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主义的国际土壤（精选7篇）
极端主义的国际土壤 篇1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培育主体和践行先锋者。 习近平以“扣扣子”形象地说明该此项工作的个体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为什么要对青年讲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 是因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 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 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 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1]当前, 要切实做好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工作, 关键在于实现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认同” 这一术语由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 (Erik.H.Erikson) 首次使用于心理研究领域。 在他看来, 认同是“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 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感觉, 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认可的内在自信”[2]。 认同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 在个体层面上, “认同是指个人对自我的社会角度或身份的理性确认, 它是个人社会行为的持久动力”[3];在社会层面上, “认同则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有和分享, 它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4]。因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不仅是一种“社会成员通过生产生活、交往互动, 逐步调整自身的价值结构以接受、遵循核心价值观, 并用以规范自己行为的过程”[5], 而且是核心价值观作为科学思想理论形态与主体日常意识形态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 是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与主体接纳内化的有机结合。
一、现实的人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现实土壤
当前, 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同时也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就理论研究而言, 一方面, 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问题主要还是被视为一个思想认识问题”[6], 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践行是先进、正确的价值观与落后、错误的价值观之间的较量、角逐与克服的过程, 属于思想和意识领域的工作。 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机制研究主要还是从心理过程的角度加以展开, 认为要从认知、情感、意志等认同过程加以影响直到行为认同得以落实。 以上认识势必会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势, 即:对于根本利益一致的教育对象而言, 关键是核心价值观教育在理论上做到内容完备、逻辑精密, 在宣传载体上做到覆盖全面、先进迅捷, 如此, 教育对象自然可以接受并实现认同。 这一理论倾向映射于实践中, 便体现为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中重宣传示范等外在机理和新媒体等新兴渠道的功能和地位。 同样, 在高校以大学生为对象的培育工作中, 重点仍放置于借助课堂教学、报告演讲、知识竞赛、主题实践活动、新媒体网络等形式以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育之以行, 以期达到大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
实践证明, 当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工作还面临一定困境, 集中体现为:一方面大学生普遍认同核心价值观, 并对国家建设、社会进步、个人发展表现出肯定态度和热情关注。 另一方面, 少数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认知片面、知行脱节的现象。 究其原因, 除了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矛盾、市场经济利益导向带来的冲击、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多元思潮裹挟等宏观因素之外, 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当前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忽视了“现实的人的需要”这一重要维度, 忽视了从现实的人的需要出发以激发个体认同的内在动力。 市场经济体制下, 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具体利益的分化和矛盾, 而这也往往表现为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多元价值观念间的冲突。 本质上说, 利益即是“需要在生产关系上的表现”[7], 而“‘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8]。 因而, 利益矛盾和价值冲突即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不同群体基于不同的需要结构和发展水平为各自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体现。 正是这种基于现实需要的矛盾和冲突影响着一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由此,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不仅是对其精神层面的改造与提升, 而且是必须扎根于大学生所处的现实生活土壤、扎根于大学生作为现实的人的需要而开展的实践活动。 对此, 马克思需要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引。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需要范畴是考察分析人类全部历史活动的根本出发点, 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 人的需要源于现实的人的本性。裴德海认为人的本性展现为“三重生命的存在”, 即“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人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存在物[9]。 人的三重属性决定了人在动物性、社会性和意识自觉性的复杂交织下需要结构的丰富性和层次性;其次, 人的需要体现为辩证发展的过程。 “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而这种新的需要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0]。 即, 人性的复杂性和层次性决定了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复杂性和层次性, 人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人的需要的实现是能动性与局限性、主动性与受动性矛盾运动的过程, 人作为思想和实践主体的自觉性决定了人的需要的发展性;再次, 以人为本, 要尊重人的需要作为价值尺度的原始依据, 要追求个人需要同社会需要的和谐统一。
总之, 现实的人的需要不仅构成了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基础, 而且决定了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差异性、层次性和复杂性, 为核心价值观认同提供了的驱动力。 要有效提高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 必须从其需要结构着手并改善我们的工作。
二、掌握大学生的需要特征是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的前提
对大学生群体而言,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否不仅取决于核心价值观自身的科学性、 先进性和完备性, 而且取决于在具体的生存和发展境遇中, 在大学生自身及教育工作者的协同努力下, 能否理解内心多重需要及困惑矛盾, 找到实现国家、 社会和个体需要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最终引导多层次、多维度需要的和谐健康发展, 真正将核心价值感纳入内心、化为行动、成为习惯。 要达成这一点, 必须对当前大学生的需要结构及其特征有全面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
