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主体变更申请书（精选7篇）
执行主体变更申请书 篇1
执行主体变更申请书
申请人：王XX，男，1976年6月9日生，汉族，住安丘市兴安街道XX院。申请人申请你院执行生效法律文书（2007）安民二初字第982号、（2007）安民二初字第983号民事判决书两案，你院于2008年9月24日以（2008）安执字第1079、1080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登记在郯城通宝蔬菜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郯城县胜利乡南兴旺村的房产一处，产权证号为223101010018，登记权属建筑面积2862.488平方米。经查，郯城通宝蔬菜有限公司与山东通宝进出口有限公司、安丘百信普田食品有限公司存在着严重的公司人格混同现象，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公司人格独立的基本要件，现申请安丘市人民法院追加郯城通宝蔬菜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理由如下：
公司之所以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是因为其严格贯彻分离原则，公司的财产和责任与其他公司及股东相对独立，并且有不同于其他公司和股东的独立的组织机构、名称、业务等。当公司与股东、关联公司在财产、分配、管理和业务上出现混同时，就丧失了作为法人的独立性，理应否认其法人人格，让相关联公司和个人直接承担公司的债务责任，这就是所谓的公司法人人格混同。公司人格混同有财产混同、组织机构混同和业务混同三种情形。本案就存在这几种情况。
1、郯城通宝公司与安丘百信普田公司组织机构、业务混同：这两公司股东完全相同，都是王寿学、王寿棚、王寿森、王寿臻、王永顺五人，管理人员是同一套班子。两公司都是从事蔬菜加工，业务完全相同。只不过在郯城通宝中王寿棚是法人代表，在安丘百信普田中王寿学是法人代表。可以看出，这两公司名义上是两家，实际是一家经营。
2、郯城通宝与山东通宝组织机构混同、业务混同：这两家公司经营场所相同，都是郯城县胜利乡南新汪村的房产内。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都是王寿棚，且用同一办公室、同一部办公电话（号码为0539——6735157）；股东基本相同，山东通宝为王寿森、王寿棚、王寿学，郯城通宝2006年6月22日将股东变更为王寿森、王寿棚、王寿学外加王寿臻、王永顺，以上各股东都是王寿棚的本村兄弟。两公司用的是同一套人员，同一套设备，是典型的一套人马，两套牌子。
在这两案中，王寿棚在借据上签字，王寿棚是郯城通宝和山东通宝两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担保人安丘百信普田食品公司的股东，根据《合同法》第３２条及《民法通则》第３８条、４３条的规定，合同自签字或盖章时成立，企业法人对法定代表人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所以法定代表人可以作为公司的代表人，代表公司从事经济活动，其签字与加盖公章具有同等效力，皆为代表公司签订合同的有效形式。合同另有约定除外。在982号案件中，王寿棚在向申请人借款时，他说是因为收购大姜，而这正是郯城通宝蔬菜公司的业务。申请人在王寿棚借款时无法区分他是哪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的签字也不知是代表哪个公司，只是知道他在郯城有自己的房产，担保人王寿学既是山东通宝的股东也是郯城通宝的股东同时也是安丘百信普田食品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在983号案件中，借款人为王寿学，他是以上三公司的股东，同时也是百信普田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担保人是王寿棚和山东通宝进出口有限公司，王寿棚是郯城通宝和山东通宝的法定代表人，他的签字的法律后果自然应由郯城通宝蔬菜公司和山东通宝公司承担。
通过上述不难看出，在借款时虽然有借款人和担保人的签字和盖章，但三公司和股东之间互相担保，无法区分借款到底是谁实际使用。三公司从事相同的业务活动，而且受王寿棚和王寿学等股东指挥、支配、组织，他们不按法定方式运作公司，将自己的意志说成是公司的意志，导致三公司在组织机构上、业务上的混同，这些都严重背离公司法人制度分离原则，使公司失去了独立人格，已形成人格混同；其目的就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故意逃避民事责任。因此，对于安丘百信普田食品公司和山东通宝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债务，应由这三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是它具有独立意识。而公司作为拟制的法律主体，其意志是通过公司的股东、董事、经理表达出来的，如果公司的上述人员与其他公司的同类人员相同，则很难保证公司能形成独立的完全基于本公司利益而产生的意志，这样公司的独立性将丧失殆尽，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3条明确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1条至第274条及本规定裁定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的，由执行法院的执行机构办理”。根据此规定，申请人提出上述请求，请法院准许。
执行主体变更申请书 篇2
一、我国政策执行阻滞中政策执行主体的偏差行为表现
(一) 政策执行中存在缺乏主动性现象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 新的政治社会化机制还没有完善起来, 这便影响了政策执行主体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执行水平的提高。在一些地方, 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教育手段不适宜等问题, 使政策执行主体对政策内容本身缺少足够的了解和认同, 具体表现为执行人员机械照搬上级政策, 忽略环境、时间等重要因素, 盲目地进行政策执行;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重经济、轻政治的错误思想倾向,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政策执行人员的积极性, 导致了政策执行缺乏主动性现象的产生。
