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

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通用8篇）

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 篇1

国际公约对我国农药生产、使用和管理的影响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脚步越来越近,我国各行各业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各行业的影响,农药工业也同样受到关贸协定的挑战.特别是随着人们对环境和生态保护意识的日益强化,对有毒的农药要求也越来越高,国际上针对农药和其他有毒化学品制定了许多公约,其中有些公约已经签订即将生效,如PIC公约,有些公约正在谈判中,如POPS公约.

作 者：叶贵标  作者单位：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北京,100026 刊 名：植保技术与推广  PKU英文刊名：PLANT PROTECTION TECHNOLOGY AND EXTENSION 年，卷(期)： 19(5) 分类号：F3 关键词： 

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 篇2

一、《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中著作权的比较

1. 两个公约的法律渊源不同

《伯尔尼公约》在法国的倡议下签订, 从它诞生之日起, 就打上了深深的大陆法系烙印。《世界版权公约》则是出于把美国及泛美版权公约中的一批国家纳入世界性国际版权保护范围的目的而妥协的产物, 因此它带有英美法系的深深印痕。当然《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这种区别仅是表面的, 然而正是这种表面的法源区别却进一步造成了其权利性质、权力客体范围和权力内容的巨大差异。

2. 两个公约权力性质的差异

渊源于大陆法系的《伯尔尼公约》将“人格价值观”作为著作权立法的哲学基础。他们将著作权利赋予天赋人权的思想, 确立了以保护作者精神权利为中心的著作权观念。1 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宣称“自由交流思想和意见是最珍贵的人权之一, 因此所有公民除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滥用自由应负责外, 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写作和出版”。这一宣言将著作权提高到了基本“人权”的核心。后来德国康德等人进一步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个人的作品是个人人格的延伸和反映, 因此他们创制了“作者权” (author’s right) 的用语, 以与英美法系的“版权” (copyright) 相区别。

植根于普通法系的《世界版权公约》却将著作权法构筑于其“财产价值观”的基础之上, 他们奉行“商业著作权”学说, 认为著作权的实质是为商业目的而复制作品的权利。因此其著作权最初的保护内容为作品的印制权和重印权, 著作权的存在依赖其物质形式的存在, 其价值表现为一定数量的可能移予他人的财产。1 7 1 0年叶安娜法令的颁布强化了这一观念。该法令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现代文化传播功能的充分实现, 鼓励人们对生产精神产品和兴办出版业进行投资。

3. 两个公约权力主体范围的区别

由于《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的法源及其对权力性质的界定不同, 这两个公约所规定的权力主体的范围就不尽相同。《伯尔尼公约》第1条规定:“履行本公约的国家, 为保护作者就其文学艺术作品享有的权利而结成联盟。”整个公约都未给“作者”的含义进行界定。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家和很多国家的版权法学家对该概念进行了法理学上的解释, 即只有直接从事创造活动的自然人才可被视为作者。由此可见《伯尔尼公约》对版权主体范围的界定十分简单明确。《世界版权公约》也在其第1条中把“作者及其他版权所有者”列为权利主体, 其权利主体比《伯尔尼公约》多出了一部分人 (如法人、雇佣人和职务人) 。美国版权法甚至认为在雇佣状态下, 直接从事创作的人不是作者, 而雇主 (可以为自然人, 也可为法人) 反应被看作是作者。为了避免在给“作者”概念下定义时产生冲突, 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国都在自己的版权法中几乎都有一条相同的法律条文: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 在作品上署名之人应被视为作者。

4. 两个公约所保护的权利客体与保护内容不同

由于《伯尔尼公约》既承认作者的精神权又承认作者的财产权, 而《世界版权公约》却只保护作者的财产权, 因此二者的权力客体与保护内容不尽一致。《伯尔尼公约》第2条对作为其保护内容的文学作品作了意义上的界定, 并进而用“诸如……”的语言列举出了该公约所保护的各项作品。《世界版权公约》所举出的受保护的作品明显少得多, 虽然它没有采用“列举”的方式, 但是在其指出的保护作品中“包括”:文学作品、音乐作品、戏剧作品、电影作品、绘画作品, 雕刻作品和雕塑作品, 从而给出了一个较明确的范围。

《伯尔尼公约》中保护的权利客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为经济权利, 另一类为精神权利。其中列为各成员国必须授予的经济权利共有8项:即翻译权、复制权、公演权、广播权、朗诵权、改编权、录制权和制版权, 其精神权利即“署名权”与“修改权”。其所保护的权利客体共1 0类。《世界版权公约》仅对经济权利作出保护。在其缔结之初, 仅在其第1条中要求成员国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 在1 9 7 1年修订文本的第4条第⑵款中才进一步较明确的提出:第1条所说的权利, 包括为保证作者的经济利益所必需的基本权利。然后以“列举式”进行说明, 由此可从该公约第4条第⑴款和第5条第⑴款推出其所保护的经济权利至少应包括复制权、表演权、广播权、演译权、翻译权和改编权等) 。两个公约的权利客体和保护内容上有较大差别, 《世界版权公约》的权利客体和保护内容都明显地低于《伯尔尼公约》的保护水平。

5. 保护原则上的差别

两个公约为了在实践中得到较好的贯彻和施行都在其内容中作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总体上看《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都采用了国民待遇原则和版权独立原则。《伯尔尼公约》还采用了自动保护原则, 《世界版权公约》却采用了非自动保护原则。

《伯尔尼公约》在其第5条第 (2) 款中规定:享有及行使依国民待遇所提供的有关权利时, 不需履行任何手续。这就是自动保护原则。按照这一原则, 公约成员国国民及其在成员国有长期居住地的其他人, 在作品创作完成时即自动享有版权;非成员国国民又在成员国无长期居所者, 其作品首先在成员国出版时即享有版权。美国及大多数泛美版权公约的成员国最初不愿意参加《伯尔尼公约》而另起炉灶的原因之一正是这些国家不愿实行版权的自动保护。

《世界版权公约》采用“非自动保护”的原则。但打上了妥协的烙印:即没有要求以登记、交费或其它程序作为获得版权的前提, 而是要求在首次出版作品的每一份复制品上标上版权标记“ (6) ”版权人名称和出版年份三项内容。

