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共9篇）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篇1

工作权是基本人权的核心, 是每一位劳动者保障生活质量、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关于工作权, 《公约》第6条和第7条均有所规定, 第6条:“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 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 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第7条:“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 并规定了各缔约国为保证这项权利的实现而承担的具体义务。”对应到中国的国内法,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虽然对劳动者权利大都进行了规定, 但是应该看到, 现有的劳动者权利法律的实现程度与《公约》规定仍有很大距离, 就笔者看来, 主要还有以下几大问题。

一、就业歧视问题

就业歧视广泛存在, 如地域、男女、城乡等方面均有歧视。地域歧视是指基于地域差异而形成的一种区别对待。它是由地域文化差异、人类心理活动等因素引发的一种刻板、片面的观念和错误倾向。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 世界各国 (地区) 兼而有之, 例如日本东京人对关西人的偏见、台湾人对东南亚各国人民的丑化等等。男女歧视主要是歧视女性。如今求职现场可谓人山人海, 各大职业都有供不应求的趋势, 女性因其生理特殊性和法律的特殊照顾, 在就业浪潮中受到打压和歧视的现象较为常见。城乡歧视中最严重的是对农民及其子女的歧视, 户籍制度是城乡歧视的根源, 户籍的阻隔导致一部分农民及其子女的平等工作权的难以实现。

二、限制职业自由问题

职业自由是工作权的核心内容之一。职业自由包括平等就业与自由择业, 是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和接受工作, 即劳动者本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 用人单位不得采取任何手段强迫其从事, 主要规定《公约》的第7条。但是, 相应的职业自由在中国的国内法没有明确的规定, 《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均未提及。这导致一些企业有恃无恐, 使得强迫劳动的问题更加突出。近年来, 随着中国政府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 许多企业享有各种优惠政策。私营企业的快速增长为地区经济增添了活力, 成为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重量级纳税者, 有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效益对私营企业的违法行为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导致一部分私营企业罔顾劳动者人权出现大量的强迫或限制劳动的现象。有些私营企业为了利润的无限增加, 甚至违背法律, 让职工在恶劣的环境中超时工作, 并且加以拳打脚踢或暴力胁迫。私营企业的胆大妄为最直接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管理缺失。

三、工会组织权有名无实

工会组织权, 是指劳动者为实现维持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基本目的, 而结成暂时或永久的团体, 并使其运作的权力, 具体则指劳动者组织工会并参加工会活动的权利。关于工会组织权, 中国1982年的《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 只在第35条中规定了公民的结社权, 但《宪法》中所规定的结社权往往流于形式, 难以落实。《工会法》 (2001年修改) 确认了工会的产生与运作、权利与义务, 明确了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点在《劳动法》中也有相应规定, 《劳动法》第7条规定:“劳动者有权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

2001年在加入《公约》之际, 中国对《公约》第8条第1款 (甲) 项作出了保留:关于自由组织参加工会和罢工的相关规定, 依据中国《宪法》、《工会法》和《劳动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为目前中国的工会体制仍是一元制的, 即整个工会体系的最高代表是全国总工会, 这种模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面貌的更替, 这种工会模式已经跟不上潮流和需求, 在突发事件应对上尤显准备不足, 应当对这种制度进行适当废、改、立。工会理应是一个在处理停工、怠工事件中起到“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作用的劳动者组织, 但现实生活中真的发生停工、怠工事件时, 中国工会就没影儿了, 使得在中国发生的停工、怠工事件统统变成了“非法集会”。这反映出了现行体制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冲突矛盾, 一方面一元制的工会由于缺乏民主导致利益冲突不断而无法真正替劳动者说话;另一方面一元制以外的、劳动者自行产生的能保障自身权益的“新工会组织”却依然处于“非法”地位。长此以往, 只会让工人阶级离科学、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与和谐状况越来越远。一元制的工会模式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让《劳动法》所规定的由工会代表集体协商的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许多的集体性事项、集体合同都未经过集体协商机制, 更别提工会的作用了。大部分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都要依靠自身的不懈努力, 工会是不会主动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

四、罢工权缺失

罢工权是指众多劳动者针对雇主的特定主张或行为有组织地共同停止劳动的权利。工人面对雇主的特定主张或行为采取的极端手段就是罢工。罢工权在中国曾经合法地存在了7年 (1975年-1981年) , 1975年的《宪法》中有罢工自由的规定, 第28条: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到了1978年, 新立的《宪法》没有对其进行修改, 只不过将条文位置换到了第45条。到了1982年, 沿用至今的《宪法》对劳动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界定, 即无产阶级是中国的统治阶级, 罢工不符合国家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因此不予保留罢工自由的规定。官方解释认为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 更是企业的主人, 不可能成为罢工的主体, 也没必要去罢工, 因为究其本质, 罢工是对工人的自身权益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造成伤害。至今, “罢工权”、“罢工自由”仍未出现在中国任何一部法律中。

参考文献

[1]董合鹏.《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中国的实施》.2010年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第10页.

[2]董合鹏.《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中国的实施》.2010年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第12页.

[3]胡乔木.《1982年4月12日, 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说明》.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篇2

理事会

1、除下文第10至12款所述的出缺情况外，选入理事会的电联会员应任职到选举出新的理事会之日为止。它们有连选连任的资格。

2、（1）如在两届全权代表大会之间理事会席位出缺时，缺额应由席位出缺会员所属区域的在上次选举时未当选的会员中得票最多的电联会员当然填补。（2）如果不论何种原因按照上述第8款程序不能填补出缺的席位时，理事会主席应请该区域的其他会员在发出邀请后一个月内争取选任。在该日期终了时，理事会主席应请各电联会员选举一名新的理事。选举以通信方式通过秘密投票进行，要求上述同样的多数。新的理事应任职到下届相关的全权代表大会选出新的理事为止。

3、理事席位在下列情况下应视为出缺：a）理事国成员在理事会连续两届例会上未派代表出席时：12 b）电联会员辞去其理事国资格时。

选任官员

1、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各局主任应在当选的全权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日期就职。他们通常任职到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日期为止，并且只有一次连选连任的资格。

2、如果秘书长职位出缺，应由副秘书长接替秘书长职位并任职到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日期为止。在副秘书长接替秘书长的情况下，副秘书长职位从其接替秘书长职位之日起视为出缺并应适用下文第15款的规定。

3、如果在距下届全权代表大会召开日期的180天以前副秘书长职位出缺，理事会应任命一名接替人在剩余的任期内任职。

4、如果秘书长和副秘书长职位同时出缺，任职最久的主任在不超过90天的任期内履行秘书长的职责。理事会应任命一名秘书长；如果出缺距下届全权代表大会确定的日期超过180天，还应任命一名副秘书长。由理事会任命的官员在其前任官员的剩余任期内任职。

5、如果某一主任的职位发生意外出缺，秘书长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该主任的职责履行到理事会在出缺情况发生后的下届例会上任命一名新的主任为止。如此任命的主任应任职到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日期为止。

6、如果在秘书长或副秘书长职位发生出缺后90天以内或在本条相关条款所规定的期限内召集理事会例会，则理事会应按照组织法第27条的规定，安排填补本条相关条款中所述情况下的秘书长或副秘书长职位的出缺。

7、根据上文第14至18款任命的选任官员职位的任何任期均不影响竞选该职位或连选连任的资格。

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1、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应在当选的全权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日期就职，并任职到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日期为止，他们只有一次连选连任的资格。

2、如果在两届全权代表大会之间，委员会的某一委员辞职或不再能履行职责时，秘书长应在会商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后请有关区域的相关电联会员为下届理事会例会上选举一名替补委员提出候选人。然而，如果出缺发生在距下届理事会开会前90天以上或在下届全权代表大会前的理事会开会之后，相关会员应90天之内尽早指定另一名本国国民替补，任职到理事会选举的新委员就职或下届全权代表大会选举的委员会的新委员们就职时为止。替补委员有资格在适宜时被理事会或全权代表大会选举为正式委员。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的比较研究 篇3

一、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的概况

当前在统一各国有关提单的法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或有关国际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有四个:

(一) 海牙规则

为统一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的提单行为, 国际法协会所属海洋委员会制定了提单规则, 并于1924年8月由26个国家在布鲁塞尔签订《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 即《海牙规则》。海牙规则是最重要的和目前仍被普遍使用的国际公约, 它较多地维护了承运人的利益, 在风险分担上很不均衡, 引起了作为主要货主国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满, 纷纷要求修改海牙规则, 建立航运新秩序。