(二) 政策执行中存在粗暴强制行为
要使公共政策所指向的目标群体接受政策, 保证政策的顺利执行, 政策执行者就必须使用科学的政策执行手段, 重视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 重视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 同时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但现阶段我国的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在执行公务中却存在强制执行行为, 这样不但达不到应有的执行效果, 还导致了与群众关系紧张的局面, 并且严重损害了政府及各类管理组织的形象, 加剧了与执行对象的矛盾和冲突。
(三) 政策执行中存在执行不力现象
现阶段, 政府仍然掌握相当大的行政权力,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也相对单一。而非政府公共组织, 如社会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等缺乏必要的公共政策执行权力, 权力的分配不当严重影响了非政府组织执行公共政策的动力和能力。再者,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执行者常常会遇到执行条件不完备、资源缺少等问题, 从而遭受到一定的挫折。一些意志薄弱的执行者便会对公共政策避重就轻, 有选择性地执行, 从而造成政策执行不力的现象。
二、政策执行主体的偏差行为原因分析
(一) 执行主体的素质和能力欠缺
人们只有在具备一定知识和掌握相应理论时才会自觉地去追求特定事物, 以满足其需要, 实现其利益。对于政策认知同样也是如此, 政策执行主体的知识水平也决定着其对政策的认知。执行人员本身的政策水平、知识结构和组织能力结构直接影响他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对政策实质精神的理解程度。我国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政策执行者的素质和能力还有待提高。具体表现为:难以准确领会上级的政策精神、难以克服政策执行中的挫折困难、难以准确定位自己的公仆地位。
(二) 利益冲突
公共政策执行者是由有着内在逐利倾向的组织或个人组成的, 利益的驱使是引起行为的最内在动力。因此, 执行主体在推行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策时, 将或多或少得加入个人感情因素。特别是当遇到与自己利益相冲突的政策时, 有些执行者便会对此加以抵制或者消极执行。
(三) 责任追究制度缺损
我国现行的公共政策执行体制中正是缺乏责任追究制度。首先, 政策执行过程缺乏正常的监督;其次, 政策执行的效果缺乏明确的考核;其三, 政策执行考核结果缺乏必要的赏罚措施。这导致政策执行中的种种偏差行为难以得到制止和及时纠正。而社会监督更是因投诉不畅、缺乏保障难以发挥作用。在一些地方, 民众缺乏监督地方官员的渠道, 有些地方的信访办形同虚设, 更有甚者, 有些信访干部竟沦为某些被投诉对象的情报员, 致使监督举报者遭打击报复的事件时有发生。
三、政策执行主体的偏差行为的解决途径
(一) 提高执行主体素质
首先, 执行主体要不断地学习新政策、研究新方法、树立新观念;第二要完善知识结构。对于任何人来说, 他所拥有的知识存量都是其整个认知体系的基础。只有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才能避免因知识老化而造成的技能失调, 才能顺利得承担不同的政治角色, 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
(二) 实行利益整合
在市场经济进程中, 利益结构呈现出利益分散多元化的格局。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 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是政策执行中最需要整合的一对关系。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整合就是要在政策执行中不断协调、沟通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三) 建立健全监督制度
要增强政策执行活动的透明度, 除涉及党和国家的机密外, 政策基本内容及执行情况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于众, 使各种政策执行活动广泛地置于公众的关注和监督之下;要强化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 保证人大不但形式上有职而且实质上有权;要加强社会监督的力度, 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实行新闻自由。同时, 不仅要赋予非政府公共组织参与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权力, 还要加强该类组织对政府的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职责。通过非政府公共组织收集公民的意见、要求, 对政策执行情况及时地跟踪评估, 使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更符合服务对象的要求, 提高政府的回应力。
参考文献
[1]、丁煌:政策执行阻滞及其防治对策.[M].人民出版社
[2]、金太军:公共政策执行梗阻与消解.[M].广东人民出版社
执行主体变更申请书 篇3
有观点认为：本案中，法院于2012年判决：“该房扩建部分未进行产权登记，不判决房屋归属，但属于家庭成员共同财产”。据此， B某理当是该房扩建部分的共有人。而当A某提出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申请后，登记机构在未对该房现所有权状况审核的情况下为A某单独颁证，造成了房屋登记薄记载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故而认为登记机构登记有误，理当严格审查申请主体的变化状况。
