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技术选择（共7篇）
行业技术选择 篇1
摘要：通过对脱硝技术的介绍和对比, 建议NOx治理采用空气分级燃烧和SNCR脱硝相结合的脱硝技术, 希望能对新疆水泥行业NOx治理起到借鉴的作用。
关键词：脱硝,分级燃烧,SNCR脱硝技术
0前言
氮氧化物 (NOx) 排放严重影响大气质量, 与空气中水结合会形成酸雨, 对环境造成污染。2010年全国水泥行业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接近220万t, 占总排放量的10%左右, 仅次于电力和机动车尾气排放, 是我国氮氧化物排放的第三大污染源。
新疆地处我国大西北, 仅有4%的绿洲, 其余96%为沙漠、戈壁和山脉, 属干旱、少雨的大陆性荒漠气候,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水泥行业如过多排放大气污染物, 必将破坏生态环境, 其造成的环境破坏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因此, 国家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 把生态环境建设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目前国家环保部修订并公布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 水泥窑氮氧化物排放限值也由以前的800 mg/m3降至450 mg/m3 (新建水泥企业为320 mg/m3) 。而新疆水泥行业脱硝工作正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据统计, 2012年新疆有66家规模以上水泥企业, 水泥生产能力将超过7 500万t, 产量4 100万t, 日产2 000 t及以上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57条, 产能占82%, 新型干法水泥比重将达到91%。而这些水泥生产线中只有个别几条新建水泥生产线采用了降低NOx排放量的分级燃烧技术, 其余生产线均未采用降低NOX排放的有效措施, 新疆水泥行业的NOx治理工作势在必行。
1水泥厂脱硝工艺
水泥厂脱硝技术主要包括低氮燃烧器、空气分级燃烧法、非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SNCR) 和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SCR) 等, 各控制技术的脱氮效率如表1所示。
1.1 低NOx燃烧器
目前在国内已经有广泛应用, 但其效果受窑工况影响较大, 一般NOx的排放量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或效果不明显。
1.2 SCR脱硝技术
SCR脱硝技术具有脱氮效率高的优势, 在电厂锅炉脱氮被广泛应用。但由于SCR操作温度窗口和含尘量的特殊要求, 在国内外水泥生产线上极少使用, 主要原因为:①出窑的烟气通常用于余热发电, 出余热发电系统的烟气温度无法满足SCR的温度要求;②窑尾框架周边基本上没有布置SCR催化剂框架的空间;③出窑的烟气中高浓度粉尘及其有害元素易造成催化剂破损和失效;④一次性投资大;烟气通过催化剂的阻力增大了窑系统的阻力;⑤催化剂每3年需要更换, 运行成本高。
1.3 空气分级燃烧技术
空气分级燃烧脱氮的基本原理是在烟室和分解炉之间建立还原燃烧区, 将原分解炉用煤的一部分均布到该区域内, 使其缺氧燃烧 (第一级燃烧区域内空气过剩系数小于1) 以便产生 CO、CH4、H2、HCN和固定碳等还原剂。这些还原剂与窑尾烟气中的NOx发生反应, 将NOx还原成N2等无污染的惰性气体。此外, 煤粉在缺氧条件下燃烧也抑制了自身燃料型NOx产生, 从而实现水泥生产过程中的NOx减排。空气分级燃烧工艺流程详见图1。
1.4 SNCR脱硝技术
SNCR (非选择性催化还原) 技术在旋窑水泥厂脱硝系统上广泛的运用。 该法将氨水 (质量浓度20～25%) 或尿素溶液 (质量浓度30～50%) 通过雾化喷射系统直接喷入分解炉合适温度区域 (850～1 050℃) , 雾化后的氨与NOx (NO、NO2等混合物) 进行选择性非催化还原反应, 将NOx转化成无污染的N2。当反应区温度过低时, 反应效率会降低;当反应区温度过高时, 氨会直接被氧化成N2和NO。 其工艺流程详见图2。
SNCR法的脱硝效率为50～70%, 低于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SCR) 的脱硝效率 (80～90%) , 而SNCR法的费用 (包括设备费用和操作费用) 只有SCR法的1/5左右。
1.5 脱硝工艺选择
笔者认为, 新疆水泥行业在脱硝技术的选择上, 应遵循“适用、可靠、经济”的原则。在此原则下选择脱硝的技术思路是:首先, 采用与生产兼容的空气分级燃烧技术, 以最小的操作成本, 尽可能的降低NOX在分解炉内浓度;其次利用非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在高温废气中喷射氨水 (或尿素溶液) 进一步降低NOX, 以确保系统NOX指标排放指标达到要求, 使总体技术经济指标最优化。
因此, 选用空气分级燃烧和SNCR脱硝相结合的脱硝技术, 可以最终实现高脱硝效率和低运行成本的双重目标。
2 SNCR脱硝还原剂的选择
目前, SNCR脱硝工艺最常用的还原剂为氨水 (质量浓度20～25%) 和尿素 (质量浓度30～50%) 两种, 还原剂在SNCR脱硝中消耗最多, 对脱硝成本影响较大。
目前疆内没有现成的30～50%尿素溶液采购, 所以需从化肥厂买来袋装尿素自行配制成尿素溶液。尿素是白色或浅黄色晶体, 易溶于水, 是无毒无害的化学品, 由于尿素的溶解过程是吸热反应, 在尿素溶液配制过程中需配置功率强大的热源, 以防尿素溶解后的再结晶。在寒冷地区的气象条件下, 该问题将会暴露的更明显。在整个SNCR脱硝工艺中, 尿素溶液总是处于被加热状态。若尿素的溶解水和稀释水 (一般为工业水) 的硬度过高, 在加热过程中水中的钙、镁离子析出会造成脱硝系统的管路结垢、堵塞。因此, 必须在尿素中添加阻垢剂或采用除盐水作为脱硝工艺水。由于尿素作为还原剂在工艺设计中还要考虑尿素溶液的制备系统, 所以其占用场地较大。
氨水属危险化学品, 无色透明液体, 易分解放出氨气, 温度越高, 分解速度越快。可直接向厂家购买浓度20～25%氨水作还原剂, 且不存在结晶问题, 工艺设计时, 只考虑氨水储存罐的位置, 占地相对较小, 其工艺系统简单、可靠。
水泥窑分解炉内正常温度为850～950 ℃之间, 当氨水作为还原剂喷入分解炉时, 水分迅速蒸发为气态而散失在烟气中, 氨则有选择性的与烟气中的NOX反应, 从而除脱NOX;而尿素溶液作为还原剂喷入分解炉时, 水分也迅速蒸发, 但尿素粒子并不能立即与烟气中的NOX反应, 还需要在高温状态下继续分解, 生成NH3后, 再与烟气中的NOX反应。尿素溶液相对氨水的利用率较低。
由上所述, 氨水虽然是危险化学品, 但只要做好安全措施后, 氨水作为还原剂比尿素要可靠。
3关键技术问题
3.1 空气分级燃烧技术问题
在进行分解炉空气分级燃烧改造以后, 水泥窑烧成系统工况会发生一定的调整。
由于增加了脱氮风管支路, 三次风管阻力下降, 在不进行窑系统工况调整的前提下, 窑内风量下降, 容易造成还原焰而导致熟料质量下降, 此时需对烧成系统进行调整, 使三次风管与窑的阻力匹配, 保证窑内通风和三次风管通风。另由于在空气过剩系数小于1的情况下, 煤粉燃烧速率下降, 则为了保证煤粉在分解炉内的燃尽, 需通过提高反应区温度的方式提高煤粉的燃烧速率, 保证煤粉在分解炉内的完全燃尽和生料的分解。
3.2 SNCR技术问题
SNCR技术的关键是:还原剂喷射在合适的温度范围, 以及喷入的还原剂与烟气中NOX的充分混合, 从而实现较高的脱硝效率, 降低还原剂的耗量和尾部氨的逸出量。
(1) 喷嘴位置的确定。
确定喷嘴位置主要考虑炉窑内部的气体温度, 还原剂还原 NOx反应的适宜温度为 850～1 100℃。喷嘴的位置选择是否合适, 直接决定了SNCR的脱硝效率的高低。喷嘴位置的选择是整个SNCR系统最关键的地方。选择合适的喷嘴位置, 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①CFD流场模拟, 来确定最佳喷射点;②通过红外线现场测试炉窑内温度分布, 确定喷射位置。
(2) 还原剂的雾化要求。
还原剂 (氨水或尿素溶液) 喷入到炉窑后, 要求还原剂与 NOx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反应, 否则还原剂就会流动到较低的温度区域, 明显降低还原剂还原 NOx的反应程度。为了使还原剂与NOx的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必须对还原剂进行良好的雾化。对还原剂进行良好的雾化, 必须选择喷嘴的结构和喷嘴处的液体、气体压力和流量。喷嘴处的液体压力一般为0.4 MPa, 喷嘴处的气体压力一般为0.3 MPa。
(3) 喷嘴的结构和材质。
喷嘴的质量是氨水 (尿素溶液) 添加设备的技术关键, 喷嘴的结构设计应该首先保证使氨水 (尿素溶液) 具有良好的雾化效果;其次应考虑喷嘴本身处于高温部位, 应具有良好的耐热性能, 不易烧损。
4结论
(1) 空气分级燃烧和SNCR脱硝相结合的脱硝效率可以达到25～90%, 运行成本较低、脱氮效率较高。
(2) 随着水泥行业的发展和环保标准要求的不断提高, 空气分级燃烧和SNCR脱硝相结合的脱硝技术将会得到广泛的运用和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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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技术选择 篇2
1 我国化工行业节能现状的分析
化工行业主要是从事化学工业生产和开发的能源工业以及基础原材料工业。化工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门, 它对经济发展、国防事业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石油化工产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化学工业本身的缺点和局限, 导致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毒性高, 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和人类的身体健康。
当前, 由于在节能减排技术开发上的滞后, 导致我国化工行业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水平落后, 也使得化工行业生产过程中的高耗能、高污染现状持续得不到缓解。从而导致我国化工行业的能耗量始终排在全国工业领域的前列。而化工行业的废水排放量甚至长期高居全国工业领域的第1位。2008年, 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排放工业废水43.82亿吨, 工业废气4.04万亿立方米, 产生工业固体废弃物1.71亿吨, 分别占全国工业规模以上企业“三废”排放总量的20.2%、10.0%和9.6%, 分别位居第1位、第4位、第6位。此外, 化工行业排放的主要污染物COD62.4万吨, 氨氮化合物11.7万吨, 二氧化硫185.1万吨, 烟 (粉) 尘112.2万吨, 排放量均位居全国工业部门前列。如此严峻的节能环保形势加重了化工行业节能减排的责任和任务。
2 节能减排新技术的探究
2.1 发展化工行业循环经济模式
所谓的循环经济就是在物质的循环、再生、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是一种建立在资源回收和循环再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理念就是打造产业发展的循环生态产业链模式, 即从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3R原则入手, 推动化工行业生产的废物循环再利用, 从而降低废物产出率。而随着循环经济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接受和认可, 一些石油化工企业开始尝试在发展循环经济模式上的探索, 也取得了一些效果, 如重庆市在2009年已初步形成以建峰化工为代表的天然气—合成氨—尿素—胺类衍生物、以川维厂为代表的天然气—乙炔—醋酸乙烯—聚乙烯醇—维尼纶纤维和精细化工产品等四大化工产业链。事实证明, 通过建立循环经济产业链模式来减少化工行业的废物产出和能源的再利用, 不仅可以推动化工行业的节能减排, 也对资源再生项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2 采用新型节能减排技术—空气冷却器
空气冷却器广泛应用于炼油、石油化工塔顶蒸气的冷凝工业中, 在长时间的实际应用中, 空气冷却器已经得到了化工行业小范围的认可, 在节能环保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是从整个化工行业来看, 空气冷却器节能技术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和使用。从实际来看, 空气冷却器有很多的优点, 它可以节省大量工业用水, 减少环境污染, 降低基建费用。特别在缺水地区, 以空冷代替水冷, 可以缓和水源不足的矛盾。如此看来, 空气冷却器在节能方面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 因而这项技术应该在化工行业得到大范围的推广。
2.3 采用节能型生产工艺
采用节能型的生产工艺就是要尽可能的降低化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能耗量。而要降低产品的生产能耗量就要切实改造和提升化学产品的生产工艺技能。改造化工产品的生产工艺技能, 要加强对生产工艺的节能环保的重视, 强化生产工艺的连续性和持久性, 避免在生产工艺过程中的间断, 以导致对能源资源的浪费。特别要降低在化工生产过程中装置的加热或制冷等状态转化中能源的消耗。