(二) 维斯比规则

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要求下, 修改海牙规则的意见逐渐为英国等航运发达国家所接受, 但主张权衡各方利益, 只对海牙规则中明显不合理或不明确的条款作局部的修订和补充, 维斯比规则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1968年2月在布鲁塞尔通过《关于修订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的议订书》, 即《维斯比规则》。目前已有英、法、荷兰、挪威、瑞典、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这一公约。

(三) 汉堡规则

1978年联合国在汉堡主持召开全权代表会议上审议通过《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 即《汉堡规则》。汉堡规则可以说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复斗争下, 经过各国代表多次磋商, 并在某些方面做出妥协后通过的。汉堡规则全面修改了海牙规则, 其内容在较大程度上加重了承运人的责任, 保护了货方的利益, 代表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意愿, 汉堡规则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在航海领域中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胜利。[2,2]但因签字国主要为非主要航运货运国, 因此目前对国际海运业影响不是很大。

(四) 鹿特丹规则

汉堡公约出台后,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领域出现了三个公约并存的局面, 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货物运输的多元化与不确定性。加之汉堡规则对促进海上货物运输规则的统一作用有限, 国际社会对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规则进行全球统一的诉求更加迫切。2008年联合国大会第63届会议第67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公约》, 即《鹿特丹规则》, 该规则有包括丹麦、荷兰、美国等航运或贸易发达国家在内的20多个国家签署, 是迄今为止条文内容最多、调整运输范围最广和吸收、引进新规则较多的国际货物运输公约。我国尚未加入上述任何一个公约, 但是在制定《海商法》时参照和借鉴了前三个公约的部分内容。因此, 对这四部重要的调整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进行比较研究, 有利于洞悉我国海商法的立法取向, 并进一步完善相关海商立法。

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之比较

(一) 承运人的责任基础不同

《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规定, 承运人应当“适当谨慎”使船舶适航, 否则须对导致的损失负责, 即实行不完全过失责任制。不仅要求承运人主观有过错、有违法或违约行为, 索赔人还负有举证责任。并规定了承运人对过失承担责任的两种例外:1、船长等船上人员对其疏忽行为可以要求免责;②2、由于非承运人本人的过失导致的火灾所致, 承运人可以要求免责。

与《海牙规则》相比《汉堡规则》废除了承运人航海过失免责和火灾免责, 采用了完全过失责任制, 这在其规则第5条中有所规定。简而言之:其一, 只要货损发生在承运人管理之下, 承运人就要负责;其二, 唯一的例外是承运人能证明对此已作了必要有效的预防。[3,3]但公约对火灾免责采用了举证倒置的方法, 把证明承运人或其他代理人的过失责任分配给了索赔人, 这项规定使得索赔人很难获得赔偿, 因为实质上他难以证明航行中船舶的行为。[4]

《鹿特丹规则》下的责任基础采取的是完全过失责任制, 也废除了“航海过失免责”与“火灾免责”, 但在举证责任的设置上不像汉堡规则那样采取简单而一边倒的模式。第17条主要是以举证责任与举证顺序为主线展开的, 这是《鹿特丹规则》在构造上有别于《海牙规则》和《汉堡规则》的一个重要特点。[5]该条第1款的规定, 使得承运人的管船义务始终贯穿航次始终, 由此带来的货物灭失或者损坏以及迟延交付, 承运人将不再适用免责条款。③《鹿特丹规则》创新了承运人责任制度, 使海运的责任阶段延伸至国际多式联运的适用范围。[6]

(二) 承运人的责任期间不同

国内一般认为《海牙规则》的承运人责任期间为自货物装上船舶开始至卸离船舶为止, 即“钩至钩”原则, 据此, 承运人对货物的责任以货物越过船舷来界定。《汉堡规则》则将责任期间扩大为自承运人或其代理人从托运人或其代理人手中接管货物时起, 至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时止, 包括装货港到集装箱货运站在内的承运人掌管的全部期间, 即为“港至港”原则。而《鹿特丹规则》扩大了承运人责任期间, 包括从为运输而接收货物时开始, 至货物交付时为止的整个运输期间。并没有对接收和交付货物的地点加以限定, 因此承运人责任期间, 已经不局限于海上和港内。在该规则下, 船公司及海运承运人的揽货能力将被削弱, 将会刺激货运代理业及中间商的发展, 增加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的中间环节以及货物运输的总成本。

(三) 公约适用范围不同

《海牙规则》规定本公约各项规定, 适用于在任何缔约国所签发的一切提单, 但不适用于租船合同, 除非提单是在船舶出租情况下签发的。《维斯比规则》在此基础上, 将适用范围扩展至有关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 货物从缔约国起运的提单、起运港为缔约国的提单以及规定受《海牙规则》或者赋予该规则以法律效力的国内法约束的提单。《汉堡规则》又进一步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卸货港或为实际卸货港的备选卸货港位于缔约国内的提单。与其他海运公约相比, 《鹿特丹规则》为适应国际集装箱门到门运输的需要, 突破以往三个公约运输适用范围, 扩大涉及三个方面:运输方式扩大为“海运和其他”运输方式;涵盖的地域范围为海上区段和非海上区段;责任主体扩大为承运人、履约方、海运履约方, 从而将海运、港口、内陆各种运输方式的经营人都涵盖在内。这使得调整范围已不局限于海上运输, 还适用于那些与海运相衔接的其他方式的运输。由此, 该规则已经相当于一个特定范围内的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

此外, 从《海牙规则》到《鹿特丹规则》还呈现出承运人的最高责任赔偿限额逐步提高;对灭失或损害货物的计量方法越来越合理;索赔和诉讼时效依次延长等发展趋势。由此, 窥视出当代国际货物运输领域内船货两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妥协与角力, 作为主要货主国的第三世界国家利益越来越受到关注与尊重, 逐步摆脱原本极不公平的风险承担规则, 更加合理的国际航运新秩序正在逐步形成。

三、我国海商法的立法取向及立场

我国目前没有参加以上任何一个公约, 而是将公约的制度转化为国内法, 以国内法的方式执行公约。

(一) 我国海商法的立法取向

《海商法》在承运人责任制度方面以《维斯比规则》的规定为责任基础, 采纳《汉堡规则》中若干合理的、行之有效的规定, 并博采其他国际公约的规定及习惯做法, 形成了自己的承运人责任制度。[7]而诉讼制度则基本援引了《汉堡规则》的规定, 但在诉讼期间上由规则的2年改为1年。对于集装箱货物《海商法》采用了汉堡规则的规定, 即“港至港”;对于非集装箱货物则采用了海牙规则, 即“钩至购”。对于承运人对单件货物灭失和损坏的赔偿限额, 海商法采用了《维斯比规则》的规定。总体来说, 《海商法》采用了以《维斯比规则》为基础, 吸收《汉堡规则》中成熟和合理内容, 并增加本国特色规定而形成的本国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混合运输制度”。[8]这在我国国际贸易和航运业还处于开放初期和成长阶段是合适而富有远见的选择, 但时至今日, 我国《海商法》面临一些新变化和挑战, 存在修改的必要。

(二) 对《鹿特丹规则》应采取的立场与态度

《鹿特丹规则》的通过和开放签署将对全球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物流业及与此相关的保险业、金融银行业等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其对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制、免责事项和无单放货等问题都作了大幅度修改, 对于我国这样的航运大国来说, 必然产生不小的影响。由于新公约对航海过失免责的删除, 使承运人几乎丧失长久以来形成的共同海损保护机制;还允许无单放货, 而整个无单放货机制充满不确定性, 稍有不符程序或脱节, 均将影响其实施, 大大增加了海运经贸欺诈风险, 使承运人可能面临巨大的赔偿责任。因此我国政府在签署前必须慎重考虑,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审时度势, 吸取其精华来丰富与完善我国《海商法》。

