写入了宪法。宗教在大多数国家都承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在我国, 信教只是少数群众的事, 这项职能就只有靠“以德治国”和“以德治党”了。否则, 官员和国民的道德品质何以保证?道德来源安在?没有任何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不借助宗教来治理和稳定社会, 更何况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 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治理国家时, 既要“依法治国”, 也要“以德治国”和“以德治党”。宗教其实并不神秘, 其最主要功能就是对人民和官员进行道德教化。宗教者, 道德教化是也。宗教的功能是广泛的。它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巨大, 它在治国中的作用是明显的, 有的国家甚至以“宗教治国”。
在西方有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等在担任着道德教育功能, 在广大的伊斯兰社会有伊斯兰教在发挥着有效德教功能, 在我国古代有儒、释、道三教在广泛的领域内发挥着有效德教功能, 宗教在大多数国家都广泛地发挥着有效的德教功能。上至皇上、下至平民, 往往都是信徒。在国外, 有神学院、教堂和清真寺遍布各地, 很多大学都设有神学院, 并培养相关的高级专业人才, 如牛津、剑桥、德国慕尼黑大学都有神学院。英国、挪威、丹麦、瑞典均把基督新教确定为国教, 伊斯兰教在30多个国家被确定为国教。“教堂是公民美德的孵化器”。
革命导师列宁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国用的是两手, 即“牧师”和“刽子手”两手。“牧师”是用宗教来约束人;“刽子手”是用法律来对人民实行专政。
以美国为例, “美国是一个以宗教道德基础作为社会道德体系的法制社会”。被人认为是“宗教色彩最浓厚的发达国家”。“美国有很强的宗教氛围, 基督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 在确立国家制度、维护家庭伦理和社会公正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基督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是影响这个国家的三个主要宗教团体。美国人的价值准则、生活态度以及道德准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受这三大宗教思想影响的。”布什在清华演讲:“95%的美国人信仰上帝, 我是他们其中之一。”宗教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社会各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在美国宗教势力就像一张网。
宗教政治。由于多种社会问题并存, 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更加明显。“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上帝是美国民主的道德引导力量”。宗教对国会的影响很大, 参、众两院都设有专职牧师。国会两院的会议以牧师主持的祷告开始。许多州议会也有类似安排。2009年1月就任的美国新一届国会议员中, 基督徒为55%, 天主教徒30%, 犹太教徒8%, 还有两个佛教徒, 两个穆斯林。“不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能理解美国政治”。宗教甚至可以左右总统选举, 影响总统决策。“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期间, 常独自一人悄悄走进圣约翰教堂祈祷。”白宫对面的圣约翰教堂设置了总统专座, 他们“坐在总统专座上虔诚地领圣体, 听布道。”据说有个总统曾读破了两本《圣经》。老布什总统在我国工作和访问期间, 礼拜日要到教堂做礼拜和祈祷, 他经常邀请福音派领袖葛培理到白宫祈祷, 并作小布什的宗教导师。推动中美建交的卡特总统也是一个好信徒, 他信仰虔诚, 努力向选民们宣传自己的宗教情结, 其以一个“善良、不撒谎和道德高尚的人”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和认同。奥巴马具有“公众神学家”或“世俗布道家”之称。克林顿是南方浸礼会教友。希拉里具有卫理公会的信仰背景。
宗教军事。许多外国军队都设有随军神职人员, 他们主持军中宗教活动, 他们都“在培训和教育军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德联邦军有神甫、犹太军有拉比、伊军有毛拉。俄军也开始设置“神职”人员。他们往往在部队设有军内教堂或清真寺。
在美国军队中, “随军牧师起到了一般军官所起不到的作用”。这些军事神职人员被任命为军官。他们在兵营的教堂、操场等举行宗教仪式。军队支持军中服役人员及其家庭信仰宗教。
