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家析产纠纷案例

分家析产纠纷案例（精选7篇）

分家析产纠纷案例 篇1

[案例分析]梁律师成功代理一起分家析产纠纷

【案由】分家析产纠纷

【办案律师】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梁清华律师

【案情介绍】被继承人徐父与张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徐大，徐二、徐三、徐四(先于徐父去世，育有一女徐女)，徐五(去世，无子女)。张某于1943年去世。徐父于1946年与龙母结婚，结婚时，龙母携带儿子卢一，女儿卢二，现卢一已故留下四个子女(但是具体地址不详)。徐父与第二任妻子龙母结婚后，育有徐六、徐七、徐八、徐九、徐十。经查，徐父于1990年去世，龙母于1987年去世。徐父与龙母生前留有位于文登市某镇某村房屋一处，二人去世后，该房屋由徐十居住。徐十一生未婚。1991年，在办理房屋集体土地使用证时，诉争的房屋登记在徐十名下。后徐十在3月又将诉争的房屋立遗嘱给了徐八，并且经过公证。声明：我现住的民房一栋，包括正房厢房，上述房屋中，依法属于我个人的房产份额全部遗留给我的姐姐徐八所有。并且到当地的公证机关进行了遗嘱公证。204月，徐十去世。

【办案经过】本案诉讼过程中，徐四之女徐女申请参加诉讼，按照代位继承得到应得份额，卢二声明放弃继承。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卢一有四个子女，但均表示不知他们的具体地址。庭审中，徐一提供本案原告徐六、徐七的.证言一份，证实其父母在世时，言明分给徐一所有。但庭审时，徐六、七表示，该证言确实系他们本人所写，但是徐一要求他们所写，徐一表示如果案件诉讼成功，分到房产就会给徐六七好处，所以该证言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庭审中，双方再无其他证据。

法院查明事实，被继承人徐父和龙淑云去世后，遗留了本案的诉争房屋，该事实清楚。被继承人去世后，该房屋未实际分割，其继承人并未声明放弃继承权，这应视为诉争房屋一直处于共同共有状态。诉争房屋于1991年办理土地使用登记时，被继承人已经去世，后徐十一直居住使用诉争房屋，而1991年的土地登记行为属于普查性质的登记，故诉争房屋登记于徐十名下的行为应认定为系徐十代表诉争房屋其他共有人进行的代表登记行为，而不应仅凭登记即认定为徐十享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所以被告徐八以房屋土地登记在徐十名下，且徐十已遗嘱该房屋由其继承为由，主张诉争房屋归其所有，理由不当，不予支持;另外徐六、七先后对自己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进行否认，因而法庭对该证据也不予认可，综上，徐一要求全部获得该房屋的主张也得不到支持。

本案中，徐父经历两次婚姻，其与第一任妻子张某共生育徐一、徐二、徐三、徐四、徐五，张某去世后，又与龙母结婚，婚时，龙母已育有龙一、龙二，且当时二人均未成年。但是，龙一一直随生父生活。徐父与龙母结婚后，又育有徐六七八九十。所以上述子女中，徐一、徐二、徐三、徐四(代位)、六、七、八、九、十，以及龙二、龙母是徐父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后龙母去世，徐一、二、三，卢二、卢一、徐六七八九十属于龙母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诉争房屋系徐父与龙母的夫妻共同财产，现龙母先于徐父去世，故诉争房产首先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平均分割继承。又因，徐四先于徐父去世，且无子女，所以对徐父的遗产不发生继承。卢一去世时间无法确定但当事人均认可其有四个子女，故应当保留卢一的份额。卢二在诉讼中明确表明自己放弃继承份额，此系自己真实意表，法庭予以采纳。徐十所立遗嘱是对自己财产份额的处分，没有侵犯他人权利且系自己真实意思表示，法庭予以采纳。综上，法庭判决，徐六七、一二、九对诉争房屋享有8分之一的份额;徐八享受4分之一的份额;徐四(代位继承)享有70分之五的份额;保留卢一对诉争房产18分之一的份额。

分家析产纠纷案例 篇2

一、分家析产纠纷的内容

分家现象在清代已较为普遍。尽管《大清律例》中规定:“祖父母、父母在, 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 杖一百。若居父母丧, 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 杖八十”, 各家族也积极倡导这种同居共财的理想生活模式, 但是正如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所讲:“同居共财有合理的一面和不合理的一面, 当家里的人们己经强烈的意识到后者这方面的时候, 家产分割就要开始了。”随着分家请求的增多, 清律也不得不对这样一个社会现象而作出变通, 在《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卷八“别籍异财”中增加规定:“祖父母、父母在者, 子孙不许分财异居, 其父母许令分析者, 听”。但分家过程中财产分配是最主要的内容之一, 财产如何分割也往往成为争议焦点。在《樊山批判》中, 可以看到清代分家析产的纠纷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 因析产不均而引发的纠纷。如樊增样所审史姓兄弟析产案。其二, 析产之后因故而引发的纠纷。如樊增祥所审吕逢渭争产案。其三, 嗣子与承嗣之家兄弟之间的析产纠纷。如樊增祥所审的王世孝强争家业案。

二、分家析产纠纷的处理方式

清代地方官员在处理分家析产纠纷时, 通常采用的方式是“调处息讼”。尽管《大清律例》中并没有规定调处息讼是诉讼的必经程序, 但在大多数司法实践中, 地方县官总会优先考虑此种方式。

在判牍中, 尤其是在批词中, 可以看到地方县官经常劝导当事人息讼销案。如樊增祥审理冯姓叔侄之间因分家析产而起争讼一案时, 劝诫当事人不要争讼到堂, “本县判事, 一本大公, 若到公堂, 决无好处。此等不通呈词, 何人所作, 尔与其向此处花钱, 何不在乃叔面前略略看破, 俾免争端, 岂不大妙。此批系本县以规为劝, 该绅思之。”又如在审理翁家孀妇与继子因分家析产产生纠纷的案件时, “此事仍著吕景端、李欣园将本县此批节录与该氏阅看, 晓谕该氏, 孀妇跪堂, 大不好看, 伊即不为现在之子顾声名, 亦当为已故之夫留体面。”以此言来劝诫。同时还提出了处理方法, “准将现在家产提出十分之三给该氏另度”, 而后又言“处息以后来案禀覆, 以凭销案可也。”

在调处息讼中还有一种特别的方式, 就是地方县官在接到诉状之后, 如果认为案件情节比较轻微或所争之事与亲族伦理相关, 就会批令乡约进行调处, 还会派衙役进行协助。族长、乡约在接到批令之后就会立即召集两造进行调解。如果调解能够成功, 则要上呈说明案件的事实和自理意见, 请求官府销案;如果调解不成, 同样也要上呈, 说明两造不愿和解的原因, 并交与官府进行处理。例如樊增祥在审理冯姓叔侄之间的析产纠纷案件时, 直接就说“姑仰郑局总, 协同局中乡正诸人, 查明妥理息讼”, 并且明确表示“若到公堂, 本县铁面无私, 两造均须训责”。又如上文所述的樊增祥审理的翁家孀妇与继子因分家析产产生纠纷的案件, “此事仍著吕景端、李欣园将本县此批节录与该氏阅看, 晓谕该氏”。

显然, 这是一种界于官府调处和民间调处之间的调处方式。一方面是由于纠纷发生于亲族之间, 族长、乡约往往可以掌握更为真实、详细的案件情况, 而案件事实的清楚明晰是纠纷得以解决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是由于经历了堂审, 两造己经初步了解了县官对案件的看法, 此时他们往往会权衡得失, 慎重考虑是否要继续讼下去。而纠纷本身一旦告于官府, 亲友邻里就会帮助劝和调解,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促使纠纷得以尽早解决。正是由于这种方式所具有的特点, 它也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