另一种观点认为：《房屋登记技术规程》中明确规定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材料表中含“婚姻关系证明”，而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申请材料表中没有这项要求。本案中，登记机构在接受A某提出的房屋面积变更申请后，审核了A某的房屋产权证、建房执照和测绘部门出具的测绘报告，并在A某提交申请时就有关该房权利状况是否单独所有对A某进行了询问。A某填写的询问笔录为：“该房为其单独所有。”故登记机构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在A某一人名下无误。再因登记机构无权对实体民事法律关系加以审查，故而，在涉及对权利是否存在的审核时，登记机构无需审核实际的权利状态，而仅就登记簿记载的权利状态加以审查即可。总之，登记机构无权对申请人进行物权的确认。本案中，登记簿记载的该房原权利状态为A某单独所有，且建房执照登记在A某一人名下。登记机构在为A某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时没有义务审核申请主体的变化状况。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首先，如果申请人在登记申请时刻意隐瞒权利状况改变事实，如本案中，A某隐瞒了法院对该房扩建部分判决的事实，登记机构无法查证申请主体是否发生变化。《房屋登记办法》实施后，如果房屋在事实上存在共有人，但因当事人没有据实申请登记，而导致登记名义人与实际权利人有差异时，登记机构不应对此承担责任。对于实际共有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只能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要求处分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其次，依照相关法规，登记机关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对当事人申请登记的涉及实质权利的内容进行调查，也无权对当事人的财产法律关系进行变更，因为这些做法违背权利人对自己财产的意思自治的原则。如果当事人之间发生物权归属及其内容的争议，依据 《物权法》第32条规定，物权的确认应当通过法院或仲裁机构进行。登记机构只要审核申请人递交的材料、查阅登记簿、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实地查看就履行了登记机构审核的职责。本案中，申请人A某递交的材料与登记簿中记载的主体、客体一致，申请房屋面积变更的材料即登记簿中曾记载的建房执照资料和测绘部门重新勘察出具的测绘报告，符合登记程序。基于此，笔者认为，本案中登记机构无需在申请人申请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时对其进行申请主体变化状况的审核。而针对B某提出的异议，建议其作为利害关系人申请异议登记，并向法院申请民事诉讼。
变更主体申请书 篇4
申请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天津办事处
负责人：周立
住址：天津市河西区尖山路2-3号
申请事项
请求将被执行人黄骅市化工厂变更为黄骅市金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与黄骅市化工厂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执行一案，已经贵院立案受理。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因黄骅市化工厂无财产可供执行，贵院作出（2000）沧中执裁字第1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执行。2000年3月28日，黄骅市化工厂按照市政府改制精神，改制为黄骅市金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企业承担原企业债权债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特向贵院申请变更黄骅市金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为被执行人。
此致
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天津办事处
变更诉讼主体申请书 篇5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贵院受理的申请人刘清裕作为原告诉被告河南威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欧泰汽车用品装饰商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侵权赔偿一案，由于被告“欧泰汽车用品装饰商行”类型属于个体工商户，不适合作为诉讼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特将该诉讼主体“欧泰汽车用品装饰商行”申请变更为“郭文龙，郑州市金水区欧泰汽车用品商行负责人”，请你院依法裁定核准。
此致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原告）：刘清裕
申请人代理人： 王冰光
合同主体变更申请表 篇6
（符合限定条件的变更）
因
特申请将合同编号为
的 物业（物业地址及编号）变更合同主体，将合同签约人由本人/本公司变更为本人/本公司的（注：仅限直系亲属、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本人同意向贵方缴纳人民币1000元的变更费用。
本人/本公司同意将本人所缴纳的收据编号
号租赁保证金、水电押金
元转为新签约人
的名下，如有任何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本人/本公司保证变更后的签约人会严格履行与贵司签订的新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的各项约定，并严格遵守贵司的各项管理规定。否则，本人/本公司代其履行新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的各项约定，对其违反合同及贵司管理规定的行为承担一切责任。同时，本人/本公司保证所提交的申请书和有关证明真实、合法、有效。
原签约人签章：
****年**月**日
-------本人为变更申请人的。本人将完全按变更申请人与贵司签订的原合同内容与贵司签订新租赁合同，不会改变商铺的经营业态和商号。
本人保证本次变更仅涉及合同签约主体，不存在任何商铺转租的行为，否则愿按照与贵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和相关管理规定承担一切责任。