相关数据显示, 我国大学生群体的需要结构呈现出相对稳定性和具体差异性的双重特征。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 我国学者即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对于大学生的需要倾向与德育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专门研究。 到了新世纪, 学者开始对于不同地域、学科、院校、家庭经济背景的大学生群体展开细化研究, 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为我们了解和掌握大学生群体需要结构的现实状态和发展趋向提供了宝贵线索。分析30年来大学生需要研究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一方面, 大学生群体需要结构整体上具有相对稳定性, 并呈现出一定的共性和普遍性。 如孙宝志、 景汇泉自上世纪80年代至2001年的持续跟踪调研表明, 不同年代、不同大学间大学生的需要层次密切相关, 具有一定稳定性、连续性和普遍性特征。 大学生的三类基本需要由强到弱依次为成才需要、成长需要和服从需要, 反映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时期, 我国大学生需要结构的宏观变迁趋势[11]。另一方面, 大学生群体的需要结构也因时代、地域、家境、学科、年级等因素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具体差异性。 时代差异方面, 王萍以黄希庭编制的“大学生需要结构调查问卷”对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进行调查, 发现大学生生理需要的相对强度低于80年末的大学生[12]。而黄希庭于上世纪80年代对大学生展开的18中需要研究中并无明确的“就业需要”概念, 但时建朴、刘卫红等在20年前后发现“求职需要”成为大学生群体新兴强势需要[13];学科差异方面, 如石沙泉等研究表明, 军校大学生的优势需要依次主要为:身体健康、发展、保持个性、求知和成就需要[14]。而牛勇等以北京工科大学生为对象的调研问卷结果表明, 其优势需要依次为:友情的需要、维持生存的需要、自尊自立的需要、身体素质开发的需要。 各年级之间在需要结构上总体呈现出一致性的, 但在强弱排序上则因年级、性别、家庭经济背景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15];家庭经济差异方面, 郑永廷早在2005年注意到贫困大学生对于物质、精神和心理上的多重需要[16]。
大学生群体的需要结构呈现出矛盾性。 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人生关键的转折期和过渡期, 经济上尚未独立, 思想上活跃积极, 需要意识迅速觉醒, 呈现出诸多矛盾。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之间的矛盾。 对于正处于人生黄金时期的大学生而言, 既需要一定物质基础以承担学业、维持生活、开拓社交, 又强烈表现出在归属感、爱与尊重、自我实现等方面的精神需要。 囿于大学生自身尚无独立的经济来源, 对于费用开支、就业前景等现实因素较为敏感, 往往在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基本需要与更高层次需要的满足之间徘徊、无法兼顾。 二是理想性需要与功利性需要之间的矛盾。 大学期间往往是理想与现实激烈碰撞、理想性需要与功利性需要激烈冲突的阶段。 尤其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期, 作为社会结构、体制变迁在主体思想意识中的反映, 社会群体及个人的需要呈现出理想性与功利性之间的矛盾。 相关调研结果发现, 身处社会转型期的当代大学生既有个人全面发展的成长需要, 也注重学分绩点、奖助学金、就业机会、是否保送研究生等具体的现实问题, 反映出当前大学生需要的理想性和功利性并存。 三是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 一个时代的精神和主导价值会影响人们的价值追求和需要倾向。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 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显著。 调研结果表明, 仅就北京工科大学生需要结构而言, 其维持生存需要强度较高, 奉献需要强度则降低至了。
三、基于需要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的路径探讨
当前大学生需要结构现状和特点构成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无法忽略的重要维度, 而马克思需要理论与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系为我们更好提升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
(一) 立足大学生现实需要, 尊重普遍性与差异性。
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7]。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接受者和承担着, 其现实需要是否得以满足、何种程度的满足及如何满足直接影响到其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 因此, 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既要真正了解大学生的现实需要, 把握其普遍性和规律性, 也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 充分尊重其需要的层次性和差异性。 一方面, 要借助问卷调研、网络舆情等渠道, 及时全面地了解当前大学生的多元需要, 掌握当代大学生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需要特征, 牢牢抓住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动权。 另一方面, 要有的放矢、因材施教, 做到尊重教育规律和大学生需要特点基础上的差别化教育。 具体包括要充分考虑大学生群体在性别、年级、学科、地域、民族、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差异, 准确找到与教育对象特定需要和利益相契合的具体教育内容、方式和途径, 适时、适度、适宜地开展各类教育活动, 而不能一成不变、因循守旧、流于形式。
(二) 着眼于当前时代特征, 兼顾现实性与引导性。
首先, 核心价值观教育应当直面大学生追求功利性需要、关注个人利益的真实心态。 虽然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极大地解放并发展了生产力, 国家经济总量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飞速提升, 但也带来了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健全、经济秩序不够规范、利益协调机制还不够完善等诸多问题。 以利益为导向的市场经济环境下, 以上问题的叠加更加促使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社会大众相比以往更加追求个人利益、关注利益得失, 并易出现需求上的困惑和冲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应也不能回避当代大学生追求切身利益、关注个人需要的满足的实际心态。 对此, 要引导大学生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必须一方面充分尊重大学生现实性的需求, 在日常教育中做到理解学生、尊重学生、关爱学生, 将学生所思所想、所盼所虑作为开展教育、启发思考、引领观念的起点。另一方面, 充分利用大学生需要的发展性特征, 要积极帮助学生澄清真实需要、拨开价值困惑、优化需要结构、将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 功利性需要与理想性需要有机结合, 焕发内在认同动力, 自觉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 落脚于习惯养成和社会实践, 增进实效性。
知行合一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的关键步骤, 也是检验这一工作成败与否的试金石。 “价值蕴含在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 反映的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特定的效用关系, 而实践正是构成这种关系的现实基础”[1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既是由高度凝练的理论形态经过重重多元价值观念竞争向大众推广、传播的过程, 又是不同价值主体基于不同需要层次逐步接受、认同、内化并最终加以实践的过程。 前者由外而内, 必须以大众的需要为切入点才能赢得“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后者由内而外, 必须以自身的需要为基点才能真正“打开心扉”、获得动力。 因而, 面对社会多元价值观念的嬗变和激荡、社会利益矛盾冲突的现实问题, 当前的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应直面问题而不回避, 通过理论学习、价值辩论、社会实践等引导大学生了解国情、分析原因、务实求解、增进认知, 通过志愿服务、榜样引领等吸引大学生感悟社会、拥抱真情、磨炼意志、养成习惯, 最终帮助大学生在实践中将个体需要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合, 最终满足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
极端主义的国际土壤 篇2
