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政策选择

行业政策选择（精选8篇）

行业政策选择 篇1

受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速度放缓、出口环境恶化等经济低迷周期的特征。面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恶劣的市场环境，中国担保业应尽快建立风险预警和应对体系，与政府合作大力开拓政策性担保业务的同时，探索多模式设立风险担保基金，发挥财政的导向作用。通过这些政策的研究制定及实施，提高整个行业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

一、建立担保业风险预警和应对体系

中国担保业应尽早构建有效的风险预警体系，并尽快健全行业法律体系、完善行业组织体系并建立动态监控、信息披露机制。

（一）重视担保行业的风险提醒及预警

从国际上来看，发达国家担保行业协会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对担保业所面临的经济周期风险进行预警和提示。它们通过向政府提交经济周期风险报告、定期信息发布等方式对进行风险提示，帮助政府和担保机构在最快的时间内制定应对经济周期风险的对策。中国目前缺乏担保业的行业协会，也缺乏经济周期风险预警机制。应尽快建立担保协会，建立科学的经济周期预测、预警及信息发布体系。

（二）健全担保行业的组织体系和自律机制

仅仅通过政府来实现对担保业的监管无法解决担保市场出现的所有问题。建立担保行业协会，完善担保业自律机制是发达国家多年实践的经验总结。担保行业协会组织的缺失破坏了中国担保业监管框架的完整，也不利于担保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完整的担保业监管体系由行业主管、业务主管、行业协会三类监管主体构成。担保行业协会具有贴近担保业的行业优势和贴近担保机构的资源优势，可以对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监管活动进行协调，调整不同监管主体的监管目标，从而避免监管冲突的发生，提高监管效率，维护监管公平，是联系行业监管主体和业务监管主体的桥梁和纽带。从中国担保业发展的现状来看，担保的行业监管和自律发展滞后。同时，担保机构的迅速扩张和多元化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担保机构之间的激烈竞争。没有担保协会组织进行统一规则的制定，担保机构之间发生不正当竞争甚至恶性竞争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担保环境，缩减担保利润空间，增加担保风险，危害担保行业的规模扩大和健康发展。因此，在中国担保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在经济周期步入低迷或衰退的时点，应尽快建立担保行业协会并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的建立和完善来充分履行其自律和行业监管的职责。

（三）建立担保业动态监控及信息披露机制

随着担保业务范围的不断拓展尤其是商业性担保业务的不断突破和创新，担保市场的复杂性和多边性显著增强。不管是单纯依靠政府机构还是单纯依靠行业协会都很难摆脱行政过度干预、实现真正有效的管理。政府机构不直接接触市场，搜集信息的成本较高，监管成本较高。行业自律性组织由担保机构组成，都是担保市场活动的参与者，具备对市场发生的问题做出迅速准确判断的能力。因此，应建立行业协会与政府监管机构充分沟通的动态监管体制，采取更加灵活的非行政手段，通过行业指导、行业惯例推行等手段，对全球经济、区域经济、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及担保市场的发展状况适时跟踪，分析判断，实现对市场的动态监管。目前，中国担保行业缺乏健全的信用评级制度和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随着担保市场需求的扩大和担保机构规模的扩张，这些问题将严重影响对担保行业监管效用的发挥，束缚担保行业的深远发展。中国应尽快建立担保行业内部的数据库系统，采集并记录担保机构的业务信息及担保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在制定担保机构业务准则的同时，建立统一的担保机构和担保从业人员信息披露机制，提高担保机构从业的透明度，实现与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共享，提高信用评级的可信度。通过建立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使担保业务的参与者清楚地了解对方的资信，消除不合格担保机构的生存空间，使担保市场的奖优惩劣作用得到更有效的发挥。

二、与政府合作大力开拓政策性担保业务

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对担保机构和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积极帮助担保机构开展政策性担保业务。政策性担保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依靠政府信用。但是，目前中国大部分地方政府对政策性担保业务的支持力度不够。许多地区中小企业获得担保贷款难的主要原因就是担保基金小且没有补偿机制。因此，政府应以风险共担的模式推动担保机构开展政策性担保。

（一）受政府委托开展政策性担保业务

担保业准公共产品的特性要求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各个周期尤其是经济低迷周期给予担保机构更多元化的支持。在企业生产萎缩、资金链紧张、流动性不足、危机提升的经济低迷周期，担保机构与被担保企业的合作不仅能够大大缓解企业的生存危机，而且，大量担保机构对大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担保扶持能够缓解经济低迷周期对国家经济的恶性冲击，通过担保业务的开展来落实国家产业政策，与刺激经济增长和拉动经济复苏的战略决策产生共振。在经济低迷时期，各级政府可以把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支持力和带动力又融资需求较迫切的中小企业的相关信息提供给担保机构，并对担保机构的担保损失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通过这样的方式鼓励担保机构通过风险担保基金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支持，帮助其走出困境、度过难关，把经济低迷对经济的不良影响降到最小。

（二）以风险共担的合作模式开展政策性担保业务

与经济发展的其他周期相比，在经济低迷时期，担保机构经营政策性担保业务的风险会大大增加，大部分担保机构依靠自身的积累很难对全部风险进行补偿。因此，政府应采取风险共担的模式推动政策性担保业务的开展。财政应加大担保信用风险补偿资金的安排，根据担保余额的一定比率替担保机构进行资金补偿，对担保机构进行代偿和坏帐冲销。中央、省、市地方财政投入风险担保资金应保持稳定的额度，应根据经济低迷的不同阶段不断增加风险补偿资金，拓宽补偿范围，适度提高补偿比例，加强对代偿损失的控制。同时，按有关规定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代偿损失核销制度，防止担保机构蓄意向财政转移风险。

三、设立风险担保基金发挥财政导向作用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功能机制的支持，不管是在投资生产高速增加、国民产出快速增长、信用规模不断扩张的经济增长时期，还是在生产投资大大缩减、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信用规模急剧收缩的经济低迷时期，部分担保机构片面追求短、平、快的经济效益，担保行业政策性功能的发挥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制约。为了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各种风险，中国应尽快设立能够充分发挥财政导向作用的风险担保基金，积极探索设立风险基金的多种模式，在运作过程中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通过担保基金的有力支持，使担保机构对更好的发挥其拉动经济复苏的作用。

（一）风险担保基金能支持担保机构在金融危机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行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也导致了行业经济周期发生剧烈波动。一般来说，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是受经济周期变化影响最为显著的行业。与金融机构相比，担保机构业务的开展也呈现出类似的周期性。面对金融危机，大量的担保机构为保证经营业绩，避免财务萎缩，也会制定苛刻的担保条件，严格控制担保程序，减少对中小企业担保业务的开展。而设立财政出资风险担保基金，建立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政策性支持的财政金融风险共担的机制，恰恰能够帮助担保机构满足受金融危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使担保机构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二）充分发挥风险担保基金中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

财政出资设立风险担保基金的主要目的是鼓励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及其他担保支持，因此应特别注重保护财政调动担保机构的积极性，要大大提高风险担保基金设立中财政扶持资金的杠杆效应。担保机构尤其是中小企业担保机构通过风险担保基金以自身一定资产为基础为中小企业的债务履行提供保证，但这种保证不是以一元的资产为一元的债务提供保证，而是通过杠杆放大作用，以一定量的资产启动多倍的银行信誉，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要。国际上担保资金的放大倍数一般为10倍。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财政扶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调动金融机构积极性的杠杆效应没有达到最大绩效，不能够以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整个信用担保体系的大发展。因此，设立风险担保基金应充分发挥其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特别是在经济低迷时期，更要注重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探索设立风险担保基金的多种模式

设立风险担保基金的深层次意义在于通过财政资金的持续介入，建立一种财政与担保机构的风险共担机制。因此，风险基金设立的模式可以是灵活多样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地区可以根据其担保机构的不同发展状况及其受经济低迷周期影响的不同强弱程度, 探索风险担保基金设立的多种模式。目前, 国内风险担保基金设立的模式主要有四种。第一种, 各级财政建立共同基金, 委托专业机构管理;第二种, 成立互助基金委托专业机构代理担保;第三种, 财政分散出资集中管理, 分层次再担保;第四种, 集投资和担保于一体, 在进行担保时, 同时开展担保和投资业务有股权要求。这四种模式各有所长, 但都解决了风险担保资金小规模分散出资的问题, 并在资金运作过程中引入了竞争机制, 有利于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 提高了担保质量。信用担保是通过大量担保项目的保费收入来弥补少量风险损失。因此, 不管采用哪种模式, 风险基金一定要做到相对集中使用, 其规模不能太小, 也不能过于分散, 只有达到一定规模, 才能抵御经济低迷时期的各种风险。

参考文献

[1]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泛美担保协会文集 (2001-2005)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2]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担保业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对策及措施[R].

