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对银行业的影响

政策对银行业的影响（共8篇）

政策对银行业的影响 篇1

货币政策收紧对银行业的影响

在绝大多数国内商业银行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构成当中，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仍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存贷款业务的相关数据，是衡量国内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主要指标。

根据沪深300指数银行业成分股最近三年中报、年报的存贷款比例（贷款总额 / 存款总额）和净利差相关数据可以看出，期间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比例指标总体较为平稳。虽然在2009年中期之后，存贷款比例的均值似乎呈现出某种小幅下降的态势，但其主要原因应该是 2010年以来愈演愈烈的“时点存款”现象（即银行在月末、季末、年末等风险指标考核的时点，以高息招揽短期存款，从而使时点上包括存贷款比例在内的考核指标得到改善）。如果将“时点存款”的潜在影响考虑在内，实际存贷款比例有可能不降反升，预计2010年末这一数值应在70%左右（少数大型银行的比例略低一些）。

70%的存贷款比例，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在4月中旬的最新一次上调之后，大型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高达20.5%，而中小金融机构也已达到17%，因此，按上述相关数据统计计算，银行已发放贷款与存款准备金二者之和占存款总额的90%左右。如果再加上超额准备金、同业拆借、持有高流动性资产（应对存款提现）等其他方面的需求，可以看出，在当前的存款准备金率下，国内商业银行的现有存款绝大部分已经被实际“占用”，除非存在来自新增存款的持续贡献，否则其2009年以来的规模扩张很可能难以持续。

存贷款业务的营业利润，主要取决于资产负债的相对规模（也即存贷款比例）和收益率（净利差）两个指标。因此，在银行业规模扩张能否持续存疑的情况下，我们转而关注收益率相关指标。根据相关统计数据，由于2008年末的非对称降息、加上以鼓励投资、消费为目的一系列政策（如个人住房贷款的7折利率）的影响，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净利差在2009年中期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虽然此后一年半时间当中，银行的净利差在各个报告期之间有缓慢回升的趋势；但截至2010年末，该指标距离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仍有明显的差距。

而且，鉴于货币政策的转向直到2010年四季度才真正开始，其对国内银行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影响，将更多地体现在2011年及以后的财务报表当中。由于

央行为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率远低于当前的贷款利率，因此，进入2011年之后存款准备金率的多次上调，对银行未来一段时间的净利差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如果说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对净利差产生的负面效应较为清晰的话，加息的影响则更为复杂。由于2010年的两次加息都是大体对称的，我们在股指期货2011年报当中提到，“如果2011年仍维持当前这种大体对称加息的格局，尤其是活期存款利率不变的话，预计银行股的账面净利润与2010年相比将有显著的增长”。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2011年至今的两次加息当中，活期存款利率开始上调，且后一次的幅度更为显著（先从0.36%到0.4%，再从0.4%到0.5%）。

虽然活期利率10个基点的调整，表面上微不足道，但如果考察主要银行的负债结构，可以发现其对银行资金成本的潜在影响不容低估。从2010年年报的相关数据看，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活期存款占存款总额的比例在一半左右。在前期加息活期存款利率不做调整的情况下，银行的主要资产（贷款）几乎全部可以从收益率的提高当中获益，而超过一半的负债（存款）成本则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前两次加息总体上对银行业绩有正面的影响。

但假设存贷款比例为70%，活期、定期存款各占一半，在活期存款利率上调10个基点、其余存款以及贷款利率总体上调25个基点的情况下，银行贷款收益率的大致变化为25 *(110 / 70% * 0.5-25 / 70% * 0.5 =-1.25个基点（5%为金融服务业的营业税适用税率，根据营业收入而不是净利润计征）。如果再考虑加息对贷款质量的潜在冲击，可以看到，后两次加息（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对银行净利润的影响就渐趋中性甚至负面了。

综上所述，在规模扩张遭遇货币政策收紧“瓶颈”的情况下，如果未来加息活期存款利率的上浮持续，甚至采用非对称加息的方式，而导致资金成本提高，国内商业银行将处于不利地位。当然，一些结构性因素可能推动短期业绩的增长，例如银行议价能力增强导致贷款利率相对基准利率上浮、部分定期存款未展期使其低成本暂时得以保持等。但从较长时期来看，银行业绩近年来的高增长状态恐将难以维持。不过，如果未来加息活期存款利率未再作调整，则银行净利差仍有继续小幅提升的可能，从而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规模扩张停滞和总股本增加的业绩摊薄效应等不利影响。

政策对银行业的影响 篇2

“影子银行”系统的概念最早诞生于2007年的美联储年度会议, 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麦卡利首次提出并被广泛采用, 又称为平行银行系统, 它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 (SIV) 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影子银行”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所出现的一个重要的金融学概念。它是通过银行贷款证券化进行信用无限扩张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的核心是把传统的银行信贷关系演变为隐藏在证券化中的信贷关系。这种信贷关系看上去像传统银行但仅是行使传统银行的功能而没有传统银行的组织机构, 即类似一个“影子银行”体系存在。

在中国, “影子银行”的概念至今尚无明确定义。但将各方的研究成果综合来看, 我们仍可以较清晰地勾勒出影子银行概念的内涵:一是能够行使商业银行的部分功能, 如信用融通、金融中介、提供流动性便利等;二是游离于商业银行的监管体系之外, 也难以从中央银行获得流动性支持;三是尽管不能吸收公众存款, 但与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紧密关联, 因此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四是不单指相关金融机构, 还包括相关的市场、业务部门、结构性产品或金融工具, 是一个综合的、整体性的概念。这些内涵在本质上构成了影子银行体系与传统商业银行体系之间的边界。

二、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现状

(一) 我国影子银行的主要类型

基于上述内涵可以初步确定我国“影子银行”体系包括的范围:一是商业银行体系内部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业务部门, 如信贷资产证券化、银行理财、委托贷款、承兑汇票等具有相似信用创造功能, 但不在资产负债表内核算且面临较少监管的表外业务;二是有较强证券化特征, 能够融通资金、提供流动性便利, 但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及其相关业务, 如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的集合理财计划、私墓股权投资基金等;三是较少受到金融监管, 处于传统金融体系“边缘”, 往往为特定目的而创设的准金融机构, 如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信用担保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民间借贷、地下钱庄等。其中, 最为普遍的有以下几种类型:

1. 银信合作。

主要是指银信理财合作, 银行将销售理财产品所获取的资金交付信托公司, 由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并按照约定进行管理、运用和处置。2007年底, 央行出台了较为严厉的信贷紧缩政策, 商业银行通过与信托公司开展合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压力。

