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的合理主义（精选12篇）
经验的合理主义 篇1
1 提高合理造材的认识
在贯彻执行林业部颁发的“原条造材专业标准”的同时,应按优化产品结构模式,坚持产销结合,及“三优先一降低”和“三要、三杜绝”的原则量材造材。但鉴于目前市场状况,对上述部分内容应稍加修改,如三优先应改为优先造高价材、优质材和市场畅销材;一降低是降低次小薪材和等外材的比重;要科学量材设计,按优化的产品结构造材,杜绝按楞头随意造材;要量尺准确、杜绝超长短尺;要按划线下锯、杜绝躲包让节。为实现合理造材,主要有如下要求:
(1)多造特、贵、长、俏材,凡符合特级原木标准的,要全部造成特级原木。我区的红松、云杉属珍贵树种,多造1立方米特级材就会多收入百余元。
(2)胶合板材,加工原木1等材和4m、径级为18～24cm原木等均属优质材,要优先造材,而且尽量造高价材。
(3)要及时捕捉信息,对市场急需、紧俏畅销的材种要及时组织生产、满足供应,进而增加经济收益。
(4)长材不短造。对树干通直、尖削度不超过1%,径级18cm以上的应尽量造6m长材。
(5)对枯立木、风折木、火烧木、梢头等符合原木标准的,都耍造材利用。
(6)实行原条拔开造材,减少木材损失,保证人身安全,杜绝造材劈裂的出现,提高等级品率,提高产品质量。
2 提高等内材比重的措施
(1)实行墩根去腐造材。造材规程要求根部有缺陷的原条,从根部截去1节,长度不超过1m,这一办法对提高木材的售价十分有益。因为成过熟落叶松原条的根部腐朽占原条总数一半以上,有的达90%,其中腐朽深度在1m以内的原条约占根腐原条总数的10%左右,年产量近2万IT13。实行墩根后提高了等级,售价增加60～120元/m3。我们对墩根的经验是小径原条墩去Im能出坑木和檩条;大径原条墩根后能提高一个以上等级,如果是红松墩根后能出特级原木,那么墩去的长度可适当放宽到1.5m。
应根据树干外形特征,腐朽症状颜色,采取看、敲、探的方法来确定腐朽程度。
落叶松原条根部腐朽规律有几种情况:根部腐朽面积较大,呈深褐色或黑颗粒粉末状,或已脱落成空洞者,一般腐朽深度较深,延伸达3m以上;腐朽呈近白色块状或蜂窝状者,其深度一般不超过3m;腐朽面积较大,颜色呈褐色,但树干和树皮颜色正常者,一般腐朽深度在2m以内;呈海绵状的白色腐朽,树皮颜色正常者,其腐朽深度一般在1m左右;腐朽呈白色菌丝状的,多数是由于漏节引起,腐朽蔓延较远。
梢部腐朽不够等内材的造成低材;干部内腐,其外部特征正常的,量材时与造材密切配合,跟锯造材。
(2)对弯曲原条采取大弯处下锯,急弯不足1m截掉,使弯曲降低到5%左右进入等内材。落叶松弯曲不太严重,通过合理造材,95%以上的弯曲原条都能进入等内材;桦木弯曲比落叶松多,弯曲的形状也复杂,如果是一个方向顺弯,要造短材,代扭曲形,弯曲度超过5%以上,只能做造纸材或薪材。
(3)正常原条要优先造长材和特殊材,如果尖削度较大,超过1.3%的就要认真比较造长材与造短材的产值,因为尖削度大,长材材积低于短材材积的总和。如2节6m长的材积是1m3,3节4m的材积是1.1m3,如果增加材积后总的产值大于前面的总产值,就要造成短材。
(4)节子多或原条梢头部位尽量造成直接使用的电杆、坑木、檩材。
(5)双丫材要在双丫部位下锯,能够增大检尺径、增加材积。
(6)修整木材缺陷,提高木材等级。影响木材等级的缺陷很多,其中轻度的外腐偏枯、夹皮、节子等缺陷,通过修理可以减少或去除缺陷,从而达到提高等级的目的。例如,针叶加工原木1等材,死活节最大尺寸要求不超过检尺径的15%,如果检尺径为30cm.节子尺寸不超过4.5cm,仍为1等材,超过4.5cm为2等材。如果是大于4.5cm而小于Scm,通过砍平修理,去掉树皮和相连干身的木质部分,露出的黑眼珠直径减小,就进入1等材。有的节子经修理后尺寸不足3cm就不计节子个数。偏枯夹皮及材身局部有外腐的,应采取砍掉边腐的修整方法,这样会提高等级。
(7)缩小材长的允许公差,提高原条的出材率。
(8)实行2次造材(也叫改锯),提高等内材比重。由于对木材缺陷、内腐深度不能做到准确无误的判断,因此要进行第2次量材造材。特别是长材,根据几年的调查,需改锯的占1%～2%,通过2次造材后,每立方米将提高产值20～40元。
经验的合理主义 篇2
内容摘要：起诉便宜主义是顺应各种刑事政策权衡和增强诉讼效率的要求，具有合理性基础的不起诉制度的原则之一。起诉便宜主义在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都有着直接的体现和广泛的运用，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在借鉴起诉便宜主义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重塑公诉裁量权，完善酌定不起诉制度。
关键词：起诉便宜主义不起诉酌定不起诉
一、起诉便宜主义概述
在刑事诉讼中，起诉具有启动审判的效力，不起诉则具有终结程序的效力。与此相对应，在刑事诉讼理论上，起诉遵循的是起诉法定主义，不起诉则既遵循起诉法定主义，也遵循起诉便宜主义。[1]可见，起诉便宜主义是在不起诉层面使用的与起诉法定主义相对应的范畴。
据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先生研究，起诉便宜主义是指公诉方依据法律的授权，基于刑事惩诫的目的和权衡各种利益，对其所审查起诉的刑事案件，选择是否做出控诉以停止刑事程序的原则。[2]起诉便宜主义最早提出时，颇受负面评价，最强有力的攻击便是来自于起诉法定原则。因为起诉法定主义旨在于在国家主导公诉权的情况下，限制起诉方的肆意处分，防止对被害人及罪行法定、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原则的侵犯，如有罪不诉、恶意变更公诉罪名等。但事实上，起诉便宜主义并非指刑事追诉机关权衡裁量公诉权无限制，起诉便宜主义是在依存在起诉法定原则基础上的，行使不起诉处分权，必须符合法律明文规定之要件。由于起诉便宜主义与公诉权性质一样，都具有司法处分性质，“站着的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裁量权自应受到起诉法定主义之约束。从性质上看，起诉法定主义更似属起诉方职权原则，是一种相对于起诉主体的追诉义务，起诉便宜主义是从起诉的内容着手，更注重起诉后果、起诉效力，以及不同的刑事政策而便宜起诉。[3]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基于各种刑事政策权衡和增强诉讼效率的要求，绝对的起诉法定主义已无法在各国刑事诉讼中实现。起诉便宜主义在各国刑事诉讼中都有了直接的体现，起诉便宜主义与起诉法定主义并存相济已成定势。各国起诉制度的改革也基本上是遵循这一思路进行的。
二、起诉便宜主义的存在合理性
起诉便宜主义作为不起诉制度的一项原则，理论界对其一直非议颇多。但起诉便宜主义的产生和存在自有其诸多合理性，下面笔者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论证起诉便宜主义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
(一)完整的公诉制度的组成部分
公诉权从理论上可分为积极的公诉权和消极的公诉权。不起诉即表现为消极的公诉权，因此，完整的公诉制度即不容质疑地包含不起诉制度。而在适用不起诉制度的原则时，可以说只有起诉便宜主义才真正能体现不起诉制度的价值所在。这是因为从公诉权的性质来看，法律上的权利可以行使，也应能舍弃，如果一项权利只能行使，而不能对其斟酌处置，那么与其称之为权利，倒不如称之为义务更为合适。所以从此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要建立完整的现代公诉制度，不起诉制度特别是起诉便宜主义的存在就是其生命之所在。在现代刑事诉讼中，缺乏起诉便宜主义的公诉制度就是不完整的。
(二)非犯罪化与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伴随人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司法也逐渐走上文明的道路，刑罚则从原始的无序和残酷走向有序和文明，从单纯的报应论转向了预防论或者说转向报应与预防的统一。因此，现代社会在犯罪与刑罚的问题上，人们不仅注重对犯罪的惩罚，也更看重对犯罪的预防和改造的社会效果。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家陈兴良说：“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大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大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此乃用刑之道。”因此，他提出刑法之谦抑性的理论，认为“谦抑
经验主义的年轻人 篇3
今年我在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任教，一位名叫维多利亚·布勒的大四学生观察十分敏锐，她写了一篇论文，谈到了身处她这个年龄层的一些感触。
布勒指出，对12年前的美国大学生来说，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1990年代美国国内的经济繁荣和国际上冷战的胜利。因此，他们自然倾向于对“美国式的民主资本主义”深信不疑，相信在这种制度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又允许一部分人通过竞争超越他人”。
然后就发生了9·11恐怖袭击。小布什总统用充满道德评判的语言宣布了“反恐战争”。然而，小布什这种意图复制里根总统对“邪恶帝国”开战的行为不但没有胜利，反而还自取其辱。随后又发生了金融危机，这对于今天的学生们是另外一种警示。危机的根源在金融领域，但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单一领域。于是，布勒写道：“虽然资本主义体制许诺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但结果却残酷而不可预测。”此外，今天的美国学生还对他们在国际竞争中的表现忧心忡忡，担心自己不再是最优秀的竞争者。
总之，今天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着更加严酷的境况。布勒指出，“有一群人可以被称为愤世嫉俗的年轻人，他们不喜欢体制，但同时对其他替代方案也很警觉，对他们自己改变世界的能力不屑一顾。因此，这一代人对于变革就显得很保守，没什么兴趣。总的说来，这些愤世嫉俗的年轻人不相信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着联系。”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0%的年轻人认同“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应该更加积极主动”这种说法。布勒指出，“‘占领华尔街运动’带来的不是立法，而是交通拥堵。”
我认为布勒的一个观点特别尖锐，她认为这些幻灭的事件使学生们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框架。“我们对理想主义十分反感。而正相反，这些愤世嫉俗的年轻人相信政策革命，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需要对某种假说进行检验和证实，之后再对结果进行复制。”
也许，这种实证式的思维方式是成熟的象征，但布勒也承认，“这种对‘证据’的要求可能会延缓他们采取行动。面对难以克服的复杂因素，他们有太多的选择。”
她建议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火种效应”（Tinder Effect）。Tinder是一款手机软件，用户可以通过它浏览上百个潜在的约会对象，但却很少有人通过它在真实世界中相遇。
令布勒最感不安的是这个精英管理体系，因为这一体系鼓励人们过度关注自身的进步。“如果不把时间花在提升自我上面，就会带来机会成本，让你在和那些始终把提升自我放在首位的人竞争时处于劣势。”
布勒怀疑，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可能会认为那些没受过教育的阶层是遥远而不正常的。她也怀疑公共政策的数字化可能会使其失去“守门人”的功效，因为只有精英们才能理解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政策程式。
对于布勒的这篇让人眼花缭乱的论文，我有很多想法，但我想强调一点：过去艰难的10年带来的可能并不是青年人的反抗，而是让他们回到了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他们倾向于用“数据分析”、“机会成本”、“可复制性”这些客观的经济学词汇思考，而不再使用那些更加具有道德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词汇，他们可能会认为那些词汇的词义模糊，是不可靠的。在经历了嬉皮士、雅皮士和颓废派的时代之后，现在时髦的是书呆子。
经验的合理主义 篇4
关键词：以人为本,人本法治,法治建设,立法,法律精神
“以人为本”是共产党治国理政、管理社会的指导思想, 被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之中。同样, 在法治建设中, 理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 树立人本法治观, 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一、实现以人为本: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价值追求
以人为本是指在经济发展、社会改革、制度建设中必须以人为本位、核心、目的, 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维护人的利益、促进人的发展。人本法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尊重个体。人本法治是“为了个体在社会中的生活”, 蕴含了公平、民主、权利、人道等价值理念, 表达了对个体的尊重与关怀。这种人本关怀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对人的“关怀”, 渗透着尊重人、发展人的人本精神。二是倡导人性。法律和法治必须以人性为基本前提, 缺乏人性的法律不仅是不人道的, 也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三是保障人权。保障人权的重点是保障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人权, 关键是在司法实践中切实解决人权保障中的问题, 切实将保障人权落到司法程序的每个环节。[1]
二、人本法治迷失: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困境
( 一) 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缺失。我国宪法规定, 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 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公民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 公民有劳动和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但是, 我国宪法所确认的权利体系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许多宪法权利并未被纳入法律体系之中, 缺乏有力的法律保护。[2]
