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片的历史探源

宣传片的历史探源（通用8篇）

宣传片的历史探源 篇1

技术的合理应用不仅提高了社会文明程度, 推进了社会民主化进程, 同时也不断产生着新的社会交往需求。作为技术、艺术的复合体, 宣传片在公共领域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传统研究中, 研究者更多关注狭义的, 以政治为目的的宣传片研究, 所以宣传片常常被当做统治者或传播者对受众实现思想操控的“工具”而诉诸以“恶名”, 其发展被认为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高峰。但是, 本文通过对1895年到1914年一战前宣传片的历史考察发现, 早期宣传片的创作目的和表达形态却并非如此。电影诞生最初的十年中, 宣传片的表现形式与表达内容是丰富的, 其价值取向也是多元的。也就是说, 宣传片的发展与形成并不是既定式的, 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宣传片的概念界定

从概念表述来看, 《世界电影百科全书》对于宣传片的界定是“一般指直接服从于某种政治宣传任务的宣传画式短片。宣传片是为政治口号、讲解提纲及报告做说明的, 他们的形成基础是用于解释政治形势、激励观众站稳一定立场并积极投身于一定社会斗争之中的一些真实情节”。 (1) 该定义不仅具有浓重的时代痕迹, 而且局限于狭义政治宣传片的范畴。而在中国, 对于仍在广泛使用“宣传片”的国度来说, 这种概念显然已经不再适合当下的研究。

从译名表述来看, 在英文词典及外文著作中, “宣传片”通常可用三种表达形式, 即:propaganda film; (2) publicityfilm; (3) promos (promotion film) (4) 。其中, propaganda film侧重于政治宣传片和鼓动宣传片;publicity film侧重于公共关系或商业宣传片;而promos侧重于品牌营销宣传或媒介广告宣传片。这三种翻译代表了宣传片历史发展中的三大趋向, 互为影响又相互继承。但是, 它们都有一个共性, 即政治目的和商业目的两大价值取向, 只不过表现得或明显或隐蔽。但是, 无论在印刷传播时代, 还是电子传播时代, 宣传片的这三种趋势却常常是相互杂糅且各有侧重。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中提到, 媒介在报纸新闻传播时代就已经体现出政治宣传、公共宣传和商业宣传三种功能, 并且三者的关系也常常是相互交织的。所以, 广义的宣传并不是宣传片的特有之物。另外, 从拉斯韦尔的论述“宣传是通过操纵象征物来影响人类行为的技巧。这些象征物可以采用口语的、书面的、图片的或音乐的形式;广告和消息发布均属于宣传的范围” (5) 可见, 此间对于宣传的定义也并未局限于狭义的政治领域, 而仍属于广义范畴。因此, 本文所使用的propaganda film实际上是包含着三种形态的广义宣传片的表述。

综上所述, 本文从广义范畴上对宣传片进行重新界定, 即:传播者有目的地选取一定信息, 通过现代媒介对受传者进行说服, 从而使其产生影响的影 (视) 片类型。

宣传片的历史探源

电影的诞生不仅是人类技术史上的一次飞跃, 也是宣传史上的一次革命。作为视觉传播媒介, 电影具有印刷等传统媒介所不可比拟的优势。早在1895年到1914年, 传播者就已经利用电影传播的优势进行商业宣传和政治宣传, 开了宣传片的历史先河。

广告 (商业) 宣传片。宣传片最早是作为商品推广手段出现的。1896年, 在电影业最为发达的法国, 就有电影院在建筑屋顶上或咖啡馆的露天花园里放映广告的先例。卢米埃尔兄弟曾拍摄宣传洗衣粉的《洗衣女》, 这是较早的广告宣传片。梅里爱为了商业赢利, 也专门为食品公司拍摄广告宣传片, 主要是在影片中“夹杂一些为法里埃食用磷粉、卖尼巧克力糖和波尼毕斯芥末粉作宣传的广告”, (6) 这些宣传片不只用来传播商业信息, 还常常被当做娱乐节目消费, 使得“电影院广告”得到普及和推广。较早利用电影进行商品推广的是法国杜发叶尔百货公司。1900年, 该公司建立了专门播放宣传片的放映厅用以促销家具。虽然效果并不理想, 但却开创了宣传片促销的先例。而1903年鲍特拍摄的《煤区铁路》则标志着广告宣传片的进一步成熟。据萨杜尔电影史记载, 这部为铁路部门拍摄的商业宣传片通过关键性的三个镜头:女主人公上车;车厢内特写;女主人公下车, 全身依然洁白, 来宣传美国大西铁路的旅客没有受到煤灰飞扬的影响。由此可见, 广告 (商业) 宣传片的产生不仅有赖于法国电影的发展, 还有赖于商业竞争中营销策略的改进, 它为生产商、广告商、电影商共同赢利提供了机遇。

城市宣传片。电影艺术诞生于城市, 城市化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电影的兴盛, 又为电影表现提供了新的题材和内容。最早大规模拍摄城市宣传片的当数卢米埃尔公司, 他们拍摄了《巴黎: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共和国广场》等法国城市街景和国外城市街景影片。其中《布鲁塞尔:阿斯帕克大街》、《布鲁克林—富尔顿大街》、《莱塞路广场》、《里贝塔大桥》等影片采用固定拍摄的方式, 通过城市景观、桥梁建筑、城市生活、城市交通等内容, 全景展现了20世纪初世界大都市的形象。1903年, 美国克莱恩光学公司又拍摄了《一个伟大都市的形形色色》的宣传片, 介绍了纽约城市面貌、工业情况、交通状况和自然风光。影片不仅塑造了“文化、机遇、艺术、工业和金融的圣地”的纽约形象, 还传播了纽约是“世界的大熔炉”的观念 (7) , 使城市宣传片传播由感性逐步上升到具有文化内涵和理念表达的高度, 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城市宣传片。

政治宣传片。新闻宣传片、战争宣传片和政治宣传片都具有较强的政治性, 笔者将它们统一归到政治宣传片的范畴。从卢米埃尔公司拍摄“报导片”到1908年百代公司“百代新闻电影院”的成立, 新闻宣传片是最为常见、持续时间最长、表达形式最丰富的宣传片类型。卢米埃尔时期, 先后为女王、沙皇、德皇、贵族以及政府要员拍摄了大量的外交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纪录影片, 这些报导片以记录和叙述事件为主, 被看做新闻宣传片的先驱。其后, 英国布莱顿学派威廉孙继承了卢米埃尔报导片的手法, 拍摄了《亨莱的赛船》等影片, 采用了蒙太奇手法将赛船的场面、观众场面和到达终点等激动人心的场面交叉剪辑, 为新闻片的表现增添了新的活力, 形成了早期新闻宣传片的雏形。而较早运用新闻宣传片服务于政治的则是美国的麦金莱总统。他当政期间, 将新闻片作为政府传播信息、控制舆论、向移民进行社会价值观渗透的有利工具。这些宣传片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导向性, 是官方政治作用下的产物。具有代表性的是1898年维太格拉夫公司的A·E·斯密士与勃拉克顿拍摄的《撕下西班牙的国旗》。影片运用蒙太奇手法, 将撕碎西班牙国旗换上美国国旗这一仪式性动作戏剧化, 迎合了美西战争期间沙文主义者的狂热爱国情绪。为了影响公众舆论, 美国政府运用电影的一个重要意图是来体现“亲英”的政治外交。为此, 产生了《阿伦德尔·卡斯尔和英军开赴德兰士瓦》、《战场上的英国军队》、《带着战俘的波尔人》等一批影片。它们通过战争内容的表达, 美化了英国军队的人道主义行为, 丑化了波尔人的可怕和残忍, 向公众传达了政府的政治倾向和意图。相比美国的激进式和鼓动式宣传, 英国的宣传片则体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冷峻的目光, 具有现实主义风格。1901年以后, 海普华斯拍摄了具有宣传性质的《英国的海军》、《荣誉的和平》和《为国效劳》, 将新闻片和戏剧片相结合, 表达了为国而战的英雄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见, 在当时, 宣传片就已将政治与社会现实相结合, 在满足观众情感诉求的同时实现了思想上的劝服。

旅行宣传片。电影的发明使风光片逐渐取代了风光照, 技术的进步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从而使旅行宣传片和风光宣传片得以兴起。卢米埃尔兄弟和梅里爱等都是拍摄旅行宣传片的“高手”。《卢本路》、《海岸和海》、《Nile河的河坝》、《港口的电影》、《从德马里出发》等影片通过移动摄影展现城市的美丽风光。该类影片不注重情节性, 摄影师相当于导游员, 通过镜头将观众引入画面, 开创了旅游风光片的范例。之后, 随着探险和登山运动的兴起, 一些探险家也纷纷开始拍摄游记片。1903年, 英国的奥尔梅孙·斯密士教授为新成立的欧本贸易公司拍摄了旅游风光片《冬季的阿尔卑斯山》、《秀丽的瑞士风景》等。影片非常注重艺术性和观赏性, 成为欧本贸易公司获得商业成功的“品牌”, 是较早的旅行宣传片的雏形。

