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经验主义（精选12篇）
逻辑经验主义 篇1
20世纪90年代, 后现代主义逐渐在中国学术界兴起, 并随着大量的译著的出版面世, 人们也对这种新的学术主张有了感觉。但要从新鲜感提升到学术立场, 显然需要时间和观念的沉淀过程。而要将一种新异的经验感受与学术知识结合并使人们能够根据这种学术模式去理解周遭的事态, 那么新的知识总要尽力去说明生活经验与此理论认识的相关性。从这个视角看20世纪90年代构建起来的后现代主义学术知识, 其局限性在于它不合时宜地突出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话语特性, 或许这正是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受人诟病的要因。随着整个20世纪80年代造就的启蒙氛围的消退, 人们投入到广阔的市场社会并确立起一种实用主义的信念。以精英主义的姿态来标举其学术话语的权威性便具有一种自我讽刺的意味。在西方, 后现代论者反对现代性论述的理据, 就是认定后者虚构了一种“也许是世上最后的神秘祭仪”。齐格蒙特•鲍曼将后现代主义概念的出现并挑战现代理性文明的变化, 看作是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的没落”的征兆。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我国文化转型时期被横移到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论述却以精英话语的方式, 被引进、研究和流传。
在20世纪90年代, 后现代主义批判主要来自新左派学术阵营。论题的展开, 与学术界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 尤其是全球化反思和文化工业批判等问题密切相关。后现代主义批判作为一个文化阐释对象来看, 正是由上述的话语关系的争论和交锋编织而成的机体。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 勾勒了一系列的主义话语, 从“三种马克思主义”到启蒙主义和新启蒙主义、新权威主义、儒教资本主义一直到后现代主义, 等等。由于汪晖的新左派学术思想倾向, 他对泛滥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给予了理性批驳。归纳其观点, 大致如下:一是后现代之兴起的时代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无望之后向西方转向的态度;二是直接拿来西方后现代主义, 以为可以作为批判中国新启蒙主义的思想武器;三是以大众文化的名义将人民的需要欲望化, 由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根据。[1]上述批评所立足的, 似也可概括出几个根据:一是将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一概归到对资本主义总的批判根据上, 这是新左派的思维方式;二是以中国当代的思想任务来说, 反后现代主义的理性根据在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的启蒙话语所提出的任务尚未完成也就谈不上终结,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 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正面对深刻的挑战”。这种挑战又因为启蒙知识分子在诸多范畴上的含混性而导致“中国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者正是利用了这种含混, 把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直接作为批判中国新启蒙主义的武器”。后一个根据来自批判者对自我历史处境的清醒和自知的反思。
后现代主义批判在汪晖的现代论述中是不能轻描淡写的问题, 他在多处都涉及到这一话题, 可见其重视的程度。[2]当然, 不只汪晖坚持反后现代主义的立场, 新左派另一些学者在此问题上可以说都有“家族相似性”。甘阳1992年就曾在芝加哥写成《中国的后现代》一文, 以极具调侃意味的笔调对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毛泽东热”作了后现代式解读。文章的一个重要意图是隐含着对西方思想界通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的思维方式的质疑, 但更明显而直接的意趣是, 顺手操起在西方已炙手可热的后现代剃刀, 来解剖那时正在发芽中的中国后现代文化 (整篇文章读来充满了一种我姑且用来玩味的术语“启蒙主义的童贞”气息[3]) 。我在这里提到这篇冠以后现代之名的文章, 主要目的是提醒人们, 一个思想者的批判形象未必总是令人畏惧的, 他也会在思想工作的边缘闲谈,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另一新左派学者韩毓海不负干将之名, 我们读他的《当代中国的启蒙主义遗产》一文时, 不难被尖锐的理性批判激情所触动。尤其是在批判全球化背景下后现代主义论述的形成时, 他认为:“当代中国昙花一现的所谓后现代思潮则显示了新启蒙阵营向右的方面的瓦解。十分特殊的仅仅是, 后现代思潮完全缺乏对于市场社会及其文化的切实分析与思考, 缺乏当代条件下资本、市场活动与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的反思, 也丝毫没有涉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政策的改变和国家角色的调整等基本问题。恰恰相反, 中国的后现代思潮作为市场的乐观主义者比人文精神论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表现在:后现代把人文精神的讨论视为精英主义的叙事, 用解构的策略为商业和消费主义文化提供合法性论证, 显示出更为空前的拥抱市场的热望。实际上, 中国的后现代思潮既没有任何社会分析能力, 也没有任何社会批判的对象, 只不过是按照现代性的当下性逻辑, 不得不需要一个对立面来确立自身以便进行文化生产。中国的后现代本身就是市场消费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他动用传媒进行炒作的方式为此后的文化、理论的商业化生产提供了仿效的范本。”[4]之所以不耽冗长地整段摘录韩毓海的观点, 一方面是力图再现其批判的激情, 更主要的是为了呈现那个具有连贯性的批判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气质的“家族相似”。应该说, 这是新左派在20世纪90年代登台并闪烁其思想的深沉道义光芒最具代表性的气质。这一支出没于90年代思想丛林的小股队伍, 亦如他们排演的《切•格瓦拉》一剧所带来的异乎寻常的轰动一般, 我们可以将他们看作是某种格瓦拉的幽灵在当代的重现。
但这些幽灵只能飘荡在有限的思维王国, 相对于有限的思维, 后现代消费市场仿佛无比的巨大、能动、自由, 它所带给身体选择享乐的目的让人无法抵御。以消费文化而论, 齐格蒙特•鲍曼甚至借用了“消费者合作社”这一概念来隐喻今天这个已经全球化了的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本质:消费者合作社的一个基本特征是, 它特别赞成这一选择, 在共同努力中, 每个成员的份额都是由其消费而非生产贡献所决定。成员消费得多, 其在合作社的共同财产中的份额就越大。因此, 是分配与占有——而非生产——是合作社活动的轴心。[5]“消费者合作”这一概念, 对于中国人来说, 不会显得陌生。齐格蒙特•鲍曼尽管是用叙述语气阐释这个后现代消费社会的产生和生活事实, 但还是激起我们无尽的妄想, 甚至以为他在本质上已经与共产主义生活重合了。后现代消费社会等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浮现出来。但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 “消费者合作社”这一形象的比喻, “在此, 人们能观察到发生于主要文化领域的个体生活的过程。选择的自由有赖于大量的可能性;然而, 它将是一个虚假的自由, 因为它否认了这样的权利:赋予一种可能性先于其他可能性——缩减了大量的机会, 关闭与拒绝了其他的可能性——换言之, 它完全减少或取消了选择。犹如只要这些符号是无意义的, 它们就充满了各种机会, 所以, 自由选择的本质是努力废除选择。”[6]对于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文化趋向, 可以说最具后现代生活典型的事件, 莫不与齐格蒙特•鲍曼描摹和揭示的“消费者合作社”生存形态相仿。自由与对自由的废除、大量的自由与机会的缩减、生活的符号化与价值的断裂都构成一个奇怪的解释循环。历史进步到今天, 我们似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尽可能享受着世界上能食用的一切美味, 有更多的时间可供我们娱乐, 但有一点也许被遗忘了, 这一点却是不经由我们选择的:在消费者取代个体的出发点上, 个体被先行置换, “而且, 商品化进程同时也是消费者的诞生行为”。进一步问, 人们放弃个体选择自由, 他们就能够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 同时也获得最多的自由吗?如果上述提问是身处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生活的历史代价的话, 我们还能心甘情愿地认定, 在巨大的商品化历史和同样巨大的主体思维逻辑之间, 二者是浑然一体的统一关系吗?具体的问题是:在后现代消费社会里, 人们还具备相应的思维能力, 可以区分历史中的偶然性以及隐蔽的必然性形式吗?
我们似乎必须承认, 作为历史现实的后现代消费生活形式已经来临了, 它并非在价值上给出的判断, 而是举出一个生活事实。在市场经济已深刻体制化的前提下, 它的到来具有了经济基础;在大众生活已以消费为指针的前提下, 它的到来具有了文化基础;在思想观念的多样化以及零散化的前提下, 它的到来具有了思想基础;在艺术再无美丑之别的迷惑下, 它的到来具有了感性基础。当然, 这一切似乎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好像历史扮演了潘多拉的角色, 打开了手中的盒子。于是新左派憎恶从漂亮盒子里飞出来的灾祸, 但这一切都已发生。他们从根本上坚持后现代与中国问题的不相关性。而通过张旭东的一系列论述, 我们看到了站在新左派立场上从另一种视角对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关性的肯定论述, 它的理论价值是提高了新左派对后现代主义批判的论述水平。张旭东在发表于《读书》上的两篇文章《重返80年代》和《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集中表述了张旭东对中国后现代思想的反思倾向。这种倾向是一种将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重构一种新的后现代历史感受的叙事结合起来的反思, 与前述新左派学者的批判立场是内在沟通的。
参考文献
[1]汪晖.死火重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65-70.
[2]汪晖, 余国良.九十年代的“后学”论争[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8.
[3]甘阳.将错就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76-79.
[4]韩毓海.当代中国的启蒙主义遗产[J].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2 (05) :38.
[5][6]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陷[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2:165-166、169.
逻辑经验主义 篇2
逻辑：
相对而言，逻辑题目是verbal三个部分中我最喜欢的题目，觉得这种题目很有意思。对于逻辑，也是要摸清它的套路。陈向东的书比较厚，题目也很多，看了我很长时间;但一遍过后基本上对gmat逻辑的概念就建立起来了。但他的书有一点不好的就是，中文译文就写在边上，常常会干扰你：
看完了陈向东的逻辑后，对逻辑的基本概念确实已经形成了，但感觉还不踏实。当时流行的就是lsat，于是也就顺着潮流开始练lsat。现在回想起来，这个gmat考试过程中我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做lsat了。感觉做lsat的逻辑，每一个题目都是一个挑战。一开始错的很多(最高有13个的)，也很受打击;但是坚持下来之后，后面一般是50分钟(2分钟一题)错5个左右。个人觉得，lsat确实非常值得一做。它不仅帮你理清一些基本的纯逻辑问题，更重要的是对阅读的挑战。lsat的句子是属于那种不一定很长，但结构比较复杂，没有一个费话的那种。适应了lsat的阅读，确实是一种能力的提高。
临近考试时，还搞到了那个叫做狒狒的逻辑宝典的东西，于是准备用它来“回归gmat”。做了几个test，发觉巨顺利，根本极少会错(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很多熟题)，信心大增：
这次就把GMAT五分册抛开了。从网上下载了ELSAT，OG和GRE-READING.LSAT逻辑一天一到两套，GRE90年后6―8篇文章，OG则是有时间就看，没完没了的看。
花了我一个月时间，始终没有明显进步，第一套错7个45分钟，到最后一套还是差不多。时间从38分钟到48分钟，错误从2个到8个。主要还是集中在5―7个错误，42分钟。始终没有突破。当时研读前人的LSAT捷进大法，据说要数遍才有大成。所以27套后开始第二遍，又作了十套。往往难题都有印象，所以作的很没劲。同时又翻出GMAT逻辑，竟然全无感觉，觉得GMAT逻辑性相比LAST凌乱不堪.才突然醒悟有些误入歧途，舍本求末。从此完全地扔开LSAT,重新研讨GMAT逻辑。所以对LSAT的印象不是很好，若非悬崖勒马，只怕真是不能自拔。但LSAT是必须要做的，对快速阅读很有帮助。逻辑的根本也就是阅读，理解了做题基本没问题。以后的时间就是重做HIGH-GMAT光盘，包括没做过的11套练习，正确率有80%，觉得也就够了。
言归正传，该开始说逻辑了。因为四年以前我考GRE的时候，逻辑已经很好了，说起来考GMAT也没有什么新的东东，只是把陈向东的书做了两遍，也没有看他的分析就去考试了。考试前拿OG出来验证一下自己的感觉，结果错误率在10%一下就放心去考了。所以说现在要说的经验只是以前的体会。
总体感觉逻辑题无论文字还是选项都剧长，但是逻辑剧白痴，这一点前人也有相同的论述。我的对策是：对于BF题，边读边把前提和结论找出来，如果划线的正好是他们，那答案就立马出来了。如果划线的不是他们，把他们和前提以及结论比较一下，应该也很容易找出答案。
