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国际形势政治（共12篇）
恐怖主义国际形势政治 篇1
一、现实主义理论
国际格局, 是指“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简言之, 就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力量的对比状态”。不论是从起内涵还是外延来看, 对“国际格局”的研究都具有现实主义的理论属性。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的开篇即指出现实主义的六项原则, 他指出“帮助政治现实主义在浩瀚的国际政治领域中找到方向的, 是以权力或实力为出发点定义的利益概念”, (1) 同时, “ (可重新解释的) 利益概念具有防止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属性”。 (2) 进而, 人们概括出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格局的三个基本假设: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国家是统一的理性行为体, 在国际政治中采取广义的理性政策;国家孜孜不倦追求是权力, 国家间政治是“权力政治”。上述假设至少有三个重要的推论:第一, 权力关系是国际格局的基本结构;第二, 只有权力才能划定利益, 也即在国际格局中才能界定国家利益;第三, 国际和平的形成和维持依赖均势, 即权力关系的平衡。
虽然摩根索等人企图依据人类本性的某些特质得出有关人类行动的结论, 但没有为预测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任何基础。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的理论受到进一步批判, “结构现实主义”应运而生, 它是对原有现实主义理论的“补充和修正”, 这一重任由新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斯·华尔兹在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完成。华尔兹的理论贡献在于他以“结构”为核心, 对传统现实主义内在精华进行系统的逻辑整合, 构筑了现实主义完整的理论体系。华尔兹的现实主义也因此以“结构政治观”区别于“权力政治观”, 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
按照“结构政治观”, 国际政治被视为一个定义精确的系统结构。华尔兹指出, “系统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构成。结构是全系统范围内的组成部分, 使得系统能够被视为一个整体”。 (3) 华尔兹所说的“系统的结构”, 也就是国际格局。接着, 华尔兹进一步地论述了决定国际格局本质的三个原则:排列原则、单元的特性、能力的分配。华尔兹对三个原则的解读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不可改变, 这是国家共存局面的必然后果;构成国际格局的单元——国家在性质、功能、类型上不存在差异, 各单元同质;单元的能力——国家权力的变化引起国际格局的变化, 而国际政治格局则是由拥有强大权力的国家——大国所决定的。显然, 在上述三个原则中, 只有第三项是可变因素, 由此考察大国间的权力分布也就是明确国际格局的唯一途径。那么按照华尔兹的分析与方向, 当今格局无疑是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
但是, 现实主义者们在关于“极”如何作用的问题上见仁见智。单极体系的倡导者宣称, 单极, 或由一个霸权主导, 将带来最稳定的国际格局。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提出, 恰恰是19世纪的英国霸权 (尽管不是单极)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霸权带来了最大的稳定。该理论的其他支持者如基欧汉提出, 霸权国愿意支付成本, 必要的时候单边地推行规范, 以确保其收益体系得以延续。当霸权国丧失权力, 走向衰落时, 体系稳定就会受到伤害。
二、现实基本矛盾
进入新世纪以来, 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 世界形势发生了比冷战结束之初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变化。一方面, 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并以新世纪领导者自诩的美国, 凭借其超强实力, 推行单边主义和黩武主义, 对新世纪初的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了直接威胁。另一方面, 以宗教极端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为代表的势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制造恶性恐怖事件, 人类社会不同组成部分和各种文明类型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发展进程遇到严峻挑战。由于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相互激发, 彼此借势, 当今世界很不太平。这充分证明了冷战后“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重新组合和结构调整”的基本特点。也许, 金融危机的出现会使很多人产生了“多极化”加速来临的观点, 但笔者并不如此认为, 一方面, 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依然彻底地影响了全球, 另一方面, 金融危机下的通力合作只是证明了“各种力量相互制约。相互依存, 相互关系更加复杂多样”的国际政治格局的特点。
基于上述世界发展态势, 有的学者认为世界基本矛盾可以用东西南北关系加以表述, 即表现为东西矛盾、南北矛盾、西西矛盾和南南矛盾。 (4) 这固然不可称为错误, 但笔者认为这样的概括过于混乱, 没有统一的标准。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周建明认为“在后冷战时期, 西方文明与多元文明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 其主要内容就是西方文明的普世化与基于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坚持自己发展道路的冲突, 同时也表现为霸权主义和反霸的冲突, 并深刻地影响着南北矛盾的发展”。笔者认为, 这是现有的对当代基本矛盾的一种新视角的同时更为合理的一种概括。这是因为, 前文所言的“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都可以被纳入这个矛盾中, 同时, 它也是对两种主义兴起且持续发展的很好的解释。
同时, 世界形势的新发展, 当代国际基本矛盾的新变化, 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 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需要对当代世界格局的新现象进行解释, 另一方面, 结构现实主义似乎出现了理论的缺陷, 需要一定程度上的更新或补充。华尔兹所称的国家权力是高度物质化的, 软权力等其他权力类型由于无法精确客观的测量, 未被纳入严谨的分析框架中。亨廷顿试图解释新问题的“文明冲突论”失败了, 华尔兹的理论依然没有将世界发展的新情况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且, 除了恐怖主义, 我们至今经历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还包括金融危机爆发、环境危机、“非典型肺炎”流行、印度洋海啸灾难、艾滋病蔓延、疯牛病恐慌、网络黑客袭击、全球毒品泛滥等等, 从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 哪一个问题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当代的世界政治格局, 并且很可能, 借某次爆发的问题的契机, 几个国际力量突然“窜位”, 国际政治格局随之发生大的改变。
三、结论
现在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处于“过渡时期”, 这在理论界已达成了共识, 后冷战时代并没有脱离冷战的影响, 世界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组也并没有完成, 西方文明与多元文明之间的矛盾也只能称得上是一个过程, 在可预见的范围内, 未来的发展趋势必然沿着现有的情况继续发展, 但究竟将何去何从, 仍然是一个难以预测的问题。但不管怎样, 愈发复杂的世界对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们仍然需要沿着前人的研究步伐继续向前迈进。
参考文献
[1]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M].海南出版社, 2008-9.
[2]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8.
[3]于洪君.世界基本矛盾与国际政治格局.国外理论动态[J].2003, (5) .
[4]黄光耀.后冷战时代世界基本矛盾刍议.江苏教育学院学报[J].2000-10, (4) .
恐怖主义国际形势政治 篇2
“伊斯兰国”现象折射出国际暴恐势力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这种集暴恐势力与政治实体为一身的极端武装，有地盘、有资金、有人员，不仅割据一方建立政教一体的神权政权“哈里发”，还吸引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竞相投奔，成为国际暴恐势力的新山头。另一方面，“伊斯兰国”残忍成性，受其训练和影响的外国恐怖分子纷纷效仿，其危害更甚于以前。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扎瓦希里领导的“基地”组织并未被清剿干净，他们趁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机重整人马，成立了“印度次大陆”分支，扬言要统辖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的暴恐分子，大有与“伊斯兰国”分庭抗礼之势。加之“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北非和索马里等地的分支仍然活跃，国际恐怖版图可能呈现交相为恶的难局。
纵观30多年的国际暴恐发展史，目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暴恐威胁尤为严峻。“基地”组织诞生于阿富汗抗击苏联的“圣战”时期，1979—1992年的13年间吸引了40余国的4000多名外国“圣战”分子加入其中。这批人后来成为该组织和各国恐怖组织的骨干，威胁延宕至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又有50余国的近5000人投奔，这也成为“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和目前“伊斯兰国”壮大的基础。叙利亚内战3年后，该地区已聚集80多国的1.5万多名外国“圣战”分子，并且还有继续增多之势。可见，“伊斯兰国”和伊叙乱局吸引国际“圣战”分子的速度、规模和范围已远超过去。
伊斯兰国”（ISIS）的强势崛起是2014年国际政治安全领域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一。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在几年前曾被美军和伊拉克逊尼派部落武装联手打得奄奄一息的组织，竟然能在叙利亚内战中“满血复活”，成功卷土重来，更在伊拉克西部和叙利亚北部站稳脚跟，建立所谓“哈里发国”。
尽管去年8月以来，美国及盟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持续实施较高强度空袭，但效果并不明显。更值得警惕的是，“伊斯兰国”的外溢效应已经有所显现。近期，澳大利亚和法国都发生了受“伊斯兰国”煽动的本土极端分子发动的恐怖袭击事件，也使得全球反恐安全形势更为紧张。
在2015年，国际恐怖主义能消停吗？目前来看，答案并不乐观。正如兰德公司的反恐专家塞斯·琼斯（Seth Jones）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的，当前以“基地”、“伊斯兰国”为代表的萨拉菲圣战（Salafi-Jahadist）恐怖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已对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国际社会构成“持久威胁”（persistent threat）。
什么是萨拉菲圣战恐怖组织？报告认为，这种组织兼具“萨拉菲”和“圣战”，是逊尼派武装组织中最为极端的一派。“萨拉菲”，即强调回归纯正的伊斯兰教；“圣战”，则意味着将暴力圣战看作“个人主命”（fard ‘ayn）。暴力和宗教极端主义是萨拉菲圣战恐怖组织的两大特征。
报告搜集了近万份关于“基地”等萨拉菲圣战恐怖组织的资料，其中包括一些解密文件，并就此建立数据库。通过分析相关数据资料，报告总结出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几个趋势性特点——
全球恐怖主义活动明显抬头。数据显示，受叙利亚、利比亚等中东国家**影响，2010-2013年，全球萨拉菲圣战恐怖组织数量增长了58%，组织成员数量则翻了两倍多，这其中有不少是前往叙利亚参加内战的各国极端分子。这些恐怖组织制造的恐怖袭击数量也明显上升，不过99%以上的袭击对象是中东地区国家军警、平民等“近敌”（near enemy），直接针对西方国家本土等“远敌”（far enemy）的袭击尚不太多。
国际恐怖活动出现“去中心化”加剧。国际恐怖组织结构分为四层。第一层是以扎瓦西里为首、盘踞在巴基斯坦部落区的“基地”核心层，第二层是叙利亚、索马里、也门和北非等地正式向“基地”效忠的分支组织，第三层是未正式投靠“基地”，但认同“基地”意识形态的恐怖组织，第四层则是全球范围内受“基地”意识形态影响的各类组织及个人。在国际社会的共同打击下，传统的“基地”核心层被严重削弱，对于全球“圣战”圣战运动的掌控能力减弱，但各恐怖组织及极端分子活动的自主性则相应增强。目前，对于全球“圣战”运动的发展方向，各组织意见并不统一，更多恐怖组织是根据自身利益和“理想”实施“圣战”，现在风头正劲的“伊斯兰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国际恐怖组织的威胁趋于多元。一些国际恐怖组织热衷“攻城略地”，占山为王；另一些仍将西方国家本土作为主要袭击目标，意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并引发群体恐慌。最值得警惕的是，国际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正在全球加速扩散，一些人受极端思想影响激进化，转化为本土恐怖分子（domestic terrorist）。而这些本土恐怖分子隐蔽性强，行动突然，预防并挫败此类恐怖袭击难度很大。
欧洲的恐怖袭击：对基督教文明“傲慢”的袭击。2015年1月7日，法国《查理周刊》遭遇恐怖袭击，1月16号比利时警察大楼险遭血洗，2月14日西方情人节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让丹麦“童话之城”弥漫深深的恐惧情绪，如此的恐怖袭击还有可能发生在欧洲的其他国家、甚至美国。其实，言论自由从不应侵犯别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一个比喻，一个人觉得很安全，把自家院子的篱笆拆了，但他不应嘲笑别人家还有篱笆。因为，每个人的安全感的不同的。