6. 两大公约的效力不一样

作为《伯尔尼公约》管理者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伯尔尼公约》的效力优于《世界版权公约》。在不发生冲突时, 则这两个版权公约均可适用, 一旦二者发生冲突, 《伯尔尼公约》优先适用。由于《伯尔尼公约》的保护水平较高且具有众多的保留条款, 因此大多数国家都愿意积极加入《伯尔尼公约》, 该公约的经常性修改适应了新的情况和时代发展的需要。目前《世界版权公约》在版权国际保护中的作用日益下降, 无论是管理该公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还是该公约的绝大多数缔约国都没有提出进一步修改该公约的要求, 这导致了该公约适用性的下降。

另外在国际版权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TRIPS协议》明确对当今知识产权的国际性公约的适用情况作了不同处理。《伯尔尼公约》成为《TRIPS协议》肯定并要求全体成员必须遵守执行的国际公约。TRIPS协议中明确提到不要求全体成员遵守并执行的公约就有《世界版权公约》。这从侧面反映了国际上《伯尔尼公约》的适用范围和效力都比《世界版权公约》大。

二、著作权的发展趋势

1. 保护客体和权利内容的极度扩张

只要我们对1710年安娜法令——世界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版权法到现代世界各国的版权法和国际性的版权公约的发展轨迹作一历史考察, 就会发现版权走过的是一个逐渐扩张的历程。

1710年的安娜法令在其序言中指出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印刷者不经作者同意而擅自印刷、翻印或出版作者的作品, 以鼓励有学问有知识的人编辑或写作有益的作品。可见当时主要保护的是复制权。1886年签订的保护版权的重要国际条约《伯尔尼公约》在1928年、1948年和1971年进行过三次重大的修改, 从而形成了1928年的罗马文本、1948年的布鲁塞文本和1971年的巴黎文本。布鲁塞尔文本与罗马文本相比, 在保护对象上增加了“电影作品”与“实用艺术品”, 并且把“追续权”作为“不选择保护的权利”列入第4条第 (3) 款中。巴黎文本与布鲁塞尔文本、罗马文本相比重要的变化是, 明确了电影作品本身享有的版权, 明确了复制权与朗诵权是版权经济权利中的重要内容。乌拉圭回合谈判后签订的《TRIPS协议》则比《伯尔尼公约》更进了一步, 将计算机程序和有独创性的数据库列为保护内容, 并将出租权作为一种保护权利。在最新的《WIPO版权条约》中明确了发行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 增加了问题的传输权、译为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技术保护权和权利标示权。

我们有理由预测并相信, 随着e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越来越多的新的保护客体和权利内容将会不断涌现, 这将进一步丰富著作权人的权能, 从而使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也就更需要提高版权的保护水平。

2. 保护手段和方法将更加多样化

随着版权的保护客体和权利内容的极度扩张, 而且面临着高科技挑战, 对版权的保护手段和方法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保护方法上很多国家提出对版权全方位的“立体保护”, 即用立法的、司法的、行政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及当事人自已的力量相互协调而形成对版权的全方位保护, 主张对盗版和假冒等侵犯版权的行为进行综合治理。而司法保护是这一保护体系中最重要和关键的一个环节。在保护手段上, 可用经济的、民事的、刑事的或行政的手段对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进行保护。对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著作权权利内容和权利客体的范围日益变得广泛而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日益提高, 世界的版权保护手段和方法将会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

3.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限制

在特定条件下, 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著作权作品而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 也不必向著作权人支付任何形式报酬的情形, 在著权法领域被称之为合理使用。合理使用作为一种对著作权权能限制的制度, 得到现代各国著作权法的普通认可。因此《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都规定了合理使用制度。

理论上界定合理使用的标准却很难, 各国对合理使用的立法表述十分模糊混淆, 这就导致了司法上判断合理使用行为的混乱。而且传播技术领域的革命使我们从“印刷版权”时期发展到了“电子版权”时期。这一发展不仅大大丰富了著作权的内容, 而且必然相应带来对其合理使用的限制。“电子版权”改变了传统著作权的“版权即出版之权”概念, 摆脱了狭隘版权的束缚。出租权的出现对著作权限制原则进行了反限制, 从而缩小了合理使用的范围。若干西方国家征收复制版税与录制版税的行为进一步对合理使用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伴随着限制合理使用制度的国际潮流, 《伯尔尼公约》对合理使用作了一总的限定:即“必须符合公平惯例”。如在其议定书中, 为个人使用目的而借助现代化设备复制享有版权的作品, 图书馆、档案馆及教育单位的一些复制活动 (例如复制计算机程序、数据库等) , 均不再被视为合理使用。

三、余论

著作权的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我国先后加入了《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和《TRIPS协议》, 而且制定了自己的著作权法。国际公约的加人和著作权法的制定为我国打击盗版和假冒伪劣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我国对著作权的保护起步较晚, 因此, 我们必须从国际性版权公约和各国先进的著作权立法中吸收营养, 从而提高我国的版权保护水平, 同时我们必须把握住国际上著作权的发展趋势, 以便适时调整我国的著作权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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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郑成思:知识产权研究第七卷[A].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

国际公约和我国刑法的关系 篇3

首先,我们要弄明白,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这是弄清我国刑法与国际法律规范的关系的基础。

国内法是国家制定的,体现国家的意志。国际法是国家参与制定的,从另外的角度也能反映国家的意志,二者不应该是矛盾的。但是现实实践中,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确实存在,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国际法和国内法是矛盾且不能并存的。在这里,要说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西方学者有三种观点:一元论、二元论和联系论。但是,这几种观点有各自的缺陷,都不能正确、完整地说明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联系论符合我国的国情,有它的合理性。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复杂关系,“联系论”奠定了深入探讨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的基础。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其相互联系的形式、内容、范围和程度不仅受到不同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同一时代的不同法律部门之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联系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表现形态。特别是在国际强行法被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当今国际社会,与国际强行法相抵触的国内立法将被国际社会视为无效[1]。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法在特定领域和范围内是优先于国内法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联系是“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的联系,国际法和国内法是“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的关系[2]。