教育宣传片。教育宣传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与教会等社会组织有关的传播活动。传播者经常被邀请到学校、慈善等机构进行免费宣传, 或为大企业进行专场放映, 开创了宣传片在组织中传播的早期历史。1903年, 美国莱克恩光学公司制作了具有道德教育作用的宣传片, 这可以看做是较早具有针对性的利用宣传片进行教育的活动。此时的影片比较短小, 专供放映商在节目前放映。包括关于饮酒的《戒酒者的胃部》、关于劳动的《工厂》、《劳动鼓动者》, 关于家庭的《快乐的家庭》和关于宗教的《教堂》等, 开创了利用宣传片对公众进行社会道德规范教育的先例。随着电影普及程度的提高, 一些大企业、军队、学校开始认识到宣传片的教育作用和价值。1917年, 美国铁路公司制作并放映了《贾克造的房子》、《理智的尺度》等具有教育功用的宣传片。影片通过故事表演的形式说明了粗心和饮酒惹祸所造成的恶果, 目的是提高职工的职业道德水平和安全意识。此类影片强化了宣传片对于公众进行普及的宣教意义, 促进了公司在商业上的赢利。

科学宣传片。科学宣传片的兴起与发展既是电影企业激烈竞争的结果, 又是观众素质逐渐提升后的一种需求。科学宣传片最早兴起于英国。1903年, 欧本公司为了与伐克威克和百代公司竞争, 独辟蹊径, 制作了首批科学宣传片, 获得了巨大的赢利。这些影片是由马丁·邓肯教授拍摄的, 包括《忙碌的蜜蜂》、《自然史研究》、《海洋动物》、《看不见的世界》等, “创造了世界第一套科学影片的历史”。 (8) “把大自然搬到舞台上去!”是当时影片上映时的口号, 表达了早期艺术家的创作理想和追求, 实现了宣传片的社会价值。

公共关系宣传片。在公共关系研究兴起之前, 宣传片已经在公共领域内发挥着协调公众、政府与组织间的沟通作用。公共关系宣传片使传播者和信源提供者实现了商业目的和政治目的的“双赢”。卢米埃尔公司被看做最早为各国政府、组织机构和行业部门进行形象宣传的“代言人”, 其宣传片为各国政府的外交或社会活动提供了形象展示的平台。《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可以看做是较早企业形象宣传片的代表, 展示了卢米埃尔公司蓬勃发展的企业形象。在其作品中有大量展示权力机关、公共机构或行业部门的形象宣传片。如反映水兵、步兵、消防员等整体形象;反映造船业、运输业等行业整体风貌等影片。虽然影片只是对局部细节进行了客观记录, 却形成了对军队的管理与训练, 消防队的演练与防范;行业生产繁荣发展这样一种主观展示, 美化了组织机构以及公共行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体育宣传片。激烈且具有动感的体育运动是最富有“上镜头性”的, 所以, 体育运动和体育赛事是早期电影艺术家非常青睐的题材。早期体育宣传片多数是民间性的, 其商业目的凸显而政治目的弱化。艺术家拍摄了大量关于自行车、网球、足球、汽车、帆船、拳击、马术、斗牛等体育比赛和体育运动的影片。爱迪生和卢米埃尔公司拍摄了《沙姆洛克快艇比赛》、《自行车竞技的开始》、《自行车竞技选手达到Torino》、《网球比赛》等, 是较早时体育宣传片的雏形。这些影片结构和形式比较单一, 注重对运动场面的全景展示。记录了体育运动在群众中的发展程度, 也为各项运动的普及推广作出了贡献。1906年, 欧本公司拍摄了在雅典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大会的新闻, 影片报道了大会盛况, 传播了体育精神,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较早的一次对奥运会盛况的宣传报道。

宣传片早期传播趋向及成因

美国学者C·R·赖特曾提出传播“四功能说”, 包括:环境监视功能、解释与规定功能、社会化功能和娱乐功能。尽管早期传播者对于宣传片的传播还处于一种不自觉的, 从无意识宣传到有意识宣传的过渡状态, 但是这四种功能在宣传片中却都有体现。因为“电影除了是一种商品和一门发展中的工艺以外, 也是一种社会力量。” (9) 所以, 早期宣传片体现了“娱乐功能”为主导, 解释与规定、环境监视的“沟通功能”和实现教育及服务的“社会化功能”为补充的传播趋向。笔者认为, 产生这种趋向的原因是:

由传播目的所决定。通过娱乐而实现商业赢利是早期宣传片创作的根本目的, 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这种“供求关系”也决定了传播者对传播观念、传播方式和传播策略的选择, 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是依赖与被依赖的互动关系。

由传播者和受传者的特点所决定。早期传播者主要是器械发明家、娱乐业商人和资本雄厚的大企业家, 他们对电影传播还停留在“娱乐品”和辅助“教育工具”的层面上。具有一定的启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但是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创造更大的商业利润, 作为“把关人”, 他们主导了宣传片创作的价值取向。另外, 从受传者角度看, 除小部分贵族及社会名流外, 宣传片的主要受众是中下层平民和外来移民, 他们处于社会底层, 生活水平和知识水平较低, 但是, 他们渴望了解社会、进行娱乐消遣和实现社会交往的现实性需求促进了各种宣传片的生产, 受众的文化素质和接受水平也影响着宣传片的再生产。

受传播环境和技术的制约。早期电影放映场所主要是游乐场、集市、咖啡馆、大众娱乐场, 决定了宣传片只能是一种“通俗的玩意儿”。为吸引观众, 传播者必须增加其新鲜性、刺激性和猎奇性。由于技术条件和水平限制, 电影还处于手工业阶段, 制作比较粗糙, 这些都使宣传片在表达上趋于简洁、淡化情节, 使宣传内容呈现出通俗化、故事化、弱政治化和弱知识化的倾向。

与社会以及政治的互动。早期宣传片在传播领域的作用还未被重视, 其生产和创作由市场和观众需求决定, 使得一些反响好的宣传片作为一种类型被不断“复制”。另外, 电影审查制度还未建立, 政府对电影宣传的干预和控制尚不明显, 宣传片具有民间性和组织性。传播者与政府或组织之间常常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在保证商业获利的基础上进行隐蔽的意识形态输出。

由此可见, 从1895年到1914年, 在电影业实现从手工业向工业化的转变中, 宣传片的表现内容和表达形态也发生了历史的流变, 甚至一些宣传片的类型直到现在仍在沿用。这一时期, 宣传片通过娱乐方式直接实现了商业目的, 通过启蒙形式辅助实现了政治目的, 而商业目的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与当时电影产业的发展状况, 官方对舆论传播控制状况以及电影传播者和受传者的传播理念和接受特点互为关联。

摘要：在当下中国语境中, 宣传片的创作非常活跃, 应用领域也非常广泛, 但是对于宣传片的理论研究却一直处于“模糊”状态。本文以政治和商业两大目的为圆心, 对于1895年到1914年期间的早期宣传片进行历史探源和类型梳理, 分析其在当时社会中的表达形态和形成原因。

关键词：宣传片,历史探源,传播研究

注释

1[1]杨海明、王洪华、张正芸等编译:《世界电影百科全书》,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 第735页。

2[2][3]张仁凤、俞剑红:《英汉·汉英电影词典》,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第163页, 第162页。

3[4]戴尔德丽·汉森、乔迪·F·戈特利布[美]著、刘硕译:《电视玄机——性、谎言、宣传片》,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4[5]Werner J.Severin, James W.Tankard, Jr[美]著:《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第95页。

5[6]乔治·萨杜尔[法]著、忠培译:《电影通史 (第二卷) 》中文版,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3年版, 第29页。

6[7][9]刘易斯·雅各布斯[美]著、刘宗锟译:《美国电影的兴起》中文版,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1年版, 第16页, 第12页。

7[8]乔治·萨杜尔[法]:《电影艺术史》中文版,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7年版, 第50页。

宣传片的历史探源 篇2

【关键词】冷战探源 课程实施 价值取向

【基金项目】本文为苏州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高中历史课程PBL智慧导向实践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3-0055-02

“没有任何论题能像冷战起源这样，引出如此之多的论著问世，激起如此尖锐而激烈的争论”。可见研究冷战史，根本性问题之一是冷战的起源。高中生学习冷战史——《两极世界的形成》，冷战的起源问题是不是本课的关键呢？2012年7月19日，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年会暨中学历史教学方式变革研讨会上，广东珠海市邓晓妮老师以《冷战的起源与反思》作为专门课题进行讲授，2013年6月，《历史教学·中学版》刊发沈春华老师的《高中必修课程‘两极世界的形成’教学分析》，强调《两极世界的形成》一课的关键在于冷战的起源问题。同期《历史教学·中学版》，殷俊老师的《好风引领上青天》，则以“既求真，更务实”为标题，鞭辟入里地具体探究了可能影响冷战的多方面的因素。对此，我仔细阅读了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关于本课学习要点以及江苏省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教学要求（如下，2009年修订）。

在这里，看不到关于“冷战的起源是关键”的课程标准内容以及教学要求内容。教师教学用书指出本课重点是关苏“冷战”对峙的措施及表现。华南师大的黄牧航教授认为：历史课程标准对高中历史教学内容做了基本的要求，我们没有太大的改变空间。那么，邓晓妮老师的课，沈春华老师和殷俊老师的教材分析，为什么把“冷战的起源”作为关键问题处理呢？

经历课程改革实践的老师都知道，高中历史新课程实施的主要环节是课堂教学，走进新课程，教师怎样教是关键。21世纪的教师，应具有创造学习型课程的能力。创造课程，或课程实施，一般可通过三种活动来进行。一是学习经验的“设计”，二是创造学习经验的“课堂实践”，三是对这种学习经验进行“反思和评价”。