2.4 采用生物质基节能技术
随着社会的发展, 资源枯竭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化工企业要谋求长远发展, 就必须开发新能源, 生物质资源是一种数量可观的环保型可再生资源。同时, 生物资源与化石资源从生产转化上来看, 有一定的共性, 是可以兼容发展的。因而, 生物质资源的发展潜能是巨大的。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大对生物质资源研发的力度。当前研发出的生物质资源是普遍采用热化学的方法来对生物质资源进行处理。在处理过程中, 将其加工转化为一定的中间物质, 然后再将中间转化物转化为生物质基产品。同时, 在工艺生产的过程中, 还可以利用生产过程中的高温余热来发电, 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
2.5 有效利用余能资源
化工产业的余能资源是指某一热工艺系统排出的未被利用的能量。余能资源可以分为余热资源和余压资源两类。即在生产过程中一部分热能通过散热或者废物等中间媒介排放或者散失到外部环境中, 是一种可回收利用的能源资源。而目前我国对这种余能资源的回收利用率还比较低。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对化工产业生产过程中的余能资源进行有效的回收和再利用, 特别要加强对冷却水排放中的余能资源的回收利用的技术研发, 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降低能耗、节能减排的目的。
2.6 推行清洁生产
加快推行化工行业的清洁生产, 从生产源头和工艺生产的全过程中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降低资源的消耗。清洁生产的核心理念是“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减少污染、增加效益”。它改变过去的先生产、后治理的后期治理的生产方式, 而是采用从源头和工艺生产全过程的控制式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生产方式, 帮助化工企业走出生产误区, 形成清洁的工艺生产模式。而推行清洁生产的工艺模式, 从根本上来说, 还是要着力解决关于清洁生产的技术问题。它关系到化学工业生产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内容, 包括对工艺生产流程的把握、生产材料的选择、废物循环利用的方式和途径的选择等。要细化各个环节, 串联各个工艺生产部门, 实现化工产业工艺生产的清洁化, 以此达到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和扩大经济效益的目的。
3 结语
目前我国的化工行业仍然面临高耗能、高污染、以及节能环保效果不明显的困境。所以, 对于化工行业来说, 寻求一条适应绿色发展的高效环保之路, 就显得尤为重要。树立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战略眼光, 多采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 优化生产工艺、提高生产资源的利用率, 增强化工能源资源的回收再利用, 加强对工艺生产过程的控制, 充分发挥化工行业在节能环保上的发展潜力, 实现我国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近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化工行业也迅速崛起。但是, 由于化工行业巨大的污染性, 而使其成为我国环境污染的源头之一, 在当前追求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大环境下, 化工行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本文重点探析了关于化工行业在节能减排新技术和战略选择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化工行业,节能减排,新技术,清洁生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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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吕子胜.化工企业如何做好节能减排工作[J].理论探讨, 2010 (10) :252
行业技术选择 篇3
关键词：Heckman选择模型,高管激励,技术创新,医药行业
引言
医药产业作为一个典型的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代表着国家和地区的高端技术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成为我国着力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对于医药企业而言,技术创新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创新药物等新产品或新工艺有助于企业形成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目前我国医药企业创新投入明显不足,如何提高产业整体创新能力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由于医药行业的特殊性,其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等特点,导致企业在进行创新活动过程中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高管激励成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1]。纵观国内外针对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文献,发现该领域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1)一般性理论研究方面,学术界仍存在争议,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2)从医药产业来说,鲜有该方面的研究文献;(3)研究方法方面,大多学者采用回归分析方法,以选择技术创新活动的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忽略了没有创新行为的观测值,由此可能引起样本选择偏差。基于此,本文以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创造性地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控制样本选择偏误,再次探讨高管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高层管理者持有公司的战略决策权,是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是高管与股东存在不一致的利益函数,如果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高管通常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放弃投资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创新项目,从而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因此,如何通过合理的激励措施,使高管以创新为导向,有效配置公司内外部资源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学者们主要从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展开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
1.1 薪酬激励与技术创新
关于薪酬激励与技术创新的研究大多建立在薪酬契约理论的基础之上。根据薪酬契约理论,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其关联程度表现为薪酬业绩的敏感性。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其经营企业的努力程度越高。大多学者认为,目前我国企业高管处于财富积累阶段,具有较高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能够制定出有利于公司的创新决策,因此薪酬激励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陈晓辉和王贞洁(2014)通过回归分析方法发现在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激励与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1]。李瑶、汪伟(2015)的研究认为,薪酬激励可以促进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2]。徐宁和吴创(2015)将线性回归与非线性回归相结合,探讨了高管激励对民营中小企业创新动力及路径的影响,研究表明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动力产生正向影响,与内部自主研发的选择倾向则呈倒“U”型关系[3]。
然而,根据期望理论可知,薪酬激励的有效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高管感知到的薪酬吸引力[4]。当高管财富处于较低阶段时,薪酬可以发挥较强的激励作用。但是随着高管财富的不断增加,薪酬激励从激励因素变为保健因素,其激励作用开始逐渐下降,即存在边际递减效应。甚至随着薪酬的继续升高,薪酬的收入效应开始超过替代效应[5]。本文认为,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高管隐性激励,较低的薪酬水平也有可能产生边际递减效应,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短期薪酬激励与医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存在倒U型关系。
1.2 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
国内外关于股权激励效应的研究均建立在“利益趋同假说”与“管理者防御假说”两个假说的基础上。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利益趋同假说,认为通过对公司代理人实行股票期权等激励方式,可以促进高管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大大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基于利益趋同假说,诸多学者研究证实股权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6]。Lerner和Wulf(2007)以美国高科技企业为样本,最终发现,对高管实行股票或期权等股权激励方式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专利数量[7]。此外,Zahra[8](2000)、Bulan和Sanyal[9](2011)、黄园和陈昆玉[10](2012)等学者也认为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呈显著正相关。然而,“管理者防御假说”却认为授予高管股权激励会增强其抵制内外部监管压力的能力,从而强化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11]。此后,徐宁(2013)[12]、王建华[13](2015)及李瑶、汪伟[2](2015)等学者支持管理者防御假说,认为高科技企业与创业板企业高管的长期股权激励契约与研发投入、专利授权数等技术创新指标呈倒U型关系,李瑶和汪伟同时指出,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超过30.73%时,管理层持股比例增大反而不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入。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就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但至今仍未得出一致结论。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1)选取的研究样本各异,部分学者以全部上市公司为样本,其他学者以创业板、中小板、高科技企业或民企、国企为样本;(2)较多文献局限于两者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忽略了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医药企业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却鲜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以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创新性地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同时,本文将线性研究和非线性研究相结合,认为我国医药行业股权激励强度较弱,管理者防御效应尚未出现,提出如下假设:
H2:长期股权激励与医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取2011~2015年即“十二五”为研究区间,考察我国医药行业短期薪酬激励、长期股权激励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为“十三五”期间医药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决策依据。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信度与效度,剔除ST、*ST、PT企业,最终得到95家医药上市公司,共计475个观测值。高管激励数据与财务数据等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专利数据来自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中国专利数据库。数据的处理和分析采用STATA 13.0和SPSS 21.0完成。
2.2 变量定义与计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医药企业的技术创新指标。现有文献主要从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两个方面测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前者通常采用R&D投资强度表示,后者大多用专利数量或新产品产值衡量。由于许多上市公司并未在年报中披露R&D投入数据,但研发数据缺失并不代表公司没有研发投入。如果仅仅使用披露研发投入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难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因此本文选取专利申请数量测量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
解释变量为高管薪酬激励与高管股权激励,短期薪酬激励通过高管前3名薪酬总额衡量,长期股权激励采用高管持股比例衡量。此外,由于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众多,本文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14,15,16],选取公司基本特征及治理结构方面变量,控制其他可能影响技术创新能力的因素。具体包括公司规模、公司业绩、成长性、资本结构与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两职合一。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1。
2.3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2.3.1 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Heckman[17](1979)提出的Heckman两阶段模型,用来解决样本选择偏差。由于中国专利数据库中部分医药企业的专利申请数为0,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计,必然将无创新产出的观测值排除在外,最终只是对有创新产出的部分样本进行估计,从而产生样本选择偏误。这是由于只有当无创新产出的发生是随机的,忽略或者剔除无创新产出企业才可能不会造成偏差[18]。因此,需要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避免样本选择偏差。
Heckman模型分为两步,第一步为创新选择模型,通过二值Probit模型分析:
式(1)表示,医药企业是否选择技术创新即Yi1,是由可观测的相关变量Xi1和不可观测的变量α共同决定的。如果企业选择技术创新,则Yi1=1,否则Yi1=0。εi为误差项。
根据式(1)得到估计值^δ1,然后对每个样本个体i计算逆米尔斯比率:
式(2)中,分别表示以为变量的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和累计密度函数。
第二步为创新数量模型,利用Yi1=1的选择样本进行回归:
式(3)中,Yi2为第二阶段的被解释变量,即医药上市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Xi2为第二阶段的解释变量。λi是根据第一阶段计算得出的逆米尔斯比率,用于修正样本选择偏差,若λ显著不为零,则表明确实存在选择性偏差,因此Heckman模型是有效的。μi为误差项。
2.3.2 模型构建
本研究利用Heckman模型,从创新选择与创新数量两个阶段分别考察高管激励对医药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影响。首先,通过构建Heckman选择模型,验证薪酬激励与医药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
同时,为验证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线性关系,构建以下模型:
方程(4)和方程(6)为创新选择方程,分别考察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及其他因素对医药企业是否选择技术创新的影响。若医药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大于零,则PATENT=1;若医药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等于零,则PATENT=0。方程(5)和方程(7)为创新数量方程,利用PATENT=1的选择样本进行回归估计,分别考察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及其他因素对医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其中,EP为短期薪酬激励,使用“高管前3名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ES为长期股权激励,通过“高管持股比例”来衡量,λ为逆米尔斯比率,ε为误差项,其余均为控制变量,用以控制其余变量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实证分析之前,首先进行相关性分析与共线性检验。从相关系数矩阵中可以看出,专利数量与高管持股比例、高管前3名薪酬总额呈现为正相关关系,和前文分析一致;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两两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较小,大多在0.1左右,只有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相关系数较大,达到0.51,基本可以认为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各变量VIF值均小于2。通过综合判断得出,本研究模型设置较为合理,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适合做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表2列出了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全部样本中有101个观测值专利数量为零,可见我国部分医药企业在某些年份中没有创新产出,医药行业整体创新能力较为薄弱,实现“十三五”目标仍任重而道远。我国薪酬激励变量(EP)的平均值为14.28,可见高管前3名薪酬总额高达160万,且标准差小于1,说明我国医药企业高管薪酬水平普遍较高,差异并不明显;薪酬最高者甚至达到1900万。高管持股比例(ES)最高值为13.8%,平均水平为5.9%,说明近五年来我国医药行业股权激励水平仍普遍较低。
3.2 Heckman选择模型结果与分析
3.2.1 薪酬激励与技术创新关系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3显示了我国医药企业薪酬激励与技术创新的Heckman两步法分析结果。为验证薪酬激励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首先检验两者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由表3可知,薪酬激励与技术创新的线性模型和非线性模型中,逆米尔斯比率均不为0,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可见确实存在样本选择偏差,Heckman模型是有效的。
从表3可以看出,模型(1)中薪酬激励与医药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量的线性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因此验证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在模型(2)加入平方项之后,薪酬激励及其平方项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薪酬激励与专利数量为正相关,薪酬激励平方项与专利数量为负相关,由此判断出医药上市公司的薪酬激励与技术创新能力呈倒U型关系,假设1得到验证。同时,利用EP及EP2系数求出薪酬激励变量(EP)的拐点,为14.208。因此可以推断,在我国医药行业高管前3名薪酬总额未达到148万时,随着薪酬水平的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亦不断提高;当高管前3名薪酬总额达到148万之后,薪酬激励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逐渐降低,分析其原因可能为,当薪酬达到一定水平后,产生的吸引力逐渐降低,公司高管更倾向于将冗余资源用于维持现有业绩,而放弃投资高风险、长周期的创新活动。
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和公司业绩与技术创新选择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技术创新数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企业规模与公司业绩均会促进医药企业选择技术创新,并且可以显著提高医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企业规模(SIZE)越大,分散创新活动风险的能力越高,大大降低研发项目失败的风险,因此越有可能进行技术创新;此外,大规模企业具有先进的研发设备和强大的科研团队,创新效率较高,通常可获得较多创新成果。公司业绩(EPS)越好,越有可能选择技术创新,因为企业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与人员进行研发投资,较高的研发投入必定会带来相对高的创新产出,从而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两职合一(PT)与技术创新选择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技术创新数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该结论表明,即使董事长兼任公司高层管理者,也并未以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医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没有因此而提升,极可能是高管利用所拥有的权力追求自身利益而放弃了投资研发项目的机会。
此外,其他控制变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有待进一步考察与分析。资产负债率(LEV)与医药企业的技术创新选择和技术创新能力均为正相关,表明高管已经意识到技术创新能力是医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即使承担较高的负债水平仍会选择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但资本结构与技术创新关系并不显著,说明高管在做出技术创新决策时,同时会考虑企业债权人的权益,避免因技术创新投入产生过高的资产负债水平。企业成长性(GR)与技术创新选择、技术创新能力均为负相关,但并不显著。可能是成长快的企业往往关注企业多方面的发展,将较多资源与资金投入到其他业务中去。产权性质(EN)、股权集中度(EC)与技术创新均为负相关。由于竞争压力小,国有控股的医药上市公司通常不愿意选择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能力落后于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对医药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消极影响。一般来说,股权越为集中,大股东则会更加重视企业的长期发展,加强对高管短视行为的监督,促使其选择技术创新以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但是与此同时,大股东也会规避投资风险,避免公司短期收益受损,因此进行技术创新决策时更加谨慎,极有可能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股权制衡度倒数(EB)与技术创新为负相关,可见股权制衡度可以促进医药企业选择技术创新,并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股权制衡可以避免“一股独大”,使多个大股东互相牵制从而制定出科学的技术创新决策。