下面,我们再从理论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转化的含义[3]

“‘转化’是指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由于国内法律行为而纳入到国内法律体系中,成为国内法律,或者具有国内法律的效力。‘转化’的主要特征是,每一项国际法规则要在国内适用,必须通过立法行为、条约的颁布或其他宪法程序有意识地予以纳入;其前提是,国际法在本质上是不能在国内适用的,因此,必须通过主权意志的机构转化成为国内法”[4]。

我国在采用转化方式实施国际条约上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我国采取的是一种“既允许直接适用有关国际条约,同时又将有关国际条约的内容在国内法中予以明确规定。这是一种直接适用与转化适用相结合的方式”[5]。允许国际条约内容直接纳入我国的国内法中,法院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可以适用我国国内立法,但在发现国内立法与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不一致时,应该适用该条约的规定。这样,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我国违反条约义务的情形。转化实施国际条约的方式,最大的优点就是,给国内法院提供了方便。国内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候,可以直接适用有关国内法,适用了有关的国内法,也就履行了有关的国际条约。另外还可以结合国内具体领域,有十分强的针对性。不利的一方面是,如果每一部国际条约都以转化的方式转变成国内法,势必给国内立法带来繁重的任务,增大立法成本。

二、采纳的含义

采纳是通过宪法和法律的统一规定,将条约一般地纳入国内法,在国内直接适用,而无需将其转变为国内法的形式[6]。“由于采用这个方法,国际法的规范,无论是习惯国际法、条约或一般法律原则被宣告为在国内法范围内可以适用的,而不改变它们作为国际法渊源的性质、它们的主体和它们的内容。”[7]

关于采纳方式,我国法律较早的规定是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五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该法第18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第188条规定:“对享有司法豁免权的外国人、外国组织或者国际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办理。”这些规定成为以后若干法律在这方面规定的模式。它虽然以解决条约规定与法律冲突为宗旨的,但它表明了条约在国内的直接适用。按照这一规定,中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民事诉讼中的某些事项时,应直接适用有关的国际条约。

我认为,这两种方法,没有谁轻谁重,或谁优先。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两种方法在我国都有适用,而且两者各有其优点。对于英美国家关于这两种方法的适用方式,我们不能全盘接受,完全可以将两种方法都在我国使用。

下面,就以劫持航空器罪为例,探讨国际条约在我国刑法中适用的一些具体问题。

劫持航空器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而对于这个问题,所危及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的人民的利益和安全,而是不特定或多数人的利益和安全。对此,各国已经对于这个问题达成一致看法,因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公约。而我国作为条约缔约国之一,就有遵守条约的义务。因此,我国立法机关将条约有关内容纳入我国刑法之中,形成了一条“劫持航空器罪”。从法条内容和本罪的犯罪构成可以看出,法条包含了《海牙公约》的有关具体条文。同时,关于罪行的具体解释又参照了《东京公约》、《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的具体内容。而这三个公约则限制了劫持航空器罪的范围并做出了具体的解释。换句话说,《东京公约》、《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的有关内容是通过“劫持航空器罪”这一法条反映出来的,并且在中国,这三个公约的实施的法律依据就是这个“劫持航空器罪”。

劫持航空器罪的劫持对象为正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如果是劫持非使用中的航空器,因为不可能危机航空运输的安全,不能构成本罪。所谓“使用中”的航空器,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是指“航空器从地面人员或机组人员为某一次飞行而进行航空器飞行前准备时起,到任何降落后24小时止”,而且“使用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延长到航空器在飞行中的整个期间”。航空器,主要是指飞机,与航空器所属公司的国籍无关,同时,就本罪的航空器而言,是专指民用航空器。劫持国家航空器的,虽然同样具有严重的危害性,但不能构成劫持航空器罪。《海牙公约》第1条规定:“凡在飞行航空器上的任何人:(甲)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或者以任何其他精神胁迫方法,非法劫持或者控制该航空器,或者这类行为的任何未遂行为;或(乙)从事这类行为或者任何未遂行为的共犯,均构成犯罪。”刑法第121条规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可以说是上述公约规定内容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具体体现。因此,所谓劫持航空器的“劫持”,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迫航空器驾驶、操作人员服从自己的意志,并控制航空器的行为。

上面对于国际条约的适用,我国采取跟条约一致的做法。但是,无论是学术上还是司法实践中,总会碰到国际条约与国内刑法相冲突的情况。这时,又应该是用什么做法呢?

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法条出现竞合,我们遵循的原则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殊法优于一般法。国际法规定较为简单。根据“约定必须遵守”的原则,即使国内法与条约规定不同,条约当事国也不得援引国内法规定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否则,国家应负违反条约的国际责任。

作为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一,我国应当按照条约内容履行条约义务[8]。即将公约法条纳入国内法之中。《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第4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酌情采取必要措施:在本国国内法下规定公约第2条所述罪行为刑事犯罪;使这些罪行受到适当惩罚,这种惩罚应考虑到罪行的严重性。第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酌情采取必要措施,包括酌情制定国内立法,以确保本公约范围内的犯罪行为,特别是当这些罪行是企图或蓄意在一般公众某一群人或特定个人中引起恐怖状态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引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种族、宗教或其他类似性质的考虑为之辩护,并受到与其严重性质相符的刑事处罚[9]。

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所采取的是条约一律优于国内法的原则。具体来讲,我国《宪法》虽然并未就条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问题做出任何明确的规定。但是,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四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按照《缔结条约程序法))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述宪法条文中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包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条约、协定”。按照这两条规定,凡是同我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条约,其批准的决定权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由于条约在我国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就此意义上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条约的权力与其制定法律的权力是相类似的,即都是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对国家最高权力的行使。因此,逻辑上,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的条约包括那些与国内法律规定不同的条约,均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具有同等的地位和效力。就“高法优于低法”而论。

简单地说,国际条约与国内刑法的适用上来说,就是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比例调和。在不违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我们同样要考虑国际利益,因为它关系到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现代国际法在实现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方面的无数实践已经表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是国际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基础。以惩治、预防严重国际犯罪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刑法的发展更表明了国际社会维护共同利益的决心[10];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密切相关,任何一个国家无疑都会根据主权自身的意志而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一个主权平等、国家林立的国际社会中,国家自身利益的实现必须受到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制约,必须满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实现的需要。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里,如果一国只是片面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忽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的存在,就必然会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和平共处,最终会导致自身利益的无法实现。