伊斯兰国的报复：对人权与文明的践踏。2015年2月15日，21名在埃及科普特人被IS斩首。原因是埃及科普特人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基督教民族，其人口约占埃及超过8千万总人口的10%。IS通过一系列极端行动表示要同基督教死战到底。但我们要反思，为什么IS如果极端却“信徒”众多。事实上，在“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北非、阿拉伯世界被无限“碎片化”，极端势力反倒是在权利真空状态获得了“滋养”的土壤。一些人抱着对西方自大的仇视、怀着对全球化遭遇“边缘”的不满以极端的心态加入到了极端的组织，如癌症一般蔓延着！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策略
（一）惩防结合的标本兼治观
当前国际社会对会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惩治大多还停留在案后刑事处罚的特殊预防阶段，在恐怖主义犯罪制造令人震惊的惨剧之后发出慰问与声援。这使我们不能不深深地感到国际刑法的滞后性。此外，对恐怖主义犯罪采取武装镇压并不是国际社会提倡的惩治策略，无论是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的爆炸、袭击等，还是依靠武力惩治国际恐怖犯罪分子的“战争”，都与联合国要求的最终目标背道而驰。从事实上看，无论是邪恶的袭击，还是正义的自卫，受到伤害的总是那些易受攻击的和毫无戒备的平民。2001年在美国发生的“9.11”袭击事件引起世界各国的震惊，对于美国而言，这次事件确实比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所制造的珍珠港袭击事件的损失还要惨重，而且无法单纯从客观物质损失上对之加以衡量；另一方面，美国为惩治恐怖主义分子的暴行而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拉登基地组织进行的武装打击行为，同样给阿富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因此，国际社会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公正、合理地解决地区冲突，并大力解决发展问题。惟有如此，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成效，才有可能彻底地遏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以战争方式惩治国际恐怖主义是治标，恐怖主义袭击及以反恐名义出现的不受制约的军事行动，无疑都会给世界安全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战争的形式甚至已经难以准确地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恐怖主义使国际安全面临多重挑战，反恐怖行动同样使用世界秩序陷入一种暂时的混乱状态。有效地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关键是治本，而治本的关键是逐渐完善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文件和国家之间的充分合作，及时消除导致恐怖主义犯罪根由的不公正现象，从根本上杜绝恐怖主义行为的产生与发展。这种方式可以防止或者减少愤怒的情绪和复的心理，从而减少被害人的身心痛苦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宁造成的威胁。当然，要从根上铲除恐怖主义犯罪的内在形成因素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即便对恐怖主义犯罪及时有效的制止，也需要各国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坚定决心和积极的国际合作，如断绝恐怖主义犯罪的财力来源等。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惩治的法律观
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法治是现代社会解决纠纷难题的最佳工具。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同恐怖主义作斗争的经验表明，运用法律手段防范与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是目前国际社会选择的理想途径。对恐怖主义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是第一位的，需要各国自我警醒和给予足够的关注，以便将国际主义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从而起到一般预防的积极效果；而法律制裁是第二位的，是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实行特殊预防与针对性惩治的需要。二者的有机结合，乃是法律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集中体现。国际合作是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最有效的途径，在众多的国际合作方式中，引渡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应为运用最为普遍、最为有效的法律对策。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中，联合国要求并呼吁所有国家采取以下步骤：（1）相互合作，特别是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定与安排，以防止和镇压恐怖分子行为，保护本国国民和其他人不遭恐怖分子袭击，并将实施这种行为者绳之以法；（2）在本国领土内通过一切合法途径防止并禁止为任何恐怖主义行为进行准备和筹资；（3）对策划、筹资或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人不予庇护，确保将其逮捕、起诉或引渡；（4）在授予难民身份前，根据本国法律和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包括国际人标准，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寻求庇护者未曾参与恐怖分子行为；（5）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交流情报，在行政和司法事项上开展合作，以防止发生国际恐怖行为。
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主要来自境内外“东突”暴恐势力，当然也高度警惕和防范“伊斯兰国”所代表的新一轮国际恐怖威胁，以及这股威胁可能对“东突”产生的影响。中国可以在美国正努力构建的打击“伊斯兰国”反恐联盟和中国打击“东突”的反恐国际阵线中寻找交集，以我为主，集中打击“东突”暴恐势力，严防其内引外联肇事，采取措施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一是确立防止全球性恐怖组织再度滋生的战略共识。在应对新一轮全球性恐怖威胁的过程中，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对此中美可引导大国形成共识。与此相对应，不打击与“基地”和“伊斯兰国”联系密切的地区暴恐组织，遏制全球性恐怖组织滋生的努力就很难奏效。因此，中美可在打击“东突”方面务实合作，即使不能认同中国打击“东突”的全部努力，也可在部分领域取得进展。
二是充分发挥联合国安理会和全球反恐论坛等国际性机制的作用。中国可以参与和合作建立防范国际恐怖分子跨境流动的合作机制，打击“伊斯兰国”的招募活动，在边境管控和堵截流窜方面下功夫，加强对网络暴恐音视频的清源，提前化解可能出现的国际暴恐潮。中国可以发挥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推动中美与周边国家联手打击“伊斯兰国”。与此同时，也应高度警惕美国借筹建国际反恐阵线实现其地区战略私利的图谋。
三是协作打击重点恐怖组织的融资网络。资金正是“伊斯兰国”招兵买马的关键，面对资产多达数千万美元的恐怖组织，只有切断其源源不断的石油收益和捐款才能达到遏制目的。中美可与中东等地区国家密切合作，捣毁作为“伊斯兰国”主要经济来源的黑市石油贩卖网，截断其财源，如此反恐努力方可收效。
四是共同遏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溢出和泛滥。“伊斯兰国”威胁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向外输出暴恐意识形态，间接刺激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搞恐怖袭击，也是美欧境内穆斯林极端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中国可与美国加强在反暴力极端主义方面开展合作，重点打击“伊斯兰国”及其关联组织在网上的暴恐宣传和招募，防止“东突”暴恐势力受感染。
面对国际恐怖主义新形势，我国的立场之自我建议：
恐怖主义国际形势政治 篇3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其十九大召开以来，世界历史见证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发展轨迹的直接后果，其背后的推动力是国际金融资本。这场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指明金融资本为导向的全球化的不可持续性。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抗议之声此起彼伏，反对新自由主义秩序及其造成的日渐恶化的不平等和不断上涨的失业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人民也在反对资本主义对其日常生活和社会福利权利的侵害。面对这场持久的灾难，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正试图将危机的重担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并通过北约不断强化对西亚和其他地区的军事干预。另一方面，拉丁美洲的左翼政权向世人展示了一种完全可以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地方合作趋势日渐浓厚，尤其是拉美地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制定替代新自由主义秩序的进步方案是当代世界左翼力量和进步人士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危机中的全球资本主义：原因、表现、影响
本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于2007年，由于金融资本无休止地借贷和投机而引发。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大公司和私人金融机构，美国政府出面救助他们，欧洲也投入了数以亿计的纳税人的钱去挽救他们。在得到挽救之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开始主张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削减公共开支，将经济危机的重担转给广大工人群众，造成工人失业、无家可归和社会福利支出的大量缩减。而与此同时，私人银行和金融机构再一次大发横财。联合国于2011年12月发布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从4%下降到2.8%，并警告说还将有另一轮经济衰退的可能。报告指出2012年发达经济体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总增长率将只有1.3%。
欧洲所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对欧盟的继续存在构成了威胁。欧债危机是经济衰退、政府收入减少以及国库救助私人公司和银行而造成的结果。公司债务转化为主权债务。2007年以来，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率骤升。人们普遍担心希腊会破产，将影响到几大国际银行和金融市场。其他国家，像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债务危机。这些欧洲国家为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所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不是在试图解决问题，而是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增长和工人的就业前景。欧盟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已经同意签署一个财政统一协定，以重拾欧元的信心。这意味着许多国家将丧失自身的财政主权，将大幅削减财政赤字和公共支出。欧洲的危机和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削弱预示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内部斗争将进一步加剧。
2011年发达国家的平均失业率是8.6%。自2009年以来，美国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9%左右。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11年第1季度发达国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失业人员的待业时间已超过一年，这一人数大约是1500万。发达国家中青年人的失业率已从2008年的13%上升至2011年初的18%。随着当前公共支出的大量缩减，工人的就业环境还将进一步恶化。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已达到过去30年来的最高点。一份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指出，在该组织国家中，最富裕的10%的人的平均收入大约是最贫穷的10%的人平均收入的9倍。在美国，最富裕的1%人的财产总额比最贫穷的90%人的财产总额还要多。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数以百万套的房子被提供房屋贷款的银行收回。
过去的四年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世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较快。由于八国集团无法解决新时期的问题，这些“新兴国家”被纳入二十国集团。随着经济危机的蔓延，这些国家也同样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的局面。
“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增长预示着世界经济格局的转换。“新兴国家”实力的增强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帝国主义国家力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尝试必将进一步激化帝国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民之间的矛盾。