既然逻辑这么简单，那么题目难在哪里呢?时间紧。看完正文和问题已经一分钟过去了，再用半分钟看选项，如果没把握再过一遍，得，三分钟没有了。所以不管你用什么做题思路都行，只是要快，实用。一道题一分半以内做完，错误率底于10%，那么你的方法就是对的。如果要超过两分钟做完一道题，即使对了，对不起没有实用价值。
我的逻辑思路是靠感觉，不讲道理。而感觉的培养是靠多做题目，平时多思考来的。先说说多做题目，只要是全真题就行了，GRE和GMAT一样，LSAT没做过不敢瞎讲。做题的时候不要低头做，做了一部分以后，总结一下看自己的感觉是不是和ETS的一致。这里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题目是工具来培养感觉的，要培养感觉还是要多做题，甚至要背题目。具体什么感觉实在是不好意思说不清楚，但是在看完文字部份和问题后，不用看选项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致方向。ETS有一招用得最多的是指东打西，题目里说这个月的销售如何如何，答案就有可能是说另外几个月如何如何;题目说有人有什么什么病，答案有可能是他小时候如何如何。但是重要一点东和西之间有内在的联系。
再说说思考的问题，一定要在平时生活中锻炼逻辑的思维思路，这样培养出来的思路才是你的，到时候本能的你就会有正确的反应。记得以前准备GRE逻辑的时候，每天狂练ETS逻辑，对电视里的广告自然是不放过机会削弱一番，甚至有时把我妈也搞得一楞一楞的。
我知道我的逻辑经验可能太抽象了一点，可能对大家没有什么帮助，大家可以有自己的方法，不过要记住实用性。最后有一点小技巧，看选项的时候千万不要光顾了赶时间而看得太快，看的清楚一点再看下一个选项，这样至少万一看一遍搞不清楚的话，回头再看的时候只要看两至三个就行了而不至于兴师东众把五个选项再看一遍。
以上就是GMAT逻辑备考中的一些经验分享，不难看出，大多数考生的GMAT逻辑备考方式都是以做题为主，这也为正在备考GMAT考试的考生指出了一条复习思路，希望考生能够在不断的练习中逐步掌握GMAT逻辑题目的解题方法，从而快速提升GMAT逻辑的考试成绩。
逻辑备考经验分享大汇总(二在GMAT逻辑备考的过程中，每个考生都有一套自己备考方法，其中有相同点，也有些许差异。下面就把一些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GMAT逻辑备考方法汇总起来，推荐给正在备考GMAT考试的考生，以供参考。
然后用一个月时间做了LSAT的逻辑和部分阅读。LSAT的逻辑还是有用的，但作用不象以前牛们说得那么神奇。其实LSAT逻辑就难在阅读，有助于提高快速阅读的能力，它本身的逻辑很简单，而且的确与GMAT的思维不大一样。我到了第二册水平就稳定在38分钟，错3-4个/SECTION。
我做的时候是每题掐时间做的，后来我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做SC和阅读。因为我的手机有强大的计时功能，我就把每题花的时间记下来，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有助于培养紧迫感和对TIMING的SENSE，练多了就养成了快速反应的习惯，对考试PACE很有帮助。我练LSAT就很典型，一开始没有每题掐时间时，正确率很高，但是总时间总要用45分钟以上，而且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步。后来每题掐时间以后，每个SECTION合计的总时间很快就降到了38分，而且正确率不变。当脑袋养成了习惯以后，自然而然就快了。到后来我不用看表都知道自己这提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对花了两分钟以上的加快速度，三分钟以上的考虑放弃。我的PACE一般是SC1分20秒以内，CR1分30秒左右，RC看文章(长)3分钟，做题一分种一题。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重点突出，有助于REVIEW。花时间长的提一般都是难提，REVIEW的时候就看看花1。5分钟以上的提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有没有提高的可能，容易发现自己的BOTTLENECK。
首先我认为CR与SC的不同之处在于:SC是选最好的答案,而CR是选择正确答案.虽然在题目中经常问”mostseriouslyweaken(support)”,其实答案只有一个正确!绝对不会出现两个答案都削弱或都加强但一个作用弱一个作用强的情况.换个说法,除答案外其它选项都错在CR中,无论怎么强调阅读都是不够的.我看到很多人的考试经验里都说逻辑很难,题目很长,答案很难找等等.问题是什么?阅读理解.他们可能对逻辑推理,逻辑关系以及各类题型都理解得很透彻了.但是当读不懂题或没有理顺文章逻辑关系时,还是很难找到正确答案.举我自己的例子说明,当我自己不是很在意地复习时,我读题干就是用眼睛去看题目,读完了,只知道文章里的字我都认识,原文什么意思以及逻辑关系根本不知道.如果在实际考试中是这种情况,既浪费时间,又增加了心理负担.所以,我对crackCR的第一条建议是activereading.每读完一部分,应该知道其逻辑作用,是premises还是conclusion;是作者的观点还是作者要反驳的观点等等.和做阅读是一样的,边读边想.还有,我认为CR阅读和RC阅读不一样的是,CR中的每句话和绝大部分的词汇对做题都很关键.在阅读是不能跳过任何细节.一段文章可能有几个或几层逻辑关系,答案可能是针对其中任何一个逻辑关系.所以要通读段落并理解.我在逻辑区的一条回复中提到了一道题目阅读的过程和思路,CR的要点有:原文逻辑关系(AàBàC或非Bà非A等),原文的主题(是解释现象,提出问题,还是做结论等)和objects(原文中都涉及哪些概念,名词,时间等);文章是否涉及比较和数量(如A>B,A是B的N倍等),比较的是绝对数量还是变化量.除逻辑关系以外,我认为其它几点不需要在阅读时仔细分析,理解了原文的lineofreasoning,读完选项,可以结合其它几点排除错误答案由于CR的种类和方法很多,我和其他版主商量后会补充入门方法和解题思路.我主要讲讲基本的两点:无关选项和因为Verbal总体的时间是大概平均每题1分40秒左右,但是阅读相对耗时间,所以在CR上节省时间是关键.节省时间最好的方法(同样应用与阅读和SC)是POE(pointofelimination)排除法找到无关选项是用POE(排除法)的关键.无关选项主要有:涉及不同(新)概念并且对新概念没有解释,没有解释原文的现象,或涉及与原文无关的内容.比如说原文谈论的是数量的比较,选项中是与数量无关的内容.我个人经验是GMAT无关选项的套路差不多,平时做题是可以注意观察是判断迷惑选项的一个办法.原文的逻辑关系就象几个链条互相联接,如果选项中的内容在逻辑关系以外,案经常不是正确答案逻辑，我一开始做lsat,感觉比较难，开头的时候基本上40分钟一个section,错8~9题，信心很受打击，做到14个section左右的时候，基本上40分钟错3~5个，这个时候我停止做lsat的题目，转而做gmat补充教材，
我个人认为lsat的逻辑对gmat很有帮助，但是如果时间不允许的话，还是要以研究gmat题目为主，毕竟两者的题型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过现在的趋势好像是往lsat的难度靠近，所以做一下还是必要的。等你再回过来做gmat的时候，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培养时间感是很重要的，我每次做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掐着时间做的，做的题量基本上也是和考试时候出现的题量差不多，我每次做11道逻辑题左右，控制在15分钟以内。考试时，逻辑有几道题还是有点难，我又一道题基本上没有理解其具体的意思和逻辑关系，这个时候排除法非常有用，看到无关信息，错误信息可以马上排除出来。
以上就是GMAT逻辑备考中的一些经验分享，不难看出，大多数考生的GMAT逻辑备考方式都是以做题为主，这也为正在备考GMAT考试的考生指出了一条复习思路，希望考生能够在不断的练习中逐步掌握GMAT逻辑题目的解题方法，从而快速提升GMAT逻辑的考试成绩。
逻辑备考经验分享大汇总(三在GMAT逻辑备考的过程中，每个考生都有一套自己备考方法，其中有相同点，也有些许差异。下面就把一些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GMAT逻辑备考方法汇总起来，推荐给正在备考GMAT考试的考生，以供参考。
逻辑：
希望大家能做lsat题，一来可以提高阅读速度，二来可以训练逻辑思维。lsat的题长，题干很清晰地表示出题型，选项都是充分必要的，所以训练逻辑思维不错。(因为lsat逻辑思路非常清晰，要比gmat简单，gmat选项是必要的，但不一定充分)10套以后成果就会显现(当然必须经过认真总结，我甚至设计了一张便于总结的lsatanswersheet)，如果你能够45分钟一套，错在5个左右，就可以了。
我对lsat题型的分类(仅供大家参考)：(conclusion,assumption,weaken,support,指出logicflaw,指出论证方法,类比,evaluationandexplain,other)、(except,对话,填空,boldface,充分必要)注意boldface只有gmat才有，类比gmat往往没有，不过在阅读中出现过。
做lsat不能沉溺于lsat，目标还是gmat，所以要回归。gmat的题干不容易判断题型，选项又不充分，需要打破lsat的思路。
如果做逻辑希望提速的话，最好能够在读完题目后猜到答案可能的长相，这是我训练的一个方法。不过不建议大家都用，因为固有思维有时候反而会阻碍正确选项的判断。
关于逻辑复习，是我收获很大的，事实上我在实际考试中，感觉我做的题都在我的能力范围内，除了阅读有一题不确定，语法和逻辑我觉得做起来都是比较确定的。我讲一下逻辑的复习，我说过了，我逻辑看到第三遍的时候还不见长进，因为我做完题对答案错了就会在答案上化横线，三遍下来横线月多的题表示错的月多。我觉得三遍是个平台期，后来开始做四五遍的时候，感觉就好一点，但是作题的时候不确定，有的以前错的印象深刻的还是不知道所以然。做到不知道第N遍的时候，是暑假在家的的期间很明显感觉到巨大的飞跃，我发现我看题开始着重于意群了，读题与想题开始变成同步，一边看就能抽象出重点，作题速度提高，准确率上升了。事实上我分析了一下，可能是我对题目非常熟悉了，所以看的时候能够抽象出意群，反过来帮助我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建立起了ETS的思路!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做过的题!!反复做不是为了选出准确答案而是为了在脑海中深深的建立起ETS的思路，这个过程是你自己不能感知的，但是结果确实很明显的。到复习的后期我开始不看答案了，我只看提干然后自己推敲，ETS的正确悬想会出哪个，事实上准确率很高。我没有总结什么题型，我都是建立在自己反复强化的对ETS思路的熟悉的基础上来解题的。但是我总结了一类题不只到大家有没有有注意，因为我觉得这类题我看到后觉得思路明显不熟悉，可能是出现的次数较少的缘故吧。所以我就特地在N次帖上写了几个字，作为提醒。我在这里也说一下，我记得典型的题目是：鸡吃鱼，因为鸡的数量上生所以鱼的数量上升，问WEAKEN。我记得我自己的思路是鸡上升但是鱼没上升，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鱼上升。但是答案的不是这两个，而且前者思路还作为干扰选项。大家看看这个推论里到底是什么是原因呢??不能看因为所以，要知道他的实际推理过程是因为鱼的数量上升所以说鸡的数量上升!恰恰和题中的因为所以相反，为什么呢，因为因果关系有两个特征1要有时间先后，2有因果联系。大家看是先有鱼上升还是先有鸡上声?很明显是鱼!所以这类题的思路应该是，鱼上升但是鸡没上升，或者其他原因导致鸡上升!!这类题目是难题，干扰选项很大，大家以后可以留意一下，因为我就是发现后期做题时就些题思路很不熟悉，所以才总结的。因此，大家千万不能放过OG和补充材料，在新东方上课时老师说你把他们做5遍就可以去考试了，有点夸张，但是很有道理，这些材料是根本。最后我想说，复习一定要保持连贯性，我是从来不会间断复习的，我不会因为某个东西不是这一阶段复习的重点，就不去看他。基本上初期复习是集中强化的语法4天把OG和补充材料都做一边然后把每道题都自己在笔记本(新东方发的那本，质量不错)上写下解题过程，选项错误。四天把逻辑做了一遍，接下来我就是每天30个语法，30个逻辑，3篇阅读，因为是在校生平时要上课，所以没多少时间，但是我一直坚持每天每种题目看一点，确保思路的连续性。这是我的一点感想，方法换要大家自己琢磨找出适合自己的。谢谢。
逻辑篇我认为逻辑是GMAT中最容易抓分的部分，所以一定要搞定。我周围所有拿高分的朋友无一例外对考试中的逻辑题都很有把握。在GRE考试中整个逻辑部分都属于拿分部分，GREer能搞定，GMATer为什么搞不定呢很多刚刚开始复习的朋友也许会对逻辑有一种茫然的感觉，这是很正常的。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都能掌握大概的解题方法。我在逻辑区发了一个贴子关于解逻辑题比较通用的思路，供大家参考，希望大家在入门阶段少走一些弯路。
复习到后期我觉得用什么解题方法本身并不是重要的，因为它们都殊途同归。关键在于读题过程中就要敏锐清晰的了解推理过程，以及每一句话在推理过程中的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培养自己的思维也是至关重要的，别人的方法和思路永远无法代替自己的思考，所以完全没有必要生搬硬套牛人的方法，否则只是邯郸学步。关于读题和解题过程，mindfree的帖子写得十分透彻，我也受益无穷。
总体而言，逻辑复习一定要求质不求量，题目做的再多，不理出自己的思路还是白做，而且还浪费题目。
如果能掌握逻辑的思路，逻辑机考难度并不高于OG。当然，如果你只是凭感觉做OG的题目错误率不算很高的话，机考完全可能给你沉重的打击逻辑：og的印象更深。看cd考友都说lsat比较好，我也打印了17套题，厚厚的一堆，雄心勃勃的准备都做一遍，结果因为时间不够只做了7套题。不过我的逻辑问题不在逻辑本身，而出在阅读;基本上是读懂了就不会错，读不懂就只好瞎蒙了。
逻辑经验主义 篇3
关键词:逻辑经验主义;确定性;证实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2-0040-02
逻辑经验主义是当代西方哲学科学主义思潮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相对历史也较长的哲学流派,其基本观点是数学､逻辑与经验相结合的经验主义与反形而上学｡国内外学者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很多,其中,不乏指向对证实原则的论述｡然而,对逻辑经验主义到底要干什么的追问,却不很多｡当前,如何以一个新的角度作为论述的切入点,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证实: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M:如果看到有3-4只乌鸦是黑色的,那么说“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这条科学定律的证据是不充分的｡如果看到上百万只乌鸦都是黑的,这条定律的证据就比较充分｡
甲:嘎!嘎!我不是一只黑乌鸦｡只要他们发现了我,他们就会知道他们的定律是错的｡
M:一条黄色的毛毛虫起什么作用?它可不可以当作这条定律的一个例证呢?
