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在线是什么

中国大学生在线是什么（共9篇）

中国大学生在线是什么 篇1

“985工程”具体含义

5月4日，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全社会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985工程”正式启动建设。

“985工程”建设任务为机制创新、队伍建设、平台建设、条件支撑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等五个方面;采取国家、共建部门和高等学校三级管理方式，以高等学校自我管理为主;建设实行项目管理和绩效考评。

“985工程”一期建设率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实施。，根据《—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教育部、财政部印发《教育部、财政部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启动二期建设。

中国大学生在线是什么 篇2

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梦想。

50年前, 在美国有一个叫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领袖, 他的那句“I have a dream”传遍了全世界。“I have a dream”不仅仅是美国有, 在遥远的东方, 在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大地上, 也有一个梦想。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他属于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而它用中文写成“我有一个梦想”。

中国有梦, 中国教育梦又是什么?

2013年3月7日,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议上回应政协委员的提问时, 用4个词表明自己心中的“中国教育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人成才。简短的16个字, 诠释了教育的大理想, 简洁而有力量, 这是教育部长的教育梦。

“教育是一首诗/诗的名字叫热爱/在每个孩子的瞳孔里有一颗母亲的心/教育是一首诗/诗的名字叫未来/在传承文明的长河里/有一条破浪的船。”这是新教育实验的倡导者朱永新教授用诗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教育梦。

“追随苏霍姆林斯基, 实践平民教育。”这是成都武侯实验中学李镇西的教育梦。

的确, 教育是理想的事业、志业, “教育需要理想, 人生要会做梦, 优秀的教师要永远伴随着自己的梦想。当生活没有梦时, 生命的意义也就结束了, 教育就没有了意义。”

冰城教师的教育梦是什么?

“生命是一张弓, 那弓弦就是理想, 就是梦。”

教育之梦就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作为一位冰城教育人, 应该对教育梦有自己的理解和对美丽教育的追求。

2012年, 哈尔滨市启动了“培养万名骨干教师工程”。在2013年4月15日———5月22日, 哈尔滨市新任骨干教师1 584人依托中国教师研修网远程教育平台, 开始了“我的教育梦”研讨行动, 开始了冰城教师的梦之旅。

冰城骨干教师用自己的教育实践诠释了对中国教育梦的朴素理解。他们的教育追求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他所处的位置, 而是他所朝的方向。不管梦想距离现实有多遥远, 不管梦想究竟有多少实现的可能, 坚持梦想并为之努力就会有收获, 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冰城教师的教育梦的特质什么?

哈尔滨, “大城市, 大农村”是她的特点, 8万教师, 2/3分布在农村。地域的特点为教师的群体理想留下了浓重的烙印。这些教师的七彩教育梦, 虽然质朴, 但它代表着乡村教师的教育信仰, 彰显了冰城教师的理想, 托起了黑土地上生长着的孩子的成长渴望。

这些教育梦叙事的总体特点有三:

1.原创性。通过自身的教育叙事娓娓道来。原汁原味的教育故事真实感人, 小故事中蕴涵着大理想。

2.乡土性。乡土气息浓厚, 地方课程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区域教育个性色彩鲜明。

3.朴素性。故事源于真实的教育实际, 情感朴素。正因为朴素, 它才显得那么美丽, 那么可爱, 理想中透着憧憬, 透着艰辛, 透着坚守。

冰城的骨干教师, 他们扎根黑土地, 默默耕耘, 无私奉献, 他们是全国教师的缩影, 他们是农村和城市孩子的领路人, 他们是冰城教育发展的正能量, 他们就是中国黑土地的现代版“瓦尔娃拉”———

我们也祝愿每位教师都将“教育国梦”付诸日常教育生活中, 熔铸于“我”的教育实践之中。

中国大学生在线是什么 篇3

如果我们在地图上看—下国内重点高校的分布，你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它们基本上都坐落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而伴随着这个现象的是这些高校规模越大，其科研产出的人均效率反而越高。这一个“怪异”的现象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一一没听说“体量大”和“效率高”会一直呈正相关趋势，但仔细想想还是在“情理之中”的。

规模越大的重点高校越能争取到国家和地方投入，而身处大城市更能吸引到人才，跟西方高校的财源不同，国内高校“捐赠”少，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和“地方”两块，地处经济发达省份／直辖市的高校在“地方投入”这个举足轻重的资金来源上又得天独厚。高投入导致人才密度提高再导致高产出，所以就形成了中国高校的“马太效应”——领导们使劲地把大学的盘子做大，而越是规模大的学校在吸引资金、师资、学生等方面越容易做得好。所以“985”高校与非“211”的普通地方高校的相对发展差距只怕是越拉越大，而身处发达城市的少数“985”高校在投入上左右逢源，发展上一枝独秀或者说已经达到“一骑绝尘”的境界!

中国知名大学趋于“大而全”这个特点是近几十年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和高等教育“定向性”布局的一个结果，它已经成型且日趋“牢固”。我—直在思考的是中国高校在往世界前列冲击的过程中这个“结构性”的特点有什么优势可言?会给自身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机会?

基于这样的基础，我个人的猜测是放眼若干年以后，我们的高校中恐怕无法发展出一些像普林斯顿、斯坦福大学这样的精品学校，也无法建立一些像杜克那样远离中心城市的一流大学，甚至难以建立顶尖的如医学、法律等“小而精”的专科大学。

那么我们的“世界一流高校”将会是什么样的呢?“大而全”不见得是坏事，如果规模和综合是我们眼下的基础，我们也许可以重点做“交叉”，未来新知识的产生将主要来源于学科交叉和综合。目前国际国内的高校都在将树状的运行模式改为平面式的运行方式，成立院际交叉性的研究院和中心，以推动创新。但这种模式在国际上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交叉平台与原有院系之间的成果分配和资源争夺始终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我们应该考虑穿越国外高校现有的发展方式和过程，进到下一步去——考虑推翻(至少一半以上的)现有学科布局，裁撤现有的系，大规模地成立全新的交叉学院并以此为基本管理单元实行滚动式发展和更新。举例来说，将一部分数学、物理和工程类专业学科组或教研室与医学或生命科学学科合并，成立“医学工程学院”等有社会需求的复合型新学院，每隔几年作评价和调整。

未来的大学生都将是复合型人才，本科生双学位也许是最基本的要求，用人单位如果需要“专”一些的人才，就招硕士、博士。也许这样的新型大学才能跟社会需求对接得更好，也许这才是我们在世界一流大学中的一个立足方式。