二、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行径
（一）北约的干涉
伴随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与美国及西欧国家经济实力削弱的是无休止的侵略主义和军国主义。在此背景下，美帝国主义将更加顽固地维护其霸主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美国利用北约来作为统治全球的工具。联合国安理会也常常被美国所利用。
（二）混乱的阿富汗战略
大多数北约盟友已经从阿富汗撤军。美国也宣称到2014年撤军，但打算派2万5000名士兵驻军在其军事基地。美国希望阿富汗军队能够对抗塔利班。美国同时希望通过沙特等国家的干预来同塔利班进行谈判。美国试图促使巴基斯坦军队开往“反恐战”的前线，肃清巴边境省份的极端主义武装分子，但这种努力正经历曲折。在美国介入十年之后，该地区依然动荡，所谓的“反恐战”竟刺激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蔓延。
（三）对北非和西亚的入侵
在推翻卡扎菲政权之后，利比亚实际处于西方国家控制之下。叙利亚是美国下一个目标。美国试图利用土耳其——以这个北约伙伴为基地——唆使叙利亚爆发内战，目的是为了实现叙利亚的“政权更迭”。美国最终目标是伊朗，这是该地区不受帝国主义集团控制的唯一具有丰富石油资源储存量的国家。除美国的经济制裁以外，欧盟也决定从2012年7月1日起禁止进口伊朗的石油。
在伊拉克，在结束对该国家长达八年的侵占和统治之后，美国从该国撤军，没能让伊拉克政府接受建立美军事基地的要求。但美国将维持其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并加强美国海军在波斯湾的存在。
美国利用推动“政权更迭”的手段来实现其在非洲的利益，增强其军事存在和非洲司令部的力量。美国正希望在南苏丹国建立军事基地，使其处于非洲司令部的领导之下，该国是从非洲最大的国家——苏丹分裂出来的新成立的国家。
在亚太地区，美国正增强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唆使其盟友实施围堵中国的战略，它将中国视为未来几十年里主要的战略威胁。美国把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视为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
奥巴马上台时一再宣称自己是一个和平促进者，然而不出所料的是，他是为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如向阿富汗派遣更多的军队、勾结法国和英国发动对利比亚的入侵、以核武器为借口激化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在奥巴马主政期间，唯一的变化是与欧洲的盟友一起干预西亚及全球事务。
三、全球范围内的反抗与抗议活动
在美国、欧洲和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漫长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所实行的财政紧缩政策导致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在欧洲，希腊成为这次信贷危机的“震中”，爆发了数次群众抗议和罢工运动。在西班牙，主要是青年人组织抗议活动。在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国家则爆发了工人罢工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学生和青年人走在了最前线，反对政府削减教育投入和增加学费的做法。
“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端于2011年9月的纽约，当时是为了反对银行欺诈、公司贪婪和华尔街不受约束的权力，这场运动后来得到大多数人的响应和支持。运动扩展至美国的70个城市，蔓延至全球82个国家。在美国，工会、学生和其它群体也加入到抗议大军中，提出了解决失业、无家可归、收入不平等以及大公司和金融精英破坏民主等问题。在许多城市中，警察采用暴力手段镇压抗议者，但运动仍在继续。
从近期来看，由于欧债危机并没有减弱的趋向，所以欧洲的反资本主义抗议活动仍将继续。欧洲的社会民主政府由于实行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而名誉扫地。随着这些群众运动的进行，右翼势力正凭借这场危机的影响，如失业人数的增加和社会支出的缩减，来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将矛头指向移民工人，激起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右翼极端势力的壮大是一种威胁。
阿拉伯世界所爆发的群众起义有着显著的进步意义。这些群众运动是由于物价飞涨、失业、腐败和暴君统治所引发的。突尼斯的群众运动最终推翻了本阿里的极权统治。紧接着，埃及爆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群众运动，最终推翻了穆巴拉克长达30年的统治。由于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国家，埃及群众运动爆发对美国在西亚地区的战略部署带来了现实的威胁，因为美国一直倚重埃及来控制西亚地区，关键是利用以色列与埃及的联盟关系。这些群众运动还威胁到由美国支持的所有暴君统治国家，如巴林和也门。
在俄罗斯，群众的不满情绪不断上涨，他们普遍反对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秩序，这种资本主义秩序是以依靠掠夺和出卖国家的油气资源而生存的。在2011年12月的议会选举和2012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政府采取一种不公平的手段来维护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地位，随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运动。尽管存在这些不公平的手段和做法，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仍然获得19%的选票和92个议会席位，成为国内主要的反对党，昭显出其群众基础的增长。
当前抗议活动和群众斗争缺乏一支有效的政治替代力量，正是这种缺失使得统治阶级能够通过一种政策微调来转移压力。只有出现一支强力的左翼替代力量，才能保证带来实质性的变革。
四、左翼替代的新道路：拉丁美洲
拉美地区左翼力量的发展和左翼政府所实行的政策已经对新自由主义正统理论和美国在该区域的传统影响力构成了威胁。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已经走在最前线，它们致力于逆转私有化趋势、实现国家对油气资源的控制、实行广泛的土地改革、鼓励集体企业的发展，以及推进政治体系的民主化。它们随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一道，着重改善国家的医疗和教育状况、实行财富的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拉美地区左翼政府的存在是劳动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玻利维亚、乌拉圭、巴西、阿根廷、尼加拉瓜、秘鲁和萨尔瓦多等国左翼总统选举或再任反映了拉美地区的政治发展趋势，即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具有重大意义的是，2011年在委内瑞拉首府加拉加斯成立了包括33个国家的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该组织将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明确地表明与美国的决裂。
五、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一）中国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引人瞩目，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其它国家相比，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通过提供财政支出以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建设和促进国内需求的方式来应对本次危机，这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企业的紧急救援措施截然不同。中国2009年和2010年的GDP增幅分别是8.7%和10.3%。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是日趋严重的不公正现象——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地区和社会群众发展不平衡、腐败蔓延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紧张。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壮大，将遭到美国越来越多的外交、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压制。
（二）越南
越南的发展比较稳定，已经从全球经济衰退的大潮中恢复过来，虽然目前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但越南2010年GDP增长了6.78%。此外，越南在削减贫困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三）朝鲜
朝鲜成功地维护了国家主权独立，加强了与中国、俄罗斯的经济联系，打破了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孤立它的野心。
（四）古巴
古巴成功地联合了一部分拉美国家来抵御美国的封锁和禁运，古巴成为最新成立的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共同体的一员就证明了这一点。古巴实行经济改革，允许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经济形式的存在，并对市场关系进行了调整。此外，古巴还拥有最发达的公共教育和医疗体系。
新形势下我国恐怖主义的解读 篇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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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国际形势政治 篇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6月19日至20日在俄罗斯喀山出席第五届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国际会议，就加强反恐国际合作、严厉打击恐怖主义作主旨发言，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认同。
孟建柱指出，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暴力活动，是人类公敌。世界各国只有齐心协力，深化双边多边反恐合作，才能更加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他建议国际社会坚持协调行动，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发挥核心作用；坚持一视同仁，真诚开展反恐合作，不搞“双重标准”；坚持共谋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反恐能力；坚持完善机制，推进国际反恐合作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升国际反恐合作水平。
孟建柱强调，宗教极端主义是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综合施策，深入推进防范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工作。依法保护正常宗教活动，加大对伊斯兰正统教义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自觉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加大对非法宗教活动的整治，严密防范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坚持打击和防范相结合，依法打击宗教极端活动。加快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铲除宗教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
孟建柱还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团长、金砖国家代表团团长非正式会晤。他利用会议之机，会见了俄罗斯、白俄罗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蒙古、土耳其、印度、哈萨克斯坦、古巴、巴基斯坦、伊朗、塔吉克斯坦、也门、印度尼西亚、阿富汗等10多个国家的代表，深入做各方工作，就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合作，防范宗教极端思想渗透，严厉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等议题，同各方达成广泛共识。
西非恐怖主义形势“有情况” 篇6
AQIM和“博科圣地”分别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非洲的主要代言人，二者势力此消彼长，意味着两大暴恐网络在非洲的力量对比和竞争态势发生重大改变。
AQIM大有来头
3月13日，在距离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约40公里的南部海滨城市大巴萨姆，一处海滨度假区的沙滩上发生恐怖袭击，造成18人死亡，其中包括四名法国人。实际上，此次恐怖袭击早有征兆，今年1月法国即已警告科特迪瓦，在外国人常去的度假海滩可能会发生恐怖袭击。而且，这已是近四个月内西非地区发生的第三起针对外国游客集中地带的恐袭。在此前的2015年11月20日，马里首都巴马科的丽笙酒店遭遇恐袭，造成27人死亡，死者多为外国人，其中包括三名中国公民;2016年1月15至16日，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的辉煌酒店和一家咖啡厅遭遇恐袭，造成至少28人死亡，50余人受伤，伤亡人员涉及十多个国家。这些袭击事件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震惊了国际社会，而罪魁祸首就是AQIM。
“大名鼎鼎”的AQIM是“基地”组织在西、北部非洲地区的分支，与索马里“青年党”、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并列为非洲三大暴恐组织，被联合国、欧盟、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据外界猜测，该组织目前有成员500至1000人，前身为发源自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极端武装——1998年成立的“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2006年被“基地”组织正式接纳，2007年1月更名为AQIM。该组织作案手法多端，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绑架外国人、走私毒品等，并与西非、北非地区的各种犯罪集团和极端组织联系颇多。AQIM的目标原本局限在阿尔及利亚，意欲推翻当地世俗政权，建立起沙里亚法统治，但自从加入“基地”组织的全球恐怖网络后，该组织目标的“泛地区性”增强，宣称要打破既有的世俗国家边界，建立跨地区的“大伊斯兰国家”，袭击对象也从本地世俗政权扩大至西方势力。