行业政策选择 篇2

财务政策的选择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不同的财务政策会受到不同因素的约束，一般来说，每一种财务政策都会受到经济波动周期、企业增长方式以及企业财务战略的制约。

（一）经济波动周期。从财务的观点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要求企业顺应经济周期的过程和阶段，通过制定和选择富有弹性的财务政策，来抵御大起大落的企业震荡，以减少它

对财务活动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减少经济周期中上升下降抑制财务活动的负效应。财务政

策的选择和实施要坚持以资本收益最大化为中心的财务政策思想，与经济运行周期相配合。

企业理财人员要跟踪时局的变化，对经济发展阶段作出恰当的反应。要关注经济形势和经济

政策，深刻领会国家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的变化对企业财务活动可能造成的影响。

（二）企业经济增长方式。企业经济增长的方式客观上要求实现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

长的根本转变。实现这种转变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科学选择财务政策。一方面，调整企业

财务投资政策，加大基础项目的投资力度。企业经济真正的长期增长要求提高资源配置能力

和效率，而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基础项目的发展。虽然基础项目在短期内以带

来较大的财务利益，但它为长期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所以，企业在财务投资的规模和方向

上，要实现基础项目相对于经济增长的超前发展。另一方面，加大财务制度创新力度。通过

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现代企业财务制度，既可以对追求短期数量增长的冲动形成约

束，又可以强化集约经营与技术创新的行为取向；通过明晰产权，从企业内部抑制掠夺性经

营的冲动；通过以收益最大化和本金扩大化为目标的财务资源配置，限制高投人、低产出对

资源的耗用，使企业经营集约化、高效率得以实现。

（三）企业财务战略。企业财务战略是选择财务政策的重要依据，企业财务战略是企业

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的经营方针、经营战略，对财务活动的发展目

标、方向和道路，从总体上作出的一种客观而科学的概括和描述。企业财务战略具有以下特

点：（1）从属性。企业财务战略是经济发展战略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虽然它具有自己的特

色，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但是，企业财务战略仍然要服从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经营

战略。（2）长期性。企业财务战略总是立足于全局和长远的需要，对财务活动的发展所作出的判断，而不是局限于局部和近期的主观要求和具体措施。因此，企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要立足当前，放眼未来。（3）综合性，企业财务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要综合考虑影响企业财

务活动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只有综合考

虑这些因素，才能在企业财务战略的实施过程中，防范财务风险，减少财务活动中的风险损

行业政策选择 篇3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公司价值,股权现金流量

一、引言

2007年1月1日实施的新会计准则扩大了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 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企业管理者和学界的重视。刘洋 (2007) 分析了会计政策选择的本质;彭博弈 (2007) 讨论了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李贞 (2007) 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进行理论分析, 并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政策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杨媛 (2007) 论述了会计政策选择的弹性, 分析了会计政策选择的差异对公司的影响;王月容 (2007) 研究上市公司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调节利润。我国企业价值问题的研究随着我国证券市场、产权市场的发展而日益受到重视。刘斌红 (2008) 分析影响公司价值的因素, 发现现金流量和资本成本都对公司价值产生作用;徐向艺、王俊樟 (2008) 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经济增加值衡量公司价值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易恒 (2004) 比较了公司价值的各种评估方法, 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特点, 选择了适合我国商业银行价值估计的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吴赛文 (2008) 根据企业价值的估值模型, 估算自由现金流对企业价值的贡献, 同时, 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析了企业资本成本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付微、贺建风 (2008) 运用新准则后的2007年年报数据, 考察了新旧会计准则下公司价值估值的差异。本文以会计政策选择与公司价值理论为基础, 用实证研究方法, 以2007年至2008年我国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了会计政策选择空间中的计提折旧、应收帐款减值准备、无形资产摊销、收入的确认、财务费用处理等选择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因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比重较高, 对减值准备和折旧的影响明显, 考虑新旧会计准则的差异, 本文选择2007年和2008年上市公司年报中钢铁行业的数据。钢铁行业中上市公司共有34家, 截止到2009年4月1日, 2008年年报报出的上市公司为19家, 因此本文选择钢铁行业中这19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二) 变量定义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用会计政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数作为公司价值的替代变量, 选择会计政策择有关的6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这些变量的代码、涵义和计算公式列表如 (表1) 所示。根据公司价值评估理论, 现金流量可以是实体现金流量也可以是股权现金流量, 本文选择股权现金流量来评估公司价值。根据现金流量折现法, 将现金流量的预测时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预测期, 是个有限时期, 在此期间需要对每年的现金流量进行详细预测, 并根据现金流量模型计算其预期价值, 实务中的预测期通常为5-7年, 本文设为5年;第二个阶段称为永续期, 是预测期以后的无限时期, 利用销售收入增长率估计永续期的公司价值。其公式如下:公司价值=预测期的价值+永续期的价值。销售收入是全面评估的起点, 大部分的财务数据都与销售收入有关, 而销售收入取决于销售数量和销售价格, 但是财务报表无法得到价格和数量的历史数据, 因此, 只能根据销售增长率来预测未来合理的增长率。

模型一:G SJZ=C (1) ×G ZZJ+C (2) ×H ZZB+C (3) ×W ZTX+C (4) ×X SSR+C (5) ×JK FY+C (6) ×K JLR+C (7)

在评估公司价值时, 把预测期当作超常增长期, 有一个高速的增长率, 永续期看作是一个稳定期, 有一个稳定的增长率, 未来行业的增长率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钢铁行业造成严重影响, 但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振兴钢铁行业, 同时, 国家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 房地产行业和汽车市场的发展, 以及建筑机械、工程机械等设备制造业的启动, 都会促进钢铁行业的发展, 从而可能保障了钢铁行业未来的增长。考虑到上述影响, 根据钢铁行业研究人员的分析, 预测未来几年钢铁行业的增长率为9.52%, 不妨把5年预测期 (2009年至2013年) 增长率定为9.52%。根据竞争均衡理论, 一个企业通常不可能长期在竞争市场中长期取得超额利润, 绝大多数可以持续生存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可以参考按照宏观经济增长率进行估计, 不妨设钢铁行业永续增长率为5%。

(三) 股权资本成本的处理

各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是变化的, 本文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确定各自公司的资本成本, 即股权资本成本=无风险报酬率+股票的贝塔系数× (平均风险股票必要报酬率-无风险报酬率)

取2008年12月23日公布的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2.25%为无风险报酬利率, 市场收益率采用2005年至当期上证综合指数年收益率平均值。为了更准确地估算年收益率, 首先根据历史数据分析月收益率, 考察2004年1月至2009年3月的月收盘价, 按如下方式变换数据得到连续的月收益率:其中r代表月收益率, s是月收盘价, t代表月。以上月平均收益率的年平均值由2004年1月至2009年3月的月收盘价得到, 所选用的数据获得63个样本的月收益率, 取所有样本的均值0.0120为市场的月收益率, 将其转化为年利率为15.39%。β系数可以直接用β的定义进行计算, 也可以使用回归直线法预测, 通过同一时期资产收益率和市场组合收益率的历史数据, 使用线性回归方程预测.由于已经收集相关历史数据, 并且估算了市场收益率, 所以本文采用回归直线法估算β系数。通过2005年度到2008年度的个股年收益率与股票指数年收益率线性回归求得。下面以安阳钢铁为例, 具体分析其β系数的估算过程。由以上数据可以求出安阳钢铁的β系数为1.40, 同理可以得出其它个股的β系数值, 按照资本资产定价的模型, 可以估算出个股的股权资本成本。