总体上而言《鹿特丹规则》是一部顺应时代发展的先进的公约, 符合当前的航运和贸易实践, 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它尝试考虑集装箱运输的广泛使用、考虑电子商务的迅速推开、考虑运输速度的加快, 凭单提货并不总是具备可行性这些因素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它符合了近30年来海运和多式联运的发展。[9]我国《海商法》的施行已经走过19个年头, 国际航运与贸易领域瞬息万变, 不免出现不能适应经贸与航运发展的要求的情况, 这正是启动《海商法》修订的最佳时机。在这个阶段, 值得考虑的是, 利用既有国际立法的一些尝试以及其他国家立法的一些经验来修订《海商法》。[10]将《鹿特丹规则》中先进而成熟的成分吸收进来, 并密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加速完善和修订我国《海商法》, 发挥法律的指引作用, 为我国航运与贸易业的未来发展奠定更坚实的法制基础。

摘要：通过对四部重要的调整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进行分析及比较研究, 呈现出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立法的发展进程, 结合相关公约指出我国《海商法》在有关问题上的立法取向, 并阐明我国对待《鹿特丹规则》所应采取的立场与态度, 这对于我国《海商法》的修改和完善很有益处。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篇4

建筑业安全卫生公约（中译本）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一九八八年六月一日在日内瓦举行其第七十五届会议，并注意到有关的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特别是一九三七年（建筑业）安全规定公约和建议书，一九三七年（建筑业）预防事故合作建议书、一九六○年辐射防护公约和建议书、一九六三年机器防护公约和建议书，一九六七年最大负重量公约和建议书、一九七四年职业性癌公约和建议书、一九七七年工作环境（空气污染、噪音和震动）公约和建议书、一九八一年职业安全和卫生公约和建议书、一九八五年职业卫生服务系统公约和建议书、一九八六年石棉公约和建议书，并注意到一九**年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津贴公约所附并于一九八○年经修订的职业病一览表，并经决定纳本届会议议程第四项关于建筑业安全和卫生的某些提议，经确定这些提议应采取修订一九三七年（建筑业）安全规定公约的国际公约的形式，于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日通过以下公约，引用时得称之为一九八八年建筑业安全卫生公约：

一、范围和定义二、一般规定

三、预防和保护措施

四、执行

五、最后条款

一、范围和定义

第一条

1.本公约适用于一切建筑活动，即建造、土木工程、安装与拆卸工作，包括从工地准备工作直到项目完成的建筑工地上的一切工序、作业和运输。

2.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在与最有代表性的有关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如存在此类组织）磋商后，可对存在较重大特殊问题的特定经济活动部门或特定企业免于实施本公约或其某些条款，但应以保证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为条件。

3.本公约还适用于由国家法律或条例确定的独立劳动者。

第二条

就本公约而言：

（a）“建筑”一词包括：

（1）建造，包括挖掘和建筑、改建、修复、修理、维护（包括清扫和油漆）以及拆除一切类型的建筑物或工程；

（2）土木工程，包括诸如机场、码头、港口、内河航道、水坝、河流和海滨堤坝或海防工程、公路和高速公路、铁路、桥梁、隧道、高架桥以及用于通讯、排水、污水处理、饮水和能源供应等公共工程的挖掘和建筑、改建、修理、维修及拆除；

（3）安装、拆除预制建筑物和结构，以及在建筑工地制造预制构件；

（b）“建筑工地”一词指从事上述（a）项所述任何一项工序或作业的工作场地；

（c）“工作场所”一词指工人因工作原因必须在场或前往的，并由下述（e）项限定的雇主所控制的一切场所；

（d）“工人”一词指从事建筑的任何人员；

（e）“雇主”一词指：

（1）在建筑工地雇佣一名或数名工人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和

（2）视具体情况而定的主承包商、承包商或转包商；

（f）“主管人员”一词指具有适当资格，即能顺利地完成一些特定任务所需的经适当培训以及有足够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人员。主管当局可规定任命此类人员的适当标准并确定赋予他们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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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脚手架”一词指任何固定、悬吊或活动的临时台架及用于承载工人和物料或进入此种台架的支撑结构，不包括下述（h）项所限定的“起重机械”；

（h）“起重机械”一词指任何用于升降人员或装载物的固定或活动机械；

（i）“升降附属装置”一词指可将装载物固定在起重机械上，但不构成该机械或装载物的组成部分的任何装置。

二、一般规定

第三条

应就使本公约各项规定生效而采取的措施，与最有代表性的有关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进行磋商。

第四条

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应承诺，在对所涉及的安全和卫生危害作出评估的基础上，制订法律或条例并使之生效，以保证本公约各项规定的实施。

第五条

1.根据上述第四条制订的法律或条例可通过制定技术标准或实施规则，或以其他适合国情和惯例的方法保证其具体实施。

2.各会员国在使上述第四条和本条第1款生效时，应充分考虑在标准化领域中公认的国际组织所制订的有关标准。

第六条

应按照国家法律或条例规定的办法采取措施，保证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合作，以促进建筑工地的安全和卫生。

第七条

国家法律或条例应规定雇主和独立劳动者有遵守工作场所安全和卫生方面的义务。

第八条

1.凡两个或更多雇主同时在同一建筑工地从事活动时：

（a）主承包商或实际控制或主要负责建筑工地全部活动的其他人员或机构，应负责协调安全和卫生方面规定的措施，并在符

合国家法律或条例的情况下确保这些措施得以实施；

（b）如主承包商或实际控制或主要负责建筑工地全部活动的其他人员或机构不在建筑工地，则他们应在符合国家法律或条例的情况下就地指定有必要权力和手段的主管人员或机构，以代表他们保证协调和遵守上述（a）项提及的措施；

（c）雇主应对其管辖下的工人执行规定措施负责。

2.凡若干雇主或独立劳动者同时在同一建筑工地从事活动时，他们有责任按照国家法律或条例的要求在执行规定的安全和卫生措施方面进行合作。

第九条

负责建筑项目的设计和计划工作的人员，应根据国家法律、条例和惯例考虑建筑工人的安全和健康。

第十条

国家法律或条例应规定工人有参与保证对他们所掌管的设备与工作方法的工作条件的安全性以及对所采用的可能影响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程序发表意见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国家法律或条例应规定工人有责任：

（a）在实施规定的安全和卫生措施方面与其雇主尽可能密切合作；

（b）适当注意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可能受到他们工作中行为或疏忽而影响其他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c）使用由他们支配的设施，不得滥用为他们的自我保护或保护其他人而提供的任何设备；

（d）及时向其直接主管人以及工人安全代表（如存在此类代表）报告他们认为可能造成危险而他

们自己又不能适当处理的任何情况；

（e）遵守规定的安全和卫生措施。

第十二条

1.国家法律或条例应规定工人应有权利在有充分理由认为对其安全或健康存在紧迫的严重危险时躲避危险，并有义务立即通知其主管人。

2.在工人安全遇到紧迫危险时，雇主应立即采取措施停止作业并按情况安排撤离。

三、预防和保护措施

第十三条工作场所的安全

1.应采取一切适当预防措施保证所有工作场所安全可靠，不存在可能危及工人安全与健康的危险。

2.应提供、保持及（如属适宜）标明出入一切工作场所的安全手段。

3.应采取一切造宜的预防措施，保护在建筑工地或附近的人员免遭工地可能发生的任何危险。

第十四条脚手架和梯子

1.当无法在地面或地面上方或建筑物的一个部分或其他固定结构上安全操作时，应提供并保持安全可靠的脚手架，或其他符合同样要求的设施。

2.在进入不具备安全作业条件的高架工作岗位时，应提供适用作业的优质梯子，并应对其予以适当固定以防止因疏忽而移动。

3.一切脚手架和梯子应按照国家法律和条例建造、使用。

4.脚手架应按国家法律或条例规定的情况和时间由主管人员进行检查。

第十五条起重机械和升降附属装置

1.任何起重机械和升降附属装置，包括其元件、附件、锚具和支架，均应：

（a）设计和制造良好，使用优质材料并就其使用目的而言有足够强度；

（b）安装和使用得当；

（c）保持良好工作状态；

（d）按国家法律或条例规定的期限和情况由专业主管人员检查测试，并应将检查测试结果记录在案；

（e）按国家法律或条例由经过适当培训的工人操作。

2.除非是按国家法律或条例以载人为目的建造、安装和使用，起重机械不得用于提升、降落或运载人员，但有可能造成人员严重伤亡且起重机械能被安全使用的紧急情况除外。

第十六条运输机械、土方和材料搬运设备

1.所有土方和材料搬运的设备和运载工具均应：

（a）设计和制造良好并尽可能考虑到工程生理学原理；

（b）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c）使用得当；

（d）由按照国家法律或条例经过适当培训的工人操作。

2.在使用运载工具、土方或材料搬运设备的所有建筑工地：

（a）应为此类机械和设备提供安全和适宜的通道；

（b）交通的组织和管理应保证其安全运行。

第十七条固定装置、机械、设备和手用工具

1.固定装置、机械和设备，包括手动和电动工具应：

（a）设计和制造良好并尽可能考虑到工程生理学原理；

（b）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c）只能按设计意图使用，除非主管人员对超出原设计目的以外的使用进行了全面评估并确认此种使用无危险性；