宗教教育。美国从来就没放松过神学教育和研究, 许多大学都设有神学院或宗教系,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芝加哥大学都有神学院。其毕业生从随军神甫到总统智囊团成员等, 这些执著的信仰者对美国社会有重大的影响。很多大学都有教堂, 普林斯顿大学哥特式大教堂号称世界大学之最, 连海军学院也有。几乎所有美国大学都有宗教协会, 数目可观。各高等院校可以教授宗教课程。
宗教已渗透到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指出:“美国人均拥有的宗教活动场所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 并且许多新的宗教场所仍在不断地建造中。”只有极少的人宣称自己不信教。盖洛普 (Gallup) 民意调查组织进行过一次深入的大规模调查, 结果显示:“在每10个美国人中, 便有9个人说他们从不怀疑上帝的存在。有90%的美国人祈祷;86%的人说他们希望子女接受宗教培训。”周日去教堂的人比看体育比赛的人多得多。电视宗教频道很多。美国人一生中最重大的几件事——出生、成年、结婚、死亡, 都由宗教提供习俗和礼仪。虔诚的信仰者通过对上帝的敬畏, 来约束自己。《圣经》是美国最畅销的书, 每个家庭大多备有《圣经》, 在宾馆饭店的房间也往往备有《圣经》。在大学及其他许多公私机构, 都雇有专职或兼职牧师, 在很多地方活跃着宗教人员的身影。
穆罕默德形象地说:“道德之于宗教, 犹如精神之于身体。”伊斯兰伦理学家说:“伊斯兰教乃是对于人心的一种道德陶冶。”我国著名阿訇也说:“宗教者所以维持道德也, 维持道德者乃宗教之本质也。”穆斯林将《古兰经》视为“人类道德的宝典”。将“赏赐有美德者, 以大量的恩惠。”
宗教是德治的一种重要形式, 西方和中东国家有借助宗教推行德治的传统。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具有普世价值。古往今来, 不“以德治吏”却能使国运延祚者, 未之有也。
革命和建设的策略各有不同, 革命的目的是为了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这个新世界建立起来后, 就要为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我们应与时俱进, 把革命的思想、理论和文化体系转变为建设的思想、理论和文化体系, 进行一个系统置换和改造, 由彼系统转换为此系统。例如, 治国对宗教和历史文化的重视和运用是完全必要的, 是为了长治久安。
3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江泽民同志说:“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
其实,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和生命源泉之一, 法律起源于道德和习俗等, 法律对罪与非罪、善与恶的价值判断以道德为基础和取向。法律和道德互为依靠、相辅相成、刚柔相济, 道德不能离开法律的保护, 法律也不能脱离道德的基础。道德充当着法律的后备军, 其调节范围更广, 法律控制不了的领域要靠道德。法律不是万能的, 更不是全能的, 法律不能包治百病, 它有它特定的调整对象, “法律的归法律”, 其他的归其他。
道德不但是立法的基础, 也是司法的有力保证, 立法、守法、执法都要以道德为基础和依靠, 立法和执法的公正严明需要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只有以道德为基础的法律才能成为良法, 立法精神要贯穿道德原则, 我国法律必须和我国的基本道德原则相一致。我国法律的产生和执法、守法全过程都是建立在我国深厚文化和道德土壤基础上的。从来就没有凭空产生的法律, 历代律法都是以当时的伦理道德为基础, 大唐律的制定者们提出了“礼法结合”的精神, 并把它贯彻到法律中去。更多人的违法犯罪, 并不是因为缺法, 而是因为缺德。守法历来是以道德建设为前提, “法不责众”是一普遍原理, 如果多数人都犯法, 则法治就失效, 法律惩罚的是少数人, 法治的前提是多数人都比较有道德, 这就要靠德治。
依系统论的视角, 在社会大系统中, 政治、法律和道德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 政治、德治和法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刚柔相济的,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互渗透, 否则社会治理将变得很困难。道德与政治和法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政治不能代替道德, 法律也不能代替道德, 法治不能代替德治。它们各有其自己独立的价值和功能, 是最基本的社会治理形式, 都不可偏废。
德治和精神文明为法治和法律文明提供基础和背景, 法律文明则为精神文明提供支撑。法治还要有精神要件和精神资源, 法律文明和政治文明离开精神文明, 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基督教文明在西方的法治文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德治背景、基础和铺垫。在政教合一的国家里就更明显了。法治需要很多其他背景、基础和铺垫, 既需要经济基础, 也需要道德和文化基础。我国的法治背景和基础特别是道德背景和基础, 是否有欠丰厚呢?“只有法德结合, 才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的法治。”单一的法治是不可能成功的。