三、处理纠纷所体现的审案理念

在古代, 大部分的地方县官都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熏染, 他们在审理纠纷也时必然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注重血缘和亲情的传统更使这种影响根深蒂固。

1、教化息讼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追求无讼的文化。孔子有言:“听讼, 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随着儒家思想的发展, 这句话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无讼”思想, 传统法律思想认为, 诉讼不仅耗费民财, 而且容易使人心向恶, 争名夺利, 从而失去仁义之心, 破坏伦理纲常。清代当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思想, 追求无讼的大同世界。而想要做到无讼, 首先就要做到息讼, 避免争讼。因此清代地方县官在处理家族内矛盾纠纷时, 主要是进行道德教化,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使人们能够安分守己, 和睦相处, 从根本上消灭诉讼, 化解纠纷。可见, 清代县官审理亲族之间纠纷案件时, 不仅希望能够解决纠纷, 而且希望能通过案件的审理过程, 宣扬儒家的人伦纲常, 劝诫息讼, 从而达到息讼、无讼的目的。

2、保全族谊

在儒家的观念里, 家是国的基础, 只有家安才能国定, 所以家族的和睦一向受到高度的重视。为了家族的和睦, 儒家思想要求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依儒家之礼行事。只有家族中的贵贱、尊卑、长幼、亲疏都各依其礼, 才能实现儒家所期望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里, 地方县官的所作所为不可能背离这一思想。因此, 地方县官在审理亲族间的案件时, 尤为注重维护家族利益, 维护家庭的和睦。这自然也体现在他们的判词当中, 如樊增祥在审理纠纷时, 为全族谊, 直接就劝当事人“见机早早息事为妙”。“此等不通呈词, 何人所作, 尔与其向此处花钱, 何不在乃叔面前略略看破, 俾免争端, 岂不大妙。”由此可以看出清代地方县官在审理分家析产这类家庭经济纠纷时, 是非常注重保全族谊的。

四、结语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追求无讼, 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社会的总体和睦, 与自然的井然有序。清代地方县官对于家族内诸如分家析产案件的处理, 也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的, 其中蕴含的道德教化、平息诉讼、保全族谊等理念, 都是为了能够达到“无讼”的境界。同时, 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 大量运用调处息讼的方式, 而非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解决纠纷, 这样的方式既给矛盾双方留有了余地, 又容易被当事人所接受, 还能较好的修复双方本已破裂的关系, 有效地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这样不仅稳定了家庭的秩序, 更维护了社会的安定, 从而促成国家的安定和谐。

摘要：家庭是家族的基本单位, 分家意味着家庭成员之间不再同居共财, 而是各立门户, 而这往往被视为家族不和谐的一个现象。分家的关键在于财产的分割, 因此有效的解决分家析产纠纷, 是不容忽视的大问题。《樊山批判》中所记载的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调处息讼等卓越的解纷方式, 而且蕴含着教化息讼、保全族宜等独特的解纷思想。

关键词：分家析产,审理,调处息讼

参考文献

[1]杨一凡, 徐立志.历代判例判牍·樊山批判·批冯凤生呈词[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徐忠明.案例、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M].法律出版社, 2006.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案例分析 篇3

(一)承包地纠纷经过

某村A户,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时承包该村耕地10.5亩。但是在1985年底A户办理农转非户口全家迁到某厂矿,没有向村上报告承包地如何处理,致使土地荒芜一年,也没有上交相关费用。

1987年该村合作社长安排本社5农户耕种。1987年8月,A回村找到社长要求继续承包该耕地,双方签订了三年的承包合同,承包费400元于1987年10月31日前交清。但是,在此期间社长又以投标的方式与B户签订了合同(三年600元承包费),A户的承包费社长拒收(在约定的时间内),理由是B户愿意多交200元,A户要承包须在600元的基础上加承包费,A户不同意,致使同一地块签订了两份合同,并发生争吵,社长也未收回与A户签订的合同,而土地由B户耕种,期间又签了三年的合同,之后又与社长口头约定续包。

1999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续签换证时,工作人员没有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办理,照抄1982年的底册,将A户登记为承包户主,签订了《农村集体专业项目承包合同书》,合同期三年,但A没有亲自签字,而土地则由B等4户耕种到2002年。在此期间A索要合同书,但村委会以合同书应由种地人保管为由拒绝了。A户认为合同与自己签订,土地应由他所有,且自己生活困难,两子女未就业,要种地谋生。致使2002年5月A户与B户因土地发生吵打致伤。纠纷发生后,A户认为本村其它有类似农转非户土地没有收回,B户耕种该土地属于侵权行为,要求赔偿这16年的损失16万元,并恢复土地承包经营权;B户认为土地承包时按政策规定班里的,要求A户要向自己赔礼道歉,并支付医药费8000元,

(二)分析与认定

1.1982年A户承包的原该村耕地虽承包手续不完善,但符合当时各级政策规定,为合法有效承包关系。

2.1985年A户全家农转非到某厂矿,其承包地荒芜,生产合作社将承包地收归集体另行转包,符合当时政策规定。

3.1987年合作社将收回的土地转包给B等,转包关系符合政策,但转包程序不尽规范。A户与合作社虽签了合同,但未实际履行,合同无效;B户实际履行了合同,為有效合同。

4.1999年初,按中央规定进行土地续签换证时,村委会签发的《农村集体专业项目承包合同书》,发包方和承包方并未协商,承包方签字属代签,该合同无效。

5.承包地收归集体后,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公开夺标转包。考虑到A户虽属非农业户口,但生活困难,子女未就业,同等条件下应优先转包给A户。 B户承包关系符合政策,吵打致伤责任应由A户承担。

6.农转非土地,承包地应按政策规定收回另行转包。

二、因特殊历史原因引起的纠纷

(一)事实经过

某村甲户反映:他家第一轮承包地被乙户耕种,乙户坚决否认。于是甲就邀约数十人对乙行凶闹事,要求让出承包地,幸好被当地领导知晓后及时阻止,并对甲进行了批评教育。此后甲就到市里各级部门上访反映,引起了各级的重视,经组织调查,工作人员对乙户一轮承包地进行了实地丈量,和承包登记基本吻合,且有关人员证实乙户并未经营甲户的耕地,此事实不存在。甲户在该市土地下放前到贵州某村招亲,当时贵州土地已下放承包到户,他没有承包到土地,而该市第一轮承包土地时甲户不在,也没有承包到土地。近年来他因生活困难,又回到该村,由于没有土地和其它就业门路,甲户多次向有关部门上访反映。

(二)分析与认定

1.甲到贵州时没有承包到土地属客观事实,但该市第一轮承包土地是符合当时政策规定的。

2.应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帮助解决问题。民政局同意给予甲方定期生活补助,解决生活来源;由该村安排免费承包给甲方荒坡5亩, 5年后按政策规定收取适当的承包费。

三、社长徇私舞弊引起的纠纷

(一)纠纷事实经过

某村1995年调整种植业结构,发展蚕桑产业,规划甲地为蚕桑基地,由于基地部份农户劳力欠缺,栽桑困难,经村公所请示镇政府同意安排社长张某负责落实,进行调换调整,蚕桑基地变成集体机动地。栽桑后,合作社进行五年的承包经营,即1995年至1999年。但承包农户均超期到2000年,其中张某、李某、王某等3户承包经营甲地(栽桑基地)6亩(实际面积7.86亩)。

2000年末,新任组长赵某根据群众意见召开群众会,决定把集体机动地甲地收回重新承包,对2000年超期的承包费按标准补交(张某、李某、王某已补交)。同时还决定从2001年开始进行夺标承包经营,张某等3户参与夺标均未中标。于是暴露了张某(二轮承包时任社长)擅自把集体机动地(甲地)与自己一轮承包责任地(乙地、丙地)对调,承包给自己、李某和王某,并把经营的集体机动地申报为责任地,报村公所填在《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骗取合法证书。据查,张某还将1995年给孙某耕种的集体机动地丁地1亩也申报填为孙某的责任地。