1.课前教学设计。传统的历史课程强调设计教案，是一种静态的过程，重视知识传授而轻视学生发展。实施高中历史新课程，强调课前要以学生为中心，双向进行教学设计，着力实现预设、生成有机统一。“以学生为中心”的设计，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设计的问题既要考虑合作互动，又要发挥个人特长。既有预设。又有生成。并且具有一定的弹性，既要为学生的主动参与留下时间、空间，又要为教学的动态生成创造条件。

2.课堂问题探究。高中历史新课程的实施强调教学过程的问题驱动，力促有效教学。历史课堂的问题探究要求教师从新课程理念出发，在落实学生主体学习地位上下功夫。教师不仅要考虑历史课堂上让学生带着什么样的问题学、怎样学，而且要考虑历史课堂是问题探究能否激活学生的思维，能否激发学生真实的情感。新课程倡导关注学生的学习行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这就要求高中历史新课程的实施，必须注重课堂问题探究过程中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这给教师上课提出了新挑战。要求教师首先学会探究、交流、合作，要有强烈的探究、交流意识，才能引领学生进行问题探究、交流合作。

3.教后反思（评课）。上课是一个长期积累、不断提高的过程。教师要学会自我反思，善待同行评价。教师的自我反思，就是要教后经常反思自己的课能否帮助学生进行有效学习，完成历史学习任务。善待同行评价，就是通过自己与同伴的对话，总结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

毋庸置疑，上述三种活动的中心是“课堂实践”。因为课程是在课堂里创造出来的。这三种活动是不能阶段性地加以区分的，因为创造型课程是以“课堂实践”为中心，同时进行“设计”、“反思和评价”的。

高中历史课程，是指普通高中为实现培养目标，而选择的历史教育内容及其进程，包括历史学科及其有目的、有计划的历史教育活动以及从中获得的一切学习经验或体验等。历史的课程意识包括历史教师的主体意识、历史课程的生成意识和历史课程的资源意识。什么样的历史课才是好果？不同的历史课程观，往往形成不同的历史课程具体形态，体现不同的历史课程实施及其不同的评价价值取向。

1.历史课程实施忠实取向。衡量历史课程实施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是课程实施过程中实现预定的课程方案的程度。实施历史课程愈接近预定的课程方案，则愈为忠实，课程实施程度也愈高：若与预定的历史课程方案差距愈大，则愈不忠实，课程实施程度愈低。历史课程忠实取向不允许教师有太多的弹性与自由发挥的空间，不鼓励教师在自己的课堂情境中因实际变革修改课程内容，有人称之为“技术理性”。由此，“冷战起源”不可能成为《两极世界的形成》一课的关键问题，更不可能作为一课的课题来专门探究。

2.历史课程实施相互调适取向。强调历史课程实施不是单向的传递接受，而是双向的互动与改变。历史课程方案有必要因应实际情境而加以弹性调整。关注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情境因素的分析，考虑具体实践情境对课程实施的影响，反映了师生的主动性、课程实施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过程性。与忠实取向相比，更符合课程实施的实际情况。有人称之为“实践理性”。由此，“冷战起源”也不可能成为关键问题和作为课题来专门探究。

3.历史课程创生取向。即把历史课程实施视为师生在具体的课堂情境中共同合作、创造新的教育经验的过程。由于创生取向强调教师和学生在课程开发中的创造性，重视教师和学生在创造课程过程中的作用，因此这一取向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很高，有人称之为“解放理性”。把《两极世界的形成》一课的“冷战起源”问题作为关键问题来探究，不失为创生取向历史课程实施的典型案例之一。但是，往往在时间安排上、引导问题探究和针对生成性问题上，存在一定的难度而具有挑战性，

4.历史课程适应性创生取向。是在适应的基础上进行的创生的历史课程理念和实施模式。历史课程实施的忠实取向，其机械化程序化的课程执行，严重抹杀了教师和学生的课程主体性和创造性：课程实施的相互适应取向虽然赋予了课程一定的调整空间，但是师生的课程主体地位仍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而历史课程实施的创生取向，虽然师生得到充分解放，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很难把握和操作。而适应性创生取向，考虑教育环境和课程实际情况，一方面尊重历史课程专家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体现教师和学生的课程主体地位，可称之为“创生理性”。

参考文献：

[1]塞缪尔·沃克：《历史学家和冷战的起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

[2]沈春华：《高中必修课程‘两极世界的形成’教学分析》，《历史教学》2013年第6期（上半月刊）。

[3]殷俊：《好风引领上青天》，《历史教学》2013年第6期（上半月刊）。

[4]黄牧航：《从中学历史课程的角度去理解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听邓晓妮老师的（冷战的起源与反思）有感》，《历史教学》2012年第11期（上半月刊）。

[5]朱汉国，陈辉：《高中历史教师专业能力必修》，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5—56页。

[6]佐藤学：《静悄悄的革命》，长春：长春出版社，2003年，第100—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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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民国时期的金融改革历史 篇3

一、废两改元：开启中国近现代金融改革的第一把钥匙

纵观世界货币史，一般沿袭的是“贱金属—贵金属—纸钞”的发展规律。从民国建立至20世纪30年代初，银元和银两是中国社会流通的主要货币，辅之以铜元和银角，此外还有由各地林立的银行发行的流通价值极低且贬值严重的纸币。可以说，这一时期在全中国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金融乱象丛生。仅作为主要货币的银两的制式就有超过100种，如碎银、银锭、银元宝等等。银元的制式也有将近20种，如俗称袁大头的袁洋银元、以孙中山先生头像为标志的孙洋银元，还有从日本、西班牙等国流入的银元。复杂散乱的货币制式，给民国时期的经济、商业等活动造成了诸多不便。例如日常商业往来和百姓生活大多使用较为方便的银元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流通货币，但银两又是政府征税的本位货币。这就造成两种货币经常需要往复折算、交易与币制脱节的现象[1]141。

针对上述金融问题及其所造成的经济、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1928年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寅初从理论上阐释了统一货币、废两改元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四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造币厂，为大规模铸造钱币、统一金融币制作准备。1933年3月，《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由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条例规定以“元”作为银本位币的名称，每元对应23.49公分银两，合乎成色和重量要求的银元可在一定期限内流通使用，超出期限后再通过银两折算成“元”。民国政府财政部同时决定在上海建立金融中心，并在上海第一个实行废两改元。

废两改元在上海实行并逐步推广至全国之后，社会反响大多比较正面，它消除了过去两元并存所造成的各种弊病。作为开启中国近现代金融改革的第一把钥匙，它推动了中国币制的发展。改革前，政府财税的本位币是两，但社会生活事关经济的方方面面却基本用银元作为交易工具。银元与银两、现实需求与货币制度都相互脱节。银元与银两的往复折算一方面手续繁琐，另一方面导致了大规模的金融黑市，吞噬着国家和百姓的资产。改革前，中国国内贸易多因货币品种繁杂、成色标准不一而内耗颇多，商贾们所涉商品的流通环节越多、流通距离越远，损失就越大。废两改元后上述列举的问题大多从金融制度方面得到了有效解决。

二、流通法币：民国金融改革的再一次进步

尽管银本币改革平抑了过去中国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但与国际金融体系横向对比，民国的银本位制并不符合国际金融发展的大趋势。1933年，英国、日本、加拿大、芬兰、挪威、奥地利、德国、美国等国家都已经相继放弃了金本位。1934年，为彻底摆脱经济危机困境，美国在全球高价收购白银，同时禁止本国白银出口。美国这种舍人救己、转嫁危机的措施致使白银从中国大量外流。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全年白银出超总额达到2.59亿元，同比增长1750%。为阻止白银外流的凶猛势头，1934年底加收白银出口税十个百分点。但被美国推高的国际银价吸引了不少中国人从事白银走私业务。根据民国财政部估算，1935年白银走私规模超过两亿元。对于实行银本位的中国来说，白银外流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通货紧缩、财政枯竭、金融萎靡、经济逆行。这种局面逼迫民国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而建立新的金融货币体系[2]83。

在国际金融大环境骤变情势下，民国建立新的金融货币体系、再次进行金融改革已刻不容缓。1935年11月，民国政府财政部对外公布了新一轮币制改革的公告，民国政府规定：自1935年11月4日起，由中央政府直接管控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法币钞票作为一切市场流通之货币形态，原来公私持有的银本位币应在规定时间内在指定银行兑换成法币。1法币与23.49公分纯银等值，也就是说，银元可按照1∶1的比率等值兑换法币。从表面上看，法币的发行流通并没有使银本位退出金融舞台，纯银仍然在发挥衡量流通钞票价值的货币作用。而且民国政府并未宣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失效。尽管如此，银本位制在形态上还是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因为已严重紧缩的白银储备不可能支撑和衡量市场所需的法币量，也就是说，流通中的法币本质上完全达不到法定含银量的要求。民国政府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财政部规定发行法币的三家银行可以不受任何国内限制买卖外汇，并规定1法币可兑换0.125英镑或0.3美元。这一规定说明，失去银本位支撑的法币可以用外汇汇率及其价值来衡量，可见以流通法币为主的第二次金融改革使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货币“外汇本位制”的特点。