( 二) 部分公民权利受到许多限制。当前, 我国法律法规对公民权利行使设置了过多限制, 不利于公民行使自身权利, 制约了公民权利的发展。如《选举法》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是其中有许多约束性条款, 导致许多选举活动流于形式, 无法很好地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三) 法律内容形式缺乏合理性。我国宪法规定, “任何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也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世界人权宣言》也规定, “人人对社会都负有义务”。在法治实践中, 我国将公民权利和义务结合起来, 比如, 劳动权、受教育权等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也是公民的基本义务, 但是法律并未规定公民不履行义务时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怎样监督公民履行基本义务等等。
三、建构人本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合理走向
( 一) 树立人本法治理念。法治理念是社会成员对法治的认知、观点、情感、评价、认同、信仰等, 是带有倾向性的法律意识。亚里斯多德说过, “即使最完善的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平民情绪, 这终究是不行的”。为此, 在现代法治建设中, 要将以人为本作为基本价值导向, 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守法精神、法律信仰等, 提高公民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在法治建设中, 不仅要将以人为本融入法治建设的各个层面, 融入立法过程、司法实践、行政执法、普法教育等过程中; 还要用以人为本的原则评价法律法规, 诊断现代法治中不符合人本、人性的负面因素, 不断推进法治建设的发展创新。
( 二) 坚持人本立法原则。首先, 尊重与保障人权。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改善人权状况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 也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客观要求。2004 年保障人权被载入了宪法修正案, 这意味着我国在保障人权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为此, 要依据以人为本、人权至上的原则, 推进立法建设, 改变不合理、不科学的法律制度; 要加强配套制度建设, 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可执行性, 以更好地保障人权。[3]
( 三) 建构人本执法体系。张居正说过, “天下之事, 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之必行”; 孙中山也说过, “国人性习, 多以定章程为办事……吾人如不能实行, 则宪法犹废纸也”。可见, 执法是法治建设的关键因素, 只有规范行政执法, 提高法律的执行力, 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是, 在法律实践中, 经常出现执法不作为、暴力执法、野蛮执法、办“人情案”、以权压法、以罚代法等问题, 这些损害了法律的权威, 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因而, 在执法过程中, 执法部门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法原则, 改变执法方式, 尊重执法对象的合法权利, 依据法律程序进行理性化、非歧视的执法活动, 充分保障执法的程序和实体正义。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民权益的基本要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为此, 应将以人为本理念融入法治建设中, 渗入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方面, 以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鑫, 黎明, 赵永军.“科学发展观”视阙下的人本法治[J].法制与社会, 2010 (7) .
[2]胡怀应.论培育和谐社会的人本法治观[J].岭南学刊, 2015 (3) .
非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中的合理性 篇5
非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中的合理性
非理性具有不自觉性、突发性、瞬时性和非逻辑性等特性.在认识论中,非理性主义张扬非理性因素,其合理性主要在于揭示了认识能动性的根源,丰富了人的认识形式,阐释了在认识的不同阶段非理性因素具有动力、诱导、意向、选择、激励、调节等不同的.作用.
作 者：白雪晖 BAI Xue-hui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00 刊 名：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33(6) 分类号：B804.3 关键词：非理性 理性 能动性 合理性经验的合理主义 篇6
关键词：现实主义；均势；权力；国际关系理论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049-03
引言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近百年，其地位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现实主义。从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到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一直是西方研究公认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发展经历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阶段，其发展过程内部分歧与争论不断涌现，但现实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脉相承的，其理论内核始终没有发生改变，建立在权力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也是国际关系理论最为核心的部分。尽管如此，任何一个理论都是经历从经验分析到实践检验的历史过程，作为理论，在时间的沉淀下需要经受历史的考验而难免存在一些局限。
一、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历史沿革
现实主义是解释国际关系的传统理论之一。它强调主权国家的自助行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权势的重要性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追求[1]。现实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迅速发展。二战结束之后至80年代初，它一直占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领域，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被誉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政治现实主义的奠基人。”[2]他把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并对理想主义的不切实际做出了批判。一战结束以后，以威尔逊为首的自由主义人士认为秘密外交和古典均势理论是导致战争发生的原因，只有通过国际联盟以及集体安全原则才能使世界免于战争。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写道：“1919—1939年英语国家国际政治思想中明显且危险的错误，即几乎完全无视权力因素。无论在学界还是民间，几乎所有的思想都存在这种错误。”[3]他把这种错误称之为乌托邦主义，即不顾国际政治现实状态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关于道德的虚幻、权力的重要以及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的思想，是卡尔国际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卡尔通过对理想主义的批判，勾勒出现实主义的主要思想，标志着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学派的兴起[4]。
卡尔奠定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而摩根索则为现实主义直接提供了理论体系。其《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成为集大成者，在书中摩根索以人性本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冲突、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总在追求权力等传统现实主义思想为基础提出“现实主义六原则”。摩根索虽然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宏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但是由于其论述的方式以及理论的瑕疵导致其不是绝对完美的，对权力追求的偏好以及对道德观的判断都使其理论存在缺陷，这样的缺陷为后来的新现实主义的出现提供了空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两极格局不断趋向多极化，第三世界力量兴起，复合相互依存日益紧密。有的国际政治理论无法适应现实需求，诞生出关于方法论的学术大讨论，因此催生了新现实主义的出现。新现实主义在坚持古典现实主义和新概念的基础上，修订了古典现实主义的缺陷，注意从科学行为主义那里吸取体系模式、结构分析、博弈论和功能主义[5]。1979年以肯尼斯华尔兹所著《国际政治理论》为代表，他继承了从卡尔到摩根索的权力政治学说，认为权力是国家争取自身安全的必要手段，主张在无政府的国际环境下进行冲突与合作的结合并着重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这点为古典现实主义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诸多理论中最为精练、科学化程度最高。它以理性主义为宏观理论假定，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层次，以体系结构为主要变量，以国家行为为主要因变量，以国际体系无政府性为基本体系条件，构建了一个现实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6]。之后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包括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都受到华尔兹体系思维、理性主义的分析方式以及科学主义的方法论的影响。所以可以说华尔兹不仅完善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而且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使现实主义理论在二战后达到了巅峰。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虽然经历了多位著名学者的完善与发展，但是到了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领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理论学派，从研究方法到思维模式均有很大的变化，大有挑战现实主义主导地位的势头。因此，为了维护其理论核心位置，现实主义也在不断寻求自身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更替，任何一门学说都无法做到完美，很多国际现象也是现实主义所不能解释的，因此其理论不仅有科学合理的地方，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
二、现实主义主要学说及理论内核分析
传统现实主义继承并发展以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关于权力、国家利益、均势、人性的看法与主张，发展出均势论和地缘政治学两大理论支柱。与其他理论相比，现实主义对于国际政治现实的把握确实更为深刻，但另一方面，它又片面强调权力政治，把人对于权力的渴望放大到国家行为中。
关于现实主义最经典的论述应该就是关于权力本身的解释，作为经典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汉斯·摩根索曾毫无掩饰地指出：“国际关系……是为了权力而斗争。无论国际关系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7]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最早的原头，其造诣不可不说伟大，但是关于权力的定义，把其定义为国家生存的目标确实较为过激，相比新自由主义把权力定义为获得国家安全的手段，后者显得更加合理。但是权力不可避免成为一种资源，一种国家优化自身配置的原动力，类似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血液。因此把权力看作一个国家的生存能力比较合适，因为根据现实主义的定义难免使国家间为了争夺权力而不断斗争造成安全困境，而新自由主义则弱化了权力的作用，忽视了权力本身的顽固性。作为使一个国家在国际环境中生存的必要条件，权力必须得到有效的配置使之运用更加合理，不是简单地追求权力的最大化或者获得新的权力，而是怎样去优化现有的权力资原，有效地运用和控制权力以避免国家间出现安全困境。在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内部的分歧和争论不断涌现。但是现实主义作为经典理论经久不衰，理论内核必然有其可取之处。在此，对其主要理论基石以及哲学内涵进行简要分析。