（d）由经过适当培训的工人操作。

2.如属适宜，应由制造商或雇主以使用者能看懂的方式提供适当的安全使用说明。

3.带有压力的装置和设备应由主管人员按国家法律或条例规定的情况和时间进行检查测试。

第十八条高空包括屋顶作业

1.如对预防危险属必要，或工程的高度或坡度超过国家法律或条例规定，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工人、工具或其他物品或材料坠落。

2.如工人需在以易碎材料覆盖的屋顶或其近旁或其他易于坠落的平面上工作，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工人无意中踏上易碎材料或从易碎材料处坠落。

第十九条挖方工程、竖井、土方工程、地下工程和隧道

任何挖方工程、竖井、土方工程、地下工程或隧道均须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便：

（a）通过适当的支撑或其他措施防止土块、岩石或其他物质掉落或倒塌对工人造成危险；

（b）防止由于人员、材料或物体坠落或水涌入挖方工程、竖井、土方工程、地下工程或隧道而造成危险；

（c）保证所有工作场所有足够的通风，以保持空气适于呼吸，并将烟雾、瓦斯、蒸气、尘土或其他杂质限制在对健康无危险和无害的水平及国家法律或条例规定的限度之内；

（d）使工人在发生火灾或水或固体物质涌入时能置身于安全处；

（e）通过进行适当调查确定冒水或瓦斯漏气的位置，使工人免遭可能发生的地下灾难。

第二十条潜水箱和沉箱

1.每一潜水箱和沉箱应该：

（a）制造良好，使用适宜和牢固的材料，并有足够强度；

（b）具备适当装置使工人在水或固体物质涌入时能躲避。

2.潜水箱或沉箱的建造、定位、改造或拆除必须在主管人员直接监督下进行。

3.每一潜水箱或沉箱应由主管人员按规定的期限进行检验

第二十一条在压缩空气中工作

1.在压缩空气中工作只能按国家法律或条例规定的措施进行。

2.在压缩空气中工作只能由经体检证明具有从事此项工作体能的工人在主管人员现场监督操作的情况下进行。

第二十二条构架和模板

1.构架和构件、模板、临时支架和支撑的架设只能在主管人员监督下进行。

2.应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防止因结构一时的不坚固或不稳定对工人造成的危险。

3.模板、临时支架和支撑应按能安全支撑可能置于其上的一切负荷的要求设计、建造和保养。

第二十三条水上作业

凡在水面以上或接近水面处作业，应采取适当措施以便：

（a）防止工人坠入水中；

（b）营救有溺水危险的工人；

（c）提供安全和足够的运载手段。

第二十四条拆除工程

当拆除任何建筑或工程可能对工人或公众造成危险时：

（a）应按照国家法律或条例采取包括清除废弃和残余物在内的适当的预防措施、方法和程序；（b）拆除工作只能在主管人员监督下规划和进行。

第二十五条照明

在工人可能需要通过的建筑工地的每一工作场所以及任何其他地点均应提供充分和适当的照明，必要时包括手提的照明设施。

第二十六条电

1.一切电器设备与装置均应由主管人员建造、安装与维修，其使用应毫无危险。

2.施工前和施工期间应采取适当措施，确定工地地下、地面或地面以上一切通电的电缆或电器的位置，并防止其对工人造成任何危险。

3.在建筑工地铺设和维修电缆和电器应遵守全国通用的规则和标准。

第二十七条炸药

炸药的贮存、搬运、装卸和使用必须：

（a）符合国家法律或条例规定的条件；

（b）由主管人员进行，并应采取必要措施使工人和其他人员免受危害。

第二十八条健康危害

1.在工人可能接触化学、物理或生物危害至可能危及其健康的程度时，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此类接触。

2.上述第1款提及的预防措施应包括：

（a）如属可能，以无害或危害较小的物质取代有害物质；或

（b）对机械、设备装置或操作采取技术措施；或

（c）在无法遵照上述（a）项和（b）项时，采取其他有效措施，包括使用个人防护用具和防护服。

3.在要求工人进入空气中可能存在有毒或有害物质，或含氧不足，或含有易燃气体的任何地方时，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任何危险。

4.建筑工地废弃物的销毁或以其他方式清除，不得危及健康。

第二十九条防火

1.雇主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a）避免火灾危险；

（b）迅速有效地在刚起火时灭火；

（c）迅速安全地撤离人员。

2.应有足够且适当的存放易燃液体、固体和气体的方法。

第三十条个人防护用具和防护服

1.如其他方法均不足以保护工人，使其免遭事故危险或健康的损害，包括避免接触有害环境，则可由国家法律或条例作出规定，根据工种危险质，由雇主免费向工人提供适当的个人防护用具和防护服并加以维护。

2.雇主应向工人提供适当手段使其能使用个人防护用具，并应保证其使用得当。

3.防护用具和防护服应符合主管当局规定的标准，并尽可能考虑到工程生物学原理。

4.工人必须正确使用和保管供其使用的个人防护用具和防护服。

第三十一条急救

雇主应负责保证随时提供包括训练有素人员在内的急救，并应采取措施保证遭遇事故或得急病的工人及时就医。

第三十二条福利

1.应在每一建筑工地或其附近地方提供足够的饮用水。

2.应在每一建筑工地或其附近地方，按照工人人数和工期长短提供和维护以下设施：

（a）卫生和盥洗设备；

（b）更衣、存衣和衣服烘干设备；

（c）供工人就餐并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暂停工作时躲避用的地方。

3.应为男女工人分别提供卫生和盥洗设备。

第三十三条信息与培训

工人应充分而适当地：

（a）获得他们在工作场所可能遇到事故或危害健康的信息；

（b）获得预防和控制这些危害以及有关保护的可行措施的指导和培训。

第三十四条事故与疾病的报告

国家法律或条例应确定在规定期限内向主管当局报告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情况。

四、执行

第三十五条

各会员国应：

（a）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规定适当的惩罚和纠正措施，以确保有效执行本公约各项规定；（b）提供适当检查设施，以监督根据本公约应采取的措施的执行情况，并为这些设施提供完成任务所必须的手段，或确保已进行适当检查。

五、最后条款

第三十六条

本公约修订一九三七年（建筑业）安全规定公约。

第三十七条

本公约的正式批准书应送请国际劳工局长登记。

第三十八条

1.本公约应仅对其批准书已经局长登记的国际劳工组织会员国有约束力。

2.本公约应自两个会员国的批准书已经局长登记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生效。

3.此后，对于任何会员国，本公约应自其批准书已经登记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生效。

第三十九条

1.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自本公约初次生效之日起满十年后得向国际劳工局长通知解约，并请其登记。此项解约通知书自登记之日起满一年后始得生效。

2.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在前款所述十年期满后的一年内未行使本条所规定的解约权利者，即须再遵守十年，此后每当十年期满，得依本条的规定通知解约。

第四十条

1.国际劳工局长应将国际劳工组织各会员国所送达的一切批准书和解约通知书的登记情况，通知本组织的全体会员国。

2.局长在将所送达的第二份批准书的登记情况通知本组织全体会员国时，应提请本组织各会员国注意本公约开始生效的日期。

第四十一条

国际劳工局长应将他按照以上各条规定所登记的一切批准书和解约通知书的详细情况，按照《联合国宪章》第102条的规定，送请联合国秘书长进行登记。

第四十二条

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在必要时，应将本公约的实施情况向大会提出报告，并审查应否将本公约的全部或部分修订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第四十三条

1.如大会通过新公约对本公约作全部或部分修订时，除新公约另有规定外，应：

（a）如新修订公约生效，自其生效时，会员国对新修订公约的批准，不需按照上述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即为依法对本公约的立即解约；

（b）自新修订公约生效之日起，本公约应即停止接受会员国的批准。

2.对于已批准本公约而未批准修订公约的会员国，本公约以其现有的形式和内容，在任何情况下仍应有效。

第四十四条

本公约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同等作准。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篇5