新签约人签章:
****年**月**日
01
合同主体变更申请
（不符合限定条件的变更）
因
特申请将合同编号为
的 物业（物业地址及编号）变更合同主体，将合同签约人由本人/本公司变更为本人/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姓名）。本人同意向贵方缴纳承租商铺一个月租金数额的变更费用，即人民币
元。
本人/本公司同意将本人所缴纳的收据编号
号租赁保证金、水电押金
元转为新签约人
的名下，如有任何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本人/本公司保证变更后的签约人会严格履行与贵司签订的新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的各项约定，并严格遵守贵司的各项管理规定。否则，本人/本公司代其履行新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的各项约定，对其违反合同及贵司管理规定的行为承担一切责任。同时，本人/本公司保证所提交的申请书和有关证明真实、合法、有效。
原签约人签章：
****年**月**日
--------本人为变更申请人的（关联关系、姓名）。本人将完全按变更申请人与贵司签订的原合同内容与贵司签订新租赁合同，(□ 不会改变商铺的经营业态和商号/□ 会改变商铺的经营业态和商号)。
本人保证本次变更仅涉及合同签约主体，不存在任何商铺转租的行为，否则愿按照与贵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和相关管理规定承担一切责任。
新签约人签章:
****年**月**日
02
合同经营业态变更申请
因
特申请将合同编号为
的 物业（物业地址及编号）变更合同业态，将合同业态由
.变更为。
本人同意向贵方缴纳人民币1000元的变更费用。
本人/本公司保证变更后业态后仍会严格履行与贵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的各项约定，并严格遵守贵司的各项管理规定。
变更人签章：
****年**月**日
执行主体变更申请书 篇7
关键词：三类罪犯 刑罚变更执行 监督机制
实践中，违法、违规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屡有发生，特别是对于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罪犯（以下简称“三类罪犯”）的刑罚变更执行，引起了社会舆论关注和对司法公正的质疑。课题组对北京市“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情况进行了调研，对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检察监督机制建设的建议。
一、北京市“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现状
根据课题组调查，2013年北京市罪犯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比例分别为27.8%、3.4%和1.4%，而“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情况分别为：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比例分别为26.2%、7.3%和5.2%；金融犯罪罪犯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比例分别为30%、1.2%和0.9%；涉黑罪犯无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情况。
“呈现上述情况的基本原因：涉黑罪犯无刑罚变更执行情况，反映出北京对涉黑罪犯管理严格；职务犯罪罪犯和金融犯罪罪犯的减刑情况与罪犯减刑总体情况基本一致，体现了北京执法环境较好，减刑工作开展比较规范；职务犯罪罪犯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比例明显高于平均水平，体现出职务犯罪罪犯在考核计分、加分等方面较其他罪犯更为容易，同时，职务犯罪罪犯整体年龄结构偏大、身体状况较差，同时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具有保外就医能力、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因此职务犯罪罪犯暂予执行的比例较一般罪犯高；金融犯罪罪犯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比例较低，其原因主要在于金融犯罪一般刑期较短，还来不及假释就已刑满释放。
二、“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存在的问题及监督的薄弱环节
（一）“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1.暂予监外执行病情鉴定工作不规范。对于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以及罪犯续保问题，按照规定应在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进行鉴定，但是实践中大多是就近在区县医院进行鉴定。而这些医院诊断比较随意，经常是出具普通的诊断证明，简单注明“高血压三期”等病情诊断，并未对罪犯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进行分析说明。同时，证明形式也并不规范，如某区医院出具的数份诊断证明中，竟分别有“门诊诊断专用章”、“诊断专用章”、“某区医院医务处”三种章。
2.《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需要修改完善。目前，《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是办理罪犯保外就医的主要依据，但是由于法院并不是此文件的签订单位，此文件中也未规定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程序，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此文件中未规定法院决定保外就医期限，实践中一些法院对罪犯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未注明期限，直接一保到底。再如，《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中的一些病情标准也发生了变化，但《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并未及时修改，导致实践中医院诊断证明表述不一。