2. 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是指一些具有闲散资金的企业, 或者能较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 将其闲余的资金以信托贷款形式发放出去, 从而获取中间利差。在资金的放出与借入过程中, 需要银行作为两家企业的中间人, 银行不承担信贷违约风险, 但是需要履行一定的责任与义务, 并收取一定数额的手续费。

3.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是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由于银行贷款规模管理较为严格, 民间借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形式也不断丰富起来, 新兴的各类网络借贷平台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明确的规范引导以及有效的监管, 民间借贷处于社会融资领域的灰色地带, 融资规模也难以统计。

(二) 我国影子银行的规模

由于我国“影子银行”发展速度较快, 相关的监管措施还未跟上, 给调查统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我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迄今难有定论。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人民银行、发改委、证监会、保监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部门统计的数据在官网上发布了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报告。根据数据显示, 2014年,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加了16.41万亿元, 其中本外币贷款合计增加了10.14万亿元, 占比61.79%, 意味着有将近40%的新增贷款规模来自影子银行。而在十年前, 即2005年时,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为3.00万亿元, 其中本外币贷款规模为2.50万亿元, 占比为83.33%, 影子银行规模尚不足20%。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三、影子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 影子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

1. 对中间目标的影响

我国从1994年三季度起由中国人民银行按季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统计监测指标。参照国际通用原则,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将我国货币供应量指标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M0:流通中的现金;

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

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外币存款+信托类存款;

M3:M2+金融债券+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等;

M4:M4=M3+其它短期流动资产。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2004年以来, 我国理财产品的发售规模迅速增长, 2014年, 我国各家商业银行针对个人客户发行的理财产品数量就达到65248款, 同比增长46.65%;发行规模更是逼近40万亿元人民币。随着理财产品的不断发展, 各类理财产品对金融资产的替代性也逐渐增强, 货币型理财产品代替货币市场存款账户, 信贷类理财产品代替信贷资产支持票据等, 使得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界限变得模糊, 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将受到“影子银行”体系发展的影响, 导致M2可能被大幅低估, 从而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2.对最终目标的影响

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 促进经济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国内经济也经历了相对萧条的时期。央行为了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 于2009年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流动性过剩, 通货膨胀现象严重, CPI指数居高不下, 这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保持币值稳定出现背离。2010年以来, 国家为抑制通货膨胀, 通过采取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市场上过多的流动性, 但由于“影子银行”的作用, 央行对市场流动性的调控效果大打折扣, 降低了当局的调控效率。

(二) 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

1.利率

一直以来, 利率是货币当局进行政策调控的有效工具之一。一般来说, 通过提高利率可以抑制贷款需求, 防止经济过热;降低利率有利于扩大投资, 刺激经济发展。但是, 由于“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 民间利率与金融机构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出现严重偏离, 近年来央行所制定的基准利率一直保持在5%—7%之间, 而民间利率基本在30%—40%之间, 更有甚者超过60%, 接近基准利率的10倍。很多中小企业作为资金需求方, 只能以高息向影子银行借得贷款, 而大型企业, 国企由于自身条件的优势可以以低息想商业银行借得贷款, 往往变身“影子银行”发放委托贷款。除此之外, 各类典当行, 小额贷款公司, 地下钱庄等“影子银行”也会通过提高利率向资金需求方提供高息贷款, 基准利率对市场的指导作用大幅降低, 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2.存款准备金

中国人民银行直接调控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对银行存款收取存款准备金以达到政策调控目标。而“影子银行”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商业银行的大量存款能够规避存款准备金的约束。据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数据显示, 为抑制通货膨胀, 央行于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连续12次上调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但效果仍然不乐观。银行不断进行理财产品的创新, 民间借贷, 各类基金公司, 信托公司, 投资银行等通过各类理财产品吸收了大量存款, 使得央行使用存款准备金工具出现力不从心。

(三) 影子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国际上货币当局的政策传导机制通常分为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 由于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 所以我国的货币政策主要还是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控制信贷供给, 从而达到调控宏观经济的效果。我国“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影子银行”通过信用创造增加了信贷供给, 实际上就是扩大了社会上总的货币供应量。在不存在“影子银行”的情况下, 企业融资主要依赖银行贷款。央行通过各种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量, 从而控制了市场上的信贷供给, 在经济萧条时加大贷款投放力度,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而在经济过热时严控贷款规模, 保持正常的发展速度。但是, 由于“影子银行”的存在, 很多企业即使不通过正规银行也可以支付高息向“影子银行”获得贷款。“影子银行”就相当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的一支分叉, 加大了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难度。

(四) 影子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

不可否认, “影子银行”大大削弱了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影子银行”机构和产品的不断涌现和迅速扩散, 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各方参与主体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改变了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投融资行为, 很多拥有闲置资金的机构和个人为了追求高额收益转移银行存款投入“影子银行”的借贷关系中, 使得当局的调控范围缩小。由于处于银行监管范围之外, “影子银行”的放款灵活性较高。当央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防止资金过热而提高借贷基准利率时, 在高利润的驱动下, 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等规模就会迅速扩张, 减少信贷供给的目的就无法达到。

如图2所示, 货币当局通过调控货币供给从而使市场均衡利率达到预期水平。但在实际中, 由于“影子银行”体系提供了大量的额外货币供给, 使得LM曲线右移至LM’。而如果此时不实施配套的财政政策, 继续维持IS曲线不变, 那么在市场作用下, 均衡点便会上扬, 由E点移动至E’点, 导致市场利率和CPI提高。因此, 我国的货币政策效果将无法按预期实现。

四、政策建议

“影子银行”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 其存在可以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 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 它又会影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所以, 对待“影子银行”应当进行疏导而非一味地打压。

(一) 密切部门合作, 加大监管力度

“影子银行”体系的运营牵涉到银行、证券、保险、小贷公司等多种机构, 仅仅依靠央行调控实在是力不从心。因此, 央行应当与财政、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加大沟通与合作, 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监管, 将“影子银行”引入宏观审慎式监管体系, 避免由于“影子银行”的不当操作引发的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二) 完善中间目标, 注重社会融资总量

“影子银行”的存在对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产生了直接冲击, 因此必须加以调整改善, 以适应新的金融体系要求。央行于2010年提出“社会融资总量”这一指标, 并于2012年起在网站公布统计报告。虽然这一指标统计体系尚未成熟, 但它扩大了过往单一的新增贷款统计口径, 更注重对全社会总体流动性的监控, 有利于更有针对性地采取货币政策措施。当局应注重社会融资总量指标的完善, 更全面地监测社会资金量的变化。