新自由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并逐渐发展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一种学派。在此之前, 占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是新现实主义学派。随着新现实主义学派弊端的逐渐暴露, 对其批判的声音也越来越多。1988年, 约瑟夫·奈在《世界政治》杂志发布了一篇书评, 将批判新现实主义的一方称为“新自由主义”, 并在文章中阐述了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在理论观点和方法论上的差异。约瑟夫·奈提出, 在国际关系的角色问题方面, 新现实主义强调以国家为中心, 认为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主体;而新自由主义不仅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地位, 更强调其他角色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实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军事方面, 新现实主义认为军事实力对于国际关系至关重要, 国家的安全和权力不可侵犯;新自由主义则并非十分看重军事实力的作用, 他们认为, 和缓的国际关系、密切的国际合作是未来的主要趋势, 军事威胁可能降至次要地位。经济方面, 两个学派都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 但新现实主义认为经济从属于国家实力, 提升本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才是重点, 为此可以付出较高经济代价;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并不次于国家安全, 不可顾此失彼。此后, 罗伯特·基欧汉等学者也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概括而言, 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加强, 国际社会活跃着众多主体, 国家不再是占据着国际舞台传统中心地位的角色, 全球相互依存是主要特点。第二, 国际系统应主要包括结构和过程两部分, 强调研究体系角色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第三, 国家行为的目标不止是获得权力, 对外交往的也不仅仅依靠军事力量, 在全球相互依存的背景下, 经济技术开发合作在国际关系中受关注的程度大大提高, 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经济利益同国家安全一样意义重大, 和平以经济为前提, 不能随意放弃或牺牲经济利益。第四, 国家进行国际合作的目的是获取“绝对收益”, 因此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各国只需关注自身是否获益, 不需考虑与别国相较本国的获益是多是少。第五, 为加强国家间合作, 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 国家要运用其理性建立国际机制、规则和制度。
二、新自由主义理论对国际法的影响
(一) 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国际法主体范围
国际法主体 (也被称为法律上的“人”, 具有“人格”者) 是指有能力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和承担国际法上的义务, 有能力进行国际关系活动的实体。国际法主体拥有国际法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可以从事包括缔结条约、建立外交或领事关系、提出国际求偿要求、参加政府间国际组织和会议在内的许多国际活动, 其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主体就是国家。
传统国际法认为, 只有国家才是国际法主体, 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后初期。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不仅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国际社会上许多其他主体也十分活跃,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 随着各国交往的增加, 国际关系日益密切, 相互依赖程度加深, 国家界限对交流合作的阻碍作用的逐渐恶化, 便利的交通、飞速发展的网络通讯技术和传播快而广的大众媒体的推动, 许多非国家行为体在某些领域获得了与国家相同的地位。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推动下, 现代国际法确立了除国家以外的许多其他实体的主体地位, 如国际组织、正在争取解放的民族或民族解放运动组织。
(二) 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新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
新自由主义理论重视国际机制, 强调国际机制、规则和制度的建立是推进国际合作、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维护本国利益的最有效手段, 同时强调经济因素的地位和获得经济利益的重要性, 从而推动了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繁荣、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以及其他世界性区域性经济合作协定的达成和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
国际法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国际社会对于符合当前时代和全球背景的国际法律秩序的需要和维护。此外, 观念、利益等国际因素也会推动国际法向前发展。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 观念因素可以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和选择, 可以帮助治理世界, 原则化观念可以指导并促进国际法某一具体领域的制度构建, 由此, 观念对国际法的发展起到了理念性的推动作用, 国际法就是观念的上升。任何一项国际制度在产生前都是一种观念, 只有在这个观念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并上升为一种制度后, 它才拥有法律约束力。
(三) 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国际法的存在
国际法存在的原因就在于国际社会对良好的国际秩序和有效的国际制度的需要。国际法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可以独立存在的个体, 国际社会的需求引导和制约着国际法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而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强调的全球相互依存原则正是国际社会需求不断变化发展的原因。任何法律制度的存在都依存于当前的社会建构, 制度的存废更易受社会需求的制约。近年来国际经济法领域在立法方面呈现出的蓬勃态势就是各国为满足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加强经济技术协作的需要而推动产生的。由于各国间相互依存, 国际社会的需求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演进而产生不同。当前, 国际法内容覆盖了经济增长、生态保护、人口控制及太空海洋的开发利用等多方面问题, 范围不断扩大, 议题呈现多元化趋势, 这正是由国际社会的需要所决定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我们揭示了国际法存在的社会基础。
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国家利益的重要地位, 国家利益是国家进行对外交往和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国家利益正是国际法存在的根源。对于国际法来说, 国家利益是国际立法达成一致的动力, 国际法的产生源于各国寻求以国际制度为手段获得利益。当然, 国际法的作用不只在这一方面, 它还肩负着维护世界秩序保障国际稳定的作用, 但后者是建立在国家利益平衡的基础上的, 没有国家利益的需求, 国际法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和必要, 其作用也无法发挥。
(四) 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国际法的地位和效力
正如上文提到的, 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世界是相互依存的, 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受其影响, 在私法和商法领域确立超国家的法律这一观念开始形成。全球化契约法和商法与国际公法的区别在于, 前者调整经济领域活动, 没有效力凌驾于各国之上的法院或超主权的机构强制法律的实行以解决当事方之间的纠纷, 后者强调政治方面超国家力量与世界政府的威力, 但两者的实质都是超国家存在的法律, “都属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立法过程”, 且体现了对国家主权的淡化。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在进行对外交往的活动中要以理性的态度探寻如何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 因此, 如果国际法的客观存在为国际社会各主体获取利益提供了便利, 那么不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 都要去遵守或运用国际法, 国际法就取得了超国家的法律约束力和重要地位。
三、结语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国家间的交流愈加频繁、合作领域愈加广泛, 国际关系也日益密切, 人们开始重视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制度的作用。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学派之一, 新自由主义理论对国际法的主体、内容、产生、存在、发展、定位等多个方面都产生了实质性的重大影响, 在其推动下, 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也有了较大提升。
新自由主义理论对国际法产生的影响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质意义, 还有深厚的学理价值。它是诠释国际法内涵的新路径, 通过对影响国际法产生发展的非自身因素进行分析、考察并得出结论, 再用这些结论重新阐述国际法, 开阔了研究者视野, 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为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条件, 也为人们提供了从某一侧面了解国际法的方法和机会, 为更全面的认识国际法提供了帮助。
参考文献
[1]郑雪飞.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评析[J].中州学刊, 2007, 06:9-11.
