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公民权利义务

宪法公民权利义务（共8篇）

宪法公民权利义务 篇1

人身自由 人身自由是指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的自由。人身自由是公民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以人身保障为核心的权利体系。《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我国《宪法》所规定的人身自由，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安全权，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意义主要在于：人身自由是公民宪法地位的直接体现，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人格尊严是指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名誉、姓名、肖像等不容侵犯的权利，它是公民作为权利主体维护其尊严的重要方面。住宅是指公民生活、学习的处所，其住宅是否受到保障直接关系公民其他权利的实现。《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住宅的安全权是对公民私生活的空间保护，其范围不仅限于公民生活用的住宅，凡是不经宅主同意、没有法定理由随意侵入公民住宅的行为，都构成对他人住宅安全的侵犯。通信自由是指公民通过书信、电话、电报等手段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通信而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它是公民参与社会生活、进行社会交流的必要手段。社会经济权利 社会经济权利，是指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具有物质利益的权利，它是公民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保障。社会经济权利的基本特点是：社会经济权利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表现了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社会经济权利以国家权力积极而适度的干预为条件；社会经济权利是宪法遵循社会正义的具体体现。社会经济权利具体包括劳动权、休息权与物质帮助权。文化教育权利 文化教育权利是指公民在教育与文化领域享有的权利与自由。文化教育权利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有关教育方面的权利和文化活动方面的权利，主要表现为受教育权、科学研究自由与文艺创作自由等权利。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受教育权的内容主要包括：按照能力受教育的权利，享有接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受教育权通过不同阶段和不同形式得到实现。监督权 监督权，是指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权利。其基本特点是：监督权是人民主权的具体体现；监督权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监督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体系，由不同形式的具体监督权组成，公民根据监督权客体的实际情况自行选择合适的方式行使监督权。《宪法》第41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除上述公民的基本权利外，我国宪法还对特定主体的权利保护问题作出了特殊规定，主要包括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华侨、侨眷与外国人。

宪法公民权利义务 篇2

追溯宪法产生之历史, 无论是在民主宪政发源地的英国还是在抗争与革命中建立起的民主国家的美国和法国, 它们制定宪法和宪法性文件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限制统治者为所欲为的权力;二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任意侵犯。而限制政府权力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排除强权机关对公民权利的干涉。由此可见, 宪法的产生虽有种种原因, 但“保障人权, 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政治、经济等基本权利是其重要原因。”现代宪法是由消极地限制政府权力转向积极的授予政府必要的权力, 宪法的这种积极授权在某种意义上得益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但其最终也还是应以保护公民权利为依据并以其为底线[1]。从世界范围看, 公民权利的立法出现了细密的趋势, 而我国宪法对于公民权利内容的规定却过于原则, 这就使得公民权利全面实现较为困难;我国现行宪法的权利和自由的规定, 人们对其理解不一, 原因是宪法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的权利内容缺乏完整性。如人身权利中缺少隐私权内容、经济权利中缺少个人生活最低保障内容;现行宪法对现实所需要的新的权利需求没有规定, 如环境权、知情权、迁徙自由等。所以, 健全公民权利宪法保障规则是十分必要的。

二、我国宪法保障公民权利价值实现的积极条件

(一) 政治体制

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为宪法保障人权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有利条件。

1. 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 是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和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的有机结合, 这就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 使享有人权的主体和人权享有的内容既真实又广泛。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是我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 充分享有公民权利的根本保证。

2. 政权组织形式侧重表现为国家权力的横向划分, 核心是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相互分立与制衡, 其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 是公民权利在政治上的表现。

3. 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具有极其明显的保护公民权利的特色。我国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规定实行“一国两制”, 规定实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一系列制度的实施, 对于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社会经济文化权利、政治权利以及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 市场经济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同样为我国宪法保障公民权利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有利条件。主要体现在:

1.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经济追求权利本位和契约自由,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 真正实现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独立, 从而保障权利、自由, 排斥特权、歧视不平等现象。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求经济市场化, 排斥政府权力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 要求对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进行合理配置。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规则经济, 要求完备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 以保障市场主体的权利。

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唤起人们的主体意识, 培育人们的平等、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

(三) 依法治国

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13条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依法治国蕴涵着以下基本品格: (1) 依法治国是对权力的制约。依法治国的对象主要是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而人民群众对这些事务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公共权力机构来实现的。因此, 依法治国的对象实质是公共权力, 它意味着用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权力的内容、运行方式、行使范围等。 (2) 依法治国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 同时, 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过程, 就是作为人民之个体的公民权利得以保障, 并得以实现的过程。法治的理想, 就是去创造和维持一套原则、规则、程序和结构, 以保障每个人的利益, 防止它受到政府或其他人的侵犯, 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一种人的尊严的生活。因此, 依法治国蕴涵着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三、对我国加强公民权利宪法保障的对策性建议