注:括号内为变量估计系数对应的Z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
3.2.2 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关系实证结果与分析
我国医药企业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的Heckman两步法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λ显著不为0,说明Heckman选择模型是有效的。实证结果显示,股权激励(ES)与技术创新选择呈现正相关,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技术创新数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股权激励并不能显著促进医药企业选择技术创新,说明并非高层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选择技术创新的可能性越大。但是由于股权激励可以促使高管与股东利益趋向一致,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高管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技术创新产出越高,因此H2得到验证。王文华等(2014)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为倒U型关系[14]。因此,与整个高新技术行业相比,我国医药行业股权激励水平普遍较低,尚未达到极值,因此与技术创新能力仍表现为线性相关关系,并未出现“管理者防御效应”。
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SIZE)和公司业绩(EPS)与技术创新选择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技术创新数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医药企业规模越大,业绩越好,越倾向于选择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能力明显高于小规模、业绩低的企业。两职合一(PT)与技术创新选择及技术创新数量在1%的水平上为显著负相关,说明高管兼任董事对医药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消极作用。
注:括号内为变量估计系数对应的Z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
3.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薪酬激励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对薪酬激励变量(EP)进行替换,使用“董事、监事及高管前3名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代替“高管前3名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可见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4 结论与对策
本文以高新技术产业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线性与非线性相结合的视角出发,创新性地采用Heckman两步法纠正样本选择偏差,对医药行业“十二五”期间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医药企业薪酬激励与技术创新能力并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而呈现倒U型关系;薪酬激励存在极大值,其拐点为148万;股权激励可以显著提升医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随着高管财富的不断增加,薪酬从激励因素转变为保健因素,对高管的吸引力逐渐降低,即薪酬激励存在边际递减效应,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为倒U型关系。医药企业薪酬激励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极大值,高管薪酬水平较低时,薪酬激励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当薪酬水平达到极大值之后,薪酬激励反而会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根据我国医药企业“十二五”期间数据可知,高管前3名薪酬总额达到148万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最强。我国医药企业股权激励的平均水平为5.9%,可见企业间高管持股比例普遍较低,目前表现为利益趋同效应,管理者防御效应尚未显现,因此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使用Heckman选择模型实证检验医药行业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的线性与非线性相关关系,避免直接剔除没有专利数据的上市公司而引起的样本选择偏误,同时打破以往研究只关注线性关系的局限性,丰富我国医药行业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经验数据,为医药企业“十三五”期间技术创新决策提供依据。
行业技术选择 篇4
但是,投资筹划可能更多地涉及到一些非税因素,同样不能忽视。这些因素有政治稳定性、交通方便性、信息灵通度、劳动力素质及成本、原材料供应、市场供求、投资项目和管理水平对投资所在国的适应性等。
一、投资地点选择的税收筹划
根据税后利益最大化的要求,通过选择不同的投资地点,在地区性税收优惠、宏观税负、避免双重征税等方面,对未来纳税义务作出规划。在其他投资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低税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会得到更多的税收利益。
(一)境内投资地点的选择
在我国境内投资,从税负角度来说,主要考虑所得税的因素。为了实现我国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和扶植贫困地区的发展等,我国制定了不同地区税负差别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其他投资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般主要考虑在税负低的地区进行投资。
(1)利用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对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内在2008年1月1日(含)之后完成登记注册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以下简称新设高新技术企业),在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内取得的所得,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利用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
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设在上述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3)利用新疆困难地区新办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为支持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指示精神,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在新疆困难地区新办的属于《新疆困难地区重点鼓励发展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范围内的企业,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因此,企业完全能够而且有必要在投资之前,在充分考虑了基础设施、金融环境等外部因素后,选择整体税收负担相对较低的地点进行投资,以获得最大的节税利益。一般做法是:在低税地区创办企业,即利用低税地区的各种优惠政策,其业务活动自然也可以扩大到非低税区;或在低税区设置关联机构,将更多利润留在低税区,以降低总体税负。但是企业一旦选择了在“老、少、边、穷”地区投资,必须考虑这些地区的硬件环境、软件环境及需求状况,以免为了节税影响企业盈利,得不偿失,这是企业投资前应当慎重考虑的。
(二)跨国投资地点的选择
如果进行跨国投资,仅从税收角度来说,一要考虑宏观税负的高低;二要考虑所涉及的主要税种及其税负的高低;三要考虑税收结构;四要考虑居住国与投资地所在国对避免双重征税的程度。
从国外的情况看,有的国家或地区不征收所得税,有的国家的所得税率高于我国或者低于我国。因此,投资地点不同,税收负担会有所差别,最终影响到投资收益。对于跨国投资者,还应考虑有关国家同时实行税收居民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管辖权而导致对同一项所得的双重征税,以及为避免国际间双重征税的双边税收协定有关税收抵免的具体规定,以进行投资国别或地区选择。
公司所得税是世界上开征相当普遍的一个税种。根据对22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新跟踪检索,截至2010年上半年,世界各国公司所得税的基本状况是:普遍征收公司所得税的国家和地区203个,没有开征公司所得税或者对普通企业征收所得税时适用零税率的国家和地区17个。
公司所得税税率以比例税率为主,实行累进税率的国家和地区日趋减少。2010年实行不同形式累进税率的国家和地区只有13个:法属波利尼西亚(按成本利润率累进);利比亚(15%～40%六级超额累进);列支敦士登(按资本利润率累进);澳门(0%～12%三级超额累进);缅甸(外币所得5%～40%十五级超额累进);叙利亚(10%～28%五级超额累进);塔吉克斯坦(按销售利润率25%、13%、8%三级超率累退);委内瑞拉(15%～34%三级超额累进);美国以及美属萨摩亚、美属维尔京群岛、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它们与美国实行相同的15%～39%～35%八级超额累进累退混合税率;北马里亚纳群岛另征的毛收入税实行1.5%～5%六级超额累进税率。另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小企业在规定的所得限额内实行优惠税率,从而实质上形成两级或多级超额累进税率,主要如亚美尼亚、比利时、福克兰群岛、匈牙利、日本、基里巴斯、韩国、立陶宛、马来西亚、蒙古、荷兰、新喀利多尼亚、葡萄牙、塞舌尔、南非、西班牙、泰国和英国等。此外,波多黎各虽然对普通公司所得税按20%比例税率征税,但开征的附加税实行5%～19%六级超额累进。
注:表1提供了亚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公司)所得税税率。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企业所得税法所规定的25%的税率在亚太地区是有较强竞争力的,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国际上出现的减税趋势对我国可能造成的影响,例如:新加坡从2008年起,税率将从20%降为18%。中国香港作为国际税收优惠地区,其所得税税率仅为16.5%。
公司所得税综合税率存在持续下降的趋势:2010年220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所得税综合平均税率约为24.6%,比2006年的26.9%下降了2.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约下降0.57个百分点。2010年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的国家和地区至少有21个。自从美国1986年实行以降低税率、拓宽税基为基调的税制改革以来,世界上公司所得税税率普遍呈下降趋势,而且,近几年公司所得税税率的这种下降趋势并没有减弱,甚至有加强的迹象。从220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所得税综合税率(未开征公司所得税的国家和地区按零税率计算)的初步计算看,2006年至2010年其综合平均税率分别为26.9%、26.5%、25.6%、25.1%和24.6%,4年下降了约2.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约降0.57个百分点。
可以看出,2010年公司所得税税率的世界平均水平已略低于25%,更重要的是,公司所得税的这种减税趋势仍在继续。