流通法币的金融改革是中国近现代金融改革发展历程中的又一次进步。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以贵重金属作为流通本币的历史，符合当时国际金融发展的大潮流，也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但是，法币的发行与流通也存在一定弊端并最终爆发。例如：用纸币强行将白银收归国有，就是变相搜刮民众财富，从而积累了民怨；法币与英镑、美元紧密挂钩的外汇制度，使英美可以轻而易举地以货币为工具操控中国财政、经济大局；法币作为一种纸钞，其发行量由中央政府控制，但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管机制，为蒋介石政府后来滥发钞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三、实行金圆券：恶性通胀后的紧急金融改革

如前所述，流通法币的确使中国很快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困境，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20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深受日本侵华之痛，抗日战争形势日渐严峻，国家经济受战争影响深陷泥潭，恶性通货膨胀步步逼近。1937年国民党中央政府指定的货币发行银行总共发行法币14亿多元，至1940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78亿多元，1945年突破1万亿元，1948年竟达到惊人的663万亿元。从1935年到1948年，流通法币量增加了47万倍[3]122。

伴随法币量猛增的是物价猛涨，中国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基本已无法控制中国局势的蒋介石政府在1948年夏天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决定实行以金圆为本位币的币制，限期以金圆券收兑法币。1金圆券等值0.22公分纯金，可兑换300万法币。中央银行总共向市场投放金圆券20亿，并规定从1948年8月19日起全面取代市场上流通的其他货币形式。国民党政府实行金圆券的初衷是要把即将崩溃的国民经济从恶性通货膨胀中挽救回来，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各方面早已风雨飘摇，根本无力应对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这一措施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即宣告取消，金圆券改革失败。

四、发行银元券：民国政府无力的最后一搏

1949年初夏，在中华民国最后的一段岁月里，国民党政权溃败在即，但是国民政府仍然在金融领域作最后一搏。7月2日国民政府下达《改革币制令》，提出了民国时期的最后一次金融改革方案。其中规定，重启并完全执行1933年的《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发行银元券，1银元券等值23.49公分纯银，以黄金、银元、外汇为主的银元券准备金总额不得低于银元券发行量的60%。发行银元券的最后努力没能挽救民国末期的经济。因为对民国政府来说，当时的政权危机、社会危机绝对不是靠一次金融改革就可以弥补的。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就注定了任何金融改革的努力都只能是徒劳。

总而言之，民国时期所经历的四次金融改革，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无论闪光还是黑暗，都在中国金融近现代化历程中刻下了深浅不一的印记。其中符合金融客观规律的做法值得肯定，那些违背规律的、仅仅为腐朽没落政权制造救命稻草而不顾人民死活的做法既是教训，也是应该被历史所唾弃的。

参考文献

[1]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2]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探源宋朝武举制度的历史发展 篇4

宋仁宗赵祯登基之后, 一开始设立了武学。但数年之后, 该项制度宣告终止。天圣八年 (1030) , 赵祯亲自殿试12名武举, “选阅其骑射而试之, 以策为去留, 弓马为高下”。由此可以发现, 武举科考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步走向正规化, 具备了相当的学术地位, 较之宋朝初年时的制度实践, 有了很大的进展。

宋代朝中期之时, 由于国内重文轻武的风气较为盛行, 武学开始走向衰落, 武举制度受到了负面的影响。宋高宗赵构对此十分忧虑, 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废武学会造成偏才, 同时推崇与强调“文武一道”的理念。

在宋孝宗赵昚主政期间, 有官员建议推举名列前茅的武举进士去从军, 名列榜首者在军队中担任高级将领。乾道二年 (1167) , “中书舍人蒋蒂亦以为言, 请以武举登第者悉处军中, 帝以问洪适, 适对曰:‘武举人以文墨进, 杂于卒伍非便也。’帝曰:‘累经任者, 可以将佐处之。’”[1]这对于武举进士能否在军中任职, 在朝廷之上经过了激烈的辩论。根据“蒋蒂亦以言”的表达, 在他们之前已有官员提出了这项建议, 当蒋蒂在宋孝宗赵昚面前再次表达这种主张时, 近臣洪适表示反对。最后, 赵昚接受了蒋蒂的主张, 下令名列前三名的武举人才去军中任高级将领。

宋光宗赵惇即位后, 宋朝重文轻武的氛围愈发严重, 乃至于出现了“武臣试换文资”的社会现象。不少武官专心习文, 荒废武艺, 徒有武官的虚名。在这种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影响下, 武举被废弃。宋宁宗赵扩登基之后, 重建了武举科考的制度。然而, 由于受到不良的社会风气影响, 舞弊行为在科场非常普遍, 这极大地降低了选拔人才的质量, 许多滥竽充数的人都通过了考核。

宋理宗赵昀即位后, 进一步改革与发展了武举科考制度。赵昀对整顿科场是下了决心的。但是, 要扭转整个科考局面为时已晚, 武举科考随着宋朝衰亡的到来而被废弃。

宋代文士贡举有解、省、殴二试, 制科有阁、殿二试。武举则于解、省、殿三级试之外, 更有一“比试”。比试是解试前的格试, 有时又称为“引试”。比试在京师由兵部委看详, 在缘边地带则由帅司主持。其课业分为武艺与程文两项。比试总额一般限制在200人左右, 惟沿边地区因兵事需要无一定限制。“解试”由行在兵部主持, 这与文人发解的地方州府不同。兵部通过解试发放解额, 一般在七八十人左右。解试课业与比试一样仍分作弓马武艺试和程文试, 其中程文一项或课以兵法《七书》”, 或试以谋略策问, 其试题分量与省试相仿, 根据应举人艺优于策或策优于艺的特点, 发解又分为绝伦与平等两项[2]。所谓“省试”, 即兵部试, 其考试内容因循比、解试, 分为程文策问与弓马武艺。兵部试武艺常分马步射、弓步射、抡使刀枪器械、弩踏等, 其中以马步射为主。治平六年四月考试三等格这样要求:“及上等者弓步射二石, 弩踏四石五斗力以上;及中等者弓步射一石七斗、弩踏四石力以上;及下等者弓步射一石五斗、弩踏三石五斗以上。又人等者皆须兼掌别般武艺三种。兵部试弓马, 北宋从天圣八年起例在军器库进行。南渡后, 自建炎二年“于行在殿前司试弓马”, 遂成定制。依武举省试程序, 一般先试弓马, 弓马不精者先被淘汰。程文包括策问和墨义。所谓策问, 即以时务边防或经史事涉兵机者为问题, 限七百字成文。初间策汉一道, 绍圣四年省试始设两道试策。所谓兵书墨义试, 即讲释诸兵书大义, 以能用己意或引前人注说解释义理明畅者为通。题十道, 分两场试, 以参照取长, 兼杜舞弊。武举发解到省一般也在70人左右。殿试之设创于武周。北宋天圣八年仁宗亲试武举12人, 是为宋武举殿试之始。殿试虽也有阅视弓马武艺一项, 但以策问为主。

宋代设立武学始于庆历三年 (1043) 五月, 八月停罢。神宗熙宁五年 (1072) 复建武学于武成王庙, 徽宗崇宁元年又置学于州县。宋室南渡之初, 武学也随之弛废。绍兴十六年 (1146) 三月, 又令临安府修建武学, 四月兵部呈武学条格。武学从此不废。武学应试人资格有二, 其一, 三班 (宋初指东头供奉官, 左右班殿直、殿前承旨) 使臣。其二, 由朝廷命官推荐末食禄人及文武官子弟。北宋时入学前, 多数须先试验人才弓马, 应武举格者方许入学。另有地方官员荐举武举人得免试入学。南宋时, 均要参加入学考试[3]。

在北宋熙宁年间 (1068—1077) , 武学始分上、内、外三舍。即学制为三年。多以200人为额, 其中上舍生30, 内舍生70, 外舍生100。南宋绍兴令将生员限制在百名, 其中上舍10人, 内舍20人, 外舍70人。其中上舍又分三个等级。在一般情况下, 上告上等人可直接授官, 上舍中等人免省试, 上舍下等人免解试。

在文武百官之中, 选拔懂得兵法的人才担任武学教官, 称为教授。在选拔过程中, 也有策问一试。元丰改制后, 改教授为博士, 并增设武学谕。又置直学一员兼司书, 掌仪一员兼司书, 学正一员兼学录, 置六斋, 每斋差置长谕各一人, 武学校长称判学及同判。经费由政府拨给。

宋朝之时除了举办武学, 在武举制中按程序分级进行, 并将考试内容分为内场、外场, 这比唐时有了很大进步。但从其外场考试内容来看, 取消了必要的翘关、负重、身材、言语等基本素质的考试项目, 似比唐时衰退了。武学的设置较为完备, 作为一种学校制度固定下来, 这对武艺人才的培养和后世武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建于北宋末年的金朝, 在中原汉族的影响下, 于 (金熙宗皇统年间 (1141—1148) , 开始尝试设武举, 一直到金章宗泰和元年 (1201) 颁布了武举科试制度。金时的武举, 按程序分为府试、省试和程试, 分为内场、外场考试。外场考试主要考马射、步射、马枪三项;内场考程文, 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三等, 中选者按成绩的等级, 分别授予武职[4]。步射:“能挽一石力弓, 以重七钱竹箭, 百五十步立贴 (即靶) , 十箭内, 府试欲中一箭, 省试中二箭, 程试中三箭。又远射二百二十步垛, 三箭内一箭至者。”马射:“百一十步内, 每五十步设高五寸长八寸卧鹿二, 能以七斗弓、二大凿头铁箭驰射, 府试则许射四反, 省试三反, 程试二反, 皆能中二箭者。”马枪:“百五十步内, 每三十步, 左右错置高三尺木偶人戴五寸方板者四, 以枪驰刺, 府试则许驰三反, 省试二反, 程式一反, 左右各刺落一板者。”程文:“问律一条, 又问《孙子》、《吴子》书十条, 能说五者为上等。”以上皆为上等之标准。