(一) 加强宏观性的理论研究

宪法保障是对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制定宪法实体内容的保障, 它并不是简单的哪一个方面的制度, 而是宪政设计时从制度到法律的一系列相关制度的总和, 包括制度保障、政党保障、司法保障等一系列保障制度, 而且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以要设计宪法保障制度不能从解决单一的某个问题着手, 而是要从宏观上、整体上去把握。只有确保这个研究前提, 才能正确地把握好几种宪法保障制度之间的内在与外在地联系, 使之都能够做到扬长避短, 为我国宪法保障制度的发展指明正确地方向。也只有在理论上给以科学的指导, 才能使我国宪法保障制度在实践中健康发展, 走向完善。

(二) 明确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首先, 我们应该明确权利和权力的次序关系, 如果对二者的孰先孰后存在模糊或者有意规避, 则对探讨公民权利的保障毫无益处。公民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 享有权利是社会成员实现个体自主和自由的具体表现。立宪正是为了明确界定国家权力运行的范围和力度, 从而赋予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大部分领域的权利, 以及公民在授予国家权力时所保留的自然权利不被侵犯[2]。当然, 要使公民权利得到善良有序的行使, 并作为国家机关正常而健康运行的一个内容, 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则成为立宪及司宪的根本目的。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则是宪法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终极目的。基于此, 人民通过宪法将自己的主权权利委托给国家和政府, 国家和政府所须付出的理应是合理配置权力, 并且规范权力的有效运行, 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3]。

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是相互冲突和消长的关系, 国家如果“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机器的完善, 由于它以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机器的基本动力, 结果它将一无所用。”[4]在说明国家不惜牺牲作为国家权力存在依据的公民权利时, 国家权力的骤然膨胀必然导致公民权利的萎缩和抑制。如果宪法按照宪政理论的设计, 将公民权利规制得翔实而具体, 国家权力的行使自然就受到相应的限定和制约。正如霍布豪斯所说:“国家的职责是为公民创造条件, 使他们能够依靠本身努力获得公民效率的一切。”[5]即权利派生权力, 权力服务权利。要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任意侵害, 必须用宪法形式来限定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力和消极不作为的义务, 无论是对权力的限定, 还是对义务的设置, 均体现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善良保护。要使公民得到最根本最广泛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则不能放任公民权利的无限滥用, 否则谈不上维护和保障其权利, 相反则有损于公民权利的实现。“自由的领域就是生长发展的领域, 自由和控制之间没有真正的对立, 因为每一种自由都依靠一种相应的控制。”[6]

(三) 完善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制方式

我国宪法采取“列举式”的授权方式规制公民权利的范围, 这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 公民不得享有, 否则是违法的。笔者认为这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

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制, 以原则性规范为主, 过于笼统, 过于模糊。马克思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当然, 宪法规范的明确性主要应以规则来体现, 并且只有规则才能做到肯定、明确。宪法是为了规制国家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而制定的, 权力的界限和权利的保障都需要在宪法中加以明确化。“宪法对公民权利不作具体规定, 而只以‘确认原则为限’, 权利的种类、范围和界限不明确, 保障公民权利就只会是一句空话, 而随意限制、剥夺公民权利的违宪现象就不会受到制止和惩处。”[7]由于我国宪法规范以原则性为主, 并且在立宪、修宪时就以原则性为指导思想, 导致我国宪法中原则性规范过多。公民权利的规制也不例外, 要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和及时救济, 应当以规则性规范来界定公民权利的范围, 这也是确定合宪与违宪的唯一标准。

(四) 建立宪法救济制度

无救济即无权利, 我们应当建立宪法救济制度。笔者认为, 应在我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以确保公民权利在受到侵犯后能够得到救济。对于事后救济的立法也将是我国宪法逐渐成熟的标志, 具体体现于法条中的, 使之有法可依。“应当在宪法第33条中再增设一款, 明确规制公民基本权利具有直接的、可以援用的司法效力。确保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能够通过宪法诉讼得到救济。”[8]

四、综述

毫无疑问, 现代人权是一种普遍的、人人皆可享有的权利, 同时也是一种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权的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要求执政者应提供各种条件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在一个社会之中, 应该以人的发展为主, 公民所代表的也就是民主国家社会中个别主体的代名词。如果在一个国家当中, 公民无法行使正当的权利的话, 公民就失去最基本的生活质量。在旧时代社会中, 政府与人民的福利关系是一种父权主义的馈赠, 是一种显示政府对子民的恩泽。人类进步到今天, 法治与公民权利同等重要, 即由法治的规范与约束, 确保每一位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 必须遵守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原则, 而且也保障自己的权利。公民权利的落实也促使法治的规范更加完善, 因为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所以, 我们认同民主的社会也是法治的社会, 更同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参考文献

[1]陈焱光.公民权利救济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76.

[2]赫伯特·斯宾塞 (H.Spencer) .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M].谭小勤, 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128.

[3]刘惊海.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J].吉林大学学报, 1990, (6) .

[4]约翰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125.

[5]人权宣言 (第2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5.

[6]霍布豪斯.自由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75.

[7]周永坤.论宪法基本的直接效力[J]中国法学, 1997, (1) .