(三) 优化资源配置, 加大扶持力度

论财政政策对煤炭行业的影响 篇3

最新消息：国家将限制煤炭生产，解决雾霾问题，要大力发展风电等新能源。

财政政策概述

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透过税收以及政府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公共开支达到某些宏观经济目标的方法。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与收入分配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它们是协调配合的关系。财政政策借助政府财政开支、税收、债务融资方面的变化来刺激或减缓经济增长。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同时具有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

财政政策对煤炭行业的有利影响

◎积极财政政策对煤炭行业的积极作用

积极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主要涵义是：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包括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这些将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由于煤炭是典型的下游需求推动行业，因此在铁路大力建设，以及随着铁路的大力建设，对煤炭下游行业钢铁、水泥行业的发展将有着直接的刺激作用，将在总体上增加对煤炭的需求与消费。而且，农村电网和城市电网的改造也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这也将增加煤炭的需求。

虽然国家目前现建的西气东输、核电等非煤能源项目在将来会对煤炭有一定的替代作用，造成煤炭需求下降，但短期内对煤炭需求的影响有限。而且在核电、西气东输等建设阶段需要使用的大量原材料，对于煤炭的需求也会加大。还有地方政府出台的有利财政政策，如2010年河南省财政厅出台了支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财政政策措施，对剩余资源可开采储量300万吨以下的煤炭企业财政给予资金补助等。这些都将进一步降低煤炭行业不景气的下降程度。

因此，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煤炭的需求与有效供给两方面都将起到良好的作用，只要实施得当，我国煤炭行业完全有望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供需的良性平衡，促进煤炭行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增值税税制改革，降低煤炭企业的生产成本

增值税转型改革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和行业推行，将目前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为了消费型增值税，也就是：在征收增值税时允许企业将外购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金一次性全部扣除。这对于煤炭企业来说，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因为在增值税税制未改革前，煤炭企业作为资源型企业，不存在原料购进，且其辅助材料（主要包括采煤用电费用）的进项税抵扣也相对较少，因此造成煤炭行业的税负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但增值税税制改革后，煤炭行业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煤炭企业所承担的税负，增加利润，有利于宏观经济的发展。同时，增值税改革将使电力企业新增固定资产的折旧数额相应下降，盈利能力的增强，电力企业将有能力购入更多的煤炭。

◎财政政策对煤炭行业的不利影响

据统计，2001年至2005年，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根据2005年统计数据，我国煤矿回采率平均只有35%，一些乡镇煤矿回采率仅仅只有15%，有些甚至低至10%，可见煤矿开采当中的资源浪费现象惊人。且从2005年5月1日起，1号动力煤和2号动力煤出口退税率从11%下调至8%，能源紧缺问题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为此，国务院出台政策，拟对煤矿收取“资源占用费”（即对投资者占用的煤炭储量，在其获得开采权之前就收取矿藏资源费），遏制煤矿“透支”，（山西省、湖南省等省相继颁布并实施“资源占用费”的收取政策）。另外，从2005年1月1日起，国家调整了对电解铝、氧化铝、尿素产品以及焦炭、铁矿砂等的进出口政策，如，取消了对电解铝8%的出口退税，改为对电解铝反征5%的出口关税；对氧化铝产品的进口将收取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等。除此之外，煤炭资源开采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财政部、国家发改委2011年印发的《关于开展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决定，“十二五”期间，在部分城市开展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通知》中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工作主要的六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围绕产业低碳化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和设备，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这些都制约或影响了煤炭企业经济效益的正增长。

小结

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对煤炭行业各个方面都会产生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的双重影响。对于煤炭行业自身来说，要充分利用自身在能源中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位置，积极争取有利于本行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推进自身健康成长；同时，对于国家来说，要继续大力加强推进税收政策改革力度，加大对煤炭行业的政策支持，切实减轻煤炭企业的负担。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将不利影响减少、降低，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与环保同步走的基本要求。

（作者单位：焦作煤业（集团）新乡能源有限公司）

政策对银行业的影响 篇4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纺织行业的现状是出口竞争力下滑，内销市场得到重要性提高，行业高低端生存状态不同等方面。以及纺织品服装贸易的发展现状，纺织服装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商品，但入世以来面临进口国不同文化背景以及政治背景之下的挑战，纺织品服装面临了一些问题。本文为改变这些现象提出了一些措施。即我们可以从在打破各种贸易壁垒中提升本国贸易竞争力，壮大企业规模走集团化战略，重视研发和纺织企业技术水平、技术设备的提高升级，开拓国际新市场不忘国内高档品需求市场，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为我所用等方面着手来解决或者缓解这些问题。

【关键词】纺织品行业 出口 发展 外贸 入世

我国纺织行业的现状

1、纺织品出口竞争力下滑

政策环境已不利于纺织品的出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国内外生产成本对比；产能过剩；化纤替代产品增加；订单将继续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这些都威胁着纺织品行业的出口竞争力。

2、内销市场的重要性提高

国内生活水平提高，将继续加大对纺织品的需求；国内高等级纺织品出口仍有竞争力。从国内销售情况来看，国内市场对纺织品的需求开始提升，对纺织产品的数量、品种、档次和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在出口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成为后期企业需要重点开拓的市场，国内市场将是纺织行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内需持续稳定扩大为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我国纺织品服装内需市场潜力巨大，而13亿人口的庞大消费总量决定了内需市场必须依靠本国纺织产业来满足。

3．行业高低端生存状态不同

产业链低端的企业同质化竞争激烈，棉花原料成本在低端企业中所占的比重更大，因而在国内棉花成本价格相对于国外的劣势愈来愈明显的情况下，低端企业竞争力减弱将是必然的趋势。在棉花价格的大涨大跌行情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大量处于低端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抗风险能力偏弱，许多企业停工或半停工，江浙一带的小型织布企业中已有大约1/3的企业”放假“，还有约1/5的小厂商已经开始卖机器，一些情况稍好的企业则在”咬牙硬撑“，这部分企业之所以不敢轻易停工，主要是因为停工后很难在短时间内再招到工人，货源和销售渠道都会受到影响。（1）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的发展现状

我国纺织品服装以其经久不衰的比较优势，成为我国出口的重要产品，并从1994年以来处于固际市场份额第一的地位。纺织品服装连年贸易顺差也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国际收支的平衡以及就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入世以来，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顺差进一步加大，对我国就业具有巨大的贡献，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主要市场仍为日本、香港、美国和欧盟，但总体来说对这些国家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国，目前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额占全球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的I／6左右。入世以来，国内外环境为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尤其为纺织品服装外贸飞速发展搭建了一个极好的平台，我国纺织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纺织品服装出口大幅增长。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多年来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不过仍有下降的趋势。