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公约制定

欧洲船厂协会 (CESA) 作为IMO观察员以及IACS的成员, 不仅积极参与IMO、IACS相关公约的提出与制定, 同时联合在I-MO中具有主导地位的航运界, 几乎完全主导公约的制定。在以往IMO提案中, 大部分提案均来自欧洲造船界。这些公约成功推出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公约制定方面持续的重视和科研方面的巨大投入。2000年, 欧盟提出了“Leader SHIP 2015欧盟造船业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提高研发和创新投资、对创新产品和创新流程实施补贴;在船舶设计和建造方面进行持续创新, 提供更安全和更环保的船舶, 促使制定更为严格的国际标准。2005年2月, 欧盟斥资1200万欧元, 资助一项名为“SAFEDOR”的项目, 其目的是研究基于风险评估的船舶设计方法, 该项目是海事安全方面迄今为止得到资助最大的单个项目。

通过制定这些船舶工业的游戏规则, 西方发达国家坐收渔人之利, 直接从新公约的实施中兑换了大量利益。

1.从新公约实施中获得利益

西方发达国制定的公约标准远远高于我国船舶工业的技术水平, 必须运用它们所拥有的技术和设备才能达到在它们主导下制定的标准。每个公约从通过到实施, 都有一段时间作为缓冲期, 而这期间西方发达国家积极“帮助”我国造船企业满足新公约, 从技术转让、出售船厂生产设施、人员培训等方面获得巨额利润。

2.从新公约知识产权保护的条款中获得利益

为防止在豪华游船、海洋工程船等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方面的技术成果外泄, 巩固其在高端船舶领域的领先优势, 新公约中均对知识产权保护予以了明确规定。

3.利用新公约开辟新市场获得利益

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新公约中的高标准为其价格昂贵的高技术产品开辟了巨大的市场, 例如, 在压载水处理系统、新型船用涂料、导航避碰系统等方面其快速推出产品, 占领新市场。

4.利用新公约巩固既得利益

为了改变核心的船用设备被西方掌握的局面, 包括我国在内的日韩为之努力了多年, 然而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新公约提高技术指标, 来遏制他国船用设备的市场、加强对其核心设备的依赖。例如, 新公约中不断提高对主机排放要求, 来保护垄断全球船用主机市场的MAN和瓦锡兰, 使其他技术水平较低的产品丧失市场。

日本:分享新公约实施之利

1.积极推动自身优势领域的公约出台

日本利用其在经济船型和节能技术方面的优势, 与欧美建立利益同盟, 极力推动船舶温室气体减排的相关公约制定。不仅主动提出船舶能效设计指数基础方案, 而且对于欧洲国家旨在建立全球同一市场的碳排放交易机制也表示极力拥护。

2.建立有效应对机制, 成功分享新公约带来的利益

日本在应对新公约方面充分发挥行业整体优势, 其以日本船舶技术研究会 (JSTRA) 作为固定机构统筹各方面力量进行技术研发, 不仅利用较短时间成功应对新公约, 持续有效地提升了日本船舶工业的整体技术实力, 而且在新公约的执行中, 与西方发达国家共同分享利益。例如, 针对PSPC, 推出耐蚀钢, 在各国推销新的钢材处理生产线;针对EEDI, 推出各种高效的节能设备等。

韩国:积极谋求话语权

1.集中行业力量, 应对卓有成效。

韩国采取了集中行业力量共同攻关的机制来应对国际公约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例如, 其针对PSPC的出台, 韩国造船协会专门成立了工作机构, 开展深入研究, 于2008年11月18日, 推出了世界第一艘按涂层新标准 (PSPC) 和共同结构公约 (CSR) 要求建造的灵便型散货船“JS2050”号;在压载水处理问题提出后, 韩国大型造船企业便积极进行技术研发, 推出的Electro-Clean系统为成为最早获得型式认可的压载水处理系统之一。

2.加大参与力度, 积极谋求话语权。

为了改变被动应对新公约的局面, 韩国近年来明显加大了参与国际事务的力度, 稳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国际竞争地位。特别是造船企业的直接参与力度明显加强, 包括现代重工、三星重工、大宇造船、现代三湖在内的主要造船企业纷纷派驻专家直接参与国际公约的制定和相关国际谈判活动, 结合企业自身技术发展水平, 争取利益的最大化。

我国:应对能力亟待提高

我国船舶工业近年来飞速发展, 规模总量大幅跃升, 2008年造船产量达2881万载重吨, 是2000年的7倍, 已经成为与日韩并驾齐驱的三大造船国之一。但在应对新公约、新公约、新标准中的主动作为意识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其结果通常是在公约生效后, 花费巨额资金引进国外相关技术、生产设施为产品开发冲刺, 严重削弱了我国船舶工业应对新公约的能力, 无法从根本上提升我国船舶工业的核心竞争力。

近期出台的新公约, 不再以传统的航运业为单一执行主体, 而是延伸到船舶设计、建造、配套以及材料领域, 对造船业的约束力度明显增强。除船体结构外, 新公约还从防腐保护、压载水处理、限制有害气体排放等对造船的各个方面提出新技术要求。新公约中提出的标准相对于中国大部分造船企业而言过高, 执行起来困难巨大。通过简单的购买国外生产设施, 先进技术, 进行产品研发冲刺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公约的要求。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篇6

一、看待平行进口问题上的理论分歧

平行进口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有不同的理论支持。权利穷竭原则经常被用来作为平行进口合法性的辩护词;而地域性原则则是经常被用来作为禁止平行进口的理论基础。权利穷竭原则是指有关专利产品在专利权人自己或经其许可售出后, 这些产品的使用、再销售、捐赠等不再受权利人的控制, 购买人取得自由处置这些产品的权利。专利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通过授予专利权人合法的垄断权利从而激励创新, 同时平衡权利人的专有利益与社会公众的利益也是专利制度的价值追求之一。而权利穷竭原则的功能就在于平衡专利权人的专有利益与社会公众的利益, 促进商品的自由流通, 禁止专利权人因两次获利而产生过分的垄断。而地域性原则指专利权是由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赋予做出发明创造之人的排他性的权利, 是国家主权的衍生物, 依据不同国家法律而产生的专利权是相互独立的、不同的, 其权利内容和效力仅在特定的法域得到承认, 如在甲国失效的专利在乙国则并不必然无效, 在甲国取得专利在乙国也并不必然就能取得。

二、国际公约对平行进口的规定及争议

在现行的国际公约框架中, 平行进口问题虽然未被明确、具体地涉及, 但是结合当时的立法背景从公约条文的字里行间不难推断出现行的国际公约对平行进口问题的态度。笔者认为, 当前的国际公约环境下, 平行进口问题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被故意回避, 实际上是表明了一种中性的态度, 既不反对也不赞成, 而是留给各个国家以立法明确。

Trips第六条规定:“在符合上述第三条至第四条的前提下, 在依照本协议而进行的争端解决中, 不得借本协议的任何条款, 去涉及知识产权权利穷竭问题。”该条表明的就是这样一种中性的态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 公约在赋予专利权人“进口权”的同时, 就意味着专利权的国际权利穷竭原则即被否定了。笔者不赞同此种观点。Trips协议第二十八条 (1) 在赋予了专利权人“进口权”的同时在 (a) 款中的“进口”一词后专门加上了一个注释:“这一权利, 与依照本协议授予的关于商品的使用、销售、进口或者分销的所有其他权利一样, 均因符合第六条的规定。”

Trips协议本身的注释是对该协议的权威解释, 能够表明制定该协议的本意。照理说, 既然Trips协议第六条明确规定“本协议的任何规定均不得用于涉及知识产权的权利用尽问题”, 其中当然也包括第二十条, 而且第六条位于协议的总则部分, 是协议的基本规定之一, 其法律效力应当高于其他各章的具体规定, 因此即使不做上述注释料也无妨。但是, 正因为协议的制定者考虑到对第二十条的规定容易产生诸如上文所述那样的理解, 为了杜绝歧义更加明确起见, 在制定Trips协议时又特地加入了这一注释。笔者以为, 进口权是Trips协议中增加赋予给专利权人的一项权利, 这一规定使得专利权人的权利效力增强, 从而可以不用等到专利产品进口到国内开始销售后再提出侵权指控了。明确进口权的内容需要注意的就是对“未经权利人同意”的理解, 在平行进口的情形下, 有关的专利产品被投放市场是经过了权利人 (或其被许可人) 同意了的, 但是进口行为没有经过进口国的相关权利人同意, 这其中涉及的就是权利用尽的问题, 即在这种情况下, 有关权利人对这批产品是否还有控制权。如前所述, Trips协议通过其他相关条款和注释对进口权的这一规定做了限制, 因此, 应当说, Trips协议规定的进口权并不能限制平行进口, 它针对的是未经权利人 (专利权人或其被许可人) 同意而投放市场的产品的进口, 主要包括侵权产品的进口、先用权人投放市场产品的进口等情形。