宪法公民权利义务 篇3

关键词:宪法义务 必要性 重要性

宪法义务的存在既是古代的、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它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全能政府和自由主义危机所进行的一种学理与实践的反思和内省。因此公民履行宪法义务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也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首先,履行宪法义务是十分必要的。从宪法义务的发展上看,今天宪法义务已经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肯定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规定:“(一)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得到自由和充分的發展。(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三)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权利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为“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风化”,可以进行某种限制。1981年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规定:人人对其家庭和社会、国家和其他合法认定的社区及国际社会负有义务;每一个人行使其权利和自由均须顾及他人的权利、集体的安全、道德和共同利益;不歧视,相互尊重;维护家庭和谐,尊重、赡养父母,为本国社会服务;不得危害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和国家团结,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纳税,维护非洲文化的积极价值,为实现非洲统一贡献力量。履行宪法义务已成为全球人的共识,所以履行宪法义务是相当必要的。

其次,履行宪法义务对每个公民也有其重要性。可能很多朋友还不了解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义务,因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一)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这是我国公民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之一。国家的统一和全国各民族的团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也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保证。全体公民必须自觉履行这一义务,坚决反对任何分裂国家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二)遵守宪法和法律,尊重社会公德。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和反映,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尊重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尊重社会公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需要。所以,每个公民都应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社会公德,与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破坏社会公德的行为作斗争。(三)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这是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需要,任何公民不得为一己私利或小集团的利益而有损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如果危害国家安全,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四)保卫祖国,抵抗侵略,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职责,也是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的需要,是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卫人民的幸福生活的需要。所以,每一个公民都必须自觉地依法履行这一光荣义务和神圣职责。(五)依法纳税。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民依法纳税,对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保证国家经济建设资金的需要、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义务也体现了其本身的重要性。因此其履行宪法的重要性也就十分明显了。

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 篇4

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从我做起

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似乎不该是我这种初学宪法、法条都没背全的人谈的问题。但是正因为题目大、涉及各个领域的人，作为一个法学专业的学生，我觉得我有必要谈一下自己的观点。

当代中国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无庸置疑的。据有关媒体报道，今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德国。但是，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太协调的是，中国公民的宪法意识、法律意识却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中国的立法者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老百姓听话安分，二是要他们勤劳而有技巧”（1），这是古代的法，但现代老百姓生活中遇到问题，也还是极少有想到用法律维权的，甚至不愿意在目击真相的情况下出席法庭作证，这些事实无情的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实际法治进程的缓慢，中国还处于有法制没法治的时代。那么，如何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呢？

我认为，首先要进行比较彻底的教育制度改革。以我个人为例，入大学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宪法，只是在政治课上听到过它、知道它的地位，只把它当作得分的工具，不考虑实际意义。这代表了大多数应试教育下的中国学生的心理，学是一回事，学问进没进心中是另外一回事；教育不是丰富知识的途径，而是升学发财乃至升官的工具。这使得教育者很少注重对学生进行道德、宪法意识等“课外”的东西的培养。从小就缺乏基本的宪法观念、宪法知识，长大后如果又不进行法学专业的学习，宪法意识从何谈起？

老师说过，美国的孩子在不识字的年龄就能把宪法背得滚瓜烂熟，而中国的孩子呢，忙着学画画、舞蹈，准备着将来也许能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增加一分筹码的才艺，中国的孩子也许没背宪法，但他们比外国的孩子忙得多。可当我们深究一下，这不是个好现象。教育应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现代化不止包括市场经济和先进的科学文化，法制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当今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对国民宪法意识的培养，中国正一步一步融入世界，对基本宪法知识的普及迫在眉睫。把宪法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并引导学生端正学习目的，在教授和学习宪法这样重要的课程时少一些功利心，多一点社会责任感，将宪法时刻记在心里，从宪法中寻求援助，我们整个国家的宪法意识才有可能不断增强。

不仅如此，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也要给我们的下一代树立好的榜样，在实际生活中模范地遵守宪法；如果一下子不能纠正所有行业的不合宪法的行为，至少要保障在未来的国家建设者们生活的领域中，没有反面教材。

还有，宪法教育要贯穿义务教育的始终。一种教育，要保证在受教育者离开学校后长时间发挥作用，必须要贯穿收教育者接受教育的全过程，才能漫漫在以后的工作中形成一种体系、一种理念，1

成为受教育者终生的信仰。当宪法成为我们国家受过义务教育的人的信仰时，我们国家的公民的宪法意识自然就强起来了。

其次，我们法学学生首先要增强自己的宪法意识。“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权利，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2），作为一名大学本科学生，我将来的职业极有可能与宪法、法律有关。而作为一名将来的法律工作者，知宪法、守宪法、宣传宪法、信任宪法的权威性，是绝对要做到的义务，这个义务不能放弃。我们也许现在还无力制止某些社会上违反宪法的行为，但我们一定不能丧失对宪法的信心，宪法是根本法，它是国家法律效力最高的法律。我们在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后，要坚持正义，永远保持一个法律人应有的良知。要记住，我们是离宪法最近的人，如果我们对社会上的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视而不见，都不去维护宪法的尊严，那普通百姓有如何形成对宪法的信仰，没有信仰，不相信宪法能帮助他们，他们又怎么会主动维护宪法的权威，全社会的宪法意识也只能停滞不前甚至后退。