纺织品服装外贸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为平衡国际收支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起到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由于纺织品服装配额于2005年全部放开，许多国外中小企业将加快在我国的投资和合作，虽然可能面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再次被设限的不确定因素，但国外企业看好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国内巨大的市场需求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纺织产业多年来一直在从高成本向低成本地区流动，我国成为纺织产业转移最大承接地。在世界纺织资源重新组合过程中，国外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资金的进入，将带动我国纺织品服装业升级换代，提高我国纺织品服装的科技含量，并以面料、设计、生产三方面互相促进发展，为扩大进出口规模创造更多的机遇，也不断推动我国纺织工业走向国际化（2）

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入国际市场不但面临着来自进口国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挑战，而且面临着来自进口国政治、经济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挑战。相对于美国和日本说，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工人工资水平较低劳动生产率较高。虽然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纺织品服装具有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但是他们国家控制着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高档产品的出口。其次，由于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家利用区域性自由贸易区免关税、无配额和原产地政策等，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我国低成本的优势。跨国零售巨头纷纷在我国设立采购中心，在我国进行直接采购，取消中间环节，大大缩短了贸易链，外贸公司中问商的角色受到打压，给外贸公司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国际上针对我纺织品服装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愈演愈烈。纺织品服装是各国设置技术壁垒最多的商品之一，目前针对纺织品服装贸易的技术壁垒以欧盟的最多且影响最大。为了提高纺织品国际竞争力，许多美国纺织公司采取了如下的策略：一是进行了购并、转产，多元化重组；二是把资产集中在最有盈利的市场并使产品多样化；三是通过资本投入提高了生产效率：四是与成衣制造商、零售商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五是使用快速反应体系和其他信息技术提高自身全球市场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3）

我国可以采取的措施

1.在打破各种贸易壁垒中提升本国贸易竞争力

注重研发绿色环保型产品和绿色生产，突破绿色壁垒。针对欧盟、日本、美国等已对纺织品和服装实施的环境标志制度，其内容虽不尽相同，但都使我国纺织生产企业增加了营运成本，削弱了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由于非关税壁垒存在的必然性，想消除别国对我国实施的各种非关税措施是不现实的，因此我国企业必须改变观念，要去主动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加强我国纺织品服装产业的技术进步，重视提高品牌附加值，逐步改变我国纺织品服装产品低附加值的状况，并运用国际营销网络，树立我国纺织品服装品牌，以降低遭遇非关税壁垒的可能性。

2．壮大企业规模走集团化战略

我国纺织工业存在老国有企业多、企业生产规模偏小、投资分散、专业化程 度低的状况，要使之参与更加广泛的国际竞争，必须对组织形态和企业规模进行改革，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着力培育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发挥行业协会作用，规范引导企业出口，形成行业自律机制，避免无序竞争，减少贸易摩擦。

3.重视研发和纺织企业技术水平、技术设备的提高升级

建立技术创新体系，鼓励大型企业构建研发中心，鼓励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研力量进入企业，着重应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促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4．开拓国际新市场不忘国内高档品需求市场

开辟国内市场和国际新市场是从减少贸易摩擦和市场集中度的角度考虑的。

5．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为我所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关贸总协定(GATT)在近半个世纪的实践基础上，根据国际贸易关系的新发展而创立的一种崭新制度。作为WTO法律体系的核心制度之一，它是成员方解决政府间贸易争端的强制性、排他性的合法渠道，并且是一种基于法律规则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培养熟悉WTO规则的法律人才，积极应诉不合理的贸易制裁，运用WTO规则维护自身权益。政府加强对纺织品服装企业人员相关贸易条款的教育，让我国企业不仅做到对外出口产品，还要学会应对各种贸易摩擦。（4）

6.借鉴SAS000标准切实保护我国劳工权益，并在世贸规则允许的条件下，制定以保护我国纺织产业为目的的贸易保护措施，以期提高纺织行业竞争力，同时提

（5）高我国国民整体福利。

参考文献：

（1）全球纺织网，我国纺织行业发展现状，2011-08-31

（2）张莹，美国和日本对我国纺织品非关税贸易政策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3）李红丽，入世对我国纺织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4）湛蓝，中国纺织行业的贸易摩擦及竞争力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限购政策对楼市的影响 篇5

限购令对楼市影响较大 多数开发商并未降价

刚刚过去的8月，上海楼市经历了近6年来同期最惨淡的交易行情。来自中国房产信息集团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8月上海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57.6万平方米，环比下滑25%，同比下滑18%，创下了2005年以来8月份上海商品住宅市场成交量的新低。

另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同期发布的 “百城价格指数”，8月份包括上海、北京、广州等在内的十大城市平均价格为15773元/平方米，与7月份相比略有下降，降幅为0.41%，为去年9月以来首次下降。

由此可见，今年以来不断出台的调控政策正在显效。那么，未来几月楼市是否会继续降温？

限购令对楼市影响较大: “今年8月份，上海楼市成交量出现大幅回落，这是早可以预见的。”德佑地产研究主任陆骑麟认为，7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也要采取必要的限购措施。不少购房者寄望限购令升级后，大型开发企业因资金链收紧而加速对一线城市房价调整的步伐，转而再次陷入观望。而上海对补税单做法的不予认可，也加重了外地客户的观望情绪，导致成交量萎缩。

从全国范围来看，本轮宏观调控政策中的限购政策，对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统计，今年8月份，全国100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为8880元/平方米，与7月份基本持平，其中56个城市价格环比上涨，44个城市环比下跌。上海、北京、广州等十大城市的平均价格出现去年9月份以来的首次下降，也与今年这些城市先后出台限购政策有关。具体来看，价格上涨的城市比上月减少3个；而重庆(主城区)、天津、深圳、成都、杭州、南京、上海等7个城市住宅价格环比下降，城市数比上月增加3个，除重庆(主城区)下降1.12%外，其余6个城市降幅均在0.5%以内。多数开发商并未降价： 尽管楼市成交量出现下跌，成交均价也有下降迹象，但业内人士分析，目前楼市均价的下降，还是与成交结构有关，具体楼盘的价格下跌还不明显。

据德佑地产统计，受到“沪四条”堵漏效应的影响，今年8月份上海楼市单价3万至5万元的中端楼盘成交面积下跌严重，跌幅达到了43.4%。不过在终端市场受创严重的情况下，全市商品住宅的均价只下跌了1.1%，依然处于接近2.2万元/平方米的高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大多数开发商并没有真正下调房价。