近年来，AQIM已经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马里和毛里塔尼亚等多个西非国家发动恐袭。2012年该组织曾联合马里的“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等极端政治组织攻占马里北部，活动中心也逐渐从阿尔及利亚转移到马里。据半岛电视台披露，目前马里已经取代阿尔及利亚成为AQIM暴恐分子的最大来源地。另外，根据《长期战争》杂志统计，2014年以来，AQIM发动的袭击90%以上发生在马里。
AQIM近期制造的多起恐袭主要针对的是法国及其地区盟友。因为AQIM联合其他极端政治力量占据马里北部后，法国于2013年1月起出兵马里开展反恐行动，协助当地政府收复失地，并击毙恐怖分子400余人，捣毁了AQIM在当地的据点，此后法国一直在马里留有驻军，以持续清剿恐怖分子。法国由此遭到AQIM的忌恨，但因为该组织作战能力有限，无法波及法国本土，因此法国的地区盟友——马里、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受到了牵连。
“基地”组织在非洲重新活跃
因为殃及众多外国人，发生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的三次恐袭受到国际社会瞩目，但实际上AQIM的袭击范围和频率远不止这些，其仅在今年3月就发动了多起袭击：11日，马里中部城市塞瓦雷附近的一处军事检查点遭枪手袭击;17日，在尼日尔、马里、布基纳法索三国边界处，有三名尼日尔宪兵被杀;18日，阿尔及利亚南部一处油气田设施遭遇火箭弹袭击……据测算，自今年以来，几乎每三天AQIM就会在西非地区制造一起恐怖袭击。
由于领导人理念不同、部族差异、权力斗争等原因，AQIM自成立以来时常发生内讧，历经多次分分合合。比如，2011年9月“西非圣战和统一运动”脱离AQIM自立门户，2012年12月AQIM又分离出“血誓者”组织，2013年8月“西非圣战和统一运动”和“血誓者”又合并组建“穆拉比特”恐怖组织，领导人是“独眼龙”贝勒穆赫塔尔。因为内部分裂、组织涣散，AQIM的袭击能力一度有所减弱，但2015年末以来又重新活跃起来。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西非地区的“基地”组织内部完成重组，跨国袭击能力大幅上升。2015年11月马里袭击案发生后，AQIM领导人德罗克代尔宣布，其与“穆拉比特”组织已经重新合并，并将袭击目标集中在马里内外的“侵入者”，尤其是法国人。贝勒穆赫塔尔强烈主张将“圣战”蔓延到阿尔及利亚、马里之外的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并曾因此与德罗克代尔意见相左而分道扬镳，但最近的一系列恐袭表明德罗克代尔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贝勒穆赫塔尔的主张。
其次，AQIM近期的恐怖袭击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目标明确，AQIM倾向于选择西方人和国际组织官员入住的酒店或者是外国游客集中的旅游设施下手，反西方性突出;二是袭击酒店、咖啡厅等软目标，而非军事设施或警察局，尽可能增加死伤人数，提高事件的轰动效果，扩大国际影响力;三是袭击手法以小规模突袭、多点同步袭击为主，且多使用枪手而非自杀式炸弹袭击，“基地”特色明显。
最后，“穆拉比特”的重新加入，使AQIM更具威胁性。而另一方面，西非国家大多军事安全力量有限，防备薄弱，更使得AQIM有机可乘。该组织未来有可能扩大恐袭范围，塞内加尔等尚未被波及的国家尤其应该加强防备。此外，AQIM也有可能对欧洲本土发动恐袭，因为其头目多次叫嚣要不惜一切手段打击法国等西方势力，只不过因为能力所限未能达成目的，但受到2015年1月“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袭击法国《查理周刊》的刺激，未来欧洲本土受到AQIM袭击的风险升高。
尽管如此，由于贝勒穆赫塔尔和德罗克代尔素有积怨，两人能够在一起并肩作战多久还未可知，这也将直接决定AQIM未来的走势和作案能力。
恐怖组织在非洲的竞争格局有变化
“伊斯兰国”自从脱离“基地”组织另立山头后，二者一直在争夺国际“圣战”领导权。而北非、西非地区因居民多为穆斯林，经济发展滞后，部族、教派冲突由来已久，导致极端宗教思想颇有市场，激进势力繁多，成为“基地”与“伊斯兰国”争夺的重要板块。
“伊斯兰国”2012年后在非洲迅速扩张，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基地”组织在非洲的活动空间和暴恐影响力。据外媒披露，“伊斯兰国”已经在利比亚建有多处分支机构，还尝试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建立新据点。特别是2015年3月，发源于尼日利亚东北部的暴恐组织“博科圣地”向“伊斯兰国”宣布效忠，极大地增强了“伊斯兰国”在西非地区的力量，并一度带动AQIM部分成员转投“伊斯兰国”，迫使“基地”组织在非洲呈现守势。
但是，2015年5月尼日利亚新总统布哈里上台后，以雷霆之势展开反恐行动，多措并举打击“博科圣地”，包括将最高军事指挥部部署到反恐前沿——东北地区的迈杜古里，更换陆海空三军参谋长等要人，提高士兵待遇、提振士气等。经过数月艰苦作战，到2016年初，尼日利亚政府军已经夺回“博科圣地”占据的绝大部分土地。“博科圣地”的恐袭能力大幅下降，已被迫由阵地战转为游击战，近期发布视频、音频的次数也大幅降低。布哈里更是宣布“博科圣地”在“技术层面已被击败”。不过，虽然“博科圣地”抢占尼日利亚城镇、建立固定据点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其并未被彻底消灭，仍不时依靠妇孺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
总之，由于AQIM完成内部重组，且“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新政府打击下逐渐显露颓势，“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非洲的力量对比和竞争格局发生重大改变，AQIM重新趋于活跃势必将阻碍“伊斯兰国”在非洲的扩张。半岛电视台评论称，通过近四个月来的连续三次针对法国及其地区盟友的恐袭，AQIM重新在“圣战世界”提高了影响力，同时也向世界表明，逊尼派的“圣战”行动不只是“伊斯兰国”的“专利”，“基地”组织仍在活跃并且保持着强大攻击能力。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所助理研究员）
恐怖主义国际形势政治 篇7
我国政治领域的信用面临着一系列深刻的矛盾与冲突, 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诸如虚报业绩欺上瞒下、贪污贿赂跑官买官、营私舞弊知法犯法等政治信用伦理失范现象, 并呈普遍化、本能化的险峻态势。这些现象妨碍民主政治的发展, 阻碍政治文明的进程。究其根源, 既有主观根源、客观根源, 也有制度根源。而从现实政治信用伦理与民主政治发展相悖的成分来探究, 则与下列因素密切相关:
(1) 政治权利与政治义务意识的非统一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 “市场人格”也在不断发育, 这是我国社会转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 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 人们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 与其科学地对待政治权利与政治义务的观念却并不同步。在人们主体意识日益增强的态势下, 如何处理政治权利与政治义务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就不断地凸现出来。一些人往往以权利者自居而漠视其义务, 在主张权利的时候, 往往忽视自己同时还是一个义务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局部动荡就证明了这一点。权利主体意识的张扬, 义务主体意识的淡薄, 是政治信用伦理失范现象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由。
(2) 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我国政治系统的顽症瘤疾, 它本身就是政治信用伦理失范的最大表征, 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 它又是一切政治信用伦理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官僚主义的蔓延, 一方面体现着政治信用系统异化的某种“病兆”, 另一方面又因为它对人们政治主体意识的压仰而使其自身成为一匹脱缓的野马, 由此而可能导致的政治信用伦理失范会最终威胁到整个政治生活的正常发展, 因此, 它是我国政治信用伦理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3) 政治功利主义。这里的政治功利主义指的是政治主体利用政治手段 (包括合法的和不合法的) 实现其个人的、局部的、眼前的利益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是我国社会转型期人们功利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其表现有两个方面:其一, 权力的拥有者利用职权为自己或者小集体谋取利益, 而不顾及政治系统的整体形象及其行政和法律后果。这种政治功利主义对政治信用伦理的危害在于它从内部破坏着政治系统的功能和结构原则, 使政治系统的运行背离其原有的信用性质并因而呈现出某种异化的征兆。其二, 公民运用政治手段所表达的利益要求没有顾及政治系统所追求的长远或整体目标。如在民主选举中, 人们的亲缘观念、家庭观念有时会阻碍他们做出合理的选择, 从而妨碍政治系统本身的信用原则。
(4) 政治行为的非理性主义'政治行为的非理性主义作为政治信用伦理的一种缺憾, 也是阻碍政治发展的一个严重因素。政治系统是按照理性设计的轨道运行的, 其机构的设置和功能的选择都是根据理性可以预测的现象来确定的。非理性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泛滥, 无疑会使政治系统的运行负荷猛增。由于对非理性行为和现象缺乏必要的准备, 政治系统的仓促应对使得效果难如人意。人们接受什么观念、拒绝什么观念往往与他们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体悟有直接关系。当前社会上伪科学、封建迷信以及邪教等非理性现象的出现以至蔓延, 恐怕仅仅用“受骗上当”还不足以解释, 应当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深层次加以研究。政治非理性主义是阻碍转型时期政治发展的一大社会现象, 其发展势头和组织网络有可能导致政治系统己有的政治信用伦理资源更严重的流失。
2 社会主义政治信用伦理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社会主义政治信用伦理建设, 不是态意妄为, 而要根据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目标、现实道德发展水平、道德成长的内在规律以及政治信用伦理本身的内在特质等来进行建设, 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富有成效。具体说来, 社会主义政治信用伦理建设应遵循以下三原则:
(1) 在建设的目标上, 坚持义利统一原则。即通过道德建设, 使对象树立起义利统一的政治信用价值观。社会主义政治信用伦理是建立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基础上的一套价值规范体系, 它调整的是政治契约信用关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条件下, 政治信用价值取向往往更强调信用双方或各方独立的政治利益。社会主义政治信用伦理作为一种政治契约信用伦理, 无疑要将“利”列入自身的重要内容。当然, 市场经济领域人格性向财产性转化且财产性日益突出的趋势, 必然影响政治领域, 导致政治功利主义、政治偏私主义, 这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不相容的, 由此, 以义限利, 义利统一的价值规定就成了社会主义政治信用伦理的价值取向。
(2) 在建设的起点上, 坚持现实性与理想性统一的原则。政治信用伦理是现实政治发展水平的价值反映, 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因此, 不能离开现实的政治条件, 要求广大人民具有超越历史的政治信用伦理意识。而政治信用伦理功能的发挥, 有自己的特点, 它不是由行政力量强制执行的, 而是由社会所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信用伦理原则化为个人的道德情感, 由社会的道德舆论去约束人们的行为。
(3) 在建设的手段上, 坚持强制约束与非强制约束相统一的原则。传统中国社会里, 政治信用伦理被认为是人之本性的一种价值规定, 是政治人格至善的道德追求, 因而政治信用的约束机制侧重于非强制性约束, 即主要依靠社会舆论, 依靠个体的道德自觉来保证。现代民主政治社会, 社会价值观走向多元化, 且都具有异质性, 这就使得非强制性约束不再适应政治信用伦理的发展。政治信用伦理建设的过程, 本质上是涉及社会政治利益关系的价值定序和价值实现过程。在政治信用伦理的价值定序和价值实现过程中, 面临着复杂多样的善恶矛盾和价值冲突, 非强制性约束往往苍白无力, 难有作为。因此, 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的信用伦理建设, 不能仅诉诸于非强制性约束, 还必须通过制度伦理建设等强制性约束来监督和保护。
3 社会主义政治信用伦理建设的途径与方法
(1) 切实加强政治信用伦理教育, 树立社会公众尤其是从政人员的政治信用意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变而来, 民主政治建设刚刚起步, 政治信用基础比较薄弱, 政治信用意识非常淡薄。因此, 通过全方位的政治信用伦理教育增强全民尤其是从政人员的政治信用意识, 培养良好的政治信用环境非常重要。信用伦理教育要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 从现有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准出发, 坚持现实性与理想性、广泛性与先进性相统一的原则, 分层次、多角度、循序渐进地广泛开展政治信用伦理教育。要注意挖掘传统政治信用伦理教育资源, 将传统政治信用教育资源与现实政治信用伦理要求结合起来, 讲明诚实守信、取信于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讲清背信弃义、欺骗民众给社会政治、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信用政治, 执政为民就是信用要求等观念深入人心。同时, 还要增强社会公众尤其是从政人员有关政治信用伦理的是非、善恶、美丑、荣辱观念, 提高维护政治信用环境意识和自觉性, 通过广泛而持久、深入而系统的有效宣传教育, 用诚实守信将人们的道德行为、政治行为有机结合起来, 使取信于民、为民服务真正成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和遵循的政治行为准则。
