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怖主义犯罪

反恐怖主义犯罪（通用6篇）

反恐怖主义犯罪 篇1

1 我国洗钱渠道主要是银行业金融机构

洗钱主要是针对法律以及金融体系当中的漏洞完成这一犯罪的, 洗钱犯罪活动频发的国家或地区的典型特点就是法律和金融制度的不完善, 所以仅从这一点出发, 健全防腐败犯罪制度体系就非常重要也是必须完成的; 正因为目前我国相关制度尚不完善或欠缺才给了腐败和犯罪分子利用相关体系进行洗钱、从事犯罪活动的机会。金融业成为腐败洗钱的主要渠道, 原因在于各类金融交易可以很好地将资金来源隐匿起来, 使资金来源显得非常正规, 检察机关也难以找到蛛丝马迹, 想要找到资金来源需要耗费很大的力气、完成烦琐的工作, 但是结果来源却不一定真实可靠。我国金融反洗钱体系真正发展的时间并不长, 所以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和缺陷, 很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进行洗钱活动而使得黑钱变为白钱、干净钱。

尤其是金融业的核心银行成为洗钱利用的主要渠道;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中央银行, 对各商业银行进行监管和服务, 各商业银行的大部分业务数据必须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处理, 其每日成交当中进行的一些大单交易能够有效的监督核查, 但因数据庞大和部分特殊业务及制度不完善方面存在的漏洞, 难免会有所缺失和遗漏或处在一种无法监管和无能为力的尴尬境地。所以健全人民银行管理制度是首要的; 人民银行对聚集的各商业银行数据能够更加直接深入有效监管, 则可以更好地发现洗钱犯罪动向, 只要银行监管制度健全并且被有效执行, 就能够遏制腐败犯罪分子通过银行渠道洗钱, 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反腐败反洗钱的重心。

2 反洗钱对于我国的紧迫性

当前随着金融业全球化的发展, 使得犯罪分子洗钱的手段越来越高明, 洗钱活动自然进行得更为频繁, 犯罪分子利用各种金融交易品以及国际国内金融机构进行洗钱, 使得查处的难度日益增加令其洗钱成功率也不断提高, 从而刺激犯罪分子不断从事洗钱活动, 甚至出现了一些专业洗钱的机构代理洗钱活动。如今我国的洗钱犯罪也形成了一些比较鲜明的特点, 第一, 洗钱机构越来越多并且具有相当专业的手法, 这类机构一般雇用对金融业相当熟悉的人员从事洗钱犯罪活动, 当中不乏一些在证券、银行等金融机构从业过的高级人员, 他们对于金融体系的漏洞可谓了如指掌, 所以洗钱手段相当高明往往能够成功避开现有的管理体制, 从而帮助腐败分子和犯罪分子洗脱资金来源不正的嫌疑; 第二, 通过技术方式进行洗钱比如做假账等, 这属于一种极为常见的手法, 因为实施起来比较简单。

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在防腐败反洗钱犯罪方面的体制相对来说健全很多, 所以犯罪分子一般不选择此类国家而是选择新兴国家; 比如亚洲国家成为洗钱犯罪的主要工具。我国金融体系面向国际开放的时间较短, 所以在制度方面存在诸多不足, 加上现有制度的某些方面本身的不健全, 更是成为了洗钱的主要选择对象之一。国内腐败分子通过国际国内金融体系可成功将钱转移到国外, 一旦东窗事发之后可以轻松逃到境外并且合法拥有其在境外的资金, 这也是近年来我国贪官外逃前必备的工作之一。而国际犯罪分子也利用我国金融体系频繁从事洗钱犯罪活动, 使得我国反洗钱面临越来越大的麻烦, 面对国际国内洗钱犯罪的压力使得我国必须改革完善现有的防腐败反洗钱制度体系才能更好地遏制住不断上升的洗钱势头。通过洗钱导致我国每年流失的资金超过两千亿元以上, 而这仅仅是可监测到的数据也就是说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一些人士甚至表示每年至少有五千亿元人民币流失到境外。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所以防腐败反洗钱犯罪对我国来说可谓迫在眉睫。

3 建立反洗钱中心具有深远意义

虽然早些年中国人民银行已经牵头反洗钱犯罪相关工作, 但是因为反洗钱不仅仅需要对银行数据进行监督, 还需要众多部门的配合才行, 比如财政、工商、公安、海关、外汇管理等行政部门, 甚至连同法院、检察院等都必须联系起来, 如此才能构建一个真正具有效力的防腐败反洗钱中心。但是当前我国甚至没有明确谁在反洗钱工作当中占据核心地位也就是领导地位, 没有真正具有指挥权力的部位, 那么开展反洗钱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是多么巨大, 只要当中某一个部门不服从指令, 那么将对整个反洗钱犯罪工作造成严重的影响。

一是应将市场经济下所有涉腐犯罪纳入洗钱上游犯罪, 犯罪类型可拓展到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境外存款隐瞒不报罪等罪名, 犯罪主体不仅限于公职人员, 还应包括与公职人员个人关系或工作关系密切的私营部门和自然人等, 洗钱犯罪不仅囊括现有转换、转移、隐瞒或掩饰腐败犯罪所得等洗钱方式, 还应涉及腐败洗钱犯罪未遂和共犯等行为方式。

二是配套建立完善政治敏感人物名单和公职人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应尽快建立起我国的政治敏感人物名单库, 不仅包括外国政要人物, 且应涵盖在国内特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掌握一定公共资源的公职人员, 同时建立起获取并持续维护政治敏感人物名单库的信息渠道, 明确对政治敏感人物的反洗钱措施。

三是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防治腐败的反洗钱机制扎根于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越完善, 地下经济金融的生存空间就越小, 反洗钱对腐败犯罪的监控体系就越完善。一方面要加大支付设施建设力度, 减少现金方式结算, 同时加强现金管理, 最大限度地消除现金这一腐败洗钱黑洞; 另一方面, 还要加紧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全面规范市场和商业领域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和管理, 按照公共利益优先和安全保密的原则, 在充分发挥经济金融系统反腐败功能的同时, 避免侵害市场经济主体的正常信息权益。

作为资金集结的中心, 人民银行显然应该担当起反洗钱中心的领导者, 一旦发现异常数据可以利用其权力迅速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核查, 从而提高反洗钱效率令腐败分子无法拖延时间和做其他准备。此外银行必须建立完善的内部制度, 比如开户方面的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核实开户人的身份信息对于预防利用他人户头从事犯罪洗钱活动有着重要的作用。还要注重培养银行从业人员的反洗钱意识, 通过人员和监测系统更好地杜绝洗钱犯罪, 防腐败和反洗钱可谓是相辅相成, 腐败分子往往借助洗钱方式成功逃脱监管, 以银行领导的反洗钱中心的建立对于打击腐败分子、预防资金外流等具有重要意义。

防腐败反洗钱犯罪制度的完善健全将是树立我国政府公信力、稳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

摘要：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滋生了越来越多的腐败洗钱犯罪, 腐败犹如一颗毒瘤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为此健全防腐败反洗钱犯罪制度体系对于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有着长远而重要的意义。银行金融业作为资金周转中心, 加强防腐败反洗钱工作至关重要, 这不仅有利于更好地打击腐败犯罪分子, 还有利于降低银行自身存在的风险性, 对于整个金融业的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当前, 社会各界人士, 从政府到民间学者都在积极探讨如何完善防腐败反洗钱犯罪制度, 这将和我国政府、人民生活产生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防腐败反洗钱,制度健全完善

参考文献

[1]周军明.反洗钱在预防和惩治腐败中的作用与机制研究[J].西部金融, 2010 (10) .