虽说二手房交易同样冷清，但当前的价格松动仍未到达购房者的主流预期。据上海中原地产介绍，近期改善型二手房买家聚集在次中心区域，如闵行莘庄板块，该板块内投资性房东已经售出离场，目前房源在售的房东多数也是为了置换。莘庄南广场的房源均为2005年至2008年竣工的商品住宅，房源品质及价格相对稳定，因此其议价空间最高只有约5%。由于新房价格低开，而二手房东咬住价格不放，部分区域还出现了“一二手房价倒挂”现象。金九银十”前景堪忧：

眼看传统的“金九银十”季即将到来，最近，开发商们纷纷备货，以期在传统的销售旺季内取得销售佳绩。但种种迹象显示，今年的“金九银十”前景堪忧。

“房地产市场的走向，既取决于行业政策，又受外部货币供应的影响”。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认为，现阶段我国楼市正处在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期，且短期内政策将延续从紧态势，与此同时，当前货币供应量持续减少、存款准备金率处在历史峰值、基准利率处在加息周期等，也将作用于楼市。因此，他认为未来几个月楼市将继续降温。

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市场人士和购房者认为，开发商唯有通过实实在在的价格松动，才能撬动销售，否则“金九银十”难以出现。搜房网数据监控中心一份对全国46个城市的购房者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半数的购房者认为今年的“金九银十”不会如期而至，而认为“金九银十”仍会是销售旺季的购房者占比不足四分之一。房企掀起并购热潮：

政策性金融改革对支农的影响 篇6

农发行成立18年来，在支持粮棉油收购、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但由于历史原因，适合政策性银行特点的补偿、监管、考核和激励约束等制度安排严重缺失，制约了农发行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削弱了其在农村金融中骨干和支柱作用的发挥。

一是支农范围有限。自2004年以来，国家陆续批准农发行开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等新业务，农发行支农领域涉及农林牧副渔等各个行业，支持“三农”的作用更加显著，但农发行现有的业务种类仍远远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如种养业大户贷款、农村助学贷款、民族用品生产企业贴息贷款等业务，对政策性金融需求十分巨大。

二是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目前农发行信贷资金来源的渠道主要有三个方面：央行再贷款、发行金融债券、企事业单位存款。农发行不吸收居民存款，而单位存款极其有限，在流动性趋紧的背景下，从市场筹集资金的难度加大。农发行在成立之初，国家规定的业务范围就包括“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除粮食风险基金外，其余各项财政支农资金都没有通过农发行代理拨付。目前我国中央级直接分配、管理农业财政资金的部门有10多个，客观存在管理层次多、资金链条长、行政运转费高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递减了支农资金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作用。

三是历史遗留问题突出。农发行作为国有农业政策性银行，由于建行以来一直承办国家政策要求的农业政策性贷款，历史上累积了大量的政策性挂账贷款，对于国家已经明确消化政策的政策性挂账由于种种原因难以落实，大量的挂账不仅影响农发行信贷资产的质量，也影响了信贷资产的流动性。

四是财政税收扶持政策不配套。政策性银行由于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成本较高，随着业务范围的拓展和筹资体系的市场化，资本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另外，目前国家对政策性银行没有实行减免税政策，税负较高，且没有税收返还补充资本金的机制。

五是外部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国务院57次常务会议以后，农发行改革了业务经营指标考核体系，加大了经营绩效与财务资源分配挂钩的力度，调动了基层行的经营积极性。但由于涉及经营体制的激励约束机制尚不够健全，在外部缺乏“利润返还”等政策支持，造成在内部绩效挂钩比例低，经营成果与员工待遇联系不够紧密，对调动基层行积极性的作用还不够充分。

六是相关法律保障有待于完善。农发行成立18年来，国家仍然没有通过立法提供法律保障，农发行的法律地位、功能作用、经营目标、业务范围、管理方式、融资机制、补偿机制等不明确，尚未建立适合农业政策性银行的监管和考核评价办法，不利于农发行的依法经营，监管部门依法监管。此外，增加信贷支农投入也缺乏立法保障。

推进政策性金融支农，需进一步明确农发行的定性定向问题，着力解决制约农发行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改革的目标，一是把农发行办成符合现代银行要求的，发展空间合理、治理结构科学、服务功能齐全、经营管理规范、内控机制健全、操作手段先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业政策性银行；二是金融支农功能显著增强，充分发挥在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促进国家支农政策的落实。

第一，坚持政策性银行性质。无论从我国国情出发和政策性银行发展实践，还是借鉴国际经验，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仍需要农业政策性金融，农发行必须坚持政策性银行的性质。一要坚持国有独资；二要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三要坚持按现代银行的体制机制运作，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经营机制和经营管理方式。

第二，明确职能定位。一是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着眼于解决农村金融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凡是涉农业务，农发行都应该支持，应涵盖商业性金融和市场不愿意做或做不到的、商业性金融和市场愿意做但不能满足需求的业务。二是合理区分界定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政策性业务范围不仅包括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农产品生产、收购、储备、调控业务，那些明显缺乏商业回报，难以进行市场化运作的低收益或无收益的基础性和公益性项目，也应界定为政策性业务，在做好政策性业务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商业性业务。两类业务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实现农发行可持续发展。三是坚持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及财政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形成支农合力。

第三，改进业务运作。根据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类不同性质的业务，实行不同的运作方式。政策性业务是指由国家批准、有关部门交办、业务对象明确并事前确定补偿机制的业务。政策性业务主要包括，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农产品生产、收购和储备，收益低或无收益的基础性和公益性项目。政策性业务主要按政府指令运作，有条件的也可借鉴市场化方式运作。商业性业务是指农发行在业务范围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业务。商业性业务按市场化方式运作。

第四，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按现代银行要求，建立由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行使对农发行改革发展中重大事项的决策、政策协调、高管人员任免提议和监督等职能，直接对国务院负责。

第五，实行倾斜的货币政策。在信贷计划管理上，将农发行信贷增量的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农业和农村是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的领域，也是国家宏观调控重点加强的领域，农发行作为专门支农的政策性银行，资金完全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将农发行信贷计划管理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既可以将目前充足的流动性通过农发行投入农业和农村，缓解资金严重不足的矛盾，也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要求和货币政策的取向。在资金来源上，要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中央银行对农发行再贷款的合理需求应予以支持。主要是因为粮棉油收购信贷资金供应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粮棉市场稳定和保护农民利益，资金投放集中、量大、季节性强，具有需求刚性和很强的政策性；扶贫等政策性贷款业务具有收益低、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依靠市场发债筹资，因宏观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较大，难以保证稳定的资金来源。