中国茶道思想是什么 篇4

中国的茶道思想融合了儒、道、佛诸家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

儒家思想虽然是封建产物，但作为一种精神思想，在各个朝代的更替中彰显了极大的生命力。

在我们的生活，繁琐小事中，无处不在。

儒家思想主张沟通，创造和谐氛围，增进感情，茶道文化也需要茶人之间的沟通，在祥和安宁的环境中，品茶交流。

茶道文化精神有清醒、达观、热情、亲和、包容，这是中国茶文化的主调。

茶道思想：禅

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佛教创立，两汉时期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传播发展，隋唐时期到达鼎盛。

茶兴于唐盛于宋，茶圣陆羽曾被智积禅师收养，习诵佛经，还与皎然和尚结为生死之交，他在《茶经》中有对佛教的颂扬，对僧人嗜茶有所记载。

众多寺庙也都有自己的茶园，因此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

在中国成功是什么定义 篇5

我的台湾游记，是在拒了15家出版社之后才最终签出去，因为他们答应我，保留所有的文字和感情;我的85后职场励志书，是在拒了全国近20家出版社之后才等来了版税不高，但最终理解我的编辑。我就坐在家里安静的等，不慌不忙的签，不悲不喜的看着每一步都在往我想要的方向靠近。这其中的每一次动作，我都异常的平静，因为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如果我只是想要钱，想要销量，想要这些很物质化的东西，也许我会为此早早签出了好几本，或者目前正在家里算每本书能带来的钱是多少。如果不如意，似乎还应该和出版社论个价!毕竟提高点版税百分比并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可是我的内心里一直在抗拒，不明原因的抗拒，我到底在等待什么?

我特别感谢4月28日在台湾上市的《从北京到台湾，这么近那么远》台湾版，因为在从年后交稿，到即将出版，我看到了台湾出版社一行人给我带来的所有感动。她们高效，从收到稿子到上市只有两个月;她们温暖，中途写卡片给我，鼓励我耐心等待，谢谢我的配合;她们努力，半夜十点还回复我的邮件;她们为我着想，帮我努力去办各种麻烦的事情。跟天下出版社的合作，让我很真切的感到一种“被尊重”。这种感觉所带给我的幸福和安心，大大超越版税高低的问题。今天安安问我，是否计算过这本书第一次付款会给我多少钱，以及我应该用哪种方法避开国际跨行转账的手续费的问题，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就是那么那么很信任的把一切都交给了出版社，因为他们交给我一种很有“价值”的做人做事的积极态度，这种信任的感觉，放心踏实的愉快感，诚心诚意的满足感，也许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感觉吧。

当然，除此以外，我因为第一本小书的在台出版，了解了台湾和大陆出版社的不同，了解台湾人的做事方式，第一次开自己的签售会，第一次因为一本书而去很远的地方面对媒体，第一次被人安排好所有行程，还有就是第一次给很多一年来喜欢我的台湾朋友们大大的拥抱!每次想起这些，就觉得心里特别温暖，而且特别有趣。一年后的今天，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踏上原来的那片土地，盐酥鸡还会在原来的摊位吗?

有时候我很后怕的想，倘若一年前我稍加努力的编出一个跌宕起伏的职场小说给你们看，现在我是否能揣着一点点版税的钱，安安心心的睡觉，还不用担心被你们骂?

我终于想明白了，“做自己”，就是追求那些真正能让内心真正满足的事情，这些事情让你感到被尊重，被认可，让你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无所不在。而做自己，首先就是一种成功，因为你需要很坚持的内心去抗拒周围的干扰，而每一次被打击之后的继续坚守，会让你的内心不断强大，变得愈发无坚不摧，变得愈发“不要脸”。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坚持，等来或者换来了对方的接受。然后，你赢了!

当然，很多人会讲，在中国做自己很难。可是我历数我25年的生命，我却觉得，难是因为没有坚持。你不应该坚持到底，而是应该坚持到顶!

中国企业是什么 篇6

策划／执行邓中华

德鲁克说《从优秀到卓越》不会使平庸的公司变成优秀的公司。然而，对于中国的企业界来说，虽然仍需不断探索从优秀到卓越的中国之道，但是，更为迫切的是探索和总结企业从平凡到优秀的路径和基因。这个话题是如此宏大，以致于我们总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而且，我们越是深入，如履薄冰的感受越是真切，越是怀疑这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个答案。我们之所以仍然要呈奉这组文字，是因为詹姆斯·马奇所说的“想法的美感比它是否有用更重要”激励了我们，同时抛砖引玉是我们不渝的愿景。

中国企业是弱小者

有人会不同意：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企业快速成长，早已今非昔比。如宗庆后近日所言：“现在已不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代，中国已经强大起来。”然而，局限于中国本土来探讨“中国企业是什么”，恐有夜郎自大之嫌。

全球化的现实和中国融入世界的热情“逼迫”我们从全球视野来回答“中国企业是什么”。我們必须从本土视野向全球视野转变，尽管这种转变伴随着较大的痛苦。从全球视野来看，今天的中国企业仍是弱小者。

首先，从规模实力来看，除极少数垄断型国有企业外，中国企业的规模小，实力弱。第二，从市场地位来看，除极少数全球市场冠军企业外，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地位很低。第三，从品牌价值来看，中国企业至今还未进入“全球品牌100强”。最后，从商业规则来看，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参与制定商业规则的能力。

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认清弱小者这个现实，并不表明我们甘当弱小者。恰恰相反，这是中国企业日后成为强大者的前提。反过来，如果我们现在就以强大者自居，日后就难以成为全球市场中的强大者。

资源有限是弱小者的本质特征，“长袖善舞”是强大者的眩目之处。区分强大者与弱小者，是企业战略的前提。但遗憾的是，我们所熟知的来自美国的主流企业战略理论并非如此，日本企业的战略实践显示出这种区别，但我们却并不关注和重视。如果我们仍然是以美国主流企业战略为指导，就难以制定和实施适合自己的战略，也就难以实现成为强大者的宏伟目标。

“集中兵力”、“避实击虚”是弱小者战略的基本原则，我国企业必须从弱小者现实出发，遵循这两个基本原则，才能在全球市场上找到一块自己的“根据地”，才能逐渐成长为强大者。