1.地缘政治学
地缘政治学是现实主义两大理论支柱之一，地缘政治学讲究的是地理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限制，因此主张国家突破地理限制向外扩张，传统地缘政治学直接导致了德国的扩张性侵略政策。地缘政治学发展至今已被很多学者所诟病，认为已经过时或者理论存在缺陷。但其实地缘政治学从某种程度上最真实反映了国际关系的现状甚至世界发展的趋势。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成为古代文明或是地区性霸权国家其领土均十分广阔，从古代欧洲的罗马文明到我国的秦汉文明，从亚欧大陆上的波斯帝国到马其顿帝国文明，再从大英帝国到今天的美利坚文明。其反映出的主要特点均为国家领土面积十分辽阔。虽然欧洲文明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领先世界，但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其领先优势慢慢被后起的美国所超越。这反映了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因此中国的崛起也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有着优异的地缘特性。因此未来的世界必将成为几个地区大国和其他地区联盟为主体并存的格局。
地缘政治学基于现实主义关于权力的研究之上，国家的地理条件作为权力资源的一个部分，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的有效发展与领土扩张。强势国家拥有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而弱小国家却受到地缘因素的遏制。当今伴随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存的世界环境，地缘优势的互补性与特殊性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推力。从而也论证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体系和合作的论述。
2.均势论
均势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学中影响最大，历史最久的传统理论，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对西方国家政策的影响也最为显著。均势理论主要强调权力的制衡，也就是主要力量之间的权力保持平衡，若有一方的力量过大则其他力量会进行联盟以反对其势力无限扩张。而现实世界表现出来的态势却非传统均势理论所描述，美国当前主导世界格局，其霸权势力一家独大，在我看来当今世界所谓的均势表现为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控制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均势，使其永远保持对别国的优势。二战甚至更早的大英帝国主导世界格局的时候反映的情况也相类似。英国为了维护自身对欧洲大陆的地缘优势始终坚持贯彻协调欧洲大陆各国矛盾，平衡地区战略大国的态势平衡原则。
均势本身作为个体与系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权力平衡，反映国家因追求安全而进行权力扩张的外部表现，不仅仅因为人本身的私欲以及对于权力无限的渴望，也是由于国际系统对于单位国家的牵制。受限于国家的社会属性，即一个国家处于国际社会的环境中，如果不选择追随或者结盟策略，弱小国家将受到孤立。因此大多数国家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谋求霸权，需要同其他国家结盟以平衡权力的发展。而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复合相互依存的不断深入，核武器的发明与使用使得硬均势向软均势演变。关于“软均势”的概念，佩帕教授给出的定义是“不直接挑战单级领导的军事优势，但却能迟滞超强权力的使用，使其在运用超强权力时更复杂，代价更高”。软均势主要是运用包括国际制度、经济政策和中立地位的严格解释等在内的非军事手段来影响单级国家的军事行动[8]。从硬均势向软均势发展导致国家间制衡以及对抗的方式从简单的军事或结盟向更复杂的手段转变。出现像贸易摩擦、文化侵略等隐形侵略手段，以一种模糊而更加深入的方式来达到控制别国外交内政的目的。但不管均势外表如何改变，核心与本质却不曾发生变化。对于权力的制约以及保持国与国之间战略态势的平衡都是均势所必须达到或追求的最终目标。
3.人性
现实主义倾向于把人性定义为恶，人有追逐权力的诉求，本性难改。而理想主义则把人性定义为善，至少能通过教育来达到善，但其实双方对于人性的定义都较为片面。人性并不能简单归于善或者恶。根据辩证法思想，人应该具有两面性，许多人生来并无善恶之分，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导致个人的转变，但即使善良之人也有恶的思想，极恶之人也不见得完全没有善心。因此笔者主张将人性定义为人具有两面性。既有善的部分也有恶的部分，由于人不是完全理性的个体，人的理性具有主观性和阶段性，因此思想和决策必然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但就算通过后天的教育也不能完全使人转向两个方面的某一方面，只能进行规劝和引导。国家是由人组成的集体表达形式，因此国家行为也具备理性的两个特征，可以通过引导和控制使之向较好的方向转变，虽然不能绝对改变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但是可以施加影响来获得效果。
4.国际关系主体
当今各流派对于国际关系主体的界定争议不断，现实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单位，新自由主义则主张国家以及非国家角色（国际组织、非政治国际组织以及个人）为主体。但其实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虽然跨国公司在现实世界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背后往往受到国家的控制，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最为重要的兼并收购尤其是涉及安全领域即能源等相关行业都要受本国中央政府的调控。而反观现存的非政府组织，其实大部分并没有从事于关键行业或领域，其职能较为单一也远不如跨国公司发挥的效用大。因此说到底，国际关系主体依然按现实主义所说是以国家为主，其表现形式是国家在背后，而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甚至个人受政府控制而活跃于前台。
5.无政府状态
现实主义各流派分支均对无政府状态有所论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为了结束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就不得不集中全力，组建起利维坦，但其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国际社会也出现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国际社会形成无政府状态[9]。无政府状态是当今世界冲突不断的矛盾根源，也是极难解决的问题之一。由于不存在中央集权，无法对国家权力进行约束，导致强权国家霸权垄断，而由于上文所提到国家具备国际社会中的社会属性，因此弱小国家只能寻求跟随或者结盟政策以避免受到孤立主义的影响。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没有一个制定法律和强制执行法律的中央权力机构”。引起权力争夺的原因之一是不存在仲裁者。古典现实主义从无政府状态中演绎出国家自助、安全困境、权力政治和国际冲突。而新现实主义之后，无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都把无政府状态视为其理论基点。作为考察国际问题的基本常量，无政府状态成为现实主义理论最根本的内核之一。
尽管现实主义内部争论、分歧不断，许多现实主义学者引入了一些新的变量来构筑理论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背离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以国家为中心以及强调权力与利益的研究传统并没有动摇。唯有在充分重视和理解这些内核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精髓。尽管如此，现实主义在很多方面也存在不小的局限。在研究现实主义的过程中，对其理论去粗存精，不断完善也是非常必要的。
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局限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虽然复杂，但是实质却改变不多，当今世界国家间博弈仍然以权力斗争为主，国家间政治依然是大国的游戏。各国外交政策永远代表其国家利益，权力和国家利益成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根基不可动摇。黑格尔曾说过“存在即合理”，不可否认每个学说及理论能存在至今都有其依据，都能在某个层面很好地反映出现实状况和世界的发展模式，但是其局限性也是相当明显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结合历史学、心理学、哲学、文学、经济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使之发展充满了多彩的魅力。但是受每个学科发展的局限，任何一个理论的发展都要受到历史演变的影响，很多理论只符合当时的历史状况。但是现实主义仍将作为极为重要的学派受广大学者关注。该理论体系探讨的是一种权力的斗争和利益的追求，但是国际关系应该追求理想主义者界定的寻求世界的最终和平与稳定。国际关系研究的是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当前伴随世界性问题的出现，例如反恐、环境保护、预防疾病扩散等重大国际问题都需要国家间密切合作，增加互信。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也使国家间合作变得更加重要。因此将研究方向从斗争转向合作是符合客观现实的发展趋势的。
权力和国家利益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展现的是国与国之间行动发展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均切合本国的利益或满足各自的意识形态要求。这导致了一个问题的出现，国家作为人的集合，其行为不可避免导致过激或者主观化。如何使国家能站在客观理性的角度去判断问题发展的趋势将是国际关系理论必须研究的课题。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之间存在的传统的功能关系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断裂。以前的军事大国不再必然是经济强国或者全球大国，而一些经济强国的国际地位虽然在军事和国土上的条件并不十分有利，但仍然越来越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10]。
辩证法认为事物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设也是如此。虽然很多理论、概念受到历史发展的影响具有局限性，但是其雄辩的论证也反映出现实主义学者广阔的历史发展眼光。不断地完善理论构造，对一些概念进行修正也是当今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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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历史合理性解读 篇7
关键词：科学乌托邦主义,历史合理性,科学
自近代以来,对人类未来的理想设计就与科学紧紧联系在一起,逐渐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科学乌托邦主义社会思潮。1627年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标志着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孕育,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科学工业实践、欧文的工业化理想国“新兰那克”(New Lanark)和孔德的实证主义等是科学乌托邦主义的早期萌芽。这些科学乌托邦的特征是,已经不像以往的理想社会那样单纯依托人性改善、制度民主化和伦理规范化,而是依靠科学知识和技术变革来建构理想社会,让人类未来在可见的视域内趋于进步和完善。科学乌托邦主义在20世纪沿着多条路径绽放其彩:从优生学、科学教育、行为工程的科学乌托邦到机器神话、人工智能、媒介、机械主义建筑的技术乌托邦,从生产乌托邦到消费乌托邦,从技术统治运动一直到唯科学主义。其基本内涵也因此形成:以现代科技为根本依托对未来社会进行理想设计,主张以科技理性为范式主导和规约人类未来,相信科学技术必定可以实现物质丰裕、秩序合理、自由正义与社会和谐的人类梦想。
科学乌托邦主义萌芽于16～17世纪,崛起于18～19世纪,涌动于19～20世纪,但在20世纪经受到了来自乌托邦、社会学、文化心理学、哲学等各个领域的质疑和批判。然而,科学乌托邦主义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实践基础上萌芽和崛起的社会文化理念,并且应时而生、蔓延几百年,表征着特定的时代精神,彰显着自然科学发展的人文诉求,因此,无论它在现当代遭受何等质疑和颠覆,都不能抹杀其历史合理性。作为生活于当下、但是永远不满足于当下的社会存在物,人具有“追求真知”与“叩问理想”的双重追求,各种历史、文化条件在适当时机交汇灌溉出科学乌托邦主义的理想之花,因此,发掘其历史合理性,解析其理论蕴含,是理论研究的首要之务。
一科学乌托邦主义:科技时代的历史性诉求