[2]阮晓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及其完善[J].法制与社会, 2011 (7) .

反恐怖主义犯罪 篇2

车险领域反保险欺诈犯罪工作已经受到财险公司内部和社会各界关注，但是关于车险领域的反保险欺诈犯罪的实践理论研究却存在一定的滞后，本文从车险领域保险欺诈犯罪的特点、车险领域保险欺诈犯罪行为的主要类型、车险保险欺诈行为出现的新动向、车辆领域反保险欺诈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车险领域反保险欺诈的主要措施等五个方面简析目前险领域反保险欺诈犯罪难点问题及对策，旨在为反保险欺诈犯罪工作建言献策。

□葛朝阳

车险领域保险欺诈犯罪仅为保险诈骗犯罪的一大类型，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大国来临，车险已成为商业财险公司的龙头险种，车险保费收入已占到各家财险公司全险种保费收入80%以上，由于车险社会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大，对经营财险的财险公司尤为重要，车险领域反保险欺诈犯罪工作也越来越受到财险公司内部和社会各界关注。但是，关于车险领域的反保险欺诈犯罪的实践理论研究却存在一定的滞后，原因在于：一是车险蓬勃发展才是近二十年来，时间较短，在车险欺诈犯罪方面，取得和积累的案例和司法经验还不多；二是虽然我国法治进程不断加快，但是机动车辆保险这一经济领域对法律工作者来说仍非法学研究的热点，法律工作者对这一领域涉足不深。同时，从事机动车辆保险的保险从业人员由于不具备丰富的法律学识，虽然从事丰富复杂的反保险欺诈犯罪的实践工作，但是不能进行系统性、合法理的总结和提炼，升华到法学理论层面。有感于此，笔者对部分车险领域反保险欺诈犯罪难点问题及对策简析如下：

一、车险领域保险欺诈犯罪的特点

1.违法犯罪主体多样，主要是投保人、被保险人、交通事故或保险事故中受害、受损的第三者，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维修保险车辆的维修人员，而损失金额较大的涉及车辆碰撞的案件多为汽车修理业内人员所为。2.主观方面多为直接故意，被保险人、投保人大多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致使道德失衡，诱发道德风险，骗取保险赔款；而受损的第三者多因被保险人侵权，认为侵权人应赔偿其因事故造成的一切损失，或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伪造虚假单据和证明材料，夸大损失程度；维修保险车辆的维修人员利用与客户的修理合同关系，人为扩大保险损失或精心策划、制造虚假保险事故，通过财险公司理赔，非法获取维修利润。3.客观方面表现为采取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骗取保险人的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

二、车险领域保险欺诈犯罪行为的主要类型

1.实施先出险、后投保或后加保其他以前未投保险种行为，骗取保险赔款的；2.伪造虚假单据和证明材料，夸大人身损害程度或搭车看病，骗取保险赔款的；3.移花接木，假借他人牌照，故意造成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的认定错误，骗取保险赔款的；4.隐瞒事实，伪造事故现场，谎称保险责任事故，骗取保险赔款的；5.故意制造事故，骗取保险赔款，骗取保险赔款的；6.保险车辆私下转让或因民事、经济纠纷被利害关系人占有，而以全车被盗抢为由骗取保险赔款的；7.空车套贷，空车投保，诈骗银行贷款，恶意向保险人转嫁贷款风险的；8.通过处理人伤的案件的“黄牛党”，故意夸大人身损害程度，通过伪造、变造证据，捏造事实、恶意串通等手段，恶意提起民事诉讼，欺骗司法审判机关，骗取保险赔款的；9.利用财险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对实施保险诈骗的车辆在多家财险公司重复投保商业车险，违反损失补偿原则，以同一事故、同一损失向多家财险公司索赔，骗取保险赔款的。

三、车险领域保险欺诈行为出现的新动向 1.存有欺诈可能的客户在保险标的选择上多选择老旧进口车型，在承保时故意不告知保险标的实际交易价格，利用展业人员多收保费的心理，故意以高于保险标的实际交易价格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金额投保。一种方法是在一年保险期内故意制造多起保险事故，在材料费上做文章，取得多次保险赔款，积小赢为大赢。另一种方法是故意制造保险标的全损事故，利用出险时实际价值难以确定这一制约因素，通过谈判、诉讼手段，从中获得不当利益。

2.在作案险种上，从过去的多选择车损险作案转化为在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上作案。如保险诈骗犯罪分子可选择一台老旧货车为保险标的物，故意伪造多起该老旧货车负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的双车碰撞或多车碰撞保险事故，利用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在多次赔付后，责任限额不变的特点，在该老旧货车的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项下索赔，获取保险赔款。

3.在办理保险时往往采用挂靠行政事业、企业单位的方式，在保险合同上掩盖保险标的的归属，少缴保险费；同时，出险后，让保险人认为保险标的为行政事业、企业单位车辆，而放松警觉，导致欺诈容易得手。

四、车辆领域反保险欺诈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1.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刑事法律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的欠缺，难以对欺诈金额较小的保险欺诈行为进行规制。《刑法》第183条、第198条、第266条和《关于严惩破坏金融秩序犯罪活动的决定》中关于对金融诈骗罪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有关规定，刑法虽然对保险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修理人员人员实施保险欺诈行为的应以诈骗罪定罪量刑）、起刑点金额（保险诈骗罪为10000元，诈骗罪为2000元）有明确规定，但保险理赔的实践证明，保险诈骗罪的起刑点过高，难以对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诈骗行为进行打击。同时，对保险诈骗罪与诈骗罪未遂与既遂的认定，普遍认为犯罪嫌疑人通过实施诈骗，未获得财物，应认定为未遂，而未遂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打击保险欺诈犯罪的力度，致使许多犯罪嫌疑人因保险诈骗未遂而得不到应有的惩罚，由于违法犯罪的成本太低，保险欺诈愈演愈烈，尤其缺乏立法保障，财险公司只能在保险欺诈面前无奈、被动的防御。另外，罪与非罪、罪名认定上还存在一些灰色地带。如投保人实施的先出险、后投保欺诈行为，有观点认为该行为不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这一情形，而属于合同诈骗罪，原因在于机动车辆保险合同是附期限的合同，保险人仅对保险合同期限内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而投保人、被保险人将保险期限外的事故故意报案称发生在保险合同期限内，来骗取保险赔款。此行为更加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行为特征，笔者也倾向认同这一观点。

2.法律难以赋予财险公司理赔人员侦查的权利，加之理赔人员缺乏调查取证技能的专业培训，致使无法取证或者取证不合法，难以作为证据使用，更谈不上举证，使财险公司望“证”兴叹。实践证明，不少案件的举证不足，关键是涉案初期，就没有按照法律要求的规定办事，等到诉讼举证时，环境、条件已被破坏，给诈骗活动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3.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和受损的第三者的信用缺失直接导致保险欺诈行为的产生，让财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平等公平的合同关系变得复杂，财险公司考虑到今天欺诈者是昨天的客户，或许会成为明天的客户，对其欺诈行为的处理让财险公司为难。4.社会各界力量难以联动，也是制约反保险欺诈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打击汽车盗抢为例，甘肃省兰州市成立了反盗车大队，而许多地方并未成立专门打击车辆盗窃的公安队伍。但是兰州反盗车大队也常因警力、经费的不足，难以扩大战果。