金人非常重视韬略, 所以规定:“凡不知书者, 虽上等为中, 中则为下。”金时这种武举的设项、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 特别是内场要考《孙子》、《吴子》, 显然是向中原汉族借鉴来的。这也是其他未“入主中原”的北方地区少数民族所不会有的。除此之外, 金朝时对本族人试文进士也要考试弓箭。“定制, 女真人以年四十五以下, 试进士举, 于府试十日前, 委任贰官善射者试射”。这正是为了保存骑射民族的特色, 实行文武不分而设置的。

摘要：自从唐朝建立武举以来, 宋朝进一步发展武举制度, 使其体现出进步的趋向, 对明清武举的完善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宋朝以及同期的金朝武举制度进行历史探究, 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关键词：宋朝,金朝,武举

参考文献

[1]孙会文, 澹台, 丽红.宋代武举制发展考论[J].搏击 (武术科学) , 2010 (8) .

[2]李秋华.宋代武举二题[J].菏泽学院学报, 2007 (4) .

[3]周兴涛.宋代武举三题[J].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5) .

梅文鼎数学思想的历史探源 篇5

梅文鼎对算学历法有浓烈的兴趣得益于三个人, 首先是父亲梅士昌。梅士昌除精通经史外, 对阴阳律历等学问也有研究, 隐居后对《易经》很是痴迷。在父亲的影响下梅文鼎很早就接触到这本书, 特别是梅士昌去世后“性至孝”的梅文鼎坚持为父亲守墓, 更加潜心研究《易经》这本书, 对《易经》里神秘的数学排列兴趣浓烈。而他的私塾老师罗王宾是影响他的第二个人。罗王宾被请到梅家私塾教书, 晚上就住在塾中。罗老师常常在晚上带着梅文鼎看月亮数星星, 传授梅文鼎有关天上星宿的名称、位置及四季变化的情况, 这引起梅文鼎对天文历法等方面的兴趣。梅文鼎还常常用罗老师自制的天文仪器观察天象。神秘的宇宙和种种天象让他专注痴迷, 废寝忘食。第三个影响梅文鼎的是同乡先贤倪观湖先生。倪观湖先生满腹经纶, 是明朝遗老, 对天文历法和算学都有研究。27岁的梅文鼎拜倪观湖先生为师, 潜心学习天文历法。从倪观湖先生那里, 梅文鼎了解了日月交食现象、原理及计算方法等天文、算学知识。在倪观湖的指点下, 梅文鼎撰写了他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历学骈枝》。倪观湖先生对《历学骈枝》书中的观点颇为赞扬, 称梅文鼎后生可畏、前途不可估量。

元代中叶以前, 中国在天文、数学等科学研究方面居世界前列。但此后便是长达300余年的停顿, 导致我国天文、数学研究荒废, 中国传统的历算学的人才奇缺。此时, 西方的一批传教士翻译了西方《几何原本》等一批经典的数学著作和西洋历法等科学著作, 受到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 但同时也让某些闭关锁国的保守派反感。清朝初期, 新、旧历法的争论日趋激烈。梅文鼎深知这场历法争议是“去数谈理, 聚讼徒纷。举一废多, 抑扬失实”[1]154, 因此, 他精心研读古今中外历算书籍, 终写成《古今历法通考》, 该书对西洋历和我国各种古代历法都作了介绍, 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历学史专著。梅文鼎注重博采众长, 对中西历法都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研究。他认为“历以敬授人时, 何论中西, 吾取其合者从之而已”[2]28。这种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还撰写了《交食》、《揆日纪要》、《恒星纪要》、《七政》、《五星管见》等书, 介绍西方天文学, 成为时人了解西方天文学的科普教材。

天文历法研究往往与算学是紧密相连的, 所以梅文鼎在研究历法之时, 也对算学深入研究, 这让他在算学领域取得显著成果。在39岁之时, 写出《方程论》、《筹算》等一大批算学专著。其中最有名的《方程论》一书的算学成果达到了当时算学的顶峰水平。他在《方程论》序言中写道:“子精西学, 愚病西儒排古算, 著《方程论》, 谓虽利氏无以难, 故欲质之方子。”梅文鼎著《方程论》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醒国人不要以为数学是西方的专擅。在《方程论》一书中, 梅文鼎提出了将传统的“九数”分为“量法”和“算术”两大类之思想, 他说:“夫数学也, 分之则有度有数。度者量法, 数者算术, 两者皆由浅入深。是故量法最浅者方田, 稍进为少广, 为商功, 而极于勾股;算术最浅者粟布, 稍进为衰分, 为盈朒, 而极于方程。方程于算术, 犹勾股之于量法, 皆最精之事, 不易明也。”梅文鼎认为, 中国古代数学中的勾股术就是西学数学中的几何, 他通过《几何通解》、《勾股举隅》、《几何补编》等算学著作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勾股举隅》是继刘徽、赵爽等中国古代数学家之后, 对勾股定理的又一个证明, 开辟了勾股定理新的论证途径, 得到当时算学界的高度关注。在这本书中, 梅文鼎大胆采用图验法证明了“弦实兼勾实股实”之理, 科学地论证了勾股形各边及其和差间之相互关系, 罗列了已知勾股较与弦和和、勾股积与弦和和 (或弦和较) 、勾股较与弦和较、勾股较与弦和较 (或弦较较) , 求其他元素的四类新算法, 由于梅文鼎的算法先进实用, 被当时算学界争相引用。《几何通解》一文, 时人称为“以勾股解《几何原本》之根”, 文中列出西方数学著作《几何原本》中的命题, 然后借助勾股和较术中的公式来证明。当时《几何原本》传入中国的只有前6卷译本, 梅文鼎对《几何原本》后几卷的内容充满了兴趣, 他对《大测》、《测量全义》等书进行研究, 根据其中透露出的线索, 对西方数学著作《几何原本》后几卷的内容进行了预测, 将探索出的成果整理成《几何补编》一书。

在清代传入中国的西方众多数学著作中, 有关三角学的内容是较难被中国当时的算学者接受和理解的内容。古代中国对勾股术的认知很全面, 但对一般角的认知却相对缺少, 为了提高人们对角的认知, 梅文鼎作了《弧三角举要》、《平三角举要》二本书论述角的内容, 可以说这本书开创了中国人撰写三角学教科书之先河, 他的“三角法异于勾股者, 以用角也”[3]65的理论深深影响了后人。梅文鼎还研究了球体及正多面体包容关系, 在西方这一数学课题是开普勒构造其宇宙模型的基础。他又研究了两种半正多面体的关系, 即:西方所称的“阿基米德体”。梅文鼎所著的《方圆幂积》一书, 深入论证了球的表面积和体积与相应柱、台、锥体的关系, 书中运用了旋转和剖割等多种计算方法及技巧, 对后来的研究者启发众多。梅文鼎有《环中黍尺》一书, 书中提出了借助投影图解法来研究各种实际的球面三角的观点, 书中他所言的“三极通机”算法与古希腊数学家托勒密的“曷捺楞马算法”殊途同归。

梅文鼎在传播西方数学知识方面居功至伟。梅文鼎吸收中、西两者之精华, 成为清朝综合研究中西数学的第一人。他不仅注重吸取西方先进之数学成就, 还善于将西方数学著作用平易之语言重写述写, 以方便人们易于理解和掌握。梅文鼎认为数学等科学著作“务在显明, 不辞劳拙, 往往以平易之语解难之法, 浅近之言达深之理, 使读者不待详求而又可晓然”[4]76。对于当时算学界所传的中国、西方算学优劣之争辩, 梅文鼎认为算学是科学, 中国、西方算学都是科学研究之成果, 应该互相学习、借鉴, 齐头并进, 造福科学界。这与他对数学本质之认知观点是有关系的。他所著之《中西算学通序》一书阐述了这一观点, 他认为:“数学者征之于实, 实则不易, 不易则庸, 庸则中, 中则放之四海九洲而准。”[4]78同时, 他指出:“数学者所以合理也, 历者所以顺天也。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然何分新旧?”[4]77他认为, 无论中国算学还是西方数学, 对所有成果要科学地借鉴和吸收, 不能一味地盲从, 宜用“义取适用”和“平心观理”的科学态度去对待, 梅文鼎的这些观点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如当时西方数学理论的积化和差术 (即:九九加减术) 虽早已传入我国, 但西方传教士们“只举其名, 不证其说”。梅文鼎通过研究终明其之理, 他在《环中黍尺》一书中特地加以补充和说明。