(四) 股权现金流量及公司价值的处理

股权现金流量的计算公式如下:F=L+D-A+G。其中:F为公司股权资本自由现金流;A总资产增加额;D为折旧与摊销合计;G为总负债增加额, 将2008年财务数据整理后代入公式计算各样本2008年的股权现金流量, 并列示在附表1中。以上估算出各样本上市公司2008年的股权现金流量, 研究假设将公司未来的增长分为超常增长和永续增长, 下面就需要按照各期的增长率, 估算以后年度的股权现金流量以及现值。超常增长期的增长率为9.52%, 各样本的融资本成本作为各自的折现率。以安阳钢铁公司为例, 根据以下公式可以得出超常增长期的股权现金流量现值:然后, 根据永续增长模型, 得出永续期的股权现金流量现值, 依据股权现金流折现方法得出的安阳钢铁的公司价值为:

V=超常增长期价值+永续增长期价值=975274983.42+885476087.67=1860751071.09

根据以上方法, 可以估算出各样本公司的公司价值。要计算出公司价值的变化数额, 首先需要分析现行与设置变量相关的会计政策选择情况, 然后改变现行的会计政策, 分析变化后公司价值的数额。各样本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均采用的是平均年限法, 根据固定资产类别、预计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率确定折旧率。改变现行的折旧方法, 选择双倍余额递减法, 按照固定资产类别得出的年折旧率是现行折旧方法下年折旧率的两倍, 得出折旧数额的改变量;按照各样本公司现行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 将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比例下调2%, 按照各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 估算新的比例下的坏账准备的数额, 得出两者差额;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 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在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内按直线法摊销, 根据无形资产类别、预计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率确定折旧率。改变现行的折旧方法, 选择加速折旧法, 即双倍余额递减法, 按照无形资产类别得出的年摊销率是现行摊销方法下年摊销率的两倍, 得出摊销数额的改变量;销售收入提前确认额, 按照增长率估算下年度的销售收入, 同时, 按照0.25%的比例以前确认, 提前确认的销售收入, 即销售收入的变化数额;将现在是费用化的借款费用按照一定比例确认为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资本化以后, 借款费用的费用化数额减少, 减少的数额即借款费用的变化数。以上是会计政策的变化情况, 分析改变会计政策后, 各样本上市公司的会计利润和公司价值, 得出与定义的变量相关的数据。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7) 数据显示相对各变量的均值相对应的标准差有很大差异, 从而决定了变量的变异程度大, 说明样本公司规模等情况有较大差距。

(二) 相关性分析

由 (表8) 可以看出:G SJZ与G ZZJ, W ZTX, X SSR, JK FY和K JLR的相关系数都呈高度线性相关, 而与H ZZB的相关系数较小, G SJZ与H ZZB和JK FY呈负相关。G ZZJ与W ZTX, X SSR, JK FY, K JLR呈高度相关, W ZTX与X SSR, K J较高, JK FY与K JLR也呈高校的相关性。解释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系数提示, 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高度的共线性关系。

(三) 回归分析

对模型一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将输出的结果列示如 (表9) 所示。结果显示, 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中除JK FY外都不显著, A dj-R 2却高达0.98, 结合以上的相关性分析以及方差膨胀因子V IF的平均值都一致显示, 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的共线性, 所以模型一做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不具有解释力, 需要做进一步处理, 下面分别以单个的解释变量对目标变量G SJZ进行回归分析。模型二:G SJZ=C (1) *G ZZJ+C (2) ;模型三:G SJZ=C (1) *H ZZB+C (2) ;模型四:G SJZ=C (1) *W ZTX+C (2) ;模型五:G SJZ=C (1) *X SSR+C (2) ;模型六:G SJZ=C (1) *JK FY+C (2) ;模型七:G SJZ=C (1) *K JLR+C (2) 。

但是对以上模型进一步使用W hite的异方差检验发现, 模型二不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 模型三中t统计量不显著, 其它模型的t统计量都是显著的, 但是进一步分析发现模型四和模型七都存在异方差, 经过G lejser检验计算出以上模型的异方差的结构函数, 然后分别以W ZTX^ (-2) 和K JLR^ (-2/3) 为权重, 利用W LS方法进行异方差修正, 经检验修正后的模型基本消去了异方差。然后将模型二、模型三、模型五、模型六以及经异方差修正后的模型四、模型七的回归结果列示如 (表10) 所示。根据以上实证研究的结果可见:第一, 增加折旧额并不增加公司现金流入量, 但会减少利润额, 从而会减少税金支出, 减小现金流出, 支持公司价值理论。第二,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变化数 (H ZZB) 对G SJZ不显著, 没有得到与公司理论相一致的实证结论, 可能是不同公司坏账准备的变化差异很大, 采集的数据相对与其它数据来说很小,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变化相对于其他会计政策的变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不显著, 所以在回归时得不出与理论相一致的结果。第三, 无形资产摊销变化 (W ZTX) 与公司价值的变化 (G SJZ) 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无形资产摊销额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情况, 与固定资产的折旧额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情况相同, 无形资产摊销额越大, 公司价值越大。第四, 销售收入的提前确认额 (X SSR) 与公司价值的变化 (G SJZ) 表现为正相关, 与理论研究假设相反。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提前确认收入时, 虽然理论上现金流入并没有改变, 但是在估算公司现金流量时, 将这部分的收入增加到现金流入, 从而导致与预期的结果不同。第五, 借款费用资本化增加额 (JK FY) 与公司价值的变化 (G SJZ) 表现为显著正相关, 理论上, 借款费用资本化后会增加会计利润, 增加应缴税费, 现金流出增加, 从而公司价值减少, 但是,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 借款费用由费用化转为资本化后, 公司价值增加。第六, 会计利润的变化额 (K JLR) 与公司价值 (G SJZ)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与公司价值理论预期的一致。

四、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销售收入提前确认方法、借款费用的资本化计提比例等会计政策的选择对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公司价值产生影响。对企业价值的评估可以采用现金流量法、经济利润法、指标法等, 本文选择现金流量法评估公司价值, 该方法自身就存在缺陷, 如对后期现金流量的估计比较理想化, 按照超常增长期和永续增长期, 估计了两个不同时期的增长率, 没有考虑将来的具体环境对现金流量的影响。同时没有考虑股权资本成本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 在考虑股权资本时按照2008年公布的股票指数, 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估算样本的资本成本, 后期的折现因子变化情况没有考虑。

参考文献

[1]彭博弈:《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存在的为体与规范》, 《科技信息》2007年第9期。

[2]张煦光:《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与趋势研究》, 《海峡科学》2007年第4期。

[3]Micheal C.Jensen.Value Maximization, Stakeholder Theory and the Corporate Objective Function.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2001.

[4]John H.Boyd and Gianni De Nicolo.The Theory of Bank Risk-Taking and Competition Revisited.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5.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 篇4

一、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中存在的问题

企业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 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 会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 进而直接影响到投资者、债权人等各利益相关方的相关决策, 最终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产生影响。在现实工作中, 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 操作领域的不规范性

1、滥用会计政策现象极为普遍。

滥用会计政策, 是指企业在具体运用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所允许选用的会计政策时, 未按照规定正确选用或随意变更而不能恰当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情形。有时, 对于合理选择与滥用会计政策之间仅仅是一步之差。目前, 一些企业要求会计人员钻会计政策的空子, 来达到粉饰会计报表, 蒙蔽投资者和偷税、漏税的目的。虽然目前滥用会计政策的方法很多, 从滥用会计政策的结果来看, 滥用会计政策可以分为积极式、消极式和均衡式三种。即通过滥用会计政策来达到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小化和收益的平衡。目前企业滥用会计政策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 不按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规定选择会计政策。如不按规定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或者不按合理的方法估计各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从而多提或少提资产减值准备金。有些上市公司滥用会计制度给予的会计政策, 随意计提各项资产减值损失准备, 有的上市公司甚至不针对债务单位的实际情况, 对应收账款金额计提坏账准备, 虽说坏账计提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某些上市公司总能“推陈出新”, 玩出某些新花样来。再如通过“灵活”运用会计政策, 将坏账计提做了盈利准备, 结果出现了盈利无利, 坏账不坏的怪现象。这些企业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操作利润的目的。

(2) 随意变更所选择的会计政策。在同一事项或交易的会计处理中, 人们通常很难判断哪一种会计政策能够更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于是一些企业就利用会计政策变更的这一特征, 不按会计政策变更的条件随意变更会计政策。例如, 有些企业因当年利润未达到预定目标, 或者有的上市公司当年预计将发生亏损, 但为了达到预定的利润目标或不发生亏损, 因而变更会计政策。