(二)分析认定

1.张某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用非法手段骗取合法证件,因此张某、李某、王某、孙某等4户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同)》无效,予以收回。

2.甲地作为该村集体机动地,2002年前的承包费应按当是的承包办法执行。2003年后收回张某等户的非法承包责任地进行公平、合理承包;张某等恢复一轮承包时的耕地乙地、丙地为二轮承包合法责任地。

分家析产纠纷案例 篇4

来源： 作者： 日期：10-04-15

上诉人黄体政等人因确认分家析产协议无效纠纷一案，不服瑞安市人民法院(2001)瑞民初字第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

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1987年被告黄康荣、陈岩莲夫妇为建造房屋、子女结婚等已负债10余万元，并还每月支付利息。同年5月份，两被告与其三个儿子黄体政、黄体芳、黄体立分家析产： 东小街东首四层楼房一间(其中二层后半间给父母居住，直至双亲百年之后)分给长子黄体政为业;东小街西首四层楼房一间(包括卫生间在内，其中二层后半间给父母居住，直至双亲百年之后)分给次子黄体芳为业;解放中路103号二层店屋一间分给三子黄体立为业。解放中路103号二层店屋的租金收入(指1988年至1989年)归父母所有，1990年起该店面租金的三分之一归父母收入，作为安度晚年的基金，直至双亲百年之后，概归黄体立收入(今后如路整拆建，其费用一概由黄体立负责)。但两被告隐瞒了所负债务，并没有把债务分给三个儿子承担。1988 年旧城拆建，根据1987年分家情况，第三人黄体政、黄体芳均分得商品房二间，后街店面半间，该二人各卖掉一间住房用于拆建时投资款，二人没有拿出现金投资。现居住情况：长子黄体政有解放中路7幢606室一间、解放中路10 幢102室后店面半间，次子黄体芳有解放中路7幢602室一间、解放中路10幢102室后店面半间，黄体立分得解放中路7幢410室一间及解放中路7幢110前店面一间(其投资来源不明)。1992年房产登记，两被告与第三人又重新写了一张分家协议，内容与1987年基本一致，对拆建后所分得的房屋根据上述分得各归各自所有，两被告夫女王的住房由长子、次子各划出生活用房一间，供父母居住至晚年，三子黄体立所有的解放中路7幢110室店面收入三分之一归两被告夫妇所有。1995年8月至1999年9月两被告明知自己债台高筑，却编造谎言、虚构做生意、儿子办厂为由，以支付1.0%至3.0%高利息为诱饵，骗取原告潘通千0.4万元、严瑞良7万元、苏兆煌2.5万元、赵美华4.1万元、许岳松2.6万元、颜微微1万元、林清妹3万元、徐瑞洪1 万元、金旺弟2万元、蔡碎仙3.5万元、李美肖1万元、陈金龙1.2万元等十二人共计29.3万元，用于偿还债务和支付利息。1999年10月，十二位原告以借贷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本院以两被告集资诈骗嫌疑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00年12月22日，两被告因集资诈骗罪均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2001年3月5日，原告潘通千、严瑞良等十二人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告黄康荣、陈岩莲与第三人黄体政、黄体芳、黄体立订立的分家析产协议无效。在审理过程中，十二位原告增加要求两被告支付利息87900元的诉请。原审法院认为，1987年5月被告黄康荣、陈岩莲已负债10余万元，但在没有清偿债务的情况下，与第三人黄体政、黄体芳、黄体立订立分家析产协议书，且没有把债务分给第三人承担，其行为显然侵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属规避法律的恶意行为。故两被告与第三人订立的分家析产协议应属无效的民事行为。在诉讼过程中十二位原告增加要求两被告支付利息87900元的请求，属另一民事法律关系，可另案处理 被告黄康荣、陈岩莲与第三人黄体政、黄体芳、黄体立订立的分家析产协议无效。本案受理费8090元，其他诉讼费 800元，均由被告黄

康荣、陈岩莲负担。

判决后，黄体政、黄体芳、黄体立、黄康荣、陈岩莲均不服，上诉于本院。其上诉称：①原判认定“1987年，黄康荣、陈岩莲夫妇为建造房屋、子女结婚已负债10万元”，与事实不符。②原判认定上诉人1987年分家析产的行为“侵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属规避法律的恶意行为”也是错误的。③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早已知道上诉人订立分家析产协议的分家事实，而没有在《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内和《合同法》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和行使撤销权，其胜诉权已经丧失，撤销权也已消灭。综

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为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上诉人分家析产协议有效，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事实和原判认定事实相符。以上事实有1987 年的分家析产协议书复印件、1992年的分书复印件、住宅房安置定位单、购房款收据复印件、房屋拆迁公证书、公证书、房屋出售协议书复印件、严瑞金提供债务清单、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复印件、黄体立出卖给林美云的房产权收件收据复印件、卖契、瑞安市公安局瑞分经侦(2000)24号函复印件、瑞安市人民法院(2000)瑞刑初字第1189号刑事判决书及本案当事人庭审笔录为凭证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康荣与陈岩莲在1987年5月与黄体政等三个√L子订立了分家析产协议，1988年旧城拆建时，黄康荣、陈岩莲之子黄体政等三兄弟所分房屋均被拆建，后各自又分得了新的房屋，并对部分房屋进行了处分。1992 年，上诉人父母与子女之间又重新写了一份与1987年内容基本一致的分家协议书，对拆建后所分得的房屋根据上述析产进一步明确了各人的份额，并进行了房产登记。而本案十二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黄康荣、陈岩莲夫妇的债务均形成于他们分家析产之后的1995年8月至1999年9月间，上诉人分家析产的行为并不存在恶意规避本案债权人债权之目的。据此，该分家析产协议应为有效。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本案行使撤销权的诉讼时效已超过，被上诉人已丧失了胜诉权。故原判认定上诉人分家协议无效是错误的。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瑞安市人民法院(2001)瑞民初字第181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黄体荣、陈岩莲与第三人黄体政、黄体立、黄体芳订立的分家析产协议有效。

本案一审受理费人民币8090元，其他诉讼费800元，二审受理费人民币8090元，由十二位被上诉人平均分担。

药房托管与医药分家典型案例 篇5

南京“药房托管”好事多磨

2007-12-04 08:57:39 经过了近两年的试行，南京市的“药房托管”将在南京全市三级医疗机构实行，占据南京市药品销售额6成以上的三甲医院药房也被纳入其中。

南京市卫生局纪委副书记张利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南京市属9家三级医院的托管方案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稿的阶段。大致的“药房托管”模式思路是，南京市卫生局成立采购中心，实行完全收支两条线；9家医院的药品采购在同一个电子平台上，医院不直接跟药厂、商业公司发生购药、结算的联系；买药的钱由医院汇到政府采购中心，采购中心再把钱汇到医药公司或者药厂。

无心插柳的“药房托管”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张利民却向记者表示，“药房托管”的设计初衷，本来却是南京市卫生局纪检部门用以打击医院、医生收受医药公司的销售回扣。

因此，时至今日，在南京卫生局内负责“药房托管”工作的，仍是纪检部门。但经过试行，这一模式事实上改变了医药销售与分利的既有格局，“药房托管”也因此同时被观察者赋予了特殊的定义，即对于医疗体制改革中“医药分家”的创新性尝试。