4 政治治理模式
苏联解体和东欧共产党垮台, 我国也面临着极为艰巨复杂的建设任务和国内外的复杂形势, 面临着分裂势力的挑战和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弱化图谋, 面临着各种腐朽文化和不良思潮的侵袭和干扰;共产党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和各种腐败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就特别需要一个无比坚强的领导核心和一个卓越的主心骨, 来代表和维护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历史和现实对党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很大的希望和很严格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现实的需要。否则, 国家将“四分五裂”, 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将受到严重危害。“共产党将在中国长期执政”。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历史的产物, 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使其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等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
5 依法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
既然我国现实需要党的领导, 党就要自觉地承担起这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既要依法治党, 又要以德治党,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执政的合法性。失德必失政。
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以德治党”要和依法、依纪、依规治党结合起来。邓小平同志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 认识到“还是要搞法制, 搞法制靠得住些”。他说:“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要用制度管人”, “以德治党”要以制度做保证。
我党在创新“治理机制”的时候, 创制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伟大治国方略。现在关键是如何更好地实现之?中国的事情, 能不能办好, 关键在党。
我国先人“修齐治平”的理念:“修身, 养性, 齐家, 治国, 平天下”是从自律开始, 先人的“慎独”、“克己复礼”和“无愧于屋漏”, 既是自律, 也是他律。“内省不疚, 夫何忧何惧?”法律往往靠强制力、靠他律, 而有道德才能自律。只靠他律, 没有自律, 是不行的。在一些场合缺少他律, 就要靠自律。当然自律也有局限性。他律和自律相辅相成, 只有把二者结合, 才能相得益彰、大放异彩!对于腐败行为, 通过“以德治党”使其“不想为”, 通过监督机制使其“不能为”, 通过严厉惩处使其“不敢为”。这样法德并举、自律和他律同兴, 必定会造就一个圣洁光辉的党、一个坚不可摧的党、一个所向披靡的党!
6 “德治”应该机制化
我们道德教化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中华民族不受到内外侵扰, 保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受到伤害, 使中华民族世代绵延并和人类共存。修德绝不是一件吃亏的事, 自古道:“积德之家必有余庆, 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大德者, 天下必顺之!
应培育大批德育专业人才, 在主要高校建立德学院或国学院, 每个省市都应有, 建设和传承我们的主流文化, 应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我国道德基本理论作为其必修课。
“以德治党”更要长期进行道德体认和教化, 需要和风细雨式的“润物细无声”, 长期坚持才能达到好效果。应推行“教牧制”, “以德治党”的重点是“以德治吏”, 每个党委都应有“德育堂”, 各个党委每个月应接受一次集体道德教育, 进行政治和道德武装。
法治、德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共同辅佐中国这条大船破浪前进!