5.财险公司业内联防机制亟待建立完善。目前，在财险公司同业间缺乏有效沟通的情况下，特别是第三者车损由哪家财险公司定损的问题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协议规定，很容易被他人钻了空子。目前，各家财险公司之间在理赔上几乎没有什么合作，这无疑给骗赔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投保人在一家财险公司屡次骗赔被察觉后，会转而投保到别的财险公司，因为信息不对称，新投保的财险公司无法防备其骗赔行为，等到其因为再次骗赔被发现，损失已经造成。

五、车险领域反保险欺诈的主要措施

骗赔提高了财险公司的赔付率，增加了财险公司的经营风险。要防范骗赔案件的发生，各财险公司就必须强化承保理赔机制，完善各项理赔管理环节，把被动的“事后控制”转变为主动的“事前预防”，尤其对疑难案件，应加强财险公司业界的排查力度，共享业内的保险信息共享；同时，与公安机关建立长效联络机制，充分利用全国公安车辆信息查询系统、全国被盗抢汽车管理系统和公安队伍的技术侦查力量，加大骗赔案件的调查、取证、勘查、侦破、打击力度，实现资源共享，真正对骗赔者形成威慑力。财险公司内部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要切实加强报案记录工作。从查出来的骗赔案看，有的案件出险后未及时向公司专线报案，许多造假行为是在报案前发生的。因此，要求客户要按规定时间向报案专线报案，接案人员应认真做好相关记录工作，保存好电话录音。在非车险操作过程中，很多案件都是案件处理好了才向公司索赔，大部分案件的造假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因此，要认真建立报案登记及案件进展情况登记。这不仅有利于防止骗赔案的发生，也有利于公司加强未决赔款的管理工作。

2.加强与同业间的联系和沟通，进行深度合作。目前，在各地保险同业公会的牵头组织下，相继成立了当地反保险欺诈工作委员会，在组织架构建立的前提下，重点是加快财险公司间的反保险欺诈的信息化建设，使财险公司之间能够建立起良好的信息沟通平台，做到欺诈信息共享，共同打击保险欺诈犯罪。

3.全面提高第一现场查勘到位率。进行现场查勘是防范保险骗赔最为重要和有效的手段，特别是要尽可能追溯查勘第一现场。查勘时应将损坏部位与客户陈述进行认真对比，对于不相吻合的情况要一查到底。查勘人员切忌人云亦云，应认真仔细查勘，从各方面、全方位、多角度来审视案情。进一步完善车险的定损流程，实施查勘、定损工作分离的防范措施，回收车辆换下来的旧配件，以检验维修厂对车辆修理的真实情况等。

4.防止汽车修理厂代理索赔实施骗赔行为。有的案件由客户委托汽车修理厂代理索赔。由于修理厂经常跟财险公司打交道，熟悉公司的操作流程和规范，甚至有的修理厂专门研究财险公司的漏洞，而许多车主不了解财险公司的操作过程，怕麻烦，将索赔全权交修理厂，有的修理厂为自身利益人为扩大损失，易产生多赔的骗赔案件。对修理厂代理车主索赔的案件要严格把关，做好记录，要求提供被保险人的委托书，联系方式，以便及时了解真相。

5.加强赔款透明公开工作。要加强与出险车主的联系和沟通。事故发生后，为了保证出险车主的权益，查勘人员必须和出险客户联系。赔款付出后，理赔人员应积极联系车主了解赔款是否真的领到手了，领到了多少，特别是只有车损和代理赔的案件。

6.全面核实有关职能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对客户提供的交警、派出所、消防等主管部门和医疗机构的证明，如发现疑点，必须赴出具证明的单位或部门查阅存档材料，核实真伪。对于金额较大的单方事故，理赔人员到第一现场调查取证。7.加强承保验险，特别要注意保险标的有无可保利益，限制老旧车型高额投保，对增加保额和承保条件等关键要素的，承保部门在批改前要与理赔客户服务中心加强沟通，掌握车辆的实际状况。

8.查勘定损人员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高度的职业敏感。加强理赔队伍建设，提高人员素质，是防范道德风险的关键。目前，打击骗赔的方式更多限于公司理赔队伍人员，从事现场查勘、质询、调查等工作。查勘定损人员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高度的职业敏感。理赔人员应具备较高的专业技能。对假赔案的判断不能只是依据本公司范围内的数据和经验，而要不断地更新自身的知识，提升自身的业务技能。要切记“拥有黄金千两，不如一技在身”。专业技术是每个定损员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加强理赔队伍建设，经常进行业务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尤其显得重要。此外还要不定期进行赔案抽查、定损复查，一旦发现业务员参与骗赔行为的，严格按照公司的处罚办法处理。

恐怖主义犯罪研究综述 篇3

一、恐怖主义定义

恐怖主义犯罪概念中，最核心的是“恐怖主义”。因此要界定恐怖主义犯罪，首先就应明了什么是恐怖主义。针对恐怖主的概念，有众多说法。《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就恐怖主义的的定义是这样的“恐怖主义是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各种政治组织、民族团体、宗教狂热者和革命者、追求正义者以及军队和警察都可以利用恐怖主义。”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则将恐怖主义看作是政治暴力的三种形式之一，认为恐怖主义是“政府、受害人和社会都感觉到难以控制的隐蔽性暴力活动一其目的是扰乱正常生活并迫使政府考虑该活动的目标。”《美国法典》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经过预谋的，有政治目的且针对非军事目标的，由非国家的集团或秘密组织进行暴力活动，其目的通常是影响大众”。而俄罗斯《反恐怖主义法》第三条则规定。恐怖主义，指企图杀害国家或社会要员，采取暴力或以暴力威胁自然人或组织，毁灭(损坏)或以毁坏(损坏)财产或其他物质客体相威胁，其目的在于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公共安全或社会政治局势的稳定以及国际法律秩序，或强制国家机关通过对恐怖分子有利的决定或满足他们非法物质利益和其他利益。

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越来越多，所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但是至今恐怖主义到现在来说也没有一个确切的为大家所公认的定义，进而也就没有就恐怖主义犯罪达成共识。这样对我们解决恐怖主义犯罪带来不便，期待不远的将来学术界能就这个问题达成一个共识。

二、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的界定

(一)恐怖主义犯罪的犯罪学概念和刑法学概念

1认为恐怖主义犯罪时犯罪学上的概念。有的学者认为，研究恐怖主义犯罪是为了发现其根本的成因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从而找到抵制和防范恐怖主义犯罪的对策。由此决定，恐怖主义犯罪时犯罪学意义上的概念。还有学者认为，从刑法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危害性是一种价值判断的东西，不同社会的人们有不同的判断标准，用刑法学的犯罪概念分析恐怖主义的犯罪性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2认为恐怖主义犯罪应包括犯罪学概念和刑法学概念。有学者认为，犯罪学上的恐怖主义犯罪不一定是被国内刑法或国际刑法明确规定的犯罪行为。在刑法学上，恐怖主义犯罪可以理解为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作用也社会实践的行为和现象，并且这种社会行为和现象是对恐怖主义活动(行为)的法律评价。因此，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既可以从犯罪学的角度研究，也可以从刑法学的角度研究。