梅文鼎的这些算学论著在当时代表了清朝的最高水平, 但是苦于梅家败落无钱出资刻印, 这些著作不能及时受惠社会。无奈之下, 梅文鼎只能将这些书采用抄录的形式抄送一些好友, 幸运的是当时的福建嘉鱼县令李鼎征从抄录本中得知了梅文鼎先进的数学成果, 便出资赞助刻印, 才让社会有缘认知梅文鼎的算学才华。此后, 梅家与李家联系紧密, 互相交好, 这种良好的关系为梅家的生活带来改变。梅文鼎在算学和天文学上的成果得以被清廷认知。因为李鼎征的哥哥李光地是康熙皇帝很器重的大臣, 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李光地对自然科学兴趣浓烈, 自然对在算学和天文历法等领域有很深造诣的梅文鼎刮目相看了。梅文鼎将他研习天文历法的心得以问答形式写成一书《历学疑问》, 李光地亲自作序并筹资刊行。由于李光地的进呈, 康熙读了《历学疑问》, 对梅文鼎的才华很是赞赏, 对书中介绍西方古典天文学中的小轮学说和偏心圆理论, 并对采用这种模型统一地说明行星运动有所怀疑的观点持肯定态度。于是, 在康熙南巡途中, 他在德州运河舟中三次召见梅文鼎与之诚谈, 说“历象算法, 朕最留心, 此学今鲜知者, 如梅文鼎实仅见也”。康熙赐梅文鼎书扇及珍馔, 并赐“绩学参微”四个大字, 表彰他的研究工作, 从此梅文鼎声名大扬。

梅文鼎晚年在家专心著书, 周围慕其名者纷纷投其门下。康熙六十年 (1721) , 梅文鼎以89岁高龄在宣城家中逝世。作为清代最著名的历算家, 梅文鼎一生共写了80多部历书和算书, 都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达到了我国古代历学、数学领域研究的最高峰, 对后辈学者影响极大。

摘要：清朝康熙年间的大数学家梅文鼎在数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分析梅文鼎的数学著作, 对其数学思想进行探源, 从而给我国数学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梅文鼎,历法,数学思想

参考文献

[1]江永.翼梅序.数学:卷首.丛书集成初编[M].商务印书馆, 1936.

[2]梅文鼎.中西算学通序.绩学堂文钞:卷二[M], 1757.

[3]梅文鼎.平三角举要:卷一[M].

中日英比喻差异的历史文化探源 篇6

一、自然环境的不同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同时是民族文化形成的重要物质条件, 不同的自然环境对民族文化有着不同的影响[2],这种差异常常在比喻中体现出来。正如文化社会学专家司马云杰所说:“人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所创造的文化是具有不同特质的。”[3]中国地处内陆,以农耕为主,属于大陆性文明。因此,以陆地上的事物做喻体的比喻比比皆是。如:斩草除根、拔苗助长、青黄不接、螳臂当车,蚍蜉撼树、宁做鸡头,不为牛后等。日本四面环海,是一个由四千多个岛屿组成的岛国,这样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海洋文化的形成。因此,在日语的比喻中,多使用与大海有关的事物为喻体。比如:魚の目(“鱼眼”喻“鸡眼”)、沖にもつかず,磯にもはなれる(比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えびで鯛をつる(“用小虾米钓加吉鱼”喻“抛砖引玉”)、ほらを吹く(“吹海螺”喻“吹牛”)、腐っても鯛(“百鱼之王的鱼即使不新鲜了, 也比其他鱼好”喻“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同样,英国也是大西洋上的一个岛国,四面环海,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因此,英语中有许多与捕鱼、海洋、航海、船只等有关的比喻。如:“as close as an oyster”(“牡蛎难开口”喻“守口如瓶”)、to miss the boat(“错过这一船”喻“错过机会”),fish in the air(“空中的鱼”喻“缘木求鱼”),drink like a fish(“像鱼那样喝水”喻“大喝”)等。

同样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不自量力的习语,汉语用“班门弄斧”,日语中却用“河童に水泳”(“教水鬼游泳”喻“班门弄斧”),英语中则是“teach fish to swim”(“教鱼游泳”喻“班门弄斧”),可见自然环境对语言的影响非常深刻。

二、宗教信仰的不同

中华民族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和道教文化, 其中佛教影响较大。汉语中存在大量体现佛教和道教思想的比喻,如:“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比喻正义的势力将胜过非正义势力,“平时不烧香 ,临时抱佛脚”比喻平时没有准备 ,临时慌忙应付,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比喻得过且过、胸无大志。类似的比喻还有很多,如:“有钱能使鬼推磨”、“不看僧面看佛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立地成佛”、“无事不登三宝殿”、“泥菩萨过江”等,这些比喻都是根据佛教用语创造的。汉语中还有来自于道教的比喻, 如:“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日本在宗教信仰方面深受中国的影响, 因此有许多来自于佛教的比喻用语。如:門前の小僧習わぬ経を読む(“寺前小僧不学也会诵经”比喻“耳濡目染”)、仏の顔も三度(“佛祖的脸也不可抚摸三次”比喻“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等。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日本在继承与推广的同时,又吸收了其他宗教思想,发展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多神教”宗教信仰。日语中“神”这个词只是一个普通名词,不是某种神明的固定称谓,而是泛指的神或神灵, 如: 苦しいときの神頼み (比喻“临时抱佛脚”)、触らぬ神 に祟 (たた )りなし (比喻“多一 事不如少 一事”)、捨てる神あれば助ける神あり(比喻“天无绝人之路”)等比喻,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

西方人信奉基督教,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对他们的语言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英语的比喻就来自于《圣经》,比如:“forbidden fruit (禁果),as clear as crystal (“像水晶一样清澈”,比喻清楚极了),as poor as the church mouse(比喻赤贫如洗),tell it not in gath(比喻不要声张),as wise as Solomn(“像所罗门一样聪明”,比喻极有智慧),Balaa’s ass said(“巴拉的驴说话了”,比喻哑巴逼急了也会说话)等。

三、风俗习惯的不同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华民族、大和民族和大不列颠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形成了鲜明独特的风俗习惯或风俗民情,并且在比喻修辞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汉语中常用“下饺子似的”来比喻人头攒动、人多拥挤,日语用“芋を洗うように”来比喻,英语则用“be packed like sardines”(许多人挤在一起,拥挤不堪,像沙丁鱼群一样)来比喻。饺子是中国人非常喜爱熟悉的食物,是典型中国饮食文化的代表,因而看到人非常多时, 就很容易联想到煮饺子的情形。日本人用“芋洗い”来比喻,“芋”是各种薯类的总称,是日本人餐桌上常见的主要食物。沙丁鱼是西方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之一,从沙丁鱼群就联想到了“许多人挤在一起”。爱洗澡的日本人用“湯水のように使う”比喻奢侈浪费,而土地广袤的中国则形象地使用“挥金如土”来比喻, 水资源丰富的岛国英国用“spend money like water”来比喻。

汉语中的“正月十五贴门神(比喻做事拖沓,迟了时日)”、“鸡蛋里挑骨头”等,日语中的“下駄と焼き味噌”(“木屐和烤黄酱气味相同”,比喻外表相同实质各异)、“帯に短し、襷に長し”(“做腰带太长, 做束衣袖的带子太短”, 比喻高不成低不就。)等,英语中的“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布丁好坏,一尝便知”,比喻空谈不如实践)等,都源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经验。

四、历史文化的不同

中华民族、大和民族和大不列颠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深厚的思想底蕴, 其中的差异性往往会造成比喻的独特性。中日英语言中大量的比喻表达都是源于三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如:“说曹操曹操到”、“情人眼里出西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狐假虎威”、“他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等都是出自中国历史典故或文学作品。同样,日语中也有“弘法も筆も誤り”、“弘法筆を選ばず”等比喻表达。弘法是日本历史上的三大书法家之一。前者直译是弘法大师也有笔误,比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后者表面意思是笔法精湛的弘法大师无须选择笔,就能写出好字来,比喻有才干的人即使条件再恶劣也会圆满地完成任务。武士是日本幕府时代特有的一个阶层, 武士道精神在日本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武士道精神崇尚正直、诚实、坚强、忠诚等美德。武士に二言はない(“武士言必信”比喻“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武士は食わね ば高楊枝 (“武士即使吃不上饭也装着用杨枝来剔牙”,比喻“打肿脸充胖子”)等,与“武士”相关的比喻表达很多。英语中也有一些来自于历史文化的比喻用语,或源自文学作品,或源自历史事件与典故。如:Pandola’s box(“潘多拉之盒”比喻“灾难、祸害、麻烦的根源”)来自于希腊神话传说,Judas(“犹大”比喻叛徒 ),Shylock(“夏洛克”比喻“贪婪、无情 、残忍的守财奴”)等都来自于文学作品。Cross the Rubicon(“渡过鲁比肯河”喻意“决定冒重大危险,采取断然行动”)、burn one’s boats (“烧掉自 己的船” 比喻“破 釜沉舟的 决心”)、the die iscast(“骰子已经掷下”比喻“事情已经决定 ,再也不能改变”),这三个比喻来自于公元前49年, 罗马执政庞贝和元老院共谋进攻恺撒的一段历史故事。