从科学技术自身的本质和社会地位来看,科学乌托邦主义的意义在于它是对现代科技力量的哲学社会反思,历史地突显科技时代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认识到了知识和技术、科技专家和工程师与人类乌托邦期望之间历史性的合理联系。科学乌托邦主义反映了科学技术在近代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崛起和地位变迁,反映了理性时代对真理的渴望和对实际生活变革的呼声,是让人类的世俗化理想在现实的科技与社会的进步和互动中得以实现的理论尝试。近代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科学精神和技术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生活秩序和现代生活的意义。科学技术创造的客观成就,既包括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进步和人类社会组织结构与整体面貌的变革,也包括人类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和伦理道德的祛魅与理性化。因此,科学乌托邦主义的产生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合理反映。
第一,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和主导的解读世界的文化样式,在科技主导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之下,科学乌托邦主义是哲学思维和社会理论对人类文明独有的和崭新的社会和文明现象予以反思的结果,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和要求,反映出这个时期人类对理性与进步的必然性产生了不容置疑的信念,对于科学技术负载人类历史进步和幸福理想的能力所寄予的厚重希望,尽管这种寄予可能超乎其客观能力,是人们主观上的一厢情愿。科学乌托邦主义借助乌托邦小说和科幻小说、科幻影视和哲学思维等文艺和理论形式反思我们所处的时代、反思科学本身,以科学技术为绘笔,以幻想为灵感,在特定的时空场域建构未来世界,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寻找和维持一种历史张力,从而帮助我们找到一种更疏离化和陌异的方式,来解读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我们由此得以在不同于现在的过去和设定现在重要景况的未来之间进行时空转换,把现在以一种陌生的、异在的,然而动态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使我们以批判的眼光比较现在与未来,从而审思和鞭挞现在。
第二,对于科技、理性与人类进步之间必然联系的信念与乌托邦、未来学相结合,在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产生出轰轰烈烈的科学乌托邦主义社会潮流,反映出现代科技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在人类历史进步中的不同地位和功用。16世纪培根的《新大西岛》或许只能算作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引子,是对复苏科学和加强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的社会预测和希望。18世纪启蒙运动之时,圣西门和孔德实证主义的科学乌托邦则说明科学和技术在工业革命初期已经初显其威,从而让思想家对于实证科学赋予人类前景和文明进步的能力怀有乐观信念和强大希望。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科幻小说和电影等文艺形式为载体的科学乌托邦主义磅礴蜂涌,反映了科技发展及其社会应用日渐完善和全面。这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从凡尔纳洋洋洒洒一系列的科幻预言,到贝拉米的社会主义技术乌托邦《回顾》,从H.G.威尔斯的《时光机器》到B.F.斯金纳的行为科学乌托邦《沃尔登第二》,这些科技乌托邦或者侧重于技术预测,或者偏重于人类文化的科学设计,或者强调科学技术对人类整体图景的变革,都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新发展、新趋势,以及关于应用科学技术实现乌托邦理想的坚定信念。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未来学汹涌成势,将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和未来学研究相结合,掀起又一波科学乌托邦主义巨浪。从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提出信息社会论和超工业社会论、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到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提出后工业社会发展趋势,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到威廉·J·米切尔的《比特之城》和《伊托邦》等系列之作,这些科技乌托邦反映了信息技术飞飙发展所相继衍生的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些类似欢快症的乌托邦设想。
第三,科学乌托邦主义不仅从理论上反映了科学技术这一社会力量的时代变迁和主要作用,赋予科学技术引航乌托邦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反映了科技专家和工程师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的历史崛起,意识到知识和知识创新主体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培根的所罗门之宫是一个科技专家执政的组织结构,但那时宗教和国家的力量同样重要。随着科技共同体的成长及其社会地位的攀升,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在工业社会的实际运转和变革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科技专家和工程师来统治和管理国家的愿望在科技乌托邦中得到了愈益丰富的表现,不仅表现为主观的理论反映,而且掀起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运动。20世纪初的泰罗“科学管理”运动和工程师运动首先为技术统治运动作了铺垫,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是技术统治论思潮的始作俑者,主张由直接负责机器有效运转的技术专家来统治现代社会,并在20世纪20～30年代掀起一股热烈的技术统治运动。随着新技术革命在全球勃然兴起,20世纪50～60年代技术统治运动进入新阶段,技术统治论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技术统治论的反复兴起是以现代科技和知识对于文明发展的决定作用为背景的,反映了知识和技术专家作为一个占据社会重要地位的新阶层的崛起,以及知识和技术精英意识的产生。苏联学者Э.В.杰缅丘诺克在《当代美国的技术统治论思潮》中总结说:“技术统治论的幻想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之上,即科学技术革命能保证如此活跃的经济增长,能使物质消费方面的‘物的’福利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至足以‘消除’社会上的种种冲突。”[1]
二科学乌托邦:对传统乌托邦的超越和发展
从乌托邦思想史比较研究的视野出发,随着科学技术日益成长为一种历史进步力量,科学乌托邦超越了以往的理想社会类型,超越了纯粹的道德乌托邦、神学乌托邦或者人文乌托邦,既具有现实性和可能性,也体现出独特的社会批判力度。自近代以来,科学和技术日益成长为重要的社会生产力和变革力量,因此乌托邦与科学技术的近代联合,是一种历史必然。因为无论何时,乌托邦和人类理想都不可能无所凭依,都需要载体和工具,而近代历史上的先进生产力就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在人类历史中,安乐乡、闲适乡、道德共和国、千年王国都曾经是人类寄予希望和幸福的理想社会类型,但无论是虚构的神话、难以回归的自然乐园,还是此世无望可抵的彼岸世界和来世天堂,或者依托人性改善的道德共和国,都在自己无法了解、把握和控制的对象上寄寓幸福和慰藉,寻觅失落的伊甸园和理想福地,这时候人的地位是卑微的、无法自主的,甚至是绝望的。
乌托邦的始祖柏拉图开启了世俗乌托邦的门楣,开始构想一个组织井然、等级严格、由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共和国;近代莫尔在《乌托邦》中描述的世俗道德乌托邦贯穿着人类理性精神,并且从此引发了乌托邦的思想热浪。源于对超越性的彼岸天国的失望,思想家坚持用独立的理性精神抨击现实,在乌托邦中编织自由、平等和文明的人类理想,理性和道德的人文力量逐渐成为主要的乌托邦依凭力量。近代早期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已经隐约认识到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功用,但其时伦理-宗教的道德情感依旧是保证乌托邦王国幸福有序的根本力量。世俗乌托邦已经慢慢摒弃了对权威的服从和对启示、奇迹的希冀,废弃了神性的法则和对彼世生活的信仰,而确立了纯粹理性的自我意识,尝试依据人性的法则、历史的法则和此世的法则设计和实现未来的理想。人文和道德乌托邦超越了神话和宗教乌托邦的虚无性和陌异性,把未来的希望从高高在上的神灵和上帝身上转置在人类自身上,依靠人性进步和道德完善来实现人类乌托邦,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以托马斯·莫尔为首的人文学者虽然开辟了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乌托邦或人道主义乌托邦,却和以往的乌托邦具有共同的缺陷:它们依靠的仍然是一种精神性力量,而精神力量虽可以无穷,却难以切实地把握、控制;它诉诸于普遍的、单一的人性和良心,诉诸于自觉的伦理意识和超越人格,而人性是复杂异质的、良心也时刻处于利害的冲突和善与恶的对抗煎熬之中。
弗兰西斯·培根代表着理性乌托邦和科学乌托邦的旗帜,它们不再依托人性的转变和改善创造一个行思合理的新型社会,转而依靠科学知识和技术变革建构理想社会,在技术框架的运营下让人类未来在可见的视域内趋于完善。恩斯特·布洛赫因此评价说,《新大西岛》不仅是第一个反思技术的乌托邦,而且是唯一一个将技术生产力看作是为人类提供美好生活的古典乌托邦。在其他的早期乌托邦中——和在现实中一样——机器和经济生产没有被联系在一起。[2]科学乌托邦的优越性在于:第一,在科学乌托邦中,科学和技术及其普遍的社会应用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导力量,并且它现实地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创造出非凡的文明成就和社会变革。这样,它克服了传统乌托邦中科技力量和物质生产水平低下的局限,寻找到了沟通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中介和手段,将人类消除贫困、创造巨大财富的主观愿设在实践中转变为客观的现实,以往的种种乌托邦实际上是用宗教期望和道德情感来填补物质匮乏和对财富的欲念,用虚拟的和谐生活状态取代真正的生活质量,因为以往的乌托邦中生产力水平不高,最多也就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而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却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前提,物质福利是人类幸福的基本保障。第二,科学乌托邦不仅满足于科技本身的进步和经济物质的增长,它同时允诺这种未来的乌托邦社会在道德上也是随同科学技术一起进步和完善的,因此它是科技与道德相结合、人性和物性共同发展的理想社会,是力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乌托邦理想。尽管现代学者指出科学乌托邦存在进步与封闭、自由与极权、物化与人性等诸多悖论,但当时它确实允诺要通过科技进步来通达理想社会,在科学和技术的创造性中藏匿着进步和完善的无限空间,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相似的趋向。
从理论层面上看,科学乌托邦主义具有乌托邦思想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超越。乌托邦具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对现状的批评,一个是对现状的一种实际行动。批评是行动的原则,是的,面对苦难,我们不能背身不顾。也就是说,乌托邦是行动的起步,是一种永远的现实主义。首先,科学乌托邦主义是直视现实的社会落后状况和落后的宗教-伦理观之后提出的反思和批判,它认识到了科学和技术在改变这些方面的潜力,并且寄望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努力改善人类物质生活,提升人类精神状况。第二,科学乌托邦主义是对传统的理想社会、宗教乌托邦和道德乌托邦的理论超越,面对社会苦难和生活现实,拯救之路在方向侧重上各有不同,科学乌托邦主义摒弃了传统理想社会和乌托邦的虚无性和空置性,运用切实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来扭转乾坤,改变人类生活的命运。第三,科学乌托邦主义不仅在理论和构想上设计和规划了许多理想的幸福途径,而且在现实中实现了许多科学乌托邦中的理想愿景。因此,它不仅是对现状的理论批判、对其他乌托邦形式的超越,而且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的品格。
三科学乌托邦主义:利用科技理性规范社会秩序和塑造人类未来
从作为文化存在的人的根基和需要的角度看,科学乌托邦主义是科学与乌托邦相结合的产物,它以仿真于自然界的方式寻找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规律,追求秩序,对人类未来着手自己的设计、规约和范导,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我们关于自身和科技时代的想象,从进步——向前看的乌托邦思路为人类寻找希望,排解焦虑。古往今来的理想社会,除了寄望来世彼岸的宗教千年王国,都把过去景象视为最美好的理想状态。这些理想社会是回溯式的,但历史在前进,要毫发无损地回归到原始状态几乎不可能,因此,在人类心灵中弥漫着悲观主义情绪。古希腊人向往的黄金时代和犹太人相信的天堂,只是怀旧“乡愁”的自然表现。悲观主义和浪漫主义总是把现代与过去相比,认为随着文明的增加,罪恶遂多,世界下坡,道德沦丧。然而,我们固然需要见微知著、思往忧前,但始终蟹居于“老年时代”,人类如何可能进步向前?正如弗兰克·梯利所说,世界并不是越来越坏,原始社会也并不是一个极乐的道德世界,“想返回到过去生活并赞扬过去,这是老年人的特点,这不为别的,也许就因为那是过去。现在的罪恶明显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过去的罪恶却很易被我们忘记,我们只想到过去光明的一面”[3]。时代的好恶评价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关于较好较坏的概念如何。