本文认为,国际条约可以作为刑法的法源存在。国际公约的有关内容可以以转化和纳入的方式进入我国刑法,并为我国刑法所适用。其实,国际条约中的刑法规范一般只规定犯罪,不规定刑罚,要在国内法院直接适用事实上不可能,因而,通常所说的国际条约是本国的法律渊源,是就其在国内的效力而言,并不意味着国内法院可以直接引用国际条约的刑法规范来裁判案件。国际条约中的刑法规范要成为国内法院裁判的直接依据,一般还必须把它们规定在国内刑法中。从我国刑法典第9条的规定来看,我国对涉及刑法的国际条约在国内的效力是直接认可的,无须通过专门的国内立法予以确认,但是,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要在我国得到惩治,还必须透过国内刑法进行,即需要转化为国内刑法,而目前我国这种转化工作还任重道远[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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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陆生.中国刑法国际化原则的探究.载自《求索》,2007,(3),92.

[11]杨方泉.刑法法源论纲.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17(1),20.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全文 篇4

本公约不优于业已缔结或可能缔结并载有与属于本公约范围内事项有 关的条款的任何国际协定，但以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均在这种协定的缔约 国内为限。

第九十一条

(1)本公约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闭幕会议上开放签字，并在 纽约联合国总部继续开放签字，直至1981年9月30日为止。

(2)本公约须经签字国批准、接受或核准。

(3)本公约从开放签字之日起开放给所有非签字国加入。

(4)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和加入书应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存放。

第九十二条

(1)缔约国可在签字、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声明它不受本公约第 二部分的约束或不受本公约第三部分的约束。

(2)按照上一款规定就本公约第二部分或第三部分做出声明的缔约国， 在该声明适用的部分所规定事项上，不得视为本公约第一条第(1)款范围内 的缔约国。

第九十三条

(1)如果缔约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领土单位，而依照该国宪法规定 ，各领土单位对本公约所规定的事项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则该国得在签 字、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声明本公约适用于该国全部领土单位或仅 适用于其中的一个或数个领土单位，并且可以随时提出另一声明来修改其 所做的声明。

(2)此种声明应通知保管人，并且明确地说明适用本公约的领土单位。

(3)如果根据按本条做出的声明，本公约适用于缔约国的一个或数个但 不是全部领土单位，而且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该缔约国内，则为本公 约的目的，该营业地除非位于本公约适用的领土单位内，否则视为不在缔 约国内。

(4)如果缔约国没有按照本条第(1)款做出声明，则本公约适用于该国 所有领土单位。

第九十四条

(1)对属于本公约范围的事项具有相同或非常近似的法律规则的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缔约国，可随时声明本公约不适用于营业地在这些缔约国内的 当事人之间的销售合同，也不适用于这些合同的订立。此种声明可联合做 出，也可以相互单方面声明的方式做出。

(2)对属于本公约范围的事项具有与一个或一个以上非缔约国相同或非 常近似的法律规则的缔约国，可随时声明本公约不适用于营业地在这些非 缔约国内的当事人之间的销售合同，也不适用于这些合同的订立。

(3)作为根据上一款所做声明对象的国家如果后来成为缔约国，这项声 明从本公约对该新缔约国生效之日起，具有根据第(1)款所做声明的效力， 但以该新缔约国加入这项声明，或做出相互单方面声明为限。

第九十五条

任何国家在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时，可声明它不 受本公约第一条第(1)款(b)项的约束。

第九十六条

本国法律规定销售合同必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的缔约国，可以随 时按照第十二条的规定，声明本公约第十一条、第二十九条或第二部分准 许销售合同或其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或其他意旨表 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做出的任何规定不适用，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的 营业地是在该缔约国内。

第九十七条

(1)根据本公约规定在签字时做出的声明，须在批准、接受或核准时加 以确认。

(2)声明和声明的确认，应以书面提出，并应正式通知保管人。

(3)声明在本公约对有关国家开始生效时同时生效。但是，保管人于此 种生效后收到正式通知的声明，应于保管人收到声明之日起六个月后的第 一个月第一天生效。根据第九十四条规定做出的相互单方面声明，应于保 管人收到最后一份声明之日起六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第一天生效。

(4)根据本公约规定做出声明的任何国家可以随时用书面正式通知保管 人撤回该项声明。此种撤回于保管人收到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的第一个月 第一天生效。

(5)撤回根据第九十四条做出的声明，自撤回生效之日起，就会使另一 个国家根据该条所做的任何相互声明失效。

第九十八条

除本公约明文许可的保留外，不得作任何保留。

第九十九条

(1)在本条第(6)款规定的条件下，本公约在第十件批准书、接受书、 核准书或加入书、包括载有根据第九十二条规定做出的声明的文书交存之 日起12个月后第一个月的第一天生效。

(2)在本条第(6)款规定的条件下，对于在第十件批准书、接受书、核 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才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本公约在 该国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本公约在该国 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12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第一 天对该国生效，但不适用的部分除外。

(3)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如果是1964年7月1日在海 牙签订的《关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订立统一法公约》(《1964年海牙订立 合同公约》)和1964年7月1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的公 约》(《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中一项或两项公约的缔约国，应按情 况同时通知荷兰政府声明退出《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或《1964年海 牙订立合同公约》或退出该两公约。

(4)凡为《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缔约国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 入本公约和根据第九十二条规定声明或业已声明不受本公约第二部分约束 的国家，应于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通知荷兰政府声明退出《1964年 海牙货物销售公约》。

(5)凡为《1964年海牙订立合同公约》缔约国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 入本公约和根据第九十二条规定声明或业已声明不受本公约第三部分约束 的国家，应于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通知荷兰政府声明退出《1964年 海牙订立合同公约》。

(6)为本条的目的，《1964年海牙订立合同公约》或《1964年海牙货物 销售公约》的缔约国的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应在这些国家按 照规定退出该两公约生效后方始生效。本公约保管人应与1964年两公约的 保管人荷兰政府进行协商，以确保在这方面进行必要的协调。