M: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把这条定律改成在逻辑上等价的另一个形式吧,“凡是非黑的东西都不是乌鸦｡”
乙:嘿!我已经找到一个非黑的东西了,它肯定不是只乌鸦,所以它证实了这条定律:“凡是非黑的东西都不是乌鸦｡”所以它必然也证实了等价的定律:“凡是乌鸦都是黑的｡”
M:很容易找到成千上万非黑的又不是乌鸦的东西｡它们是否也证实了定律:“凡是乌鸦都是黑的｡”?[1]
这就是Hempel“乌鸦悖论”｡之所以称为悖论,是因为推理方式违反常规｡尽管这种解释可能引起很大的争议,但这不是关键,我们可以不谈｡
现在,我们来看“乌鸦悖论”的内容｡发现“成百上千只黑乌鸦”与发现“成百上千非黑的非乌鸦”,都是“所有乌鸦都是黑的”的例证,这是证实问题｡证实理论是整个逻辑经验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是科学哲学的理论核心｡逻辑实证主义的全部理论都可以说是紧紧围绕着如何运用证实原则去确定或分析命题意义的语言批判活动｡
悖论中对命题“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的证实,是靠一只一只黑乌鸦的发现而得出的,是建立在已有“事实集”基础上的,至于以后是否会出现非黑乌鸦还是未知数｡当然,我们也只能说是概率上的增大｡与“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逻辑上等价的“凡是非黑的东西都不是乌鸦”命题的提出,也同样可以作为“所有乌鸦都是黑的”的例证｡对“所有乌鸦都是黑的”这一命题内容的证实,在这里采用了经验证实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的方法,即逻辑与经验的结合｡
尽管,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观点是“逻辑与经验相结合”,与“乌鸦悖论”中的“逻辑与经验相结合”有相同之处,但决不能说,逻辑经验主义就是这样得出的｡因为,“乌鸦悖论”的经验证实是对事实上“所有乌鸦都是黑的”和“所有非黑的东西都不是乌鸦”两个命题的论证,逻辑推理只是在两个命题间进行的,这里“逻辑与经验的结合”与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与经验的结合”的是不同的｡逻辑经验主义把命题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对综合命题采取经验证实,对分析命题采用逻辑分析｡逻辑与经验的结合是在两类命题间进行的｡罗素､维特根斯坦认为是把对命题形式进行逻辑分析与对命题内容进行经验证实的结合;卡尔纳普､纽特拉等人认为是撇开命题所指的对象,仅仅分析其语言的句法,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乌鸦悖论”中“逻辑与经验结合”的方式｡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乌鸦悖论”的确能为逻辑经验主义“经验证实与逻辑结合”的导出起到很好切入的作用｡
“所有乌鸦都是黑的”逻辑等值命题“凡是非黑的东西都不是乌鸦”,可以用公式:p→p‘<==>-(-p)→-(-p’)表示｡也可以说,如果有一非黑的东西是乌鸦,也就是有一只乌鸦是非黑的,那么,“所有乌鸦都是黑的”命题就得到为假的证实｡同时,我们发现一个非黑的非乌鸦,也为“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作了正面的论证｡
为什么说是概率上的增大而不是得到证实呢?这就是逻辑经验主义中的确证代替证实的问题｡
卡尔纳普提出,“任何完全的证实都是不可能的,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如果把证实理解为对真理的完全的和确定的公认,那么一个全称语句,决不能被证实,这是常常被注意到的事实｡即使这个规律的每一个单一例子被认为是可证实的,这个规律所谈到的事例的数目,例如空､时､点是无穷的,所以决不能够被我们的永远是有限数量的观察所穷尽｡我们不能够证实这个规律,但我们能够通过检验它的单一例子来检验它,就是说,通过由规律和由先已确认的其他例子来检验它｡如果在这种检验性实验的连续系列中没有发现否定的例子,而肯定的例子的数目却增加起来,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规律的信心就将逐步地增强｡这样,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这个规律的确证在逐渐增长,而不说它的证实｡
这种强意义的证实遇到了麻烦,于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就想办法对其进行修补,从强意义的证实到弱意义的或然证实,从僵硬的证实退到灵活的验证,从实际的可检验性退到原则的可检验性｡这种以退却求生存策略,表明了证实原则的脆弱性｡
既然是这样,这些哲学家们为什么还要一味地要求证实呢?石里克哲学的转变会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石里克认为,转变后的哲学变为了一种授义活动｡“哲学不是一种理论,只是一种活动,只是一种逻辑的分析方法”｡转变后的哲学主要任务的讨论命题的意义问题,而命题的真假应该交付科学了｡逻辑经验主义认为,只有能被证实的,才是有意义的,证实与意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是这些哲学家为什么抓住“证实”不放的原因｡
二､确定性:逻辑经验主义的终极追求
逻辑经验主义片面地把哲学问题归结为逻辑问题｡因为只要按照逻辑和数学的规则去推]和运算就解决了｡简单地说,逻辑经验主义就是把哲学变成科学,把哲学问题归结为逻辑问题,进而去寻求确定性｡寻求确定性,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在古希腊时期,通过柏拉图,我们可看到这种对确定性的寻求的典型形式｡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可感世界､可知世界｡可感世界意味着我们日常意义上的世界,这个世界变幻无常,没有绝对的确定性,但又不等于虚无,可为意见所把握｡真正真实､永恒､不变的客观世界是理念世界,理念永恒不变,是绝对的存在,只能被知识所把握,因此又可把它们称为可知世界｡可感世界中的万事万物只是可知世界中理念的不完全摹本,如果说它们有某种程度上的实在性､确定性,那也是因为它们分别有了理念｡撇开细节不谈,这种划分的精神实质在于,在我们日常生活于其中的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找不到绝对的确定性,但这种绝对的确定性是存在的,它存在于一个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之中,哲学家就是能把握､认识这种永恒不变的理念的人｡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这种客观的､绝对确定的东西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
古希腊之后,西方文化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这个中心就是基督教｡这个时期的哲学主要是适应宗教､神学的需要而得以发展壮大的,哲学是被用来论证信仰合理性的工具｡在这个时期,绝对的确定性也是存在的,它集中体现于上帝身上｡上帝创造了世界,他是世界的本原和归宿,是世界的终极目的,人的存在,一切存在物的存在都取决于上帝､依赖于上帝｡
随着历史的发展,哲学逐渐从神学中分化出来,显示出越来越大的独立性和影响力｡人们开始审视自己,渴望运用自身理性的力量找到绝对的确定性｡这在哲学史上通常被称为认识论的转向,它是17世纪随着笛卡尔哲学的出现而发端的｡笛卡尔的追寻确定性和他对普遍怀疑的提倡是分不开的,雅斯贝尔斯认为,怀疑是哲学研究的根源之一,由怀疑所导向的应是确定,所以对确定性的寻求是哲学探究的一种巨大的推动力,甚至是一种永恒的推动力｡
17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大致可表现为两种观念的对立--唯理论和经验论｡唯理论者认为凭借着天赋的理性原则,人能发现真理,把握到最终的确定性｡这一思想主要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为代表｡经验论者认为,知识(至少是经验知识,而不是数学知识)的基础在于经验,经验知识的确定性是由感觉经验来保证的｡这一派哲学家以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为代表｡
到了康德那里,他认为普遍和必然知识的存在是确定的事实,只不过这种知识是建立在先验的､必然的原则之上｡他运用了人类理性及其所有的范畴,这样,他当然认为知识有可能性和确定性｡费希特和谢林都从康德的先决条件出发,认为一切哲学归根结底是关于精神的哲学,理想的本原是一活动的历程,他们运用逻辑方法,力图揭示经验构成的条件,借此解释经验世界,寻求确定性｡
接下来的黑格尔哲学的任务是如实地认识自然和整个经验世界,研究其中的理性,这种理性不是暂时和偶然的形式,而是永恒的本质､和谐的规律｡他把自然和理性看作是同一的,只是他使自然从属理性｡黑格尔看来,理性就是要寻求的确定性｡
逻辑经验主义对19世纪20年代的早期实证主义和19世纪末的经验批判主义的批判,都告诉我们,只有把数学､逻辑运用到哲学中去,把哲学变为精确的科学,去寻求确定性的终极目标｡
三､结语
无论是“乌鸦悖论”的一例一例寻求例证,抑或逻辑经验主义的强意义的证实还是弱意义的或然证实,它们的主要目的都是寻找世界的确定性｡纵观人类发展史,确定性一直是人们的终极追求,逻辑经验主义也不例外｡尽管,我们可能听到“世界是不确定的”的呼声,然而,“不确定的世界”其实就是一确定性的陈述｡我们只有在一个一个不确定的偶然中,寻求到确定性的因素,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生活在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上｡
参考文献:
[1] 亨普尔.关于乌鸦的悖论〔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daa3ab010002ud.html.
[2] 卡尔纳普.可检验性和意义〔A〕. 洪谦.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499.
[3] 石里克.哲学的转变〔A〕. 洪谦. 逻辑经验主义〔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7.
[4] 罗素.西方哲学史〔M〕(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19.
逻辑经验主义 篇4
皮尔士认为科学探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牢固的信念从而发现真理, 而要确立牢固的信念必须澄清理智概念的基本意义, 而他的实用主义准则是澄清观念意义的唯一方法, 此前的传统哲学都因为没有客观公正的方法而无法在科学与形而上学的概念之间作出基本的区分。无独有偶,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家也大多都具有深厚的自然科学背景, 认为哲学是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 科学理论是由有意义的构成而形而上学命题无意义, 同时制定意义标准来提倡统一科学, 拒斥形而上学。由此可知, 皮尔士古典实用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在研究方法和进路上体现出一定的家族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究竟揭示了什么?本文拟从探讨皮尔士实用主义的意义准则和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困境入手, 在康德背景下从知识论的角度揭示这种家族相似性对分析哲学的独特影响。
二、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意义准则
皮尔士在《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一文中阐述了这样一种意义准则:“任何意义的区别, 无论怎样细微, 都只能由实践的可能差异所构成。”[1] (p123) 我们通过“软”这个概念详解此准则, 根据古典经验主义的观点, 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直接感知到的东西和性质, 但显然没有可以直接感知到的性质和“软”这个词的意义相对应, 面对这种困境, 皮而士是从经验的实验操作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概念的, 对一个东西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施力挤压, 看是否会有明显的变形, 通过施力和变形这两个直接感知的东西之间的连接关系来解释“软”这个概念的意义, 对任一物体“x”, 用p (x) 表示实验操作条件, Q (x) 表示实践效果, R (x) 表示“软”这个概念, 此解释规则可形式化为:对任何x, R (x) , iff, 若P (x) , 则Q (x) 。我们把皮尔士的这种解释概念的方法称为实践效果分析法, 给予P (x) 不同的赋值, 就得到一种解释, 但由于实验条件无法穷尽, 所以无法给概念一个完全的解释, 不仅如此, 对于这众多的解释如何判断它们是对同一个概念的解释?根据皮尔士的理解, 实践效果分析法是使观念得到澄清的唯一方法, 概念是通过信念的方式体现为心灵的某种观念, 概念的意义只能通过这种经验的方式得以把握和揭示, 但根据我们指出的实践效果分析法的解释概念的困境, 科学的任何抽象概念的意义都不能按此方法在经验内给予完备和穷尽的解释, 实践效果分析法对于抽象概念的意义解释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境界。
三、 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
逻辑实证主义吸收了古典实证主义经验证实的理念并结合维特根斯坦的证实思想从而提出了意义证实标准以达到拒斥形而上学的目的, 但因为意义证实标准在维也纳学派内部存在很大的争议, 揭示了意义标准的客观困境, 所以维也纳学派主要成员的观点经历了从认知意义的可证实性、可证伪性检验标准向语言框架的进一步转变, 独立的经验标准为逻辑标准所侵蚀, 逻辑实证主义走向逻辑经验主义。
石里克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提出了命题意义的可证实性原则, 他认为陈述一个句子的意义, 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 即陈述证实这个句子的方式, 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式, 可证实性即证实的可能性, 因根据自然规律来划分经验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
没有明确客观的界限, 鉴于构造句子的语法规则明确清晰, 界限分明, 所以证实的可能性只能是逻辑可能性, 但在关于何种命题可以用来作为基础命题以及这种命题是否需要观察经验再进一步加以检验这个问题上, 维也纳学派左、右翼之间发生了根本的分歧, 右翼代表石里克认为, 基础命题是全部由实指符号组成的单纯记录感觉内容的直接所与, 即不加解释的原录语句, 这种语句本身不是假设, 也不需要加以检验, 自身有其客观性和确定性, 显然, 石里克持现象主义的论点, 他所谓的原录语句是比陈述更加赤裸得多的经验, 这种语句不是可以理解的逻辑意义上真实的陈述, 其客观性无从保证。针对这一点, 左翼代表卡尔纳普、纽拉特认为, 基础命题是用物理语言描述的记录语句, 含有解释成分, 因此基础命题都是假设或者假说, 所以不可能有绝对的证实, 只能有逐渐的确证, 从而在一个语句的检验和确证之间加以区分, 他认为:“如果我们知道这样一种检验语句的方法, 就称这个语句是可检验的, 如果知道在什么条件这个语句会得到确证, 就称这个语句是可确证的。”[2] (p48) 但有时候我们可能知道什么样的程序和观察能确证一个语句, 但限于客观条件, 不知道安排这种观察的方法, 所以一个语句可能是可确证的但却不可检验, 由此可知, 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不断弱化, 即使如此, 证实原则仍避免不了逻辑方法上的致命缺陷, 亨普尔指出了这种局限性, 他的关于一个句子的认知意义可检验标准是:“一个句子作出认识上有意义的断定, 因而可以说它是真的或假的, 当且仅当, 或者 (1) 它是分析的或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说它有纯逻辑的意义, 或者 (2) 它是能够, 至少潜在地用经验证据来检验的——在这种情况人们说它有经验意义。”[3] (p102) 亨普尔的认识意义判据必须满足这样一个条件
①如果句子s具有认知意义, 那么从句子s通过真值函项获得的所有句子均有意义, 通过借助观察语句的概念, 有穷观察语句的集合可表示为{O1, O2, …On}, 可证实性要求形式化表述为:“句子S有经验意义, 当且仅当, S不是分析的, 而且{O1, O2, …On}→S可以成立。”[4] (p50) 然而此要求却得出②全称句子都无意义。因而表达普遍规律的科学理论句子都无意义。③存在句子有意义。全称句子的否定是一个存在句子, 固{O1, O2, …On}→S, 但②与③的论断与①相矛盾, 再来分析可完全证伪性要求, 其可形式化表述为:“句子S有经验意义, 当且仅当, ¬S不是分析的, 而且{O1, O2, …On}→¬S可以成立。”[4] (p51) 同理, ④存在句子无意义。因为存在句子的否定是全称句子, 全称句子不能从{O1, O2, …On}演绎出来。⑤全称句子有意义。全称句子的否定是一个存在句子, 可以从{O1, O2, …On}演绎出来。但④与⑤的论断与①相矛盾, 总之, 认知意义的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要求作为意义标准是不恰当的, 看来, 单纯在句子层次上考虑意义的可检验标准是不行的, 所以卡尔纳普考虑在词项层次上来建立可检验性标准, 其核心观点认为, 一切有经验意义的词项, 都能在观察词的基础上作为倾向词被引入, 起初, 卡尔纳普认为这种倾向词借助于显定义引入, 其显定义标准形式为:Fx≡ (t) (sxt⊃Bxt) , 但这种显定义的方式也遇到了严重困难, 试考虑“易溶的”这个词, 借助于显定义, 定义如下:“x是易溶解的, 当且仅当, 如果把x置于溶剂中, x就会很快溶解。”此定义是否合适呢?我们来分析这样一种情况, 如果一个东西从未被置于溶剂中, 那么定义项中的前件就是假的, 按实质蕴涵方式理解, 右边的蕴涵式就为真, 因而这个东西就是易溶的, 一个从未被置于溶剂中的东西必定是易溶的。这个定义显然不可接受, 我们实质上是按反事实条件句的方式理解这个定义, 也就是在实质蕴涵的基础上排除前件为假的情况, 反事实条件句从命题逻辑的角度来讲处理起来比较困难, 为避开这一点, 卡尔纳普借助还原句引进倾向词, 还原句的标准形式为: (x) (t) [sxt⊃ (Fx≡Bxt) ], 前面的显定义例句按还原句可改写为:如果x被置于溶剂中, 那么, x是易溶的, 当且仅当, x很快溶解, 这是个操作定义, 在特定的实验条件下通过操作性的后果来定义概念, 操作定义并不确定当实验条件并不满足时概念的意义, 因而是局部定义, 还原句放宽了可定义性要起义, 于是按卡尔纳普的可归约性要求, 每个有经验意义的词项都是能够在观察词项的基础上通过归约句链引进的, 即使这种放宽的可归约性要求, 科学理论中的许多理论词项也不能按这种方式引进, 观察陈述和理论陈述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这涉及科学理论结构问题, 实际上, 从词项层次上考虑, 还原句是一个隐定义, 这需要考虑概念之间的复杂联系, 这种联系反映在语言中, 便涉及语言框架问题, 以句子为单位的认知意义可检验标准弱化为语言框架问题, 命题是否具有认知意义和语言框架选择有关, 于是认知意义的经验可检验标准被逻辑标准所侵蚀。从以上关于逻辑经验主义认知意义的检验标准的历史考察可以得出, 我们无法给出客观、明晰的意义检验标准, 从而在有意义的科学命题和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之间进行明确的区分。
四、启示
古典实用主义意义准则和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困境充分说明经验不是知识的充分条件, 要获得知识需要经验之外的要素, 面对休谟难题, 康德转换了研究思路, 既然在经验中我们不能认识到物自体, 物自体在知识的获得中又有什么作用呢?“物自体不是作为对象与知识相关联, 而是作为产生知识的限制性条件起作用。”[6] (p47) 。因而, “在知识中除了经验提供的素材外, 还包括组织这些素材的形式, 而抽象概念的意义将表明经验素材是如何构建知识的。”[5] (p48) , 所以, 意义也是知识的必要条件, 而意义也就是关于概念框架的研究, 正是这种意义上的知识构成限制条件的研究构成了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对于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意义准则困境来说, 只要承认抽象概念的实际存在, 就可以解决这个困境, 因为对于理解这个概念的人来说, 即使无法给出穷尽的解释, 我们也可以判断这众多解释是否是对同一个概念的解释, 实际上, 皮尔士是持一种柏拉图式的唯实论观点, 他的实践效果解释法是为阐述他的信念的真理观服务的, 在真理观方面, 他认为实在独立于思维而存在。其思想体系深受康德的影响, 总是试图用康德哲学的先验分析要素来重构自己的哲学体系, 追寻康德的进路, 他主张:“经验并一般地独立于先验, 感性经验的性质是由无意识推理决定的, 因此, 它反映了我们认知结构的特点, 并且模仿康德从认知过程的结构中推论出新的范畴来。”[7] (p12) , 由此可以得出, 皮尔士对作为构成知识限制性条件的概念形而上学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他的康德意义上的先验范畴是其实践效果意义分析法得以成立的基石, 是其经验知识得以成立的限制性条件。
而逻辑经验主义的这种从认知意义的可检验标准到语言框架的退却预示着独立的经验标准逐渐被逻辑标准所侵蚀, 这种变迁在知识论那里得到精细的体现, 在弗雷格那里, 所有按逻辑和意义为真的命题为分析命题, 因而, 一切知识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两类, 如果承认分析命题是关于逻辑与意义的知识, 那么也就断定存在非经验的知识, 显然, 这和逻辑经验主义认知意义的可检验标准相矛盾, 不仅如此, 像可证实性原则这样的意义标准不能被经验证实也不是分析命题, 它们是康德意义上的概念形而上学, 这一点在卡尔纳普那里也得到体现, 卡尔纳普的语言框架除了语法规则和逻辑规则外, 还包括语义规则, 像“单身汉是未婚男子”这样的意义公设就是语义规则, 它显然不是综合命题, 它们是弗雷格意义上的分析命题, 在卡尔纳普那里, 语言框架之内是内部问题, 语言框架本身是外部问题, 内部问题是理论问题, 外部问题是实践问题, 框架本身可以进行高阶还原, 这种还原不是无穷的, 因为卡尔纳普的认识论认为在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有明确的边界, 这种还原直至语言框架本身不再包含知识表述成分, 这种不含知识成分的语言框架是由实践决定的, 是受客观条件限制约定的结果, 所以卡尔纳普意义上的分析命题并不是知识, 属于康德意义上的概念形而上学, 鉴于以上分析, 逻辑经验主义试图从理性角度重新梳理经验和形而上学的关系以便重塑知识概念, 属于语义部分的语言框架对应于康德意义上的先验范畴。由此可以看出, 以康德哲学为背景, 皮尔士古典实用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在知识论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家族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揭示了皮尔士哲学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蕴涵着卡尔纳普哲学的危机。
而卡尔纳普以后的分析哲学学是如何应对卡式的约定论思想而发展的呢?我们试着从分析哲学的语义论和科学的认识论两个角度加以评析, 从语义角度来讲, 从弗雷格开始, 分析哲学继承了康德传统, 语义学实际上是关于知识本质的研究, 其对应于康德意义上的先验范畴, 因而其是经验知识的基础, 属于先验知识, 虽然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 但弗雷格以及卡尔纳普以前的逻辑经验主义都属于这个传统, 以独立于经验的方式从事概念研究。其特点是涵义 (意义) 决定指称, 是语义内部论者, 而克里普克打破了这个传统, 根据他的历史因果理论, 专名是无涵义的严格指示词, 从而取消了认知意义问题和语义学的关联, 更加自由地利用经验研究重构形而上学, 这种语义外部论的思想实际上从罗素的哲学开始已经孕育。从科学的认识论角度来讲, 这种处理从卡尔纳普和奎因关于分析性概念的争论已经开始, 虽然卡尔纳普的语言框架可以进行高阶还原, 但因为他主张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有根本的区分, 所以最终还原后的语言框架中总含有不能利用经验加以研究的形而上学内容, 而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指出, 假设我们认为分析陈述是逻辑真陈述, 即把分析命题命题等同于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为真的命题, 如此, 分析命题的真实性和意义和语言规则没有关系, 这种超越一切语言框架的分析性概念成立吗?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 像“单身汉是未婚男子”这样的意义公设命题是分析命题, 但以这种超越的分析性概念为判断标准, 意义公设命题既不属于分析命题, 也不属于综合命题, 所以在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不存在明确界限, 奎因是一位自然主义的经验论者, 在认识论上取消了科学和形而上学之分, 因而任何所谓的先验命题都可以利用经验加以研究, 如此, 分析性概念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变动的, 在分析与综合之间无法给出一条清晰的界限, 根据哥德尔不完性定理, 判断一个语言系统的规则必定在这个语言系统之外, 即使逻辑真理也是可以加以修正的, 分析性这个概念是不清晰的。由此可知, 在奎因那里, 意义公设这样的命题始终可以利用科学知识从经验上加以研究, 与此相似的是, 克里普克也对意义公设的地位加以研究, 陈晓平教授在对克氏的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评价时指出:“意义公设只有先验偶然和后验必然之分:在一个语言系统建立初始, 其意义公设是先验偶然的, 因为意义公设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约定。但是, 随着一个语言系统的命题以至整个语言系统不断得到后验的支持, 其意义公设的恰当性便得到承认, 进而获得后验必然性。"[8] (p346～347) , 同时陈教授进一步认为, 克氏的后验必然性不是逻辑必然而是科学必然, 科学的认识过程的一个侧面就是从先验偶然到后验必然的无限循环、不断上升的过程。
五、结语
在康德哲学背景下, 古典实用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在研究进路和知识论方面存在一定的家族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揭示了皮尔士哲学困境与卡尔纳普哲学危机的关联性, 而逻辑经验主义认知意义的可检验标准到语言框架方案的退缩孕育着经验论两个教条的困境, 奎因对经验论两个教条批判的影响深远, 从语义论角度来讲, 导致从语义内部论走向语义外部论, 从认识论角度来讲, 从认识论的规范主义 (基础主义) 走向认识论的自然主义, 如此分析, 奎因和克里普克以后的哲学也是应对卡尔纳普哲学困境的自然结果, 皮尔斯也像弗雷格一样是分析哲学的开山鼻祖, 他的古典实用主义对后期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有着重要影响。是新实用主义和后分析哲学的灵感之源。
摘要：皮尔士古典实用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在研究方法和进路上体现出一定的家族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揭示了皮尔士哲学困境与卡尔纳普哲学危机的内在关联性, 而这一点从语义论和认识论两个纬度深刻影响着后期分析哲学的发展路径, 从而揭示了古典实用主义对分析哲学的独特影响。
关键词：古典实用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语义论,认识论
参考文献
[1].[美]苏珊·哈克主编.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选[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7