3.罪犯计分考核的设计有失公平。除了涉黑罪犯一直是监狱从严管控外，职务犯罪罪犯、金融犯罪罪犯大多学历层次与知识水平较高，组织性、服从性较好，人身危险性较小，所以一直是被作为监狱管理中的积极力量，在担任班组长、从事事务性活动、参与监狱文体活动等方面，较其他罪犯更有优势。根据计分考核制度，班组长等均属于高分岗位，文体活动等也多有加分奖励，因此客观上造成了职务犯罪罪犯和金融犯罪罪犯在计分考核上较普通罪犯更有优势，自然也更能够获得减刑、假释的机会。
4.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存在偏颇。现行法律法规对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缺乏具体标准和科学的评估机制，对罪犯是否具备减刑、假释条件的考察以劳动表现为核心，而对认罪悔罪等思想改造的考察往往流于形式。此外，罪犯积极履行财产刑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积极消除罪行的社会影响等情况，也没有很好地纳入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
5.罪犯立功及重大立功制度规定有缺陷。目前，立功不关注罪犯主观心态，也不问线索来源，导致罪犯单纯为减刑、假释而立功，投机改造，甚至买功、卖功、造功。同时，立功的审批程序不严，也留有司法腐败的空间。
6.刑罚变更执行过程不透明。罪犯进行刑罚变更执行的考核审批属于日常狱政管理行为，各项程序局限于监管机关内部，狱务公开制度不完善。同时，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大多为不公开的书面审理，提请与裁定的公示地点仅为罪犯服刑场所，并没有向社会大众公示。
（二）“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检察监督的薄弱点
1.对刑罚执行机关的日常考评监督难度大。罪犯计分考核由管教干警直接考核，监管机关对罪犯的计分考核具有垄断性权力，但由于罪犯计分考核涉及的项目与指标非常多，检察监督既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规定，也缺乏实质审查的有效途径，加上派驻检察室限于力量薄弱，全面介入罪犯日常考核监督工作存在较大困难。
2.对刑罚变更执行提请的审查效率受限。在刑罚变更执行提请阶段，监管机关通知检察院派员参加评审会，但事前仅告知罪犯名单，并不附送其它材料，导致检察人员虽列席会议，但无法深入细致的核实情况。在向法院提请时，监管机关仅向检察院抄送提请罪犯名册和提请建议书副本，不移送相关证据材料，加之监管机关在检察监督的配合上又缺乏积极性与主动性，因此限制了检察机关的审查效率，进而影响监督效果。
3.对财产刑履行能力的认定可操作性不强
“三类罪犯”大多涉及财产刑或追缴违法所得。依据司法解释规定，罪犯确有执行财产刑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能力而不执行、不履行的，在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但是，在如何认定是否具有执行、履行能力方面缺乏具体的标准。
4.派驻检察机构人员配备无法满足监督需求
派驻检察机构承担着多项检察监督工作，除日常的监管活动监督外，还要受理申诉控告、预防和查办职务犯罪等职能任务，刑罚变更执行监督要求检察机关逐人逐案审查，工作量非常大，现有人员配备根本无法满足派驻检察监督的需求。
三、加强“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检察监督机制建设的建议
（一）加强“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的同步监督
1.调查核实制度。对于“三类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除进行书面审查外，人民检察院还应当进行调查核实。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应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通过与被减刑、假释罪犯所在监区的罪犯及管教民警谈话，对罪犯的服刑表现、悔改表现做出认定；二是通过与被减刑释放及假释罪犯所在乡镇、街道、村委、社区及公安、司法机关的沟通了解，对罪犯的社会危险性、帮教条件做出认定；三是通过调查罪犯在监狱内的存款、消费状况以及名下可支配财产情况，结合罪犯退赃、退赔情况对罪犯的刑事判决履行能力做出认定。
2.开庭审理制度，根据规定，现对“三类罪犯”中因重大立功而提请减刑、假释的案件，原县处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组织（领导、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原判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一律开庭审理。庭审中，检察机关应派员出席法庭，当庭发表检察意见，并对庭审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3.听证制度。目前，对于在交付执行前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由法院独立作出决定，但是却缺少监督程序，因此建议增设听证制度，由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医疗专家共同参与听证。引入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参加可增加程序的公开、透明，加强监督，医疗专家的参加可弥补司法人员在医学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增加决定的准确性、科学性。听证会可分为会议调查和会议论证两个阶段，会议调查包括病情调查和社会危害性钓场。罪犯、医疗专家、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可针对罪犯的病情及社会危害性进行陈述和咨询。在论证阶段，各方可就罪犯的监外执行申请发表论证意见。合议庭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依法作出是否予以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