摘要:本文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模式, 分析了我国的经济治理模式和政治治理模式, 得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的结论, 并提出了以德治党的一些具体措施, 具有理论和实际价值。
中国特色管理模式 篇11
一、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内涵
新公共管理运动起源于英国、美国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并逐步扩展到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在当代,新公共管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其作用和影响日益突出。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其主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让管理者进行管理;衡量业绩;产出控制;顾客至上;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引入竞争机制;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改变管理者与政治家、公众的关系。这八个要点既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取向,又是新公共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
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公共性”作为新公共管理的一种基础性内涵,决定了新公共管理的客体或对象是公共事务,即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公共利益必然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也必然满足统治阶级的根本需要;新公共管理模式力图将政府市场化,冒着让社会步入危险的风险让市场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也产生了如何与公共职能有机结合的问题。一味注重实效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由于过分强调对“绩效”、“效率”的追求,反而易导致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应用于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构想
(一)加强政府的治理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在经济转轨时期,各级政府普遍面临一方面政府要放权于企业、放权于市场、放权于社会,另一方面政府还要承担起培育市场主体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任务。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社会自主化管理,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都要政府的支持和扶植。现阶段我们仍然存在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不够规范,对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仍然很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仍未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未能很好发挥的问题。有鉴于此,当前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进一步调整组织结构,加强和统一宏观调控部门,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流通管理体制和金融监管体制,强化市场监管力度的改革上。通过这样的措施,可以进一步重新构建政府新的职能体系,明晰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责任关系。使政府得以充分发挥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领导和治理作用。
(二)不断改进管理方式和手段。
受传统体制的影响,我国政府管理的成本意识淡薄,庞大的财政支出不仅影响了政府形象,也妨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十六大提出了通过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新思路。电子政务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革命,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表现为具有生产力性质的政府管理工具的创新,政府通过现代管理手段,转变传统行政方式,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三)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职权。
要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属于中央职能范围的事务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属于地方政府职能范围的事务由地方政府自主管理;处理好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必须按照既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统一,又要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依法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管理权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及相互关系应当由宪法加以规定。
(四)大力推进以事业单位为代表的管理体制改革。