从综合税率水平的排序和分布状况看,2010年公司所得税综合税率在25%～35%之间的国家和地区比较集中,有104个。公司所得税综合税率除普通公司所得税率外,还包括公司缴纳的附加税、特别所得税、地方所得税等其他各项所得税的税率。在计算综合税率时,作了一些统一的技术处理:如与公司所得税具有替代性质的最低税、只对部分企业征收的所得税等不予考虑;实行累进税率的,按最高有效税率或最高边际税率计算;征收毛收入税的,统一按15%毛利率折算;对于所得附加税、特别所得税、地方所得税,虽然其税基与公司所得税不一定一致,但我们假定其为一致进行估算,不过对于附加税、地方税等允许在普通公司税前扣除的部分在计算时予以调整。此外,不少国家的地方所得税各地税率不一,如美国、日本、德国、瑞士、意大利等,有的差别还比较大,对此按以下方式处理:有全国平均税率的,按平均税率计算;没有平均税率,但有多数地方采用的主流税率的,按主流税率计算;否则,根据地方税率的两极计算其平均值。研究发现,达到30%但不超过35%这一税率段的国家和地区最多,有56个,其中税率为30%的国家和地区就有37个;达到25%但不超过30%这一税率段的国家和地区次之,有48个,其中税率为25%的国家和地区就有31个,两者相加有104个,占203个国家的一半还多。2010年提高公司所得税税率的国家只有3个。它们是:冰岛(从15%提高到18%);洪都拉斯(附加税性质的团结税税率从5%提高到7%);墨西哥(从28%临时提高到30%,2014年将恢复到28%)。
企业进行投资时,应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税制差别或区域性税收倾斜政策,选择整体税收负担较轻的地区进行投资,使得该投资收益较大。
二、投资行业选择的税收筹划
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关于所得在不同行业之间税收负担的差别比较明显。
企业投资选择向哪个行业进行投资,不仅要考虑企业原行业归属及技术优势等内部影响因素和市场发展趋势等外部影响因素,还应考虑不同时期国家税收政策的导向。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逐渐成熟,国家税收政策越来越淡化区域性差异,越来越强化行业性差异,这是政府根据不同产品、劳务市场供求变化调整相应税收政策的表现。从企业的投资活动看,适时地选择政府税收政策给予支持的行业作为投资重点,可使企业投资获得更大的税后利益。
(一)流转税的行业税负差异
流转税主要通过对企业现金流量的影响约束企业的投资决策,在一定的时期内企业缴纳的流转税越多,企业在该时期的现金流量就越少,从而抑制企业的投资,反之,企业的现金流量增加将会刺激企业的投资。
我国现行税收法律法规在流转税层面是根据企业所属行业及从事经营业务内容分别规定按不同税种征收,即工业企业、商业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货物销售所获得的收入应缴纳增值税,其中,特定产品(如烟、酒、化妆品等共十四大类)在缴纳增值税的同时还须缴纳消费税;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邮电通信、金融保险、服务业等行业企业的经营收入应缴纳营业税。
为此,企业投资进行行业选择时应首先考虑未来经营收入应缴流转税的差异,尽管,从经济学原理角度讲,流转税可以转嫁他人负担,但实际能否转嫁,转嫁程度如何都会对企业的销售数量以至税后利润总额造成不同影响。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适用税种差异
不同行业业务收入适用的税种不同,实际税负大不相同。工商企业销售收入缴纳增值税,名义税率较高,为17%或13%,但以增值额为计税依据,购进项目可作进项抵扣,税基较小。提供各类劳务的服务性企业营业收入缴纳营业税,名义税率较低为3%或5%,但以全部营业收入作为计税依据,税基较大。
(2)适用税种数量差异
生产销售产品的工业企业,大部分商品销售收入只缴一道增值税;而生产消费税应税产品的企业则须缴纳增值税、消费税两道流转税,而且由于消费税是价内税,增值税与消费税计税价格相同,消费税税率高低既影响消费税应缴税款的多少,又影响增值税应缴税款的多少。
(3)适用税目差异
同样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或者营业税,税目不同,适用税率不尽相同,税负轻重不同。不同类商品或劳务税率不同,如增值税、营业税;同类商品也会有税率高低的差别,如消费税。另外,还需考虑免税项目、出口退税率差别、进口征税时关税对增值税及消费税的影响等问题。
(4)其他差异
在混合销售、兼营(包括兼营不同税率、不同税种问题)时,实际适用税率、税种差异也会造成应缴税款多少的差别。
(二)企业所得税的行业税负差异
所得税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直接影响企业的税后利润水平,继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收益和投资决策。虽然我国企业所得税对各行各业采用统一比例税率,但各种优惠政策仍然为企业投资行业选择提供了空间。企业在投资行业选择中:
(1)利用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和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企业从事前款规定的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经营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利用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企业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海水养殖、内陆养殖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3)利用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从事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包括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等,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4)利用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5)利用创业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6)利用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综合利用资源,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
(7)利用国家扶持动漫产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
a.企业所得税:经认定的动漫企业自主开发、生产动漫产品,可申请享受国家现行鼓励软件产业发展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b.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经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定的动漫企业自主开发、生产动漫直接产品,确需进口的商品可享受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具体免税商品范围及管理办法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8)利用鼓励软件产业税收优惠政策
a.软件生产企业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所退还的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b.我国境内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c.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d.软件生产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9)利用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a.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视同软件企业,享受上述软件企业的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
b.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3年。
c.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um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d.对生产线宽小于0.8微米(含)集成电路产品的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已经享受自获利年度起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政策的企业,不再重复执行本条规定。
(10)利用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a.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b.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1)利用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a.企业所得税: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符合企业所得税税法有关规定的,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b.营业税: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取得的营业税应税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
c.增值税: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符合条件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将项目中的增值税应税货物转让给用能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
(三)其它税种的行业税负差异
除流转税、所得税以外的一些税种具有更明显的行业税负差异。如资源税主要针对矿产等自然资源开采行业企业;土地增值税主要针对房地产开发行业企业;车辆购置税主要针对汽车销售行业企业。当企业投资于这类行业时,对相关税种税负必须作出测算,有时这类税种的税负甚至超过流转税、所得税税负。如当房地产开发企业增值额较大,增值率较高时,其所应缴纳的土地增值税往往会比所需缴纳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还要多。
尽管我国主要税种税制对不同行业是统一的(如企业所得税),即使有些不一致(如流转税),但从总体上看,同一层面的税种各行业企业的税收负担是大致相同的,立法机构在制定税法时也尽量考虑各行业企业税负公平。但实际上由于各行业企业收入形式、成本费用水平等重要涉税因素都有很大差别,因此导致各行业企业实际税负水平会有较大不同。或者可以说,不同行业企业税负轻重不同,除了税法规定的差别以外,更重要的是行业业务内容的差别导致的。因此,在投资行业决策的涉税问题分析中,通常更需进行综合性的考虑。
[案例分析]:某市M公司现有3000万元,准备寻找一个投资项目进行长期投资。经多方考察,现有三个备选方案。
方案一,投资兴办一个中型机械加工厂,年销售额3200万元,购进原料2400万元,均为含税价。人工及各项管理费用260万元。
方案二,投资兴办一座酒楼,年营业额3100万元,原料成本2100万元,人工及各项管理费用230万元。
方案三,投资兴建一个花卉种植农场(以种植为主,经过繁育种子、幼苗等过程,培育出成品花卉销售),年花卉销售收入2600万元,种子、农药、化肥等购进金额1000万元,人工及各项管理费用200万元。
解析:由于三个方案的投资行业不同,相关税种及行业性税收待遇不尽相同,税后收益的差别十分明显。
方案一:
应缴增值税:3200÷(1+17%)×17%-2400÷(1+17%)×17%=116.24(万元)
应缴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116.24×(7%+3%)=11.62(万元)
企业利润:3200÷(1+17%)-2400÷(1+17%)-11.62-260=412.14(万元)
应缴企业所得税:412.14×25%=103.04(万元)
企业税后利润:412.14-103.04=309.10(万元)
年投资利润率:309.10÷3000×100%=10.3%
方案二:
应缴营业税:3100×5%=155(万元)
应缴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93×(7%+3%)=15.5(万元)
企业利润:3100-155-15.5-2100-230=599.5(万元)
应缴企业所得税:599.5×25%=149.88(万元)
企业税后利润:599.5-159.88=499.62(万元)
年投资利润率:499.62÷3000×100%=14.99%
方案三:
其生产经营内容属于《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所列免税项目的第一项所称的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业产品,投资后经申请获得免征增值税待遇。《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企业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取得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应缴企业所得税:(2600-1000-200)×25%×1/2=175(万元)
企业税后利润:2600-1000-200-175=1225(万元)
年投资利润率:1225÷3000×100%=40.83%
我国电力行业价格管制模式的选择 篇5
电力行业是自然垄断行业, 对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管制, 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利益、企业效率以及企业的财务稳定。因此在所有管制手段中, 它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最难设计的一个环节。
(一) 如何给予企业公正的报酬维持企业的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同时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
在自然垄断部门按边际成本定价会产生亏损, 不利于企业的财务稳定和投资。如果政府要求企业按边际成本定价, 给予企业补贴, 则补贴数额就会很大, 用现行的财政收入很难支付庞大的补贴额。如果难以做到这一点, 则势必要增加税收, 这样就会产生收入再分配。企业长期亏损也可以获得补贴, 企业就不会有降低成本的愿望, 导致经营散漫, 内部效率低下。
(二) 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管制者必须掌握有关企业成本以及其他外部环境的信息。管制过程实际上是管制者同被管制厂商之间的一个不对称信息下的博弈过程。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有机会制定垄断价格, 且在信息不对称下企业也缺乏提高生产率的服务质量以及扩大生产规模的动力。
(三) 管制成本问题
对价格的管制必须要收集、分析和加工有关被管制企业的财务、会计、投资计划、需求结构和动向以及技术等方面详细的数据。并且要根据有关政府部门、消费者提供的信息进行调整, 因此管制的成本很大。
二、两种价格管制模式
面对以上的难题, 西方国家设计并采用了两种主要的价格管制机制, 即成本加成机制和价格上限机制。
(一) 成本加成机制 (公正报酬率机制)
成本加成机制是一种保证企业收支平衡的机制, 一般来说用企业相关运行成本加上必要“报酬”, 又称为公正报酬率机制。企业向管制者提交一份关于其运营费用和资本成本的清单, 以及投资回报率, 管制者在获得相关数据时, 进行调整, 将这些成本信息传递到最终向消费者索要的价格中。其模型是:
其中, o是被管制者的运行成本, RB为管制者认定的资本基数, 一般为前期成本, 且采用历史数据。d为资本折旧, r为公正报酬率。
资本基数是由负债资本 (V) 和自有资本 (E) 构成的, 所以公正报酬率是由负债资本的利息和自有资本的利润构成的。因此, 公正报酬率 (r) 要通过确定负债资本和自有资本的合理比率, 以及确定负债资本的合理利率 (i) 和自有资本的合理利润率 (k) 来决定。这样, 公正报酬率可以用下列公式来确定:
公正报酬率 (r) = (D/RB) ·i+ (E/RB) ·k
因此, 公正报酬率是通过确定负债资本比率 (D/RB) 、负债资本利率 (i) 、自有资本比率 (E/RB) 和自有资本利润率 (k) 来决定的。
这一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借助严格的会计审计制度和听证程序以提高成本信息的透明度;可信的投资回报承诺对吸收并稳定扩大固定资本投资有正向的激励。
同时它也存在着缺点:必须付出巨大的管制成本;企业会寻求增加成本基数而不顾降低成本的逆向激励;可能出现管制收买;难以适应通胀率的波动。
(二) 价格上限机制
价格上限机制是固定价格机制中的一种。这种价格监管机制在规定企业所有被监管服务的加权平均价格作为初始价格的同时, 还确定了随时间调整加权平均价格以反映投入要素通货膨胀和生产力发展趋势的条款。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Pt-1为基期加权平均价格, Pt为以下各年价格调整的上限, RPI为该年的零售物价上涨率, X是受监管产业的生产率上升率。
可见, 基期加权平均价格和即期通货膨胀率都是给定的, 而生产率因子却要通过估算企业的运营投入、资本投入、许可的资本回报率和资本基数来确定。虽然这也涉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但生产率因子与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相关, 因而它的确定对企业信息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弱。由于一般产业生产率水平是趋于上升的, X因子在一个监管间隔期 (不同产业的监管间隔期不同, 一般为3、5、7年) 结束之后, 即面临着相应调高的趋势, 这就使得企业为了获取利润剩余而努力将生产率提高到X之上。
因此价格上限机制的优点是明显的: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投资回报率机制在价格调整时复杂的成本审核, 从而显著降低管制成本。企业如果将生产率提高到合同规定的X水平上, 则可以获得提高部分作为报酬, 从而改善企业生产效率。由于不超过上限价格的价格降低是企业的自由, 从而有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消费者剩余的提高。
但它也有如下缺点:如果管制不完善, 则极有可能形成垄断领域为垄断价格。由于价格竞争成为可能的现实, 在管制者和被管制企业之间很难就提高生产率达成一致意见, 经常会在实际可能实现的生产率提高度以下达成协议, 因而往往不可能使该类产业的价格总水平降低到实际上可能的水平。这一机制可能会对保持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产生有力的激励, 而对固定资本投资、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改善服务质量的激励不足, 如网络覆盖不足、维修不足以及安全隐患等。由于X的确定缺乏公开听证程序, 因此管制的过程透明度有限。
三、我国电力价格管制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的价格管制较为混乱, 在管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成本加成、特别定价和价外加价三位一体的定价机制。电力管制价格由国务院价格管理部门制定, 如果由于燃料价格上涨或通货膨胀等原因导致电力成本费用提高的话, 则首先由电力经营企业向当地物价部门递交提价申请, 并提供作为调价理由的有关财务资料, 当地物价主管部门对企业上报的调价资料进行审核, 同时召开电力价格听证会, 听取各利益集团对调价幅度的意见, 然后对调价方案进行、调整, 上报省级物价部门批准。
在具体实施上, 我国没有对电网实行单独定价。现行的电力价格主要是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其中上网电价主要是“成本补偿电价”, 这种上网电价以电厂的生产成本为确定依据, 为“一厂一价”, 概括起来可分为“老电价”和“新电价”两大类。
我国的销售电价分为管制电价和指导性电价两类, 管制电价是以物价局和国家发改委每年颁布的目录电价表为基础, 各地区有关部门征收的各种附加费和加价一并附到管制的电价中。指导电价包括管制电价, 当用户年用电量超过一定的消费量时, 再加上各种附加费和加价。
从上述我国电价的现状可以看出以下问题:
(一) 我国的价格管制的技术落后
我国价格管制机制以企业上报为基准, 加之价格管制权较为分散, 会计审计技术较为落后, 事实上很难对企业的成本信息进行严格的审核, 企业基本上掌握了定价的主动权。
(二) 没有建立价格的管制模型
我国的电价管制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没能数量化、公式化。大多数电网经营企业 (省级电力公司) , 又同时拥有发电企业和配电企业, 还没有从原有的一体化经营体制中脱离出来, 网售电价只是在上网电价基础上加上输电费用和输电利润、税金, 其网售电价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和电力公司之间讨价还价的能力和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程度。
(三) 电力管制价格不能刺激电力企业自觉提高生产效率
由于物价管理部门制定或调整电力价格, 基本上是以企业上报的成本为主要依据, 虽然物价部门会对企业上报的成本资料进行审核, 但由于没有向企业那样了解真实成本, 通常凭主观判断对企业的调价幅度“砍一刀”。这种电价形成方式, 还从客观上诱使投资者和经营者放松对建设成本费用的管理控制, 刺激企业虚报成本, 缺乏努力降低成本的动力。
(四) 电力价格中的政策性因素较多
我国的电价实际上承担了许多社会调节职能, 电力企业通过内部补贴对居民、农业及一些贫困地区实行低价, 以实现社会稳定, 国家对于经济、投资的调节, 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电价。
四、我国电力价格管制模式的选择
公正报酬率模式以及价格上限模式具体应用到我国还应该考虑到我国制度方面的因素, 以及企业的现实情况。在公正报酬率与价格上限模式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权衡, 那就是:价格上限模式是一种高强度的激励模式, 它可以迫使企业提高效率, 但是留给企业大量的信息租金, 企业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而公正报酬率是一种低度强度的激励模式, 力求使企业收支平衡, 企业没有降低成本的动机, 但是也不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下面对我国的制度一一考虑, 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价格管制模式。
我国的行政垄断现象严重, 企业通过行政垄断获得大量的租金。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选择价格上限, 企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我国的公共资金影子价格较高, 假设企业的成本是可以观测的, 并且国家可以保证定价规则的稳定性, 那么公共资金影子价格的成本比较高时, 企业得到的信息租金就会带来较高的社会成本。当然, 如果不给企业信息租金就会造成比较低的生产效率, 但是两者相比, 信息租金的社会成本要比低度效率带来的成本更大一些。
我国融资方面存在着约束, 因此, 为了鼓励投资, 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要求采用公正报酬率的方式, 保证投资者都能够收回成本, 达到收支平衡。
我国管制手段落后, 审计和核算制度效率较低, 企业同管制机构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因此选择价格上限机制, 让企业自行控制成本。
由于我国收买的交易成本较低, 如果选择价格上限机制, 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必定追求更多的信息租金, 就会更加积极地对管制机构采取收买。因此, 选择公正报酬率可以减少合谋带来的好处。
我国目前对管制机构的监督乏力, 管制机构具有相机决策权, 这样就适合选择价格上限模式, 公正报酬率涉及的成本概念过多, 公众很少有这方面的能力和兴趣去了解, 而价格上限同物价上涨指数相关, 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生活, 公众便于监督。
管制权混乱, 政出多门的现象也对价格管制有重要的影响。管制权的混乱会导致无效率的监督以及无效率的激励。因此选择价格上限将很难对企业做出好的监管, 因此适合于选择公正报酬率。
我国电力行业的内部效率低下, 这样也适合于选择高强度的激励机制, 价格上限机制可以给予企业充分的激励, 提高企业的内部效率, 获得较高的利润 (见表1) 。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 我国目前较适宜的价格管制方式是公正报酬率方式, 在采取公正报酬率方式时应可能使之公式化, 科学化。当政治、法律和其他经济制度变得更加完善后, 可以尝试使用价格上限制度, 促进企业提高生产效率。
摘要：我国目前的电力价格管制上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对于电力行业这样的自然垄断行业来说, 价格管制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针对价格管制, 西方国家发展出了两种管制模式:价格上限模式和公正报酬率模式。文章从中国电力行业的管制现状出发对两种价格管制的模式进行了对比, 得出了我国电力行业价格管制的模式。
关键词：电力行业,价格管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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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行业中自费项目的选择博弈 篇6
关键词：旅游消费者,导游人员,自费项目,博弈模型
引言