也有人认为, 根据《巴黎公约》第四条之二规定的专利权独立原则, 可以推导出不允许平行进口的结论, 因为同一人就同一发明创造在不同国家获得的不同专利权是彼此独立的, 相互无关, 在美国的专利权被用尽, 不等于在中国的专利权也被用尽, 当然不应当有专利权国际用尽一说。对此, 笔者不敢苟同。首先, 《巴黎公约》第四条之二是专门为了排除一些国家对优先权的不同理解而加入的;其对专利独立原则赋予的含义也是特定的, 是针对专利权的获得、维持和保护期限而言的, 但是它并没有排除专利权人在一个国家进行的有关行为对他在另一个国家所获得的专利权的效力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日本最高法院对BBS一案的判决也指出, 《巴黎公约》关于专利独立原则的规定与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的问题无关, 平行进口问题与上述规定无关。其次, 从Trips协议与《巴黎公约》的关联来看, 《巴黎公约》第四条之二不能理解为排除专利权国际用尽原则的适用。Trips协议第二条 (1) 规定:“就本协议第Ⅱ、Ⅲ、Ⅳ部分而言, 各成员应当遵守《巴黎公约》第一条至第十二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这一规定表明Trips协议将《巴黎公约》有关条款的规定融入该协议之中。如果《巴黎公约》第四条之二是明确表明否定权利国际用尽原则, 那么, Trips协议的第六条与这里的第二条就是矛盾的。Trips协议是在各国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无数专家学者的关注下订立的, 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

三、国际公约允许各国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适用平行进口问题

根据前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在现行的公约环境下没有任何公约对平行进口问题或是权利穷竭原则做出合法与否的判定, 公约把这个问题交给各国, 允许各国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 通过本国立法对此加以规定。实际上, 与其说平行进口问题是一个法律问题, 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经济问题, 只不过法律是对其进行调整的主要手段。平行进口产生的原因在于同一种专利产品在各国间的价格差, 这种价格差产生则是由于国家间科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劳动力成本的不同, 以及对产品的需求不同, 另外汇率的波动也会导致国际市场中相同的产品存在较大的价格差异。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 商品从低价位市场流向高价位市场, 就像水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样自然, 是不可阻挡的自然规律。甚至可以说, 平行进口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贸易自由化要求的必然结果。

平行进口问题牵涉到权利人、被许可人、进口商、消费者之间以及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的利益。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 如果仅从法学理论上寻找支持或反对的依据, 未免显得迂腐, 同时也必然会对国家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事实上, 世界各国对待该问题的态度都是与自身的国家利益紧密关联的。美国一直是专利保护国际一体化的倡导者, 其强烈反对专利权的国际权利穷竭理论, 反对平行进口, 并不断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要求他国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及力度。这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输出国, 拥有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 同时其市场也是一个高价位的市场, 因此禁止平行进口可以有效地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人和防止国外的技术受让方返销产品占领其市场。欧共体的产生是为了消除成员之间的国际障碍, 建立一个单一的共同市场, 实现货物、服务、人员和资金的自由流动, 因此他采取了一种内外有别的立场, 对在成员内部发生的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必须服从在《罗马条约》确定的货物自由流通规则的大前提下解决, 而对来自成员外的平行进口的专利产品专利权人则可以主张其进口权予以禁止。

四、我国应从国情出发, 鼓励平行进口

目前, 我国还是一个技术引进大国, 在很多技术领域仍处于落后地位, 而且我国企业知识产权意识不强, 这些都反映在我国目前的专利分布情况中。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 从1985年4月到2008年3月, 在由我国专利局授予的专利权中, 虽然外国人获得授权的数量只占授权总数的17.7%, 但是对工业和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发明专利却大部分被外国申请人获得, 占了授权的发明专利总数的45.8%;而中国国内申请人所获得的专利权大部分是技术含量和层次较低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发明专利只占了中国申请人所获专利总数的21%。所以, 就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 如果给予专利权人过强的保护, 反而会使我国对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受到限制, 不利于本国产业的发展, 而承认专利权的国际权利穷竭原则、允许平行进口有利于提高技术引进的效果, 有利于本国有关产业的发展。因为我国的企业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多属于被许可方, 需要引进技术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还将具有原材料成本低、劳动力密集的优势, 在国际贸易中属于低价位市场, 平行进口的合法化可以使我国企业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引进技术后, 扩大产品的对外出口, 从而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 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允许平行进口符合我国的贸易利益。所以, 我国应该利用Trips协定所规定选择权, 冷静地对待发达国家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和压力, 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国情, 从实现最大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出发, 对平行进口采取宽容的态度。由于我国《专利法》于2000年的修改是为了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所以我国《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进口权”应该与Trips协议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进口权”一样, 不应对平行进口问题做出不利的解释。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篇7

一、《公约》的适用

(一) 《公约》适用的范围

《公约》明确规定仅针对买卖双方基于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相关的问题。但并不包括所有与合同相关的环节, 例如, 对合同是否有效、国际惯例的适用以及合同当事人是否具备履行能力等这些问题公约都不涉及。另外对买卖合同签订后, 出卖人应当何时、如何转移标的物;标的物在出售时, 第三人主张其权利的;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涉及人身伤害、侵权赔偿等问题, 公约都未涉及。

(二) 《公约》适用的客体

公约第一条指出“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首先, 公约第二条明确公约适用排除六种货物买卖即①购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的销售, 除非卖方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不知道而且没有理由知道这些货物是购供任何这种使用;②经由拍卖的销售;③根据法律执行令状或其他令状的销售;④公债、股票、投资证券、流通票据或货币的销售;⑤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⑥电力的销售。其次, 《公约》也排除不以或者主要不是以货物交易行为为内容的合同。例如加工合同、劳务合同都不属于公约的适用范围。

(三) 《公约》适用的主体

公约第一条规定“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 (a) 如果这些国家是缔约国;或 (b) 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根据该条款可知, 确定该合同是否满足属于公约管辖范畴的确定标准之一是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否在不同的缔约国, 而当事人的国籍、合同的履行地等均不影响《公约》的适用。也就是说即使当事人属于同一国籍只要他们的营业地不在同一缔约国, 那么仍然属于《公约》的管辖范畴。这就包含:第一, 原则上要求当事人双方营业地所在国均属于缔约国;第二, 如果一方当事人存在多个营业地时, 应当选择与合同先关联的“最密切联系地”。“最密切联系地”原则其目的在于识别合同当事人的营业地。然而“最密切联系地”原则的具体操作, 在《公约》以及我国相关法律中并没有给予明确的指引;第三, 不论合同当事人是否属于同一国籍, 只有其营业地或者其最密切的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 才适用本《公约》;第四, 即使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并非都位于缔约国, 根据《公约》第一条 (1) 款b项规定, 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法律, 那么并不是适用国际私法规则所指向的那一缔约国的国内法规定, 而应当适用《公约》。该项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扩大的《公约》的适用范围, 使得非缔约国制定的合同也有可能成为《公约》的适用对象, 从一定角度来看, 对商事贸易活动有积极意义, 但是也很大程度的限制了当事人国家的国内法的适用, 并且造成《公约》适用的不确定性。因此, 对于《公约》第一条 (1) 款b项中国、美国、新加坡均做出保留。那么会出现以下四种情况: (1) 合同双方营业地均为缔约国 (其中包含中国) , 而当事人双方都未排除《公约》对合同的管辖, 又或者合同双方营业地均属于缔约国 (不包含中国) , 而当事人也并未排除《公约》的适用, 那么中国法院将适用《公约》。[1,2] (2) 合同双方营业地分别为中国和另一非缔约国, 且法院地国为中国, 并且根据国际私法规范, 合同的准据法应当为中国法, 那么中国法院将适用中国法;倘若根据国际私法规范导致应适用的是另一缔约国或非缔约国法律, 那么此时《公约》也不被采用。 (3) 如果合同双方营业地分别处于缔约国和非缔约国 (不含中国) , 鉴于中国对《公约》第一条 (1) 款b项的保留, 中国法院将适用国际私法规范所指向的法律规范而不是《公约》。