(二)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体系

有的学者认为，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建立一个概念体系：一是简明的广义定义，用于一般的宣传，宜粗不宜细；二是全面的理论定义，用于理论研究，宜细不宜粗；三是执法部门可操作的定义，用于区别战争与刑事犯罪，从而恐怖主义犯罪应包括政治定义、司法定义、学术定义等。

(三)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的分布定义

有观点认为，国际社会经历了长时间得到磨合仍旧没办法出台恐怖主义犯罪的定义，因此可以采取通过分布定义的方法界定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第一，法律地位上的分布。国际社会对某一国际问题往往可以取得相同认识，但各国在何时依照这种认识行事却难以达成共识。因此可以通过联合国大会决议、宣言的方式界定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第二，抽象程度上的分布。国际社会在无法提出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统一的、抽象的定义之前，先就恐怖主义的各个方面逐一达成协议，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补救办法。

三、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

有学者论述恐怖主义犯罪的心理和行为特点。

(一)恐怖主义犯罪人有以下心理特征：

1认知特征。主要表现两方面，即认知过程的强烈的偏执型，以及认知结构中强烈的反社会的恐怖哲学和合理化认识。

2情感特点。由于对世俗社会的极端失望和对敌手的极端仇视，对自己追求目标的极端绝望，使恐怖犯罪分子大都持有一种极端麻木冷酷的情绪状态。

3意志品质。恐怖分子并无一般犯罪较为常见的动机斗争和心理冲突，投机冒险心理极为强烈。

(二)行为特点：

1、目标的层级性、目标的针对性和对象的泛化。2、恐怖手段的暴力性。3、准备的周密性和事发的突然性。4、恐怖活动的有组织性。5、恐怖影响的持久性。6、恐怖活动的神秘性。7、恐怖活动的跨地域性。

(三)还有学者认为，恐怖主义犯罪具备以下特征：(1)恐怖主义犯罪具有跨国性。(2)具有严重的国际危害性。(3)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通常具有政治动机和目的，而且行为手段极具暴力性和恐怖性。(4)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犯罪，而是一类犯罪的总称。

还有学者对上述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进行补充。恐怖主义犯罪还应具备犯罪性和非战争性。“犯罪性”即违反国际公约和相应的国内立法，具有刑事责任要件；非战争性是指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实施不仅不是在战时，更重要的是针对的对象并不是准备好战斗的战斗员，而可能是平民。

四、恐怖主义犯罪的原因

学界对恐怖主义犯罪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国际社会的“失范”状态，这种“失范”状态又表现为“文化目标”的冲突及对“制度化手段”的不同选择。文明的冲突和制度化手段的不同选择而导致的“失范”是恐怖主义犯罪的根源。

2有观点指出，恐怖主义犯罪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甚至意识形态、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等多种因素。具体包括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的加剧，宗教极端思想泛滥。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大众传媒的刺激作用等。

反恐怖主义融资 篇4

谈论国际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就要介绍其现状以及国际上现有的有效斗争手段。但是首先，需要介绍洗钱活动本身。洗钱是一项涉及大量资金的犯罪活动。应该明确的是，大部分犯罪都是以谋利为目的。与经济犯罪相比，其他原因犯罪行为（如暴力犯罪和性犯罪）的数量微乎其微：谋取经济利益是犯罪的首要原因。

通常，犯罪行为越是跟金钱关系密切，犯罪分子越是大胆和危险。由此，精于筹划的犯罪组织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正是这种犯罪组织给社会带来了特别重大的危害，远非一桩自行车盗窃案那么简单。举例来说，一个人偷了一辆自行车，他的行为固然是犯罪，但对社会远构不上什么威胁。但如果是一个有组织网络的犯罪团伙偷了十辆车，这对社会来说就是一个风险，因为从这些被盗车辆获得的金钱将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由此得出结论：正是经济实力的积累构成了犯罪组织的危险性。这些钱最初是现金，犯罪组织将其存在银行。从这一刻起，这些钱注定会经过一系列的操作，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游遍全球，同时不停转变法律身份，但最终会从银行出来。一旦这一洗钱过程完成，这些钱就将重新被投入到一些不动产中，比如买入一些企业。接下来，这些企业就能赚钱让犯罪组织享用了。

这就是洗钱的流程。这一过程中，始终要搞清楚的是经济犯罪的三大基本要素：犯罪分子、犯罪行为和金钱。这一“分子链”里的薄弱点就是金钱。事实上，通过钱，有可能同时找到犯罪行为和罪犯。通常，犯罪所得本身就是犯罪的证据。在一些毒品走私中，毒品的痕迹可以从钞票上觅得，从而证明金钱和犯罪的关联。在其他领域中也有这种情况。另外，因为金钱与犯罪分子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这笔钱就是确认犯罪分子身份的最佳手段。的确，如果犯罪分子希望享用这笔钱，他就必须亲自提取。于是他就试图消除自己与犯罪之间的关联，还有犯罪和赃款之间的关联，最终消除他本身与这笔钱之间的关联。这就是所谓的洗钱程序。

今天，仍存在着获利犯罪，即传统和典型的犯罪，如盗窃、贩毒、贩运人口……但也存在着更加狡猾的犯罪——金融犯罪，其形式可以从最简单的诈骗、滥用信任，到最复杂的、最缜密的，如股市犯罪或企业犯罪。

在这些犯罪之外，还有逃税和税务欺诈。有必要区分这两类犯罪，因为正如此次20国峰会中所见，该犯罪正日渐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中心。反税务欺诈和反洗钱斗争往往密切相关。然而，这两种犯罪形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来自于资金的源头：税务欺诈的资金本身起初并不来自于犯罪行为，而这项活动将资金变成了“脏钱”。税务欺诈的资金来自于完全合法的收入，如商业或医疗服务的收入，即“干净的钱”。但是，进入到和洗钱同样模式的程序中，这些钱就变成了脏钱。犯罪所得金钱的最根本问题是，这些财富的积累使得犯罪集团异常强大，也异常危险。我们所说反洗钱斗争的对象就是这个洗钱的流程。

接下来，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犯罪分子想把这笔钱隐藏起来”？第一个企图就是要掩盖这些财产的非法来源。其次，就是要抹消他和钱之间的联系。最后，犯罪分子企图躲过警察和司法机构的罚没。

现在我们来具体谈谈犯罪组织使用的洗钱手段。犯罪分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非法获得的现金转换成其他货币形式。要知道，犯罪资金总是以现金形式存在的，因为没有人用支票或信用卡来支付毒品走私费用！这笔现金非常危险，还可能很占地方：研究估算指出犯罪现金交易中现金体积可能非常大，甚至可以装满整整一个集装箱。这么大体积的现金很容易被发现。传统上走私分子首先进行的行动是将这笔钱拿到银行去，存到一个户头内。从此时起，洗钱的程序便开始了。起初钱一般是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主要是些金融和避税天堂国家。这些资金传统上会转换法律身份，即逐步变为支付款、贷款等不同形式，由此形成了犯罪资金三重流动：实际流动、地理流动和法律身份流动，甚至可以说司法身份的流动（参见后文解释）。