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是我国今后机构改革的重点。我国政府改革的重点是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加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培育公共服务体系,遵循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历史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在未来进一步的体制改革中,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满足公共服务需要、科学合理、精简高效的现代事业组织体系。
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模式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是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
(一)建立新公共管理理念。
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正在带来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飞速变化,带来社会各个群体行为和要求的变化,也要求政府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方式必须发生变化。公共管理所涉及的转变观念实质上是转变对政府作用的定位认识。新公共管理是公共部门应对社会要求、顺应市场化浪潮的时代产物。新公共管理重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重在公共利益上;强调政府组织与其公共组织相统一,重在政府组织上;主张社会问题管理与资源管理相统一,重在问题解决上;关注结果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统一,重在结果管理上;提倡管理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相统一,重在公平上;要求公共组织的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相统一,重在外部管理上。公共管理内涵的本质是公共性。这种公共性是社会性的升华或抽象。公共管理的主体、价值观、手段、对象和目标都体现了公共性,从而与私营部门的管理区别开了。公共管理从权力中心向社会中心转变,从管理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变,管理原则从对上负责到对下负责转变,等等,也都体现了公共性对公共管理的基本要求。
(二)准确定位服务对象。
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选择等理论为基础,认为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主张建立一个“企业式政府”。一个政府官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家或企业管理人员”,从而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公众则是因向政府纳税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公民对政府的制约主要通过行使政治权利来实现,顾客对企业的控制主要通过购买其商品和服务来实现。企业家式的政府应是以顾客的需求为导向并提供较高服务效率的政府。为此,政府应该以服务对象为顾客,以顾客为上帝,政府服务应该以顾客需求或市场为导向。新公共管理将市场模式引入公共领域后,试图运用顾客驱使制度原理,迫使政府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效率和质量。我国政府的主要精力和主要财力应当集中到满足公共需求,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上。“十一五”规划纲要体现了这个要求,首次划定了政府公共服务领域范围,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中,明确提出“基本公共服务明显加强”,将更多的财力投向公共服务领域。
(三)合理区分政府职能。
中国特色管理模式 篇12
1 中国特色竞技网球职业化发展模式的提出
2002年釜山亚运会中国网球队没有拿到一枚奖牌, 这次惨败令中国网球界深刻反省, 闭门造车 (即完全举国体制) 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国网球只有融入到国际网球大家庭才有出路。 (2) 为了尽快的提升中国竞技网球水平, 实现奥运争光的计划, 中国网球管理中心下定决心决定走职业化发展道路, 确立了“必须坚持走职业化的道路”的指导思想。确定职业化发展之后, 国家加大对网球事业的经济投入, 在“多参战—挣积分—进奥运”的目标下, 允许运动员大范围地参加国际比赛, 开始了职业化的试水。2009年, 李娜、郑洁、晏紫等国家队运动员率先尝试走职业化的道路, 她们自己聘请教练进行训练, 自己选择参加赛事, 奖金自己分配。简言之, 即自负盈亏。自此, 她们正式走上了中国特色的职业化道路, 也标志着中国网球向特色的职业化发展迈出了第一步。
李娜等人在职业网坛的成功表现是否标志着中国网球已经进入职业化的发展模式, 回答是否定的。从国际网球职业化发展模式的实践中可以看出, 除了家庭模式培养以外, 还有很多职业网球运动员是由职业经纪公司赞助培养的。由经纪公司为他们提供各方面资金支持, 相反, 当运动员获得奖金及商业赞助后, 则按照与经纪公司所签的合同来分配奖金。在青少年培养方面, 许多网球强国还通过国家网球协会资助培养网球后备人才等。而不是依靠国家进行后备人才的培养, 运动员的培养模式决定着网球职业化发展的方向, 在国外职业网球的发展市场介入成分占绝对优势, 并且网球运动员赛事的商业化开发相当成熟, 职业网球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阶段。
虽然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但整体实力并不理想, 尤其从后备人才培养与男子网球项目来看, 多年来一直在国际网坛上处于落后的境地。就全国运动队整体水平来看, 无论是教练员队伍还是运动员竞技状况基础都十分薄弱。 (3) 近年来, 男子网球发展过于缓慢, 能在国际赛场上参赛的资格选手寥寥无几。随着职业化的不断深入, 暴露出来的问题也随之增加, 如后备人才匮乏、选材育才不科学、女子单双打发展不均衡、男女发展差距过大、训练培养模式不完善、教练员水平较低等, 它们制约着中国竞技网球职业化的发展, 由此证明了在我国实行完全职业化的竞技网球发展模式是行不通的。
鉴于此, 本研究在综合研究中国网球与国际职业网球发展模式实践基础上, 经过国内10名专家的论证, 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竞技网球职业化发展模式, 即“举国体制”与职业化相结合的双轨制发展模式。它是在举国体制下培养运动员, 而在完全职业化的国际赛制中训练、参赛的“双轨制”发展模式。