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决定了人对于自身命运的看法及其希望的空间和结构,影响人对于社会的看法和对自身的看法。自然哲学的思想状态与乌托邦思考的社会组织概念是一脉相承的,近代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而这反过来直接建构了人类社会可臻完善的可能性空间。雅斯贝尔斯指出,“人只有当运用他的理性并与他的同伴合作,致力于为人类需求的技术供给建立秩序时才能生活。”[4]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原始时期,自然在与人的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自然的力量是随机的、不可测的和威严如神的,因此,不仅要膺服自然、附庸自然,还要敬重自然,人对自身的命运捉摸不透,自主性和能动性十分有限。随着生产力渐进发展,铁、银等金属的发现和使用、耕稼技术的发明、家畜培育的发明,人类慢慢掌握了自然运行的基本规律,学会了主动地驾驭自然,于是开始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关心社会发展的状况,并且产生了某些新的社会设想。待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培根发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把自然与社会直接挂上了钩,科学直接有力地参与人类社会的前景,孕育了新形式的乌托邦结构和模式。
乐观和进步的科学乌托邦主义以其独特的方式对未来描绘出别致的蓝图,因为它“立足于这样的假设:无知是人类苦难的基本根源,以科学知识减少无知,将为人类的无穷进步铺平道路”[5]。韦伯认为,科学在理性化进程中的角色扮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帮助人民获得技术性知识,通过计算来把握外物和支配行动;第二,给人提供思维训练和思维工具;第三,使人获得自我清明的认识,形成理智的人格。[6]著名乌托邦专家J.C.Davis则指出,对于乌托邦者来说,科学有两个好处。第一,确立了人对自然环境的统治。第二,把自然规约为一个规律性的、因而具有可预测性的王国。也就是说,科学提供了力量、确定性和稳定性,由此映射和投影,提供了人对人类社会的规律性把握和控制的前景和希望。[2]人类在理性、科学,也因此在人自身上,看到了变革现实和把握未来的现实力量,科学成为崇拜对象,也是人类心灵的安慰剂。因此,梯利说:“如果你相信人类的理想是相互和谐地根据环境发展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力量,使人更有理性、更富于同情心,使他们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支配自然,给最卑微和最被轻视的人也带来文明的福音——如果你相信这就是人类的理想,那么你必定要承认我们的时代比过去的时代都要好。”[3]科学一直以来都给世人提供一种确定性的保障和慰藉,因为,人类心灵常因对未来的无知而处于恐惧和害怕当中。
四科学乌托邦主义:前瞻科技进步与人类未来,凸显问题意识
从社会设计和未来学的角度来看,作为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具体化建构,科学乌托邦把乌托邦从不在场的空间落实到具体历史时段的、不太遥远的某个城市或地点,把同时代的虚化理想国具体化为或遥远、或切近的未来时段,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和人类未来进行细致具体的描绘,对科技与社会发展的路向做了估量,也先知先觉地提出了崭新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
科学乌托邦在近代初期延续了乌托邦传统的不在场性和虚构性,所设想的国家和景象相对于其时代和社会现实来说,是超前的、批判的,也是遥不可及的。随着科技社会力量的增长和社会影响的扩张,科学乌托邦从理念性的自然科学乌托邦转向实践性的技术乌托邦,对未来的设定也从遥远的人类未来逐渐和更多地转变成具体的年份、城市和国家,而且对于未来科技及其理想国的发展状况也不再囿于抽象的想象或理性原则,而是具体化和复杂化为各种技术预测和技术社会应用,从培根《新大西岛》的简单农业、耕种和动植物培育技术,发展为凡尔纳的海底技术、威尔斯的时光机器,一直到20世纪末发达的信息和网络技术。这些科技乌托邦相对于人文乌托邦、宗教乌托邦和道德乌托邦,利用更为丰富的想象力,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和创造性空间,各种建设性构想对具体的科技发展和社会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并且科学乌托邦的预测和实际的科学发展有时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例如原子弹的发明。
另外,由于科学乌托邦主义等于是在人脑中对未来进行模拟和虚构,实际上是用“文本实验室”的形式开展某种关于未来的“思想实验”,在各种各样具体的科学乌托邦时空虚构当中不断地预言、展望和建构未来伦理,提出了许多未来可能面对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并且设定了相应的社会规范和伦理原则。通过科幻文艺等形式,科学乌托邦主义探讨了主要的科技伦理问题域:(1)生存空间探索型题材——环境伦理;(2)异类生命反思型题材——生命伦理;(3)科技异化社会批判型题材——元伦理学[9]。如《弗兰肯斯坦》率先提出了人造人与造物者之间的伦理问题;阿西莫夫通过“机器人三定律”提出了机器人伦理问题等等。这些都给实际的社会发展提出了预警,使我们得以对科技社会未雨绸缪,先预后防。
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不可置疑,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曾经发挥着社会理想、变革动力、批判武器等积极思想功能。但是,历史的潮汐同样无情地颠覆其辉煌,披露其缺失和问题,揭示其现今的时代局限性和滞后性,需要我们重新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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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合理主义 篇8
一、智利转型的经验:把握时机, 渐进改革
智利的实践表明, 有准备、有步骤地退出钉住汇率制, 既可以建立一个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 使汇率的形成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又可以减轻汇率波动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1、从“钉住汇率制”到“爬行钉住美元”的反复尝试 (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 。1965年之前和1979-1981年, 智利为控制日益严重的通胀, 两次实行过固定汇率制;而其间从1965年起试行过爬行钉住, 以刺激出口。80年代初, 随着金融自由化程度加快, 国际资本大量涌入, 更兼欧佩克大幅提高油价, 智利经济形势出现恶化。1982年GDP增长率骤降, 失业率达25%, 货币投机和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使外汇储备损失约14亿美元。面对严峻的形势, 货币当局于1982年8月被迫再次放弃固定汇率制, 开始实行“爬行钉住美元”。
2、爬行钉住区间制的过渡时期 (1982-1999年) 。这一阶段, 智利中央银行经常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动对汇率波动区间进行微调, 以体现市场供求的变化。82年波动区间为±2%, 85年增加到5%, 92年10%, 97年达到峰值12.5%.另外, 为减少美元波动对比索的影响, 货币当局于1992年将被钉住货币由单一美元调整为一篮子货币, 以美元、马克、日元为主。最初赋权重为50%, 30%, 20%;94年2月调整为45%, 30%, 25%;97年1月再调为80%, 15%, 5%。随着爬行区间的不断扩大, 央行对汇率的干预越来越少, 汇率市场化和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
更值得一提的是, 智利政府颇具战略眼光。这一时期不仅仅把改革的精力放在汇率调整本身, 更致力于推进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主要进行的配套措施有:一是完善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建设, 努力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发挥利率和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二是加大衍生产品开发力度, 培育成熟理性的市场参与者, 使之逐渐适应新的汇率形成机制。三是强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并试行以通货膨胀目标制为主的货币政策新框架, 提高了货币当局的公信力。事实证明, 以上措施大大提高了金融市场效率与投资者的抗风险能力, 为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转向完全自由浮动 (1999年至今) 。1997年开始, 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债务危机等相继爆发,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出现了融资困难、债务负担加重、经常项目赤字等困难局面, 智利也不利外。但是得利于前一时期的制度改革, 国内金融体系运行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通货膨胀控制在目标范围之内, 汇率基本保持稳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秩序逐渐恢复, 到1999年, 智利国内市场基本恢复平静;市场汇率接近中心汇率, 没有大幅贬值和升值迹象。在这种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下, 智利政府当机立断, 决定结束爬行区间, 代之以完全自由浮动制度。消息公布后, 外汇市场和居民反映平静, 汇率没有出现大幅波动, 经济继续平稳运行。
二、韩国90年代的教训:过快的金融自由化进程酝酿危机
上世纪90年代开始, 韩国加快了金融业自由化的改革步伐以吸引外资。1991年取消了对外资银行较高资本要求的限制, 允许大量外国银行进入本国市场。1992年, 伴随着股票市场的开放, 外国证券公司获准进入。1993年开始, 为了争取成为OECD成员, 韩国主动做出一系列让步, 逐步放松了对资本流入特别是国外短期信贷的限制 (长期贷款和股权投资仍保留管制) 。这样一来, 国内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信贷担保的情况下向外国银行大量借贷。1993年韩国的外债总额为439亿美元;到1997年已升至1544亿美元, 外债占GDP的比重高达58.7%, 短期外债比重为44.3% (曲玉凤, 2007) 。充裕的资本造成了表面的经济繁荣, 不仅推迟了当局对金融业普遍存在的结构错配和市场扭曲等问题的解决, 也使得金融监管执行不力, 市场纪律和信息披露不受重视。当1997年肇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蔓延开来时, 韩国众多高负债企业集团相继破产, 投资者信心下降, 资本大量外流, 韩元贬值压力陡增。1997年12月, 货币当局因外汇储备枯竭无力再进行冲销干预, 被迫实行汇率自由浮动。
韩国的教训启示我们:要想取得资本帐户开放带来的收益, 需要在开放之初深化国内金融体系改革, 加强审慎监管力度, 提高微观主体的风险防范意识及风险管理能力。否则, 在汇率能自由浮动之前, 贸然地大幅度推进金融自由化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三、日本在汇率升值期的启示:政策冲突加剧经济失衡
二战以后, 日元汇率曾经经历过两次大幅的升值过程。第一次发生在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日本转向管理浮动之时;第二次是在80年代末, 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之前。纵观这两个汇率波动时期, 都可以发现因货币政策搭配汇率政策应对失误而加剧经济内外失衡的情形。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和参考。
1、第一次冲突。战后到六十年代末, 日本持续了二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并基本保持贸易平衡状态。进入七十年代, 日本因出口部门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而开始出现贸易盈余。反观此时的美国, 却深陷越战泥潭, 饱受巨额贸易逆差与资本外流的困扰。在劝说贸易伙伴升值其货币遭到拒绝后, 美国于1971年8月单方面宣布中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承诺, 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崩溃。日本随后极不情愿地实行管理浮动, 日元汇率开始走上升值轨道。史密森协议 (Smith sonian Ag reement) 签订后, 日元从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到308日元, 升幅达16.8%, 汇率波动幅度也从1.5%扩大到2.25%。长期以来, 日本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很高, 所以当时的主流意见认为升值弊大于利, 货币政策应致力于稳定汇率, 因为日本经济还很脆弱, 汇率波动会威胁经济发展。于是, 为了缓解汇率压力, 货币当局大量买入美元资产, 增加本国货币供给, 希望以此刺激国内需求, 减少贸易顺差。政府试图以容忍相当程度的通货膨胀为代价抵消日元升值的效应。这一轮货币与汇率政策的调控结果是, 不仅没有降低日元升值预期, 反而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1974年通胀率最高达到30%, 日本经济在1975年出现严重衰退。