[2]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学派、论战、理[J].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9, 01:18-23.
极端主义的国际土壤 篇3
历史是事件的堆积,而事件皆是人的实践活动之产物,人的实践活动又是带有目的性的行动。这样看来,历史的发展似乎是由特定场景中的人的目的所决定的,如此,历史就充满了随机性。可事实并非如此,人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很多远在最初的设想之外,换言之,人的很多行动往往“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因此,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独立于人们对它的意识的。这就是说,人们的确是有意识地去完成着历史行动,然而这种意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在掌握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之后产生的意识,它只是基于具体的现实情况产生的一种“虚假的意识”。人们在这种“虚假的意识”指引下开展的行动,呈现出自发性的特征,这些自发行动虽然会使历史产生波澜,但历史终究会遵从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这些自发行动只会成为“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它们绝不可能使历史偏离其规律性的发展方向。
历史的规律就在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将逐渐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由此将产生社会革命,使生产关系得以重塑。
而所谓阶级意识,就是一定阶级内的成员能够从现实的处境和利益出发,洞察到产生这种处境和利益的政治与经济根源,并基于此认识到自身应采取的行动,而且能完全把握这种行动对历史的影响作用。有了阶级意识的阶级,自身的行动就由自发转变为自为,就能够根据历史的规律做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行为。然而,这并非是容易实现的。
由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农民阶级对政治有着天然的冷漠,他们处在一种分散的状态中,而且每个人对自身的利益都有着过分的关切。这种短视决定了他们无法从根源上把握自身处境与利益的产生原因,因此,他们是没有阶级意识的,他们拥有的只是“虚假的意识”,为了眼前的利益,他们可以集结在完全对立的旗帜下开展斗争。因此,这种阶级注定是被动的阶级,可能会一时奋起,但由于其目标的空洞,必然会走向失败。
对于资产阶级而言,他们的阶级意识是不完全的。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他们能够知晓阻碍其实现自身利益的政治与经济原因。然而,当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后,面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却无法直面产生这种状况的根源,也不能采取根本性的行动,对于历史发展所产生的问题,他们无力解决。于是,人类社会就周期性地出现了因为财富的过剩而造成人们的贫穷这一极其矛盾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条件下,资本的逐利与竞争使生产总是处于高烧状态,产能超过现实需求,于是财富的过剩就造成了滞销,造成了资本家的收益下滑,造成了工人的失业与贫穷。然而,资产阶级绝不可能提出废除私有制的纲领,因为这样将使他们失去所支配的一切。囿于自身的利益,面对周期性的危机,他们做的只能是“削足适履”,而非主动地成为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
于是,只有饱受锁链之苦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才能超越狭隘的利益观念,指明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正确道路。但是,深刻地理解自身的阶级地位、完全把握自身对于历史的影响作用,实现阶级意识的觉醒,是不容易做到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需要以能够揭示社会与历史本质的科学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并且在行动中要避免被眼前利益一叶障目而出现的背离、忘却最终目标的情况发生。只有这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逐渐觉醒,历史的领导权才能由这一阶级掌握,否则,无产阶级将经历一次次的艰辛与坎坷,直到历史的直观教育最终将他们彻底唤醒。
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成立,这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与伟大导师,他们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深刻认识社会与历史本质提供了最直接的工具。科学理论的照耀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成为可能。而只有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能不断推向深入。
在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日益壮大,取得了从理想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的辉煌胜利。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艰难与曲折,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与瓦解,后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90年代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陷入了低潮之中。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此后至今,世界经济一直处在深度调整之中。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马克思早就预见到的,这也是资本主义无法摆脱的宿命。当下这个时期,正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暴露的最为彻底的时期,理应出现社会主义的反击,但在现实中却迟迟未能出现,反而是极右势力、恐怖主义抬头,很多国家和地区劳动人民的利益遭受到更为严重的侵害。
回顾历史,反思现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状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没有彻底觉醒,以至于在行动上出现偏差与滞后。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西方世界中很大一部分无产阶级成员尚未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他们被资产阶级的馈赠与金钱所迷惑,但却没有认识到这种“收买”是虚幻的,它最终会使国家财政债台高筑,所有国民都将沦为负债者。而正是这种迷惑,使他们安于生活的现状,无法从本质上思考与认识阶级的处境与使命,于是,阶级意识便处在深度的睡眠状态之中。
第二,无产阶级内部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忘却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乌托邦。理论上的不透彻带来的就是实践中的短视,他们被一些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所蒙蔽,在实践上开始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而当无产阶级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时,他们的结局注定也是失败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的无产阶级成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未能组建政党,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行动力量。而有的国家中出现了无产阶级政党,但由于资产阶级统治力量的强大,他们不敢采取暴力斗争的方式,于是就转向议会斗争,然而,在议会斗争中,这些政党若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则很难取得胜利,而一旦妥协,就必然要背离既定的道路。例如,法国共产党1946年大选后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出任国家副总理,另有4名法共党员担任部长级职务。可是好景不长,1947年5月,法国共产党就被冠以“破坏政府团结一致”的“罪名”,被强行排除出政府。后来,法国共产党提出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并在党章中删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眼,才在80年代重新入阁。这表明议会斗争的道路同样布满艰辛,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属性又何其困难。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在阶级意识上的觉醒,第一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力指导,第二离不开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统一,两者缺一不可。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广度与深度上实现更大程度的觉醒,才能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苏。
三、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时代使命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客观事实,足以映衬出中国共产党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有了重要地位自然就会有重要影响。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必须要认识到自身的这种影响作用,并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状况,寻求路径、施加影响,这种影响,首先就是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更大规模的觉醒,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苏创造前提条件,这已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重要的时代使命。
对于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一使命,笔者有如下思考与建议:
第一,坚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中国仅仅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就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已然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优势,也使世界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看到了发展的希望,并促进着第三世界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可见,发展好中国自身,社会主义就能在世界发挥出更大的影响,使更多的人产生并深化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与思考,而这一过程,就带动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萌发。另外,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统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这样才能筑牢信仰共同体,促进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提升。
第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阐释,从理论上给资本主义以有力回击。资本主义的理论是经不起追问的,它们把私有制认为是自然的、正当的、不变的,这是其理论建构的基础。那么,为什么私有制就是自然的、正当的、不变的呢?资本主义的理论又无法对此做出明确解释。这也就使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进行回击成为完全可能的事情。无产阶级要完成对现存社会的超越,首要工作就是在理论上完成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工作,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理论家已经开展了很多,但是,他们的理论成果未能被广大无产阶级深刻吸收,也未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造成颠覆性的影响。其原因就在于后人对于这些理论成果的研究与阐释力度不够,造成这些理论被束之高阁,无法“接地气”,其应有作用被大大削弱。中国作为拥有充裕智力资源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对此加强投入,引导更多的人来学习、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尽可能多地产生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立场的研究成果,帮助更多的人在理论上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扫除障碍。
第三,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联系。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一些西方国家不断制造事端,试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谊。因此,在外交领域,党和政府应加强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与合作,树立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理念,发展好、维护好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谊,要相互帮助、相互团结、相互理解,共同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要本着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继续加强同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系,充分交流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谋求相互理解与合作,共同壮大社会主义的声音与力量。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形成合力,并将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统一起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得到进一步巩固并产生出更大规模的影响。
总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复苏首先需要无产阶级在阶级意识上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方,要肩负使命,发挥出自身应有的作用。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54.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4.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贸易保护主义 篇4
2013年《世界经济黄皮书》中强调,2012年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贸易争端频繁发生,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此外,世界贸易组织( WTO) 报告中称,2012年全球贸易增速为2. 5%,比预期下调了1. 2%,更低于此前20年平均水平的一半。经济增速下滑导致贸易争端加剧,反之贸易保护主义又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的复苏。
一、国际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新特点
第一,保护手段灵活多样。在国际贸易和经济交流中各国都在本国的法律基础上来执行国际条约,当二者发生冲突,就会出现各国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而区域贸易组织利用排他性保护成员国的利益,导致进攻性贸易保护呈上升趋势,利用规则实行贸易保护已成为普遍态势,保护手段更趋多样化。不但传统的保护手段像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仍被频繁使用,而且技术壁垒、 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贸易壁垒也花样翻新。
第二,贸易保护波及全球。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只要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问题,那么世界市场就会做出反应,而且随着国内外市场融合的步伐加快,世界市场做出反应的速度也在加快。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很快蔓延到全球,每个国家都想从金融危机中挣脱出来,贸易保护主义风潮亦快速波及全世界。
第三,保护领域更为广泛。贸易保护对象范围在此次全球金融风暴的刺激作用下变得更加广泛,贸易保护主义不但涉及货物、服务贸易层面,而且已经蔓延到了资本和劳动力跨国流动领域。
第四,保护对象国针对性强。美国首先提出制定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奥巴马政府更是出台了“购买美国货”的条款,很多外国商品都被拒之门外,“中国制造”更处在风口浪尖,进入美国市场难度加大。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紧跟美国的步伐,也会出台相应有针对性的贸易保护政策。
第五,保护措施表面合法化。WTO相关政策为各国以“公平贸易”为理由实行贸易保护留下了空间,政策允许成员国采取与WTO不直接冲突的各种保护措施来保护本国利益,而且可以反击遭到的不公平待遇。成员国在这样的政策下就会有恃无恐,披着合法的外衣,采取越来越多的保护措施。
第六,保护形式愈加隐蔽。各国常常以保护就业为理由,在阻挠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采取的措施越来越隐蔽,常打着经济安全、社会责任和保护本国受冲击产业的旗号。
二、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第一,贸易保护造成出口国贸易量急剧下降,甚至会引发该国的经济危机,该国的失业人数也就会急剧增加。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的贸易规模受很多因素影响,最关键的是贸易伙伴采取了严厉的贸易保护政策。贸易额下降会产生大量链反应,因为进出口净额是拉动出口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导向型国家一旦陷入贸易危机,该国的经济就会迅速萎缩,导致大量出口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随之大幅上升。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金融危机也会导致很多跨国公司陷入危机,增加了全球的失业人员数量。
第二,贸易保护主义会损害一国未受保护产业部门及消费者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步加快,世界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统一的大市场,一旦一个国家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那么各国的原料、产品和技术等的流通就会受到阻碍,削弱了市场的调节作用。进口商就会把这些直接或者间接增加的成本转嫁给国内消费者,消费者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失。此外,不在保护范围内的生产者还会为受保护产业的生产者提供强制性补贴,而受保护产业生产者所得收入根本不能弥补非受保护生产者的损失,就会造成利益分配的扭曲。
第三,贸易保护会破坏已形成的经济全球化格局。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可以无国界地在世界市场自由流动,资源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而一个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手段,阻碍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自由配置, 破坏了已经形成的全球分工格局,打乱了世界经济秩序。
第四,贸易保护会引发全球性的报复性措施。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实施了贸易保护政策,使得其他国家处在不利地位,阻碍其出口。那么该国就会采取类似的报复手段。世界经济就会陷入贸易保护主义的怪圈,各国也深陷相互不信任的困境。
三、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建议
2013年上半年,我国共遭遇18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反倾销、反补贴、特保等贸易救济调查事件达40起,同比增长了38%; 涉案金额3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6%。虽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但是中国却成为遭受贸易保护措施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不仅欧美等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对华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行列,对此我国应积极采取措施。