中国企业是后来者

强大与弱小主要是在某个时点上，从规模实力、市场地位等因素比较而言的，先行者与后来者则是从时间历程来看的，先行者是行业／市场的开拓者，后来者进入时，市场上已有一批先行者存在。

中国企业目前在知识产权领域面临的困境，是作为后来者的必然现象。先行者作为行业／市场的开拓者，通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而后来者的技术依赖特征明显，从先行者引进技术是其成长的起点。随着后来者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先行者与后来者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先行者就会感到明显的威胁，它们就会以知识产权为武器来打压后来者，保护自己的利益。

学习与创新是后来者常备战略武器。许多学者常讲所谓的“后发优势”，但实际上，后发本身并无优势，只有后来者拥有学习与创新能力之后，才会有优势可言。学习是后来者的“必修课程”，中国企业是优秀的学习者，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就走过了西方企业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程。然而，在学习基础上的创新，或是今日中国企业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只学习而不创新，后发优势成空中楼阁，“后来居上”也不过是黄粱美梦。

目前，“中国创造”颇为“显贵”。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仔细观察下来，提倡的创新大多是技术、产品、管理和营销等一般性内容方面的创新，很少涉及到思维创新、战略创新等提纲挈领层面上的内容。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中，思维与战略创新都是根本性的，它决定了其他创新的方向和效果，其他创新必须在战略创新的指导下，才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效。

中国企业战略创新的首要任务是突破原有的战略思维定势，这个思维定势的核心是“我也是”(me too)，即模仿主导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在上世纪后20年的中国行之有效，得以强化。在1998年“短缺经济”来临、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成长环境发生了本质变化，企业本应随环境而变，更新自己的战略思维。但是，许多中国企业至今仍然固守“我也是”思维模式，难以突破思维定势。这是中国企业战略创新必须克服的首要问题。

中国企业是特殊者

这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的：一是中国企业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二是中国企业成长路径的特殊性，两个特殊性叠加就形成了中国企业的特殊性。中国企业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环境从封闭走向开放。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有哪些市场，市场规模又有多大?再看一下今天，中国市场的数量和规模，岂可同日而语?从中国市场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和路径上看，今天的市场在当年都是“空白”。中国企业正是在开拓一个又一个“空白市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当人们认为“蓝海战略”就是追求无人竞争的市场时，这种观念与中国企业的成长历史相暗合，中国企业早就是“蓝海战略”的实践者。

二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与西方企业一直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诞生、成长和发展不同，中国企业诞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成长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与俄罗斯在一夜之间走向市场经济不同，中国是在较长的时间内逐步渐进地向市场经济过渡；一方面计划经济逐渐消弱，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日益增强。然而，这种改革路径也必然存在缺陷——即使到今天，计划经济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市场经济在许多方面并不完善。

三是宏观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尚未遇到低速增长或经济危机。欧美、日韩企业都经历过经济低速增长或经济危机，中国企业一直在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中成长。这是中国企业的幸运，同时也是中国企业并非强大者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低速增长之时，才是考验中国企业是否真正强大之日。中国企业成长到今天，中国特殊的环境因素有其重要作用和贡献，我们千万不能把这些因素的作用视为企业自身能力所致，正如张瑞敏的“飞猪论”。

以上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企业成长路径的特殊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战略路线的特殊性。美国大企业的战略路线最为明显，经历了专业化→多元化→归核化三个明显的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企业大多走专业化战略路线，而且采取垂直一体化的方式；进入60年代之后，开始大举开展多元化，企业战略理论开始诞生；进入90年代之后，归核化经营开始占主导。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战略路线就很特殊，中国企业一开始就采取多元化经营，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多元化——市场机会型多元化；进入21世纪之后，少数中国企业奉行专业化战略路线，许多民营企业仍然难以走向归核化，陷入“战略迷茫”之中。

二是企业能力的特殊性。美国企业走向多元化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企业在专业化经营历程中形成了较强的企业能力。人们认识到管理能力的通用性之后，美国企业的多元化经营才开始起来。而我国企业并非如此，我们是在市场的驱动下，而不是在企业能力的基础上开展多元化经营的。直到今天，我国不少企业仍未形成专业化能力，甚至连基础管理能力也存在不足。面向未来的我国企业必须补好“专业化能力”这门课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组织能力。

在海外,中国书法是什么状况？ 篇7

2018-02-11 / 白谦慎 / 书艺咀华

白谦慎，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书法名家，傅山研究专家按：此文为白谦慎先生十多年前在吉林大学的演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欧美收藏中国书法的情况、欧美研究中国书法的情况、欧美中国书法的创作情况、汉字文化圈的书法研究情况。欧美收藏中国书法的情况

二十多年前，傅申先生在其与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先生合编的《欧美收藏中国法书名迹集》一书的序说中，曾简略地回顾了欧美收藏中国书法的历史。傅申先生指出，在欧美的中国艺术收藏和研究中，以书法最为迟缓，这和文字上的障碍以及西方没有可对应的艺术有关。西方也有书法（calligraphy）这门艺术，但一般视为一种工艺，社会和文化的地位不高，在艺术成就方面也远不可和中国书法相提并论。

欧洲私人收藏中国书法的情况不太清楚，零星的收藏总是有的。有时，我们能从欧洲的一些文物拍卖目录上看到书法作品，但迄今没有听说过大的收藏家。不过，敦煌文献发现后，一些西方探险家和学者曾到敦煌获取大量的敦煌卷子。许多的敦煌卷子后被捐赠给博物馆和图书馆。目前英国、法国、俄国的一些文化机构藏有大批的敦煌卷子。如果我们把这些敦煌文书作为古代书法作品来看待的话，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此外，欧洲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商周青铜器，有些有铭文，也可视为书法资源。英国一个驻华的外交官（Gordon Barrass），喜欢中国书法，在中国任职期间，拜访了不少当代的书法家，收集了不少当代的书法作品。前两年，他把作品捐给了大英博物馆，并举办了一个当代中国书法展览，还出版了一本二百八十多页的彩色展览目录。展览期间，举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中国的一些前卫的书法家和评论家如王南溟、张强等参加了会议。