我们现在也许只是学生，然而，我们可以在每年的传周多向公众做些宪法方面的宣传，使宪法知识能被更多的人了解，宪法观念能深入百姓心中。还可以定期到中小学、工厂进行宪法普及教育，使人们消除对它的陌生感，使宪法平民化，不在是躺在纸上的文字，而成为真正为大众熟知、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利与义务的代称，毕竟“宪法就是一张写着公民权利的纸”

我们的宪法意识的增强，还要避免流于形式，进行刚刚提到的那些活动，可不是为了

加学分，应付工事；也不止是为了锻炼自己。知识分子是社会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我们有可能决定着祖国明天的法制进程，因此要时刻保持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做事情踏踏实实做就做好，真正为国家做点贡献。

当然，我们能做的还很少，还需要不断学习。除了大学生，我认为最该有所作为的是法律工作者。司法独立，司法公正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当今中国社会的司法领域，但他们还不够好。百姓不了解律师、法官、检察官，觉得他们太遥远，与自己的利益无关。这并不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法律工作者不是一般的从业者，他们的工作与每个公民都息息相关，他们在用宪法和法律维护着社会的正常运转。但一般人不了解他们，对他们的工作毫无概念，也就没法提高法律意识和宪法意识。所以，要逐步开放现有的法律部门，让人们知道，法律工作者并不遥远，法律和宪法与生活也很近，人的很多基本权利都是宪法赋予的，人们不止无法参加政治活动，甚至无法生存，从而让人们形成正确的宪法观念，消除距离感，愿意用宪法和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并且关注社会上众多的宪法行为，关注国家宪法方面的进展，进而使宪法问题成为百姓可以自由讨论的问题，那么这时，公民的宪法 2 12.4法制宣（3）。离开他们，总体上是可以的，意识就增强了。

说了这么多，毕竟还只是字面上的，并不难，大多数中国学生都可以写出这样的文字，但却做不到，那么再多的宣言也没有用，我并不想欺骗任何人，对于我来说，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是很容易，看到不公正的事情能勇敢站出来还是很需要一番勇气的，但是，既然选择了法学这个专业，既然宪法又是母法，又是根本法，那么，我就必须做出一些牺牲，因为，我是一个“法律人”，法律人代表着正义与人性，正义就是匡扶弱小、维护真理，人性就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整个人类进步而不是对自己发展的高度负责，也许在我以后的人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两难选择：

天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想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出正确的决定，可能这样会损害我自己的某些利益，是好的，只要心中无愧，一定可以笑到最后。

而且，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的正确性。是的，我们从近代到现代的宪政之路是一波三折，有一个时期没有民主也没有宪法

但中国人民是最坚强的，宪法，并且不断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修正补充着它，充修正，也许它没有穷尽一切人们要求的权利，对它充满了信心，这种信心或来自爱国心、总之，要保持着这种信仰，并以此作为不断激励自己的砺石。

最后，也是最难的一点，性。走上工作岗位后，会面对各种权威与“专家”

域，不能盲目相信，要时刻保持耳清目明，保证自己的判断力，因为中国的宪法学刚开始起步，学归来的，自称得很了不起的人，法却百般挑剔的人，一定不要以为他们知识渊博、自己的根本都忘记的、毫无人性可言的人，再有才也是社会的败类。可能我的话重了一点，但态度是明确的，以，要求用别国的宪法作借鉴也无可厚非，做法却是不对的。法律工作者和法学者要想获得大的成就，国，其次才是专业知识。

所以，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力学习宪法知识，做一个法律人应该做的事，中的信仰，热爱自己的选择，宪法的热爱传递给每一个身边的人——哪怕我个人的力量很微小，过，一传十，十传百，整个社会的宪法意识一定会有所提高，法制社会到临的那一天一定不会遥远。

（1）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三卷第十九章第二十节。

学宪法做合格小公民班会记录 篇5

本次法治教育主题班会，是本周又一个卓有成效的法治教育活动，它将促进全体学生由知法向懂法、守法、用法再迈进坚实一步。

活动四：宪法主题演讲比赛

我校二（5）班王子涵同学积极参加了福田区宪法主题演讲比赛。在比赛中以《宪法助力成长路》为题，对何为宪法精神、宪法精神的用处和意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他赛前进行了精心准备和刻苦训练，充分展现了我校学生风采。

此外，我校还通过校园广播、校园网、宣传栏等途径，组织全体学生学习了《宪法》的有关知识，通过学习，进一步在同学们心中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巩固学习到的法律知识。

试论宪法司法适用中的原则与义务 篇6

[论文摘要]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讨论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然而，宪法是否可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决文书中直接援引以及宪法是否可以司法适用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笔者认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可以在司法中适用。部门法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就应该首先诉诸于部门法；当部门法缺失时，法院就应当诉诸于宪法，而不应当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理。同时，宪法的司法适用存在适用的主导：一是宪法间接性援引，二是使合宪性解释成为一种宪法义务。