[2].孙思.当代科学哲学中心问题——理性之魂[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3].亨普尔C.G..经验主义的认识意义标准[A].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 (上卷) [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4].孙思.当代科学哲学中心问题——理性之魂[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5].黄敏.分析哲学导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6].黄敏.分析哲学导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7].陈亚军.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到普特南[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法律适用中的逻辑与经验演讲. 篇5
近现代法制发展过程表明, 法律 适用的方式存在逻辑演绎与经验判断的分野。如果拿到 一份法院的判决书,你会看到其中有“本院查明„„”、“本院认为———”、“根据 XXX 法第 XXX 条的规定, ———判决如下, ”等文句。这就是我国司法机关在适用 法律 过程中普 遍采用的三段论式的逻辑演绎方式。首先是大前提“找法”, 即“寻找”一个对某一类型社 会关系的抽象案件事实进行调整的 法律 规范;其次是小前提, 即认定本案的具体事实属于大 前提限定的抽象关系的具体表现;最后是推论, 即裁判。逻辑演绎方式的要义在于“找法”, 当 法律 规范对某一抽象事实体现的社会关系已经有所调整或规制时, 法官的任务是将系争案 件归于某类抽象事实之中, 并找到相应的 法律 规范, 同时只能以该 法律 规范作为依据加以裁 判。
在 法律 适用中,逻辑演绎方式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 法律 本身是人们理性思维的 产物, 理性思维无法脱离逻辑思维而存在, 尤其是在成文法国家, 法律 制度以条文的形式体 现出来, 要把这些抽象的条文和纷繁复杂的具体案件事实加以对应起来, 逻辑演绎方式是至 为有效的。而已经公布的成文 法律 相对来说易于为社会公众了解和掌握, 这就使逻辑演绎方 式成为贯彻 法律 适用上的平等原则、防止司法专横的有效工具。在一般情况下, 在相应的 法 律 体系中,是能够找到演绎大前提——— 法律 规范的, 法律 制度越完善, 法律 制度越健全, 逻辑演绎方式的优越性就越能得到发挥。
然而,任何好的制度都是相对合理的,逻辑演绎的适用方式也不是万能的。因为 法律 终 归是人制定的, 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 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 是不可能全部预见的,法 制再严密, 总会是有漏洞的, 而且由于 法律 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 这种漏洞是随处可见 的。正如英国法学家梅因所说:“社会需要和社会见解总是或多或少地走在 法律 的前面, 我 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的缺口结合处,然而现在却有一种重新拉开差距的永恒趋 势。”所以说, 在现实生活中, 并不是任何具体案件都能以逻辑演绎的方式加以合理解决的, 在某些情况下, 法官会处于“找法不能”的境地, 此时, 如果一味坚持用逻辑演绎的方式处 理问题,只会使法官感到无所适从, 正当的权益得不到合理的保护,失去 法律 的公正。在我 国司法实践中, 法律 适用方式上存在的问题恰恰就是基于法条崇拜心理支配所形成的只强调 逻辑而忽略经验、只看到条文上的 法律 而无视生活中的 法律 , 说到底就是只推崇逻辑演绎方 式而不考虑其他方式。讲到这里就可以说, 对判例法国家经常采用的经验判断方式予以必要 的关注是事关 法律 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的重要问题。
法律 适用中经验判断的方式,其要义是“造法”。强调法的适用过程的重要性,不注重 法规的逻辑适用, 主张在行动中发展创造 法律。在经验主义 法律 观看来, 法律 的生命在于经 验, 逻辑并不是 法律 发展中唯一起作用的力量, 尽管 法律 可以按照一整套合乎逻辑的方法确
立相应的概念、规则,但 法律 时时受到社会不规则因素的影响,且它是历史的产物。因此, 在实际生活中, 法律 除了被当作抽象的逻辑以外, 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体验, 即法官根据时 代的需要、盛行的道德、社会习惯、公共政策、法律 知识等方面的直觉知识和经验,在各种 相互冲突的利益中加以权衡, 作出明智的选择, 从而确定处理案件的具体规则。既然 法律 总 是存在漏洞或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地方, 那么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遇到上述情形, 放弃找法 的努力, 而根据其知识经验所支撑的价值思维创立相应的 法律 规则或者通过自己的见解对 法 律 漏洞加以补充,就不仅是合理的, 而且是应当的。以这种方式来适用 法律 ,前述案例中出 现的问题,即便是在《民法通则》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也可得到合理的解决。
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经验判断方式所蕴涵的衡平、灵活赋予 法律 以适应性等价值功 能不仅对判例法国家具有重要地位, 就是在成文法国家也同样重要。只有根据社会现实要求, 不断地用经验判断方式创立的相应的规则,才能避免和减轻制定法的僵化,保持其生命力。另外, 某些抽象的成文法规则, 其具体适用本身就是建立在经验判断的基础上的, 离开了经 验判断, 这些作为原则的抽象规则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比如在民法领域中, 为人们津津乐道 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本身就是一个经验判断的过程。是否违反诚实 信用原则,依赖的是法官的经验,而不是从 法律 条文中去寻找具体规定。
逻辑经验主义 篇6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进程
1、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提出，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在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外关系诸方面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借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正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要坚持群众路线，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科学文化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对外关系上，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中共十三大制定了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提出三个有利于。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提倡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
3、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 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的方向前进。
4、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统筹兼顾。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和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拓和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它们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主题，又科学地回答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是一个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实际问题。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以人为本是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把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放在首位，
主题：
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四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的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推进科学发展；坚定不移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共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内容都是产生在：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中国国情没有改变，理论主题没有改变，实践基础没有改变的基础上。
1、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2、中国国情：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3、理论主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邓论对这个理论主题进行了第一次比较系统的理论思考和初步回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则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4、实践基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新时代新形态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的思想武器。经过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整体，它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和规律，并以此为理论根据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
为我们观察、分析、解决中国社会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地妥善处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方面的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重要思路和现实途径。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升党的执政理念、推进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进程 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民大众,实践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 是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马克思曾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 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1)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阐明一个道理, 即如果自身不重视群众, 关心群众, 群众也就不会关心理论、接受理论、运用理论。这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行动的主体——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的关系及其结合问题, 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从本质上说,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互动且有机统一的逻辑进程, 它包括马克思主义掌握人民大众和人民大众掌握马克思主义两个维度。
一、人民大众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2) 在这里, 革命的理论, 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革命的运动, 则指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民是一个政治的、历史的概念。它既有量的规定性, 即它是指社会生活中的人们的大多数;同时它又有质的规定性, 即它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们。随着历史的演进, 人民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 但是其主体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广大人民群众。
第一, 人是社会中的、现实的人。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3) 人是具体的、生活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的一切行为不可避免地要与周围所有的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 如生产关系、性爱关系、亲属关系、同事关系等等。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 必然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就决定了人的本质, 形成了人的社会属性。
第二,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没有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 就没有整个人类社会。人民群众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精神财富正是从人民群众的具体的历史实践活动中不断积累凝结而来的。通过人民群众不断地生产实践和其他社会实践, 逐渐积累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和规律, 才形成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人民群众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创造和改变社会关系, 从而不断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
第三, 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4) 这一论述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目标。通过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培养人的德智体美各方面能力, 从而调动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 尊重人民自身利益和价值, 不断满足人民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维护人民利益。
总之,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作用。但是, 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人民群众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社会历史, 人民的活动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人民群众的作用范围和强度都是不一样的, 对此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也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 才能化为自觉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 人民大众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掌握人民大众
马克思在理论形成的开始, 就已经注意到理论可以变成物质力量和理论必须变成物质力量。他强调科学社会主义要变成推翻私有制和旧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 关键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无产阶级就是“群众”, 就是“素朴的人民”, “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 (5) 。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曾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 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6) “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 (7) 可见, 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 使他们自愿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根本任务和目标。只有这样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自觉地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偏见进行彻底决裂, 才能战胜一切旧的习惯和落后势力, 实现人民大众各方面素质的协调发展, 成为社会需要的人, 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由此可知,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双向互动特征。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调人民群众需要掌握理论, 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的、深奥的、被少数人所掌握的转变为生动具体、通俗易懂的。被大多数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和运用的过程, 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历史教训, 从而丰富、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另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调理论需要掌握人民群众, 就是指用马克思主义去影响、感化人民群众, 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内化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 内化为人民群众自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并最终内化为人民群众投身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 才能解放自己” (8) 的伟大事业的强大动力, 也就是向人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 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使马克思主义掌握人民群众。
三、大众化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质
人民群众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宣传群众、要被群众接受, 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从根本上来说, 源于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一切理论的特质和性征, 即它的阶级性、科学性、实践性。
1.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它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争取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同时, 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也进行了科学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 无产阶级“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 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 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 (9) 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 不但具有彻底地认识和利用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而且对这个规律认识得愈全面、愈深刻, 利用得愈正确、愈彻底, 就愈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 无产阶级也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才能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 为争得自己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同样, 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掌握了无产阶级, 才能变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创立,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使无产阶级拥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掌握了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曾指出:“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 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 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 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 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 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 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 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创立体系的时候, 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 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 他们看不出它具有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性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 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 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10)
2.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它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推进到了一个全新阶段
以往的一切社会科学理论, 都不同程度地脱离社会实践, 存在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根本缺点。过去, 所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主要是思想运动的历史, 实践运动始终没有占据主流地位。社会主义基本上局限于少数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 即使是从事革命活动的实践家, 也往往局限于少数人的密谋活动, 就其对未来社会及其实现的途径认识而言, 归根结底, 它与前者仍是一脉相通的。而马克思主义则不同, 它“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 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之日起, 就着意避免使自己陷入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泥潭, 并且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武器交给了工人, 并把社会主义运动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群众性的社会运动。此后,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 几乎处处都有了抹不掉的社会主义的痕迹。可以说, 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产生、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马克思主义以服务于社会实践为目的, 并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 始终同社会实践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因而成为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机和活力, 就在于它同每一个时代、每一国家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 植根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
总之, 马克思主义是彻底严整、逻辑严密的真理体系, 它来源于群众的实践, 高于群众的实践, 并指导群众的实践, 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 列宁指出, 我们“应当时刻不忘我们的最终目的, 随时进行宣传, 保卫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被歪曲, 并使之继续发展”。
注释
1 (3) (4) (6) (7)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9, 60, 294, 293, 306.