美国的收藏家最初也是跟着欧洲同行走的，最早收藏的中国艺术品也是器物，如瓷器、漆器、青铜器等。对中国绘画的兴趣也比书法来得早得多。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开始有收藏家有意识地收藏中国书法。如今美国的中国书法的私人收藏相当活跃。美国收藏中国书法最早的大收藏家是顾洛阜（John Crawford，斋名汉光阁）。顾洛阜是个文物商，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收进了许多重要的中国书法作品，如黄庭坚的草书手卷《廉颇与蔺相如传》，米芾重要的早期作品《吴江舟中诗》，以及耶律楚材的一个诗卷。此外，顾洛阜还藏有一些宋人的扇面，其中有一些是书法扇面。他的收藏中还有明人如董其昌、张瑞图、王铎的作品。根据他的遗嘱，这些作品在他身后都捐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成为大都会博物馆中国书法收藏的核心。

私人收藏家中，以艾略特先生（John Elliott）的收藏最多也最好。艾略特出生于美国一个世家，本人从事金融、股票等生意。艾略特先生早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专业为中世纪史。在校期间，曾选修中亚史、阿拉伯语、和中国艺术史。艾略特先生对酷爱艺术，收藏中国、日本、非洲、南美洲的艺术和欧洲的早期铁器。在他的收藏中，以中国艺术最为著名。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艾略特先生成为亚洲以外首屈一指的中国书画收藏家。在他收藏的近一百件中国书法作品中（其中装裱成十大函的数百通明清人信札只作几件计），不乏赫赫名迹。其中有欧美唯一的唐摹本王羲之书法《行穰帖》，黄庭坚行书《赠张大同卷》，米芾《留简》、《岁丰》、《逃暑》三札，赵孟頫楷书《妙严寺记》等。还有许多明清书法的精品。这些艺术品在艾略特先生生前，基本上都寄藏在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该馆经常展出这些艺术品，使学者和爱好中国书法的人们可以有机会研究和观赏这些作品。根据艾略特先生的遗嘱，在他去世后，他的书画收藏已全部赠给了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

安思远（Robert Ellsworth）是中国文物界所熟悉的名字。他是一位住在纽约的收藏家兼文物商，在欧美的文物界很有影响，和中国的文物界有很深的关系。他收藏的东西主要为中国器物，但也有中国书画。在书法的收藏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碑拓。文物出版社曾出版《安思远藏善本碑帖选》。其中《淳化阁帖》已为上海博物馆购藏。安思远还藏有一批敦煌写经卷子，有些是极为珍贵的文献。他原先还藏有不少近现代名人书法，几年前全部捐给了在华盛顿的佛利尔美术馆。

美国另外一个对中国书法很有兴趣的收藏家是住在纽约的路思客先生（Christopher H.Luce）。路先生现为路思基金会董事会主任，他的祖父是美国新闻巨子路思义先生（Henry Luce，1898—1967）。路思义先生为传教士之子，出生在中国山东蓬莱，在烟台接受小学教育后，返美上中学、大学，后创办新闻界著名的时代公司，该公司曾出版多种杂志，包括著名的《时代》周刊和《生活》周刊，并创办了路思基金会。路思客先生的中国情怀应有家庭的渊源。他从1978年开始收藏中国和日本书画，在他收藏的中国古代书法中，最早为元代的书法，但在数量上以明清书法居多，如吴门书家文征明、唐寅、陈淳、文彭、王问、周天球以及晚明书家董其昌和陈继儒等的作品。

我想在这里再介绍一个颇有特点的收藏，这就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观鹭园的收藏。园主为一对很有修养的美国夫妇。观鹭园除了收藏少数西方艺术品和早期的中国器物外，主要为十七世纪的中国艺术品。藏品涵盖甚广，有版画、印章、书画、瓷器，而尤以书画和瓷器著称。书画中有董其昌、米万钟、黄道周、王铎、萧云从、周亮工、龚贤等的作品。特别是围绕着周亮工这样一位清初的文人来收藏。周亮工在清初文坛是一极有影响的人物，和周亮工同时代的河北学者申涵光曾以平生未见沧海和无缘得识周亮工为憾，周在当代人中的声誉，由此可见一斑。周亮工的《读画录》和《印人传》等著作，也为今日治艺术史的学者所重视。观鹭园主除了收藏周亮工本人的书法作品外，还收藏各方面和周亮工相关的艺术品，如周的好友胡玉昆的绘画，张大风的书法，胡正言刊行的著作等。这对于研究周亮工和十七世纪南京的文化艺术圈有重要的意义。观鹭园收藏的瓷器，也是被称为“转型器”的瓷器，是十七世纪景德镇生产的一种瓷器。这种瓷器上常有许多文字，也是研究十七世纪书法的资料。

以上讲的都是比较大的美国收藏家。小的收藏家还有不少，在此不能一一列举。在美国还有不少华裔收藏家。美国老一辈的华人中，有不少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初就到美国了。其中不少出身世家，家中或多或少都有些收藏。比如说我曾向国内介绍过的长期在耶鲁大学教书法的张充和女士，是晚清高官张树声的后人，家中有数量不多的旧字画。原先在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工作的刘先女士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贵池刘世珩的后人，其母亲的舅舅是沈曾植，家中有沈曾植的作品。不过，比较著名的老一辈华人收藏家，著名者是翁万戈先生、王季迁先生、王方宇先生和王南屏先生。

翁万戈先生是翁同龢的五世孙，也是美国著名的华人社会活动家，八十年代曾任对中美文化起过积极推进作用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的主席。翁先生于1936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次年，中日战争爆发，上海很快沦陷。为了能完成学业，翁先生于1938年赴美在以工程著称的普渡大学留学，并获该校工程学学士和硕士。从四十年代初起，翁先生开始了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工作，数十年来，翁先生参与拍摄和独立制作了数十部教育片和纪录片，向西方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中《中国佛教》一片（1972）曾在1973年亚特兰大国际电影节获金奖。

翁先生的书画收藏基本来自翁同龢的旧藏。其中书画、碑帖的收藏数量甚众，精品也多。《艺苑掇英》第三十四期（1987年1月）曾有专集选其精萃予以介绍。书法中的唐开元年间精写本《灵飞六甲经》（世称《灵飞经》四十三行本），是翁氏家藏书法中年代最早的精品之一（现已转让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一作品在晚明被发现后，被摹刻入石，后在清代又被多次翻刻，对清代小楷书法有很大的影响。而翁藏四十三行本则为各种拓本的祖本墨迹，在唐人写经中也堪称精美者，对研究唐代写经，墨迹和拓本之间的关系均有重要的价值。此外还有文征明家书卷、董其昌书法、黄道周书札卷和等明清名人书法。翁同龢也是晚清重要的书法家。翁万戈先生藏翁同龢墨迹很多。他还藏有翁同龢自用印约四十余方。翁先生所藏的印章中有不少出自清末著名篆刻家（如吴昌硕、金城、王冰铁等）刀下，印石也相当精美。