2003年，南京市栖霞区新建了一个卫生院———尧化医院，医院初期投入并不充足，药剂人员紧缺，医务人员配备也少。于是，尧化医院方面考虑把药房托管出去，由医药公司来代替经营。这样自己不需要采购，还可要求医药公司来配备药剂人员。

尧化医院当时选择了江苏省中医药科技发展公司作为托管主体。双方谈判的结果是，卖药的钱先放在医院，每个月底医院跟商业公司结账。

当时约定医院留下的分成为销售额的35%左右。这个比例医药公司愿意接受，院方则获得了比过去更高的利润率。尧化医院认为这是个成功的尝试。

这个无意中的创新之举，却引来了栖霞区纪委的兴趣，认为这是个打击医院和医生收受药品销售回扣的好办法。经过南京市纪委的认可，试点材料被交给南京市卫生局研究推广。

经过半年的方案设计，2005年中，南京市雨花台区政府开始在区内二级医院推行“药房托管”。自此以后，2006年5月，南京市又开始对全市13个区近200家二级、一级医院药房推行托管计划；预计今年底以前，全市三级医院也将开始“药房托管”。

被触动的利益

然而，在推广期间所遇到的阻力却绝不少。最初尧化医院开始推行药房托管的时候，就已经明显感受到了阻力。而阻力正来自于医生和药房，因为这两者都是医疗回扣的最大受益者。

在南京，医院采购药品的传统做法是，用药的品种品牌目录全都由医院药事委员会决定，医生、主任、院长等都可以向其提出“建议”。正是因为院方从院长到医生，对于用药从品种到厂家的决定权，使他们成为医疗回扣的重症地带。

2005年，南京有5家医院的院长、书记因收受贿赂锒铛入狱，而南京市的一家三甲医院的神经科室，从2003年4月份到2006年5月份的时间里，20名医生收受的医疗回扣竟达200万元。

但在托管后，委员会只能给医药公司开出药品的目录，采购哪个厂家、哪种品牌则完全由医药公司做主。尧化医院院长汪厚忠认为，正是这一设计切断了医药代表与医生接触的机会。

南京市市委副书记、纪检委书记陈绍泽被认为是南京“药房托管”的力推者。他告诉记者，这个改革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

质疑分利方式

被官方大力推进的“药房托管”，在南京市栖霞区政协副主席马爱霞的政协工作提案中，却被质疑。马爱霞同时也是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教授。她在那份提案中写道，“作为国内第一家药房托管试点单位，你们应该珍惜你们的成果。”

马爱霞此番话是写给栖霞区尧化医院的。她说，今年之所以写提案，问题在于医院分走药房销售收入的40%，而这个成本最终一定是要加在药价上的。

经过4年的托管运转，尧化医院与医药公司的分成比例已经从最初的35%涨到了40%。而这个价格的变动不仅是尧化医院一家，反而是水涨船高的结果。药房托管在全市推广时，参与招标的公司为了中标，竞相把分给医院的利润报到很高。最初，栖霞区内医院从销售额中提成顶多30%、35%，后来医药公司为了中标不断加码，直到现在最高向医院支付到45%。也就是说医药公司卖100块钱的药，就要分给医院45块钱。

但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规定，允许的药品生产企业利润率为7%，药品零售利润率15%，其他15%。显然，45%的收益提成，已经远远超过了发改委的规定界线。而据当地的统计测算，在实施“药房托管”前，南京绝大部分医院的药品收入毛利率为25%左右。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院长邵蓉认为，这么高的比例如果继续下去，没有一家经营公司能够承受得住。

但医药公司一方，也自有其理由。南京国胜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谈谨向记者解释称，目前商业公司参与药房托管竞标主要是为了占领市场，扩大销售规模，以期获得与上游生产企业议价的筹码。毕竟，在实行托管以后，如果竞标失败，将是对整个区域市场的冲击。

微利倒逼药企

南京医科大学的黄晓光告诉记者，45%的提成比例确实比较高，所以医院也很快发现，托管后的药价比外边药店的价格还要高。因此，南京市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区县“药房托管”方案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医疗机构从其销售收入分成中拿出10%直接让利给患者。但事实上，目前仍有医疗机构未达到这一要求。

对此，张利民的解释是，“药房托管”的确不是从降低药价来考虑的，而“药房托管”只是一个利润空间再分配的过程。他表示，投标之前，医药公司肯定也把自己的利润、费用都算好了，无利可图不会来投标。

但马爱霞依然质疑，毕竟医药公司要生存下去还需要赚钱，那么医院赚得多了，老百姓的实惠又从何而来？

张利民却认为，医药公司在托管药房后，掌握了医药商业公司向医院的供药渠道，自然增加了医药商业企业与药厂谈判的筹码，压低进药价格去保证获利，也能促使药厂的利润水平回归正常。

张利民的解释所展示的，其实正是南京“药房托管”设计的潜规则：药房托管，首先须保证医院的基本利益，托管公司只是保持微利，同时挤出利润空间让给老百姓，三方共赢。这是一个从终端销售市场，倒逼医药公司与药品生产企业的链条设计。

而且，在这个链条中，医药公司正处在日益被边缘化的道路上。因为根据南京市正在征求意见的“药房托管”方案，政府将设立采购中心，医药公司的地位似乎不再重要。

张利民表示，在三级医院的托管中，政府的愿望是医药公司最终成为配送角色。甚至最好就让药厂直接参与药品的投标活动，再由药厂来寻找配送公司。目前的三级医院药房的托管方案，就是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来源：江苏经济报

艰辛重重，药房托管路在何方？ 2008年09月22日 来源：新华网浙江频道

王如歌 张乐

药房托管一直被寄予希望可以最终解决看病就医方面的难题，诸如医患关系紧张、药价虚高、以药养医等。日前，浙江省台州市中医院在浙江台州举行药房托管学术论坛上表示，该院试行药房托管近一年来，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绩，但在探索过程中，也遇到不少阻力和困难。

浙江省台州市中医院是目前全国为数不多的开展药房托管探索的医院之一。从最初的如火如荼到如今的少人问津，药房托管在国内已经经历了7个年头，看病难问题却没有得到质的改变，同时药房托管这种模式本身的发展前景也令人雾里看花。药房托管是否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能否治愈医疗系统多年的顽疾？

药房托管7年探索路

药房托管在国内的发展始于2001年。当时，提起看病就医难，百姓和医疗系统内部各有各的苦：百姓苦于医患关系紧张、药价虚高；而系统内也发愁“以药养医”等问题始终无法根治。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一些医疗机构开始采取措施积极应对这些被公认为医疗系统“顽疾”的难题，逐渐走出了一条药房托管的新路。

所谓药房托管是医院委托企业对医院的药房进行管理的简称，指在不改变医院对药房所有权的情况下，委托企业对药房进行管理。即在保持医院药房法人地位、产权、人事关系不变的情况下，将药房委托给经营能力较强、实力雄厚的药品企业进行经营，托管企业负责医院药房全部药品的采购、配送和日常管理，并按合同规定给医院上缴利润；医院不再负责药房的日常管理工作，只对其进行监督。

台州市中医院院长李秋根说，自2001年开始，全国各地的药房托管探索经历了大致3个阶段，即2001年6月到2003年底的萌芽阶段，2003年底至2005年底的部分停滞阶段，以及2005年底至今的全面复苏与发展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皆因体制的不完善而夭折。

萌芽期的探索被视为迈出医院医药分家的第一步。国内著名医药企业三九集团采取“药房所有权、监督权与经营权分离，药房所有权属于医院，药房人事归属权仍在医院，药房经营权、管理权、员工考核及薪金发放等由企业负责，企业保障医院来源于药品经营的利润收入”的原则，托管了柳州、扬州等地的7家医院药房，并和广州、沈阳、大连等地的10余家医院签订了合作意向书。这在当时实属一种大胆的尝试，也在药房托管的探索道路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然而最终由于运作模式上医院管理体制与人事分配体制改革滞后，第一阶段的探索无奈以失败告终。