2 列宁.列宁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11.
3 (5)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8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95.
4
5 (9)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529.
逻辑经验主义 篇8
一、资本逻辑的两种模式:理性模式与非理性模式
所谓资本逻辑,就是资本的行动逻辑,是指资本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地扩张以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3](P76)然而,以往对资本逻辑的研究均只局限于“价值增殖”这一根基上,而没有意识到资本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增殖逻辑模式。
(一)非理性模式
所谓非理性模式是一种只顾眼前快速增殖而不顾由此导致的长远后果的增殖模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托·约·邓宁的话:“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4](P871)指的正是资本逻辑模式。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式,是不符合资本的本质要求的。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5](P178)它以实现“通过量的增大以接近绝对的富”[6](P177)为使命,谋求的是“无休止的价值增殖”。[7](P179)按照上述资本逻辑模式,尽管可能在短期侥幸地实现300%的增殖,但是资本的代理人最后被绞首了,此后将难以再继续增殖,这就完全违背了上述原则。资本家的这种做法也不符合马克思在资本循环中提及的“单个资本家投在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价值,在完成它的运动的循环后,就重新处在它的原来的形式上,并且能够重复同一过程。这个价值要作为资本价值永久保持和增殖,就必须重复这个过程”的精神。[8](P174)因为冒险不可能每次都成功,总有失败的时候,届时资本的代理人即资本家被绞首了,就无法继续为资本增殖服务。显然,此处的资本家只追求短期的增殖,而不顾长久的增殖。而在理论上,资本家必须将“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惟一动机”,[9](P178)他的目的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10](P179)因此,这种资本家并非理性的资本家,这种资本逻辑模式因其不可持续,也只能是一种非理性的模式。
(二)理性模式
所谓理性模式是指资本的代理人完全按照资本的本性要求,着眼于可持续、无止境的价值增殖,通过各种途径确保资本的运动不被打断和扰乱,兼顾价值生产和价值分配两方面的增殖模式。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增殖,资本逻辑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遵纪守法。“现代宪法和法律体系既是资本逻辑在其生成过程中不断要求突破封建主义传统束缚、争取政治和经济自由的产物,也是资本逻辑正常运转的重要条件”。[11](P30)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无论是在商品生产还是在商品流通中,无不依赖于一系列契约。契约要得到贯彻执行,必须要有法律效力。正基于此,威尔·赫登说:“无论什么形式的资本主义都需要一套法律框架,在法律框架中生意才能得以进行”。[12](P52)
其次要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制定合理的价格。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被击垮,必须提高生产效率,以使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小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能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为了将生产的商品顺利销售出去,必须使商品的质量、服务和价格等对消费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此外还需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一是生产和销售的关系。预付货币要能顺利带回更多的货币,必须既重视商品的生产又重视商品的流通,因为生产环节是价值增殖的前提,流通环节是价值增殖的实现环节,两者不可偏废。
二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这是因为:首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质量均要求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为此就必须处理好劳资关系;其次,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求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因此“资本逃避战乱和纷争”,[13](P871)这也要求资本家处理好与工人的关系,避免劳资矛盾升级,引发社会冲突甚至革命;最后,为了刺激商品消费,必须刺激工人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因为对于资本家来说,“供给和需求的差额越大,就是说,他所供给的商品价值越是超出他所需求的商品价值,资本家的资本增殖率就越大”,[14](P134)这就要求资本家压缩个人消费,扩大投资。由此,商品的消费就主要依赖于工人。为此,必然要求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以提高工人的消费能力。
三是本国与他国的关系。资本的不断增殖必然导致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地扩张,资本逻辑的扩张并不局限于特定国家内部,还表现为一种国际性、世界性的全球拓展过程。[15](P30)当其跨越国界之后,就必须妥善处理国际关系。重商主义那种鼓励本国产品出口限制他国商品进口的政策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对方也可采用同样的政策,此后双方必然陷入僵局,导致两败俱伤。因此,建立在零和博弈原则上的贸易保护并非解决之道。只有坚持互利共赢,公平竞争,才符合资本的利益。
四是商品生产、消费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为了当代资本的快速增殖而不惜以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为代价,这是不符合资本长久无止境增殖的要求的。一旦地球毁灭,人类灭亡,资本再也找不到代理人为其增殖服务,也找不到工人为其生产价值,资本必然也难以独活。因此,只有理性处理好资本与人、资本与社会、资本与自然的关系,资本方能无限地运动和持续地增殖。
总之,根据增殖是否合乎理性、是否可持续,资本逻辑存在着理性模式和非理性模式之别。然而,尽管资本逻辑存在着上述两种模式,但是这两种模式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逻辑模式
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为了尽快地增殖,往往不择手段,尤其惯用暴力,因而资本逻辑是非理性的。在这一阶段,资本最关注的是近期的快速增殖,而较少考虑长远增殖。于是,为了积累资本,资本及其代理人通过暴力蛮横地侵占农村居民的大量土地,导致大量失地农民流离失所,无数的房屋和小农户消失了,甚至很多城市也因此衰败。而这一切都是在“把耕地转化为牧羊场”的口号下进行的。[16](P825)通过这种“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资本迅速积聚增大,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是,这些失地的无业人口并不会自愿到资本主义工厂遭受资本及其代理人的剥削。为了迫使这些劳动力进入资本主义工厂,资本家又通过血腥立法残酷惩罚无业游民,于是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而变成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经受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17](P846)为了从这些雇佣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新兴的资产阶级还将工资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18](P847)在国外,资本家又通过以武力为后盾的奴隶贸易、殖民掠夺等方式使自己迅速积累了大量资本。由此,资本终于完成了极其残暴和血腥的原始积累。
由于此时的资本逻辑充满了野蛮、非人道的行径,马克思因而对其评价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9](P871)在此,有必要作出澄清的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是资本主义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并不能由此推断资本主义的整个时期的状况,正如不能根据一个人的婴儿时期来推断其成年后的情况。原始积累时期的很多做法在资本主义走向正规和成熟后就不一定还是合宜的,比如暴力掠夺。如果资本主义的正常情况是暴力掠夺,资本主要是靠暴力掠夺来实现增殖的,资本逻辑就是暴力掠夺的逻辑,那么资本主义只是重新按暴力分配已有的社会财富而已,并不能创造任何社会财富,决不可能出现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0](P277)这种情况。显然,资本主要是通过和平的手段增殖的,资本逻辑是和平增殖的逻辑,其诞生之前和诞生之初犹如一个婴儿与其成年后有很大不同,存在着很多特殊的现象也是很自然的。一般而言,符合本性要求的就是贯之一生的,不符合本性要求的随着其不断成熟会逐渐销声匿迹。而暴力掠夺就是这样一种不符合资本本性的迟早要淡出的资本增殖方式之一,因为现有的财富尽管巨大但终归还是固定的,随着暴力掠夺的不断进行,在将全部财富掠夺完毕之时,资本增殖也将走到尽头,这不符合资本无止境增殖的要求。
综上所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暴力掠夺方式是资本主义产生前后这一特殊时期特殊的增殖方式,是资本逻辑的非理性模式在资本主义早期的特殊表现形式。这种方式尽管可以在短期内聚集大量的资本,但是不具有可持续性,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是对“为什么这一进程,或至少马克思关于它的大部分解释,到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来之后似乎就戛然而止了呢?”[21](P17)这一问题的很好解答。
三、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逻辑模式
在资本主义确立其统治地位后,资本主义进入了自由竞争的阶段。马克斯·韦伯非常看重自由市场竞争这一点,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前提”。[22](P238)在这一阶段,资本增殖主要依赖的手段已非暴力掠夺,而是剩余价值生产。
马克思指出,为了增殖资本,资本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剩余价值生产的途径,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无论是哪一种生产,其前提必须是在市场上购买到能够生产出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的商品,即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正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被侵占了土地的农户的后裔,也包括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最初,由于各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效率都不太高,因而面对庞大的需求市场,商品不愁卖不出去,只愁生产得不够多。很自然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销售之间,天平偏向前者。这也就是萨伊定律出现的背景。这给资本家一个错误的信息,导致资本家只知拼命压榨盘剥工人,工人就如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被资本家驱使着生产更多的商品,以期实现更快的增殖。然而,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商品的效率越来越高,生产的商品也越来越多,而商品的需求市场有限:由于资本家啬于消费,勤于扩大再生产导致资本家的消费欲望受限,而工人尽管有消费的欲望,却被资本家微薄的工资所限根本没有消费能力。于是,一方面是持续扩大的商品供应,另一方面是不断萎缩的商品需求,两者矛盾不断累积终将爆发以生产相对过剩为本质特征的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的爆发给热衷于商品生产而忽视商品销售的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让资本家逐渐认识到资本增殖的程度不仅依赖于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多寡,更依赖于真正销售了多少,即有多少消耗在商品上的个别劳动时间转化为了社会劳动时间,有多少无法实现转化,没能完成“商品的惊险的跳跃”。[23](P127)经济危机时期大量耗费了工人的劳动却没能顺利完成这种跳跃的商品确证了依赖于拼命剥削工人这种增殖方式的短视、不可持续和非理性。
此外,在这一时期,资本家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仅只给予工人仅够维持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工资,而且往往不重视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工伤事故频发。工人不愿忍受这种悲惨的遭遇,不断起来反抗斗争,商品再生产过程不断被打断,最终也影响到资本的增殖。
因此,虽然短期看,资本家通过残酷剥削工人可以从工人身上榨取到了较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快速实现了增殖,但是工人阶级因此而陷入贫困,对商品的购买力锐减,资本家驱使工人生产的商品最后销售不出去,大量商品的价值无法实现,社会再生产无法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非但资本不能实现增殖,资本家反而落得破产的下场。这也是市场对目光短浅者的一种惩罚。这种惩罚说明:无论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还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完全依赖残酷剥削工人以实现资本的增殖均是难以持续的。更何况工人在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下将联合起来进行革命,将资本主义推翻,建立没有货币和资本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这种资本增殖方式归根结底对资本是不利的,是一种非理性的增殖模式。如果资本不转变其行动逻辑的模式,则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不可避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不可避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资本主义也将不可避免按照马克思的推断那样走向灭亡。
四、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逻辑模式
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彰显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矛盾的转变,它表明整个社会已经从生产小于消费转变为生产大于消费。为了在新环境中更好地增殖,资本不得不转变其行为逻辑模式。
生产大于消费,这是买方市场的特征。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作为商品生产者的资本家必然面临着同行激烈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胜出,资本家必须竭力提高自己商品及其服务的质量,降低商品的价格。为此,资本家必须充分发挥雇佣工人的聪明才智。而要做到这一点,资本家必须善待工人,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否则工人消极应付,不可能有创造性的劳动与成果,而这样的资本主义企业必定要在竞争中失败。
因此,资本主义企业不同的做法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那些注意改善资本家与工人关系的企业由于工人的生产热情高,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强而不断壮大;而那些依然按照旧思维,靠残酷剥削工人增殖的企业,其经营时常受到工人罢工等的阻扰,不断在竞争中倒闭或被兼并重组。这种分化导致前者愈来愈强,后者日益衰落,最终前者成为少数几家垄断者,而后者或者已破产倒闭,或者被垄断企业兼并。于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期转向垄断时期。
垄断的出现表面上看是资本主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结果,其实质则是资本逻辑的理性模式战胜其非理性模式的结果。因为某一企业的资本家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必然要遵纪守法,必然要通过改善劳资关系来激发工人的生产潜能和劳动热情以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必然要兼顾商品生产和商品销售的关系,使生产出来的商品尽可能多,而且均能顺利销售出去。而这都是资本逻辑的理性模式所要求的,按照这种方式增殖的资本才能日益强大,战胜依然采用非理性模式增殖的资本。
垄断资本主义本身是资本逻辑理性模式的结果,但毕竟单个企业力量有限,不可能完全按照理性模式的要求去做,比如它无法代表国家处理本国与他国的关系,为其打开国际市场。于是,资本逻辑的理性模式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垄断资本主义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诚如一直热衷于研究资本主义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24](P16)只是在自由竞争时期,由于迷信市场万能论,资本一直排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是,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和打开商品销售的国际市场、寻找低廉的原料产地的需求,则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必需。
简言之,国家在这一阶段为资本增殖模式的理性化所起的推动作用在国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法律政策支持工人组织工会、设定最低工资标准、规定工作时间等,使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有所改善;二是对经济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和调节,部分弥补了生产的盲目状态;三是通过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手段,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更好地实现资本增殖,都不约而同地寻找国际协调。经过国家的这些调节,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一定的理性化,由此推动了资本主义更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运动有所缓解。
总之,尽管在这一时期也存在着资本逻辑的非理性模式的影响,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从维护全体资本的长久增殖出发,对经济活动进行了一定干预,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实力雄厚,加大科研投入,从而使得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资本主义终于转危为安,延缓了其衰亡的命运。
五、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模式
20世纪上半世纪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给资本主义敲响了警钟,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解剖和预言,使资本主义更明了自身的缺陷而不断进行自我调节。调节的内容不胜枚举,但其实质均是资本逻辑日益从非理性模式转向理性模式。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就是社会的各个方面理性化的过程和表现”。[25](P574)这种理性化除了缓和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兼顾商品生产和商品销售、发挥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之外,在当代还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体现在商品生产、消费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处理上。资源和环境本来是资本扩张的条件,[26](P10)可资本非理性扩张却导致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这是由于积极效应的当下性与消极后果的滞后及长期性之间的不对称[27](P106)引致短期行为成为市场化初期的普遍现象。[28](P56)在这种行为模式下,资本只关注自身收益而不关心社会总收益或公共损失,这使得它们常常为一己之私而置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于不顾。
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忽视了生态保护,矛盾不断累积直到现代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于是,环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开始在世间蔓延。同样蔓延的还有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理念,即可持续发展,它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就是在资本增值的过程中,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能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这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体现的是资本逻辑的理性模式之要求。
其二是体现在本国与他国的关系的处理上。历史上,资本为了快速增殖惯用殖民主义。在原始积累时期,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为了快速积累资本,往往对其他弱小国家和民族实行海盗式的掠夺、欺诈式的贸易,以及进行贩卖奴隶的活动。这是殖民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特殊表现。尔后,在自由竞争和垄断阶段,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又采用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的手段,使弱小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丧失独立和主权,成为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廉价劳动力市场和军事基地。资本的殖民主义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激起殖民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一些原先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统治的国家纷纷独立。既是迫于现实考虑,也是出于资本逻辑的理性模式要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于是寻求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和平相处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因为通过直接投资和进口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发达国家的资本能增殖更多。正是在此基础上,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尽管资本主义还存在着各种非理性的行为和表现,比如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民不再储蓄,不再为崇高的清教主义原则准备未来而是不顾一切地为消费,为眼前的享受而信贷”,[29](P40)这说明当代资本主义远没达到资本逻辑理性模式的真正要求,但是资本家在长期的实践中已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短期获利已经不是价值的正确指标。正是在这种认识和对现实的不断反省中,资本逻辑的非理性模式逐渐式微,而其理性模式日益凸显。这正应了那句话:“没有理性,或者说,没有手段对目的的不断适应,没有对各种可能性的精明计算,那自然也谈不到资本主义。”[30](P639)
六、资本逻辑的未来演变趋势
对资本逻辑的历史考察业已表明,随着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资本逻辑的理性模式逐渐取代其非理性模式,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日益深入。资本逻辑的理性模式要求资本在增殖时要妥善处理其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这体现了资本与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自然的发展的一致性要求。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如若未来资本逻辑的理性模式完全取代其非理性模式,资本将在促进人的解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环境的保护中理性增殖,资本是否会永久存在?这又是否说明资本主义将不再因阻碍生产力发展而走向灭亡?