4.信息公开制度。对于三类罪犯的减刑、假释应保证信息公开，监管到位。在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检察机关应当监督监狱对于将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名单以及减刑、假释意见进行公示。公示的内容应当包括罪犯的个人情况、原判罪名及刑期、历次减刑情况、提请减刑假释的建议及依据等。同时，如监狱人民警察或者罪犯对公示内容向检察机关提出异议，检察机关应当受理，采取个别询问、重新诊断、鉴定等多种途径开展调查核实，并将核实情况向监狱通报。
5.抗诉制度。目前，对于经审查发现减刑、假释裁定不当的，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就是通过向作出减刑、假释裁定的人民法院发送《纠正减刑（假释）裁定不当意见书》提出书面纠正意见。虽然同时也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提出纠正意见后，应当监督人民法院是否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定，但是显然《纠正减刑（假释）裁定不当意见书》在启动诉讼程序方面刚性明显不够，是否能够启动纠错程序的主动权还完全掌握在审判机关。因此，可探索建立对减刑、假释裁定的审判监督程序，即对减刑、假释裁定书确有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情形的，检察机关可以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二）加强“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案件监督管理
1.备案审查制度。为加大对重点案件的监督力度，对重点案件设立备案审查制度，即对原厅局级、县处级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或省级人民检察院逐案报请备案审查。备案审查一方面可以有效防止地方检察机关受案件外因素干扰违规办案，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总体把握案件处理的尺度平衡。
2.流程监控制度。应尽快完善检察机关网上办案系统，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纳入案件管理，对执法办案和考核奖惩中的重要事项、重点环节，实行网上录入、信息共享、全程留痕，从制度上和技术上确保监督到位。同时，推进刑罚执行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减刑、假释网上协同办案平台建设，运用科技手段，对刑罚变更执行进行网络化监督。
3.专项检察制度。检察机关应当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检查发现各类问题并依法予以监督纠正，查处一批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职务犯罪案件，促进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依法、公正、规范进行。
4.责任追究制度。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各个环节的承办人、批准人等检察人员，实行“谁承办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制度，检察人员在职责范围内对执法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案件审查过程中的所有案件材料及会议记录、案件讨论记录、案件汇报记录等材料均应入卷归档保存。
（三）加大“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中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
切实防止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背后的司法腐败，预防和打击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但是犯罪预防必须是建立在对犯罪的严厉打击的基础上的，如缺少惩治和震慑，防止司法腐败根本无从谈起。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对于“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中的职务犯罪必须加大查处力度，才能有效防止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而发现掌握案件线索是查办职务犯罪的前提。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切实落实检务公开制度、加强对“三类罪犯”的日常检察监督、办理被监管人及亲属的控告、举报、申诉案件、处理监管场所发生的突发事件以及加强与监管场所的纪检、监察部门及本院各部门的工作衔接等途径广辟案源渠道、最大限度地获取案件线索，变被动为主动。
（四）加强检察机关自身监督能力建设
加强刑事执行检察队伍自身建设，提高监督意识和监督能力，是严格规范刑罚变更执行，防止司法腐败的首要问题。一是落实人员轮岗制度，实现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人员与各派驻检察室检察人员之间的横向轮岗，派驻检察室检察人员与机关处（科）室检察人员之间的纵向轮岗，派出检察院之间以及市、分、区县院干警之间的跨院轮岗相结合的多维轮岗体制。二是拓宽人才引进渠道，积极采取措施吸引人才，通过公开遴选、录用和选调等形式，招录大学生和引入其他部门业务能手，促进队伍的年轻化，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三是完善业务培训机制，借鉴北京市检察院“以实务为内容，以实战为形式”的公诉培训“双实”模式，提升培训效果，丰富干警的知识储备。同时，亦可通过到自侦、公诉等部门岗位交流有针对性地提高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和出庭审判的能力，不断提高监所检察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