洗钱机制本身包括三个目的：其一，给这笔钱加上“保护壳”，使其变得秘密，直至完全匿名。避税天堂国家实行的银行信息保密制度就使这个目的成为可能。其实，就是将这笔犯罪资金汇入实施银行信息保密制度的国家，由此，银行从不向警察提供任何有关该财产来源的信息。其二，是使这笔钱在法律上保密。这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身份不透明的实体来实现，如有些皮包公司当中，几乎无法确定谁是这笔钱法律上的受益者；另一方面，这可以通过将资金的法律属性改变来实现，即使看起来就像是完全合法的交易获利，如支付某一款项或归还借款等。其三，司法“保护壳”。实际上，这笔钱在国家之间流动时，洗钱人倾向于将其转入完全拒绝国际司法合作的国家。有此屏障，即便没有银行信息保密制度或者现有法律手段不透明等屏障，也无法获得这些财产来源的信息。从此时开始，钱便可被视为“洗过”，即无法再追查其来源或证明犯罪分子与赃款之间的联系。

犯罪组织将要用这笔钱进行投资，有三种可能的模式：首先，它可以将其投入奢侈品消费，买游艇、豪华车、高档衣服、去著名滑雪圣地度假等等；第二种投资的方式被称为“良家父”型投资，即所有人都可能进行的、比较保险的投资，如存款或购买知名大公司股票等；第三种投资方式是投入洗钱机器，如赌场。由此，犯罪组织会选择传统上人们用现金付款的企业或者生意进行投资。这可以使他们得以将赃款逐步兑入正常收入，由此转换为合法商业收入。赃款就是这样直接被洗干净的。这就是为什么犯罪组织主要投资赌场、酒店、餐饮店的原因，有一个案例就是著名的“比萨饼连锁店”。

“洗钱”一词就来自于洗衣店，因为起初在芝加哥，黑手党组织向洗衣店投注资金，人们通常在洗衣店付现金。毒品走私来的钱被投入这些店中，随即送到银行，作为商业收入堂而皇之地被存进银行，然而，其中就包含了贩毒赃款。这些向“洗钱机器”的投资不仅是洗钱的手段，而且有另一个作用，就是成十倍地增加了这些洗钱组织的工作能力。洗钱机制自我完善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了针对毒品的斗争，当时决定要阻止犯罪分子再把赃款存入银行。的确，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第一个步骤就切断洗钱的链条：即钱被存入银行的时候。于是，银行被要求辨认客户身份，记录所有银行操作，向有关部门通报所有可疑交易。从那时起，犯罪组织再也不能向银行存钱了。但是，这当然没有阻止犯罪组织继续洗钱活动。它们找到了其他的手段让赃款进入金融运作体系之中：这主要是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实现的。它们不再把钱送到银行，而是拿到保险公司、股市、货币兑换所或者金融中介机构。这就是反洗钱斗争的第二个阶段，即犯罪组织利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阶段。于是，那里也开始实施客户身份辨认、交易操作全记录和通报可疑交易等措施。

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门的关闭，犯罪组织转向了非金融机构，如赌场、酒店、餐饮店或者寻找非正式中介机构、中间人，这些中介收取佣金，通过地下转移机制将一笔现金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在中东和东南亚，这种中介机构特别的多。这个流程就是将一笔钱交给某个中间人，该人将在另一国给付同等价值的钱，而不会产生金钱的实际移动。钱还在国内，但是通过这个中介网络，其资金使用权转移到了马来西亚、索马里或者世界上其他国家。这个机制通常被恐怖组织使用。

另一种规避金融机构转换现金的手段是借助珠宝、贵金属商。这些商人通常在出售黄金、宝石的时候，接受现金。这样的交易完全没有登记，让赃款完全脱离资金形式，而珠宝贵金属在各国间可以轻松地转化成钱。

反洗钱的手段包括在一些非金融机构内建立客户身份认证、交易记录和可疑交易上报等机制。然而这并没有让犯罪组织灰心丧气。无法将犯罪所得赃款存储到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它们就开始了非现金抵付的犯罪交易。今天，越来越多的犯罪组织采取非现金交易，交换其他形式的财产，这可能是黄金、钻石，也可能会是武器或者干脆就是消费商品，如电冰箱、烟、酒等。最有名的案例就是圣彼得堡的犯罪组织向哥伦比亚一个犯罪组织购买了大量的可卡因，他们用一货船的伏特加酒来付账，这批酒在巴拿马免税区内卸货销售。这样的交易中，没有现金出现，只有伏特加，这些酒随后被皮包公司在南美销售。这笔钱和这个渠道不仅使得哥伦比亚的犯罪组织得到货款，还同时享受到了关税上的优惠。我们还能够举出更极端的、类似逸闻一般的例子：美国和哥伦比亚之间，一个犯罪组织用黄金来支付赃款，他们把黄金熔铸成了钳子、榔头之类的工具。这些工具出口了，让出口公司还获得了增值税的退税。而这根本就不是一笔贸易，而是为了支付毒资。这个案件还同时构成了增值税退税欺诈。犯罪组织的想象力是没有尽头的！

那么为什么人们选择了针对洗钱行为进行斗争，而不是直接打击犯罪组织呢？因为人们意识到，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犯罪组织实力的显著增强（如拉丁美洲的毒品集团），传统的打击有组织犯罪手段收效甚微。另外，资金是犯罪组织的致命弱点。在法国，一谈起犯罪，人们爱说：“找到那个女人！”这里我们同样可以说：“找到那笔钱！”因为钱可以让我们顺藤摸瓜，找到犯罪组织。

反洗钱斗争是一种针对最强大的、对社会威胁最大的犯罪组织的专门打击手段。这项斗争有两个目的：其一，震慑犯罪；其二，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

从震慑犯罪角度看，是要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效率，即削弱犯罪组织的经济实力。但是，目的本身也包含通过网络自身及其金融资产获得打击犯罪网络的证据。要指出的是，在这些目的中，没有出现没收犯罪资金。其原因是，没收犯罪资金是一件好事，但是本身不是目的，我们常常会遗忘根本目的。当人们没收犯罪资金的时候，往往只做了一半工作。真正的目的是找到犯罪组织。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自认为可以确定犯罪组织的涉案金额，可以论功行赏的时候，就搞错了目标。在震慑犯罪的目的之外，还必须注明经济金融目标。这个目标是为了保护金融体系的完整性，与洗钱流程的负面经济影响作斗争，最终通过预防措施，保证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些目的比起震慑目的来，似乎显得更加虚幻，直到金融危机到来的那一天。贝尔纳·麦道夫不太高明的金融诈骗案典型地证明了犯罪对金融体系信心的摧毁作用。

现在要谈谈第二个问题，即反恐怖主义融资问题。有人会问，既然反洗钱斗争和反恐融资不是一个组织形式，为什么要将二者放到一起来谈？的确，恐怖组织融资和犯罪组织洗钱有很多的区别。恐怖组织手中的资金不一定是犯罪资金，恐怖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管理多种来源的大规模经济实力。基地组织的例子就是证明，因为这个恐怖组织有三到四种不同的资金来源。