第一百条

(1)本公约适用于合同的订立，只要订立该合同的建议是在本公约对第 一条第(1)款(a)项所指缔约国或第一条第(1)款(b)项所指缔约国生效之日 或其后作出的。

(2)本公约只适用于在它对第一条第(1)款(a)项所指缔约国或第一条第 (1)款(b)项所指缔约国生效之日或其后订立的合同。

第一百零一条

(1)缔约国可以用书面正式通知保管人声明退出本公约，或本公约第二 部分或第三部分。

(2)退出于保管人收到通知十二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第一天起生效。凡通 知内订明一段退出生效的更长时间，则退出于保管人收到通知后该段更长 时间期满时起生效。

1984年4月11日订于维也纳，正本一份，其阿拉伯文本、中文本、英文 本、法文本、俄文本和西班牙文本都具有同等效力。

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 篇5

王永新

摘要：《公约》与《通则》的目的都是为了协调不同法系、不同法域间的立法冲突，旨在为国际商事合同的当事人提供一个明确具体且具有广泛适应性的规则。因此，《公约 》与《通则》在理念、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是，《公约》与《通则》还是有不同之处。关键词：公约；通则；合同；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United NationsConvention on Contracts of International Sales ofGoods，以下简称“公约”）是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主持制定的，1980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外交会议上获得通过。公约于198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目前已经有包括中国在内的70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公约》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之一。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Commercial Contracts，以下简称“通则”）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4年编撰的，2004年做了大的修订。它是一部具有现代性、广泛代表性、实用性的商事合同统一规则。《通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对国际性契约的实体内容进行统一整理的一个法律文件”[1]。

这两个文件是国际商事合同领域最为重要的规则。《公约》与《通则》的目的都是为了协调不同法系、不同法域间的立法冲突，旨在为国际商事合同的当事人提供一个明确具体且具有广泛适应性的规则。因此，《公约》与《通则》在理念、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是，《公约》与《通则》还是有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主要有：

一、适用范围不同《通则》的适用范围比《公约》广泛。《公约》仅适用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2]-[3]。而《通则》对“商事”合同并没有给予任何明确的定义，只是在尽可能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概念，以使它不仅包括提供或交换商品或服务的一般贸易交易，还可包括其他各种类型的经济交易，如投资或特许协议、专业服务合同等，即适用于国际商事合同的全部。

二、适用方式不同《公约》作为一项国际条约，它以国际立法的方式统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在缔约国间具有法律效力。在缔约国的当事人没有明文排除适用公约或没有约定所适用的法律时，缔约国当事人之间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既应该适用《公约》。但目前《公约》的缔约国数量有限，而且缔约国在加入《公约》时可以作保留，拒绝接受某些

条款，所以《公约》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此外，《公约》的内容不够完善，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其他法律问题又不得不适用国内法的规定。而《通则》不是以国际 条约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国际重述（international restatement）的形式详尽阐述合同法普遍通行的原则。即“用非立法的手段统一法律”（unification of law by non-legislative means），并对国际商事合同领域的一些基本原则、惯例和习惯性做法进行全面、系统地表述。同时，《通则》的非强制性可以使它能更灵活地被接受；《通则》的条文富于弹性，又使得它能较广泛地被接受。从事国际贸易的当事人得以在自愿基础上自由选择《通则》适用于其所订立的合同[4]。

三、《通则》中关于“损害赔偿”的条款比《公约》更全面、具体1.《公约》并不涉及人身损害赔偿问题[5]，而《通则》明确“损害可以是非金钱性质的，并且包括例如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6]。2.对于损害赔偿，《通则》要求在确定受损害方有权得到的赔偿时，应

考虑到受损害因对方的违约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应当考虑到受损害方因避免发生的成本或

损害而得到的任何收益。[7]”《公约》的条款内容却并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形。3.《通则》对

损害的认定有“确定性程度”的要求[8]，规定“赔偿仅适用于根据合理的确定性程度而证

实的损害，包括未来损害”。同时，《通则》还允许机会损失的赔偿，“可根据机会发生的可

能性程度来确定”。而《公约》没有这样的要求。《通则》这样的要求符合实际情况，具有可

操作性。4.对于估算损害赔偿金的货币，《公约》没有规定，但是《通则》却明确“损害赔

偿金既可以用表示金钱债务的货币确定，也可以用遭受损害的货币确定，以两者中最为适当的货币为准”[9]。5.关于损害赔偿中的“利息”，《通则》比《公约》详细具体。《公约》规

定受损害方有权收取利息，但是却没有明确具体的计算办法。相比之下，《通则》规定未付

款项的利息的计算期间为从款项到期之日起至支付时止。对适用的利率，《通则》也规定了

一系列的确定方法。首先“应为付款地银行对主要借款人借贷支付货币的短期平均贷款通行

利率”，如果付款地无此利率，“则为支付货币国家的此种利率”。如果都没有时，“应为支付

货币国法律规定的适当利率”[10]。

四、《通则》涉及的合同领域中的法律问题比《公约》全面《公约》对合同领域的不少

法律问题，诸如“合同的效力”、“代理人的权限”、“抵销”、“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时效

期间”等问题都毫无涉及，但是《通则》却都有详细的规定[11]。除此之外，针对合同履行

中经常会遇到的“情势变更”问题，《通则》还创造性地引入了“艰难情形”，对“艰难情形”的定义及其后果都做了合理的规定。[12]结语：综上所述，《通则》的内容比《公约》全面、具体，适用的范围更广泛。《通则》比《公约》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由于《公约》是

联合国起草并由众多国家签署的公约，具有官方背景，对当事人（尤其是缔约国的当事人）

具有相当的公信力。但是，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领域，《公约》与《通则》在适用上并不是

非此即彼，其实可以并行不悖。鉴于《通则》的全面性，当事人可以将《公约》和《通则》

结合起来适用。《通则》可以适用于《公约》中所没有涉及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当

事人可以在货物买卖合同中加入这样的法律适用条款：“本合同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