王方宇先生193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教育系。1944年负笈美国，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先后在耶鲁大学和西东大学任教，并曾任西东大学亚洲学系系主任。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主要在汉语教学和八大山人的研究方面。王方宇先生也是一位在海内外都有影响的收藏家。他自五十年代从张大千手中得到一批八大山人的作品后，就一直用心地收藏八大山人的书画。他的藏品中最重要的也便是几十件八大山人的作品，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八大山人的书法。王方宇先生去世后，其子王少方先生根据父亲的遗嘱，将王方宇先生生前所藏八大山人画作最精华的部分捐赠给了佛利尔美术馆，书法部分也由该馆购藏。

王南屏先生1924年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在上海长大。十六岁时入无锡国专学习哲学，两年后转往上海复旦大学攻读国文。二十岁时同时获无锡国专和复旦大学的学位。还在大学读书期间，王南屏先生就开始在著名书法家、鉴赏家叶恭绰先生的指导下收藏书画，并得到大收藏家庞莱臣的指点。1949年后，王先生迁居香港，在那里继续收藏中国书画，并成为香港最重要的收藏组织敏求精舍的会员。王先生晚年定居美国，1985年去世。王南屏先生的斋号为玉斋。玉斋收藏的书法中，不乏中国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作品。其中不少原为玉斋收藏的书法精品现已为中国大陆和海外一些重要的博物馆收藏。其中包括王安石书《楞严经卷》，米芾书《向太后挽词》等。收藏中数量最多的还是明清书法。近年来，王先生的子女已将部分收藏转让，但手中尚有部分收藏。他的一个儿子离我教书的波士顿大学不算太远，有时我带研究生去观赏他的藏品，作为教学的一个内容。

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华人收藏家，要数住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州的林秀怀先生。林先生是香港人，目前在美国从事汽车贸易工作。他本人酷爱书画，他的收藏中有不少明清书法的精品。其中一件宋克书抄录的《兰亭十三跋》，写在精美的高丽笺上，十分精彩。林先生不但是目前美国华人中的重要收藏家，也是中国艺术研究的重要赞助人，经常赞助中国艺术的展览和学术讨论会。

以上讲的都是私人收藏家。前面已经提到，一些私人的收藏家已经把自己的收藏捐给了博物馆。目前，收藏中国书法比较多的博物馆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佛利尔美术馆。佛利尔美术馆值得一提。佛利尔美术馆虽是佛利尔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捐赠的，但现在是美国国立的亚洲艺术博物馆。1979年傅申先生出任该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开始为该馆系统地收藏中国书法。九十年代中期傅申先生离开佛利尔美术馆后，接替他的张子宁先生也十分重视书法，在他的努力下，佛利尔美术馆先后争取到了王方宇先生收藏八大山人书法的捐赠和安思远捐赠的中国近现代书法。此外还收到了一些印章。

美国其它一些博物馆也或多或少有一些中国书法收藏。数年前，我到堪萨斯城的纳尔逊博物馆参观，该馆的亚洲部主任杨晓能先生让我看了叶公超先生后人寄藏的书法作品，其中有传褚遂良的《大字阴符经》和另一本米芾的《多景楼诗》（一般认为上海博物馆所藏为真迹）。此外，收藏中国拓片最多的是在芝加哥的Field博物馆。哈佛大学等重要的大学也收藏数量可观的拓片，但大多没有整理和编目，使用不够方便。美国一些大的图书馆如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图书馆等还藏有一些中国印谱。

美国是欧美收藏和研究中国古画的重镇，很多古画后有题跋，保留了大量的古代书法的资料。研究书法史的学者应予以重视。

欧美研究中国书法的情况

欧洲的中国书法研究，以德国为重镇。海德堡大学的雷德侯教授对中国书法一直很重视。他的博士论文为《清代的篆书》，其另一本重要的著作为《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他还有一些论述中国书法的单篇论文，其中有两篇被译成中文。柏林东方博物馆的馆长Adele Schlombs的博士论文是《怀素及中国书法中的狂草的诞生》（德国的博士论文一般都出版）。若干年前，台湾的戴丽卿小姐在德国以于右任先生的书法为题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在法国，华裔学者熊秉明先生有关于草圣张旭的法文专著，他的中文著作《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对传统书论进行分类，作了体系建构的工作，加上文字优美，和八十年代美学热、文化热中的中国书学界十分合拍，发表后，在大陆书学界受到热烈欢迎。瑞士学者Jean Francois Billeter的英文著作《中国的书写艺术》，在介绍中国书法艺术时，把西方艺术作为参照，写得甚是生动，是一本很适宜于西方读者的书籍。

欧美的中国书法研究以美国最为蓬勃，自七十年代以来有过多次中国书法展览，近年来研究中国书法的学者的人数也有所增长。展出目录一直是欧美艺术史界的一种重要著述方式，它的好处是能比较快地反映新的学术成果（美大学出版社审核和出版学术著作的周期较长）和发表未曾发表过的艺术作品，同时因在展出期间出版，容易引起大众的关注。1971年，曾佑和女士在美国费城举办了欧美第一个大型的中国书法展，同时出版展览目录《中国书法》，比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中国书法。1977年，当时执教耶鲁大学艺术史系的傅申先生主持了“笔有千秋业”的书法展。此展比之曾女士的展览更具研究性，其展览目录《海外书迹研究》至今在欧美仍被书法研究者、收藏者作为重要的参考读物。在展览的同时，举办了在西方的第一个中国书法学术研讨会，提高了艺术史学界对书法研究的重视。1999年3月在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举办的艾略特收藏中国书法展，也出版了由韩文彬（Robert E.Harrist,Jr.）、方闻等多位学者编写的四百五十页的大部头研究图录，收有论文《中国书法的理论和实践》、《王羲之与中国书法文化》、《书法与宗教》、《明代苏州地区的书法》、《晚明书法中的奇》、《中国尺牍的私人性与公众性》、《中国书法与建筑》等。艾略特收藏中国书法展开幕时，还举办了中国书法史讨论会，出版了讨论会论文集。这样的研究型的图录目前在大陆还很少。今后大陆可以借鉴欧美（以及港台和日本）的经验，筹办专题书法展览，并出版研究图录，向外界披露博物馆的藏品和研究成果。