恐怖组织的第一种资金来源就是犯罪所得。在这方面，它与犯罪组织没有区别。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恐怖组织的至少半数收入来自于犯罪活动。这些犯罪活动是带有恐怖组织特点的，因为每个组织的特长不同：基地组织多从其在阿富汗的鸦片交易中获利；但是我们看到在欧洲的犯罪组织，如西班牙的“埃塔”和科西嘉恐怖组织喜欢通过敲诈勒索获利，即在本地企业和个人身上敲诈钱财；其他犯罪组织通过绑架获得赎金，比如拉美和高加索恐怖组织。对于恐怖组织来说，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最传统的是国家提供的资金，特别是在冷战时期，这种资助方式很流行。两个阵营习惯于支持恐怖组织，企图颠覆对方，如我们所知，意大利“红色旅”组织就是东部阵营支持的对象。冷战结束后，这些资金来源逐渐枯竭。人们于是发现恐怖活动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关系有所增加。近期，我们发现国家资助的恐怖活动有所抬头，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某些国家提供的。恐怖组织的另一传统收入来源是海外侨民资助。许多情况下，恐怖组织从本国或本运动在海外的社群中获得资金。这笔钱被提供给为本国独立或其他理由而斗争的恐怖组织。比如爱尔兰共和军的传统收入就是这个模式：这个爱尔兰革命组织资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来自于在美国的爱尔兰侨民。泰米尔猛虎组织也同样，还有一些新兴国家在欧洲的侨民社群提供给恐怖组织活动资金，如库尔德人运动。

所以说，恐怖组织融资手段非常多样。它和犯罪组织有着一个根本的区别：犯罪组织的唯一目标是获利。对恐怖组织而言，获利只不过是实现某个事业或目标的手段。于是人们一定会问，既然两类组织特征不同，动机不同，为什么要用和打击洗钱活动同样的手段来打击恐怖组织呢？首先，这两类组织从A点到B点转移资金的渠道是相同的。其次，有一个共同的需求，即需要打击恐怖/犯罪组织经济实力的积累。基地组织之所以能威胁全球，就是因为它积累了足够的经济实力，足以对我们的社会构成根本性的威胁。最后，反洗钱的政策和反恐怖组织融资的政策完全相同，因为它们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但是，恐怖组织融资和洗钱活动本身还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反洗钱的国际合作

国内司法环境取决于每个国家自身，然而，我们应该从国际的层面考虑，因为各国反洗钱斗争机制的相互协调已经越来越成为趋势。

反洗钱斗争有两个前提：首先是建立保证金融交易透明度的机制，这就为第二个前提——建立预警机制——创造了条件。洗钱犯罪是一种国际现象。洗钱的最初活动就是把钱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因此有必要在所有国家建立协调一致的反洗钱机制。如果某一个国家没能建立这种机制，赃款就会不可避免地涌向那里。这也是反洗钱斗争必须国际化的原因：必须要协调各国现有的法律和实践，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并使其更为有效。同时还要保证在国际范围内存在举证、追诉和没收的机制，例如司法程序或没收财产的转移机制。

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发现哥伦比亚的贩毒组织，如麦德林和卡利，不仅对哥伦比亚构成严重威胁，而且成为全世界的难题。这使得各国开始思考如何加强国际反洗钱斗争的手段，并签订了一系列国际协议。这主要是由国际组织制定的公约和建议。尽管这意味着浩繁的工作，但犯罪组织却不得不每每采取新的对策。每项协议就如同关闭了一扇通往洗钱犯罪的门。不过，通常是犯罪组织已经得逞，才亡羊补牢。因此，预防性斗争才显得更为重要。国际反洗钱斗争的基础性文献是1988年《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该公约首次提出了洗钱的定义。它要求各国建立针对该违法行为的法律。需要指出的是，1988年公约为洗钱做了定义却没有使用“洗钱”这个术语，因为该词当时并不存在。当时，不仅在立法领域内没有“洗钱”这个术语，而且在各国的法律术语中也不存在。但是这一理念还是被定义下来了。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首先在我们所说的“洗钱”方面达成一致，才能建立互助机制，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洗钱犯罪。1988年公约要求签约国（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批准该公约）相应建立司法追诉机制，尤其是没收洗钱赃款的制度。没收从洗钱或违法行为获得的财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问题在于需要知道哪些是应该或能够没收的。例如，没收从贩毒中获利的钱是必然的。但是，假设这笔钱被用来买一栋建筑，其中一部分资金来源于贩毒，另一部分则是合法收入，那么我们可以没收这栋建筑吗？假设来自贩毒的钱被用来购买了商店并且该商店盈利，那么这些利润也可以被看作是洗钱的赃款吗？1988年公约回答了这些问题并要求各国不仅没收贩毒的收入，并且还要没收从该收入的间接获利或混入其中的钱。

如果各国之间没有合作的话，所有这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1988年公约规定各签约国有合作的义务，即使两国之间从未签署任何双边合作协定。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不能以没有合作协定为借口拒绝合作。1988年公约要求签约国对所提出的合作要求予以回复并列举了所有可以拒绝合作的情况。

此外，公约还建立了引渡、罪犯移交和司法程序移交机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该公约是反洗钱斗争的基础性文件。但是该文件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首先，这是一部刑事公约，这就意味着它只能对洗钱行为进行追诉而无法建立可以识别洗钱活动的警报机制；其次，该公约局限于反毒品洗钱斗争；最后，该公约没有规定向犯罪发生国归还资金财产的措施。作为1988年公约补充的是另一个基础性文件，即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针对反资本洗钱提出的40条建议。创建之初，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只有十几个成员国，目前已有34个国家和组织加入，其中包括中国。这一文件从最初的建议集已经在实际操作中演变得与公约具有类似的价值，尽管这40条建议还没有以公约的形式规定下来。这40条建议是1990年《维也纳公约》之后立即通过的，并由此设立了禁止赃款流入银行的机制。目前针对赃款进入银行问题存在三种机制。首先，建立客户身份识别制度。银行有义务识别所有客户的身份，而此前通常不会这样做：以前银行可以开匿名账户，现在则不可以；其次，交易记录保存制度。银行必须保留所有的金融交易记录档案，以便对已经完成的交易进行追溯；最后，这是最重要的或许也是最难以实施的一个机制，即可疑交易报告制度。银行必须要向有关机构声明所有可疑的交易。在一些国家，根据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最初的建议，还有大额交易报告制度，如金融交易以现金形式进行并超过一定数量，银行必须特殊记录或报告。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制度，因为没有任何针对“可疑交易”的定义。造成这种空白的原因在于可疑交易与很多因素有关。如果一些因素发生了变化，那么在一种情况下是完全合法的交易，在另一种情况下就可能是可疑的。例如，某人把1万5千美元现金拿到一家银行，要求把这笔钱存入自己的账户并汇到巴拿马。如果这个商人是巴拿马裔，并且银行知道他做的是完全合法的生意，那么他这样做就没有什么可疑。相反，如果是一个退休者，申报收入很少，亦无其他收入来源，且从未涉足巴拿马，突然想要寄1万5千美元到巴拿马，那么这笔交易确实值得怀疑。如果他定期重复这样的行为，把钱存入同一个账户，那就更为可疑了。然而，了解这些情况的正是银行，需要银行雇员来判断哪种情况是可疑的，哪种情况是正常的。因此，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设立了与该义务平行的另一项义务，即著名的客户信息了解义务。这一义务要求银行不仅要了解客户的身份，而且要了解他的职业，以及他的金融交易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因为依靠这些客户信息可以判断交易是否可疑。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40条建议和1988年公约构成了反洗钱斗争的两个基础。前者保证了对犯罪资金流的辨认，后者则保证了国家间的对犯罪资金的追查和合作。然而，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40条建议和1988年公约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一方面，它只针对贩毒资金；另一方面，这些义务只对银行有效。因此，必须修正这40条建议。先是在1996年，40条建议的行动领域扩大到其他犯罪；而后，非银行领域的其他金融机构交易也被纳入40条建议管辖范围内。