合同公约》，对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未涉及的事项，适用《国际商事合同

通则》”。（This contract shallbe governed by CISG，and with respect to mattersnot covered by this

Convention，by the UN I DR O I 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C o n t r a c t s.）在“国

际贸易中心”[13]1999年推出的《国际易损货物买卖合同》（Model Contract for the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ale of Perishable Goods1999），也有这样类似的法律选择条款[14]。此外，对于

非货物买卖的国际商事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通则》为适用的法律。

论《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适用

——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

约》的比较谈起

摘要：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相比，《国际商事合同通则》适用范围更广

泛,适用方式更灵活,内容更完整,具体规定更科学,在诸多方面进行了发展与创新。本文尝试分

析比较二者的异同，以及通则目前存在的问题，从而在适用上提出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商事合同通则、销售合同、诚实信用原则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下称“通则”）是继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下

称“公约”）以来国际统一合同法领域又一重要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公约的不足，作为

国际私法统一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对于国际商事合同法律制度的统一与协调将产生不可

低估的影响。《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性质是不同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性质目前虽很难界定，但很明显的是它不同于公约。目前它的作用

更主要的是为各国合同立法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范本，而不是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得到直接的适用。与公约相比，通则适用范围更广泛,方式更灵活，可以视为是国际社会关于商事合同

立法的新发展。

一.通则与公约的相同之处

1、关于缔约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缔约自由原则；合同必须信守原则；诚信、公平交

易原则等。

2、关于合同的订立，因公约在要约、承诺等方面的规定几乎是完善的，所以通则对这

一部分基本完全予以了采纳。

3、关于合同的理解，通则与公约都采用了主客观并用的解释原则，通则的规定比公约

更为详尽。

4、关于合同的履行，二者都列明了履行合同时间的三种情况：合同中确定了履

行时间，依确定的履行时间；合同只规定了履约期，则可在此期间内选择任何时间履行；其

他情况下，履行应在合理时间内完成。关于履行的地点，二者的规定是相同的。

二.通则与公约的不同

1、通则与公约的性质是不同的。公约称之为国际公约，而通则不是公约，可以说是“

示范法”，也可以说“国际惯例”，很难将其归为国际法律文件传统分类的任何一种。在公约

缔约国公约优先于通则；通则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为各国合同立法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范本，而不是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得到直接的适用。与公约相比，通则适用范围更广泛,适用方式更

灵活，内容更完整,具体规定更科学，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发展与创新，因而可以视为是国际

社会关于商事合同立法的新发展。公约仅适用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一些很重要的交易类型

被排除在公约之外。公约的适用反映了国际贸易中有形贸易内容，而服务贸易被明显排除于

适用范围之外，对于知识产权则更无涉及，甚至一些易于引起争议的货物也被排除于公约适

用范围之外。

2、通则和公约的使用范围和对象是不同的。通则补充了公约未涉及而实践中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它反映的国际贸易的内容不仅包括有形贸易还包括无形贸易，它所适用的国际

商事合同类型，既有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又有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和国际知识产权转让合同，即适用于国际商事合同的全部。一般认为，销售合同公约与商事合同通则之间在适用上不存

在真正的竞争关系。因为销售合同公约是仅以有形货物买卖合同为对象，而通则的适用范围

则广的多，所以在有形货物买卖合同以外的合同，二者不发生适用上的重叠。尽管公约在世

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接受，但仍有非公约缔约国当事人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情况发生的情

况下，无疑为商事合同通则的作为国际统一法律原则的适用提供机会。所以商事合同通则能

起到补充销售合同公约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它使销售合同公约的解释

明确化，即使在国际买卖合同以销售合同公约作为准据的场合，商事合同通则也可以起到重

要的作用。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国际性

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以及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作为国际贸易发展和合同法统一化进展的成果，商事合同通则无疑可以用于解释销售合同公约。其次，补充销售合同公约的漏洞，除有使销售合同公约不明确的词语明确的作用之外，商事合同通则还可以用来填补

销售合同公约的漏洞。《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2款规定：“凡本公约未明

确解决的属于本公约范围的问题，应按照本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来解决。在没有一般原则的情况下，则应按照国际私法规定适用的法律来解决。”由于商事合同通则包含的内容比销

售合同来的广，在销售合同未涉及的领域内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章第2条（３）规定：“当适用法对发生的问题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有关规则时，本通则

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3、通则比公约更具有包容性首先，从适用的范围来看，通则无疑更适应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形势。第一，在适用客体方面，通则更能体现新近几十年来，国际贸易发展中的新趋

势--无形贸易的发展，即国际服务贸易和国际知识产权转让的新发展，通则的“商事”二字正

是这一扩充的体现，比公约仅对货物贸易规定的狭隘性来讲，通则更能促进国际经济的交流

与发展。第二，在对人的效力方面，公约采用的是营业地说，即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的当事

人,或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所在国不是缔约国,而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

国的法律。PICC作为一项国际惯例在对人效力上并无特殊规定,只要双方当事人约定其合同

由本通则管辖,PICC均对其适用,而不管双方当事人是否位于不同国家,即使纯粹的国内合同

也可由双方当事人约定适用PICC。不过,任何此类协议都必须遵守管辖合同的国内法的强制

性规则。可见，通则的适用弹性是很大的，这也为更好的推广通则提供了条件。其次，在书

面合同的界定中，公约只指出书面形式包括电报和电传在内，而通则给“书面”下了明确定义，系指能记载所传递的信息并可以有形的方式复制出的任何通讯方式。通则无疑是适应新科技

发展成果的需要，将书面的范围扩大了，将科技发展带来的电子数据交换（EDI）纳入其中，是适应高科技的大胆尝试。

4、意思自治精神至高无上在通则中更加展现无余协议的效力条款。由于各国在合同的效力的规定上争议一直较激烈，所以公约为了被更多的国家所承认就避开了效力条款的设

定，这是公约的一个遗憾，是对国家利益的妥协。而通则知难而进，用整个第三章进行了规

定。其中，协议效力条款最能体现同通则的意思自治精神的至高无上，既没有对大陆法系约

因的要求也没有像英美法系那样的对价要求，这也是更加明确和发展了公约的精神。非金钱

债务的实际履行条款。对于非金钱债务的实际履行,两大法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大陆法系比