博士论文是美国中国书法专题研究的主要著述方式。在目前已经完成的关于书法的博士论文中以普林斯顿大学为最多。普林斯顿大学能成为研究中国书法的重镇是和方闻先生分不开的。该校艺术史系的方闻教授是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的侄子李健的入室弟子，对中国书法史一直有兴趣。自从六十年代方闻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后，他就一直积极在美国推动中国书法的研究。由于该校的中国书法收藏（包括私人寄藏）在全世界的大学美术馆中首屈一指，所以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书法研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原作。令人多少有些遗憾的是，方闻先生在前几年退休了，接替他的教授虽然对书法有一定的兴趣，但毕竟不是专家。今后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史专业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培养以中国书法为题的博士了。不过，差可告慰的是，方先生的学生、目前执教哥伦比亚大学的韩文彬教授对书法很有兴趣，目前他的两名学生计划以书法为题写博士论文。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美国完成的博士论文有：傅申，《黄庭坚的书法及其赠张大同卷——一件流放中书写的杰作》（普林斯顿大学，1976），Christian F.Murck，《祝允明和苏州地区对文化的承诺》（普林斯顿大学，1978），SteveJ.Goldberg，《初唐的宫廷书法》（密歇根大学，1981），王妙莲，《鲜于枢的书法及其1299所书〈御史箴〉卷》（普林斯顿大学，1983），Amy McNair，《中国书法风格中的政治性：颜真卿和宋代文人》（芝加哥大学，1989），朱惠良，《钟繇传统：宋代书法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普林斯顿大学，1990），Adriana G.Proser，《道德的象征：汉代中国的书法和官吏》（哥伦比亚大学，1995），白谦慎，《傅山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变迁》（耶鲁大学，1996），王柏华，《苏轼的书法艺术及其〈寒食帖〉》（哥伦比亚大学，1997），Alan Gordon Atkinson，《按九曲度新声——王铎的艺术与生平》（堪萨斯大学，1997），张以国，《王铎草书线条的意义》（哥伦比亚大学，2001），卢慧纹，《一种新的皇朝书风——北魏洛阳地区石刻书法研究》（普林斯顿大学，2003）。还有一些博士论文虽非专门讨论书法，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却是中国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或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因此对研究书法史也很有价值，如金红男的〈周亮工及其《读画录》——十七世纪中国的赞助人、批评家与画家〉（耶鲁大学，1985）和李慧闻的（Celia Carrington Riely），〈董其昌生平（1555—1636）：政治和艺术的交互影响〉（哈佛大学，1995）等。美国的许多博士论文并不由出版社出版（这点和德国不同），要利用这部分研究成果，可以向密歇根的博士论文复制中心邮购，所以对学术界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

从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在美国有三本关于中国书法的专著出版，即Peter C.Sturman（石慢）的《米芾——北宋的书法风格与艺术》（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Amy McNair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成的《心正笔正：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一书（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8），及我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3）。我的书已经被译成中文，2004年12月由台北石头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大概在明年底由三联书店出版。目前任教哥伦比亚大学的韩文彬正在写作关于中国的摩崖书法的专著，书名暂定为《阅读山峦》。

在通论式的著作中，早期的有蒋彝先生的《中国书法》（最先在英国出版，修订本1973由哈佛大学出版），此书的特点是通俗生动、文笔流畅，至今依然为许多学校作为中国书法课的基本教材。近年来，居住在纽约的张隆延先生和洋弟子Peter Miller合作出版了《中国书法四千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居住在夏威夷的曾佑和女士在1993年出版了《中国书法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从我在上面列举的博士论文和书籍，不难看出，西方既有的学术机制鼓励专题性的研究。有学术特点和风格的单篇论文和专书在高校专任教员的评审制度中占重要的因素。相比之下，综合他人研究成果的教科书或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无独特建树的通论则得分很少。这种体制无疑鼓励学者们从事具有原创性的专题研究。因此，西方从事中国书法史研究的人员虽不多，但概论式的著作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大。美国的中国书法创作情况简介

中国书法的创作在美国自然以华人为主。在各个大城市的唐人街（也称中国城），都有一些书法家。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前，在美的华人书法家有1949年以前就移民美国的老一辈华人，如张充和、王方宇等，也有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如傅申先生的老师、住在纽约的张隆延先生，是南京人，曾从胡小石先生学书，书法也是追随胡先生的风格，1949年去了台湾，后从台湾到了美国。曾长期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的张充和女士是沈尹默先生的弟子，1949年随其丈夫德裔学者傅汉思移居美国。张充和正草行隶皆擅，尤以小楷清雅绝俗，极为难得。今年我在北京和苏州为她办了个书画展，反响不错。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更准确地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不少大陆的书法家移民到了日本、欧洲、澳洲和美国。其中上海的移民比较多，如原来陈巨来先生的学生徐云叔（现主要在香港生活）、篆刻家吴子建等。八十年代初，团中央和全国学联曾举办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许多得奖者现在都是中国书坛的重要人物。当时参加比赛并得奖现在在美国的有天津医学院的崔寒柏和我。此外，擅长和喜爱书法的不少。我曾在波士顿唐人街见过一位六七十岁的书法家的作品，写得很好。老先生在国内是汕头书协的，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什么名气，但比许多名家写得好。这也说明，各地都有藏龙卧虎。

在美国各地也还有一些的华人书法组织，其中多在华人聚居的地方，如纽约、洛杉矶等地。纽约原有美洲中华书法学会，多是老一辈的华人书家，华盛顿有华盛顿特区中国书法观摩会。洛杉矶有兰亭笔会。我所在的波士顿也有书法组织。但统一的活动不多。

美国中小型的书法展很多，最早的中国当代书法展，是我于1990年在我当时留学的罗格斯大学与人合办的当代中国书法篆刻展。1998年，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张以国筹办了一个当代中国书法展，并出版了一个展览图录。1992年，我在耶鲁大学美术馆筹办了西方第一个中国篆刻展。次年，郭继生在纽约的华美协进社也筹办了篆刻展，并出版了展览目录，举办了一个篆刻研讨会。