2、会计政策选择没能与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相结合。

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应考虑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变化情况, 在会计上做好充分的事先准备。比如, 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有很多, 如果企业存货的周转速度快, 产销两旺完全可以采用先进先出法计价;如果企业的生产周期很长, 存货流转速度慢, 那应该采用加权平均法计价。再如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要充分注意会计准则的规定, 流动资产减值后可转回, 而长期资产减值后则不能转回, 计提时要考虑企业未来经济情况的变化后再做决定。忽视企业的实际情况, 不从自身的实际状况出发, 盲目照搬照抄, 这样做所产生的会计信息不能体现企业自身的真实情况, 无法反映本单位的会计特色。

3、政策选择透明度不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有了较大的自主权 (包括会计政策选择权) , 会计不再只是为国家服务, 更多的是为广大的投资者、债权人服务, 会计政策有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但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就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形成了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在这种情况下, 当会计政策选择有较大的灵活性时, 很少有企业真正从自身实际出发, 按公允立场选择会计政策, 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 粉饰业绩, 以虚假信息维护企业及经营者形象, 这必然使其提供的会计信息失去可比性、可靠性。允许企业拥有会计政策选择权的初衷是让企业能真实客观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但实际上却成了管理当局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 加剧了会计信息失真, 产生了不良的经济后果。

(二) 企业政策选择目标不恰当, 未能真实体现政策选择的本来意图。

企业在会计政策选择倾向上, 侧重于为了获得纳税好处或者为了有利于申请银行贷款。为了达到前一个目的, 许多企业尽可能使账面表现为亏损, 从而避免或推迟纳税;为达到后一目的, 企业往往粉饰报表, 如提高流动比率、速动比率、降低资产负债率等, 以利于申请贷款。

(三) 企业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作为操纵利润、粉饰报表的主要手段。

企业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操纵利润、粉饰报表会计信息, 使会计信息质量下降, 损害相关利益人的利益和企业的信誉, 破坏市场秩序。潜亏挂账;利用会计期间假设及应计制, 通过操纵把可能在以后期间发生的应计项目的坏账损失提前确认, 使利润在不同的会计期间转移;滥用利息资本化;随意改变“八项准备”的计提等。

(四)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不合理, 无法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不合理, 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目前从会计政策选择的效果上看, 真正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企业还为数不多, 大部分企业没能达到整体优化的目的。企业目标与所选择的会计政策方法和程序缺乏内在的一致性, 这就部分抵消了会计政策选择的作用。还有一些企业在政策选择中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的选择程序, 会计政策选择的随意性较大, 造成部分会计信息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会计政策选择的信息披露中, 很多企业没能充分披露会计政策选择的信息, 信息透明度不高。

二、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问题原因分析

(一) 会计规范体系自身的缺陷。

首先, 由于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留给企业的选择权过大, 使得一些上市公司钻自发性会计政策变更的空子, 随意变更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 为满足不同目的之需将盈亏调前、调后;其次, 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存在滞后性, 以致一些新领域、新行业的同类会计事项或交易会出现多种会计处理方法, 这就为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空间。许多企业往往利用制度的滞后性粉饰会计报表;最后, 缺乏有效的会计政策选择披露体系。当前, 我国会计制度规定, 企业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重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理由、影响数等内容, 但只是泛泛而谈。并未深入分析为何使用该会计政策, 使用该政策对企业会计信息和财务指标的影响。这也使得企业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操纵利润、粉饰报表毫无后顾之忧。

(二) 公司治理机制不合理, 监督、激励机制不健全。

财务会计与公司治理结构之间是系统与环境的关系, 公司治理结构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 会计系统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科学、严密的企业组织管理和公司治理对它的引导和控制。当前, 我国企业组织不完善, 缺乏必要的内部和外部控制, 会计信息成为内部人控制以及欺骗股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工具。同时, 我国企业还没有健全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导致会计政策选择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 会计信息质量大打折扣, 公司治理各相关利益主体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三) 法制不健全, 执法不力。

《会计法》第四十二条对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规定了相关的法律责任, 但由于《会计法》对会计处理方法变更的要求依从于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对会计政策变更的要求, 而我国会计制度并未对随意变更会计政策做出严格的限定, 从而使包括注册会计师在内的审计、监督组织无法做出是否合法的判断, 造成对企业利用会计政策操纵利润的执法困难。

三、解决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措施与对策

(一) 进一步完善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逐步完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过程是一个会计政策得到日益公认的过程, 更是一个会计政策日益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我国当前完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给企业一定的会计选择空间是必要的, 但立足于我国的国情, 在内部、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 审计人员技术水平有限, 会计信息可靠性差, 会计造假现象层出不穷, 应尽量减少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余地, 明确各种处理方法的场合和适应原则, 以减少企业利用其操纵利润, 粉饰报表的可能性。建立有多方利益关系人参加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制定机构。要制定出科学完善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首先应建立有多方利益关系人参加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制定机构, 其中既有学术界又有企业界, 既有政府部门又有民间组织, 既有审计机关又有会计职业团体, 以便使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所确定的会计空间尽量与利益空间相吻合。制定出具有普遍认同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 尽量消除对同一事项选择不同会计处理方法产生差异过大的现象。

其次, 制定出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既要符合现实经济状况, 同时又要适应经济的发展趋势, 应尽量适应会计环境的变化, 并且在理论上具有适度超前的优越性, 从而减少在新经济现象出现后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出现真空地带的可能性, 适当调整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缩小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 限制企业随意变更会计政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给企业一定的会计选择空间是必要的。但立足于我国的国情, 在会计信息可靠性差, 会计造假现象层出不穷, 上市公司信任度普遍不足, 审计人员技术水平有限, 内部、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 应尽量减少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余地, 以减少企业利用其操纵利润, 粉饰报表的可能性。

最后, 尽快制定会计政策披露规则, 对会计政策披露的内容、方式、时间、格式、范例等予以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对会计政策披露的范围上, 不仅披露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理由和影响数, 还要披露变更的性质以及对变更的判断。规范会计政策选择披露, 扩大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及其变更披露的范围。对会计政策披露的范围上, 不仅披露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理由和影响数, 还要披露变更的性质以及对变更的判断, 同时在年度审计报告中说明当期存在会计政策变更及其对净利润和每股收益的影响。这能引起报表使用者对会计政策变更的注意。

(二) 进一步完善会计规范体系

首先, 建立有多方利益关系人参加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制定机构。其中, 既有学术界又有企业界, 既有政府部门又有民间组织, 既有审计机关又有会计职业团体, 以便使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所确定的会计空间尽量与利益空间相吻合。制定出具有普遍认同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 尽量消除对同一事项选择不同会计处理方法产生差异过大的现象。即在增资的情况下由权益法转换为成本法的, 在初始投资年里在应收股利的处理上是一样的;在第二年里应该把权益法下的“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科目做相反的分录冲销, 还原为最初取得的成本, 在此基础上加上追加投资的成本作为按照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以后各年, 在不改变控制性质的情况下, 按照成本法的原则处理。

其次, 缩小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给企业一定的会计选择空间是必要的。但立足于我国的国情, 在会计信息可靠性差, 会计造假现象层出不穷, 上市公司信任度普遍不足, 审计人员技术水平有限, 内部、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 应尽量减少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余地, 限制企业随意变更会计政策以减少企业利用其操纵利润, 粉饰报表的可能性。

最后, 规范会计政策选择披露。扩大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及其变更披露的范围。尽快制定会计政策披露规则, 对会计政策披露的内容、方式、时间、格式、范例等予以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要求企业在财务情况说明表中披露会计政策及其变更, 以便能够集中、系统、详细地揭示本企业的会计政策及其变更, 便于增进对会计报表信息的理解和利用。

(三) 完善公司治理, 以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

为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保证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 就必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公司治理结构涉及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在责权、利上的划分和相互制衡。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强化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的监督作用。现代企业制度下, 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是通过特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程序, 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相互合作、相互制衡的机制。公司治理结构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 还会影响到信息披露的内容, 会计信息的质量得不到保证, 公司治理各相关利益主体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另外,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存在着大股东一股独大, 股权结构不合理等现象, 而现行的法规对中小股东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的规范又不具体, 缺乏可操作性, 这种地位优势和信息上的不对称使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干涉, 进而通过盈余操纵侵害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制度。从世界范围看, 各国准则都强调企业既有适当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利也负有进行充分披露的义务。这就使得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透明度增加, 将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管理当局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而损害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提高了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