曾经引起法学界轰动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给学界提出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宪法可以司法化吗?“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提法是否妥当?宪法是否可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决文书中直接援引?宪法是否可以司法适用?虽然时过境迁，我们并不因此否定它的学术价值。

在我国，宪法被明文规定为法律渊源，但是宪法是否可以进入司法，宪法是否可以司法化等问题始终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有一些学者不认可宪法司法化的说法，不认为宪法可以被司法适用。笔者也不赞成“宪法司法化”的说法，但是并不否认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主张宪法司法适用存在适用的主导：一是宪法间接性援引。部门法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就应该诉诸于部门法；当部门法缺失时，法院还应当诉诸于宪法，而不应当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理。二是在适用过程中对宪法、法律进行解释时，自觉地行合宪性解释。将合宪性解释从法律方法转化为宪法义务，无论对宪法进行解释还是对法律法规进行解释，合宪性应成为一种解释的主旨，成为一种宪法义务。

一、为什么不能称为“宪法司法化”

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在法律文书中拒绝直接援引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刑事判决中能否直接援引宪法的请示做出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法，也是一切法律的‘母法’。„„据此，我们同意你院的意见，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援用。”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批复明确指出审理刑事案件时不能够直接援引宪法作为判决依据。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该批复确认了在制作法律文书时哪些规范性文件可以被引用，哪些不可以被引用。该文件认可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但是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和批复等不可以在法律文书中直接引用。很多学者认为这两个“批复”是宪法不可以在司法中适用的直接硬性的规定，否定了宪法的适用性。也有学者认为这两个批复，前者否认了在刑事判决中的适用性，后者只是回避了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这两个批复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否认宪法的可诉性。由此，宪法是否具有可诉性以及宪法是否可以司法化的问题一度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热点。2008年12月l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公告，自12月24日起废止2007年以前发布的27项司法解释。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苓案所作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废除此司法解释又成为新一轮关于“宪法司法化”讨论的导火索。[!--empirenews.page--] 对于“宪法司法化”这一提法的科学性和可接受度，笔者一直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宪法司法化”的说法是2001年原最高院院长黄松有在《人民法院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当时任最高院民一庭庭长的黄松有在齐玉苓案二审判决后，在《人民法院报》上撰文《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文中认为“创造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开创了法院保护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先河”。“宪法司法化”从此正式出现在法学论著中。这不是一个来自纯粹学者的创造，也不是对国外概念的译介，更不是借用相关理论的跨学科概念。它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甚至还没有被学界细细探究后给其一个准确定位就夭折了。它是特殊的，并非是哪一个法学界泰斗式人物的创新，而是由一个实务界人士提出的。在人们还没有将其理论化、甚至还在对它的产生意义和存在价值疑惑时，学术界似乎已经停止了对它的讨论。2008年l2月，最高院发布公告将针对齐玉苓案做出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予以废止，这意味着“宪法司法化”提法的夭折。这并非是惋惜，而是暗示着它存在的短暂。[1][2][3]下一页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一些学者将自己的论文题目设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的思考”，也有人在文中不加辩驳地提到“齐玉苓案作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甚至有些人在不明所以的状态下，据此开始讨论中国的宪政去向与出路，其实这个案件并不是中国的宪法司法适用的第一个案件。如果说将这个案件作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是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那么从理论上分析，宪法司法化应包含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但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既没有违宪审查权，也没有宪法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不属于宪法解释，那么依据这样的司法解释并不能得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结论。虽然我们可以把学者们的这种状态归结为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脱节，但是不加调查研究就下结论毕竟不利于理论研究。从国内两个案件——钱缘案和齐玉苓案的案情表述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以上说法的合理性。

或许这个案件被称为第一案更多地是受到了最高院为此案做出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的影响，毕竟，这是国内第一例由最高院出台相关文件涉及宪法适用的案件，我们不否认它在这方面的积极意义。

二、判决可以间接援用宪法

虽然对于“宪法司法化”的说法并不认同，但是笔者主张司法判决中对宪法的间接性援引。

由于《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的废止，意味着“宪法司法化”的提法不会再出现，很多学者也认为这意味着“宪法司法化”的结束。其实这个非学术化的提法经不起学者的考究，迟早会面临被否定的尴尬境地。但是否认“宪法司法化”这个提法，并不否认宪法的司法适用。这只是否认了法院此类判决——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有效性，没有直接否定姓名权在以后案件中被作为裁判的依据，也没有直接否定以后的民事判决中宪法的可诉性。另外，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刑事判决中能否直接援引宪法的请示做出的答复，只表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用宪法，并没有否认在其他民事、行政案件中宪法的可适用性。[!--empirenews.page--] 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应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的司法解释指出，法院在制作法律文书时可以引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从该条的规定看，这是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适用的范围之外。但此处并没有明确指出宪法不能适用，这不是一个禁止性规范，只是在理论上回避了宪法的适用问题，因此理论上可以在制作判决书时援引宪法。在具体的部门法没有规定相关的事项、而宪法中却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应不应该受理这样的案件?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看一则相关案例：北京民族饭店的l6名员工以民族饭店侵犯他们作为公民最基本政治权利即选举权为由，起诉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民族饭店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16名工人随即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次驳回起诉，理由是该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乜我们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规定着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规定着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由于宪法偏重于原则性、纲领性的规定，人们长期以来并不把宪法看作法，宪法被看作一种政治宣言。实际上，我国的法律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地方性规章等，当不对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等进行分阶时，我们说到法律都应该包括宪法。上述案例认为诉讼缺乏法律依据明显将宪法置于法律之外，这种观点显然不恰当。宪法应当是诉诸司法适用的法，应该是诉讼的法。