有些是华人书法家和亚裔书法家还有美国的书法家一起办展览。如我有两个美国朋友喜爱书法并创作书法。一位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Richmond 大学教亚洲艺术的Stephen Addiss 教授，他的专业是日本艺术，喜欢过中国文人式的生活，平时收藏中日书法，还喜欢烧陶瓷，写书法，画兰竹，刻印，作品很有意趣。他办过多次的书画展。另一位朋友是薄英（Ian Boyden）,目前是美国Whitman 学院美术馆主任。薄英是耶鲁大学的中国艺术史硕士，曾在中国留学，师从华人德。他喜欢写中国书法，刻印，画画，还喜欢刻碑，拓拓片，艺术感觉极好，东西很有意思。我总希望有一天他能到中国去办个展，让国内的同道看看他的尝试。这样的美国文人还会有一些，但很难一一统计。汉字文化圈的一些研究情况

中国大陆以外，日本是书法的重镇。练习书法的人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于中国。由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书法家和学者的互访，国内对日本书坛情况以有较多的了解。我在这里不置喙。我所要说的是，就创作而言，二十世纪以来，亚洲汉字文化圈的汉字书法创作水平的评估，应有一个更大的考虑范围。比如有些在大陆被认为是创新的东西，在观念上其实并不具备原创性，因为日本的一些书法家早就尝试过了，而且可能做得更好。在行书和草书方面，日本的书法有很多值得我们虚心学习、认真借鉴的地方。至于说到学术研究，日本学者的学术态度总的来说是十分严谨的，而且研究汉学的历史长，人数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也很多，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至今不能为中国大陆的学者所熟悉和利用，是一件很令人遗憾的事情。日本学者是极为重视资料工作的，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出版情况都是竭尽全力地收集，并及时出版，使得学界能共享一些讯息资源。我手边有日本中国书法史权威杉村邦彦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史学习者入门》一书，其中分历史时期和专业领域来介绍书法研究的情况，在每一章节中都有概观、研究史概要、资料解说三部分。这后两部分很重要，研究史概要是告诉我们学者们已经作了那些工作，资料解说则告诉一些基本的资料。由于此书的对象是大学生，它的资料解说还显简略，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但不失为一本好的入门书。日本学者喜欢编论文、专著的出版索引，他们对中国大陆、台湾、欧美的研究情况都很熟悉。杉村邦彦先生主编的书也能反映出这点。此外，杉村邦彦先生主编的《书论》杂志，也是书学研究领域的一本十分重要也声誉很好的专业刊物。

香港的书法研究，除了老一辈的学者饶宗颐先生以外，中年的学者有李润桓和莫家良等。他们目前在进行的中国古代的刻帖研究，都是很大也很重要的学术项目。莫家良先生是牛津大学的博士，对宋元书法有很深入的研究，目前他也在带几位书法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台湾的一些大学的中文系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以书法为题作学位论文，已有多年的历史了。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大学的艺术史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成立，目前有四位专任的教授，一位教古代器物，一位教陶瓷史，一位教书法史，一位教绘画史。此外，还有一些校外的兼职教授，师资力量是很强的。加上到台北故宫看展览方便，一些私人藏家对研究者也比较开放，研究的条件是十分优越的。大多数学生英语过关，有些日语也具备阅读能力，所以对海外的汉学和艺术史研究成果也有相当的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傅申先生回到台湾，在台大艺术史研究所任教，由于他的声望，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的不少学生都以书法为学位论文，而且总体的水准很好。我最近读了两篇傅申先生指导的硕士论文，一篇是何炎泉的《张瑞图之历史形象与书迹》（2003年），一篇是刘洋名的《笪重光（1623－1692）及京口地区的收藏与书风研究》（2004年）。这两篇论文都写得很好。资料收集的很齐全（原始资料和学者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分析的也很细致。比如说刘洋名的论文，附有笪重光和其它清初京口和扬州地区收藏家的书法收藏的几个表，这些表中的资料都是从大量的书画著录、图录、拍卖目录等辑录出来的。许多古代书法作品并没有标明是谁的藏品，需要论文的撰写者从题跋和收藏印中去寻找线索。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硕士生的学习时间最少是三年，不少学生三年完成不了论文，常需要四年。这是训练的绝对时间。他们的论文也反映了大陆的人们常用的一个词“含金量高”。

以学术条件而论，台湾的研究生的条件比大陆的要好。除了大陆出版的书籍基本都能见到外，学生们还能阅读日文和英文的学术著作。目前大陆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在入学前和入学后，都要花很多精力修外语。博士生第二年要写开题报告，选择论文题，论文真正的写作时间太短。而出了名的老师常常兼职太多，真正花在研究和教学上的时间太少。在有些地方，对研究生几乎如放鸭子。不过，我所要指出的是，在丛文俊教授的领导下，目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已经在大陆成为培养书法研究生的最重要的学术单位。学生选课、论文的选题、答辩都十分的严格。丛先生曾向我谈起，有几位学生的开题报告被他否决。这样做，固然对学生的压力会大些，但没有些压力，有时正常的教学计划不能实现。

前不久我曾和傅申先生通过电话。他谈起，目前大陆的艺术教育发展得很快，很多的学校和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培养书法的博士和硕士，但是由于沟通不够，他的学生很担心，在学位论文的选题上会出现重复。其实，台湾学者对大陆学术的熟悉程度是远远超过大陆学者对台湾的学术了解的。我曾和丛先生谈起，大陆的学者们应该认真地关注台湾学者的学术成果，应设法建立联系渠道，交换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增进彼此的了解。这不但是一个沟通交流的问题，还有一个良性的竞争问题，通过交流讯息，是指导教授们和学生们都能了解到，目前谁的教育更有水平。