2、第二次冲突。1985年9月签订“广场协议” (Plaza Accord) 到1987年2月达成“卢浮宫协议” (L ourvre Accord) 的17个月中, 日元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55%。升值之初, 日本经济出现了短暂的“升值萧条”。但是, 出于对汇率调整和经济下滑的恐惧, 日本政府错估了形势, 采取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 连续五次降低利率, 2.5%的中央银行贴现率是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中最低的。低利率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 刺激着洪水般的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涌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资产泡沫急剧膨胀。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了27个月, 其间决策者似乎也有所察觉, 但却一拖再拖, 贻误了最佳调整时机。直到1989年5月, 货币政策突然转向, 日本央行接连五次上调贴现率至6%, 并严令各大商业银行大幅削减贷款尤其是房地产贷款。由于政策力度过猛, 市场参与者措手不及, 股票市场泡沫首先被挑破, 从近39000点一路狂泻;随后地价也开始急剧下跌, 房地产市场崩溃, 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萧条之中, 被称为“失去的十年”。
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情况与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有诸多相似之处。首先, 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 引来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批评与外部升值压力。其次, 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规模导致基础货币被动投放, 货币政策进退两难。再次, 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 当一国贸易部门相对于非贸易部门快速增长时, 实际汇率有升值要求。实际汇率升值有两种渠道加以释放, 要么表现为国内通货膨胀高于贸易伙伴, 要么出现本币名义汇率升值。日本在七十年代初期也面临同样的矛盾抉择。为了避免发生相似的危机, 我们需要从日本的应对策略中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
第一, 汇率调整的最佳方式应是稳步渐进。要尽量避免短时期内大幅重估, 否则会刺激市场参与者采取过激反应, 既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 又不利于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
第二, 要加强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疏通汇率-利率传导机制。在很多情况下, 一项政策要达到效果离不开另一项政策的正面积极配合。比如, 贬值要发挥作用, 就要对需求进行管理, 以免名义汇率的贬值被高企的通货膨胀抵消。这时需要搭配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 维持较高水平的利率 (易纲, 2002) 。日本屡次试图用货币政策干预汇率, 结果外部均衡没有改善, 反而引发了内部失衡, 得不偿失。因此, 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非常重要。应该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 将汇率政策纳入到货币政策的大框架下, 而不能本末倒置, 让货币政策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
第三, 不能过分迁就外部压力。日本在“广场协议”的压力下大幅调整汇率, 给本国经济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宏观环境。1987～1989年日本把维持超低利率作为改善日美贸易发展、提升日本国际形象的政治工具, 错过了治理虚拟经济泡沫的最佳时机。回忆往事, 日本央行总裁三重野康日后悔之不已地说, 如果早一点采取紧缩措施, 投资及消费过热是可以防止的。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从硬钉住退出到更具弹性的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必然选择。我国汇率制度改革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外交压力,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多种力量共同博弈的结果。渐进而有序地推行汇率转型, 不论是对国际贸易的长远发展, 还是解决目前国内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 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结合前文中所探讨的国际经验, 提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合理次序可以是:
1、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 开放经常账户, 但保持对资本项目的部分管制并严格执行。
2、完善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建设,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疏通利率-汇率联动机制, 逐步培育汇率的市场形成机制;发展衍生工具, 提高微观主体的汇率风险管理能力。
3、逐步扩大汇率的浮动幅度, 减少货币当局对汇率的干预频率, 进而转向某种中间汇率制度作为过渡 (如爬行钉住或目标区间浮动等) 。
4、逐步放开资本账户交易, 步骤可以参考:先放宽境外直接投资, 再放宽债权投资, 然后是证券投资, 最后是金融衍生工具投资。每一步可采取先试点后推广, 先实行必要的数量限制后减少限制的做法。
5、当国内金融体系日臻完善, 宏观经济稳定, 本币没有大幅升值和贬值趋势时, 择机转向自由浮动制度;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 以银行间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直接工具。
摘要：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我国当前正处于退出钉住、转向浮动汇率制的起点。本文简要回顾了智利、韩国、日本三国在汇制转换或汇率调整时期的实践经历, 在总结各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提出了我国进一步转轨的合理次序。
关键词：汇率制度,退出战略,合理次序,国际经验
参考文献
[1]、黄志龙.智利汇率制度市场化的进程及其启示[J].中国金融, 2005 (15) .
[2]、Ito, Takatoshi.The Japanese E conomy, Cambridg e, Massachusetts:MIT press, 1992
经验的合理主义 篇9
通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我们可以看到韦伯的思想轮廓是:价值合理性→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韦伯集中运用了一种社会学的因果分析方法阐述其中的观点:新教的价值合理性使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力形成一种天然的关联, 新教伦理的合理性成分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解释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 个人及其行动是韦伯理解社会学的基础, 主张从个人的主观意义出发去解释社会行动, 而理想类型是他的方法论基础。新教这种实质理性使人从内在的角度认同并遵从了它的伦理, 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与思想。新教伦理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性的基础, 表现为运用宗教世俗化、理性化的手段为资本主义这种合理行为扫除发展的精神障碍, 进而排除合理经济行为发展中的内部阻力。根据书中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描述, 我们可以看到韦伯主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理论:
首先, 禁欲主义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 使个人克服自然状态, 摆脱非理性情绪的影响和不理智冲动的支配, 也摆脱对尘世和自然的依赖, 以理智束缚非理性欲望, 直到经济行为自动具有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特性。不仅如此, 禁欲主义还要求个人的一切行动按照规定的动机行动, 使社会保持秩序。
其次, 天职观和命定说把经济活动定义为一种合理化的行动。根据韦伯的观点, 真正的资本主义经营依靠的是现代企业中资本的合理使用和对劳动的合理组织, 这种经济活动是一种目的合理性行动与价值合理性行动的复杂结合, 它在目的和结果上表现为价值合理的行动, 而采取的手段和进行的步骤上却是目的合理性,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应该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经济活动定义为价值合理性行动, 因为经济活动总是朝着某种绝对、永恒不变的目标努力, 即不断积累财富, 成为上帝的选民。因此人们对于新教及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天然的信任, 认为这种合理的行动必定能产生自己被上帝救赎的这种合理化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部分分别探讨这种合理性的基础:
1. 从宗教伦理上肯定了积累财富的合理性性与合法性。
韦伯认为合理性地积累财富是正确的, 因为从伦理上讲积累财富并不是为了享乐, 而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这是一种自我救赎的行为。同时, 韦伯认为“贪得无厌不等于资本主义, 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 相反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1而且韦伯并不主张平均分配, 他主张并且鼓励多劳多得, 贫穷则是对上帝荣耀的贬损。
2. 节制与盈利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的合理消费、节制、合理追求利润、合理规划时间和计算资金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奠定了基础。严格的禁欲主义, 使得新教徒们不断地创造财富却并不将它用作个人的消费, 而是将其作为资本投入财富的再生产中, 以合理化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就形成了, 同时现代企业家强调无限的工作使得资本主义精神渗入日常经济生活。
3. 形成独特的资本主义文化。
韦伯的新教伦理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机制, 而且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企业文化。新教伦理把创造财富的行为解释为一种神圣的天职, 一种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的行为, 由此内生出一种自我控制, 即严格的组织纪律, 勤奋的工作热情, 以及一种对事业的奉献精神。这既是资本主义的职业责任规范, 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 一定意义上讲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 因此在韦伯看来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才是现代企业家。
4. 韦伯关于社会分工的论述部分地解释了社会结构的构建。
韦伯从伦理上证明了现代专业化劳动分工的重要性, 而他关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社会地位的区别与划分方法直接构建了社会分层, 即新教徒处于更高的社会层级, 同时也比天主教徒更加的受到上帝恩宠, 并且运用宗教的手段使人们对这种分层深信不疑, 因此韦伯利用宗教世俗化、理性化的手段说明了现实社会分层是理性、合理的, 想要试图改变这种分层需要必须要不断地积累财富才能获得上帝的认可。
5. 新教为资本主义的社会道德、法律等的存在提供了论据。
新教伦理主张从道德准则和是否营利的角度出发判断职业的性质, 也直接取决于职业产出品对社会的重要性如何。显然, 当职业产出品对社会有很大的重要性而且营利很多, 这种职业必定是合理合法的, 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也必定被上帝恩宠。反之, 违背上帝道德准则的职业及从业者必定为上帝抛弃, 如毒贩、卖淫等, 因此人们必须利用法律这种强制手段抑制或者消灭这种职业, 因此法律、道德等就很有必要存在。
6. 资本主义是以合理的劳动组织为前提的。
韦伯认为合理的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第一, “自由劳动 (雇佣劳动) 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组织”;第二, “经营活动与家庭的分离”;第三, “与此密切相关的合理薄记”, 其中“经营活动与家庭的分离”与“合理簿记”是资本主义组织产生的前提, 事实上所有与西方资本主义独特性质有关的东西, 如商业化、股票交易等均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密切相关。
7. 新教中明确把以营利为目标的活动解释为一种个人伦理义
务感的天职思想, 正是这种思想为新型企业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道德基础和支持。人们不仅可以通过道德行为带来心灵的慰籍, 而且也成为人们追求至善的手段。只有通过勤勉工作获得财富, 尽量避免经济上的窘迫, 才能真正得到上帝的喜悦, 才能使自己的灵魂得救。