三九集团的失败大大打击了国内药房托管的信心，因此自2003年底开始的2年内，国内几乎没有形成规模的药房托管。为数不多的一些尝试，如四川华西医科大附院与企业合作将门诊药房社会化成药店、武汉万佳乐医药公司托管了8家社区医院的药房、上海浦东的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与云南弥勒县医院、河南洛阳市中心医院等签署了“医院药房托管协议”等也没能在体制和理论上形成突破。药房托管进入停滞状态。

药房托管，真能治“药价虚高”顽症？ 2007年12月04日 来源：新华网浙江频道

记者 汪林义

针对“药价虚高”问题，近年来社会各界研讨了各种对策。其中，“药房托管”最受推崇，并在各地得到了积极实践。然而，“药房托管”真能治“药价虚高”这一顽症吗？

“医药分离”的一种尝试？

今年10月25日，台州市中医院与湖州美德胜药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药房托管”协议。根据双方约定，台州中医院今后只管看病治病，不再参与医院里1500余种药品的经营。医院药房的经营权全部交给美德胜药业有限公司管理。

作为浙江省第一家实施“药房托管”的公立医院，台州市中医院原有的44名药房职工的人事关系仍然留在医院，但工资福利将由美德胜公司支付。“仅此一项，每年就可以为医院减少二、三百万元的开支。”台州市中医院院长李秋根说。

据了解，目前药品收入是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一些医院的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60%以上。医院为增加收入，往往激励医生开大处方，导致药价虚高，病人苦不堪言。

“药房托管”改革的目的，则是要将医院药房的经营权分离给医药经营商，从而切断医生和药商之间的利益关系，最终达到杜绝“大处方”和商业贿赂，遏制“药价虚高”的目的。在运营过程中，医药公司要将药房营业额的一定比例（40%左右）上缴给医院。

相比台州市中医院，南京一些医院的类似改革要早得多。早在2003年，南京市一些医院就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实行了“药房托管”改革。截至目前，南京市一级医疗机构已全部实施“药房托管”，180多家二级医疗机构的“药房托管”改革也正在陆续进行。

然而，“药房托管”能改变“以药养医”的现状吗？它和“医药分离”真的是一回事？ 医药分家试点艰难前行 医院药品收入下降

虽然，两年前开始的医药分家试点工作是在一种低调的状况下进行。但是，关注医疗体制改革的人们，一直密切注视着这些城市医药分家试点的进展情况。无疑，医药分家试点的经验将为整个的医疗体制改革提供帮助。

2002年4月，由国家计委等九部委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关于完善“三项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选定了青岛、西宁、柳州三个城市，作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卫生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三项改革试点的城市，以此来推进医药分家的改革试点。试点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年，各方人士都很关注医药分家改革试点的情况，为此记者对城市医药分家试点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试点医院药品收入下降

青海省卫生厅厅长陈资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西宁市完善“三项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支持下，青海省西宁市开展的医药分家试点目前已经初见成效。

根据国家《关于完善“三项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确定了西宁市市区14家医院为试点医院。西宁市“三项改革”领导小组明确，在医院门诊药房从医院脱离过程中，医院可以通过出售、招标、重组等脱离的方式，具体方式可由医院自行选择，将门诊药房从所在医院脱离，在利益上与医院彻底脱钩。

到目前，西宁参与改革试点的7家省级医院、6家行业医院的门诊药房已移交给药品经营企业经营，企业人员已经进入医院门诊药房工作。而1家市级医院受“非典”疫情影响，门诊药房的脱离工作未能按时完成。

医药分家的试点，对降低药品价格有一定促进作用。陈资全说，青海省从2000年就开始实行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截至目前已进行了6次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为配合门诊药房脱离试点工作，青海省第六次药品招标采购中，对临床使用的所用药品及一次性医用材料进行集中招标，药品价格有明显降低。合理用药水平明显提高，药品占医院收入的比例明显下降，省级医疗机构由原来的70%下降到现在的49%以下。

财政不到位 医院经营困难

然而，试点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试点的过程仍然存在着棘手的矛盾。陈资全表示，对于医院来说，试点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财政补偿不足，加之受“非典”影响，医院经营面临严重困难。

经过15家试点医院门诊药房三年经营情况的统计，按照2001年的数据，经过测算，西宁市参加试点的医院门诊药房脱离后，门诊药品收入损失11272万元，全年财政应补助3508.4万元。尽管国家财政部已经给了一定的补助但因补偿不足医院资金仍然紧张增加了医院对改革的顾虑。另外，受非典影响，门诊就诊人数下降，收入下降，加之在防治非典期间，医院投入大幅度增加，使得医院经营举步维艰。

另外，为保证改革试点的顺利推进，从医院脱离到企业的职工，政府曾承诺待遇不降低，但由于青海省医院职工平均收入高于药品经营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另外，企业经营的门诊药房实际效益远远低于预期的情况，工资外的临时性的福利待遇更是难以完全落实，待遇的落差也影响了职工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据悉，脱离后的门诊药房的药品价格下降并没有期待中的明显，由于药品经营企业在接收过程中投入较多，降价空间受到挤压，为了保证现有的利润空间，药品经营企业的药品价格与医院的价格保持一致，导致脱离后门诊药房的药品价格下降不明显。还有个麻烦，医院债务无妥善处理办法。由于历史原因，医院存在大量的债务和不良债权，经对12家医院调查统计，截止2001年底已形成债务57117万元，主要购药欠款、基建欠款、银行贷款等；债权4198万元，为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医药费用欠款等，截至目前没有妥善处理办法，成为进一步推进试点工作的障碍。除此之外，改革试点，患者就医程序烦琐没有妥善解决，药事安全存有隐患，医院药事工作如临床药学、药物经济学等药学监护工作处于停滞状态，患者用药安全、合理、经济、有效缺乏保障。

虽然有诸多困难，西宁试点的工作比起青岛、柳州试点工作还是走在了前面。据青岛市卫生局办公室任福荣介绍，青岛医药分家试点工作目前处在停滞阶段，试点医院的门诊药房目前并没有脱离，仍由医院自主经营。青岛市卫生局曾经做过测算，医院门诊药房的剥离，将直接导致1亿元收入的减少，这一亿元的缺口若要靠提高医疗服务价格，还需要在物价部门开价格听证会；而全部由财政来补贴，对财政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在财政没有补贴到位的情况下，开展试点的条件并不具备。而据了解，柳州门诊脱离的试点工作开展的也不很顺利，试点工作进展缓慢。

陈资全认为，由于医药分家只脱离门诊药房，住院药房仍保留在医院。西宁之所以能够初步推开医药分家试点工作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于西宁经济欠发达，医院的住院用药相对比门诊用药量大，住院用药占医院收入比例相对更高。而对于经济较发达城市，门诊用药量较大，门诊药房收入也是医院收入的主要支柱，因此医药分家的推行阻力更大。

医药分家究竟能走多远

对于医药分家，长期从事医药卫生政策研究的北京疾病控制中心教授雷海潮博士认为，医药分家试点改革的成效离社会的期望、政策设计者的愿望等尚有差距，其深层次原因：一是，卫生体制改革既属于经济体制领域的改革，又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面，因此，其挑战性之大可想而知。而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把卫生体制改革上升到应有的高度；二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承担的重要角色之一是直接举办医院和管理医疗服务，在经济转型期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转变。因此，设计政策的时候自然就对居民健康考虑的比较少了，而对部门或者行业生存和发展考虑的比较多。三是，从政府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在国民健康管理领域由于水平分权制改革的推行，国民健康管理的行政职能被分散在7-8个部委，造成了目前找不出一个明确的部委来全面负责居民健康和医药卫生工作。