我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尽管资本为避免灭亡而可能在理性中增殖,因而致力于人的解放、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但这只是避免其因阻碍生产力发展而灭亡,却不能避免因其与人的解放的矛盾而走向灭亡。一言以蔽之,在人的发展与资本逻辑之间存在着二律悖反的关系。资本以奴役人为前提,正是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31](P775)它先是将资本家变成了没有人自身的灵魂而只有资本的灵魂的人格化代表,再通过资本家来奴役工人为其增殖服务。而人的解放将使这一前提成为虚幻,此后人将作为自由人而存在,资本逻辑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生命逻辑———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逻辑。
七、结语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是合理的持久企业、合理的会计、合理的计算以及合理的法律,但也不是只有这些。必要的补充因素是理性的精神、总的生活举止的理性化以及理性的经济伦理。”[32](P30)资本主义要产生、发展以及持久存在,必须不断地走向理性化和理智化,从资本逻辑的非理性模式为主导走向以其理性模式为主导。在资本逻辑理性模式的作用下,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也开始觉醒和走向自由解放。最终,资本逻辑必将消亡,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摘要：在资本主义发展演变中起着支配作用的资本逻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增殖模式:一种是只顾眼前增殖不顾长远后果的非理性模式,另一种是兼顾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着眼于可持续增殖的理性模式。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初,非理性模式占主导地位。随着资本主义在曲折中不断发展,资本逻辑的理性模式逐渐显现,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也不断增大。在资本逻辑的这两种模式的交互作用下,资本主义逐渐从非理性走向理性。
逻辑经验主义 篇9
作为以相对论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的产物,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 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 就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知识是通过客观中立的观察, 按照严格的逻辑程序从经验数据得到的规则, 并且能够被经验数据所证实, 因而与客观自然是相一致的。自然科学具有绝对的经验性、客观性、可证实性。科学知识必须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 而且是以逻辑分析的运用为标志。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 科学知识是逻辑分析的结果。石里克说:“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表达, 一种陈述……所有这些可能的陈述方式实际上表达了同样的知识, 正因为如此, 它们就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的逻辑形式。所以, 一切知识只是凭借其形式而成为知识”。如此一来, 科学就是形式化的, 逻辑推理性的理论。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看来, 科学, 首先是一种知识;同时是客观的, 是与价值中立的, 不存在价值判断;科学的语言是表述性的, 可被证实或证伪, 表述经验事实, 不表达个人情感。“形而上学的虚构句子、价值哲学和伦理学的虚构句子, 都是一些假的句子;它们并没有逻辑的内容, 仅仅能够引起听到这些句子的人们在感情方面和意志方面的激动”。
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科学观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统一科学。“科学之为知识理论体系, 就是一种真理的系统。真理从本质上而言, 是统一的整体的联系而不可分离的。”而科学的统一建立在物理主义之上。“一切自然定律, 包括对有机体、人类和人类社会有效的定律, 都是物理定律也即为解释无机过程所需要的那些定律的逻辑推论。”。所有自然科学外的科学, 都不过是“统一科学”的一个部分, 而“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 因为物理描述的语言具有绝对的客观性, 所描述的事件可以被一切使用该语言的人们所观察 (经验证实) 。
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科学观里, 可以看到, 科学“被当作是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 而忽视了科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因素。然而, 科学的“观察总是有选择的。它需要选定的对象、确定的任务、兴趣、观点和问题。”作为观察者来讲, 同样的客观事实, 由于不同的知识构成, 不同的逻辑思维方式/角度, 所观察记录到的经验数据都是渗透着价值判断的。“每一事实都含有价值, 而我们的每一价值又都含有某些事实。”对于同一客观事实, 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如爱因斯坦所言:“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要通向这些定律, 并没有逻辑通道, 只有通过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 才能得到这些定律”, 汉森则提出是“人”的眼睛在观察, “观察渗透理论”。完全独立, 中立的不掺有观察者个人情感因素和价值判断的, 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用物理语言统一科学的主张否认了自然科学的人文价值, 以及人文精神对科学的作用, 事实上缩小了科学的空间并限制了创造性的发挥。将自然科学与其它科学文化之间横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加塞儿说:“哲学家震慑于物理学的气焰之下, 感到十分羞耻——因为自己不是物理学家而感到羞耻。由于真正的哲学问题不能用物理学的方法来解答, 哲学家只好把它们搁在一旁, 任由物理学把它摆弄。”——事实上, 其他学科何尝不是如此呢。
2直线累积式的科学发展观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观被称为“中国套箱式”的发展观。所谓套箱, 就是一套容积逐个递增、依次套装的箱子。培根的归纳主义观点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不断归纳的结果, 如不停增高的金字塔。逻辑实证主义在继承这个观点的同时, 把简单的归纳演变为了“经过逻辑推理, 且有较高的经验证实概率依据”。就是把科学的发展看作是经过逻辑推理和经验证实 (当然这里的证实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强证实到弱证实再到概率标准的发展演变过程) 的科学命题和科学理论的累积。“一个相对自足的理论为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所吸收, 或者归化到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科学的发展并不否定曾被证实的理论, 被经验证实后的某个理论只是被新的理论吸收或通过逻辑演绎被纳入一个内涵更加丰富更加全面新的理论之中, 这个新的理论没有原来的理论/规律所包含的概念。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被证实了的科学理论的积累、归并的过程。
不可否认,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科学不断进步的趋势, 也揭示了科学理论变革的一种形式。但是, 由于其科学观中人文价值的缺失, 科学既然只是知识的累积, 也就无所谓科学理论内部的变革与科学框架的变化。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看不到科学发展的革命性进步, 忽视人的创造性和创新精神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只看到科学发展中量的积累, 却忽视了质的飞跃。爱因斯坦说:“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 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 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 他们以为理论应当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 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近来, 改造整个理论物理学体系已经导致承认科学的思辨性质, 这已经成为公共的财富。”这里, 爱因斯坦深刻地揭示了实证主义的局限性和创新精神的重要性。
3逻辑分析与经验证实的科学方法论
正如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所认为的, 经验的科学知识首先通过逻辑分析得以“澄清各门科学的各种概念, 明确了各种概念之间的形式逻辑联系和认识论联系”, 同时命题的含义就是他被证实的方法。艾耶尔对此的解释是, 一个陈述被证实“就在于它被经验的观察所检验”。即所谓“经验证实原则”。
逻辑分析的作用有两点。一是通过对语义的逻辑分析, 确定科学命题的概念和意义性条件, 二是通过对句法的逻辑分析, 建立形式化的科学知识体系。现代科学带来了科学思维的转变, 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用精确的具体的概念来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 只有掌握足够清楚的基本概念, 才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石里克举了爱因斯坦“从分析时间、空间陈述的意义”作为出发点来创立狭义相对论的例子说明了对概念进行逻辑分析加以澄清的重要性。但是如此一来, 所有的自然科学外的, 如社会学、心理学、美学、伦理学都被科学一脚踢了出去。因为他们的概念是体验意义上的, 表达个人的一种主观情感, 不是精确的客观的概念, “没有逻辑的内容, 仅仅能够引起听到这些句子的人们在感情方面和意志方面的激动”。同时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成了每个理论彼此孤立, 互不干涉的独自发展。每个理论都在自己的概念基础上独立存在, 科学理论的发展只需要不断的发展自己的概念, 语言是所有理论之间的联系的媒介。科学的进步与科学传统、历史背景或者科学家自身的情感、意志便没有了关系。对此抱有怀疑的布鲁尔在1976年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理论, 其核心就是科学知识是要受社会影响的, 作为知识, 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源的。尤其是以当今大科学的时代的视野下, 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显然是过于片面了。
经验证实原则是科学命题的意义标准。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 除了数学和分析命题, 其他命题必须是可以被“经验证实”时才有意义。证实原则从被提出便不断受到质疑和反驳, 也在不断的被修正和退让。卡尔纳普提出了直接证实和间接证实, 但是由于逻辑命题本身的有限性, 导致了间接证实无法达到绝对的客观, 在波普尔的批判下, 卡尔纳普提出用“可检验性”来代替“可证实性”, 即可能事实上无法被验证, 但“原则上可以被验证”。后来艾耶尔提出了针对“强证实”提出了“弱证实”, 即不完全的证实, 或然的证实。莱辛巴赫又提出了概率意义说:“可以绝对地加以证实的命题是没有的。因此, 一个命题的真值断定纯属虚妄, 它只有在理想的科学世界中占有地位, 而实际科学不可能利用它。实际科学倒是始终应用权的断定。我们认为高权相当于真, 低权相当于假, 中间区域称为不定。”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的涵义的演变, 恰恰表明了证实原则的脆弱。同时证实原则本身也存在着悖论, 比如, 不管是从实际的可证实性还是原则的可验证性, 从强证实的角度还是弱证实的角度, 证实原则本身该如何被证实呢?如果本身不能被证实, 那就是无意义的命题了;同时作为全称命题的自然科学规律, 事实上是不能被证实, 只能被证伪的, 如此一来, 几乎所有的科学理论都要被否定。
逻辑实证主义理论自身的悖论使他们陷入了困境, 部分逻辑实证主义者便把目光转向了实用主义。证实主义的原则的根本缺陷在于他的主观性。逻辑实证主义所谓的经验, 终究还是人的主观经验。以主观去验证一个命题, 如何保证命题的客观呢。
4总结
综上, 我们看到,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中包含着很多积极因素。他将数理逻辑与实验观察结合起来, 探讨了对概念进行澄清的步骤, 把外在世界的客观性和对于意识的独立性作为一种既定前提, 致力于区分科学与非科学, 追求知识的准确与可靠, 把传统的形式逻辑的科学方法发展为严谨的数理逻辑方法论, 这种思维对于科学的发展、技术的操作有着积极地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强调实证精神也是一种务实的态度。但是人文价值的缺席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在科学观上割裂了科学的历史人文背景, 用物理主义统一科学, 忽视了科学与文化的联系, 抹煞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 把科学简单化为有意义的命题, 是一种过于狭隘的科学知识观;从科学的发展观来讲, 未能揭示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看不到科学革命的机制;从方法论角度来讲, 对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忽视, 以及作为方法实施者的人的主观性的回避, 对逻辑分析和实证的绝对化更是直接导致了自身理论的困境。
参考文献
[1]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
[2]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求实出版社, 1982.
[3]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1987.