第六，进一步完善财税扶持政策。一是补充资本金。国家按照农发行业务发展需要，并以不低于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通过财政注资、税收返还、利润转增或发行次级债券等方式补充农发行资本金，比较适宜的方式是中央财政直接注资。政府注资一举多得，既可以增加农发行中长期信贷资金的来源，也可以降低资金营运成本，更有利于提高农发行的风险防控能力。二是允许农发行设立专项支农信贷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基础性、公益性设施建设等中长期信贷投入，可以由中央财政在预算中一次性安排，也可由中央银行提供无息或低息借款，也可以接受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及国内各界的捐赠。三是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应减免农发行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用于充实资本金，并允许在税前增提呆账准备金。

政策对银行业的影响 篇7

一、世界银行实施对非洲高等教育政策的背景

从整个近代史来看,非洲高等教育严重受到外部力量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尽管西方殖民化之前,非洲拥有传统土著和伊斯兰高等教育机构,但非洲近现代高等教育源于殖民时期,主要是由教会和殖民政府依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是殖民政府实行政治统治的工具。20世纪60、70年代,非洲国家纷纷获得独立,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得到认同,非洲大学迎来了短暂的黄金期。

紧接而来的是20世纪70、80年代非洲社会的政治动荡、内战和艾滋病蔓延。非洲大学财政拮据,基础设施破损,优秀教职员流失,高等教育机构趋向衰退。很多非洲国家政府认为,大学是对政治威胁而不是发展的引擎。政府拨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大专院校的生均经常性经费从1975年的6,461美元下降到1983年的2,365美元。[1]正是这一时期,世界银行在教育方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期间发布的一份有关高等教育的文件,批评高等教育在非洲贫困国家过度扩张(over expansion),对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微乎其微。1990年世界全民教育大会的召开使得对基础教育的外部援助制度化。在国际和非洲政府教育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往往是以牺牲高等教育为代价的。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也支持了教育资源流向金字塔底部的观点,研究表明:投资于基础教育会有较高的社会回报率,投资于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私人利益,因此资源重新定向被认为是必要的、健全的财政政策,并且突出了公平原则。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知识经济的理念在全球盛行,大学作为知识保存、生产和传播机构,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复兴高等教育再次成为主题。

从非洲高等教育演变可以看到,非洲高等教育始终依赖外部支持。尤其是那些改革、创新项目几乎全部从外部寻求援助,对援助的依赖不单单是资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外部援助机构的政策、建议和偏好往往内化为非洲国家的高等教育理念。

二、世界银行对非洲高等教育政策的演变

这里的政策既包括世界银行的官方政策声明和其他表明政策方向和重点的文件,也包括世界银行贷款条件和实际的资金流向。

(一)非洲独立初期:人力资本投资

20世纪60年代,人力规划(manpower planning)以及后来的人力资本理论影响了世界银行的决策者。世界银行的投资理念是:虽然教育项目的回报难以计算,但是应坚持审慎地投资。世界银行认为,教育投资作为一种社会人力投资,和其他物质投资一样可以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在此阶段,世界银行关注职业和技术教育,从各层次贷款比例来看,高等教育仅占12%,并且几乎所有资金都流向了教师教育。[2]世界银行以效率为分析要素,建议采用低成本的教育模式(如非正规培训),要求提高生产率和效率(如使用广播和电视等新技术)。

(二)20世纪70、80年代:基础教育为优先领域

20世纪70、8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和回报率分析继续成为教育改进的分析工具。1974年的教育报告明确了世界银行的贷款政策:“世界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IDA)至少在现阶段应关注两个方面:(1)各个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2)普通中等教育。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考虑其他类型的教育项目。”[3]世界银行提出,将基础教育资助比例从11%提高到27%,相反,高等教育资助比例从40%降到30%。[4]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开始关注贫困问题,将教育视为非洲减贫的重要工具,认为要实现公平目标,应该扩大基础教育的规模,建议通过正规和非正规项目,如成人扫盲计划等,使更多人获得教育机会。世界银行认为,非洲高等教育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消耗了不成比例的教育资源,在非洲国家过度扩张,造成大量毕业生失业。由此,世界银行的资金投入转向了基础教育。

20世纪80年代的非洲教育报告进一步指出了非洲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率低下等。因此,世界银行提出扩大班级规模,扩展远程教育,减少非教学人员,增加部分时间制课程,实行私有化,收取学费等建议。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复兴高等教育

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开始重视高等教育功效以及高等教育衰退带来的长期负面效应。1994年在其《高等教育:经验教训》报告中指出,非洲高等教育经历了严重的财政危机,非洲大多数重点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能力下降,高等教育基础设施遭到破坏。[5]

到20世纪末,高等教育成为世界银行关注的重点。其2001年的报告《一个学习的机会: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知识和教育财政》,明确反思了只从经济角度评价高等教育的做法。[6]2002年《构建知识社会:高等教育新挑战》发表。该报告强调,在知识经济、技术革命和全球资本市场的新环境下,高等教育被定义为“国际公共产品,反映的不仅是主权国家范围内的广泛价值,而且还有知识无边界的理念”。这种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要求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适度干预。世界银行赞同,高等教育应促进政策对话和知识共享,通过项目贷款支持变革并构建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的可行框架。[7]

世界银行在其教育政策演变的同时,对其自身角色的定位也在发生变化。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有两个角色尤其显著:[8]其一,世界银行一直声称其提供的是有关发展的专门技术(development expertise),在知识成为生产力核心要素的时代,这个角色十分重要;其二,世界银行经常声称,它比受援国政府更关注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有了这个声明,世界银行就为其强加贷款条件,或在受援国发生抵制时坚持其行为,提供了道德正义性和合法性。

三、世界银行影响非洲高等教育的路径

(一)直接建议和附加贷款条件

世界银行通过提供意见和建议以及贷款条件对受援国施加明确而直接的影响。尽管世界银行总是利用贷款来提供建议,但近年来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持其发展方面的专门技术比贷款更重要。世界银行是援助形式和机制的主要设计者,通过制定规则从而更全面地控制援助过程。世界银行的每一项贷款都有一系列相关研究和评估报告,如预评估、部门分析、执行报告等。非洲国家和教育部如果忽视或拒绝这些报告中的结论和建议,就可能得不到或只能得到部分贷款。除了有关贷款的报告和研究之外,世界银行大量的出版物也强化了它的影响力。如世界银行每年的《世界发展报告》被广泛地作为可靠的参考观点。贷款条件也是一种直接的影响方式。如果贷款的目的是鼓励特定行为,那么贷款中必然带有相关的附加条件。借助这些条件和发展建议,世界银行影响了非洲国家教育的政策走向。女子教育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女子教育在非洲教育策略和计划中被长期忽略,而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世界银行的关注和重视,女子教育便成为非洲各国的优先项目。