8. 新教倡导兄弟般的关系在系统间产生普遍信任, 在这种伦
理前提下, 新教就起到对现存秩序定型的作用, 尽量避免社会冲突。而且, 在书中引用的富兰克林的训诫中明确要求人们讲求信用, 以增加相互信任感, 减少经济活动的成本, 扩大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动范围, 这既是一种经济上的考量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表现。
不可否认, 韦伯相当成功地从各方面梳理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复杂关系, 但是韦伯的论述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 过度重视积累, 忽视消费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韦伯对新教伦理重要性的解释是“理想化”的, 把盈利升华为自我定义的过程, 将消费定义为奢侈品的享受和浪费, 忽略了消费对生产、资本积累和经济的发展的重要性;韦伯的论点中最薄弱的部分在于支持论点的例证主要来自新教各派的教义, 而不是来自行动者本身, 这种先验性使他的论证不足够充分, 纯粹理论逻辑式探讨的解释力到底有多大也是值得探讨的。
摘要：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始终以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进行探讨, 因此, 资本主义合理化道路的伦理基础可以分别从宗教关系和社会分层、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三个层次进行解释。
关键词：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合理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黄晓京、彭强译,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年4月第一版, 导论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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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云飞, 李娅婕,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现实意义评析[J], 学术探索, 2008年1期
[3]刘新华, 刘欣, 试比较马克思与韦伯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思想[J], 前沿, 2008年第3期
经验的合理主义 篇10
2001年起, 河北省地矿局秦皇岛矿产水文工程地质大队 (以下简称秦队) 共承担地质调查项目56项, 累计资金10930.70万元, 地质调查项目技术与经济管理制度比较健全, 在长期的地调项目管理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尤其是财务内控制度健全, 创立了适应地质调查项目特点与管理实践的具体操作办法, 对专项经费支出风险防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河北省国土资源厅、省财政厅、省地矿局等部门组织的绩效评价 (再评价) 工作中, 财务核算评分中极少失分, 受到有关部门和领导的一致认可。下面就秦队的几点经验介绍一下。
一、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规避财务风险
健全和完善的制度, 是财务管理工作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 是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手段。秦队就财政项目资金的使用出台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 如《秦皇岛队地质勘查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政资金拨付管理说明》、《秦皇岛队关于项目资金管理方面的内部、外部监督检查的说明》等等, 着力健全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坚持按制度办事, 真正做到用制度管钱、用制度管事和用制度管人。
另外, 对于财政项目资金, 还要特别强调预算管理的重要性。预算管理是单位财务活动的基础, 通过强化预算管理工作可以有效配置单位资源, 有效防范单位财务风险, 提高单位整体效益和竞争力。具体而言, 地勘单位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强预算管理工作, 包括:健全预算编制管理制度, 制定预算编制流程、方法和措施;完善地勘项目预算授权审批制度, 严格规范审批流程;建立预算执行检查制度, 按季度、年度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纠正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不当行为;完善预算考评审计制度, 对预算执行结果进行考评, 加大预算资金安排的支持力度, 对于发现重大问题的应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在实际工作中, 应严格按照规定范围及批准下达的项目资金预算使用项目资金, 不能以任何理由挪用、侵占和转移项目资金, 也不能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和扩大使用范围、提高开支标准, 更不能利用项目资金购置预算规定的项目配套设备以外的固定资产。项目预算一经确定, 必须严格执行, 不得随意调整。为此, 秦队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内控管理体系, 涉及内部管理、技术、经济与业务管理的方方面面。单位的内控管理与机构设置、业务流程、审签流程结合紧密, 与单位内部管理体系相协调。以项目资金支出审签为例, 每笔支出均通过项目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分管队长审签, 重要拨付、支出款项要队长汇签。每笔经费支出部门监管责任明确、审签规范, 充分重视支出依据的合理性、合法性, 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财务风险, 尽可能地保障资金使用安全。
二、针对问题采取措施
地质调查项目, 作为国家公益性投资财政专项, 从专项管理角度讲, 具有一整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与规范。但是, 由于地质工作具有特殊性, 地质调查项目野外作业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客观现实给地质调查项目经费支出原始凭证的获取、支出核算及账务处理、单位财务部门审签等带来了一系列困难, 因此也加大了财务控制风险。针对这些问题秦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 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具体措施如下。
1、外协项目招投标管理
严格按照部门招投标有关管理, 对单位本年度地质项目进行汇总统计不同工作手段总工作量和预算总额, 根据单位现有设备和技术人员资源配备情况, 拟定外协工作手段的总工作量和预算总额, 聘请专家, 经公开竞争后选择外协施工队伍等承标单位。取得主要成效有:一是监督创新, 打造阳光平台, 创造公平、拒绝腐败, 择优竞争良性环境;二是通过平台集中竞争招标的办法, 降低项目施工成本, 尤其是改变了以往如钻探施工单个项目的钻探工作量小而分散不集中, 外包费用高的局面。
2、合同管理
在合同订立过程中, 采用合同评审会签制, 由技术部门、财务部门、审计部门等从各部门角度出发, 逐一审查依法待签的合同, 总工办备案。从源头上有效控制风险, 合同评审会签制度运行几年来, 效果明显, 至今未发生合同争议, 起到了很好的把关作用。
为了加强对外包项目进度支付款的审核, 单位实行外协工程进度付款会审会签制度, 即在生产部门 (或项目部) 、技术部门、财务部门和各部门分管领导审签的基础上, 在原始凭证后附双方签字盖章的工作量确认单和工程结算单, 凡不符合程序不予签字, 工程款不予支付。
3、外业雇工与费用管理
一直以来, 野外雇工劳务费支出是经费管理的难点, 雇工劳务费支出多存在白条支付、一人代多人领款、冒领等现象。针对这一问题, 秦队最初的做法是:由项目部负责对项目雇工考勤, 根据出勤情况按月编制劳务费发放表, 由领款人签字确认, 经人事部门汇签, 财务人员审核领款人签名备案笔迹, 款项支付时, 附身份证复印件、签收单作为支付依据。现在又对上述作法进行了改进。由现金支付改为银行打卡支付, 并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规范了项目雇工劳务费支出。
三、独设审计机构, 加强资金监管
为保证内控工作的有效运行, 势必要对内控工作进行监督。加强内部审计监督工作对于健全内部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科学设置内部审计机构, 确保内部审计机构应能独立行使对内控工作的监督权力, 且具备监督评价内控活动相应的权威性, 与其他职能机构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二是适时转变内部审计职能, 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不应局限于监督职能, 同时还应参与内控工作制度和程序的制定, 评价内部控制体系设计的合理性, 进一步帮助健全单位内部控制体系;三是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综合能力素质, 内部审计人员应同时具备财务基础、管理及法律等相关知识, 应针对当前审计人员知识能力缺口, 制定合理的培训方案, 不断完善内部审计人员知识结构。
实际工作中, 秦队的机构设置中设有审计监查室, 这是一个独立的内审部门, 它不归属于财务部门, 而是直接向队长负责。对于财政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审计监查室经常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对单个项目或多个项目的内部审计。
内审的目的是通过检查可以更好地了解本单位财务管理现状, 有针对性地研究、分析和解决财务管理中的实际问题, 进一步规范财务行为, 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内审的内容:一是检查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二是财务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三是其他与财务管理活动有关的事项。
专项审计是进一步提高单位预算执行能力、资产管理水平、强化会计监督职能、加强财务管理工作的必要步骤, 检查工作结束后, 要形成内容详实、问题具体、措施有力的检查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工作提供依据。
四、加强协作与沟通, 让项目经理、技术人员参与到项目资金的管理、使用中来
长期以来, 许多项目负责人一提到财务管理、资金使用等就认为只是财务人员的事, 技术人员只负责技术和质量, 造成费用的归集, 项目资金的内部划拨与项目完成进度不一致。为了完善与细化各项制度, 做到技术工作与会计核算信息对等。秦队要求主管项目资金使用的会计人员, 要定期与项目经理沟通, 项目经理于每月月底按项目和工作手段填制进度报表, 并经主管队领导、总工办签字后上报财务部门。这样财务人员就可以及时掌握项目预算、项目设计、项目进度, 内部任务下达书和工作进度、质量验收合格证明等有关数据, 以此核定项目实施部门完成的产值工作量, 确定各阶段项目资金支付额度, 并及时核对资金支付与项目进度的合理性, 防止专项资金被挤占、挪用。
五、树立风险意识, 完善地勘单位信息管理工作
树立风险意识, 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 通过风险预警、识别、评估、报告等措施对风险进行全面管理和控制。包括, 做好单位财务风险评估工作, 通过对财务指标的监控, 定期对各项经营活动是否符合控制标准作出评价, 分析财务风险成因有关的指标变量及异常数据, 确定财务风险控制点, 达到预测和警示风险的目标;做好投资风险评估, 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深入分析, 并确定项目资金大小的审批权限, 对投资过程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制定应对方案;强化财务核算和资金统筹管理职能, 统一资金管理, 集中会计核算, 实行统一调度管理, 加强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 强化资金调控力度, 形成规模效应, 在业务控制活动方面, 加强各职能部门的协调, 加强预算编制和执行, 注重投标决策与报价工作, 慎重选择分包商, 加强现场管理工作等。
良好的信息与沟通系统是保证内部控制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 有助于提高单位资金使用效率, 保证资金的安全性。通过建立信息管理系统, 优化信息结构, 提高项目信息化管理水平。一方面, 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建立高效的内部控制信息系统, 加强信息在各部门之间的传递与沟通, 通过信息交流使单位各部门能及时、准确了解项目信息, 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 强化与内外部相关部门的沟通力度, 完善预警机制以便及时纠正错误信息, 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体系, 强化项目资金的有效控制。
摘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家越来越重视、关心和支持地质工作, 对地勘工作的财政项目资金投入也越来越多, 地勘单位肩负着管理和监督好财政项目资金使用状况和效率的重大责任。因此, 当前地勘单位在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同时, 既要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资源保障, 为社会发展提供高效服务, 又要加强项目资金使用的跟踪问效和财务监督, 规范合理使用财政专项资金。本文拟就地勘单位规范合理使用财政项目资金问题展开相关探讨。
关键词：地勘单位,财政项目,资金
参考文献
[1]温宁:关于金融危机后地勘单位资金管理的思考[J].财经界, 2011 (4) .