(2) 打造信用政府, 做烙守政治信用伦理的表率。政府是信用规则的制定者、维护者, 也是对失信行为的裁判者, 其行为将直接影响整个社会信用秩序的健康发展和社会正义的有效维护。如果政府行为发生偏差, 有失公正, 社会整个信用状况就会产生动摇。因此, 打造信用政府, 维护政府的信用形象和提高信用能力以及公务员的信用意识, 塑造整个社会信用秩序, 至关重要。打造信用政府不失为一条信用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当前社会上有种说法, “我国最大的信用危机就是政府信用危机”, 不管这种说法准确性如何, 但“如果政府官员信口开河、言行不一、政策多变、政府采购合同随意撕毁, 将加速信用体系的崩溃, 加大信用重建的难度。”为此,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不仅要倡导领导信用体系的建设, 更要建立和加强自身信用建设。当前, 加强政府信用建设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①提高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②保持政府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③增强政府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④保证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和公平性;⑤摆正政府自身位置, 做到不缺位、不越位和不错位。
(3) 建立完善有效的政治信用制度, 为形成良好的政治信用伦理秩序提供制度保证。政治信用伦理建设既要依靠诸如社会舆论、道德自律等非强制性的道德约束机制, 也要依靠强制性的制度约束。当前, 政治信用意识淡薄, 政治信用伦理失范行为屡屡发生, 甚至出现政治信用危机的险峻性态势, 因此, 建立完善有效的信用制度, 以强制性约束机制来保障信用伦理的运行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信用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制度性危机”, 与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和运行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政治信用制度的建立, 使得信用不再是单纯的伦理规范, 而是一种制度要求, 是一种刚性的制度而不是柔性的品性, 是一种制度 (法律) 义务而不再是一种纯粹的道德义务。因此, 不守信就是不守法, 就要遭致法律惩罚与制裁。可见, 信用制度不仅可打捞失落的信用, 而且可以防止信用的失落。当前我国政治信用制度还很不完善, 在政治生活领域出现了“格雷欣法则效应”, 即失信者得不到惩罚或惩罚不严, 失信成本很低, 甚至为零, 而守信者获益不明显, 甚至还要付出代价, 如一些虚报业绩欺上瞒下者, 不但得不到惩罚, 反而还数字出官。因此, 为烙守信用创造有力的激励机制, 也为背信弃义建立严明的惩罚机制, 使信用良好者受到鼓励, 得到实惠, 信用记录差者寸步难行, 付出代价, 在守信者与失信者的道德博弈中, 守信者最终获得胜利, 这样, 人们才真正具有了愿讲道德, 愿守信用的内驱力。
(4) 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营造良好的政治信用环境。“一个社会信任度的高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环境、社会秩序所体现出来的公正性或社会公正程度”。政治生活领域同样如此, 政治信用伦理建设成效的取得离不开公正的政治环境。公正政治环境的形成与民主法制建设紧密联系。在现代民主政治社会, 大量的政治道德规则正在大量地进入法律领域, 法律成为保证人们行为选择符合道德的主要力量。然而, 良好的政治信用秩序的建立, 不仅需要制订好的法律, 而且需要法律在现实中得到公正有效的实施。在政治信用伦理建设中, 目前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尚不在于法律制度本身的不合理、不公正、不健全, 而主要在于法律不能得到公正有效的实施和执行, 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公正环境难以形成。比如法律执行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官僚主义、权力大于法、人情重于法, 以及执法中的措施不得力, 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不仅严重削弱了法律权威, 使法律自身的信用面临严峻挑战, 而且还破坏了整个社会 (包括政治领域) 的公正环境。由此, 政治信用伦理秩序难以得到法律的真正支持, 而且还造成信用秩序的崩溃。可见, 要加强政治信用伦理道德建设, 从根本上改变信用缺失的现状, 重建政治信用秩序, 就必须从法律制度建设, 尤其是从法律制度的执行入手, 树立法律权威, 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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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国际形势政治 篇8
恩格斯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 是一种社会品质。”这种说法突出地揭示了文明的实践属性和社会属性。文明通常是与原始、自然、蒙昧、野蛮等状态相对立的概念。从时代的发展来说,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上的一些特征。所谓文明, 简单地说就是, 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 文明是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进步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 文明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进步状态, 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社会各个主要领域的进步, 体现其发展水平。从文明的含义出发不难理解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 它是人类在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进步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 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政治文明是在人类社会政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
政治文明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它的程度也将不断提高。从发展阶段看, 政治文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四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从根本上来说, 都是处在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社会, 带有深刻的狭隘性。这些政治文明都带有严重的阶级歧视和赤裸裸的阶级压迫, 只是少数统治阶级享有民主, 广大人民却只有有限的民主权利, 国家只是统治阶级用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即使是在自我标榜“最完善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 人民的权利往往也不过是一纸空文。私有制所造成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也就决定了普通百姓在政治上的不平等。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则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劳动群众的政治文明, 真正实现了大多数人的民主, 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一次质的飞跃。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在政治活动中所创造和积累的各种积极的政治成果的总和, 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领域的进步形态。从静态的角度看, 它指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文明成果, 比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制度、“一国两制”等。从动态的角度看, 它指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过程中实现文明成果的过程。比如, “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两大治国战略方针实施的过程, 实质上就是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是封闭的、停滞的, 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自我完善, 与时俱进是它的优秀品质。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进步状态, 它不是政治现象杂乱无章的堆积, 而是一个由不同部分构成的协调、有序、有机的政治文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 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构成政治文明的不可分割、有机相联的组成部分, 可以说政治文明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系统。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 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精神指导;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是政治意识的规则化和条文化, 是政治行为的具体规范;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外在表现, 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作用于环境的活动。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 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 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人们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一种活动。自阶级形成和国家产生以来, 这项实践活动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历史上依次更迭的各社会阶级, 都以各种形式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以争取或维护本阶级的统治。本文所论述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特指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重要政治优势, 作为社会治理基本手段和人格塑造基本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它是一种有诸多相关因素及其运动所构成的, 是政治工作中的思想性部分和思想工作中的政治性部分的总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为无产阶级推翻剥削阶级, 实现自我解放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本质上是指, “为了保证党和中华民族奋斗目标的实现, 以宣传和传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引导人们的政治态度, 解决各类思想问题, 提高思想、道德和心理素质, 完善人格和调动积极性为根本任务, 对人们进行的以政治教育为核心和重点的, 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和心理教育的综合教育实践”在范畴体系上不仅包括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 也包括整个社会、社区和工作单位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 是党和政府提高社会整合力的重要途径, 同时也是协调人际关系、调节社会心理、平衡利益冲突的重要方法。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需要思想政治教育
(一) 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文明的政治意识的基本途径
政治意识指的是特定社会的成员在政治活动中形成的, 建立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之上的一种普遍的政治心理倾向与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政治意识文明是指进步的政治意识, 是人类政治意识进化发展的成果和状态。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精神状态。政治意识文明具有阶级性、民族性。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政治意识,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政治意识系统。政治意识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 并不完全是消极被动的, 它对现实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具有巨大的反作用:驱动和指导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 影响社会的政治面貌, 促进或制约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头脑, 从而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政治理想和信念。