第一,加强国际间合作,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 2009年以来,世贸组织先后发布了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三份监督报告,为组织成员国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依据。中国作为WTO成员,积极响应,也出台了符合世界贸易规则的重振经济的方案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倡导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不搞贸易保护主义,不出台“买中国货”条款,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充分肯定WTO监督贸易保护主义的努力,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第二,运用国际贸易规则维护自身权益。加快熟悉了解相关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是中国政府及企业的头等大事,特别是进出口企业,遵守并且运用WTO规则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将会对企业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恢复起到重要作用。一旦出现贸易纠纷,应积极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
第三,提高出口退税率,缓解出口企业压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增强企业特别是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我国先后多次调高了出口退税率。以降低以出口为导向中小企业的出口成本, 提高国际竞争力,降低因经济危机引发的失业率。
第四,积极开拓新兴市场与扩大内需相结合。我国的出口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纷纷遭遇到了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且金融危机袭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极度萧条, 出口受到严重阻碍,因此我国出口企业应该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和国内市场,做到“内外兼修”。调整市场定位和产品定位,积极应对市场变化。特别要开拓新兴经济体国家市场,它们具备更快地摆脱金融危机影响的能力,也具备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和消费能力。同时随着我国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应成为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极端主义的国际土壤 篇5
国际格局, 是指“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简言之, 就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力量的对比状态”。不论是从起内涵还是外延来看, 对“国际格局”的研究都具有现实主义的理论属性。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的开篇即指出现实主义的六项原则, 他指出“帮助政治现实主义在浩瀚的国际政治领域中找到方向的, 是以权力或实力为出发点定义的利益概念”, (1) 同时, “ (可重新解释的) 利益概念具有防止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属性”。 (2) 进而, 人们概括出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格局的三个基本假设: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国家是统一的理性行为体, 在国际政治中采取广义的理性政策;国家孜孜不倦追求是权力, 国家间政治是“权力政治”。上述假设至少有三个重要的推论:第一, 权力关系是国际格局的基本结构;第二, 只有权力才能划定利益, 也即在国际格局中才能界定国家利益;第三, 国际和平的形成和维持依赖均势, 即权力关系的平衡。
虽然摩根索等人企图依据人类本性的某些特质得出有关人类行动的结论, 但没有为预测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任何基础。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的理论受到进一步批判, “结构现实主义”应运而生, 它是对原有现实主义理论的“补充和修正”, 这一重任由新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斯·华尔兹在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完成。华尔兹的理论贡献在于他以“结构”为核心, 对传统现实主义内在精华进行系统的逻辑整合, 构筑了现实主义完整的理论体系。华尔兹的现实主义也因此以“结构政治观”区别于“权力政治观”, 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
按照“结构政治观”, 国际政治被视为一个定义精确的系统结构。华尔兹指出, “系统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构成。结构是全系统范围内的组成部分, 使得系统能够被视为一个整体”。 (3) 华尔兹所说的“系统的结构”, 也就是国际格局。接着, 华尔兹进一步地论述了决定国际格局本质的三个原则:排列原则、单元的特性、能力的分配。华尔兹对三个原则的解读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不可改变, 这是国家共存局面的必然后果;构成国际格局的单元——国家在性质、功能、类型上不存在差异, 各单元同质;单元的能力——国家权力的变化引起国际格局的变化, 而国际政治格局则是由拥有强大权力的国家——大国所决定的。显然, 在上述三个原则中, 只有第三项是可变因素, 由此考察大国间的权力分布也就是明确国际格局的唯一途径。那么按照华尔兹的分析与方向, 当今格局无疑是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
但是, 现实主义者们在关于“极”如何作用的问题上见仁见智。单极体系的倡导者宣称, 单极, 或由一个霸权主导, 将带来最稳定的国际格局。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提出, 恰恰是19世纪的英国霸权 (尽管不是单极)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霸权带来了最大的稳定。该理论的其他支持者如基欧汉提出, 霸权国愿意支付成本, 必要的时候单边地推行规范, 以确保其收益体系得以延续。当霸权国丧失权力, 走向衰落时, 体系稳定就会受到伤害。
二、现实基本矛盾
进入新世纪以来, 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 世界形势发生了比冷战结束之初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变化。一方面, 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并以新世纪领导者自诩的美国, 凭借其超强实力, 推行单边主义和黩武主义, 对新世纪初的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了直接威胁。另一方面, 以宗教极端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为代表的势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制造恶性恐怖事件, 人类社会不同组成部分和各种文明类型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发展进程遇到严峻挑战。由于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相互激发, 彼此借势, 当今世界很不太平。这充分证明了冷战后“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重新组合和结构调整”的基本特点。也许, 金融危机的出现会使很多人产生了“多极化”加速来临的观点, 但笔者并不如此认为, 一方面, 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依然彻底地影响了全球, 另一方面, 金融危机下的通力合作只是证明了“各种力量相互制约。相互依存, 相互关系更加复杂多样”的国际政治格局的特点。
基于上述世界发展态势, 有的学者认为世界基本矛盾可以用东西南北关系加以表述, 即表现为东西矛盾、南北矛盾、西西矛盾和南南矛盾。 (4) 这固然不可称为错误, 但笔者认为这样的概括过于混乱, 没有统一的标准。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周建明认为“在后冷战时期, 西方文明与多元文明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 其主要内容就是西方文明的普世化与基于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坚持自己发展道路的冲突, 同时也表现为霸权主义和反霸的冲突, 并深刻地影响着南北矛盾的发展”。笔者认为, 这是现有的对当代基本矛盾的一种新视角的同时更为合理的一种概括。这是因为, 前文所言的“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都可以被纳入这个矛盾中, 同时, 它也是对两种主义兴起且持续发展的很好的解释。
同时, 世界形势的新发展, 当代国际基本矛盾的新变化, 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 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需要对当代世界格局的新现象进行解释, 另一方面, 结构现实主义似乎出现了理论的缺陷, 需要一定程度上的更新或补充。华尔兹所称的国家权力是高度物质化的, 软权力等其他权力类型由于无法精确客观的测量, 未被纳入严谨的分析框架中。亨廷顿试图解释新问题的“文明冲突论”失败了, 华尔兹的理论依然没有将世界发展的新情况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且, 除了恐怖主义, 我们至今经历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还包括金融危机爆发、环境危机、“非典型肺炎”流行、印度洋海啸灾难、艾滋病蔓延、疯牛病恐慌、网络黑客袭击、全球毒品泛滥等等, 从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 哪一个问题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当代的世界政治格局, 并且很可能, 借某次爆发的问题的契机, 几个国际力量突然“窜位”, 国际政治格局随之发生大的改变。
三、结论
现在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处于“过渡时期”, 这在理论界已达成了共识, 后冷战时代并没有脱离冷战的影响, 世界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组也并没有完成, 西方文明与多元文明之间的矛盾也只能称得上是一个过程, 在可预见的范围内, 未来的发展趋势必然沿着现有的情况继续发展, 但究竟将何去何从, 仍然是一个难以预测的问题。但不管怎样, 愈发复杂的世界对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们仍然需要沿着前人的研究步伐继续向前迈进。
参考文献
[1]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M].海南出版社, 2008-9.