当然，很多学者反对宪法司法化，多是从各种角度论述中国不具备违宪审查的制度背景、时代背景等。因此，这里我们要说明：我国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和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宪法条文判案，并不等同于法院享有违宪审查权。有学者认为：“宪法司法化的最低标准，是把宪法作为裁判的法源；而宪法可诉性的最高标准，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该学者还认为，在我国，宪法的司法化尚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我们现阶段应采用宪法司法化的最低标准，将宪法作为裁判的法源。张千帆认为，宪法“司法化”可以有两种相关但强弱程度不同的形式。它的“弱形式”就是目前所指的宪法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即宪法条文可以被当作法院判案的依据。它的“强形式”则更进一步，要求某个独立于议会的机构能够依据宪法来审查立法的合宪性，从而建立宪政审查体制。所以，大部分学者对于宪法作为判案的依据还是认可的，但是，对宪法作为法源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宪法作为法源，又具体为直接性援用和间接性援引。笔者认可宪法的间接性援引，对于宪法的直接援用，持保留态度。上一页[1][2][3]下一页 从国内的司法实践得知，我国的宪法可以在法院的判决书中出现。一是作为原告或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来使用，用以主张自己的权利或否认对方的权利。二是出现在法院判决书中的说理部分，用来分析双方当事人提出的权利主张是否具有宪法依据。三是出现在判决部分，即根据《宪法》相关条款规定做出判决。童之伟区分了法院审理案件时引用宪法条文的两种情况：一是“遵守性援用”(或称“说理性援引”)。二是“适用性援引”。童之伟赞成前者，反对后者，并且他认为对于齐玉苓案的批复就属于后者。显然，童之伟的“适用性援引”指的是以上的第三种情况，而“遵守性援用”则应该对应于前两种情况。而王禹认为，宪法在判决书中所起的作用有的是作为双方当事人主张权利的依据，如山西闻喜县粮食贸易公司案。有的是作为法院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如赵忠祥案、张学英案、宋修林案、乌苏里船案等。有的是明确作为判决依据的，如齐玉苓案、钱缘案o[I]5我们所谓的“宪法司法化”仅仅指的是王禹归结中的第三种情况——判决中直接援引，是童之伟指出的“适用性援引”。反对“宪法司法化”就是反对宪法的直接援引，而对于宪法的间接性援引——也就是“说理性援引”，笔者认为具有可行性。[!--empirenews.page--]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一种纲领性文件，提供的是一种原则性的指引，并不是为具体案件的判决提供依据。有各种具体的部门法为案件的判决提供具体判决依据，宪法只需要提供原则性的指引，不需要面面俱到。宪法的地位决定了宪法的权威，但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既然是所有法的上位法，那么只要它属于法就可以在司法中适用。在部门法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可以诉诸于部门法的时候，就应该诉诸于部门法；当部门法缺失时，法院应诉诸于宪法，而不应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理。而且，此处宪法的法律适用主要是指作为原告或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否认对方的权利或者是出现在法院判决书中的说理部分，万不得已才将宪法条文直接引用在判决部分。

三、合宪性解释成为宪法义务

合宪性解释系指司法过程中，当法律规范依字义及脉络关系产生多种可能解释时，法官依职权应倾向于选择最符合宪法原则并使该规范得以维持的解释。合宪性解释适应了战后大陆法系国家借鉴英美宪法解释传统，通过实施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时代要求。合宪性解释虽然在英美传统中发扬，却是源于大陆法系。合宪性解释最初只是在宪法影响下出现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只是传统的体系解释方法。国内对于合宪性解释大体是遵循了大陆法系，将合宪性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原则和方法之一。例如，梁慧星教授在自己的《裁判的方法》一书中提出四个类型——文义解释、论理解释、比较法解释和社会学解释，其中论理解释的类型涵盖了合宪性解释。在黄茂荣教授那里，合宪性因素也只是与文义因素、历史因素、体系因素、目的因素并列的诸种影响法律解释的因素而已。

我们认为仅仅将合宪性解释作为法律方法并不、合适，如果是法律方法的一种，那么对于合宪性解释的应用就是一种自发的、有选择性的运用，并非衡量每一个案件时都可以用到。但是当上升为一种宪法的义务，这种解释就成为一种自觉的运用，可以将宪法的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案件中。尽可能维护以宪法为基础规范建立起来的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尽可能避免因做出“违宪”判断与决定而引发法律秩序的紊乱，从而为宪法的司法适用做好铺垫，推进宪政的发展。