(四) 《公约》排除适用

《公约》的目的在于调整以两大法系为代表的货物买卖合同制度自身存在的差异, 因此, 《公约》的适用上有一定的任意性, 充分尊重货物买卖的“意思自治”。根据《公约》第六条的规定, 当事人可以通过意思自治, 排除或部分排除《公约》的适用。第一, 如果营业地不同缔约国的双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适用或者部分适用《公约》的规定, 那么此时合同的效力优于《公约》;第二, 如果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双方当事人明示选择《公约》以外的其他法律作为其合同依据, 那么该合同不适用《公约》;第三, 当事人在合同中规定不适用或者部分排除《公约》, 还有一些限制, 即, 如果其中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所在国对《公约》中部分内容做出了有效地保留声明, 那么该合同当事人理应遵循该国的保留声明, 不得与之相违背。

二、公约在中国的适用与保留

(一) 《公约》在我国的适用

首先, 作为《公约》的缔约国, 营业地在我国和另一缔约国的合同当事人, 如果没有明示排除《公约》那么当合同出现纠纷时, 理应适用公约来解决纠纷。如果当事人选择适用公约且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为中国, 另一方为对《公约》11条的非保留国, 那么应当允许当事人以任何形式订立合同。理由是尽管我国对11条合同形式提出了保留, 但是如果根据我国的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中国国内法, 《合同法》125条也明确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那么当事人选择适用公约中对合同形式的规定也是合理的。其次, 在公约的适用问题上, 《民法通则》142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 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此条款给适用公约和国际条款增加了一个前提条件, 即必须我国法律与所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相冲突时, 才适用国际条约。[3]也就是说, 如果我国法律与国际条约相同时, 还是适用我国法律。这一规定显然违背国际条约的基本精神, 也违背了参加国际条约的宗旨。作为国际条约的缔约国, 应当无条件的尊重和服从其未声明保留的国际条约, 而不是先进行审查看是否符合其他的条件, 才选择性地适用国际条约。最后, 由于我国对《公约》第一条1款 (b) 的保留, 使得当合同另一方营业地为非缔约国时, 有可能适用他国的内国法, 但是如果该国的国内法违反了我国的公共秩序, 那么法院仍然将排除或者部分排除该法律的适用。

(二) 《公约》在我国的保留

1.对《公约》第一条1款 (b) 的保留

如上文所述, 《公约》第一条1款 (b) 的扩大规定导致营业地属非缔约国的当事人, 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法律时, 该合同仍然纳入《公约》的管辖范畴。这一扩大性规定, 对减少贸易法律壁垒, 促进国际商务发展有着进步的意义, 但同时也使得非缔约国的当事人不得不被动接受公约的适用。因此, 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加入缔约国时对此做出了保留。因此, 目前学界一些学者认为, 应当撤销对该条款的保留。对该条款的保留的确会提高缔约国的国内法适用率, 从小范围来看, 对合同适用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 撤销该项保留, 将使得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适用变得更为便利, 法院在审理该合同纠纷时也更为便利的适用准据法。从我国目前对《公约》的适用来看, 该条款本身就避免了我国作为合同当事人不得已适用外国的国内法。因为如果冲突规范导致适用另一个公约缔约国的国内法, 而我国对此项又进行了保留, 那么势必就要适用他国的内国法。而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 了解一个我国已经签订加入的公约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远比了解一个国家的内国法所花费的要小的多。并且, 作为公约的缔约国, 我国的一些民商事法律条款的修订都与公约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 就是说适用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来说, 影响并不大。[4]何况, 我国一些法律明确规定公约的适用具有优先国内的效力。对于进行国际贸易的当事人来说, 他们对公约的关注远高于另一缔约国的国内法。另外, 作为合同当事人, 如果有意规避《公约》的适用, 大可以在合同中进行明文的规定, 排除《公约》的部分或全部的适用。从法院的角度看, 在查明准据法的环节中, 查明一个我国业已签订的公约远比查明一个的国内法要简便得多。法院在适用该条款和理解条款的时候付出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也要少一些,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执法成本。本人认为, 《公约》第一条1款 (b)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我国内国法的适用, 但是在整个涉外买卖合同的履行以及纠纷处理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 对其是否进行保留值得商榷。

2.对《公约》第11条做出的保留

《公约》第11条明确规定“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 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销售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证在内的任何方法证明。”我国在签订加入《公约》时, 对该条款进行了保留。之所以我国对此条款做出保留,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国内立法状况决定。当时我国颁布施行的《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涉外经济合同以书面形式签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 订立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被规定为涉外经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之一。当时的《涉外经济合同法》显然与《公约》相抵触, 因此, 我国对此做出了保留。然后1999年以后《涉外经济合同法》已失效, 《合同法》颁布实施。《合同法》第10条规定, 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要求用书面形式外, 当事人双方合意订立合同, 可以采用书面、口头或者其他形式。该条款很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这一精神与《公约》11条的精神是相适应的。因此, 目前是否还有必要对《公约》11条进行保留, 值得商榷。现代经济社会的进步一定程度上表现在契约自由的程度上, 契约自由是意思自治在合同领域的一个延伸, 较古代的契约, 现代契约更为强调意思自治, 从注重形式向注重实质转化, 因此, 对合同形式的要求宽松, 势必增加合同制订和履行的灵活性, 因此, 合同的形式似乎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另外, 作为涉外合同的当事人, 其完全有能力判断自己在进行订立合同时, 选择哪种合同形式更为合适。随着改革开放的国策实施以来, 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业务量在不断增加, 涉外合同往往标的大, 履行期限也较长, 本身的程序较国内合同就更为繁琐, 法律强制其合同形式, 势必会增加合同制订和履行的成本, 同时也会无形中增加进行贸易所花费的时间。因此, 本人认为撤销对11条的保留, 更好的与公约相适, 对合同当事人进行国际贸易有着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车丕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可适用性问题[J].对外贸易实务, 2008, (4) .

[2]单海玲.从国际私法角度看<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我国的适用[J].政治与法律, 2005, (5) .

[3]蔡镇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若干问题研究[J].汕头大学学报, 1999, (4) .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篇8

关键词：根本违约,CISG,可预见性

一、《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CISG, 以下简称《公约》) 中对根本违约制度的规定

(一) 《公约》中对根本违约的规定

1.定义

1980年制定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吸收了两大法系的立法成果, 使用了“根本违约”一词, 并清晰界定了根本违约的界定标准。《公约》第25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 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 以至于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 即为根本违反合同, 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由此可以得出, 《公约》是以违约的严重后果为依据来进行判断, 而不是按照早期英国普通法上区分条款性质来判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

2.构成要件

按照《公约》的规定, 构成违约必须符合以下的条件:

第一, 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 “实际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因此, 《公约》把违约后果的严重程度来作为构成根本违约的客观要件。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在对1978年公约草案所作的评注中指出:“损害时否严重, 应根据每一事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 例如合同金额、违反合同造成的金融损失, 或者违反合同对受害人其他活动的影响程度。①这一评注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公约》在这个问题上的空缺, 对于理解根本违约有很大帮助, 但是它的补充仍然过于简单和原则, 实践中操作起来仍旧困难, 当事人和法院也没有据此获得评价根本违约的标准。

第二, 违约方可以预知并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条件情况下也可以预知会发生根本违约的结果。换句话说, 假若违约方或一个通情达理之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预见到违约行为的后果的, 则不认为其构成根本违约。所以, 《公约》把违约后果的可预见性作为了认定根本违约的主观条件。

二、根本违约在实践中的类型

(一) 预期违约

预期违约, 具体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预期违约制度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一方当事人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当事人明示其将不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 这种情形被称为“明示的预期违约”。②二是当事人虽然没有明确声明其将不履行契约义务, 但其行为及客观情况表明了他将不能到期履行义务。在许多情况下, 合同一方的行为及履约能力上的明显瑕疵, 同样会起到与语言构成的毁约的同样的作用, 这种情形被称为“默示的预期违约”③。在默示预期违约的情况下, 构成根本违约应当具备如下:首先, 预期违约方的某些行为已经表明其不能或不会履行合同义务, 如破产, 经济状况严重下滑, 丧失商业信用等等。其二, 预期违约已被要求在合理期限内提供其能够履行的有效担保, 但预期违约方没有提供相关担保。满足这两个条件时, 即构成了默示预期违约下的根本违约。