[2]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8.
[3]于洪君.世界基本矛盾与国际政治格局.国外理论动态[J].2003, (5) .
极端主义的国际土壤 篇6
1、完善四级联动机制,
进一步培养一支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工作的业务队伍。近期,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成立了“应对国际贸易摩擦领导小组”, 建立了与商务部、国资委等政府部门的直通车, 由轻工业WTO事务协调办公室进行对口业务联系, 初步建成了政府、联合会、行业协会、地方企业的“四级联动”工作机制, 形成了群策群力、共同参与的应对格局。面对贸易摩擦, 行业团结、积极应诉、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牵好头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还需要四方密切联系与深入合作, 加强信息的及时沟通和业务上的相互交流, 进一步增强执行力度。
2、尽快设置轻工产品出口总量预警。
建立轻工产品国际贸易摩擦预警机制, 加强对主要国家贸易保护政策和法规的研究, 总结国内外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和教训, 监控和更新有关信息, 及时向有关企业发出预警, 帮助企业避免相关损失。建议设置主要轻工产品出口总量预警线, 即同一产品在一定时期内的出口总量预警线, 一旦发现出口产量有较大增幅、出口价格下降明显, 就应及时向国内生产企业发出预警。通过有组织的行动, 获得信息, 主动分析国外市场情况, 并与国外相关企业进行沟通, 达成协议, 避免将来国外企业找上门来再花大力气去应对不必要的贸易救济。
同时, 企业要做好应诉准备工作, 特别是行业中出口量较大的“龙头老大”, 由于很有可能被选为强制应诉企业, 更要及早做好准备, 出手越早越能掌握主动权。
3、加强学习和熟悉掌握游戏规则。
目前我们对国外贸易救济信息关注度不够敏感, 搜集不及时、不到位。应组织专门的人力和物力, 加强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政策和法规的研究, 建立有效的获得信息的通道, 探索与国内外相关组织的联系, 加强业务学习和培训, 切实做好为行业、为企业服务工作。
4、加快增加轻工出口产品的高附加值,
鼓励企业“走出去”。从产品输出到技术输出, 再到品牌输出, 最后到资本输出, 这是我国外贸型企业必经之路, 也是减少贸易摩擦的关键。鼓励企业“走出去”, 打破单纯以贸易方式扩大出口的传统模式, 通过资本输出创造出口需求。以“走出去”带动出口, 鼓励企业对外投资。通过扩大对外投资实现企业更大规模的发展, 并带动产品的出口。
今年11月份, 作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管部门, 商务部已提出将加快进行制度设计和政策制订, 做好战略规划和宏观指导。我们轻工行业应抓住这一机遇, 发挥轻工的优势, 鼓励轻工龙头企业走出去, 拓展国外市场。
5、鼓励企业加强质量管理, 重视品牌建设,
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着力打造民族品牌, 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金融危机使我国外向型加工企业面临较大困难, 有些企业最终倒闭, 但也有大量企业绝处逢生。广东的东莞和顺德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同样面临危机, 同样在珠江两侧, 但结果不同:东莞企业倒闭较为严重, 顺德虽受影响, 但产业大体完整。主要原因, 在于二者拥有技术和品牌的程度不同。东莞多属“三来一补”, 贴牌生产, 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而顺德的企业多有核心技术和品牌, 如格兰仕微波炉、美的空调、科龙电器、万家宝热水器等。为此, 轻工行业要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产品建设的扶持力度, 大力培育有技术、有品牌、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 帮助企业合理制定发展战略与规划, 从根本上提高抗御风险的能力。
6、研究轻工产品贸易均衡问题,
重新思考和定位轻工产品进出口的合理比重。一是调整轻工产品的出口结构, 避其锋芒, 补其短项。二是轻工行业应在进口上做文章, 抓住我国扩大进口的机遇, 配合产业结构调整引进高端技术和设备, 配合“十二五”期间我国外贸发展方式重点是在结构、质量、技术、标准上进行转型, 通过进口, 合理享用国际资源, 储蓄行业的后发实力。
7、重视案源工作,
运用WTO规则主动出击。做好立案工作, 善用规则, 主动出击, 学会打贸易牌, 从规则上消除对我国出口不利的根源, 从源头上降低贸易摩擦的风险, 变后期应对为前期预防。在世贸组织中, 迄今我国被动应对较多, 主动出击较少。为了降低贸易摩擦案件数量, 争取控制贸易争端的主动权, 我们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世贸规则的制定与修改。在制定和修改规则时, 国内产业和行业组织应有更大的发言权, 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我们的行业利益。
8、重视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
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有规则体系的, 这是游戏规则, 是应该参与利用的。作为非WTO成员的俄罗斯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拉美国家也频繁使用技术性贸易壁垒,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影响中国工业品出口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主要是技术法规、产品技术标准、产品合格评定程序、产品包装、标签、标识要求等, 例如:有毒有害物质限量要求、欧盟的CE标志认证等;影响中国农产品、食品出口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类型主要是《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协议》 (简称《SPS协议》) , 例如:食品中农兽药残留要求、食品添加剂要求、重金属等有害物质限量要求、细菌等卫生指标要求, 以及加工厂、仓库注册要求等。
9、重视产品召回问题。近年来,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布的召回通报、欧盟非食品类快速预警系统通报的数量都在快速增长。我国轻工产品已成为美欧日召回/通报的主要对象。2006~2009年,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 共发布召回通报1570起, 其中对华905起, 占57.6%。欧盟对华通报产品数也呈稳步上升态势。2006~2009年, 欧盟RAPEX (非食品快速预警系统) 共对欧盟市场上存在严重危险的消费品发布5502起通报, 其中涉华2964起 (不包括对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 , 占53.9%。玩具、电器、服饰产品和照明设备成为欧盟对华通报重点。农副产品成为日本食品扣留通报的主要对象。2006~2009年, 日本共启动4922起扣留通报, 其中涉华1555起, 所占比例高达31.6%。
近日, 美国进口消费品监管机构的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 主席伊内兹·特南鲍姆称, 如果中国玩具制造企业不根治安全隐患的话, 将会遭遇美国安全监管机构更多的召回。美国市场上80%的消费品都是来自中国。每5个召回的消费品中有4个是中国生产的。据悉, 美国进口公司发现产品有缺陷, 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通报给CPSC, 经过检测之后, CPSC就会和公司进行自愿性的联合召回。美方严格的检测和频繁的“召回”事件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由技术壁垒转化为了贸易壁垒, 这对中国长期的贸易发展产生深层影响。CPSC监管的中国产品份额已从2008年的43%增至2009年的46%。