较强调合同的实际履行,英美法系则不注重合同的实际履行,允许以损害赔偿替代实际履行。

为了协调两大法系的矛盾,CISG第48条规定将实际履行在救济手段上的地位留给法院地法

判断,当事人在不同的地方起诉,同样的案情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相比之下,PICC则明确了实

际履行是可取的,而且取决于当事人的要求而非法院的自由裁量。这也是意思自治原则在通

则中运用的比公约更胜一层的体现。

5、通则最大程度保证了合同的成立与有效，更有利于国际贸易流程的流畅性和可实现

性合同的效力。在公约缺失的合同效力一章处处彰显了通则尽最大努力使合同有效的精神。

国际贸易因地域时间障碍容易导致合同效力的不稳定，通则旨在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希望

尽可能多的成立合同，且使之效力不至于轻易失去，只要有可能确定合同有效，就不将其推

入合同无效的死角。通则第3.3条的自始不能条款规定表明即使是标的物在合同订立时灭失

也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以及第3.13条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的具体规定，都体现了这一精

神。艰难情形条款。艰难情形类似英美法系的合同落空和大陆法系的情势变更原则，公约仅

在免责方面以“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有所涉及，而通则则将其单列一节进行规定，并将其放

在一般履行一章。与不可抗力所不同，通则将不可抗力放在了不履行一章，同时，艰难情形

引起的效果主要是重新谈判，而不是合同当然的无效，这都说明艰难条款的设置处处体现了

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 篇6

来源：商务部网站

这是全球电子商务的法律协调领域的第一项国际公约。2005年11月23 日联合国大会在通过该公约的决议中指出：“考虑到在国际合同范围内电子通信的法律效力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问题构成对国际贸易的障碍，深信采用统一规则消除在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的障碍，包括消除现有国际贸易法文书在执行上可能产生的障碍，将加强国际合同的法律确定性和商业上的可预见性，有助于各国获得现代贸易途径”，因而有必要通过该项《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

我国已于2006 年7 月6日签署了该公约。该公约共有四章25 条。其中主要内容有：

第一，适应范围。该公约适用于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订立或履行合同有关的电子通信的使用(第一条第一款)；但是，该公约不适用于“为个人、家人或家庭目的而订立的合同”(第二条第一款(一)项)，因此，该公约主要是适用于厂商之间的(B2B)电子商务。这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是一致的。可以认为，这两项公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全球范围实施该新的公约，将有利于推进国际经济合同(包括货物销售合同)电子化。

第二，电子通信的范围。电子通信系指“当事人以数据电文方式发出的任何通信”(第四条(二)项), 这“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电报、电传和传真”(第四条(四)项)，其中，显然只有“电子邮件”才是狭义上、在互联网上才真正通行的电子通信手段，其他则是传统的，或互联网时代之前的电子通信手段。因此，该公约秉承了《电子商务示范法》 的基本原则，在适用于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电子通信方式时，也一并适用先前已使用的电子通信方式。在如今的商业实践中，即便电子邮件非常普及了，人们还需要结合使用其他电子通信手段，有时是必不可少的。

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 篇7

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公约制定

欧洲船厂协会 (CESA) 作为IMO观察员以及IACS的成员, 不仅积极参与IMO、IACS相关公约的提出与制定, 同时联合在I-MO中具有主导地位的航运界, 几乎完全主导公约的制定。在以往IMO提案中, 大部分提案均来自欧洲造船界。这些公约成功推出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公约制定方面持续的重视和科研方面的巨大投入。2000年, 欧盟提出了“Leader SHIP 2015欧盟造船业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提高研发和创新投资、对创新产品和创新流程实施补贴;在船舶设计和建造方面进行持续创新, 提供更安全和更环保的船舶, 促使制定更为严格的国际标准。2005年2月, 欧盟斥资1200万欧元, 资助一项名为“SAFEDOR”的项目, 其目的是研究基于风险评估的船舶设计方法, 该项目是海事安全方面迄今为止得到资助最大的单个项目。

通过制定这些船舶工业的游戏规则, 西方发达国家坐收渔人之利, 直接从新公约的实施中兑换了大量利益。

1.从新公约实施中获得利益

西方发达国制定的公约标准远远高于我国船舶工业的技术水平, 必须运用它们所拥有的技术和设备才能达到在它们主导下制定的标准。每个公约从通过到实施, 都有一段时间作为缓冲期, 而这期间西方发达国家积极“帮助”我国造船企业满足新公约, 从技术转让、出售船厂生产设施、人员培训等方面获得巨额利润。

2.从新公约知识产权保护的条款中获得利益

为防止在豪华游船、海洋工程船等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方面的技术成果外泄, 巩固其在高端船舶领域的领先优势, 新公约中均对知识产权保护予以了明确规定。

3.利用新公约开辟新市场获得利益

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新公约中的高标准为其价格昂贵的高技术产品开辟了巨大的市场, 例如, 在压载水处理系统、新型船用涂料、导航避碰系统等方面其快速推出产品, 占领新市场。

4.利用新公约巩固既得利益

为了改变核心的船用设备被西方掌握的局面, 包括我国在内的日韩为之努力了多年, 然而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新公约提高技术指标, 来遏制他国船用设备的市场、加强对其核心设备的依赖。例如, 新公约中不断提高对主机排放要求, 来保护垄断全球船用主机市场的MAN和瓦锡兰, 使其他技术水平较低的产品丧失市场。

日本:分享新公约实施之利

1.积极推动自身优势领域的公约出台

日本利用其在经济船型和节能技术方面的优势, 与欧美建立利益同盟, 极力推动船舶温室气体减排的相关公约制定。不仅主动提出船舶能效设计指数基础方案, 而且对于欧洲国家旨在建立全球同一市场的碳排放交易机制也表示极力拥护。

2.建立有效应对机制, 成功分享新公约带来的利益

日本在应对新公约方面充分发挥行业整体优势, 其以日本船舶技术研究会 (JSTRA) 作为固定机构统筹各方面力量进行技术研发, 不仅利用较短时间成功应对新公约, 持续有效地提升了日本船舶工业的整体技术实力, 而且在新公约的执行中, 与西方发达国家共同分享利益。例如, 针对PSPC, 推出耐蚀钢, 在各国推销新的钢材处理生产线;针对EEDI, 推出各种高效的节能设备等。