(二) 履行不能

履行不能是指债务人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履行合同, 分为自始不能和嗣后不能。

1.自始不能

笔者认为客观的自始不能因合同成立时合同标的物就不存在, 合同为无效合同, 不存在违约的说法。而主观的自始不能“其契约仍然有效, 债务人就其给付不能, 应负债务不能履行的责任, 债权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或解除契约。”④因此主观的自始不能在其合同履行期限到后债务人仍旧不能履行合同时, 为根本违约。

2.嗣后不能

嗣后不能是指合同成立时, 合同的履行是可能的, 但合同成立后, 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合同不能履行。 (1) 因不能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致使履行不能的情形下, 只要合同无法履行, 即可判定构成根本违约, 但是当事人可以免责。 (2) 因归责于一方当事人的事由导致履行不能的, 无论是主观不能或是客观不能, 都将导致合同目的不可实现, 均可判定根本违约。

(三) 迟延履行

迟延履行指债务人能够履行, 但在履行期间届满时没有履行的行为。迟延履行并非必然发生根本违约, 能否构成根本违约要看迟延是否严重。从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对《公约》草案所作的评注“本公约明确反对以下看法, 在国际货物销售的商业合同中, 仅仅因为卖方没有按照合同交货日期交货而宣告合同无效”中可以看出《公约》对迟延履行的观点。实践中, 通常从以下三个方面判定迟延履行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第一, 履行期限是否是合同的必要要素, 如果不按期履行合同将使合同目的落空, 那么迟延履行构成根本违约;第二, 根据合同的性质, 履行期限在合同的内容上不是很重要, 假若债务人迟延履行, 债权人给予债务人合理的宽限期, 但债务人在合理宽限期内仍然没有履行的, 其行为构成根本违约。第三,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履行期限, 并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履行期限届满后, 债权人可以不再接受履行的, 则认为履行期限是双方约定的重要条款, 这种情形下, 债务人迟延履行即构成根本违约;第四, 债权人有证据证明债务人继续履行对其已没有任何利益的, 债务人的行为即构成根本违约。

(四) 瑕疵履行

瑕疵履行是指债务人的履行行为中, 履行的质量、地点、方式、数量等有瑕疵或者给债权人造成相关损害。瑕疵履行包括不适当履行和加害履行两种类型。瑕疵履行也成为不完全履行。虽然其履行了合同规定的义务, 但是其履行不符合具体规定, 仍然构成违约。瑕疵履行的根本违约判断标准, 各国立法及《公约》无明确规定, 台湾学者史尚宽等人认为可类推适用迟延履行及履行不能的根本违约判断准则:瑕疵履行能够补正的, 且债务人给予其宽限期预期补正;假若在此宽限期内仍旧没有补正, 就构成根本违约。对于加害给付, 是指于履行的义务之外造成了其他损害的行为。“加害给付一经发生, 不仅使债权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而且对债权人及第三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 当然构成根本违约, 债权人有权解除合同。”⑤

三、CISG根本违约制度对我国《合同法》借鉴意义

将我国《合同法》与《公约》相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合同法》虽然吸收了《公约》关于根本违约的规定, 但仍然有不足的地方: (1) 没有明确使用根本违约的概念。我国《合同法》只是将根本违约的主旨体现在了第94条第四项关于“迟延履行”与“其他违约行为”中。并没有明确使用根本违约的词语, 如果能够明确使用会使得法律制度更加清晰明朗, 同时使得根本违约制度的效用更大; (2) 在认定违约严重性上, 《合同法》使用“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来强调违约后果的严重程度。但是到底如何认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合同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操作规定; (3) 我国《合同法》没有采用主观标准来确定根本违约。其没有将可预见性作为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这事实上对违约方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在不可预知的情况下也要承担责任。这无形中加重了非违约方的责任。

因此, 我国应该在认真研究《公约》的基础上, 对《合同法》中的根本违约规定作出可操作性的修改规定。同时在法条中进一步明确根本违约制度的概念, 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来确定根本违约构成要件。

四、结语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篇9

1.1《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腐败现象日益猖獗,因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第58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于2003年10月31日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5年12月14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式生效。它是联合国历史上制定的第一个关于国际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公约 , 也是迄今为止在反腐败领域最全面、最权威、缔约国最多的国际公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公约》共分8章共71个条款 , 包括总则 , 预防措施 , 定罪、制裁、救济及执法 , 国际合作 , 资产的追回 , 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 , 实施机制以及最后条款 , 对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在国际范围内大力打击腐败犯罪、追回转移资金,构建良好的国际经济发展环境具有重大的意义。

1.2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

最广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为当代国际条约和各国实践普遍接受,它是指文书、证据方面的协助,引渡,刑事诉讼移转及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其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四章第四十六条是有关司法协助的相关内容,规定的非常全面,在此以第三条规定为例。第三条规定:可以为下列任何目的而请求依照本条给予司法协助:( 一 ) 向个人获取证据或者陈述;( 二 ) 送达司法文书;( 三 ) 执行搜查和扣押并实行冻结;( 四 ) 检查物品和场所;( 五 ) 提供资料、物证以及鉴定结论;( 六 ) 提供有关文件和记录的原件或者经核证的副本,其中包括政府、银行、财务、公司或者商业记录;(七)为取证目的而辨认或者追查犯罪所得、财产、工具或者其他物品;( 八 ) 为有关人员自愿在请求缔约国出庭提供方便;( 九 ) 不违反被请求缔约国本国法律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协助;( 十 ) 根据本《公约》第五章的规定辨认、冻结和追查犯罪所得 ;( 十一 ) 根据本《公约》第五章的规定追回资产。

2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不足

2.1《公约》没有具体规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适用范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仅规定了最广泛的司法协助,而且对司法协助的具体事项作出了非常宽泛的规定。但是在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中并没有全都包括《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司法协助事项。因而,我国针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适用范围的相关规定还是很不完善的。

2.2《公约》没有明确负责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中央机关

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四章第四十六条第十三款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指定一个中央机关,使其负责和有权接收司法协助请求并执行请求或将请求转交主管机关执行。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中的中央机关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顺利开展国际司法协助的重要枢纽。但在实践上,一国对外指定的中央机关不同;各个国家指定不同的机关作为中央机关;一国在接收协助请求时指定的是A为中央机关,在提出协助请求时又指定B为中央机关,这必然会使国际司法协助产生混乱,影响效率。

2.3《公约》没有进一步完善证人、鉴定人保护制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三章“定罪和执法”第三十二条对“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的保护”做了相关规定,但是从实践上讲,我国在对于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的保护方面的规定还是很不完善的。尤其是我国法律没有指定证人保护机构和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

3 完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思考

3.1 具体规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适用范围

建议扩大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适用范围。把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适用范围即犯罪情报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刑事方面的调查取证送达、刑事诉讼文书通报、刑事诉讼结果移交物证书证和视听资料、扣押移交赃款赃物等扩大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四章第四十六条第三款所规定范围。这样才有利于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力度,更好的发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功效。

3.2 明确负责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中央机关

针对在实践中,一国对外指定的中央机关不同;各个国家指定不同的机关作为中央机关;一国在接收协助请求时指定的是A为中央机关,在提出协助请求时又指定B为中央机关的情形,建议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明确规定对于刑事审判前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事项,可以制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中央机关 ; 对于刑事审判阶段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事项可以指定最高人民法院为中央机关。

3.3完善证人、鉴定人保护制度

为了案件的顺利进行,并保护好证人和鉴定人的人身安全,使其免遭可能的报复或者恐吓。我国应指定证人保护机构和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具体如下:

3.3.1《公约》制定为证人、鉴定人提供人身保护的程序,有指定的警察在证人审判前、审判中和审判后来保护其本人和家属的人身安全。在必要和可行的情况下将其转移,并在适当情况下允许不披露或者限制披露有关其身份和下落的资料。

3.3.2规定允许以确保证人和鉴定人安全的方式作证的取证规则,可以允许借助于诸如视听技术之类的通信技术或者其他适当手段提供证言。比如可以采用以电视会议方式进行询问的方式来提供证据。

4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