上面讲的主要是台大。在台湾的师范大学、文化大学、政治大学等许多大学也都有研究书法的论文。关心书法的学者也不少。如政治大学的林丽娥教授，长期关注大陆当代的书法状况，多次到大陆各地进行调查，收集资料，写过一本专著《大陆文革后二十年书法艺术活动之研究（1977至1997）》，长达457页，收录的资料很多，对和书法相关的艺术现象、社会现象有十分全面的描述和分析。其中还专门有讨论那些可供台湾书界和学术界参考的部分。比如说，林教授认为大陆的一些学术会议采取特约和公开征集的方式，可供台湾参考（页239）。书中还附有六个一览表，如《大陆书法社团一览表》（列一般类书法社团451个，其中包括香港的5个。教育类社团45个，硬笔类社团98个，篆刻类社团308个，理论类社团7个，综合类社团179个。有的社团下还列出负责人姓名、社员人数和所办刊物），《大陆书法研讨会一览表》，《大陆全国性书法比赛一览表》，《大陆全国三大书法展览一览表》，《大陆全国性书法比赛征稿启事一览表》，《书法刊物一览表》。像这样细致的研究，是和多年来辛勤地收集资料的工作分不开的。返观大陆，又有多少研究者如此认真地研究当代台湾书法呢？条件受到限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否有想要认真地向台湾同道学习的心态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台湾的私人收藏风气很盛。做笔记本电脑的光达集团的董事长林百里先生是目前国际上最活跃、也最有购买力的中国书画收藏家，2004年1月我曾到他的坐落在桃园县的办公室观看他的收藏的宋元书法，其中一件张即之的写经册，十分精彩，至今难忘。出版我的《傅山的世界》中文版的石头出版社的社长陈启德先生也收藏了许多精彩的古书画，并曾出版大型图录《悦目》。陈先生的出版社出版了不少研究书画的学术著作。最近正在出版《中国书法巨匠丛书》，印刷得十分精美。在台南的企业家石允文先生收藏了数千幅海派书画家的作品，是目前收藏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中国书画最重要的私人藏家之一。我因研究吴大瀓，曾拜访过他并研究他的收藏。在台北的何国庆先生专门收藏清初、清末至五四时期名人书法的收藏家，收藏的信札尤多，他也曾到大陆展出他的收藏。他所创建的何创时书法文教基金会是目前两岸唯一专门赞助书法研究的基金会，曾在1999年赞助过大陆沧浪书社在苏州举办《兰亭序》国际研讨会，也曾赞助丛文俊先生的学术研究。

公立的博物馆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为最重要。故宫所藏中国古代法书巨迹不需要我在这里一一介绍了。该院书画处的何传馨先生和原在故宫任职后从政的朱惠良女士都是主要研究书法的学者。除了一些综合性的展览和书画展外，故宫书画处近年来又举办了一些专题展，如董其昌的研究展，王宠的专题展览，云间书派的展览等，出版了一些很好的图录。

台湾的一些真正的民间书法团体也不时地举办书法学术研讨会。如中华书道学会在今年十月底举办了怀素《自叙帖》的研讨会，书法教育学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每年都举办书法博士、硕士论文研讨会。这些学会常邀请大陆的学者去台湾参加学术活动。

1949年，有许多书法家渡海到了台湾，他们在台湾的书坛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对台湾本地书法的历史和现状（包括日据时期的书法）越来越重视了。主要的学者有李郁周和麦风秋等。他们做的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收集资料，包括口述历史。

顺便介绍一些经常发表书法论文的刊物：台北故宫办的《故宫学术集刊》和《故宫文物月刊》，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主办的《美术史研究集刊》，还有中国书道学会办的《中华书道》。台湾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可以通过论文检索系统查到。

中国古代三大节日分别是什么 篇8

中国三大传统节日分别是：春节，端午节，中秋节。

[春节]：

春节古称“正旦”，“岁首”，“过年”等。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是一年的第一天，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但在中国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

春节是中国汉族民间最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也是最的一个古老节日。满、蒙古、瑶、壮、白、高山、赫哲、哈尼、达斡尔、侗、黎等几十个少数民族也有过春节的习俗，过节的形式更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汉族的春节习俗：一般以吃年糕、饺子、糍粑、汤圆、荷包蛋、大肉丸、全鱼、美酒、福橘、苹果、花生、瓜子、糖果、香茗及肴馔为主;并伴有掸扬尘、洗被褥、备年货、贴春联、贴年画、贴剪纸、贴福字、点旺火、守岁、给压岁钱、拜年、走亲戚等。

[端午节]：

端午节时间为，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艾节、端五、重午、夏节。端是“开端”，“初”的意思，初五可以称为端五。

农历以地支纪月，正月建寅，二月为卯，顺次至五月为午，因此称五月为午月，“五”与“午”通，“五”又为阳数，所以一些地方又将端午节称之为五月节、艾节、夏节等。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秋节]：

中秋节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与春节、端午、清明并称为中国汉族的四大传统节日。“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根据中国古代历法，农历八月十五日，在一年秋季的八月中旬，故称“中秋”。

一年有四季，每季又分孟、仲、季三部分，因为秋中第二月叫仲秋，故中秋也称为“仲秋”。中秋节的盛行始于中国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中国的主要节日之一。也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模式? 篇9

我们一直讲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到底是怎样的模式?从大势来说中国模式是—个稳定的模式。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就是超稳定的结构，这种超稳定模式是特别符合中国现状的。人们都知道任何时候中国出现战乱，出现战争，都会使中国走向毁灭。尽管战争过后的几百年又给中国带来了繁荣，但战争的本身却是这个民族的灾难，因此稳定就变成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原则。当然这个稳定不能是压制型稳定，压制型稳定就是有什么东西摁着你，不让你释放出来，这是错的。我常常讲的稳定是释放型稳定，让人把心中的怨气释放出来，让人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去干真正创造价值的事情。通过释放，通过社会体制的调整，比如说贫富悬殊的调整，地区差异的调整，权力差异的调整，让人民能够释放出自己的正面能力，而不是把正面能力攒成负面的能力，我觉得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稳定性。

大家知道这样的稳定性主要是来自于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很多时候中国渡过危机要感谢政府的力量，比如说宏观调控能力极强。如果政府没有宏观调整能力的话，改革开放持续不到今天，也不可能这么健康。尽管健康里面蕴含着危机，但相比之下，我们选择今天这种稳定中让人民逐步发展的模式，我认为从整体上来说是正确的，这是大势。

其次，要永远记住在中国国民共进是中国的一个模式。就是国有经济也好。民营企业也好，两者都已经变的必不可少，这两者共进在中国才是健康的。因为中国的传统人情关系、还有法律依据，还有不透明规则的复杂性，如果直接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到民间来的话，在民间依然能产生霸道性的不顾人民死活的商人。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有一点可惜，可惜在什么地方呢?大家都在讨论国进民退现象，国进民退现象是可以看得见的，因为国有企业太庞大，太垄断，他的财富太多。他财富的流向本身应该是民间力量做的，但如果国有企业参与的话，就没有规则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大的方针是一定要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必须有所收敛，在他该进入的领域进入，不该进入的领域不插手，甚至有些领域应该让给民营企业去经营，使它们更加具备竞争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