逻辑经验主义 篇10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核心价值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开始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社会经济发展落后, 中华民族生活在贫穷与屈辱之中, 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为救国救民均做了巨大的努力, 但都失败了。十月革命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革命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已成为中国革命前途所在, 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是中华民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做出的核心价值判断。在毛泽东看来, 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毛泽东认为, 未来的理想社会, 应当是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产物, 又是产生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学校。
毛泽东指出,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 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 推翻“三座————————————————————————大山”, 建立新中国;“三大改造”完成, 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广大人民群众翻身求解放, 当家做主的, 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得以实现, 为后来不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继承与创新奠定了基础。
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曲折。
二改革开放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而经典的论述
改革开放后,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取得了巨大成绩, 在探索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困惑,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尚不明晰。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论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做了深入而经典论述, 本质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 主体是人民群众, 目标是共同富裕, 手段是改革开放, 检验标准是三个“有利于”。
邓小平认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三大上, 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强调通过艰苦奋斗, 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国家综合国力迅速提升,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同时, 改革开放以来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早在1985年, 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话就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 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 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
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 “苏联模式”的反思,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做出了正确的价值判断, 他的经典论述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明了方向。
三20世纪80年代后,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制定了原则性的要求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没有根本性变化, 但世情、国情、党情、思想舆情等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 世界出现了多极化与全球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 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 江泽民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宣传做了要求:“宣传思想工作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紧紧抓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走正确的方向, 而正确的方向就是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着力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江泽民同志特别重视创新精神, 把创新作为民族兴衰的重要标志;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创造优秀作品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
江泽民同志虽然未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 但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层面做了原则性的要求, 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搭建了框架。
四21世纪, 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核心内容和核心精神做了高度凝练的概括和深化
进入21世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取得了巨大成就, 改革攻坚进入关键期, 各种思潮、价值观相互涤荡, 如何提高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呼之欲出。
2006年,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做出了说明, 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社会主义荣辱观, 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七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了全面阐述。四个方面的内容高度概括, 相互联系, 相互依托, 融为一体。
2012年,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上报告中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托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内容和核心精神做了高度的凝练、概括与深化, 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做了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标志性理论成果, 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留给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的一个重大价值难题,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指针。
五结束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演进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 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一定时段的具体特点, 做出了社会主义相应时段的价值判断。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 每个历史时段所反映的内容有一定差别, 但它们之间又相互关联, 是一个连续的整体, 这种连续既是社会主义建设每一时段的连续, 也是每一时段所表现出的社会主义价值判断的连续。
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了附着的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在初步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在多极化与全球化,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背景下, 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搭建了框架;党的十六大以来,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如何更好地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凝聚力,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党的十八大上凝练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是一个常论常新的命题, 党的十八后,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将会继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演进中, 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逻辑经验主义 篇11
关键词: 形式理性化;内在逻辑;外在逻辑;经验启示
摘 要: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的法制现代化的是一个日益形式合理性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发生既有裁判方式的变革、法律教育的方式、法学者群体的形成、法律实务者的利益取向、对罗马法的继承等内在因素的驱动,也受政治权力、经济条件、宗教的理性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他的考量对于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启示有:将政治权力对法制现代化的主导地位纳入法治机制;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形成具有独立利益主张的市民阶层;法律职业者共同担负起推动法制现代化的使命;基于我国法制现状正确定位法学教育模式。
中图分类号: D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09)05059106
Historical Logic of Legal Formal Rationality Theory and Its Revelation
NI Fei(Law Departmen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Key words: formal rationality; inside logic; outside logic; revelation.
Abstract: Marx Weber believed that the West's legal modernization is an increasingly rational process,which is not only promoted by the intrinsic factors such as the decision way transformation, the law educational mode, the formation of legal science social stratum and the legal practice's benefit, inheritance from Rome's law, also influenced by the outside 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power, the current economic condition, the religious rationalization. The enlightenment on Chinese legal modernization is: introduce the political power's dominant position to the legal system modernization into law mechanism; cultivate residential social stratum with independent benefit position through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the legal occupation shoulders together the mission of legal system modernization; oriente legal educational patterns based on present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s legal system.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德国著名的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将西方法律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形式不理性鍪抵什焕硇冤鍪抵世硇冤鲂问嚼硇浴１疚拇游げ的这一理想的法律类型化划分出发,揭示韦伯在分析西方法制现代化时所考虑到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历史逻辑,并据此对影响中国的法制和法学走向的类似因素作一些思考。
法律的形式理性化——西方法制现代化的基本面向
马克斯•韦伯关于西方法制现代化的基本判断是法律
①在其发展阶段上不断走向形式理性化。他认为,“法的形式性质的发展阶段,从原始的诉讼里源于巫术的形式主义和源于启示的非理性的结合形态,时而途经神权政治或家产制的实质而非形式的目的理性的转折阶段,发展到愈来愈专门化的法学的,也就是逻辑的合理性与体系性,并且因而达到——首先纯由外在看来——法的逻辑的纯化与演绎的严格化,以及诉讼技术之越来越合理化的阶段。”[1]320马克斯•韦伯将法制的现代化和法律的理性化视为同一历史过程,理性化在韦伯那里被当作一个解释人的行动和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概念或范畴。按照韦伯的解释,理性化作为一种同传统观念、传统思维方式相对立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乃是贯穿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
在此基础上,韦伯进一步区分了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形式理性是指一种纯形式的、客观的,不包含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它主要表现为形式的合理逻辑,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所谓实质理性是指立足于某一信念、理想的合理性,为达此目的而可不考虑其它的因素。韦伯所赞同的理性化过程侧重在形式理性化方面。他认为,社会的形式理性化会使工具理性的精神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道德被降低到最低限度,但是为了建构一整套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使得私人经济和公共政治行为,都朝向目的合理性和策略合理性方向发展。符合形式理性的法律包括两种形式特征:一种是“法律上重要的事实特征可能具有可以感官直接感受到的性格。”这种是严格的法律形式主义;另一种是“法律上重要的事实特征借着逻辑推演而解明含义,并且以此而形成明确的、以相当抽象的规则之姿态出现的法律概念,然后被加以适用。”
对于符合形式理性法律的作用和意义,韦伯予以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法律形式主义可以让法律机制像一种技术合理的机器那样来运作,并且以此保证个个利害关系者在行动自由上、尤其是对本身的目的行动的法律效果与机会加以理性计算这方面,拥有相对最大限度的活动空间。诉讼成为以和平手段来进行利害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使利害斗争受制于确定且不可侵犯的‘游戏规则。”[1]221“一种体系化的、毫不含糊的、合于目的理性所创造出来的、形式的法律,这种法律不仅能排除传统的束缚和恣意,并且主观的权利也因此只能以客观的规范为其唯一的根源。”[1]225“法律之所以可能达成现代意义上的那种特殊专门的、法学上的提升纯化,唯其因为其具有形式的性格。”[1]28
法律形式理性化的历史逻辑:内在驱动因素与外在驱动因素的路径考察
马克斯•韦伯从两个方面探讨了法律形式理性化的历史逻辑:一个是法律形式理性化的内在驱动因素,主要考察法律思想的类型及其担纲者;另一个是法律形式理性化的外在驱动因素,主要考察法律与政治、经济及宗教的相互关系。
(一)内在驱动因素
在韦伯看来,法的形式性质到底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直接取决于所谓的“法学内部的”种种情况,亦即有赖于对于法的形成方式发挥出职业性影响力的那群人有何特质而定。法律形式理性化的内在逻辑要素主要包括:
1.裁判方式的变革。韦伯将裁判分为形式裁判和非形式裁判。裁判方式从非形式向形式变革推动了法律的形式理性化。非形式裁判被韦伯称为“卡迪裁判”,充满绝对的恣意和主观主义;形式裁判重视法律程序的稳定性与可计算性,被视为是“自由”的保障。而非形式裁判则包括:人民裁判、近代的陪审裁判、神权政治的裁判、世俗的家产制—威权裁判、“治安长官”的裁判[1]225。古老的人民裁判,在君主出于战争的需要或者垄断对外贸易的情况下,巫术性的诉讼传统通常都会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公开审判和法律的制定。[1]270此外,君主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必须对抗那些特权拥有者,取消家长制——威权裁判,以“行政规则”取代“特权”,为法律的形式理性化奠定了基础。[1]27217世纪以后,英国大法官在的衡平法在其相关领域内,限制了陪审制的运用,形成了普通法与衡平法并行的二元体系。[1]265裁判方式的变革,消除了基于神秘主义、实质伦理的裁判依据,对公开的、成体系化的逻辑一致的法典要求日益强烈,推动法律从形式非理性、实质理性走向形式理性化。
2.法律教育的方式。韦伯认为法律理性化的发展方向主要取决于法律教育的方式,即法实务家事以何种方式训练出来的。法教育分为两种:其一,由法实务家进行的经验性的法教育,即讲求“经验”的“工匠式”训练;其二,在特别的法律学校进行的理论性的法教育,以理性且系统化的方式来探讨法律,即讲求“技术”的“学问式”训练。[1]182韦伯认为,从经验式的法教育中是无法产生理性化的法律,因为法律实务形成的概念是以确实的、具体的、依日常经验的形式的事实为取向的,是纯粹经验性的运用,总是从具体推论到具体,而不会试图由具体出发得出一般命题。而在大学进行的“学问式”的法教育,各种概念的确立具有抽象规范的性格,在原则上是严格形式地、理性地经由逻辑性的意义诠释而建构起来的,相互间有着严格的界定,有助于法律的形式理性化。
3.法学者群体的形成与法律实务者的利益取向。韦伯认为,“长期以来,法律是以下两者的活动所产生的结果,一是越来越接受法律专家检验的利害关系者,一者是越来越深受法学教育的法官。” [1]328法学者群体的形成是罗马法繁荣兴盛的根源,对法的形式性质有着深远的影响。[1]284法官进行形式裁判,受过形式主义训练的法律专家们从事的逻辑性的、体系化的法律建构,都推动着法律走向形式理性化。但同时,韦伯也认识到,法律实务家内部的身份阶层意识型态也对法律产生作用,如果法官的作用仅仅局限于自动售货机,显然有失身份,于是法官们要求有“创造性的”法律活动,在做决定时会依据具体的价值考量,而非依据现实的规范。此外,律师出于其执业的需要,往往促使官方法律稳定化,并且专以经验的方式使法律适用于各种不同需求,阻碍法律在立法或学术上的理性化。像英国的工匠式的律师群体则阻挡了体系性及合理性的法律创制,摒挡了欧陆大学理性的法教育。[1]187
4.对罗马法的继承。韦伯认为,继承罗马法对法律思考的变革与现行实体法变革所具有的意义,是任何一种法典编纂都无法比拟的。[1]282对罗马法的继承创造了法律名家的一个新群体,即法学者。在继承罗马法的过程中,法学者们对法律的思考朝着形式逻辑方向发展,从个别具体案例的陈述上升到法律原理层次,由此出发进行演绎式推论。
(二)外在驱动因素
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中,把西方法律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制度。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法律不仅受到内在因素的驱动,尤其是法律发展担纲者的影响,而且受到诸如政治、经济与宗教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1.政治权力。在韦伯看来,政治权力是法的形式理性化的主要推动力。他认为,“公权力——特别是来自君主的——之介入法生活,无论何处皆有助于法律的统一化与体系化,而且公权力越是强化,越是持续发挥此种走势的力道就越发强劲。”其原因在于,君主要的是“秩序”,是其国家的凝聚与“统一”,而通过法典编纂则能营造出的“法的安定性”和法的“普遍贯通性”。[1]274因此,对于体系和法律理性的全面引进工作,主要由享有政治权力的官吏推动,官吏正是法典编纂体系化的真正担纲者。政治权力主导下的法典编纂在体系性方面比起受托者或先知们最为包容广泛的法的制定上更具理性的性格。
2.经济条件。在论及西方法律发展的历史时,韦伯认为经济条件在推动法律理性化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1]320主要表现在:其一,市场扩大促成了所有个人和个别事实以形式上的“法律平等”为基础。其二,市场利益相关者对于自律性的法创制的技术形式在经济方面的决定性力量。因为对于市场利益相关者而言,法的理性化与体系化,一般而言,意味着审判机能的计算可能性的扩大,而此种可计算性对于经济的持续经营、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而言,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为满足这种要求,法律保障必须具有纯粹形式上的明确性。[1]321其三,法律的严格形式性和可感知性是在营业上的交易安定性的要求。[1]339然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不同,韦伯认为,经济条件并非法律趋向形式理性化的决定因素,只是参与影响的因素之一。
3.宗教的理性化。韦伯在论述西方宗教理性化与法律理性化之间关系的时候,主要侧重于研究教会法和宗教法律教育对近代西方形式理性法的形成的推动作用。教会法是所有神圣法当中最以严格形式的法律技术为取向的法律体系,教会法的形式理性直接推动了法律的形式理性。教会法明确区分与世俗法的关系,借助于自然法的理性图景对其与世俗势力的关系进行调整。西方教会借鉴罗马法的形式部分,尝试创制系统的法律体系,因而在教会法中,保存了罗马法的理性传统。西方经院哲学家们通过对逻辑学的研究,将原本具体的、分散的罗马法规则被提炼和总结成一些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法律概念与法律原则。因此,正是在宗教职业者那里,西方法律获得了逻辑上的一贯性,成为一套具备形式合理性的法律体系。[3]15
另外,韦伯认为君主和市民阶层的利害关系的结合是促进法律形式理性化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市民阶层往往对理性的法实务表现出最为强烈的关注,也就是关心是否能有一种体系化的、毫不含糊的、合于目的理性所创造出来的、形式的法律,因为这种法律不仅能排除传统的束缚和恣意,并且主观权利也因此根源于客观的规范。
马克斯•韦伯法律形式理性化理论对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启示
法律总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习俗、宗教、道德与国家成文法混杂在一起的传统法走向以国家成文法为主体的完整的法律体系的构建,即韦伯所说的从法的非理性走向法的形式理性化。法律现代化的过程不仅在西方,在中国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中国学者们一直在寻找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支撑点,以此来构建中国法制以及中国法学的理想图景。借鉴韦伯关于西方法律形式理性化的分析及其分析方法来看待我国法制现代化时,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 将政治权力对法制现代化的主导地位纳入法治机制中。