针对我国当前公司治理与会计政策选择的现状, 我们应明晰产权, 为会计信息系统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股东追求资本收益的最大化;二是各利益相关方与管理当局之间有契约关系, 发挥产权制度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

(四) 健全法制建设, 加大执法力度。

由于我国《会计法》未对随意变更会计政策作出严格的限定, 导致企业钻法律的空子, 利用会计政策变更操纵利润, 而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可见, 要想用法律制约企业利用会计变更操纵利润, 必须健全法制建设, 明确界定随意变更会计政策的行为。另外, 可以对《民法通则》中“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进行补充说明:在证券市场上, 第二方投资者无需承担举证责任, 只需证明经审计的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或漏报;审计人员和企业具有举证责任, 证明原告的损失并非由财务报表引起的。这样的话, 既有效地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 又可以使上市公司的法律责任意识增强, 抑制了会计政策的滥用, 减少了利润操纵动机, 同时也使注册会计师执业更为谨慎, 有利于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平和公正。我国《会计法》应对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此外, 应与国际接轨, 引入民事赔偿机制和相应的民事诉讼机制。这样, 既可以使蒙受损失的投资者得到补偿, 又能给企业形成实在的经济压力, 从而抑制其利用会计政策操纵利润的冲动。

综上, 企业会计政策应用得正确与否, 关系到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与可靠性, 关系到信息使用者决策的正确性, 关系到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正确选择会计政策, 不仅是会计问题, 也是企业管理当局必须高度重视的管理问题。企业应根据长远发展目标, 在会计准则和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选择符合企业自身发展需求的会计政策, 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为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我国企业在会计政策选择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然后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 最后提出解决措施。

关键词：会计政策,会计信息,会计政策选择,措施

参考文献

[1]梁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与对策研究.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014.2.

[2]许志刚.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及其优化策略.商业会计, 2014.5.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探讨 篇5

(一)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问题包括: (1)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时, 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企业在会计政策选择时常不按规则办事, 造成部分会计信息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近期以来是一只颇为引人关注的大牛股, 一些业内人士对其经营业绩充满憧憬。然而, 陆家嘴却通过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隐藏其真实利润, 公司似乎并没有有效运用这些资金的战略计划, 而是采用扭曲真相、误导、隐瞒、编造谎言等手段来掩饰真相, 进而向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些虚假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信息, 最终误导利益相关者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 (2)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时, 缺乏全局性和长远性。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目的是在遵守各项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通过合法渠道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并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为各个利益集团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信息, 以便他们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倘若进行不恰当的会计政策选择, 就可能将投资者引入歧途, 在资本市场上, 资源就会被错误地配置。然而, 有些企业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缺乏全局性和长远性, 选择的目标比较单一, 仅侧重于减少纳税支出或从银行取得贷款。这样就加剧了对会计政策选择目标的扭曲, 这种扭曲将会严重导致会计政策在选择上的偏差和失败。而这些恰恰是企业选择会计政策时缺乏全局性和长远性的体现。 (3) 在选择会计政策时, 达不到企业整体优化的效果。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存在机会主义型倾向, 不能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能真实体现出政策选择的本来意图。这些最终将导致一个结果, 即我国企业在会计政策选择方面无法实现整体利益最优化。企业会计政策是一个系统项目, 是各项企业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必备前提, 但目前我国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似乎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二)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问题成因包括: (1) 企业经营管理者不遵纪守法, 滥用会计政策谋取私利。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管理者拥有对企业的管理权, 因而在会计政策选择上企业的管理者拥有决策的权力。管理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主要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并滥用会计政策谋取私利。由于管理者只关心任职期内的短暂现金流量, 所以管理者在不同任职期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也会有所不同。比如管理者在上任之初, 为了来年的经营业绩改善打下基础就有动机调低当期报告盈利, 并将接上任当期的低盈利归咎于以前的管理层。而在之后的年度, 则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提高当期报告盈余, 来显示在较短时间内经营业绩得以大幅度提升, 以避免自己被其他经理人代替, 一般来说, 管理者作为企业实际的控制人掌握更多关于企业经营运作的信息。一方面, 这种信息的优势, 使得管理者能够比较公允地选择出能实际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会计政策。另一方面,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引发了相应的委托———代理问题, 管理层会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 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会计政策, 而不是能公允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会计政策。 (2) 企业财务人员行为不规范。目前, 我国会计准则普遍呈现出一个新特点, 即某些经济业务需要财务人员做出职业判断后, 再进行会计业务处理。而财务人员为企业提供必要的会计信息, 因而有权从企业获得一定的报酬。现有会计人员的报酬契约越来越多的与业绩相联系, 会计人员的经济利益和会计信息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于是会计人员更偏向激进的会计方法, 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多为自己捞钱。当企业经营业绩不好时, 主要影响的是股东和经营管理者的收入, 而会计人员报酬整体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会计人员在进行职业判断时, 不按照实际的职业判断标准来选择会计政策, 因而导致会计信息虚假的现象。 (3) 企业内部监管力度薄弱, 出现得过且过的现象。在企业内部, 管理人员作为重要的决策人物, 其决策导向直接体现着内部监管力度的强弱。而管理人员却受于自身利益和其他相关者利益集团的契约约束, 在监管方面除了失职外, 也存在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企业内部的监督部门形同虚设。如果一个企业拥有一套健全的管理规章制度和强有力的监督部门, 即使是高级管理人员违法乱纪, 内部监督部门也能及时秉公执法, 以便做到公平、公正、正确引导。但是, 现实中的企业监督并非如此, 我国大多数企业的内部监督部门都不是相互独立的, 而是受控于高级管理人员。导致的后果是监管部门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4) 会计规范体系本身不健全。为了有效地规范我国的会计业务和管理, 我国在2006年颁布了新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虽然一项新的会计准则出台, 一般来讲新会计准则会优于旧会计准则, 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更加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但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会计环境的变化, 管理当局总能另辟蹊径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为其自身谋利, 使得会计准则的约束机制“失灵”。 (5) 外部审计人员不严格遵守审计规章制度。从经济角度来看, 审计工作就是为预防财产转移, 而审计人员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及对企业影响的特殊权力, 使审计人员具有向企业获得利益的条件, 而企业必须向社会相关信息使用者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信息才能赢得投资者的信赖, 对审计人员所提出的要求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性。一些注册会计师奉行“信誉至上”, 便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来维持客户数量, 增加收入等手段, 最终导致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业务中走形式、唱假戏, 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

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建议

(一) 优化经营管理者的行为优化经营管理者, 并不是将经营管理者变成一个完美主义者, 而是通过提供各种渠道 (改变环境、素质教育、讨论分析等) , 使管理者能够在任何环境下选择最有利企业发展的会计政策。通过强化管理者的会计责任意识, 加快企业文化道德建设, 提高管理者的时间观念, 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对企业长期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为此, 可以提高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的参与程度。因为企业会计政策是利益相关者各方博弈的结果, 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 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会计准则的制定。而其他相关者参与程度的提高可以有效地约束管理者对会计政策的选择, 以确保管理者做出理智的决策。同时, 我们也可以利用法律约束来优化管理者的行为, 一旦管理者违法乱纪, 应进行罚款和降级处理。情节严重的, 还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 注重财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 提高财务人员专业素养从加强会计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考虑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 可以从法律实务、会计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等方面入手。鼓励或强制会计学专业的学生辅修法律作为第二学位, 或者在会计学专业教学中适当增加法学课程, 或者将会计学中的《经济法》和《税法》提升为学位课, 鼓励学生毕业后直接攻读法学双学位。对已工作的会计人员, 向其提供多种渠道来学习巩固会计理论知识, 并定期进行考核与激励, 使其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掌握会计知识体系, 能够结合企业的实际经济业务在会计、法律、法规的范围内, 做出正确的会计政策选择。同时, 政府也要给予大力支持, 并以发展会计从业资格认定的制度为前提, 根据经济发展需要, 设立法律实务为会计从业资格的考试科目, 必须要求从事会计人员参加考试且取得相应证书。