[2]李世英:浅议地勘单位资金精细化管理[J].财经界, 2011 (10) .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篇11
鉴于近年来高考对本专题知识的考查主要集中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上，所以2011年高考备考的重点应该是掌握苏联经济建设的政策和改革的成败得失，以期达到学史明智的效果。另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经济政策与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之间的比较也会成为考查的重点。
二、 斯大林模式
1. 建立历程：1925年联共十四大（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1927年联共十五大（农业集体化）；1928年至1937年实施两个五年计划（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2. 建立标志：1936年苏联宪法的通过。
3. 表现：①经济上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国家指令性计划模式，排斥市场调节，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 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②政治上高度集权，个人专断，缺乏民主；党政不分，干部终身制、任命制，缺乏群众监督。③思想上搞个人崇拜，文化专制，严厉控制思想舆论，行政手段干预思想问题和学术。
4. “斯大林模式”在实践中的作用与经验教训
（1） 作用：①斯大林模式一度与苏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二五”计划完成后，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②为苏联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物质基础；③苏联国民文化素质普遍提高。
（2） 教训：①片面发展重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长期落后；②忽视消费品生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③牺牲广大农民的利益，造成农业生产的长期落后；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压制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三、 赫鲁晓夫改革
1. 历史背景：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斯大林逝世。
2. 主要内容
（1） 经济上，改变农业管理体制，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自主权；削减农业税,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大规模开垦荒地和种植玉米,以提高粮食产量。扩大地方企业权力。
（2） 政治上，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
3. 结果：改革后期，各种矛盾日益突出，改革最终失败。
4. 历史评价：（1）赫鲁晓夫的改革冲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斯大林模式，打开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闸门，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2）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未能从根本上打破了斯大林模式的框架。
四、 戈尔巴乔夫改革
1. 背景：经济全面滑坡，社会陷入危机边缘；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
2. 主要内容
（1） 经济改革：制定了发展苏联社会经济的“加速战略”，但难以奏效。
（2） 政治改革：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代替“科学社会主义”；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纵容自由化思想；推行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
3. 后果：导致政局动荡、经济滑坡、思想混乱、民族分离运动加剧，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重难点突破】
1.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必要性
（1） 巩固工农联盟和巩固政权的需要。（2） 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生产的需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超越，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却不能超越）。（3） 采用苏维埃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途径。（4） 实践表明，俄共直接过渡的思想不可行。
2. 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给我们的教训
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苏联改革的失败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的教训和启示，学会正确对待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问题。苏联的失败只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而不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
（1） 社会主义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社会主义尚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还远不成熟，经济基础薄弱，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加之西方敌对势力的颠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在改革中不断走向完善。（2） 改革依据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3） 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抵制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4） 社会主义建设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宗旨。（5） 必须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防止个人崇拜。
3. 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历程
（1） 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主义诞生。（2） 从理论到实践：巴黎公社革命。（3） 从理想到现实：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4） 从一国实践到多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形成了地跨欧亚的社会主义阵营。（5） 从曲折发展到走上健康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到重大挫折，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发展。
4. 新经济政策、罗斯福新政和战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比较
（1） 相同点：①所有制方面，都是“混合经济”，私有经济、国有经济并存。②管理方式，市场和计划（行政干预）手段都有。③分配方式，个人所得和福利分配同在。
（2） 不同点：①前者的根本目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发展社会主义；后者的根本目的是发展完善资本主义。②前者的前提是坚持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原则；后者的前提是坚持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制度。③前者以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后者以私有制为主导。④在管理方式上，前者以计划和干预为主，以市场为辅；后者以市场为主，以计划为辅。⑤前者的结果是恢复了经济、巩固了苏维埃工农联盟，有利于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后者的结果是发展了经济，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了资产阶级统治。
（3） 启示与认识：①社会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都是实现现代化的途径；②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③国有和私有制都是经济形式，资本主义也有国有，社会主义也有私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是哪种经济形式占主导；④“人民资本主义”的实质是资本的社会化和分散化，但企业真正的决定权仍然控制在少数股东手中。
5． 斯大林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比较
【创新演练】
1． 列宁曾讲过：“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这里的尝试是指（）
A. 十月革命B. 斯大林模式
C. 新经济政策D.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2． 苏俄农民彼得·伊里奇在日记里写道：“1922年春，阳光明媚，一股幸福感深深地拥抱着我……”让他产生“幸福感”的原因可能是（）
A． 政府实行实物配给制
B． 可以自由支配纳税后剩余的粮食
C． 加入集体农庄，走上合作化道路
D． 削减农业税，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3．有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宛如一个政治万花筒：顶上阴谋家的帽子刚脱，头上便戴上了改革家的桂冠；策略家的徽章未送进门庭，蛮干家的门牌就已挂出。”体现赫鲁晓夫是“蛮干家”的是（）
A. 敢于揭露斯大林模式的弊端
B. 开展大规模的种植玉米运动
C. 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自主权
D. 改革工业管理体制，扩大地方权力
4．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929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大危机，国民经济陷入绝境。……从1933年罗斯福上台开始，美国出台了《农业调整法》、《工业复兴法》、《联邦紧急救济法》等700多个法令，建立了全国工业复兴署、联邦紧急救济署等几十个委员会和管理局，国家支出达350亿美元，……使经济在1933年夏和1934年春开始小幅度回升，1936年和1937年出现明显的复兴迹象，1939年国民经济形势得到完全扭转。
材料二 在斯大林经济体制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曾取得巨大成就。1940年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后来，该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虽历经几次改革，都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陷入困境，出现了危机。
材料三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坦率的讲，我们过去搞社会主义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请回答：
（1） 根据材料一概括罗斯福新政的最主要特点，并说明其运用手段主要有哪几种。
（2） 从经济运行体制的角度来看，材料三中 “新经济政策”与材料二中“斯大林经济体制”主要不同点是什么？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突破旧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方面进行了哪些成功的探索实践。
（4） 上述材料可为我们进行经济建设提供哪些借鉴？
【参考答案】
1. D 2. B 3. B
4. （1） 政府干预经济；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
（2） 新经济政策是政府控制经济与市场、货币关系相结合；斯大林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单一计划经济（或高度集中的国家指令性计划模式）。
（3） 1978年以后，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80年代，在城市推行国有企业改革（或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90年代确定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经验的合理主义 篇12
一、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是其合理存在的理论依据
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 我国通行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定义为:由雇佣工人创造的, 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 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的那部分价值。这个概念把“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与“无偿占有”以及“资本主义剥削”等词语掺杂在一起, 给人的感觉是剩余价值学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产物, 使人在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不需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问题上产生困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还有没有剩余价值存在的空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借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于剩余价值的论述。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 剩余价值的论述不带有任何社会形态的色彩, 它是任何有市场经济成分的社会都存在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中得到印证。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集中在《资本论》中, 他在《资本论》中, 至少对“剩余价值”下了十多次定义。例如, “剩余价值总是超过等价物的价值”[1];“剩余价值就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价值的差额”[1];“剩余价值体现为剩余产品或体现为所生产的商品中同无酬劳动物化成的相应部分”等等[1]。除了定义, 他还指出:“一般剩余劳动, 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 必须始终存在。”由此可见, [2]马克思从未将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专有, 只要在市场经济下, 无论何种社会形态都不能否认剩余价值理论的存在。
二、社会主义剩余价值是其合理存在的外在表现
理论上我们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 剩余价值仍然存在。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必须要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正如列宁所说:“我们认为, 对俄国社会党来说, 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 因为他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 而这些原理的运用, 具体地说, 在英国不同于法国, 在法国不同于德国, 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3]
在我国现有的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 为资本家服务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服务对象。这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形成, 并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社会主义剩余价值, 它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有着截然不同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的内容是指由社会主人的工人通过为社会劳动所创造的那一部分剩余产品的价值。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的用途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也就是从人民劳动创造中提取剩余价值, 来做为人民谋福利的事情。原本作为资本家剥削收入的剩余价值,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 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与剩余价值适应经济生长环境采取合理的表现形式以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密不可分。在我国, 一切劳动、生产要素创造的社会主义剩余价值一部分作为利税上缴国家, 构成国家财政收入, 用于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科教文卫、社会福利等事业中;另一部分作为税后利润划拨企业留用, 构成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基础。这种剩余价值的用途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 社会主义剩余价值越多, 整个社会满足民众的需求越容易达到。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剩余价值, 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目标不可能实现。总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剩余价值加上社会主义的界定, 这不仅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需要, 更是其应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际的合理外在表现。
三、劳动价值论是其合理存在的逻辑支撑
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整个经济理论的前提。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主要包括劳动二重性理论、价值的质和量的规定理论、价值形式理论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形式理论等。正是在此理论的基础上, 马克思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可以说, 没有劳动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无从谈起。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前提和理论支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劳动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 尤其是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 使科技进步、经营管理、信息资讯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脑力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无人车间、网络作家、点子公司等等新劳动形式层出不穷。劳动价值论遇到新的质疑和挑战。应该看到, 当今时代和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已经有很大不同。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是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机时代, 创造价值的劳动主要是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体力劳动, 资本家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是产业工人的剩余劳动。而当今社会,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对生产力的贡献越来越大, 科技发展引起生产力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生产越来越具有大型化、智能化、网络化、全球化的特点。在以分工为特征的社会化大生产中, 劳动就其具体形式而言, 是多种多样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具有速度化、个性化和高质化的特征, 其中科技含量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大。劳动方式出现规范化、现代化和社会化的特征。但是这些劳动新形式不能否认劳动价值论的存在, 因为价值只能是劳动创造的,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 不管劳动的形式如何变化, 劳动创造的产品有形还是无形, 只要称其为劳动, 就一定会创造价值。以此类推, 只要劳动价值论依然存在, 那么剩余价值理论就会相伴相随, 因为劳动创造的价值中必然包括社会主义剩余价值。以微观的企业运行为例, 一些人从事生产, 一些人从事管理, 一些人从事科技研发。这些职能不同的生产者, 通过千差万别的劳动形式的总合和有效整合, 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产品和服务, 同时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不能单纯地认为只有从事生产的人才创造剩余价值, 从事管理、从事科技研发的人同样创造剩余价值。所有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不存在有无之争, 只有大小而分, 但这种大小绝不以从事工作的性质为衡量标准。
四、扩大再生产是其合理存在的必然要求
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投资者追求资本的增殖, 进行扩大再生产都是无可厚非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 主要的手段就是扩大和增加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可见, 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是任何社会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这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剩余价值的合理存在成为一种必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必然要承认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 因为剩余价值是商品生产的余额和果实, 任何商品生产都要追求这个“余额”。没有这个“余额”, 劳动产品的交换无法进行, 财富的积累失去源泉, 扩大再生产无法实现。马克思曾说过:“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 那么, 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 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的共有的基础。”[2]社会主义剩余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资本论 (第1、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3]列宁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王世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再认识[J].北方经济, 2006 (3) .
[5]彭腾.近年我国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综述[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7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