探源黄宗羲的法律主张与历史实践 篇7

一、坎坷经历造就“大胆”之举

1642年, 黄宗羲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 尽管黄宗羲文采与政论思想可谓技压群雄, 但由于明朝科举体系早已腐败不堪, 黄宗羲科举落第。两年后, 明朝灭亡, 南明政权在南京建立, 兵部侍郎阮大铖向皇帝呈交《蝗蝻录》, 将复社视为对朝廷大不敬的“蝻”。复社成员黄宗羲因为这份《蝗蝻录》而被捕下狱。但仅过了几个月, 南明政权被攻入南京的清军推翻, 黄宗羲乘乱逃出监狱返回余姚。刚回到家乡, 熊汝霖、孙嘉绩等人就在余姚起兵抗清。黄宗羲积极响应, 变卖家财, 成立了有六百余青壮年加入的世忠营, 归原明朝鲁王统辖, 黄宗羲本人也被鲁王任命为兵部主事。1646年5月, 黄宗羲率领世忠营和火攻营进攻清军把守的乍浦城, 由于双方实力悬殊, 不到一个月, 黄宗羲的部队便败下阵来。而清政府也向全国发出通缉令, 缉捕黄宗羲, 他只能暂避于化安山。但其胞弟黄宗炎两度被清政府抓捕入狱, 黄宗羲的小儿子、儿媳也未能幸免, 孙女夭折, 家宅被焚。遭受如此变故的黄宗羲内心极为痛苦, 他放弃了反清复明的立场, 开始著书讲学, 其讲学足迹遍及海宁、宁波、绍兴、慈溪等多地。

至康熙年间, 黄宗羲的著书讲学已经让他成为一代有名的大师级学者。康熙皇帝于1680年派钦差大臣到江浙敬请黄宗羲赴京参与并主持《明史》修订工作, 黄宗羲以年老多病为由拒绝了康熙的邀请, 但是他将儿子黄百家和弟子万斯推荐给了钦差大臣, 让他们同车进京修订《明史》。临行前, 黄宗羲嘱咐他二人说:“此番入京修史, 只得以布衣身份参与, 不得接受官衔和俸禄。”[2]5黄百家与万斯在京城的数年修史工作让康熙十分赞赏, 他也更增加了对黄宗羲的好奇。1690年, 康熙再次召黄宗羲入京, 欲封其为朝廷重臣, 黄宗羲再次以“病老不能就道”予以推辞。五年后, 黄宗羲病逝。临终前, 黄宗羲对家人说:我死后丧事一切从简, 只需一褥一被裹尸安放于石床中即可, 不得作棺椁, 不得做法事, 不得吹拉弹唱, 不得烧纸烧幡。他还口述了一封家书给甚为喜欢的孙女婿万承勋, 写道:我已到了离世的年纪, 回看我的一生, 虽没有做过什么善事, 但也从未有过恶状, 对黄氏祖宗总算是有所交代;我的著述没有能够尽数传给世人, 但也无妨, 料想这些也不可能超过古代名家之言;如此, 我真是死而无憾了。纵观黄宗羲的一生, 经历过三回变故, 先以党人之故而被囚禁, 再以反清之事成为游侠, 终以思想之石立于儒林。这些经历足以让黄宗羲的思想主张异于和高于一般文人学者。

二、大逆不道提出“欺君”之说

从小便失去父亲、身世命运又坎坷曲折的黄宗羲痛感皇权专制的恣肆昏庸, 并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宦官的专权残暴痛恨无比。看到农民起义被血腥镇压、反清义士遭到残酷迫害, 黄宗羲提出了废除独裁的君主制度、建立君臣共治制度的主张, 从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以来第一位大胆提出“君权民授”国家观的人。黄宗羲说:上古时代民是天下的主人, 君乃是客, 一代君王去世后, 天下仍归民所经营;而今天君王是天下的主人, 民为客, 但君王从来都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 所以他们为了获取土地之利, 宁可天下人妻离子散、荼毒生灵、夺民田地, 以供自己淫乐, 岂不惨哉;然而, 君王并不认为这是毒害天下, 而认为这是自然的事, 是君临天下应有之所得;可见, 天下最大的祸害不是别人, 正是君王[3]247!

黄宗羲用“争利”、“祸害”观来赤裸裸解释君权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和政治思想上的极大突破。他将封建传统意义上的皇帝自私性刻画得淋漓尽致, 告诉人们, 皇帝自以为天下就是自己的, 将所有利益悉数归于自己, 而将所有祸害全部加在百姓头上, 皇帝所谓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实则是国家的劫难、天下的寇仇。黄宗羲曾跟人说:国家要治理天下之乱, 关键不在于一家皇室的兴亡, 而在于天下百姓之忧乐。基于此, 君主的责任应该是以百姓忧乐为主, 而臣子们的责任也应该是以百姓忧乐为主, 如果君主尽不到自己的责任, 那么当臣子的也不必对君主负责, 更不必效忠于君主。从君权、君之责任说起, 黄宗羲又提出了有关君臣关系的主张。他反对君臣之间传统的主仆关系, 推崇两者之间的师友关系, 如此才能一起负责天下百姓的忧乐。黄宗羲的上述政治法律主张无疑是大不敬于君权, 毫不留情地践踏了传统儒家“君为臣纲”的教条, 严重冒犯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道德标准。

三、著书立说广推“天下”之法

黄宗羲关于君权和君臣关系的法律主张是对封建传统法律秩序的彻底突破, 同时他也有破有立地提出了“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的法律主张。黄宗羲在后期讲学生涯中常向人说:自秦汉以来, 历朝历代的所谓王法皆是出自皇室一家的私欲, 毫无造福天下万民之心。无论是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创立王法, 还是这个王朝后来的皇帝遵循或破坏这一王法, 都是以自己的私利需要为出发点, 结果便造成了立法者和破法者均以所谓王法为害天下。黄宗羲的论述一语中的封建法制为皇室服务而桎梏百姓手足的本质。在黄宗羲看来, 天下之法即是为天下人之公平以待、为天下得以真正治理而确立的法。然而这种法如果没有公平的司法程序和以天下之法为准绳的执法者配合, 显然是走不通的。因此黄宗羲在反对一家之法的同时, 还对腐朽的封建司法体制和封建官僚体制做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他说:自古以来官吏对天下所做的坏事举不胜举, 他们假公济私、滥用职权, 妄自解读和执行朝廷法令, 以至于天下只知有官吏之法, 而不知有朝廷之法[4]9。有鉴于此, 应彻底改变官吏执法的传统制度, 由农民轮流坐堂取代基层官吏, 由监生、进士担任朝廷和地方的掌簿官吏。也就是说, 国家的司法工作应该让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们来从事, 以此保证天下之法可以真正取代一家之法。

在具体的法律文书上, 黄宗羲主张化繁为简, 他认为, 法条越繁杂, 天下就越容易生乱, 反之则不然。因为疏简的法律以天下之法为依托, 草莽不贱、朝廷不贵, 则刑赏之权不易旁落。而过去一家之法之所以繁杂, 是因为它将天下之利藏于筐箧内, 而无限扩张皇室一家的私欲。黄宗羲的这一主张和分析可谓透彻精辟, 当然他并不是站在法理的视角泛论而言的, 而是针对明末清初苛刑繁法的现实提出的主张, 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进步性。

四、君臣共治对抗“膨胀”皇权

从上文可知, 源于自身经历和经验总结而得出的黄宗羲法律主张, 其根本要义是为了摆脱至高无上的君主的束缚、保护百姓利益、建立廉政官僚体系的。例如谈到封建王朝统治一个重要的传统角色———宰相的法律地位问题, 明朝自开国皇帝朱元璋起就废除了宰相一职, 并以一家之法规定他的子孙后代都不可设立宰相一职, 因为前朝宰相权力制衡皇权的先例比比皆是。黄宗羲则认为, 明朝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最大的一个弊端即是废除宰相, 其结果必然导致皇帝一人大权在握, 全面推高了封建专制的程度。黄宗羲有关宰相设置必要性的论述在其众多法律主张中也是比较有体系的。

黄宗羲首先从君臣共治的角度来说, 他呼吁君主能够理性, 认识到治理天下非一人之力可为, 需要群力群策。由此, 君与臣在一国政治统治阶层中缺一不可, 都应该自觉将天下百姓忧乐视为政绩的衡量标准, 两者只是名称不同, 而其职责义务是共同的;两者的分工有所不同, 但只有相互亲密无间、完美配合才能完成治理好国家的重任。而宰相作为和君主共同治理天下的重臣, 他既不是传统的辅君者, 更不是可有可无者。其次, 黄宗羲明知明朝祖宗之法即规定不设宰相一职, 但他还是公开大胆地说道:宰相对于防止家天下的君主专制肆意妄为有着不可缺少的重要意义。他十分推崇古代君臣之间的答拜之礼, 认为这是表明君权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最好的现身说法, 也表明君主无非是与士、大夫、卿同等地位的统治者一员而已[5]18。然而自秦汉开始, 君臣之礼就变样了, 最后只有作为宰相的臣子才有可能让君主不能肆无忌惮。而明朝在废宰相之后, 其他官僚则更不可能对皇权有所制约, 甚至根本不被君主放在眼里, 可以任意指使甚至剥夺其生命。原本的君臣关系由共治变成了依附关系, 所以黄宗羲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呼吁用宰相来与膨胀的皇权对抗, 深刻批判了两千多年来不合理的官僚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

由上文可知, 黄宗羲的法律主张与历史实践明显不符合封建王朝的主流价值观念, 但他敢说敢做, 一方面是因为他常年遭受政治迫害和被通缉, 其一言一行早已超出封建意识形态的束缚;另一方面是因为清朝初期的开明君主在一定程度上认同黄宗羲的主张, 尽管不可能采纳, 但也对其“一家之言”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禁锢措施。就这样, 在相对有利的政治与法律环境下, 黄宗羲的法律主张与历史实践才得以流传于世, 并对现代法律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摘要：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一生命运坎坷, 但也造就了他敢于求真知、求真理的性格。在法律方面, 他是封建历史上第一个敢于提出“君权民授”和“争利”、“祸害”君权主张的人, 更是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的法律思想启蒙者。

关键词：黄宗羲,法律主张,历史实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 1996.