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 政治意识并非清一色, 而是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从纵向的角度看, 既有与自然经济和极权专制相适应的政治意识, 也有与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相吻合的政治意识, 还有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要求的政治意识, 前现代的政治意识、现代的政治意识乃至后现代的政治意识“同处一室”。从横向的角度看, 政治意识表现出十分显著的不平衡性:城乡二元社会的客观结构导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政治意识之间存在差异;阶层分化形成的不同社会阶层对政治的情感、态度和取向不同, 并集中表现为政治意识上的差异性;改革过程中的利益调整带来了利益群体的分化和组合, 社会日益利益群体化, 获得利益多寡、先后不同的利益团体对各种政治活动的态度、情感和评价标准大相径庭。尤为突出的是,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意识系统中, 既存在着中西政治意识 (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意识) 的冲突, 又存在着新旧政治意识 (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意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政治意识) 的矛盾, 这两个冲突和矛盾造成政治意识系统内部的不协调性。政治意识的复杂性给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文明带来了巨大阻力和制约, 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又不能“绕道而行”;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思想观念层面,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具有文明的政治意识, 没有文明的政治意识就不可能建设出文明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政治意识既不是天生的, 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 它是人们在后天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中, 通过多种形式的“内化”和“教化”而形成的, 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培养文明的政治意识的重要途径。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讲, 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对社会成员进行政治社会化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政治社会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就个体而言, 是社会成员学习和接受主流政治文化并且影响主流政治文化的过程;从社会系统的角度讲, 是政治体系通过各种途径使其社会成员发展成为具有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认同感的政治人。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对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政治社会化的最为重要的教化机制, 它不仅具有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 还有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层到基层的实体化的组织系统, 以及一支“专兼结合, 以专为主”的干部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对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形势任务教育, 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人生观教育,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社会主义劳动态度和主人翁思想教育, 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教育,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纪律教育,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 使广大党员和群众了解政治信息, 增加政治知识, 坚定政治信念, 确立政治理想, 树立科学的政治观点, 具备正确的政治态度, 培养理性的政治情感, 具有高尚的政治道德。
(二) 思想政治教育为建设文明的政治制度提供重要保障
政治制度是特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主体为维护和增进统治阶级的利益及其社会公共利益而限制、调节、疏导各阶级集团或个人的政治活动的规范和规则体系。政治制度文明是指政治制度方面的进步状态, 具体表现为进步的政治制度形式、进步的政治组织机构和进步的政治运行机制。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没有政治制度, 政治意识便没有载体, 政治行为就会迷失方向, 政治文明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 有的政治制度是野蛮的、落后的或者说是不文明的, 有的政治制度则是进步的、开化的或者说是文明的。作为一种新型的、先进的政治文明,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也只能建立文明的政治制度, 而不是野蛮的政治制度。我国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国体)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政体)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政党制度) 、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从理论上讲, 这些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政治制度, 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最为文明的政治制度。但在实践中, 这些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方面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局限, 文明的政治理念尚未在制度中得以充分的贯彻和体现, 建设文明的政治制度仍然任重道远。政治制度的产生是“自发秩序”和“理性设计”共同作用的产物, 在现代社会, “自发秩序”的成分越来越少, “理性设计”的比重越来越大。设计政治制度的目的在于调控人们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的政治行动, 保证人们的政治行为逐步实现规范化、秩序化, 最终达到文明化。但是, 按照文明理念设计出来的政治制度只是一个理想的“概念框架”, 如果落不到实处, 文明的政治制度将永远是美好的“空中楼阁”。建设文明的政治制度仅仅依靠大大小小的权力占有者和使用者的能耐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它的力量源泉深深植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要充分调动社会大众建设政治制度文明的积极性, 合理发挥广大群众建设政治制度文明的作用, 依靠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一大优势。在建设文明的政治制度的过程中, 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发挥两大作用:一是宣传作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 可以利用多种形式的传播媒介, 运用各种宣传方法和手段, 向广大党员和群众宣传我国的政治制度, 使他们了解我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先进性和优越性, 消除因渠道不畅而导致的各种不了解和误解, 从而产生认可、接受、维护和支持等政治心理, 进而主动地参与到建设文明的政治制度的实践中。二是组织作用。建设文明的政治制度不是个别人的“事”, 也不是少数人的“戏”, 而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剧”;广大人民群众不是“旁观者”, 而是“剧中人”。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动员机制, 可以有效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 把“心往一处想”变为“劲往一处使”, 依靠“合力机制”推进我国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
(三) 思想政治教育是规范和形成文明的政治行为的重要条件
政治行为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意识的支配下, 为实现政治目的, 表达政治意愿而参与政治生活的社会行为。政治行为文明是指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被约束而达到的合理程度。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建设中最为艰难的任务, 没有文明的政治行为, 再美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 再完善的政治制度设计, 都难以落到实处。
当前, 政治行为的各种失范现象的存在, 特别是政治腐败现象愈演愈烈, 日益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毒瘤, 给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带来诸多危害。比如, 实现政治的公开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 但现实存在的政治腐败现象公然破坏政治规范和秩序, 搞背后交易和暗箱操作, 肆无忌惮地践踏党纪国法, 这就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产生怀疑, 从而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带来不利的影响;再如, 在广大干部中树立“公仆”意识, 实现政治的廉洁化, 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质内容, 但政治腐败行为的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利已主义, 就对人们上述正确的政治理念造成不良的冲击, 使人们认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宣传和民主政治的实际不一致, 从而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影响其政治合法性认同;又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从制度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形成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民主决策机制, 但在现实生活中, 政治腐败的主体凭借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压制和打击民意, 抵制民主的决策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使得民主的发展受到阻碍。人民群众的民主意愿得不到伸张, 政治参与的热情就会相对淡漠。此外, 某些地方政府行政行为扭曲, 一些干部不能依法行政, 官僚主义严重, 无视群众的正当利益和各种现实困难, 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群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从而对政治文明建设所要求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造成危害。另外, 除政府的政治行为失范现象普遍存在, 部分群众中也存在着方式不当甚至较为极端的政治行为, 如在政治生活中存在无政府主义与自由化倾向, 无视法纪法规的“大民主”现象。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无论是阶级、政党、社会集团还是公民个人在从事政治活动的过程中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和准则。政治文明的规范, 是对政治活动和从事政治活动的主体的特定的社会要求。是否恪守政治文明规范, 标志着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下从事政治活动所达到文明的程度。文明的政治行为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养成的, 需要思想政治工作不断的“化育”。我国心理学家章先光曾指出:“规范没有达到内化程度的个人, 在外部控制放松或取消的情况下, 他们的遵从行为就会消失”。在促成文明的政治行为的过程中, 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行为导向功能。通过思想政治教育, 让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充分认识到政治行为文明的重要性, 明确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不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 而且知道做了不应该做的政治行为将会受到何种处罚, 而做了应该做的政治行为将会带来何种好的结果。这样, 思想政治工作的行为导向功能就通过两种方式体现出来:一方面通过确立正确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塑造正面的“参照群体”并予以褒扬, 另一方面通过树立消极的“反面典型”并对越轨行为以予惩处。这种一褒一贬、一正一反的行为导向机制给参与政治活动的群体和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选择以巨大的压力, 从而把各种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 最终走上规范化和文明化的轨道。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 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 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文明的政治意识的基本途径;思想政治教育为建设文明的政治制度提供重要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是规范和形成文明的政治行为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政治文明,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意识,政治制度,政治行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2]虞崇胜.浅析政治文明建设[J].武汉大学学报, 2000.