(三) 完善内部审计制度, 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内部控制制度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基础,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会计责任。内部控制制度能否对会计政策起到约束作用主要看企业管理当局是否重视, 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并保证有效的实施;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到内部控制特有的局限性。针对企业内部审计制度的不完善, 企业监督部门无法独立、正确的发挥其积极性作用。企业应该借鉴一些发展比较好、内部机制比较健全的企业, 再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 制定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和营造一个舒适、理想的管理环境, 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权力制衡, 以帮助企业内部监管部门真正履行其应有的职责。同时, 还要建立内部控制激励机制, 包括声誉激励机制, 聘用与解雇激励机制, 报酬与业绩相对应的激励制度。

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研究 篇6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企业的投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企业的债权人、管理者和股东要求公平分配利益,这使得会计信息的决策价值得到显著的提升。会计政策选择是体现财务信息的前提和基础,它包括会计政策的初始选择,也包括会计政策变更后启用新政策时的选择。因此,会计政策的选择是否恰当合理,直接关系着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和企业信息使用者据以做出决策的准确程度。同时,在财务报告中对会计政策选择的披露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对其的准确理解,企业对于所选择的会计政策及其变更通常会在财务报表的附注中加以披露,如外币政策、存货计价、坏账损失等的核算,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可能会存在着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除了错报、漏报之外,管理者会滥用或操纵会计政策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作为信息使用者,单看财务报表是不够的,必须看报表附注中的会计政策,分析其使用及变更原因, 从企业立场把握其选择的深层原因和具体影响,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报表信息。

我国对会计政策的定义为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和编制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具体原则、方法和程序。前提是对同一经济业务所采用的会计处理方法允许存在多种不同的选择。

现代会计跟以前的会计对比,有了更高的要求。以前的会计不需要提供非常详细的财务报表来供领导者做出决策,只要算对了进进出出的账目,核算精细即可;而现代会计不仅仅需要会计人员算对账、算准账,更需要真实可靠、明确详尽的财务信息供企业领导者使用。于是,这就将会计政策的选择拓宽到了比之前更高的领域,对于同一种经济业务,企业需要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从而提供更加准确、更加有效的会计信息。另外,在现代经济飞速发展的趋势下,一些超前的、特殊的新业务不断涌现出来,导致了会计准则和实际会计工作之间有了一定的时滞性,同时,会计准则也并不是完美的, 它随经济发展实时更新、不断完善,每年都可能有变化,因此, 这恰好为企业在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中提供了较大空间,这同时也要求会计人员具备适应性和前瞻性,能根据不断变化的自身以及外部环境进行灵活的选择及核算,使得企业的财务经营信息得到更完整更真实的呈现,这也说明了会计政策选择的必然性。

一、影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

一是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环境因素。会计是环境的产物, 而会计环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受多方面影响的统一的客观条件,受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的经济结构、政府的宏观调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都会对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过程产生影响。

二是税收因素。众所周知,税收是企业的一项重大经营成本,它会直接增加现金流出量。我国对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 而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基础一般为利润,企业可以在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空间内选择合理的会计政策来降低自身利润额,从而降低潜在的税负,进一步减少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大利益。

三是政府的收费管制因素。政府本身也是企业利益相关方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利益集团,它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依据相关会计数据对某些企业的收费标准和产品标价进行管制。因此,被管制的企业常常会通过选择合理的会计政策来影响相应的会计数据,从而降低成本,以有利于自身发展。

四是会计人员的职业素质和判断能力。

五是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因素。

六是企业的经营目标和经营战略。

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时,需充分考虑到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前景、竞争优势、存在的缺陷、处在的同行业水平等因素,明确自己的定位,结合自己的经营目标,灵活运用会计政策来适应当期战略,切忌一套死板的会计政策运用到底,不知变通。

二、会计政策选择原则

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和企业的发展趋势, 导致各利益相关方经济利益的重新调整分配,最终影响整个社会资本市场的运作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为了保证企业会计信息基本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确保企业长期有效发展,企业必须合理恰当地选择会计政策,在选择过程中,要遵循合法、合理、统一、 成本效益等原则。

三、完善会计政策选择的对策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为了达到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整体优化,应注意提高其选择过程中的公允性及恰当性。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是指企业选择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正地体现出该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既不按主观想法偏向任何一方的利益集团,也不应该存在严重的经济后果,也就是说在选择过程中要结合各利益相关方的整体来考虑,不应该存在故意的不符合常理的趋势。部分企业利用目前会计准则允许企业在一定空间内自行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利, 来人为操纵会计政策,实现自己的非法利益,歪曲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破坏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因此,保证会计政策选择过程的公允性显得尤为重要。而会计政策选择的恰当性是指企业在国家规定的法律法规的限度内,结合国情和自身现有的特点和具体情况,为了达到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公允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目的,选择合适的会计政策。

首先,完善会计准则、健全法制建设。会计准则的优化过程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个社会的公允性,促进社会资源的公平配置,会计准则是各利益相关方进行长期经济博弈的结果,它的完善对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我国如今的经济体制下,给予企业一定的会计政策选择空间是必要的,但考虑到当前国情,在企业财务造假行为层出不穷,导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审计监督部门体制不健全、技术水平有限、容易受眼前利益诱惑的情况下,应适当降低企业选择会计政策的自主性,从而减少企业操作会计政策谋取利益的可能性。同时,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并充分考虑到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可部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对未来做出分析预测,使之能适应会计环境的快速变化,在相对长时期内保持合理、稳定,这需要会计准则具有适度超前的优越性及前瞻性,才能避免真空地带的产生导致企业有空可钻操纵利润。此外,尽快制定出相应的会计政策披露原则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对会计政策披露的内容、方式、时间、范例、格式等进行明确的规定,来增大企业选择的透明度。同时,相关的法制建设也亟待健全,要加大对随意变更会计政策企业的惩罚力度,增大此类行为的经济代价,避免企业利用法律漏洞来进行不法的会计工作。通过健全的法律规范,明确有关机构的法律责任,严格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防范会计政策的不法选择,从而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达到其选择的整体优化。

其次,加强外部监督、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监督。企业的外部监督体现在政府和社会相结合的监督机制。政府监督表现在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和财政、税收等行政部门的监督,但面对数量庞大的大小企业,有时政府部门会力不从心,只能对部分企业进行抽样检查,由于客观原因,查处的问题有些并未得到解决。因此,多数企业存在侥幸心理,弄虚作假,操纵利润,这就要求我国政府部门加强监督,明细准则,加大执法力度,对会计信息失真的企业进行社会公布,使不法企业付出应有的经济代价。而社会监督主要是包括注册会计师审计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其中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监督是对企业进行会计信息质量监督的主力,是保证企业合法选择会计政策的外在条件。在注册会计师的工作过程中,在对企业会计政策的运用及变更的审计环节可能会有所疏漏,不够重视,因此,在往后的工作过程中, 注册会计师应对会计政策的变更及其原因、影响予以重视,严格进行审计。在加强对企业审计监管的同时,也应注重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发展,促进其加强职业道德、提高职业水平,以谨慎公允的职业道德和态度,客观公正地对企业的会计工作进行审计评价,考核其合理性、是否充分披露、有无存在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及变更来粉饰报表牟取利润。当出现不合理、不充分、虚假谎报财务信息的企业时,注册会计师应毫不犹豫地出具保留意见甚至否定意见,以减少此类现象的产生。社会舆论监督主要是发挥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的作用,对不法企业的违法行为及承担的相应法律后果进行及时播报,以此来告诫广大企业,帮助其健康发展。

第三,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当前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并没有很有效地揭示出有关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信息,财务报告的附注中披露的相关信息是不充分不具体的。结合我国国情及笔者选取的外文文献资料来看,对于会计政策选择的信息披露太少是一个共有的问题,各国会计准则都强调了企业既有在给定空间内进行合理合法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利,又有将其选择情况对相关部门进行充分披露的义务,两者缺一不可。这就要求将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透明化,置于大众的监督之下,能有效防止企业管理者操纵会计政策只顾自身利益而损害了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平衡,提高其公允性。健全有效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能提高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透明度,是对企业进行外部监督的重要手段,是除管理者之外的各利益相关方行使自己权利的有力工具和关键保障。需要做到充分披露的内容包括选择或变更会计政策的原因、方法、内容等,尤其对变更会计政策的行为要在附注中作出详细具体的解释,说明变更的原因、性质、 影响等事项,其中的影响要包括变更当年以及以后的会计年度的影响,一边会计信息使用者能够根据这些解释更好地理解企业不同时期的会计差异的原因,作出更好的决策,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此外,完善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还有助于相关机构更全面更详细地对财务报表附注进行审计工作,防止企业歪曲会计信息,削弱其真实性,达到持续优化会计政策选择的目的, 提高其公允性。