近几年来, 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 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由于旅行社之间非正常的价格竞争, 如有些组团以低价卖给导游或者接待社, 通过旅游线路中的自费项目来获取回扣, 获得利润 (本文将这种类似的行为称为“欺诈行为”) 。所以, 在导游推销旅游行程之外的自费项目时, 旅游者会对各方面因素进行权衡, 来做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就使得旅游者和导游人员出现一种博弈现象。
据统计, 我国旅游业总体上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但是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 旅游者对自身维权意识也不断上升。2009年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 全年投诉旅游行程中降低服务标准的占受理投诉总数的20.98%;旅行社未经游客同意擅自增减旅游项目的占8.36%;投诉导游服务质量问题的占10.34%。截至2010年底, 全国考取导游资格证人数为78.6万人, 持IC卡的导游总数为60万人。而在受检查的导游总数25238人中, 违规率为2.50%。违规人数和违规人次虽然比上年分别减少了244人和272人次, 但是违规率却比上年上升了0.37个百分点[1]。从上述数据可知, 涉及到旅游行程及导游服务情况的投诉约为40%, 同时, 导游人员的违规情况并无改善, 甚至有点恶化情况。
2009年10月, 由国家旅游局委托中国旅游研究院开展的“全国游客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 旅行社服务质量的网络评价指数仅为29.95。据2007年搜狐网和《新京报》联合进行的旅游诚信调查中发现:在具体到“你所经历的由于服务质量方面而导致的不满意的地方”的问题项中, “增加购物时间、强制购物, 观光游变成了购物游”、“旅行社擅自降低服务质量”、“旅行社擅自缩短旅游行程”三项内容分别以25.44%、24.04%和23.16%, 占到了人们亲历的不诚信服务问题的前三位, 其中涉及到导游人员和旅游线路中自费项目的问题就高达70%以上。
从上述问题出发, 本文运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经济理论, 通过对旅游者和导游员在自费项目的决策过程进行分析, 将博弈过程用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
自费项目含义及需求微观分析
1. 自费项目的含义
自费项目, 是指不包括在旅游者购买的旅游产品内的附加产品, (例如购物、增加的自费的旅游景点等) 需要旅游消费者自己额外购买的产品。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讲, 自费项目作为一种旅游产品, 在既定的旅游线路中, 自费项目应被列为“奢侈品”, 而旅游者已购买的旅游产品中无须自费的项目称为“必需品”。
2.需求微观分析
本文在下图中, 用I表示消费者收入;x表示消费者对自费项目 (奢侈品) 的需求量, y代表旅游者对必需品的需求量。
如图1、图2所示, 从自费项目 (奢侈品) 和既定项目 (必需品) 两者作为正常商品而言, 其需求量和收入之间呈正比例关系。其效用最大化的点如图2所示, 是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线相切的点。收入增多, 预算约束线向右移动, 效用随之增大;无差异曲线向右移动, 随之产生收入效应。同时, 价格的优惠变动在引起收入效应的同时, 也引起替代效应。ab段为收入效应, bc段为替代效应, 两者均为负数。自费项目价格越高, 需求就会越少, 这和实际情况是相符的。从另一角度来说, 高收入的旅游消费者购买力比低收入者高, 对价格敏感度就会下降, 对奢侈品的需求就会上升。假设消费者是“理性的”, 在增加旅游自费项目时, 消费者会对这种“奢侈品”和其他旅游产品, 包括导游服务质量和其他替代产品在内, 进行比较以后, 选择自身效用最大的决策。
旅游者和导游人员的博弈分析
1.博弈信息假设分析
在博弈论中, 一般包括参与者、策略或者行动顺序、信息、支付函数、均衡等要素。动态博弈, 是指参与人不同时行动, 参与人的行动有先后顺序, 且后行动者在自己行动之前能观测到先行动者的行动。信息不完美, 是指参与人并不完全知道对方会选择什么行动。
为分析方便, 本文对模型做如下假设:
(1) 参与人:本文涉及的与自费项目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两个主体, 分别是导游人员和旅游消费者。假设两个主体是“理性的”, 即导游人员和旅游消费者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2) 行为战略及顺序:旅游者根据自身的消费偏好, 可将自费项目划分为适合和不适合两大类。当消费者主观上认为自费项目适合自己时, 将会选择“合作”战略;而当旅游者认为自费项目不适合自己时, 则会选择“不合作”战略。导游人员作为博弈中的另一个主体, 首先会对自费项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根据旅游者的反应, 对自费项目可以选择的策略为“违规推销”和“不违规推销”。违规推销, 在这里是指导游人员用不合法的手段, 或者强制的手段推销自费项目。导游人员认为自己的费用支出大于所应得到的收益时, 就会在自费项目的“推销”与否时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
(3) 信息:博弈中, 假设参与人双方对彼此的支付函数有精确的了解, 但是旅游者在选择自费项目时, 对自费项目的信息并未完全了解, 也就是说对自费项目的类型, 是否符合自身的利益知之甚少, 而导游人员对自费项目的了解却非常透彻。因此, 在博弈的过程中信息存在不对称性, 导游人员是“博弈信息优势方”。
(4) 支付函数:指的是参与者在行动结束后得到的效用。设导游人员的基本工资为W, 增加自费项目所得额外收入 (通常我们所说的“回扣”) 为y, 因旅游者投诉损失为μ, 定义函数为α (t) 惩罚因子, 是博弈次数t的严格单调递增函数。旅游者未增加自费项目前的初始效用为U0, 增加自费项目后旅游消费者剩余如本文中图2所示, ab段设为△A, bc段设为△B, β (n) 定义为旅游者满意程度因子。
2. 博弈模型分析
(1)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根据上述假设, 若旅游者在选择旅游路线时已经对自费项目有大概的了解, 并预先知道对这种项目做如何选择, 而旅行社和导游人员并不知道旅游者的行动, 其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在此支付矩阵中, 根据占优战略, 假定导游人员的策略一定, 旅游者的最优策略都为“合作”。同理, 假定旅游者策略为“合作”, 导游人员最优策略为“违规推销”, 若假定旅游者策略为“不合作”;导游人员策略则取决于α的取值。
若, 即时α* (W+γ+μ) >W, 选择“违规推销”战略。
若, 选择“不违规战略”, 也就是说当增加的项目所得“回扣”扣除因惩罚带来的损失后所得净收益大于其基本工资时, 导游人员会因为项目利润大, 而选择不记后果的强行推销;若净收益不足基本工资高, 那么, 导游人员会根据情况进行策略调整, 不会进行强行推销或做出违规行为而得不偿失。在现实中, 每个旅游者的偏好是不一样的, α, β都是一个不确定的值。由于我们假定旅游者和导游人员是理性的, 都追求利益最大化, 在此博弈中不存在纳什均衡, 导游人员在接团过程中确切知道旅游者是理性的, 无论他选择何种策略, 旅游者都会选择“合作”, 那么, 导游人员在博弈开始就会首先介绍自费项目, 根据旅游者的反应, 来不断修正α, β的取值。因此, 导游人员就有一个先动优势。我们用新的博弈模型来分析。
(2) 完全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此博弈中, 旅游者对自费项目的了解较少, 因此是“不完美信息者”, 而导游人员对自费项目有完全的了解, 是“完美信息者”。在第一阶段, 导游人员会先行介绍自费项目, 旅游者则根据导游人员的介绍采取行动, 若旅游者选择合作, 则博弈结束;若旅游者选择不合作, 博弈就会进入第二阶段, 导游人员会根据旅游者反应选择是否进行违规推销。因此, 这是一个完全不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我们假定博弈只进行三个阶段, 其过程如图3所示:
在上述博弈树中, 运用逆向归纳法首先博弈第三阶段, β (U0+△A+△B) >βU0, 所以, 旅游者选择合作。而博弈第二阶段, 导游人员预测到旅游者会选择合作, 因此选择“违规”战略。同时, 在博弈第一阶段, 旅游者完全预测到导游人员的行为策略, 选择不合作, 最终获得βU0;选择合作, 可得U0+△A+△B。又因为β (U0+△A+△B) >βU0, 因此, 作为“理性”的旅游者, 为追求利益最大化, 在博弈第一阶段就会选择合作, 这样双方都获得最大效益。由于导游人员存在先动优势, 因此, 在此动态博弈中, (介绍, 合作) 是此博弈的纳什均衡, 同时也是子博弈纳什均衡, 而“合作”策略是旅游者的最优选择。
(3) 完全信息重复博弈。在旅游线路中, 会出现多次自费项目的选择, 就会出现重复博弈, 而导游人员总会在旅游者选择不合作时再次进行强行推销, 甚至强制消费, 或以对旅游者不提供好的服务为威胁条件, 致使旅游者最终采取“合作”策略。而很多旅游者都并非“理性”的, 他们可能因为多次选择不合作的同时, 发现导游人员违规推销而感觉自己上当受骗, 一直采取“不合作”策略, 那么, 上述博弈就会一直重复下去。在重复博弈中, 我们假设存在一个δ定义为贴现因子, 双方的贴现因子相同, 博弈就会重复很多次。那么, 逆向归纳法就不能求解出纳什均衡。若导游在博弈的第t个时期选择“违规”, 那么, 他在这个时期得到的效用为α (t) * (W+γ+μ) , 而不 (W+γ+μ) 的支付, 当期的净得为[α (t) -1] (W+γ+μ) 单位。但是, 他的这种策略使得旅游者“永不合作”的触发策略, 并向旅行社投诉, 使得导游的收入和工作没有了, 同时还产生了负面影响, 其他旅行社都不聘用该导游, 那他以后的支付都为0。而当满足如下条件:
解得:当时, 旅游者没有积极性去偏离“合作”战略, 也就是说旅游者有足够的耐心选择不投诉导游, 并参加自费项目。那么, 导游人员也将一如既往地选择“违规推销”。
给定α (t) 是关于t的增函数, t→8时, α (t) →+8, 则δ≥1, 又δ∈[0, 1]。所以, 这种可能是不会出现的, 也就是说, 导游违规推销的次数越多, 则旅游者的耐心也就越小, 直至最后会偏离均衡“合作”策略而选择“不合作”。
结语
根据上述博弈分析, 旅游业中像“零团费”、“负团费”这样的旅游线路中有自费项目是毋庸置疑的, 旅游者可根据自身的耐心程度选择是否参加这种线路。而旅行社应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导游人员应注意在顾客满意的基础上提高自身素质;政府部门则应规范导游的行为, 采取设定监管部门, 提高导游待遇等措施, 使旅游行业向更加规范化和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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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家装行业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篇7
关键词：逆向选择,信号传递,信息甄别
一、引言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 与其息息相关的装修行业可谓发展迅猛, 特别是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家庭装修行业。近几年来, 虽然国家出台了各项房地产调控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家装市场的整体份额, 但也敌不过老百姓对于购房、装修的刚性需求。根据国家统计数据库统计数据表明, 2004年我国装修行业总产值为3309.91亿元, 2008年上升到7101.65亿元, 到2012年猛增到16636.83亿元, 预计到2015年还将突破20000亿元, 市场容量之大、发展速度之快, 在我国传统行业里是非常罕见的。在“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住房”的思想引导下, 我国城市居民对于家庭装修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 支出的比例不断增加, 可以说, 家庭装修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居民最重要的消费倾向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家装市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够迅速发展成这样一个庞大的行业, 追求速度的同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12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 2012年共有24632宗房屋建材类投诉案件, 占总投诉量的4.5%, 6303宗房屋装修及物业服务投诉案件, 占投诉总量的1.2%。“装修建材”和“房屋装修”均挤入商品类别和服务投诉量前十位。另一组来自北京市化学物质毒性鉴定中心数据表明:北京每年因有毒建筑装饰材料引发的急性中毒事件有400多起, 中毒人数10万人, 死亡人数350人。家装行业中出现的施工质量差、装修污染严重、装修建材以次充好等诸多问题, 不仅严重阻碍了家装市场的发展, 而且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甚至还会危及消费者的生命。