与此同时，各国协商制定了一项针对有组织犯罪的公约。该公约包含了上述原则性义务：公约对洗钱进行了定义，规定了没收或扣押义务以及国际合作义务，并将行动领域扩展到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所有违法行为。不久之后，各国协商签订了一项反贪污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特意援引了有关反洗钱斗争的所有要素，并要求各国为实现反贪而建立反洗钱机制。这份文献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方面，该公约表明了反洗钱和反贪污斗争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这是第一个形成机制，确保被追缴贪污财产归还腐败犯罪发生国的公约。

同时，因为犯罪组织的策略已经发生了变化，有关反洗钱40条建议的完善工作也在继续。犯罪组织开始在保险市场投资。1996年，非银行金融组织也被纳入40条建议规定的范围内。由此，犯罪组织开始在金融系统以外洗钱。

2003年，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40条建议的第三版得以通过。在该版本中，有义务报告可疑交易的范围扩大到非金融人员和企业，例如宝石商、贵金属交易商、房地产商等。此外，在40条建议的条款中还补充了针对公众政治人物的特别条款。这是指在任期内有可能受到腐败侵蚀的人，他们具有政治授权，如议员和大城市的市长（很明显，从反贪斗争的角度来讲，他们得到的政治授权需要达到一定的级别才有意义）；公众政治人物还包括高级官员、高级公务员、高级法官和军人。对公众政治人物名下的金融交易，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1988年公约特别指定的人员有细致检查、保持警惕的义务。

15年间，在建立国际机制方面，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些机制要求各国通过立法来打击洗钱。因此，今天洗钱对犯罪组织来说变得如此之难，以至于这些组织不再用钱交易，而倾向于以消费品作为犯罪活动的报酬。最近在墨西哥的发生了一个案件，一个犯罪组织由于无法将贩毒得来的钱投资，只能眼看着钱在屋子里发霉却束手无策，因为这笔钱既不能存进银行，也不能运走。

这能说明我们已经取得了反有组织犯罪斗争的胜利了吗？显然，我们离目标还很远。我们所做的一切还不能消除有组织犯罪，或消除犯罪本身。如果认为我们所进行的工作和司法的终极目的就是消灭犯罪，那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得不继续同有组织犯罪共同存在于社会中，就像我们必须接受地震、洪水这样的自然灾害一样。然而，我们可以做的，是将这些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让实施犯罪更为困难。司法官的工作就是使犯罪分子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反洗钱领域内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

三、反恐怖主义融资的斗争

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主要是从2001年“9·11”事件后开始的。这场袭击使得国际社会意识到，一个恐怖组织竟然拥有如此巨大的经济实力，以至于可以形成对全球的威胁。然而，奇怪的是，国际反恐怖主义融资的机制却在“9·11”事件前就已经建立了。

1999年，联合国通过了第一部命令各国扣押塔利班财产的决议，即联合国安理会第1267号决议。此外，联合国反恐怖主义融资公约也于1999年生效。该公约获得通过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当各国代表在纽约讨论该公约时，世界各国对反恐怖主义融资几乎没有兴趣。法国根据1267号决议提议打击恐怖组织的财产，以期限制恐怖主义发展。该提议由于其可行性而得到了各国的支持。公约的协商没有激发起人们的热烈讨论，却使它获得了最终的成功。由于公约没有引起热议，因此很快得以签署。公约的签署几乎没有引起争论或反对。公约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却从未有人大书特书。因为现存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通过对恐怖活动的定义实现的，而各国从那以后再也没能就定义方面取得一致。实际上，为了使得各国能够在反恐领域内合作，就必须对“恐怖分子”有相同的定义。然而，以色列认定的恐怖主义在阿拉伯国家眼中可能并非如此；而西班牙认为的恐怖主义可能也得不到巴斯克居民的赞同。每一个国家对什么是恐怖主义、什么不是恐怖主义都有自己的理解，这就使得各国在恐怖主义定义问题上达成一致变得极为复杂。

1999年公约没有对恐怖主义本身给出定义，而是对什么是恐怖主义活动进行了定义：“意图致使在武装冲突情况下未积极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或任何其他人死亡或重伤的任何其他行为，如这些行为因其性质或相关情况旨在恐吓民众，或迫使一国政府或一个国际组织采取或不采取任何行动。”该公约及该定义都得以顺利通过，但仍然没有引起各国的关注。以至于2001年，也就是“9·11”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只有4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

“9·11”事件发生后，150多个国家先后批准了该公约。然而，有趣的是，此后各国试图协商一部关于恐怖主义的公约，但都无功而返，原因是各国始终无法在恐怖主义的定义上达成一致。1999年公约最终包括了1988年公约和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40条建议建立的机制，但只针对恐怖主义及其经济活动的斗争。继该公约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多项决议。这些决议列举了恐怖组织或是恐怖分子的名字，并要求，无论该项犯罪在本国刑法中是否成立，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务必扣押其财产。与反洗钱斗争的成果相比，反恐怖融资的成果不甚明了。因为恐怖活动和金钱之间的关系远比犯罪和钱之间的关系复杂。犯罪组织为利益而生，其存在的理由就是逐利，这是它唯一的目的。而恐怖组织却并不是围绕着“获利”这个目标建立的，但却使用获利为恐怖事业服务。另外，与犯罪组织相比，恐怖组织使用的渠道更为多样。恐怖分子的资金流动经常不通过金融渠道，而是通过彻底的非正式的渠道实现。此外，恐怖活动的实施通常不需要特别大量的资金，有人估计“9·11”事件大概花费了50万美元，这同它所造成的损失相比，成本实在是微不足道；而制造马德里爆炸案的花费甚至更少。

德国反恐怖装备 篇5

37mm防暴枪

这是德国HK公司生产的一种与40mmMZP-1多用手枪非常相似的短防暴枪，但发射的是普通的37/38mm防暴弹。采用了与MZP-1多用手枪相同的枪尾折开装填方式、单发射击、发射机构及３位置可伸缩式枪托。瞄准具是能从25～50m实现快速射击的固定的准星和照门。另外，附加的活动准星和照门可用于20m、50m、75m瞄准射击。

主要技术诸元：口径37mm，单发射击，枪托收缩时517mm，枪托拉开时有622mm、690mm和737mm３种长度，全枪质量3.24kg(含背带)，枪管长360mm，瞄准基线长345mm（固定瞄准具）或283mm（活动瞄准具），初速65m/s。

HK69榴弹发射器

这是一种专门用于防暴和控制聚集人群，便于执法人员在危急关头携行使用的武器。其结构紧凑、质量轻，有效射程350m，可使用下列各种类型的弹药：CS或CN催泪防暴弹、震昏防暴弹、发烟闪光防暴弹、信号弹及训练弹。主要技术诸元：口径40mm，枪托收缩时463mm、枪托拉开时683mm，全枪质量2.62kg，枪管长356mm，40×46mm战斗榴弹质量0.23kg，初速75m/s。