试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篇9
一、政治文明:当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
所谓文明,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指人类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提高和完善自身的有益成果与进步状态。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状态即为社会文明,而人类改造社会和完善自身所获得的积极有益的政治成果和政治进步状态便是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治主体、政治意识、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传统、政治秩序,等等。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民主,是政治民主的有益成果与进步状态的反映和体现。
关于政治文明的涵义和内容及其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文献中就已经提出并被论证过了。但政治文明这个概念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种提法,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或在我们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是从未有过的;而过去20多年来在讲到关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问题时,我们也一直是只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并没有将政治文明作为一种文明类型并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一道进行阐发。
二、政治文明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文明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有其重要的价值和作用,是不能被随意删除或被刻意回避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为在新世纪中叶领导各族人民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所规划的一幅宏伟蓝图,是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所要实现的一个总的宏伟的发展目标,它包括了经济、政治、精神、生态等四个方面的子目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四者缺一不可,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全面”的,都不能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总的宏伟目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它的一个重要目标。如果没有政治文明这一重要目标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首先,政治文明是整个社会文明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方向指导。任何一种社会的文明结构都必然表现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构成和协调发展。相应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和整体推进的进程。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各自所体现的内容不同。政治文明所体现的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化与发展过程,是人类在改造社会和完善自身过程中所获得的积极有益的政治成果和政治进步状态,它在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其次,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持和良好的政治环境。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无论是进行经济建设,还是进行文化建设,都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因为政治环境会反作用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巨大的制约和影响。当代中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而与这个变化相伴随的则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思想观念的复杂化、利益要求的多样化,这些现象的出现必然要求有一个与此相适应的良好的政治环境。因此,全面加快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持和良好的法律保障,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环境,就显得极为重要和必不可少。
再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赖于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步推进和协调发展。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都必然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个互动的过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有赖于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步推进和协调发展。
三、改革政治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路向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深入系统地论述了通过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为我们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方向。概括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于通过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系统论述,主要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指导思想、本质要求、战略目标、基本内容、关键环节等方面的内容。
(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指导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目标之后,紧接着就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指导思想问题。他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下进行。这是因为,我们所建设的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因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领导核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而另一方面,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要求和全部目的,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本质要求就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本质上是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是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法治文明。江泽民同志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围绕如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怎样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两个方面,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广泛涉及到了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与加强法制建设推进司法改革的许多内容,包括: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不断完善公开办事程序、加强法制建设和保证公正执法、推进依法行政和司法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各级决策机关的决策机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等等。因此我们说,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就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目标。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目标,或者说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任务,就是要着重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也即是说,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法制化。
(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
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就在于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核心,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既非常全面而又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具体内容,共包括九个方面,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九个方面的内容涉及政治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既是对邓小平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时代发展变化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更高要求,也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为我们在新世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指明了行动方向和具体思路,必将极大地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去为之勇于实践,努力奋斗,从而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前进步伐。
(五)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环节。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还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环节,就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践证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党是领导也是关键。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全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领导核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伟大工程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在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党既要充分发挥其坚强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也要努力发挥先进示范作用,即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宪法原则。因此,就必须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坚持依法执政,依法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具体地讲,就是党要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来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通过为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来实现党的执政地位。
基于建构主义的初中政治教学 篇10
长期以来，我国的初中政治教学一直存在着偏重其工具性即应试能力，而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教师教学方法、手段单一。这些传统的教学模式造成了一系列的弊端。新的初中政治课程标准的颁布，虽然为当前的初中政治教学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怎样转变观念，深入贯彻新课程理念思想，仍是摆在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难题。新课程理念的核心思想“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与建构主义理论所提倡的“知识是认知个体主动的意义建构”有相通之处，本文结合初中政治教学实践，尝试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探索实现初中政治课堂的建构性学习途径，以期创新初中政治课堂的教学方式，切实提高初中政治教学的质量和效益。
二、建构主义理论概述
建构主义理论最早由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他认为“人的认识并不是对外在世界被动的简单的反映，而是一种以已有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主动建构活动的观点”(认识的建构主义)。这是皮亚杰关于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即人类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和学习过程，就是对认知结构的构建过程。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卡茨等都使之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为其实际运用于教学创造了条件。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
1. 知识是认知个体主动的意义建构，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和吸收。
2. 课本知识只是关于各种现象较为可靠的假设，而不是解释现实的模板，应当承认科学知识的合理性，但不是最终的正确答案。建构主义尤其强调的是无论什么知识在被个体接受以前，对这个个体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3. 不能利用课本、科学家的权威来压制学生，只能靠学生自己的建构来完成，要以他们自己的经验、信念为背景来分析知识的合理性，所以要尝试和体验。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和促进者的作用，教师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最终达到学生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
三、基于建构主义的初中政治教学
1. 以情境创设为前提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的知识是在一定的情景条件下，借助已有知识和别人的帮助，通过意义建构而获得的。学习环境中的情景必须有利于学生对初中政治课内容的意义建构。这就对教师的教学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学设计不仅要考虑教学目标，而且要考虑有利于学生意义建构的情景创设问题。“这是因为知识是不能传递的，教师传递的只是信息，信息通过学生的主动建构才能变成其认知结构中的知识。因此，教师要想方设法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促使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像磁石一样紧紧地吸引着学生的注意力，这是学生能够主动建构知识的前提”。爱因斯坦曾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积极的学习态度对学习起催化剂的作用。教师应该在课堂上创设轻松愉悦的良好氛围，让学生乐学好学。在讲解课文时，多联系实际生活情景，模拟交际情景，利用一些直观教具等来创设情景，帮助学生理解，达成意义建构。遇到情节性的课文，可以组织学生扮演角色，说一说，演一演。在学习生产力、市场经济等知识时，如果用提问、归纳、总结等传统的教学方法，就不能激发起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兴趣。但如果改变教学模式，营造一种让学生也主动参与的课堂环境，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此，教师应想方设法创造自然、融洽、轻松、活跃的教学气氛，最大限度地使学生愉快学习、主动学习，开发更多的潜能，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2. 以学生的主动建构为重点
以前，我们总是认为知识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绝对的、确定不变的“真理”，教学的过程就是传授这些“知识”的过程，学生的学习自然就是接受这些“东西”。学生不管怎么想，最后都要和课本上说的一样，答案只有一个，如果与标准答案相左那就是错。这种对知识、对学习误解的“银行式教育”，严重阻碍了学生主体性、创造性的发挥。教学实践证明，对待知识的理解，决定着我们怎样理解教学，理解学习，理解教学的目标、过程，进而影响着我们的教学策略和教学行为。根据现代知识分类理论，按知识的本质属性可以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陈述性知识表达的是“是什么”;程序性知识包含了策略性知识，是“怎么做”的知识。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建构过程是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过程，尤其对程序性知识的获得，更加离不开学生的主体参与和主动建构。传统的初中政治教学之所以“高耗低效”，其主要症结就在于只重视初中政治陈述性知识的单向传递和死记硬背，而忽视程序性知识的习得和个人知识的形成，因而难以将获取知识升华到拥有智慧，初中政治教学的事倍功半也就不难理解了。
3. 以完善知识结构为核心
建构主义者认为，人的知识是主动建构起来的，学习的实质就是学习者的经验系统的变化，也就是说，学习者经过学习，对所面临的新事物、新现象、新问题、新知识、新信息做出了“个人”的理解，赋予它们一定的意义，并纳入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这样就使原有的经验系统得到了重组、转换或者改造，从而完成了一次学习的过程。依据这个观点，学习离不开学习者原有的知识，是在先前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学习的结果就是在学生的“经验系统”里增加新的知识意义，使学习者的“先前经验”发生变化。但就学生个体来说，这种变化不是机械的、累加的，而是有机的、融合的，是一个与先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的经验系统的提升。