雷海潮认为，实行医药分业，其根本目的是期望把药品的价格降下来，使老百姓从中得到实惠。但这样良好的改革愿望实施起来未必能水到渠成。由于目前药费过高问题的产生根源还不完全在医疗机构一方，医药流通领域的秩序也相当混乱，医药代表私自付给医生的“好处费”是促使药品滥用的重要因素，而这种问题的解决非但不能通过医药分开经营来解决，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医药代表利益与医生利益的一致性，药品滥用问题可能越来越严重。因为，一方面药品的费用没有下来，另一方面，在医院当中的检查治疗费也上升了，最终老百姓并未从中受益。

陈资全也认为，西宁的改革已进入了关键阶段，需要国家继续对西宁市的试点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需要对一些政策界限给予明确，否则可能出现改革的反复。另外，要尽快妥善解决对医院的补偿问题，以及试点工作实施中出现的技术问题。（李雪墨）

医院改制不动医药分家难行

“在医药界，现在没有人会再提医药分家。”广州某三甲医院副院长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直言他对医药分家的反对态度。他说，在现有的体制下，医药分家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大大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某医院药剂科主任认为，“医药分家的难处是在于医药分家之后的问题怎么解决，目前的体制下，把药房从医院剥离出去，从技术上来说缺乏可操作性。”

广州市卫生局的负责人则认为，医药分家应该医院改制先行，能够实现赢利的医院多起来了，医药分家才能提上议程。

国人收入水平尚不足以支持医药分家“老百姓认为医药分家就能降低医疗费用，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误区。”广州市某三甲医院主管医疗的副院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药品虽然已经尝试开始了市场化运作，但医疗还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医生的医疗劳务价格还很低，几乎仍然是福利性质的。”

该院长用一个典型的手术来说明诊疗服务的福利性和廉价性。据其介绍，一个难度很高的心脏手术，需要10多个医生、护士、麻醉师共同劳动3个小时，可是手术费却不到3000元，每个人的平均收入不到300元。而且，病人住院期间，医生每天的查房，询问和观察病情等一系列劳动目前都是不收费的。

“医生的医疗劳务收入在医院只有2个来源，一个是手术费，一个是挂号费。现在医生的挂号费只有5元，病人到门诊看病，医生的劳动就只值5元，用现在的眼光来看，5块钱只是一个盒饭的钱，医生却要解决一个关系生命的问题。”这位副院长说。

众所周知，目前医生的劳动是最不值钱的。“如果提高医生的诊疗费用，看病收费不是便宜了，而是更贵。现在的中国人还没有那么富裕，收入水平还不能支撑医药分家。”

这位院长进而指出，如果医药分家，药房和医院都要追求自己的商业利益，两者都需要赢利，也就是说，这里产生了两个趋利主体。而在医药分家之前，医院只有一个趋利主体，药房所有获利都用于“养医”。

“老百姓认为医药分家后医疗费用会降低的想法，是建立在药品的低利润和医生的免费服务上，而在现阶段，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说。

社会药房无法取代医院药房3月15日，广州某医院药剂科主任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医药分家的难处是在于医药分家之后的问题怎么解决，目前的体制下，把药房从医院剥离出去，从技术上来说缺乏可操作性。”

据了解，医院的药房由门诊药房、急诊药房和住院药房三个条块构成。这位药剂科主任认为，除了门诊药房可以剥离出去之外，把住院药房和急诊药房剥离出去都还不到时候。

“住院用药非常琐碎，品项繁多，一般的药房很难保证其完整性。很简单，社会药房是完全趋利的，一些不常用、用量少、利润低的药品他们根本不会配备，但这些药又是必不可少的。”

这位负责人说，急诊更不可能依赖社会药房。“现在的医院规定急诊病人先救助再交钱，可是社会药房是不可能给病人先用药，再交钱。”

他举例说，有一名病人因产后大出血，晚上11点来到急诊抢救。一上手术台，仅血费就用掉1万多元，“可是病人一分钱都交不出来，医院的政策是保证病人的抢救。这个时候，如果是社会药房，病人就只能等到有钱了才能进来。”

同时，他从用药安全和医疗事故责任的角度分析了医药分家缺乏可操作性。他说，“现在同一种药品，往往由不同厂家生产，而且质量差异很大。如果患者从社会药房买来的药出现偏差，可能会影响到疗效，甚至会带来用药安全问题。那么，患者在社会药房买了这些产品，出了事怎么办？这些问题带来的事故责任是由医院负责还是药店负责？”记者了解到，目前，尚未有法规、条款对此类问题做出规定。

不提医药分家应提医药分流据了解，医药分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目前只有美国等极少数国家实行医药分家，但这些国家在急诊和住院方面也并非完全彻底。亚洲国家几乎还都是医药一体。早前，韩国尝试进行医药分家，现已宣告失败，而日本在这方面也迟迟不敢贸然下手。

在国内，2002年6月，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涂家岭门诊部试行医药分家，不到两个月，该计划即告夭折。2003年11月，上海海江医院尝试关闭医院药房，让开心人平价药房进驻医院，不料，一个月后，这个计划也宣告失败。

“医药分家的首要前提是医疗技术劳务价格的价值回归。”广州市卫生局一负责人告诉记者，“事实上，我们曾尝试过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拟将挂号费从3元提高到15元，但该提议即刻就遭到了发改委的反对，认为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

他认为，医药分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也是迟早要走的路。但是医药分家应该首先进行公立医院改制，只有在公立医院改制之后，能够实现赢利的医院多起来了，医药分家才能提上议程。

“现阶段，医药分家的提法不准确，而应当提‘医药分流’———医院和药房分开管理，独立核算，提高效率。”他指出。

编者的话医药分家，一直是整个社会密切关注的一个话题。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要坚决实行医药分家，把药转到商业部门进行管理和经营，取消卫生部门和医院经营药品的权力，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充分体现“医”的价值。可以说，这些声音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心声，那就是老百姓看病难问题严重，医疗改革势在必行。

然而，是否只要立刻做到彻底医药分家，就可以马上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呢？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虽然各方都承认医药分家是大势所趋，但地方政府的官员、卫生部门和医疗单位、以及众多业内的专家学者都私下表示过，中国目前的医疗体制和现状，医药分家既难操作、也很难达到改革初衷，如若一味强行，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甚至可能出现药费没降、服务费上涨的“两头翘”局面，更添加了老百姓的负担。

可以说，目前以药养医的现状，充分显示了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局。

医疗价格包括药品、医用耗材，也包括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和医院管理费用。目前国家给医院的拨款严重不足，一般都只够维持医院正常开支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医院除了靠一些收费较高的检查项目如核磁共振、CT扫描、B超等，就只有靠卖药创收。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医院销售药品可以得到比批发价高出15%的批零差价，并可以免交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撑庞大的医疗系统，才允许医院用卖药的收入来养活自己。而与高药费相比，我国医院医护人员技术收费标准、床位费和医院管理费用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最低的层次，低得根本无法体现医护人员的职业价值。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实施医药分家，就必须让医疗服务费用充分体现“医”的价值，让医院真正靠医赚钱。但在国家没有那么多钱来补贴的前提下，要想不让医院倒闭，似乎只能大幅提高目前医疗服务的价格，而这又需要医疗保险的改革能够跟上，否则老百姓将依然看不起病。那么目前的医疗保险能担负起这一重任吗？好象不能！

总之，医疗改革所牵涉的包括医、药、商业保险、社会保障、国有资产保护等方方面面，绝非医和药两家之间的简单问题。医药分家本身从长远看并没有错，但必须与整个医疗改革所同步，正如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所发现的那样，医药要分家，就必须先对医院进行改制。