[2]曹国庆.旷世大儒:黄宗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3]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4]沈善洪.黄宗羲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我国古代版画之历史探源 篇8

一、版画的起源

古代的版画起源一直有争议, 有汉朝、东晋、六朝、隋唐朝等说。我国的西北和吴越等地都曾发现唐及五代时期的版画, 可见版画的历史相当悠久。而在四川成都出土的至德本版画, 推测应是至德年间所做, 至德是唐肃宗的年号, 即756—758年之间。但目前我国现存的版画中, 镌刻有确切年代的, 最早的应是咸通本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卷首图, 咸通是唐懿宗李漼的年号, 即860—874年之间, 根据题记, 这本经书应作于868年。唐及五代这一时期的版画特点是古朴俊秀、奏刀有神, 且多表现的是宗教经卷的内容。至宋元时期, 佛教版画在前朝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山水景物等图形也开始出现在经卷中。早期的版画多用于对宗教的宣传, 先是佛教, 然后出现在道教与儒家中, 基本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后, 在诸如科技知识、文艺门类等其他题材的书籍、图册里也开始大量出现版画。由于版画是附着在中国传统的印刷术之上, 而我国印刷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出现在宋代, 宋元时代的刻书业中心在福建的建安和浙江的杭州, 因此两宋时期的汴京、临安、苏州、福建建安、四川的眉山、成都等地, 都成了各具特色的版刻中心。而在同一时期先后与宋朝对峙并存的西夏、辽、金等三国的版画也很发达, 我国和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彩色套印版画, 就是辽代套色漏印彩色版《南无释迦牟尼佛像》, 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另外, 由于实用的要求, 在宋代也出现了用于印制纸币和广告的铜版印刷。元朝统一中国后, 印刷业版刻业仍然保持了兴旺发展。而与宋代相比, 元代的插图雕刻水平又有一定的提高。我国的连环版画的前身, 便是元代的平话刻本。由此可见, 中国的版画制作, 在明朝以前便已经十分发达, 插图可见于各类书籍中, 全国南北各地都遍布雕版作坊, 而雕刻技巧也相当圆熟, 版画中不仅出现了连环画, 还出现了套印版画, 这些都为明清时期我国版画艺术飞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1]36。

二、版画的兴盛

明朝是我国古代版画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首先, 明朝的生产力有比较大的发展, 特别是明朝中后期, 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许多行业都有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并出现了很多新技术。其次, 在文化方面, 尤其是小说与戏剧方面, 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并雕刻出版, 这些都刺激了出版业的繁荣兴旺, 明朝小说中大都附有插图, 而版画作为一种吸引读者的手段, 在作者、书商与刻工的相互配合、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加速发展。在明朝前期, 天下初定, 版画创作仍维持着元代的水平, 在恢复中寻求发展, 但在朝廷或较有财力的官僚富商组织刻印的书籍中, 仍能看到高水平的精美插图。在中国版画史上, 彩色套印版画的作品在明代最多, 成就也在明代达到最高峰, 标志着版画发展高峰到来的是饾饤版和拱花版版画的出现, 这是在套版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更趋向于精密化的版画。饾饤版和拱花版版画代表着中国古代版画工艺的最高水平。套版的特点是用数块色版套色印制, 有几种颜色就用几块版, 一般分两色本、三色本及六色本等。在明代中晚期大量出现套版的版画, 但其最大的缺点是各种色彩的浓淡不容易调和好, 不容易调出色调的层次。至明代晚期, 我国优秀的版刻家胡正言, 在长期的实验与摸索中, 创造出饾饤版和拱花版, 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版画刻印工艺达到了最高水平。所谓饾饤版, 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的颜色, 每种颜色刻成一块小木板, 然后分多次分浓淡套印或叠印, 最后印制形成完整的彩色画面。印一幅彩色画, 少则十几块, 多的能用上千块版。因为一块块镌雕的小木板形似饾饤, 故称饾饤版。饾饤版的出现, 确立了中国版画刻印事业的真正独立。而拱花版能够使纸面出现凹凸花纹, 是饾饤版的补充。用饾饤版和拱花版印刷出来的画面, 可以随心所欲地表现色彩的浓淡深浅、阴阳向背, 与原作所差无几, 令人叹为观止。饾饤版和拱花版使中国的版刻和印刷在经过细致的分版制作套印后, 能够达到有笔、有墨、有色, 而且水色滋润, 浓淡相宜, 与画家手绘同等的效果。自宋元以来, 人们一直在不断摸索改进木刻彩印技术, 至此产生了质的飞跃。正是这些工艺的出现, 促使画谱的出版盛况空前。通常的书籍中, 插画是对文字的一种说明, 而画谱则是以版画为主的一种版画集。画谱的主要作用是供人临摹, 这说明版刻木刻印刷术, 已经有了极高的以假乱真的水平。饾饤版和拱花版套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 达到了“浓浓淡淡, 篇篇神采;疏疏密密, 幅幅乱真”的境界。除此之外, 明代的版画在雕刻工艺方面还可以制作墨版, 即直接用木版做底色, 使印刷出来的效果黑白分明, 对比强烈。这些优秀的技艺都促使古代版画在明代中晚期达到了异彩纷呈的高潮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雕刻工匠, 由于父子、师徒相传的体系, 因而形成带有个人风格的版画流派, 并因此出现了几大流派和生产基地。按生产基地的形成大致分建安、金陵、徽州、吴兴、杭州、苏州等版画流派系统。其中最大的流派就是徽州版画, 徽派版画典雅、精巧, 以白描手法造型, 富丽精工, 在15世纪即以刻制闻名于世, 对中国雕刻木刻印刷术特别是版画工艺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饾饤版和拱花版创始人胡正言便是出自徽派。除此之外, 徽派还留下许多传世名作, 如《方氏墨谱》、《程氏墨苑》、《水浒叶子》、《楚辞》、《太平山水图画》、《西厢记》、《环翠堂园景图》、《海内奇观》、《唐诗画谱》等。到清代, 古代版画工艺没有再进一步的发展, 但对明代的版画工艺作了很好的延续和继承。清代统治者比较重视版画, 使北京成为当时版画刻印的中心, 由此形成殿版版画的风格流派。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西方传教士的参与, 使绘图开始带上欧洲透视画量度写真的风格。清代时期的版画代表作品有《九歌图》、《离骚图》、《太平山水图画》、《芥子园画传》、《红楼梦图咏》等[2]90。

三、古代版画的特色

在明代, 有几类版画相当有特色。一类是科技图书的插图, 如《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 还有带图解的百科全书性质的书籍, 如《三才图会》、《海内奇观》等。一类是比较大型的连环画图册, 代表作有《古烈女传》、《帝鉴图说》等。还有一类是民间娱乐用的酒牌, 是一种用于游戏和赌博的纸牌, 又称叶子, 优秀作品有《水浒叶子》等。清代民间书坊版画对明代进行了延续, 但插图在戏曲小说中已成衰退之势。但是, 与大多数在世的绘画作品相较, 版画的社会功用相当突出。版画可以以一化无数, 传播宣传功能突出, 这一点得到清朝统治者充分利用, 清代的内府刻书相当注意图版, 供应内府的画家和雕刻工匠都是当时全国最优秀的, 刻工更是如此。图片主要使用在两大类书籍中, 一类书籍是关于国民生计、文教卫生, 其中有不少科学著作, 如《授时通考》、《仪象图》, 还有铜活字排版、木刻版画插图的《古今图书集成》。地图和地方志中的版画插图也非常多, 如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皇舆十排全图》、乾隆《皇舆全图》等。另一类则是替清王朝宣传文治武功的书籍, 其中大型图录式的书籍很多, 如康熙《避暑山庄诗》配画插图、雍正《圆明园四十景诗》配画插图、康熙《万寿盛典》、乾隆《南巡盛典》等等, 都是带有极强纪实性质的社会风俗画卷。虽然统治者利用版画来为政权宣传, 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版画也同样成为了普通民众表达自己思想和情绪的一种有效的宣泄途径。于是产生了反映被压迫人民对伸张正义渴望的《剑侠图传》, 在一个时代面临崩溃时对农民英雄进行歌颂的《水浒全传》, 还有寄托亡国之恨的《离骚图》等等作品。版画还直接参与到科学创造之中, 在被称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中国军事百科《武经总要》、伟大医学著作《本草纲目》等书中, 都有大量的版画插图, 这些插图刻画得栩栩如生, 无论是从科学或是艺术的角度来看都是上乘之作, 具有相当高的价值[3]38。

参考文献

[1]周安平.由敦煌雕版佛画管窥中国古代版画的美术历史作用[J].敦煌研究, 2005 (2) .

[2]陈铎.古代版画的图式转换及文化意义[J].新美术, 2007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