(二)对其他资金和技术援助机构的影响

在各国际组织的援非过程中,世界银行的专业能力已经超过了其他机构。世界银行通过《全面发展框架》(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Framework,CDF)和《减贫战略书》(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PRSP)以及相关的综合战略,使其成为如何组织和管理发展援助的主要参照系。通常,国际多边组织与西方国家会努力协调它们的对非援助。这些援助机构定期会面,分享信息,解决存在的分歧,用同一种声音与非洲政府对话。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的意见分量很重,往往成为主旨思想,在高等教育领域更是如此。在世界银行的影响下,20世纪70、80年代,那些将大量资金分配给高等教育的机构,如英国海外开发署(Overseas Development Agency),将注意力转向了基础教育。洛克菲勒基金会也退出了对亚、非、拉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

世界银行还以建立新组织的方式加强其影响路径。以非洲教育发展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Africa,ADEA)(1)为例,该组织为非洲各国的教育部长、国际发展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教育专家提供了相互对话和协商的平台,促进了世界银行教育项目的开发和执行。

(三)参与教育决策

世界银行已经成为非洲教育决策的直接参与者。世界银行在形式上小心地“顺从”非洲各国政府。在实践中,它经常明确地指出哪些是它认为是好的或坏的教育政策,并且经常指出,如果采用那些不好的政策将会限制可用资金。有些时候,世界银行直接参与非洲国家教育政策的讨论;有些时候,世界银行通过接触和支持非洲政府的关键人物或资助编写政策简报等,影响非洲决策者。

与大多数援助机构一样,世界银行的贷款是针对政府,不是直接针对教育机构或教育部,通常由非洲国家的财政部管理。随着对外部援助依赖的增加,这些国家财政部和援助机构的影响力也得到了增强。财政部代表政府与外部援助机构谈判,世界银行等外部援助机构提出的减少政府开支等建议,也往往契合这些国家财政部的想法。当财政部参与到政府各部门政策制定过程时,就会将外部建议、关注点和优先事项内化到本国的政策之中。

(四)国际会议的影响

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已经开始强调非洲基础教育的重要性。近20年间世界银行都持有这种观点:回报率分析表明,投资于基础教育会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思想通过一系列的会议成为一场全球运动,如1990年的全民教育大会、1995年在约旦召开的中期会议和2000年塞内加尔的世界教育论坛。有关基础教育的优先项目以及如何执行这些优先项目的建议在会议进程中被加以讨论并得到正式认可。

与这些国际会议相关的执行策略进一步使得世界银行对教育的理解和分析方法广泛传播并根深蒂固。例如,2000年会议上,各国都必须按照包含具体主题和专项数据的大纲,报告其全民教育(EFA)目标的进展情况。会议之后更详细的监测程序也包含了上述各种规定。

世界银行利用这些国际教育会议形成和表达了有关基础教育的特定思想,要求各国政府和各种国际组织调整其行为以符合这种思想。这些思想及其价值观和假设被纳入到会议和后续会议日程之中,这些表面上的专业观点,实际上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取向。

(五)招募非洲专业人员

最初,世界银行在非洲开展工作和从事有关非洲的研究时,大多依赖非洲以外的专业人员和顾问。由于将关注点扩大到贫困和教育问题,世界银行开始积极招募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专业人员,它在非洲雇用的教育研究人员多于任何一所非洲大学或研究机构。据学者统计,1996年,世界银行的研究预算为2,500万美元,约占其业务开支的2.5%。[9]世界银行提供资金,委托开展研究。这些委托研究不是根植于强烈的地方需求,而是听命于兴趣点不断变化的外部赞助人。世界银行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化机构,它所招募的专业人员往往不自觉地受到世界银行有关非洲政策的影响。世界银行所提出的研究和评估教育体系的分析方法又经常由这些在世界银行工作的专业人员带回非洲,影响非洲国家的教育政策和实践。招募非洲专业人员也给世界银行的议程带来了合法性。

四、结语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非洲高等教育急剧衰退,世界银行应该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第一,世界银行重点资助基础教育,减少了高等教育的可用资源。不仅世界银行自己的直接资助减少了,其政策转变也影响了其他援助机构和非洲政府,使得它们也将基础教育作为优先项目。第二,世界银行的政策报告批评非洲高等教育单位成本过高、效率低下,强烈倡导高等教育收费,即所谓的“成本回收”。在其贷款条件和政策压力下,非洲政府采取措施限制高校入学,收取学费,减少对教职工和学生的预算,实行学生贷款计划等。这样,世界银行自上影响非洲的高等教育政策,自下通过提供科研资助影响大学的学术活动。第三,世界银行大力支持建立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减少了政府职责,使富裕者获益。第四,世界银行在其贷款协议中加入了明确条件以实现这些目标。这些政策使教育转变成一种商品,使那些有可支配收入的群体处于优势,其限制条件也损害了非洲高等教育机构的独立、自主,最终导致了非洲高等教育发展的停滞。总之,世界银行对非洲高等教育援助连同其结构调整政策已备受指责。世界银行的援助政策对非洲高等教育作出了错误的价值判断,脱离了非洲社会发展的现实和本土需求,造成了非洲教育发展主体的错位,没能有效地促进非洲教育自主发展和高校自身的能力建设。

20世纪末,对高等教育地位和作用的重新肯定为非洲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世界银行开始加大对非洲高等教育贷款(详见下页表格)。2007年度,世界银行对非洲教育贷款猛增到70.7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109%,高等教育贷款所占的比例激增了381%,从2006年的2,910万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401亿美元。[10]尽管世界银行的主张很明显已经转移,肯定了非洲大学对发展的重要作用,增加的援助资金可能有助于复兴高等教育,但也可能同时带来直接的贷款条件,再次影响非洲高等教育的发展。非洲高等教育要获得健康发展,一方面需要最大的教育援助组织———世界银行不仅仅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制定相关政策,更应该依据非洲的实际问题和需要来促进非洲社会的自主发展;另一方面,非洲应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性,更好地根据国情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实现高等教育的本土化。这仍然是十分严峻的挑战。

(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SARUA.Mainstreaming Higher Education in Nation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Africa.Wits:Color-press(pty)Ltd,2008,70.*普通教育部门(general education sector):指援助超过5个以上的教育部门或无法划分次部门的贷款项目,世界银行的普通教育贷款基本被看做基础教育贷款的一部分。

摘要：对援助的依赖是非洲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特征。世界银行作为非洲最大的多边教育援助机构,其教育政策影响了非洲高等教育的兴衰。非洲高等教育的衰退与世界银行不断变化的政策密切相关,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影响路径多样,包括附加贷款条件、提供发展建议、影响其他援助机构、参与决策、召开国际会议、招募非洲专业人员等。21世纪非洲高等教育的复兴需要在外部依赖与自主发展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

关键词：世界银行,非洲高等教育,援助

参考文献

[1]World Bank.Educ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Strategiesfor Adjustment,Revitalization and Expansion.Washington:World Bank,1988,143.