邻里纠纷调解案例 篇6

在生活中邻里纠纷往往是由于人们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不够，相互之间缺乏谅解礼让，所产生的摩擦

2011年5月，XX社区盘西组居民庄春花与庄永华就两家相邻巷子砌墙一事，发生了矛盾纠纷，双方互不相让，由口角很快发展到动手。庄春华说这条巷子经常有污水流淌，现在整治酷夏天气炎热，每天都会有阵阵恶臭散发出来，影响了自己家人的生活。于是庄春华未和隔壁庄永华商量便在在巷子里起了到隔墙。这一下污水是进不来了，但引起邻居庄永华的强烈反映：你怎么有权随便砌隔墙自己独用?这不成了你自家的巷子了吗?双方很快发生争吵并动起手来，庄永华阻止庄春花继续砌隔墙。

庄春花向XX街道XX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反映了情况，请求法律帮助。XX社区调解委员会给予了接待，并及时介入调解。调解人员先到现场勘察，并向其他居民和双方当事人了解情况。庄永华说：“我也不是没事找他家麻烦，这个巷子是公共的小道路，她凭什么把它围起来？成了她一家的吗？”社区调解人员针对庄永华提出的问题征询庄春花的意见，问她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庄春花脱口说：“还能怎么办，他打我也打了，骂我也骂了，我岂不是白吃亏呀?现在谁怕谁啊!”调解人员严厉地说：“现在是法治国家，你说的是不对的。还有，举国上下都在建设和谐社会，邻里之间互动友爱是一种美德的体现。古人都晓得远亲不如近邻，你们怎么不明白呢”。并耐心开导她：“第一火气不要大，第二要讲法，第三要讲德。你耐心地听我讲，污水引发的恶臭，影响了你正常的生活;你可以跟隔壁商量下怎么解决而不是什么也不说就自作主张的忙活起来。还有违章砌隔墙有两个不对：第一是违章，第二是占为已有，走道是公用的，不能设障。你的要求是合理的，是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但行为却是违法的，要纠正。他虽然动手是不对的，但是你也有不对的地方，所以双方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协商才能解决问题。

通过调解人员的耐心开导劝说，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一、围墙南至前门小屋，北至庄永华房屋卫生间窗户北侧50厘米处，墙高不超过2米。

二、北侧围墙尽头处由庄春花安装一扇门，庄永华同意在自家房屋墙上打一门栓插孔。门锁钥匙各人一把，出入时通知对方。

三、建围墙及门的费用由庄春花负责，所有权属庄春花，双方签字后生效。

在社区平时生活中，邻里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和纠纷，如果处理不当或多或少会影响着社区安定。其实邻里纠纷大部分都是些小事，但就因为双方互不相让，导致矛盾激化。邻里双方应当按照“方便生活，团结友善和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相互间的通行、通风、采光、卫生、噪音和互不干扰等相邻关系。如给对方造成妨碍或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调解作为一种方便高效率、经济实用的纠纷处理方式，在处理邻里纠纷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民调解委员会分布在我们城市的大街小巷，贴近我们的生活;人民调解工作人员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们了解我们的生活。邻里纠纷也就那些小事情，不至于闹的你死我活的，更不至于闹上法庭，而人民调解就很快捷方便的满足了居民的需要，维护了邻里关系的和谐和稳定，促进了社区的健康与文明，是基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分家析产纠纷案例 篇7

在外贸实践中，甩货预借提单常有发生，它也是我国中小外贸企业面临的现状。预借提单（Advanced B/L），是指信用证规定的装运期和交单期已届至，但由于某些原因货物未能装船或全部装船，托运人为结汇而要求承运人提前签发的已装船提单（On Board B/L）。出口商可凭此提单在信用证下收取货款，而进口商则延迟收货甚至收不到货，极易导致各种纠纷。下面就以一则因船舶延期甩货而签发预借提单的案例来对相关问题作一分析。

一、案情介绍

卖方香港某铝业有限公司（简称A公司）与买方日本某公司（简称X公司）于9月25日签订了编号为900ALS-0126的铝锭销售合同，付款方式为即期信用证。A公司又作为买方于10月5日与卖方国内某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简称H公司）签订了编号为90ZKMN-E606的铝锭销售合同，付款方式为D/P，装运港青岛。X公司开出的信用证规定，最迟装运期限为12月31日。

12月18日，H公司委托某市运输公司（简称B公司）向某远洋运输公司（简称C公司）所属的某轮集装箱船（简称D轮）装运由青岛港运往日本大阪港的出口铝锭，共需17个集装箱。B公司接受委托后，同日向C公司委托的某市外轮代理公司（简称E公司）出订舱单，书面要求“订D轮252航次（12月20-26日船期）”。因各种原因，D轮拖期，于次年1月1日抵港。1月4日，H公司按要求货物全部装箱后送E公司指定的港口集装箱场站完成交接，并由D轮大副在收货单签字确认。1月8日，B公司凭收货单向E公司换取了已装船的正本提单（提单编号为HS252-108），并将正本提单交给了H公司。因D轮拖期，为结汇方便，应H公司的要求，E公司提单签发日期为12月26日。次年1月15日，A公司收到H公司递交的全套单据，并将其交给银行议付货款，并同时将有关单证传到X公司，以便办理提货手续。

D轮1月7日装完货后离港。1月8日，B公司业务员在现场发现17箱货根本没有装上D轮，仍然留在港口的集装箱场站，随后通知H公司。1月17日，X公司去大阪港提货，发现D轮没有装载HS252-108提单项下的货物，随即电告A公司，取消了900ALS-0126合同项下此货物的买卖，并要求该公司支付10%的违约金。议付行也将全套议付单据退还A公司。

事后，A公司向C公司提起海运欺诈诉讼。A公司诉称：(1)由于C公司预借提单的行为给A公司造成严重经济损失，X公司宣布解除买卖合同，A公司因此损失差价利润约4.7万美元，且还需支付X公司10%的违约金。(2)由于国际市场铝锭价格下跌，A公司遭受90ZKMN-E606合同价格与目前可比价格之差价损失近23万美元。(3)A公司还需承担货物占箱费和堆场费及不能收回资金所致的利息损失。

C公司辩称：(1)因该船货载极满，经B公司和E公司共同商定，改装下一航次，后因货方要求退货，结果未能出运。(2)为了结汇方便，H公司明确要求倒签提单，由此发生的一切后果和损失，由B公司和H公司承担。(3)C公司指示E公司在货物装船后予以倒签，但在未装船的情况下，E公司擅自签发预借提单，C公司并未知悉，E公司属于一种越权行为，责任和损失应由E公司承担。

在开庭前，C公司考虑到甩货、漏装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承运人违约，主动与A公司商谈，达成如下协议：(1)A公司撤诉；(2)C公司向A公司赔偿199990美元；（3）适合的时候，C公司将17箱货运抵目的港；（4）诉讼费、占箱费和堆场费及相关费用由C公司承担。最后，双方达成庭外和解。

二、案情分析

本案是一起较典型的承运人因爆舱而随意甩货，并因船舶拖期而预借提单、倒签日期所造成的经济纠纷。爆舱甩货、预借提单和倒签日期等问题是本案的关键。

（一）爆舱甩货的法律责任界定

甩货是在进出口、海运物流等行业非常流行的术语，又叫甩箱或甩柜，主要是指实际订舱的数量超过了船舶实际可用的舱位，产生了所谓的爆舱，承运人不得不将多余的货物留下，准备下一航次装运。甩货的直接受害者是托运人、货主和货代，他们可能因此导致交货延期，二次报关或商检，甚至失去各自的客户。甩货的原因有很多，不是所有的甩货都是由爆舱所引起，有的是因货物结构、港口作业时间及港口潮水影响，有的是承运人考虑到船舶的稳定性可能影响航行安全，有的是因为货主原因。