2 中国特色竞技网球职业化发展模式理论体系的构建
2.1 中国特色竞技网球职业化发展的本质
中国竞技网球与西方竞技网球在职业发展模式方面存在着差异, 西方竞技网球人才的培养是以个人投入为起点, 然后通过经纪公司的运作获得商业赞助, 最后获得比赛奖金。而中国竞技网球人才的培养在前期主要依靠“举国体制”国家投入为主, 当运动员个人具备走职业化道路后, 国家与其签订相关协议后, 运动员可以自己走职业化道路。可以说这种中国特色竞技网球的道路是举国体制延伸和深化。事实证明, 坚持举国体制与职业化相结合的道路, 实现举国体制与职业化之间的协调发展, 使我国竞技网球走向逐步市场化、商业化、国际化, 是中国特色竞技网球职业化发展的本质。
2.2 中国特色竞技网球职业化发展的目标
从专业队向职业队转变, 走职业化的道路, 实现中国竞技网球各个方面的完全职业化发展, 是中国特色竞技网球职业化发展的目标, 也是实现我国网球运动员快速成才和竞技水平快速提高的途径。
2.3 中国特色竞技网球职业化发展的重点
首先, 要形成职业化的竞技体育思想理念与决策、管理体系。竞技网球职业化的理念包括职业化的训练思想、职业化的训练操作理念、职业化的市场运作和职业化的培养管理理念等。只有树立了职业化的思想理念, 才能围绕职业化制定相应的决策和发展战略, 遵从相应的管理原则, 从而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职业化的整体趋势和网球项目的制胜规律。其次, 提高教练员队伍执教水平和综合素质, 形成职业化的网球训练理论和训练模式。加大对教练员的培养、选拔和教育力度, 努力提高教练员的专业素质, 形成职业化的训练理论和训练模式。最后, 完善职业化的网球市场运作。网球职业化的市场运作是以经营者的商业化、运动员的商品化作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以盈利为目的。要通过不断地参加比赛以获得高额的比赛奖金和好的比赛名次, 争取更多的商业赞助, 多渠道的募集资金, 以满足自己聘请教练、参加比赛、租用运动场地等高额的费用。因此, 应积极完善职业化的网球市场运作, 是中国职业网球尽快实现商业化、市场化、国际化。
2.4 中国特色竞技网球职业化发展体制
在我国由于受国情、项目特点等综合条件制约, 现行条件下, 完全僵化的照搬西方网球职业选手培养模式, 完全不能满足我国网球事业的国家需求和民众期待, 是一种上层建筑需求和经济基础缓慢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不协调。因此, 我国运动员的培养是在举国体制下进行, 即从选材、训练到比赛出成绩都是在国家的统一管理下完成的。作为祖国培养出来的运动员, 应该让爱国主义的信念深深扎根于每一个运动员心中, 网球项目不同于其他运动项目, 它拥有着丰厚的参赛奖金, 我国应逐步改革选手的投入和回报机制, 通过广筹资金, 积极寻找商业赞助资助。同时也要不断完善和优化奖金的分配制度, 积极的调动运动员与教练员及管理者的积极性。从而使运动员在职业化道路上能够得到长远发展。
2.5 中国特色竞技网球职业化发展的方针
首先, 继续保障和发挥举国体制优势, 扩宽人才培养途径。新形势下, 我们要在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保障作用的同时, 也要需要积极扩宽网球人才的培养途径。其次, 重视科研, 科学训练, 提高训练质量和效率。我国还应重视科研工作, 充分借助各种有利于运动水平发展提高的科研手段, 加强在体能训练、运动营养、技术分析、制胜规律等方面的研究。再次, 积极开拓市场, 促进国内赛事升级发展。我国目前虽然承接了中国网球公开赛、上海大师赛等国际一流赛事, 但是在网球市场培育、赛事运作模式方面还存在严重不足。例如赛事资金还是主要依靠政府支持。最后, 提高网球运动人口, 营造浓厚的网球社会氛围。任何竞技运动项目的发展都离不开群众基础, 群众网球运动发展好必然会促进中国竞技网球水平的提高。但目前, 我国的网球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却极小, 网球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场地严重不足。
2.6 中国特色竞技网球职业化发展的保障
一个国家的体育体制对该国体育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 它总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体育发展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来看, 还不足以以个人力量来培养优秀运动员。所以今后在一段时间内还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 举国体制保障了资金保证、运动员的选材、训练设施、医疗条件、人员调配以及参赛费用等方面, 这种体制显示出巨大优势。同时, 也要不断的完善中国特色竞技网球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为使中国特色竞技网球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做好保障。
3 小结
中国特色竞技网球职业化发展模式为“举国体制”与职业化相结合的“双轨制”发展模式, 即在举国体制下培养运动员, 而在完全职业化的国际赛制中参赛的“双轨制”发展模式;本质是充分发挥网球举国体制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实现中国网球事业的全面提升, 从而为中国竞技网球走向完全与国际接轨的职业化发展道路的转变完成完美过渡;发展的目标是实现我国竞技网球由专业化向职业化转变, 提高我国竞技网球整体实力和水平。
摘要:本研究利用现代产业理论视角, 综合利用管理学、经济学、体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 运用文献资料、特尔斐法、深度访谈、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 在对国内外竞技网球职业化发展模式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双轨制”竞技网球职业化发展模式。同时构建了以本质、目标、重点、体制、方针、保障六部分内容为架构的中国特色竞技网球职业化发展模式理论体系。
关键词:特色,网球,职业化,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魏源等.我国网球职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 2006.21.
[2]田园等.“举国体制”与职业化的融合——中国女子网球登顶世界的成因分析[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7.1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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