此外, 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以及一些国际标准制定组织正在试图提高消费品安全标准, 同时尝试将标准统一起来, 争取在全球范围内保证消费品安全。这些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1 0、全面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不断扩大国
内市场需求。我国企业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在巩固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传统市场的同时, 大力开拓南亚、中亚、中东、非洲、拉美、中东欧等新兴市场。同时, 要努力开辟国内市场, 着力解决部分企业、部分产品过度依赖国外市场问题。为此, 需要政府从土地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 对企业加强扶持和引导。在宏观政策上, 要注意适当调整投资、消费结构, 适当调整社会分配关系, 从根本上扩大国内市场有效需求。
国际金融危机后, 许多国家都在加大研发投入, 大力培育新兴产业,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努力转变发展方式, 这必将进一步提升后危机时代的综合实力和外贸竞争力。轻工行业应尽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积极培育轻工产品的竞争新优势。
极端主义的国际土壤 篇7
1. 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点
贸易保护主义在新形势下呈现出新的特点, 它主要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发达国家利用WTO的相关规则, 打着公平、公正的贸易旗号, 实行国际贸易保护, 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无论是在手段还是形式上更加隐蔽。
(1) 形式上的隐蔽性。新贸易保护主义是在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和其它为促进世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理由的掩护下来实施贸易保护, 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2) 保护主义手段多样化、范围全面化。新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范围呈现出全面化的趋势, 涉及范围不单单包括传统的货物贸易, 还正在延伸到服务贸易、投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另外, 还有一种更为隐蔽的手段, 那就是通过汇率政策的变化对国内市场和企业进行保护, 通过汇率贬值来提高自身产品竞争力, 从而达到削弱其他国家产品竞争力的目的。 (3) 加强对制造业的保护。金融危机爆发后, 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地位凸显, 致使很多国家加强对本国制造业的保护力度, 各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政策, 如俄罗斯政府在危机中提高制成品进口关税并增加对制造业的各类补贴。
2. 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世界经济的低迷, 同时催生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复苏期, 今后的一段时间中将是贸易保护主义频发时期。由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贸易摩擦将对我国外贸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表现为:
(1) 对我国相关行业和相关区域产生不利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相关出口企业带来一些很难估量的损失, 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发生致使很多国家的市场我国产品不能进入, 严重影响我国外贸企业的经营业绩。贸易摩擦频发不仅使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 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 不利于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
(2) 破坏了国际贸易环境, 干扰了国与国之间的正常贸易。贸易保护主义破坏了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 让一些本可以出口的企业不得不采取观望的态度。同时, 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
(3) 影响我国贸易安全和经济运行秩序。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我国贸易安全和经济秩序产生消极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 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主要以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这几种形式。其次, 很多发达国家利用自有技术和一些相关标准来限制出口国的产品, 无形中加重了出口国产品的成本, 从而削弱了出口国相关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最后, 从贸易不平衡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一些小的贸易摩擦积攒成多就有可能引起大的贸易摩擦, 从而对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产生巨大影响。
3. 应对贸易保护主义采取的措施
历史经验证明, 在经济危机的时候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短视行为, 阻碍世界经济的复苏。作为在世界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贸易大国, 我国应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针对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 建议我国采取以下措施应对:
(1) 建立贸易预防机制。要时刻关注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研究、分析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趋势, 不断完善信息服务平台, 建立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同时, 要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适时调整外贸政策, 防止出现我国外贸过度地下滑。
(2) 扩大我国国内需求,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降低贸易保护对我国影响的根本办法, 在于千方百计扩大国内的消费和投资;而对出口部门, 则不能再通过种种优惠政策鼓励出口。
(3) 将贸易保护措施按其针对对象不同进行分类。其中, 反倾销针对的是企业产品的价格, 反补贴针对的是政府的经济政策, 绿色壁垒针对的是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标准。我国要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制定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进行产业升级, 这样才能有效跨越国际贸易保护设置的种种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