[2]徐辉.国际教育初探[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149~150.

[3]World Bank.Educational Sector Working Paper.Washing-ton:World Bank,1974,49.

[4]Banya Kingsley and Elu Juliet.The World Bank and Fi-nancing Higher Educ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HigherEducation,2001(,42),1~34.

[5]World Bank.Higher Education:The Lessons of Experience.Washington:World Bank,1994.

[6]World Bank.AChance toLearn:Knowledge and Finance forEduc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Washington:WorldBank,2001.

[7]World Bank.Constructing Knowledge Societies:New Chal-lenges for Tertiary Education.Washington:World Bank,2002.

[8]Samoff Joel and Carrol Bidemi.From Manpower Planning tothe Knowledge Era:World Bank Policie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Africa.UNESCO Forum Occasional Paper Series.Paper no.2.Paris:UNESCO,2003.

[9]Gilbert,Christopher L,Andrew Powell,and David Vines.Positioning the World Bank,In Christopher L.Gilbert andDavid Vines,ed,The World Bank:Structure and Prob-lem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39~86.

政策对银行业的影响 篇8

关键词：美联储；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货币供应量

一、中美货币政策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分析

（一）人民银行总资产规模远超过美联储，危机期间资产增速保持平稳。从2007年开始人民银行资产规模已经超过美联储，资产总额为美联储的2.53倍。危机期间，美联储四轮QE的推出使资产规模大幅扩张，资产增速持续上升，而人民银行总资产自2008年以来并没有出现跳跃式增长，实际上是以前年度增长的延续。在总资产与GDP的对比中，人民银行一直位居高位，平均在60%左右，但近年呈下降趋势；而美联储仅为15%，且呈逐步上升。

（二）外汇资产是人民银行总资产增长的重要来源，美国财政部债券为美联储总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2007-2013年间，人民银行资产总额增长全部来自外汇增加的贡献；其他资产项目中，对政府债券持续减少；对存款性公司债权小幅增长，但该项目占总资产比重较小，不足以成为推动总资产增长的主要因素。美国财政部债券是美联储总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该项目占比84.43%，此后在美联储应对危机的资金运用初期下降到21.10%，但仍为占比最大的项目，此后逐步回升，到2013年该项目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为58.63%。

（三）人民银行与美联储的负债构成及变化表现不同。危机前美联储最主要的负债来自流通中货币，2008年以后机构存款大幅增长，占总负债比重由2.36%持续上升至最高时期的65.57%，而通货仅小幅增长，占比由危机前的90%下降至2013年的30%。整个危机期间人民银行货币发行金额占总负债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持续增长。

二、中美货币供应量变化

首先，从货币涨幅看。中美基础货币的平均涨幅都高于M1和M2。其中：美国M1和M2涨幅大幅低于基础货币涨幅，2007-2013年间，美国基础货币、M1和M2的平均涨幅分别为37.02%、11.44%和6.02%；中国基础货币平均涨幅与M1和M2大体接近，分别为19.85%、14.50%和18.33%。

其次，从货币对GDP比率的稳定性看。2007-2013年间，美国无论是基础货币对名义GDP的比率还是M2对名义GDP的比率都相对稳定，且从基础货币、M1到M2与GDP之比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同一时期，中国基础货币、M1与GDP的比率并未上升，但M2与GDP之比则阶梯式增长。这种非一致性与美国的一致性形成鲜明对比，说明越是广义的货币，偏离GDP的倍数越大，且近年来偏离程度加大，反映我国货币创造机制的稳定性较低。

第三，从两国M2与GDP之比看。危机以来美国该比率平均值为61%，中国为178%，虽然M2与GDP之比与一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和金融脱媒程度相关，但中国该比值水平明显高于美国，从一侧面说明我国货币供给对GDP增长的推动作用弱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基础货币的创造能力较低效。

三、资产负债表政策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分析

（一）资产负债表扩张的动因和工具不同。美联储宽松资产负债表政策的实施主要是为了救助问题金融机构，稳定金融市场运行，因此选择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导致资产扩张，基础货币大量增加。美联储基础货币扩张主要来自联邦储备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其规模大幅增加的原因除了美联储对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这一政策外，商业银行惜贷也是主要原因。中国情况则不同，金融危机中，国内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运行平稳，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主要是为了稳定经济增张。

（二）资产负债政策对货币供应量的传导路径存在差异。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可看出，美联储创新性、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美联储操作对象由金融机构扩大至非金融类公司和个人，突破传统货币理论中中央银行只与金融机构和政府进行资金往来的观点；二是美联储吞吐的证券由短期扩展到长期，目的是缩小外部融资利差，影响资产价格；三是美联储购入证券后一般不进行对冲操作，任凭基础货币增长，以体现量化宽松政策意图。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原因与美联储不同，其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过程是缘于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安排，而不是作为反危机的非常规性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源于我国GDP的增长，GDP增长与央行资产规模扩张存在一条明显的传导途径，具体表现为出口拉动GDP→经常项目顺差→央行外汇资产增加→央行总资产扩张→货币政策被动调节。

（三）资产负债政策的调控效果不同。美联储通过市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调控能力要好于中国。但从实际效果看，我国的经济金融体制使调控效果更直接和快捷。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给商业银行提供了更多的流动性，但商业银行是否愿意多放款取决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客户风险的评估等，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形势下商业银行的私人股份性质使其会大幅提高贷款门坎，而不是主动配合美联储的预期。因此，美联储货币政策在商业银行体系的中枢传导过程中效力会大幅减弱。我国中央银行面临的市场环境与美联储不同，无论是资产规模位居前列的四大商业银行，或是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其国有控股的股权性质决定其还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主体。商业银行主导的巨额信贷膨胀表明中国政府在投资和银行信贷资源的配置中仍具有重要影响，国家可快速地将政策传导到微观主体。

参考文献：

[1]徐以升.超过1万亿的代价——中国央行对冲外汇占款机制及成本评估与展望[J].国际经济评论，2011，（4）.

[2]美联储官方网站：www.federalreserve.gov

[3]中国人民银行网站：www.pbc.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