长期以来，初中政治教学不太重视学生知识的内化和巩固，对学生知识系统的构筑途径大多为死记硬背、题海战术，通过反复、机械、孤立的训练，于是经常出现了许多学生考查课本内的“死知识”毫不畏惧，一旦超出课本，遇到灵活的知识或新的“问题情境”就茫然了。在我国，有的研究者就明确指出，政治课是一种“真理模式课程”，“它以内容和思想为教学内容，以培养学生的政治素养为目的。因此，政治课的程序是一种知识论的程序论，它不以语意知识体系为参照背景，而以学生的知识能力的发展规律为教学活动的序列”。这就启示我们，政治课的学习和训练不是在于知识本身的全面性，不是通过训练量的增加和知识量的积累来建立和完善知识结构的，而是在于学习者的自主努力，通过参与、体验、实践，整体地获得一种素质，强调学习和训练的实践性、过程性、体验性、整体性和综合性，从而完善学生的政治知识结构这一学习核心。
四、结语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知识并非是被动地接受的，而是有认知能力的个体在具体情境中与情境的相互作用而建构出来的，这样获得的知识才能真正为学生所拥有。因此，学生对知识的学习不应只是无条件地接受教师或书本的传授，而应主动选择、主动建构，并将知识纳入自己的经验世界。所以利用建构主义的理论来指导初中政治教学是很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如何让它更好地发挥优点，还需要广大的教师进行实践和探索。
参考文献
[1]李三虎.当代西方建构主义研究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 199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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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大均·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恐怖主义国际形势政治 篇11
核安保（nuclear security）和核安全（nuclear safety）在英文中是两个词，在中文中都可翻译成“核安全”，但两者含义不同：前者指的是为防止核武器、核材料被窃取及核设施被破坏而采取的保护措施；后者则指对核设施、核活动、核材料和放射性物质采取必要和充分的监控、保护、预防和缓解等安全措施，防止由于任何技术原因、人为原因或自然灾害造成事故发生，并最大限度减少事故发生情况下的放射性后果，从而保护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免受不当辐射危害。为加以区分，中文一般把前者译为“核安保”，后者译为核安全。30年前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2011年发生的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表明，核安全和核安保是紧密联系的，没有核安保就不可能有核安全。
加强核安保是防止核恐怖主义的最有效的方法。核恐怖主义的活动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窃取一件完整的核武器；二是窃取或在黑市购买裂变材料，制造和引爆一件粗糙的核武器；三是攻击或破坏核设施，特别是核发电厂，造成大量放射性泄漏；四是非法获取放射性物质，制造或引爆放射性分布装置，即“脏弹”。一旦发生核恐怖袭击，除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外，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还将造成巨大的环境和生态灾难。此外，核恐怖活动还给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带来影响。因此，“核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核安全事件的影响超越国界。”从国际安全的角度看，核安保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三大支柱——核裁军、防扩散和和平利用核能——的基础。
冷战后，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制造技术的扩散，恐怖主义组织试图窃取核武器和核材料的活动多次发生。例如，近20年来，“基地”组织一直试图购买被窃取的核材料和武器，多次试图获取核技术。本·拉登曾称，获得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一种“宗教责任”。“基地”组织还在阿富汗的沙漠中为其核武器项目进行粗糙的常规爆炸试验。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于1995年在东京地铁实施沙林神经毒气袭击事件之前，也多次前往原苏联地区招募追随者，寻求购买核武器和核材料。目前，尽管本·拉登被击毙，“基地”组织遭到重创，但核恐怖主义威胁并未消失。特别是“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兴起，给国际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国际反恐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前不久在对布鲁塞尔恐袭案的调查中发现，“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成员对比利时核电厂一名高管实施了监控，这暴露了恐怖主义分子窃取核材料、破坏核设施以造成核辐射扩散事故的企图。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2014年7月攻占伊拉克摩苏尔城时，从摩苏尔大学攫取了约90磅的低浓铀，尽管被攫取的这些核材料还不足以造成重大的安全、安保和核扩散风险，但由于“伊斯兰国”比其他恐怖组织拥有更雄厚的财力、且控制了大片的领土、有更大的能力从全球招募核科学家，一旦转向寻求核武器，将对国际安全和全球反恐造成更不利影响。
以上充分说明，核恐怖主义威胁是现实存在的和紧迫的，“核恐怖主义是我们时代最严重的威胁之一”，而加强国际核安保合作，确保核武器和制造核武器材料的安全是减少核恐怖主义威胁最有效的方法。
国际社会加强核安保的措施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除强化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外，还在加强核安保、应对日趋严峻的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减少核武器和武器用核材料的存放场地。目前全球数十个国家共有1400吨高浓铀，已分离钚的数量近500吨。全球浓缩铀和钚等核材料库存的增长加大了核安全风险。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守估计，只要25公斤的高浓缩铀或8公斤钚就可以制造一件核武器。另据专门从事核问题研究的非政府组织“易裂变材料工作组”预计，全球现有足以制造12万枚核弹的武器级铀，这些储量中只要有0.01失窃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而冷战结束以来，涉及核材料的事故频频发生。仅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的高浓铀和钚失窃和丢失事件就高达18起。因此，减少武器用核材料存放地点、使恐怖分子难于获得，成为核安保的一个主要措施。
二、把民用高浓铀研究堆转换为低浓铀研究堆。研究堆是主要用来生产用于医学或生物学的放射性同位素的反应堆，在培训科学家和工程师、测试发电厂反应堆使用的燃料是否符合标准、试验和生产新的材料、诊断和治疗疾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全球十多个国家约有超过200多座研究堆使用高浓铀（至少含有20%的铀235）作为燃料，其中多数是武器级铀（铀235含量达90%左右），这些研究堆多数是在美国或俄罗斯帮助下建设的。这些民用核设施的安保普遍不尽人意。因此，防止核材料失窃的另一项措施是把民用高浓铀研究堆转换为低浓铀研究堆，同时开发不用高浓铀的医用同位素。
三、升级核设施安保。2013年年初，美国一个83岁高龄的天主教嬷嬷和其他两名和平主义者潜入美国能源部核安全局位于田纳西州橡树岭存放武器级高浓铀的设施，这一事件暴露了美国核设施安保的严重漏洞。此外，还曾发生南非核设施遭武装分子攻击的事件，“基地”组织和车臣恐怖组织也曾计划和攻击核设施。而有的国家的一些核安保设施落后，仅安排夜班值守和铁丝网围墙，安保措施不到位，亟待加强。
四、加强国际核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国际核安全合作机制，指的是在核安全领域建立相应机构、制定行动计划、协调各国行动准则的一系列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建立和加强国际核安全合作机制，以使各国在建立核安保标准和目标上进行合作，就加强核安保的下一步措施展开对话和作出决定，确认各国在提供有效的核安保方面履行责任，追踪各国在完成核安保义务方面的进展，是确保核武器、核材料和核设施安全的重要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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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国际核安全合作机制是在防扩散机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主要是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刑警组织、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伙伴计划等五个国际组织和倡议的框架。从内容上细分，现有国际核安全制度包括有约束力的公约和合作性框架两大部分。有约束力的公约主要有：1980年制定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2005年修正案、《打击核恐怖主义活动国际公约》（也称《核恐怖主义公约》）、《核安全公约》。合作性框架主要有：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及《与核恐怖主义作战全球倡议》、《防扩散安全倡议》、《强化核安全执行倡议》等。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的发言中所强调的：“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是核能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更是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完善世界秩序的重要环节。”
未来面临不确定性
近十年来，国际核安保合作获得显著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核材料安全方面，从冷战结束后到2016年3月，57个存有武器用核材料的国家中有30个国家移除了其领土上的核材料，约180个使用高浓铀燃料的研究堆被关闭或转化为使用低浓铀燃料，阿根廷、瑞士、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整个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成为无高浓铀国家和地区。二是不少国家加强了对核设施的安全保障工作。三是强化了国际核安全机制。2005年召开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大会，越来越多的国家批准了修正案，同时建立了核安全峰会进程。此外，一些国家还做出承诺，强化核安保规则制订，其中比利时决定在核设施部署武装保卫人员，同时加强对核设施工作人员的管理。
尽管国际核安保合作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面临严峻的挑战。
首先，美俄核安保合作停滞不前。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和武器用核材料。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核安保工作取得巨大进展，但仍面临来自“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等恐怖组织的严峻挑战。此外，俄罗斯核设施设备老化、联邦政府削减核安全开支、有组织犯罪猖獗等也对俄核安保带来挑战。冷战结束后，美俄在核安全领域的合作持续了20多年，即使在两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中断。2011年，俄罗斯科学院美加研究所和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联合发表了《美俄核恐怖主义威胁联合评估》的研究报告，这是美俄有史以来首次的联合安全评估。美俄共同发起的《与核恐怖主义作战全球倡议》成为全球核安全合作框架的制度之一。但近年来，由于美俄之间在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问题上的对立和冲突加剧，美俄核安全合作陷入停滞。2014年年底以来，俄罗斯在大多数核安全领域中断了与美国的合作。今年1月，俄罗斯宣布不参加第四届核安全峰会。美俄核安全合作停滞对俄罗斯和原苏联地区的高浓铀堆转换带来实质性影响。
其次，美国削减国际核安全合作开支。近年来，美国用于核安保合作的开支由2012财年的8亿美元下降到2016财年的5亿美元，2017财年将进一步削减到4亿美元。其中，作为旗舰项目的“国际核安保”削减近2/3，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标准。奥巴马政府还拟在今后五年里，逐年削减核安保开支。
再次，确保全球所有核材料安全的目的还远远没有达到。由于设计和制造美国和欧洲高效能研究堆转换所需要的高浓度燃料比原先预计的要复杂得多，近年来，民用高浓铀核反应堆转换进程放缓。到2014年，全球仍有120座使用高浓铀燃料的研究堆。全球已分离的民用钚材料数量巨大，但迄今为止以减少这些材料的数量和存放地为目标的相关制度还没有建立。此外，在强化核武器和军事储存武器用核材料安全方面还没有提出具体倡议。
第四，在核安全机制方面也存在不足，例如，在如何确保核武器或核材料安全方面仍没有一个约束性的全球标准，各国在执行的有效的核安全措施中还没有建立全球信任机制，各国核安全文化建设亟待加强，等等。
最后，作为国际核安全合作机制之一的核安全峰会进程能否持续，也存在不确定性。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把核不扩散和核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和核政策的重点，把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合作为其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担忧全球核材料保护不当将导致核恐怖主义。奥巴马执政后，倡议召开了核安全峰会，希望借此把美国的首要关切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敦促各国确保其核材料和核设施安全，分担防范核恐怖主义责任，推销美国的核安全观。迄今已召开四届的核安全峰会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核安全的关注，把核安保提升到高级政治的领域，加深了国际社会对核恐怖主义威胁的认识，为各国采取进一步措施开展高层对话提供了一个定期论坛。虽然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与会各国重申要加强国际核安全合作，但奥巴马卸任后，人们对新一任美国总统是否把核安保放在政策的首要议程中仍存有疑问，这也为核安全峰会能否延续画上了问号。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恐怖主义国际形势政治 篇12
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课的有效教学设计
(一)确定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的确立是教学的关键第一步,确定了明确的教学目标,才有利于接下来教学工作的开展。教学目标确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知识目标的确定。知识目标确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明确学生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范围。在学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一课程时,通过对教学目的的探讨,教师需要帮助学生明确哪些是识记的内容,哪些是需要理解并熟练运用的内容。例如,基本的相关概念学生需要识记并理解,同时会区别两种思想的不同,最终达到理解并能够通过实际事实来进行说明和运用。第二,能力目标的建立。学生对两种哲学观念的认知能力,以及对其他哲学思想的分析能力等目标的确立,即是有效能力目标的建立。第三,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目标。通过对先进理念进行学习来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之一。就本课来说,学生需理解客观的哲学思想是科学的,不应坚持盲目的主观唯心主义。从而建立起科学的哲学观念和情感目标。
(二)分析教学内容
对教材进行分析和板块划分是教学的重要环节,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对课本结构的分析。本课程内容可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即是唯物主义,体现了其三种基本形态以及主要观点和缺陷性;第二个部分是主观唯心思想,展示基本内涵和主要思想。二是对课程重点难点的划分。本课的难点是对两种思想不同的理论的区分,只有理解其区别,才能将其更好地与实际相结合。教师可通过历史典故或举例说明两者的区别,以加强学生对其理念的理解。三是教育性因子的划分。该课程的教育性因子主要体现在两个基本理论点上,学生通过对理论饿学习,深刻认识到社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科学的、合理的客观唯物主义思想。
(三)选择教学方法
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式。第一,讲授法教学。讲授法主要通过教师的讲述和对知识点的传授。针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教学,一方面,教师可根据教材内容来进行讲授,通过对基本理论的区分,对知识点的梳理讲解来帮助有效的获取知识,并逐渐系统化。另一方面,教师也可根据实际的学生学习状态来进行讲授,根据学生对相关哲学概念的理解程度,和获取知识的能力来进行讲授。第二种方法是探究法。探究法相对来说较为开放,本课程针对性较强,学生科教材知识点进行理解并互相交流和讨论,从而解决疑惑或得出答案。此方法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方法的形成。
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课的有效实施
(一)创设教学情境
教学情境的创设有助于学生更加充分地理解哲学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可对教学问题和探究情景进行创设。针对两种哲学思想的对立这一知识点,教师可与实际紧密结合,并向学生展示相关材料,通过材料来反映出两种哲学思想的区别。而探究情景的创设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好奇心,以提高学习效率。例如,教师可进行提问“唯物主义都是正确的吗?”学生科根据这一问题进行展开和思考,并积极发表观点。教师再对学生的回答进行点拨和讲授,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认识。
(二)建立学习小组
教师可依据教学目标,向学生分配学习任务,例如“对两种哲学思想进行异同点分析”,并组织学生成立学习小组。可选择成立固定的学习小组。小组成员对学习任务进行分析之后,根据各个成员的情况不同分配不同的探索任务,进行讨论和总结,成员之间还可互相帮助,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促进学习目标的完成。另外,根据课程的重点难点,也可选择临时分组,即让学生自由组合。小组的建立,形成了又一个集体,教师可对这些集体进行知识点理解程度的考察,并根据各小组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点拨。
(三)总结教学结果
教学成果的总结不仅需要教师进行总结,学生也需要对自身的学习情况进行总结。学生的总结主要是为了对已学的知识点进行再次梳理和理解的加深,并通过总结明确还有哪部分的知识理解的还不到位,需要继续学习和理解。例如,除了对基本思想的识记、理解和运用,学生还需了解不同时期、不同特点的哲学思想的重要事件和代表人物等。教师在进行总结时,应向学生强调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通过对基本知识点的理解,来进一步了解不同的哲学思想为个人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并帮助学生善于将科学的理论应用于生活和实际。
结束语:
笔者以高中政治教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例,详细分析了实际教学过程中,提升教学效率的措施和建议。目前,有效教学的实施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有许多问题和缺陷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有效教学的实施和改进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程。
参考文献
[1]张文喜.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能否突破传统式的对立[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