宪法公民权利义务 篇7

一、“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宪法权力”辨析

从基本概念来看, “基本权利”与“人权”的关系极为微妙, 甚至可以说, “基本权利”是在人权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人权”的另一种指向, 它将“人权”具象化了, 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宪法中所涉及的“基本权利”, 其内涵即指“人权”。“人权”指的是人要求维护或者有时候要求阐明的那些应该在法律上受到承认以及保护的权力, 进而使得每个人在其个性、精神追求以及道德信仰等其它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最自由的发展[1]。

(一) 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权”与“宪法权利”的内涵及其关联

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 如果说“人权”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产物, 那么, 保障“人权”就显得是笼罩在宪法之下的一种庇护, 这就不符合理想主义的自然法意义上的实践体现。但无可厚非, 当现代社会越来越趋近文明理性的社会环境时, 尊重以及保障“人权”是整个时代影响下人们思想深处价值观的反射。相对而言, “宪法权利”则是从宪法的角度所定义的公民权利, 它与“人权”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简单来说, “宪法权利”中的条文规定仅仅代表人的“基本权利”当中能够被提炼出来的框架, 当然, “宪法权利”也是公民“基本权利”当中最重要的权利内容, 主要是为了界定公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内容。

(二) 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问题实质上是“基本权利”本身的重新归属问题

在时代的发展变革中,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社会体制所呈现出来的每一处细微变化, 因为这些变化终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带领我们重新认识到了社会关系和制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发展的重要性, 尤其是法律机制的构成, 关系到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事实上, “基本权利”是“人权”的本源, 换句话而言, 如若无“基本权利”便无“人权”。从本质上来看, “基本权利”与“人权”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二、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了解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现阶段, 在我国社会体制的变化过程当中可以明显看到, 国家法律对广大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逐渐增强, 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较以往有所提高, 国家的法律环境将呈现良性的发展态势[2]。从整体来看, 国内市场经济格局的形成, 不仅需要我国社会各环节、各产业链条的共同维护, 而且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制环境来支撑。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了解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可以遵循。

(一) 关于“迁徙自由”权利性质的辨析

若要想更加深入地研究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就要从“权利”归属问题来着手, 因其与“权利”本身并未有太大的干系, 而主要在于将“权利”剥离政治化干扰。就以“迁徙自由”为例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以限制人口流动为主要目的的户籍制度,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受到冲击, 社会层面之上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3]。但尽管如此, 从宪法的角度来规制“迁徙自由”并未出现, 人们也都适应当时并不健全的法制环境。在人们的观念中, 法律制度在执行起来是极为严谨的, 而且从社会稳定和谐的角度来看, 法律制度的存在必然是一种人人都要遵守的硬性规范, 绝大多数的社会活动都受制于国家法律之下。市场经济客观上形成的劳动力自由流动, 与外来人口流入城镇后无法与当地居民享受平等待遇, 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和冲突[2]。从本质上来看, 我国宪法所追求的实质公平的内涵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 只有满足了这些基础条件, 才能将法律实质正义的价值激发出来, 进而才可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性。例如:人们的“基本权利”———“生存”、“平等”、“自由”的权利。在这些基本权利受到维护的基础上, 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所谓“公平”才可能成立。因此, “迁徙自由”被纳入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中[4]。透过“迁徙自由”的内容来看, “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宪法权利”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脱离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不现实的, 正因为由于三者的内涵有所差异, 所以就有了从人权跨度到宪法权力这一说法的产生, 以及针对从宪法的视角来看权利性质确定等相关内容的研究。实际上, 即便我国通过特殊手段来限制“迁徙自由”, 也无法阻挡宪法本身的权威性, 以及对“迁徙自由”这项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 因限制的条件是既定的, 这些所谓的限制条件与国家“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国家安全”等内容有关, 这是无法逾越的界限。

(二) 探究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来看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较为合理, 因其是最能够说明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的实际案例。从某种意义上讲, 长期以来, 无论国内、国外, 如若打着“宪法可以禁止某种权利”的旗号来“治国”都是行不通的, 如若暂时出现了社会法制混乱, 那也是由于极端政治化言论的干扰所导致的, 并未构成实质性的法律规制。从我国宪法体系变革的过程来看, 有关“迁徙自由”等宪法内容的修正可谓是“一波三折”, 由此, 可以看到人们对宪法体制内容的争议确实存在着[5]。我国宪法体系中所规制的“基本权利”与“人权”间关系较为复杂多变, 如若单纯地从国家刑事诉讼的角度来分析, 国家法律主体对于社会公共“权利”的责任较重, 它需要在特定的时刻能够对社会公众负起责任来, 为其提供公平、细化的法律法规标准, 以便于经济各方能够遵照执行[6]。实际上, 要想从根本上厘清“国家宪法”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联, 显然需要将“迁徙自由”等其它同质权利内容剥离宪法规制以外, 将其归并到其它基本的法律体系当中, 从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如此看来, “迁徙自由”等同质公民基本权利内容的属性就不言而喻了。

三、结语

总而言之, 鉴于“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宪法权利”三者间的同系不同质, 进而才有了关于“迁徙自由”等法律规制内容的分歧。从我国的法律环境来看, 当下已有越来越多的民间事、民商事惯例被纳入实体立法中, 与此同时, 我国宪法内容也日趋完善, “迁徙自由”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找到了最合适的权属位置。由此看来, 我国诉讼法研究的内容实质上更侧重于引入西方宪法规制的理念, 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主体内容中的精髓与我国现阶段法律主体进行互相融合, 借鉴先进经验并发挥其在我国宪法体系构建当中的实际能效, 进而将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厘清。

参考文献

[1]刘涵.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分析——以迁徙自由为例[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14, 03 (03) :103-104.