本案的甩货，是因货物船舶推迟抵港，实际上是取消了一个航班，而承运人所委托的船代公司即E公司未能在有效的截单期停止接受订舱，又为下一航次的装运继续订舱，因而将两个航次的货物集中在一个航次，产生了严重的爆舱，这显然是E公司的严重失误。

在我国海事司法实践中，甩货、漏装被认定为承运人违约，承运人应承担违约责任。众所周知，经托运人或其代理人向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提出货物的托运要求即“要约”后，经后者确认后即“承诺”，运输合同就宣告成立。运输合同的主要书面形式就是订舱单，B公司接受H公司货运代理委托，向承运人C公司委托的外轮代理E公司订舱，E公司接受订舱，双方运输合同关系成立。既然双方运输合同关系成立，那么根据我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承运人E公司原因造成的甩货应当负赔偿责任。

（二）HS252-108号提单的性质和法律问题剖析

f or Shipment B/L），这种提单上不应有装船日期，更不应该有“已装船”字样。仅当货物实际全部装船后，承运人方可将该提单转签为“已装船提单”。但C公司并未这样做，而是在港口集装箱场站收到货物但未装上船的情况下，签发了HS252-108号已装船的正本提单，该提单性质即为预借提单。

此外，应H公司的要求，C公司签发的该提单日期为12月26日，比实际交货日要提前，可见该提单还存在倒签行为。倒签提单（Ant i-dated B/L），是指在货物装完船后，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应托运人的要求签发的早于货物实际装船完毕日期的提单。换言之，实际装船完毕日期要晚于提单上记载的日期。本案例中，货物没有实际装上船，从严格意义上说，HS252-108号提单还不能算倒签提单，只能理解为提单的日期倒签。

（三）预借或倒签提单的违约责任

恶意预借或倒签提单违反了如实签发提单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习惯法义务，损害了收货人的经济利益，使收货人因托运人的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损失范围扩大。承运人在签发提单时，明知货物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装船，仍然替托运人掩饰，蒙骗不知情的收货人，使其接受提单、支付货款，在主观上对这一损害存在间接故意。预借或倒签提单是一种托运人和承运人合谋欺诈收货人的侵权行为，依照《侵权责任法》第8条和第9条的规定，两者应向收货人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例中，虽然H公司给C公司写了要求倒签的书面材料，但C公司应知预借、倒签提单是违法的，故不能免责。并且，由于船期延误而爆舱甩货，H公司的17箱货根本没有装上D轮，引发X公司收不到货，要求解除和A公司的买卖合同，又正好遇上铝锭价格下跌，给A公司事实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C公司应该对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当然，由于存在侵权和违约的竞合，除了提起侵权之诉外，收货人也可以选择依据提单合同要求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

三、预借提单在国际贸易实践中的危害及防范

（一）对出口商的危害及防范措施

预借提单是一种侵权行为，出口商可能因此行为与承运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另外，在预借提单情形下，由于单证仍然表面一致，开证行并不能解除自身的付款义务，在凭单付款后也无法向出口商追索。但是，进口商仍可以出口商延迟交货为由向其提出索赔。在实践中，若延迟交货影响到了季节性货物的销售或恰逢买方所在地市场价格下跌，进口商即可以预借提单构成侵权为由向出口商提出索赔。倘若双方不能协商达成一致，进口商即可拒绝提货，并请律师上船查阅货单以及相关资料。一旦查出保函，即表明承运人与出口商间存在通谋，进口商即可同时以承运人和出口商为被告提起诉讼，出口商最终将陷入被动并被迫作出赔偿，以致承担包括商品差价、运杂费、保险费、压仓费、占箱费和堆场费等在内的重大经济损失，同时也丧失商业信誉。出口商应采取以下一些风险防范和处理措施：

1.合理选定装运期，充分备货。预借提单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规定的装运期已到而货物尚未准备好或未能及时装船所导致,因而合理选定装运期，充分备好货物，便可最大限度的减少预借提单的产生。出口商在洽谈合同交货期时，除了要考虑自身生产能力，也要考虑到对一些价格波动幅度大的商品或应节、换季、鲜活商品，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就要合理选定装运期。如果出口商对交货时间把握不准，可在签约时将装运期适当延长，以便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生产备货，避免不能按时交货构成违约而蒙受损失。

2.做好货、船的有效衔接。目前我国船期不准、爆舱甩货等情况较为常见，因此出口商在签约、定舱、交货时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为此，出口商应与船公司或船代保持密切联系，把握船舶动向，一旦预测船舶延误到港可能影响到信用证装船期，就应迅速调整装船计划，更换装运船舶、航次或装运港。在FOB等术语下由买方派船时，出口商还应与进口商保持密切联络，避免由于船货衔接不当而延误装运期，从源头上避免预借提单发生的诱因。

3.避免信用证中出现“双到期”。“双到期”是指信用证中的最迟装运期和有效期是同一天，这样会对结汇不利，有可能促使预借提单的发生。在实际业务操作中，可将装期提前一定的时间（一般在效期前10天），以便有合理的时间来制单结汇，从而减少预借提单发生的概率。

4.及时补救将损失降到最低。出口商应及时与进口商取得联系，请求修改信用证，并求得对方的谅解。一般来说，在装运期仅有稍许耽搁的情况下，除非是应节或价格波动大的商品，考虑到长期合作关系，进口商通常也会在没有遭受实质性损失的情况下给予通融。即使进口商不同意改证，出口商至多也只需支付事先约定的违约金。依据“无损害则无赔偿”的原则，只有在进口商确有损失的前提下出口商才需要向其支付赔偿金。

（二）对进口商的危害及防范措施

如果预借提单的签发是出口商恶意所为，那么出口商可凭提单在信用证项下收取全部货款，进口商因此可能遭遇货、款两空，且很难追索。即使善意的预借提单也会给进口商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首先，由于货物延迟运到，可能错过销售旺季，进口商将遭受市价跌落造成的损失。其次，由于实际运到时间晚于合同约定的时间，由此会造成时鲜或有特别时间约定的货物减值甚至失值，从而给进口商带来损失。再次，在国际货物买卖关系中，进口商往往还与国内订有内销合同。一旦货物延迟运甚至没有运到，内销合同相对方可解除合同并向进口商索赔，进口商须因此赔付违约金，所以，进口商应采取以下一些防范和处理措施：

1.选择资信好的出口商。信用证的发明本身就是双方互不了解信誉状况下产生的。如果进口商掌握对方的资信状况，就可以对以后的决策起到风险防范的作用。出口商的资信状况可通过有关的行会或商业性资信机构、银行调查和驻外使领馆的商务处等途径获得。

2.选择适合的贸易术语。如果选择C组或D组贸易术语，由于承运人是由卖方选择，签发预借提单的风险性将大大增加。为避免预借提单的发生，建议选用F组下的贸易术语。因为F组是由进口商寻找承运人办理运输，这样便可以避免货物出口商寻找承运人并以签订运输合同为条件要求承运人签发预借提单。

3.慎重选择可信赖的承运人。承运人的选择对于避免预借提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贸易实践中，完全禁止保函的使用是不现实的。在使用保函的情况下，只能靠承运人从自身的角度去约束行为，才能规制预借提单所带来的风险。可信赖的承运人可以很大程度地降低风险，并减少由此产生的麻烦。

4.积极寻求海事司法保护。首先，进口商若发现出口商有诈骗迹象时，应及时报案或向海事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次，鉴于外方欺诈得手后就可能难以寻其踪迹，为保证判决的有效执行，进口商应及时采取海事请求保全措施，申请对诈骗者所有物或诈骗标的物实施扣押或冻结，确保日后判决获得有效执行。▲

[1]司玉琢.海商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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