第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在会计政策的选择过程中应引入相关利益集团的适当干预。企业治理中的结构理论揭示出不同利益相关方拥有各自的权利,股东拥有出资者所有权,董事会拥有法人财产权,管理者拥有法人代理权。针对我国企业治理结构的现状,应适当强化股东、董事会、管理经营者和监事会的职能, 完善股东、董事会和监事会对企业决策的监督作用,杜绝一家独大的现象。各利益相关方都应对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过程、会计政策变更事项以及因此产生的后续会计影响进行监督,并进行会计信息披露,管理者应结合各利益相关方的综合需求,均衡各方利益,在此基础上适当调整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行业政策选择 篇7

一、文化政策的含义

雷蒙德·威廉斯将文化政策分为政策“本身”和政策“展示”两部分, 并提出五种文化政策:国家形象放大政策、经济还原主义政策、公共经费资助艺术的政策、媒介调控政策以及文化身份的协商构建政策。其中, 前两种涉及政策本身, 后三种涉及政策展示。吉姆·麦圭根将文化政策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指管理者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 狭义指围绕文化问题的争论。

国内学者胡惠林认为, 文化政策是“国家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博物等领域实行意识形态管理、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所采取的一整套制度性规定、规范、原则和要求体系的总称”。

综合上述几种观点, 本文认为文化政策是国家文化政策主体所制定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发展的总体方针和具体政策。文化政策确保文化朝着既定方向发展, 实现国家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 从而建立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秩序。

二、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及其本质

1.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

关于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问题, 国内学者胡惠林曾做过分析。胡惠林提出, 在文化政策选择中存在着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文化选择的矛盾。国家文化意志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和目标追求出发, 在文化领域形成的文化要求和意愿, 具有强制性与权威性。公众文化是社会公众自主进行的文化选择, 这种选择是内心接受, 而非外在强加。当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文化选择不一致时, 国家文化意志的强制性与权威性便会导致二者间的冲突。此外, 文化政策选择中还存在着“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之间的张力。此处的“文化控制”并非贬义词, 而更多指向中性含义。文化控制是指国家, 主要是政府通过相关文化政策, 引导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 使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国家利益相一致, 维持国家文化发展的稳定与安全, 文化控制侧重于国家宏观层面。而文化参与, 主要指社会公众个体、社会组织等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诉求、追求, 体现的是“个体文化自由”, 文化参与侧重于社会微观层面。显然, 文化控制的“约束性”与文化参与的“自由性”从一开始就存在内部张力。

2.文化政策选择中的矛盾的本质

文化政策选择中之所以出现国家文化意志与公众选择的矛盾、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矛盾, 主要因为文化政策选择的主动权掌握在政策主体手中, 即政策主体可以决定文化发展的方向、任务, 文化资源的配置等活动。而政策主体之所以掌握文化政策选择的主动权, 是因为其掌握国家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对文化政策的选择体现出了国家意志对文化的控制, 而文化控制是社会控制内容的一部分。因此, 探讨文化政策的选择问题必然涉及“文化控制”, 而探讨“文化控制”必然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文化政策选择的矛盾运动实质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命题。这里的“国家”并非指与一定领土、人口、政府、主权相联系的特殊政治共同体, 而是特指国家的政治机构, 主要指政府。此处的“社会”, 亦非指社会学意义上的广义社会概念, 更多的是指“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有多种定义, 安德鲁·海伍德认为, 市民社会被用来描述一个由自治性团体和组织构成的领域, 如企业、压力集团、俱乐部和家庭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市民社会指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和伦理秩序。从上述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阐述中, 可以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划分实际反映的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分。

三、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内在矛盾

1.中国文化政策的演变过程

关于中国文化政策的演变, 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谢秋山、陈世香的《我国文化政策的演变与前瞻》一文, 认为新中国成立60 多年文化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是从“一元主导、二元对立”到“多元和谐共存”。具体从“功能定位”“战略地位”“管理思想”及“政策话语权力配置”四个方面阐述了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其一, 功能定位方面, 文化从“思想管制工具”向国家“软实力”转变。其二, 战略地位方面, 文化从“边缘”向“主流”转变。其三, 管理思想方面, 从“统治”向“治理”转变。其四, 话语权力配置方面, 从垄断性“国家话语”向市场、公民和国家共同参与的“国家整合话语”转变。

而胡霁荣、张春美的《治理视阈下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脉络》一文在我国文化发展与转型的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文化政策的四种治理逻辑:“党的革命理念”“国家文化领导权”“市场经济理性”及“公民权益理性”。“党的革命理念”主要指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文化政策与文化理念。“国家文化领导权”主要指国家如何运用文化政策引导与约束社会文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理性”突出市场的主体地位, 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引导社会文化的生产与消费, 核心是“工具理性”。“公民权益理性”强调以人民的文化权益为导向, 注重多元主体的沟通。

周正兵在《我国文化政策演变历史研究——基于意识形态的视角》中, 把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演变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如下概括:第一, “革命性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 (1949-1977) 。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以及运用意识形态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 即“文化政治化”。第二, “建设型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 (1978-2002) 。建设型意识形态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的同时, 还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方式的包容性, 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发挥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在建设型意识形态指引下, 我国文化政策逐步摆脱政治化思维框架, 文化政策进入市场化时期。第三, “和谐型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 (2003至今) 。和谐型意识形态倡导以人为本, 统筹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面发展;既强调核心又关注多元, 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包容社会多元化利益诉求。在文化目标诉求上, 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政策的根本诉求。文化实现方式上, 强调核心与多样、政府与市场共生发展。

2.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内在矛盾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 尽管关于中国文化政策演变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 但仔细看来, 三者都反映了中国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所遇到的重要问题:如文化控制、国家文化领导权、革命意识形态、“统治”与“治理”及“国家整合话语”等。而无论是革命意识形态、文化管理思想的“统治与治理”, 还是文化政策的话语权配置问题, 都反映了国家层面对文化的领导、管理与控制问题。简言之, 在中国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 国家的“文化控制”始终是一条主线, 只不过不同阶段的表现程度、表现形式有所差异而已, 伴随这条主线的则是社会公众的“文化参与”。因此, 可以推出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内部矛盾——国家的“文化控制”与社会公众的“文化参与”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 文化控制体现公共权力, 属于“国家”领域;文化参与体现社会个体和组织, 属于“社会”领域。因此, 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矛盾的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四、中国文化政策选择的调整

1. 塑造“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局面

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类型, 概括来说主要有“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强社会”及“弱国家—强社会”三种。这三种关系类型实际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间力量的彼此消长关系。“强国家—弱社会”体现的是国家对社会的完全覆盖, 国家强大, 社会弱小且无组织、自治能力;“弱国家—强社会”体现的是社会对国家的完全覆盖, 社会强大, 国家弱小且无管理、引导能力。显然这两种模式并非理想选择。而“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中, 国家在确保有效政治统治能力的前提下, 又为社会的发展预留了充分的空间, 有利于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 形成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局面。

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可以比较清楚的对“国家职责”与“社会职责”进行定位, 达到二者之间动态、双向的制衡与补充, 这既能克服各自的弊端, 又能促进二者在互动中相互完善。国家与社会实现良性互动后, 将会为国家的“文化控制”与社会公众的“文化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宏观背景与适宜土壤。

2.“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协调

在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协调中,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值得借鉴。关于“文化霸权”, 葛兰西认为,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方式已经发生转变, 之前主要依靠暴力来统治, 而文化霸权主张通过精神、道德方面的领导, 使社会公众自觉接受现有的社会制度体系的约束, 以此来达到社会统治的目的。文化霸权的实现以社会公众的自愿服从、接受和赞同为前提, 形成社会公众所接受的社会规则体系。文化霸权并非仅仅体现统治阶级的文化成果与文化理念, 还体现了对社会公众的文化理念与意识形态的包容与接受。文化霸权体现了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协调, 文化霸权的实现也可以视为文化控制与文化协调之间较为理想的博弈局面。