韩国:积极谋求话语权

1.集中行业力量, 应对卓有成效。

韩国采取了集中行业力量共同攻关的机制来应对国际公约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例如, 其针对PSPC的出台, 韩国造船协会专门成立了工作机构, 开展深入研究, 于2008年11月18日, 推出了世界第一艘按涂层新标准 (PSPC) 和共同结构公约 (CSR) 要求建造的灵便型散货船“JS2050”号;在压载水处理问题提出后, 韩国大型造船企业便积极进行技术研发, 推出的Electro-Clean系统为成为最早获得型式认可的压载水处理系统之一。

2.加大参与力度, 积极谋求话语权。

为了改变被动应对新公约的局面, 韩国近年来明显加大了参与国际事务的力度, 稳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国际竞争地位。特别是造船企业的直接参与力度明显加强, 包括现代重工、三星重工、大宇造船、现代三湖在内的主要造船企业纷纷派驻专家直接参与国际公约的制定和相关国际谈判活动, 结合企业自身技术发展水平, 争取利益的最大化。

我国:应对能力亟待提高

我国船舶工业近年来飞速发展, 规模总量大幅跃升, 2008年造船产量达2881万载重吨, 是2000年的7倍, 已经成为与日韩并驾齐驱的三大造船国之一。但在应对新公约、新公约、新标准中的主动作为意识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其结果通常是在公约生效后, 花费巨额资金引进国外相关技术、生产设施为产品开发冲刺, 严重削弱了我国船舶工业应对新公约的能力, 无法从根本上提升我国船舶工业的核心竞争力。

近期出台的新公约, 不再以传统的航运业为单一执行主体, 而是延伸到船舶设计、建造、配套以及材料领域, 对造船业的约束力度明显增强。除船体结构外, 新公约还从防腐保护、压载水处理、限制有害气体排放等对造船的各个方面提出新技术要求。新公约中提出的标准相对于中国大部分造船企业而言过高, 执行起来困难巨大。通过简单的购买国外生产设施, 先进技术, 进行产品研发冲刺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公约的要求。

浅谈国际海事公约在我国的适用 篇8

关键词 国际海事公约 适用 方式 国内法 位阶

国际海事公约，通常指国家间缔结或加入的与海事相关的多边条约，其内容涉及海上航行安全、防止船舶造成海上污染、海员培训、海上卫星通信、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和赔偿等诸多方面，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根据“条约必须信守”的国际法原则，对于已签署的国际海事公约，应当及时、全面、准确地履行。这是我国作为航运大国应履行的基本义务，也是作为国际海事组织A类理事国所应承担的表率职责。而如何履行国际海事公约关系到如何将公约国内化及公约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一、国际海事公约在我国适用的现状

公约的国内适用以公约在国内法上的接受为前提。概括我国在适用国际海事公约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1、纳入方式，又称吸收方式，即有原则地一次性在宪法性法律中规定条约是该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一项条约在国内公布或在国际上生效的同时即在国内生效。换言之，国际条约在国内的生效方式，不必经过国内立法的转换，只要经过本国政府的批准，即可获得国内法的效力，并且适用于国内。我国缔结或加入的诸多国际海事公约，如《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73/78防污公约》及其议定书、修正案等都未经二次立法即直接纳入适用（但其中部分内容经过二次立法转化为国内法实施）。

2、转化方式，即当一国政府批准某一国际条约后，还需国内立法机关以立法形式将其转变为国内法，从而在国内具体适用。在海上交通安全方面，我国将《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有关内容转化为《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中《国际航行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予以实施即是将国际海事公约转化为国内法的典型案例。

3、转化和纳入混合方式。我国许多国际海事公约往往并不是以单一的转化或纳入方式接纳，而是存在着混合或者并用的方式，一种情况是既允许直接适用有关国际海事公约，同时又将公约的内容在国内法中予以明确规定，一般表现为在公约生效时采用直接适用方式，而在其后一定时间内，通过国内立法程序制定相应国内法，将公约内容转化为国内法实施；另一种情况是根据我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海事公约的规定，及时对国内法作出相应修改和补充。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制订和修订先后体现了这两种形式。

二、国际海事公约与国内法位阶分析

在理论上，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地位，主要有两派。一元论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属于同一个法律体系，又有国际法优先和国内法优先两种学说；二元论则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即平行说。这就形成了两派三说的局面。

有关国际公约与我国国内法的位阶问题，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我国制定的很多部门法都规定了优先适用国际公约的条款。对于国际海事公约的适用，我国多部海事法规，如《海商法》第268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3条等作出了优先适用国际公约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海事法规在规定上述条款的同时，对声明保留条款也作出了除外的规定，即声明保留条款不适用公约优先的效力。从以上可以看出，多部单行海事法规采用了公约优于我国法律而适用的制度，但都没有确认优于我国宪法，故应认为，在我国，公约没有优于宪法的效力。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在一系列的单行法规中可以看到公约优于国内法律适用的规定，也符合我国的法律实践，但由于我国宪法和立法法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其他有关此方面规定的一般性法律，因此，公约包括国际海事公约优先于国内法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在我国尚未完全确立。

三、总结

通过上述对国际海事公约在我国适用实践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在适用国际海事公约方面是采取一种直接纳入适用与转化适用相结合的方式，没有固定规律和统一的适用方式，在公约适用方式上存在不确定性；在法律地位上，虽多部海事单行法规明确了条约优先适用的效力，但国际海事公约优先于国内法并不是一项明确的法律原则，即我国关于国际海事公约的法律位阶尚未明确。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在后续的法制建设中将国际公约写入宪法，并且确立国际公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次于宪法优于国内法的位阶；基于本国的国情及条约适用的特殊性，我国应采取转化为主、兼采纳入的条约适用方式，并继续使用保留式签约方式。

参考文献：

[1]王红坤，孙希尧.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现状及完善对策[J].人民论坛，2012（23）.

[2]王建新.论国际海事惯例的适用[D].武汉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