尼科烟火公司研制的系列防暴弹

德国尼科烟火技术公司研制了一系列非致命性声响、闪光震昏及骚扰驱散防暴弹产品。这些防暴弹产生致盲闪光和震耳欲聋的声响，使人行为暂时受到抑制并产生迷惑，但不会造成永久性生理伤害。

两声响闪光手榴弹

这是一种可产生两声巨响且闪光作用非常强烈的防暴手榴弹。点火后声响和闪光作用依次从封闭的弹体中发出，作用迅速,有一定的侵彻能力，适用于反恐怖行动。

声响闪光附加装置

这是一种包含CS催泪烟雾或声响闪光作用效果的适配器，能很容易地加在榴弹上。当需要的时候，射手可以很方便地将适配器拧到榴弹的底部，增强了执法人员在危险环境下武器的威力、安全性和适应性。

训练榴弹

一种成本低又实用的训练型声响闪光榴弹。具有与实弹同样的尺寸、质量和使用方法，弹体可重复使用。有时使用仅有声响装药的训练底火帽，底火帽上带有延时和保险杆飞离式点火装置。训练弹的声响较实弹的要小，功能部分被设置在弹底，这些措施提高了训练的安全性。

7声响闪光手榴弹

一种可连续产生7次耀眼闪光和巨大声响的防暴手榴弹。手榴弹被抛出在地上滚动时，子弹脱离弹体，短暂的时间间隔后产生致昏的闪光和声响。

8声响闪光手榴弹

一种可连续产生9次巨大声响和闪光的防暴手榴弹，顺序点燃后不到2.5s就可使对手迷惑。由于９响手榴弹的质量大于700g，可以穿透玻璃扔进窗户内，点燃后立即产生声响和闪光，但不会产生破片。声响可达到170dB。

皮彭布洛克烟火公司的各式防暴弹

40mm声响闪光防暴弹

一种集40mm防暴弹的射击精度、射程和侵彻性能与声响闪光手榴弹的质量和性能于一体的防暴弹。向远于手投距离的较小目标射击时（如对付窗户、门内的目标）比较理想。

PPT37mm单棍弹

一种装有一个圆棍状橡胶或塑料弹头的防暴枪弹，主要技术诸元：口径37/38mm，全弹长123mm，射程60～100m，弹头质量115g。

PPTCS枪发催泪弹

这种防暴弹用37/38mm信号枪或防暴枪发射，弹头带有刺激性药剂。该弹弹径37mm，全弹长123mm（远射程弹）或97mm（近射程弹），射程150m（远射程弹）或70m（近射程弹），装CS或CN催泪化学剂，催泪烟雾发散时间一般为30s。

PPT催泪手榴弹

这种防暴手榴弹装有CS或CN催泪剂，采用保险杆飞离式点火装置。该弹全长136mm，弹直径65mm，质量300g，引信延时2.5～4s,毒气发散时间40～60s。

PPT震昏手榴弹

一种用于室内或室外战术目的的手榴弹，有A、B、C３种型式：A型是一种闪光与声响榴弹，能持续发出大约15s的耀眼白光，与此同时伴随两声巨响；B型是一种多用榴弹，连续快速发出８次很大的声响，适用于在小范围内使用；C型是一种闪光榴弹，持续发出15s的白光，用于照明。这种弹长度为155mm，弹径50mm，装有保险杆飞离式点火装置,通常采用延时2s的引信，声响弹在1m远的噪声值大约170dB。◆

张国强编译

用诗歌反种族主义 篇6

希尼是爱尔兰的著名诗人，曾获１９９５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北爱数十年的暴力冲突，在希尼的生命和诗作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称赞他的作品“充满抒情美感和道德深度”。诚如法国《世界报》所形容的，希尼在诗作中所展现的宽容厚道胸襟及人道主义精神，已“超越了一切的政治与暴力”。

唤醒人类至善一面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富有创意的作家愈来愈留意到，人类的阴暗面可以沉沦到怎样可怕的地步。因此，他们在展露现实之余，也极力通过艺术作品，揭示“人类应该是怎样”的一面。他们坚信，尽管世界充满残暴邪恶，但人类至善至美的品性不灭，只要通过文学艺术的潜移默化作用，必能将人类美好的品性呼唤回来。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好的文学作品在反种族主义的运动中，必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就举立陶宛诗人米沃什来说，他在诗作《咒语》（Ｉｎｃａｎｔａｔｉｏｎ）中，便表达了一种反种族主义斗争必须依赖的信念根基。诗中写道：

人类理性漂亮又无坚不摧。

没有审判，没有牢狱，没有焚书，

没有放逐刑罚可攻克它。

它把那本应超然的置于超然。

它不区分犹太人希腊人或奴隶或主人。

米沃什曾这样说过：“假如无助于拯救国家和民众的灵魂，那诗歌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许多艺术创作者都赞同米沃什的观点，他们认为诗人就应该与那些受欺压受侮辱的人站在一起，给那些被不公正伤害的人提供心灵救助和补偿，时刻留意世间疾苦。

诗中的道德信念对抗种族歧视

诚然，要取得反种族主义斗争的胜利，必须通过各国政府的携手合作，借助教育和立法，有系统地从国际层面加以协调和组织，使所有的国家民族都实实在在地获得一视同仁，并得到公平的法律保障。

但同时人们也相信，在这场斗争中，任何一句能够加强个人道德信念的话语、任何一个能够警醒个人尊严和推动人类团结互信的发言，都将具有重大的助益。

以往的不少文学作品，在喊出了被压迫、被歧视者的心声之余，也起到了振奋人心唤起希望的作用。人们逐渐认识到，一个作家的气节，能够唤醒整个民族文化的灵魂，甚至成为一场运动的口号和信念。

这次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大会还展示了一份由南非著名反种族主义人士、前南非总统曼德拉签名的宣言《包容与多元：２１世纪视野》。由于曼德拉曾为坚守原则理想而受尽了艰苦的考验，因此他的签名便使得这份宣言顿时洋溢着一股强大的道德力量。

曼德拉曾发表了一部有名的著作《通往自由之路》，书中有一段被誉为“金句”的话：“就在那些漫长和寂寞的岁月中，我为国民争取自由的渴求，演变成了希望为所有人争取自由的渴求，不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我明白到，要得到解放的，不光是受压迫者，还有压迫者本身。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其实都同样被剥夺了应有的人性：当我剥夺了他人的自由时，其实我也并非真正的自由。”

曼德拉的这番话，正如同米沃什《咒语》里的诗句一般，充满了永恒的光辉。曼德拉极富远见的洞察和理解、对举世受压迫者和压迫者同样的同情和关怀，向世人展示出他既是一个实干家，也是一个努力发挥人性至善至美潜能的人生艺术家，相信他也必会认同米沃什在诗中的观点。事实上，所有到德班出席大会的人，都应该铭记米沃什的诗句，尤其是其在《咒语》里那充满光辉和启发性的结尾：

美丽而青春的是哲学女神，

和诗歌，同为服膺公正的盟友，

自然近在昨日还为他们庆生，

独角兽和回声将好消息带到山岭，

她们的友谊光荣耀眼，她们的岁月无限，

她们的敌人已自取毁灭。（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