[2]朱全宝, 吴传毅.城镇化视域下的迁徙自由权检视——基于农民主体的分析[J].理论与改革, 2013, 06 (06) :159-160.

[3]秦强.立法机关的人权立法义务研究——以人权条款入宪为背景[J].北方法学, 2012, 05 (05) :49-51.

[4]常安.改革、修宪与宪法理论论争——现行宪法颁布30周年之际的一个学术史回溯[J].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 2012, 06 (06) :59-61.

[5]涂四益.五四宪法之公民权利义务规范的特点——兼论与苏联1936年相关宪法规范的区别[J].法学评论, 2011, 04 (04) :18-20.

浅析宪法中的妇女权利 篇8

一、保障妇女基本权利的宪法意义

公民权利是社会成员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应，享有权利是社会成员实现个体自主和自由的具体体现。社会是发展的，人权应该得到同步发展。新时期我国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让人民群众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中得到实惠。我国妇女在我国人口总数中占有半壁江山，她们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其权利实现和保障直接关系到其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用的发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以对妇女人权问题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社会中的女性，充当着双重的角色。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着和男子同样的作用，在家庭中还需要扮演者贤妻良母的角色，家庭事业的双重压力使得妇女的权益保障尤为重要。一旦保障出现问题，妇女的权利得不到充分的救济，这样不仅不利于家庭的和谐，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甚至影响下一代的发展。

二、我国妇女人权保障的现状及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就注重妇女权利的保障，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确定了一夫一妻制，使得广大妇女在婚姻上享受着与男子同等的待遇等。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也规定妇女同男子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国家重视对妇女权利的法律保护，制定了保护妇女的专门的法律、法规、政策等，形成一个以宪法为中心，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以其他法律法规为补充的较为完整的人权保障体系。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我国妇女人权保障事业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妇女群体在参政、劳动就业、接受教育、人身权与财产权等方面的权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实现：首先在政治权利方面。妇女在参与公共决策上长期被排斥并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各职位中正职少副职多，重要岗位少一般岗位多。难以在决策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经济权利方面，女性在就业中遭到性别歧视的现象仍大量存在，就业率低，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没有得到解决；女性的受教育权利也不同程度的遭到破坏，女性的教育参与率偏低，尤其在偏远地区，女性的受教育权利得不到很好的实现；在人身权方面，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比例较高，社会公众对家庭暴力、强奸、性骚扰、产前性别选择堕掉女胎等基于性别暴力的认识模糊等现象还普遍存在，受害者往往得不到方便的、专业的法律支持，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

三、加强对我国妇女的权利保障

西方法律文化有句谚语“无救济即无权利”说的是权利若得不到保护，权利受侵害若得不到救济，就没有什么权利可言。我国在妇女人权保障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问题，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那么对妇女人权保障的各种规定，都将成为一纸空谈，影响着我国人权保障的进程。对妇女权利救济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要完善宪法关于平等权的相关规定。我们应该参考国外和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将平等和自由的关系规定在序言和总纲中，宣布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不可侵犯的原则，宣布公民的平等和自由是国家建立的基石和目标。这样，妇女获得宪法的平等保护。可以添加禁止性歧视条款规定，为保障妇女人权的专门立法中设立界定“性别歧视”条款提供了宪法支持。此外完善宪法实施保障体制，使平等权具有可诉性，在妇女人权遭到侵犯时可获得司法裁判的保障。

第二、法定权利的具体完善。我国要加强将权利落实到实处，为妇女实现其权利提供广阔的环境。在政治权利方面，可指定促进女性参政的政策，设立保障相关政策和法律得到执行的监督机构，在选举中采取特殊方式保障妇女平等的进入各级决策层。在经济权利方面，要保障妇女的就业权利，享受与男子同等的待遇。在人身权方面，政府要致力于立法措施，着重消除对妇女的暴力侵害。

第三、要完善有关部门法关于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现有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不够完善，不少规范只规定了权利和义务，而没有规定违犯权利和义务相应的法律责任，或者相应的法律责任惩罚力度不够，不能起到制裁禁止的作用。像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家庭暴力的行为，女童受教育权被剥夺的行为，均无惩罚性的制裁措施，使得这种现象的出现得不到有效的救济。

第四、宪法实施保障体制的完善。妇女权利能否得到保障，除了有相关具体完善的法律外，还要设立各种专门的机构组织予以保障。例如妇联等性质的组织，这些组织从某一特定方面对妇女权利起着不可忽视的保障作用。妇女在权利遭到侵犯时，能够到相关部门进行救济，获得司法裁判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