文化控制是社会控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控制机制在社会文化运动和国家文化管理行为中的运用和体现。针对文化控制的这种特性, 胡惠林认为, “文化控制具有不可抗性。虽然对文化控制的手段、内容、程度、范围, 不同利益群体有不同的价值尺度, 但为了达到共同的文化目标, 社会需要其成员在一个共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中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文化行为, 并以此化解社会成员之间的文化冲突。没有统一的文化控制, 社会必然是混乱的。”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 若要实现文化的稳定发展与进步, 则文化控制是必须的, 也是不可抗的, 但这种“必须”与“不可抗”并非零和博弈, 不能借文化控制而强制剥夺社会成员的文化权利, 即社会文化的发展需要有社会成员的文化参与。文化也只有经过社会公众的参与并融入公众的文化生活中, 才能展现其生命力。

几千年尤其是近代以来, 文化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文化人关注和争辩的焦点。但是文化问题又始终不是由他们决定的问题, 总是受到文化政策的影响和规定, 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们经常只能在书斋里发起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但是随着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文化政策问题逐渐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性问题。

当前, 国内的文化研究以及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和探索, 已经在有关学术研究部门开展起来, 同时也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管理部门的支持。随着全面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 文化政策法治化的不断增强, 文化政策制定方式的逐步完善, 文化政策的透明程度的提高, 中国的文化政策将更加适应文化多元发展的社会现状, 并且推动中国这个文化大国向全世界辐射其文化进程。

摘要：文化政策作为社会特定时期文化运行规则的体现, 是国家对文化发展有组织的指导和管理的依据, 直接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它不仅是国家政策体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而且还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文化制度的一种显现。在中国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中, 一直存在着“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的矛盾, 从更深层次来看, 这种矛盾实际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要减少这种矛盾, 就要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 此外, 还需要“文化控制”与“文化参与”之间的协调。

会计政策选择与社会博弈 篇8

最优债务契约与资本控制权理论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对于一个意欲投资于某风险项目的企业家而言, 受自身财富有限性的制约, 为了获取报酬他必须与贷款人签订契约, 支付尽可能低的费用以获得所需资本。这时, “债务就可以被显示为企业家与贷款人之间的最优契约”。资本控制权理论对最优债务契约作出了较有说服力的解释。现代企业理论告诉我们: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 剩余控制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对企业行为有重要影响, 如企业股票融资的意义在于把企业财产的控制权分配给股东。当一个企业家想投资一个项目时, 由于受财力的影响, 他只能向富有的投资者———资本家融资。双方预期, 该项目可产生两项收益:一项是可证实并在契约中明确约定的货币收益;另一项是不可证实也不可转移的企业家的非货币收益。由于在该投资过程中, 企业家和投资者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 投资者往往只关心货币收益, 企业家可能既关心货币收益又关心非货币收益。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和财富约束的局限性, 这一潜在的利益冲突往往并不能通过契约的形式在事前完全消除, 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谁拥有企业的控制权就特别重要。有三种不同融资方式下的控制权安排:当企业发行带有表决权的普通股融资时, 股东掌握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如果融资方式是以发行无表决权的优先股, 则管理者拥有剩余控制权;如果融资方式是发行企业债券或贷款, 若管理者能够按期偿还债务, 那么管理者可拥有剩余控制权, 否则企业被重组、清算或破产时, 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便会由债权人强行攫取。

现代契约理论应用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局限

1.契约中的代理关系与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指缔约当事人一方拥有而另一方当事人不拥有的信息, 甚至第三方也无法验证, 即使能够验证, 也需花费很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现代契约理论研究不对称信息, 旨在探究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契约不完全的根源, 当事人如何设计一种契约, 以及如何规范当事人的行为问题。不对称信息按其产生的根源可分为外生的和内生的。外生的不对称信息是指自然状态所具有的一种特征、性质和分布状况, 它不是由交易人 (参与者) 造成的, 而是客观事物本来所具有的;内生的不对称信息是指在契约签订后, 其他人无法观察到的、事后也无法推测的行为。信息的不对称性可从两个角度划分:一是发生的时间, 二是发生的内容。不对称性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 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 分别称为事前不对称和事后不对称。从不对称的内容看, 不对称信息可能是指参与人的行动, 也可能指参与人的知识, 即不对称信息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行动只被他自己知道, 或只被一个契约中所有的签约人知道, 而局外人不能观察到, 即由于信息分布不平衡, 签约一方对他本人的个人特征知道得很清楚, 而其他人不知道或知之甚少, 或可能影响自然状态的知识某个人知道而其他人不知道。

2.逆向选择埋下了会计政策选择的隐患。

在信息经济学中, 常常将博弈中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代理人”, 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委托人”。自然选择代理人时, 代理人知道自己的类型, 由于信息不对称, 委托人不知道, 委托人就与代理人签订了一种契约, 在此情况下, 市场配置是缺乏效率的。也就是在委托与代理双方建立契约关系之前, 代理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对委托人不利的信息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契约, 从而使委托人因信息劣势而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问题最简单的例子是卖者与买者的关系在买卖交易中, 卖主提供商品的价值一般总是低于价格, 卖者 (代理人) 对产品的质量比买者 (委托人) 有更多的知识。如股东选择经营管理能力低下的经理, 患者选择医术不高明的医生。经理知道企业内部的真实情况、知道企业应选择怎样的会计政策, 以及这种选择能否最恰当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 而企业的股东、债权人等外部委托人并不具有这些知识, 企业经理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就可能进行逆向选择, 为侵害委托人利益埋下了隐患。

3.道德风险导致管理者逆向会计政策选择。

在签订契约时, 有关契约知识和现实条件的信息对签约双方都是对称的, 签约后代理人选择行动 (如工作努力或不努力) , 决定代理人行动结果的还有自然状态;代理人的行动和自然状态一起决定某些可观测的结果。这时, 委托人虽然能够观察到结果, 但却无法知道这一结果是代理人本身的行动所致还是自然状态造成的。也就是在契约签订后, 代理人只顾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管委托人的利益是否受损, 而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诸如偷懒、滥用资产投资等行为。在此情况下, 委托人必须设计一个激励契约以诱使代理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雇主不能观察到雇员是否努力工作, 但可以观察到雇员完成任务的情况, 因此雇员的报酬应与其完成任务的情况及业绩相关。在上市公司中, 股东不直接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 而使委托经理人管理公司, 股东无法直接观察到经理人的全部行为, 而只能获取关于公司管理和经理人行为、能力的不完全信息, 但经理人掌握了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充分信息, 他们可能作出只利于自己而对股东不利的选择。当委托人是由股东构成时, 行动变量就是企业经理的努力水平, 这样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契约就由一个由货币收入与行动结果联系起来的报酬表组成。在不存在行动选择的情况下, 委托人-代理人问题就成了一个风险分担问题, 此时该效用依赖于当事人对风险厌恶的态度。由于上述原因, 即委托人难以观察到经理的行为过程和自然状态本身, 在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 经理就可能存在道德风险, 使股东和债权人等委托人的利益受损。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权的契约对策

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推行股票期权制。

如何建立对公司经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使之将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公司的长远发展及股东利益最大化结合起来, 一直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目标之一。作为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 公司剩余索取权的契约安排是公司经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 因此公司的收益分配体制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效率。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 委托、受托双方存在着利益冲突, 其结果往往是更有利于代理人即公司经理。解决这一矛盾冲突的有效形式之一就是重新分配公司的剩余索取权, 让公司经理拥有公司的股份并成为所有者之一, 以实现公司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统一, 进而实现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的协调一致。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并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方式。这种方式, 一是将公司经理的收入水平与公司效益 (如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等) 挂钩, 使公司经理与股东共担风险;二是让公司经理拥有公司的股份并成为公司的股东, 分享公司长远发展带来的利益。股票期权正是适应这一要求而设计的一种激励和约束机制。股票期权的实质是让被授予人拥有一定的公司剩余价值索取权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这种制度既有激励作用, 又有约束效果。

2.实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