与韦伯关于西方公权力在推进法律走向形式化中的作用相似,中国的法制现代化道路中,政治权力一直起着并将继续起着主导作用。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依赖于政治权力。正如有的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中国的法制建设,需要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的国家的存在,需要依靠一个现代的、理性化的、法制化的政治架构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律发展走向的时代责任。”[4]390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习俗、乡规民约根深蒂固的国度,实现法制现代化困难重重,没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和主导,法制走向现代化是很难实现的。韦伯认为“公权力介入法生活,其目的在于促进法律的统一化与体系化。” [1]274同样,在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法律的统一化与体系化,不断走向形式理性化。但同时,完全由政治权力所主导的法制现代化可能在破除传统习俗、礼治等实质理性规范的同时,可能创造出追求其自身利益、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另一种实质理性规范。韦伯在其法律社会学中也洞悉到这一点,认为“主观权利的保障,也就是不受君主及官吏的恣意左右的权利保障,从来就不属于官僚体制固有的发展倾向。” [1]273没有市民阶层对其自身权利的觉醒和要求,完全靠政治权力推动的法制现代化能否实现是应当值得怀疑的。因此,政治权力在推动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要设定一定的标准:一是在权力的授予上应当符合两个要件,一是在实质要件上权力必须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在形式要件上一切权力的取得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和确认。二是通过立法明示、司法校正和宪法审查使权力受到约束。[5]167178
2.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形成具有独立利益主张的市民阶层。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虽然要求公平、合理的自由竞争秩序,但其中也有为政府所塑造的秩序,实现其政治目标所设定的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并不是确保法制走向形式理性化的要素。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大批的市场经济主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有其自身的利益主张,对政治权力的干预和行使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才可能对政治权力形成制约,法律的制定才可能更客观、更理性。政府主导下的法律和经济手段都带有很强的工具性,单纯地说市场经济推动法制现代化带有很大的思维跳跃性和现实的不确定性。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立利益主张的市民阶层,出于自身财产安全的考量,要求法律保持稳定、普遍一致和体系化,才可能推动法制现代化。
3.法律职业者共同担负起推动法制现代化的使命。
无论是英国式的法律职业群体,还是欧陆(尤其是德国)式的法律职业群体,都按照各自的法律传统对法律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我国,法官无权造法;律师在参与立法中作用不大,律师协会力量薄弱;法官不是从律师中选拔;立法不重视法官的感受。司法不独立现象严重,受行政干扰,导致法律判案的实质化倾向,这些因素削减了法律职业者在法制现代化中的作用。因此,有学者呼吁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发挥共同体在中国法制化进程中的作用。
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学者这四类最具典型性的法律职业大体是各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核心。例如,贺卫方主张通过法律职业共同体及其自治改造社会、改造权力,推进法治的实现。强世功呼吁:“所有的法律人(lawyers),团结起来!……我们必须对这个法律共同体的历史、理论逻辑和思维方式以及我们对待我们这个社会的态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必须对这个共同体的现状、社会功能、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走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自觉地主动地团结起来,抵制专断和特权,抵制暴力和混乱,维持稳定与秩序,捍卫公道和正义,实现改良与发展。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历史使命。”然而,“法律职业共同体自其存在之始就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即法律自治、逻辑自足的假设、知识技术垄断与社会的需求和决定作用之间的矛盾,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特殊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及国家利益之间潜在的矛盾。”[6]所以,在法律职业群体发展还不成熟,面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复杂的当前,构建一个理想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不是很现实,不妨以其作为最高理想。根据法律职业群体的实际情况,对于每一次立法和司法,每一类法律职业者都能参与其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又互不干涉,求同存异,逐步形成具有共同法律话语,具有共同法律观念的共同体。从每一个案件、每一个社会事件的讨论做起,逐步建立起理想的法制现代化大厦。
4.基于我国法制现状正确定位法学教育模式。
马克斯•韦伯将法学教育的模式归纳为英国式的经验的法学教育和理性的法学教育,经验性的法教育培养出实用型法律人才,“拘执于”判例与模拟,与英国的普通法体系相适应。理性的法教育以理性且系统化的方式来传授法律,也是取决于德国的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因而,我们的法学教育的模式应当立基于我国的法制现状。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不承认判例法。受这种法律制度的影响,大学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注重理论教育和法律知识的系统培养和传授,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实际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有学者建议,取消法学本科教育。
2006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会议上,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认为,高校不应提供法学本科教育。因为本科层次培养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很难从事相应的工作。专业的法律人才需要更高层次的知识结构。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很多专业是没有本科生的。
这种观点是很片面的,无论将大学法学教育视为“通识教育”还是“精英教育”,考虑到我国的成文法体制,对法律知识的系统学习是有必要的。即使是按照美国模式,即只有在经过其他学科的本科教育才能接受法学教育,法学教育的系统学习也不可或缺,没有证据表明经过法律硕士阶段学习的学生比法学本科生能更好地胜任法律实务工作。还有学者建议在大学本科阶段延长实践环节。但问题在于我国法学专业一般开设十几门主干课程,像民法和刑法,需要大量的教学课时(且不说那么多必修的公共课程),在四年内能将法学知识系统学好已经很不易了,学生实习时间一般在最后一学期,同时还要完成毕业论文。所以让学生在本科阶段就得到大量的实践机会是不现实的。大学法学教育的矛盾就在于法律知识系统学习与实践训练及实践能力培养之间的紧张关系。笔者建议,在大学法学本科教育继续以传统的教授式为主,教学方式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等多种方式,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法学理论知识。至于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本科阶段不一定要统一强调,学生可以根据其兴趣选择从事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训练。在研究生阶段,应当开设重视理论(学术)训练的法学硕士教育与重视实践能力训练的法律硕士教育。目前,法律硕士只能由非法学本科生才能报考是不合理的,因为法律硕士阶段开设的课程与法学本科没太大的区别,并不能增强法律硕士生的实践能力。所以,应当让法律硕士对法学本科生开放,在这一阶段注重对其法律实践能力训练,这样,有经过四年系统学习的法学理论知识的作基础,实践能力会很快得到增强。对于那些对理论研究有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攻读法学硕士。作为以应用性为主的学科,法律硕士招生规模可以放宽,而注重理论研究的法学硕士招生可以不必太多。
综上,尽管韦伯对于法律形式理性化理论做了详细的论证,但这一结论还是遭到当代许多学者的批判。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的代表人物大卫•楚贝克(David.M.Trubek)认为最好把韦伯的法律社会学解读为,法律的理性化是无可避免,但并非令人心仪或期待的发展。换言之,韦伯的法律理性化是一种现代社会无可逃避的“宿命”(fate),带有现代主义悲观的色彩,因为法律的理性化已然摧毁原本想要保障的个人自由。[7]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安东尼•克隆曼(Anthony T. Kronman)认为,由于一般人逐渐依赖法律专家,法律的理性化已然限制个人之自主性。……现代法律秩序代表着一种“监禁的框架”(shell of bondage),一种“铁笼”(iron cage)。在这铁笼里,个人的自我控制力逐渐受到不断成长的法律技术因素之拘束。[8]当我们抛开结论本身,去借鉴韦伯在得出这一结论时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时,则能获得更多的启示。中国法制化可能走向形式理性法,也可能走向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某种结合。当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力量变革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时,法学学者应该借鉴韦伯的分析方法,把目光放在推进法制发展的各种逻辑因素上,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更符合实际、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郑戈.多元社会中的法律与宗教[J].太平洋学报,2007,(5).
[4]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5]刘作翔.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6]范愉.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及法律共同体[EB/OL]. [200931].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20104,
[7]David.M.Trubek, Max Webers Tragic Modernism and the Study of Law in Society[J]. Law and Soc Rev. 1986:573598.
[8]Anthony T. Kronman,Max Weber[M].London: Edward Arnold, 1983.: 174175.
逻辑经验主义 篇12
公共管理硕士 (MPA) 教育作为一种专业学位教育模式, 它与一般的学术型硕士培养不同, 以往教学过程中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针对公共管理硕士 (MPA) 的特点, 无论是在校期间完成学位论文, 还是在工作岗位中解决实际问题, 均要求公共管理硕士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 能够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管理学是一门科学, 因此管理研究应具有科学的基本范式:诠释理论、收集事实、将事实与理论匹配, 而对于管理类专业学位硕士来说, 因较少受到研究训练, 因此通常无法准确理解学术研究的内涵, 其最直接的表现是学位论文的规范性较低。其特点主要归纳如下:
首先, 学生往往是关注一个大问题, 最终却写出了一个小文章。对于一些专著量级的宏大的选题, 却要在字数非常有限的学位论文中完成, 因此“浅谈”、“浅析”、“浅议”、“试论”和“几点思考”这些词汇常见于学位论文的标题之中。事实上, 并非选题越大贡献越大, 研究倡导的是针对小问题做出大文章, 而不是对大问题仅做几点肤浅的论述。
其次, 公共管理硕士学生对研究范式认识不足。在公共管理硕士的学位论文中, “现状-原因-对策”的三段论传统模式仍占有较大比重。当前管理学倡导的是逻辑实证, 即从问题出发,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中观理论模型, 并且提出研究假设, 之后通过实证方法来验证研究假设, 从而确证或修正理论模型, 最终明确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过程。
最后, 公共管理硕士学生文献检索和文献阅读能力欠缺。从已完成学位论文来看, 文献引用部分存在很多问题。虽然学生均列出了参考文献, 但却很少引用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的权威期刊。学生并不了解当前公共管理领域的权威期刊有哪些, 也不知道该如何获取权威期刊上的论文。事实上, 各大高校图书馆一直开设文献信息检索方面的培训课程, 但一方面由于并非所有公共管理硕士都会去学习此类课程, 另一方面图书馆开设的课程缺乏学科针对性, 从而造成学生学位论文引用文献质量普遍偏低,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认识水平。
二、逻辑实证主义视角下创新能力的培养
(一) 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主要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其核心是以石里克和卡尔纳普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是以经验为根据, 以逻辑为工具, 来进行推理, 用概率论来修正结论。它认为, 科学的方法是研究人类行为一切活动的唯一正确方法, 尽管它以感性的方法为依据, 但却否认了感性认识的积极作用, 所以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 许多研究者认为, 外部世界是可以被认识、被量化的[3]。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可概括为:把所面临的任务归结为对知识进行逻辑分析, 特别是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坚持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 强调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避免形而上学;强调一切综合命题都以经验为基础, 提出可证实性、可检验性和可确定性原则;随着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 在研究范式的选择上越来越要求国际化、规范化。目前流行的研究方式主要是:提出问题、文献综述、提出假设、论证测量、得出结论[4]。因此, 在本文中为了清晰的说明这一指导理论, 可以简单的将其概括为:诠释理论、收集事实、将事实和理论匹配。
(二) 培养MPA研究与创新能力意义何在
1、改革MPA教学理念, 重视学员能力培养。
MPA教育在我国不断地受到追捧, 良好的社会氛围为MPA教育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由于学员职业背景的多样性和上课方式的独特性 (在职学习) , 就要求一个统一的教学理念来满足不同的学习期待。
2、建立课程群就是要处理好核心必修课和方向选修课的关系。
为使“四要素”充分的发挥作用, 本文中提出构建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为基础的核心课程。MPA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全日制培养教育, 它是强调具有专业特点的管理教育, 且开课时间大都集中在周末。因此, 科学设置相关课程对于实现公共管理硕士教育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本文是在逻辑实证主义视角下培养公共管理硕士的研究和创新能力, 上述两门课程的开展效果将直接影响到这一目标的实现, 因此此篇文章在课程关系处理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研究与创新能力培养的模块设置
(一) 培养研究能力的四要素
针对上文提出的公共管理硕士毕业生学位论文所显露的问题, 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研究能力”缺陷。对于公共管理硕士研究能力的培养本文将从四个要素展开。如图一;我们将四种要素概括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文献检索”“论文写作”。
上图中, (1) 研究范式, 即研究问题时应该秉持的价值观或世界观, 主要起一种指导作用。它是某一特定学科的科学家所共有的基本世界观, 是由其特有的观察角度、基本假设、概念体系和研究方式构成的, 它表示科学家看待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方式。该模块主要介绍逻辑实证主义, 即从问题出发,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中观理论模型, 提出研究假设, 然后通过实证的方法来验证研究假设, 从而确证或修正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 该模块主要关注研究设计过程, 包括概念化、操作化和抽样逻辑。 (概念化, 就是把不同的剌激因素加以联合、概括, 并使之同一的过程。概念化理论认为, 一个人对别人的认知, 是通过收集别人发出的刺激、信息, 并把这些剌激、信息使用语言加以概括而成的;操作化, 也称具体化, 或分解化。所谓操作化是指在社会调查研究中, 将抽象的概念和命题逐步分解为可测量的指标与可被实际调查、检验的过程。它是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定量研究的一种方法, 此种方法在现代社会调查研究中被广泛地应用[7];抽样逻辑是指运用概率论的方法, 通过估计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来描述和解释总体。) 管理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 包括实验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公开数据获取以及案例研究法, 以及SPSS统计软件的使用。 (实验法是研究者有意改变或设计的, 这一过程是为了解研究对象所表现出的外显行为。实验法的依据是自然和社会中的现象, 以及现象之间所呈现的因果联系;访谈法指通过访员和受访人面对面地交谈来了解受访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指用书面形式间接搜集研究材料的一种调查手段[8]。) (3) 文献检索模块主要关注国内外公共管理类权威期刊, 如何获取这些文献, 以及如何使用文献管理软件。
(二) 构建课程群促使四要素发挥作用
1、构建课程群的原因分析
如何使四要素相互作用, 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建立“课程群”模式。这里着重介绍“管理研究方法论”、“实证研究方法”、“学术文献检索”、“学术论文写作”。原因是:根据逻辑实证主义观点, 管理研究研究方法课最初需要指导学生从管理实践中寻找研究问题, 问题找到后需要对已有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和归纳,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观点和新办法, 如果这一过程没有文献检索方面的专业训练, 其学生撰写的学位论文基本上就是在重复前人的观点, 毫无创新性可言。科学的管理不是止步于提出观点, 而是要进一步通过实证来研究这些观点和对策是否有效,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效, 而这一过程又需要根据访谈、问卷、公开数据等研究方法, 并且借助多种统计方法做出证实或证伪的科学论断。最后, 论文写作课程将指导学生将研究过程和结论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和篇章结构展示出来, 形成一篇规范的学位论文。因此,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两门课程的内容体系紧密关联且相互渗透, 最终目标都是提高公共管理硕士学生的研究与创新能力, 这也是本文选择这两门课程来构建平台的重要原因。
2、课程群构建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上述课程群中的课程就是要让公共管理硕士对研究有全新的认识, 使其掌握具体的操作方法。为避免其在独立完成过程中出现无从下手的局面, 应该在一项研究全过程中将理念和方法统合起来, 最好的方法就是进行教学案例的建设, 但是这一过程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在课程开展的过程中, 为使公共管理硕士理解逻辑实证主义并掌握各种实证方法, 在分专题讲解的同时, 有针对性地让学员阅读应用此种方法完成的高水平学术论文, 以便给其提供大量的可供模仿的实例, 并引导学员对研究实例充分理解基础上实现再创新。
另一方面, 尽管整个过程采取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实例, 考虑到一些学员有可能依旧对研究过程不解, 最可能出现的是对一些细节问题的疑惑。这就需要将短时间难以克服的问题集中讨论研究, 邀请权威学者解答, 突出思维过程, 培养学员的一种科学思维方式。
3、课程群开展过程中教学方法与考试方式设计
首先, 建立课程群的教学案例库, 上文中提到为了将逻辑实证主义的理念和方法统合起来需要教学案例的构建, 这就要求相关任课教师遴选具有适合公共管理硕士特点的典型论文和案列进行参照。
其次, 在课程群的建设过程中尝试参与式教学。为了加强公共管理硕士对研究过程的参与和体验, 课程群在授课过程中将尝试根据研究兴趣将学生划分为多个小组, 引导每个小组在兴趣范围内自主确定选题并提出研究假设, 依照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 通过小组成员间的协作配合在学期范围内实现概念化和操作化, 完成数据收集与分析工作, 最后根据统计结论验证研究假设。每个小组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 而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 每个问题的成功解决都是一次生动的案例课, 课题组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每名同学亲身参与和体验一项研究的全过程, 为今后独立开展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最后, 课程考核方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每名同学在平时参与小组合作研究的贡献。二是针对文献检索与研究方法的开放性命题考试, 拟采取指定时间但不指定地点的灵活考核方式。三是最终结课的研究设计, 根据开题报告的标准独立完成, 以评判学生文献检索、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的综合应用能力。
参考文献
[1]何晖, 专业学位改革中MPA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出路.黄石理工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2.29 (2) :72-75.
[2]陈云鹏, 我国MPA教育的现状及思考.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9.29 (8) :9-11.
[3]J.帕斯莫尔, 赵鑫珊.逻辑实证主义简介[J].哲学译丛, 1979, (1) .
[4]彭玉生, “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 2010, (02) :180-210+246.
[5]滕杰, MPA教学的实践性在合作培养模式下的深化途径.教育与职业, 2010, (9) :110-111.
[6]周江林, 我国发展MPA教育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广东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5 (1) :1-4.
[7]艾尔·巴比.社会调查方法[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