从经济大环境来看, 家装行业的大发展及其强大阻力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及经济转型时期的特点决定的, 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家装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才是始作俑者。
二、家装行业逆向选择问题探因
逆向选择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市场资源配置扭曲的现象, 它存在于非对称信息发生在合同之前, 是指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利用对方对信息的无知而隐瞒相关信息, 获得额外利益, 导致不合理的市场分配行为。
在家装市场中表现为:首先, 家庭装修是一种技术细节要求相当高、流程极其复杂的工程, 仅是用于基础装修的材料就达100来种, 各工种的工艺做法几百个, 验收文件就有20多项, 并且涉及到材料学、工艺学、材料与工艺力学等各项知识, 还要考虑到环保、安全、防渗漏、工程寿命等问题, 而一般普通消费者并不具备这种专业知识, 卖方拥有的有关产品、服务的信息多于买方。因此就可能存在家装报价“不透明”、施工工艺“不透明”、材料“不透明”等众多问题;第二, 装修公司提供的装修材料具有专业性以及延迟认知的性质, 如果存在以次充好的情况, 消费者也很难及时辨别其真伪;第三, 由于监督成本较高, 如果装修公司在装修过程中偷工减料, 消费者一般很难及时发觉, 一般都是在装修完毕之后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发现其质量问题。鉴于以上, 信息充裕者损害了信息缺乏者的利益, 导致消费者信心受损, 装修公司的名誉也会随之受到影响。
根据阿克劳夫的逆向选择理论, 装修市场长此以往, 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假设高质量装修的均衡价格为P=10万, 低质量装修的均衡价格为P=2万, 由于信息不对称, 消费者并不知道装修质量的高低, 因此愿意付出的最高价格为市场均价, 也就是P=6万, 但在此价格下, 装修质量高于市场平均质量的企业就会退出市场, 只有装修质量低于市场平均质量的企业可以存活。长此以往, 有正规资质、装修质量高的家装企业会被不正规的低质量装修企业挤出市场, 留在市场上的只能是劣质产品, 最后整个市场会慢慢萎缩, 直至消失, 这便是逆向选择问题。
三、家装市场逆向选择问题的解决途径
一直以来, 家装行业在行业法律、法规方面的不完善, 家装企业的良莠不齐, 鱼龙混杂, 让许多家装潜规则、家装陷阱有了生存的空间。因此解决家装市场逆向选择问题的大前提是要建立、健全我国家庭装修方面的法律、法规, 加强政府的政策引导, 加大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的作用, 加强装修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 让家庭装修工程的各种程序标准有法可依, 使我国家装市场建立起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从信息分析的角度, 将政府纳入家装市场作为实体, 也体现了政府通过相关信息调控家装企业和消费者的交易行为的作用。
其次, 在家装行业竞争市场中, 增强买卖双方的信息透明度无疑是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最佳途径,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解决家装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途径主要包括:信号传递、信号甄别和重复博弈。
(一) 信号传递
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 从而使得帕累托最优的交易不能出现, 在极端情况下, 市场交易甚至不存在。若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有办法将其私人信号传递给没有信息的一方, 以证明他们的市场能力, 交易的帕累托改进就会出现, 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斯宾塞1973年提出的信号传递的内涵。信号要求经济代理人采取可见的举措来使委托人确信他们的能力或其产品的价值或质量, 以避免逆向选择。
在家装市场上, 消费者不了解装修公司的实际能力以及其提供装修材料的质量水平和环保性能, 因此无法区分高质量的装修公司和低质量装修的装修公司, 这样就会形成家装市场上“劣币驱运良币”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设定, 装修公司将其信誉作为表示其能力水平高低的信号传递给消费者。一般来说, 消费者可以根据家装公司的规模、广告投入、设计水平、施工队伍素质、管理经验、消费维权、诚信与否等因素来对装修公司的信誉进行综合评价。同时, 低质量装修公司认为他们获得信誉的成本比高质量装修公司获得信誉的成本高, 他们很少会通过提高施工质量、加大广告投入的方式去提高他们的信誉水平。因此在卖方市场中就存在了充分的信号成本差异。高质量装修公司才有激励追求比低质量装修公司更高的信誉水平, 信号传递才会取得成功, 也就是说, 消费者才会根据信誉水平将市场中良莠不齐的企业区分开。在这种情况下, 家装市场就会实现“分离均衡”———在均衡的结果中, 高质量装修公司与低质量装修公司能够被清晰的在信誉水平选择上“分离”开来。而消费者会根据自身经济水平选择不同信誉水平下的装修公司, 付给高信誉水平的公司较高的报酬, 付给低信誉水平的公司较低的报酬, 从而使得交易能够顺利的进行, 并且交易双方能够从交易实现中获得他们各自所期望的效用。
在信号传递模型中, 同一信号对不同发送者必须产生不同的交易成本才能产生分离均衡。假设装修公司 (信息优势方) 与消费者 (信息劣势方) 都是风险中性的, 假设低质量装修公司的装修水平为θL=1, 高质量装修公司的装修水平为θH=2, 装修公司的信誉用y来表示, 对于低质量装修公司, 其付出成本和获得信誉的关系为:CL=y, CH=1/2y, 消费者认为可以接受的信誉水平, 我们称之为y*, 那么当消费者评价某家装修公司的信誉水平为y
(二) 信号甄别
斯蒂格利茨在1976年和迈克尔·罗斯柴尔德 (M'jchael Romschild) 合作的论文论证了保险市场中由于保险公司不具有投保人的真实风险水平信息而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罗斯柴尔德和斯蒂格利茨指出, 由于保险公司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并不清楚投保人的真实风险水平, 从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会影响保险公司的利益, 因此信息劣势的一方 (保险公司) 可以通过筛选给信息优势的一方 (投保人) 有效激励, 以刺激信息劣势方显出自己的真实风险水平, 实现有效率的市场均衡。这就是信息甄别的内涵。信息传递与信息甄别最大的区别在于, 信息传递是信息优势方先行动, 而信息甄别是信息劣势方先行动。
在家装市场中, 消费者属于信息劣势方, 装修公司属于信息优势方, 在消费者选择装修公司的过程中, 装修公司的信号传递会改变消费者的行为, 消费者在装修公司传递出的众多的信息中如何甄别出最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呢?
消费者可以设置不同的合同对于装修公司进行有效的激励, 以使装修公司为了获得效用最大化而显示出自己的真实能力水平。例如, 我们可以设计这样一种合同, 消费者根据自己经济条件以及个性需求, 在全面了解装修公司的各种产品与服务后, 制定一个他所满意的装修方案。方案一:假设合同金额为π, 在合同中规定一个合适的比例θ和额外的报酬α, 当整个装修工程结束后消费者付给装修公司的报酬为 (π+α) =θ, 如果在一个相对较长的保修期内未发生重大的质量问题, 剩余的部分 (π+α) (1-θ) 一次性付给装修公司;方案二:在合同中规定另一个适当的比例θ*和额外的报酬α*, 当整个装修工程结束后消费者付给装修公司的报酬为 (π+α) *=θ*, 如果在一个相对较短的保修期内未发生重大的质量问题, 剩余的部分 (π+α*) (1-θ*) 一次性付给装修公司。可以预见, 低质量家装公司会选择方案二, 而高质量家装公司会选择方案一, 如此就可以实现家装市场的“分离均衡”。
在家装市场中, 消费者在交易中处于劣势, 与装修公司签订带有附加条款的合同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随着交易机制的不断的完善, 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 交易双方从各自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 通过信息甄别实现“分离均衡”是可能的。
(三) 重复博弈
在家装市场中有一批特殊的队伍, 他们被称为“马路游击队”, 他们并不是正规装修公司的正式员工, 而是散兵游勇似的装修队, 大多没有装修资质, 往往以低价承接工程, 由于管理不规范, 做工粗糙、无法控制成本、施工人员素质低, 他们的装修往往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如果按照阿克劳夫的逆向选择理论, 这类市场应该会将正规家装企业驱逐出去, 但是为什么市场上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 首先是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和居住条件不断提高, 使得老百姓对于家庭装修的需求成为一种刚性需求。其次, 阿克洛夫关于逆向选择的假设过于绝对, 不符合现实的理性预期。第三, 家装企业与消费者之间长期而重复的博弈行为导致了逆向选择问题的逆转。
消费者可能在刚进入家装市场时会根据企业传递的信息对产品、服务的质量做评价, 确定其愿意支付的价格。但是, 随着消费者与各水平的家装公司之间的重复博弈, 消费者的理性预期会发生变化。对于消费者整体而言, 这种博弈有可能是无限次的, 这样交易双方就有激励改变他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在家装市场中, 知名的专业装修企业代表高质量产品市场, 而“马路游击队”则代表低质量产品市场甚至代表伪劣产品市场。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 家装企业通过建立品牌、提高信用, 建立一种积极的声誉效应。另一方面, 消费者预期会通过营销渠道反馈到家装企业的手中, 理性的厂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阻止市场的萎缩。
四、促进家装行业健康发展的优化措施
(一) 加强法制建设和政府监管
法制建设是我国家庭装修行业规范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 特别是有关技术层面的法律法规的建设。技术法规是工程质量保证的技术依据, 是规范施工单位设计、施工的标准体系。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应该结合地方实际和市场现状, 制定出相应的地方行政、技术法规, 这样不仅可以完善和充实国家法律法规体系, 也能够适应当地家庭装修市场的设计、选材、施工组织管理和技术水平, 使得交易双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是保证家庭装修工程质量的重要法规依据。我国政府部门是法律法规重要的监督者, 它的行为将直接影响家装市场的发展。只有依靠政府部门严格监督、严厉打击、严惩各种违法乱纪行为, 家装行业才能提高其运行效率, 降低交易成本, 家装市场才能健康蓬勃发展。
(二) 加强诚信建设
逆向选择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家装企业的不诚信行为, 市场中众多投诉案件的发生, 同行业恶性竞争的存在以及装修污染事件的披露都证明家装企业诚信的缺失。诚信, 是指一个人、一个单位的可靠性、社会责任感和可信任程度。一个缺乏社会责任感、不能被大众信任的企业是不可能长久持续发展的。规范和整顿家装市场的秩序, 必须秉承诚信为本的优良传统。家装企业和消费者都应当树立诚信意识, 规范自身行为, 加强信息沟通, 建立起一种相互信赖、相互认可的桥梁。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降低逆向选择发生的概率。
(三) 建立品牌效应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 信息的获取可以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 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家装企业通过扩大公司规模、聘请知名家装设计师、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加大广告投入、做好施工队伍岗前培训工作、提高售后服务水平等方式建立起企业品牌效应以及声誉机制, 可以有效地传递积极信号, 提高消费者信任程度。
(四) 利用网络技术
在信息发达的网络时代, 我们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力量。政府可以授权相关部门基于信息共享平台, 建立家装行业信息数据库, 将正规家装公司的相关情况, 包括注册资本、营业执照、资质等级、设计师职称、奖惩记录、获投诉以及改进记录等情况录入信息数据库中, 帮助消费者充分了解并掌握行业信息, 达到逆转逆向选择问题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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