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鲁迅故居后感

观鲁迅故居后感（精选11篇）

观鲁迅故居后感 篇1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话是鲁迅先生的名言，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家庭遭受一系列变故，饱受人间冷暖的鲁迅，认识到社会的腐败，从而自强不息，成了一代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这是去绍兴以前，在课本上学到的知识。来到浙江绍兴一年多了，今天，终于有机会来到鲁迅故居参观。

“到了到鲁迅故里，”踏上一条窄窄的石板路，只见两边是一溜粉墙黛瓦，竹丝台门，肃穆庄严。抬起头，是鲁迅先生的半身像。我目睹了鲁迅先生犀利的眼神，他仿佛在想：啊，为什么当时社会那么黑暗？为什么社会那么腐败……我痛恨……我同情……在潇洒的“鲁迅故居”这四个字的笔锋里，我情不自禁地走了进去。这时，原本高兴的心情一下子变的低沉了。

穿过一条幽深的长廊，便是富丽堂皇的鲁迅故居。十分气派的大客厅里，一张张檀香木雕做成的桌椅，显得古老；一幅幅精美的图画，显得豪华；一盆盆盆景，显得充满生机，不在死气沉沉。跨过门槛，那是后院，我体会到了“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四角的天空”那是多么枯燥乏味，就像井底之蛙一样，眼界狭窄。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鲁迅和那些少爷朋友们，整天生活在大院里的情景。走，去鲁迅先生小时候读过的私塾——三味书屋瞧瞧。

走过一条窄窄的青石板路，四个醒目的大字吸引了我的眼球——三味书屋。

再走进去，就是鲁迅先生度过的私塾。瞧，那儿是鲁迅先生的座位，由于不能过去，我只能随便找了个座位，当一回小鲁迅。我捧着《三字经》，摇头晃脑的跟着先生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我仿佛看到鲁迅先生当时读书的样子了，是那么投入，是那么传神。穿过蜿蜒曲折的长弄堂，便是美丽的花园，那是鲁迅儿时的乐园——百草园。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一堵矮矮的墙根……我想，这里一定藏着无数的欢笑和嬉戏声，不然鲁迅怎么会写出如此生动、如此精彩的文章呢？

我忽忽悠悠漫游了一个下午，直至夕阳亲吻着西山的时候，我才回到家。我想鲁迅的精神是光耀神州大地，为世人所传颂的。鲁迅无愧于“民族魂”的称誉

观鲁迅故居后感 篇2

鲁迅早年因家道中落遍尝世事辛酸, 后孤身一人远赴日本学习, 在仙台学医时, 因那张触目惊心的幻灯片弃医从文迈开了创作上的第一步。他渐渐醒觉“我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 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如何茁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 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在我看来, 鲁迅创作的动机是改变国民落后的思想状态, 发其深省。而这也使他的作品打上了反对民族和阶级压迫启蒙主义的深深烙印, 奠定了之后鲁迅写作的基调。

鲁迅的小说旨在刻画国民之魂灵, 特别深入探索国民性与人性的主题。鲁迅与挚友每每论及中国民族性的缺点, 总议论三个相连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什么?他的病根何在?”他把国民性问题和中国人民寻求自我解放的问题相对比结合, 在作品中反复论证中国人民的出路何在。针对闭塞落后的国民性, 他直抒胸臆, 在“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中提出“理想的人性”。但对于当时帝国主义封建思想压迫下的中国, 这只能是个美好的梦境。

如他许多作品中涉及的梦中梦, 梦终将会醒, 理想却难以忘却。辛亥革命还是使他失望了, 寂寞了。死寂的时代让他“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看不到希望和生机。悲观激愤从此成了他作品的深层感情, 看似冷眼相看却暗自心惊。辛亥革命后人民的悲惨命运也成了他小说的主要素材。

从辛亥革命后的小说主人公, 孔乙己, 祥林嫂, 阿Q身上可以看出若先前国民性还只是为了开火从前蒙蔽的思想, 辛亥革命后的作品就尖锐多了。他不再单谈理想人性, 而是将社会的阴暗面和可怜人忍痛剖析给读者看。如果吃人的主题尚不足以震荡心魄, 那对母性儿童甚至自我的否定足以发人深省。同时聚焦于人性的弱质, 奴性, 反对人太善良忍耐, 国民正过着奴隶的生活, 处于奴隶的地位, 却忘掉了身为奴隶的痛苦。从而更坚定批判封建礼教的吃人属性。极善与极恶都不是鲁迅所提倡的人性, 他写作的旨意不止于客观的反应社会现实, 更在于“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他以冷峻的讽刺口吻放大国民身上阴暗的沉默, 深邃浓郁的情感隐匿在字里行间。冷漠如诗化的语言下, 他绝不是心如止水的。

在语言方面, 鲁迅无疑是个天才。他的小说挥洒自如, 以浪漫为现实, 不同的表现方法相互渗透, 个性而自由。早年学医, 鲁迅的笔恰恰如手术刀, 字字直中要害, 准确精炼, 寥寥数笔就将人物刻画完备, 渲染出适宜的环境气氛。并一针见血地尖锐地将人与社会解剖给读者看, 直指要害所在。而他在抒情和讽刺方面的艺术特色, 同时代作家难以比拟。在鲁迅的作品中, 抒情和讽刺往往紧密结合在一起, 《阿Q正传》中阿Q被枪毙的结局便是如此, “游了那么久的街, 竟没有唱一句戏, 他们白跟一趟了。”在讽刺里总隐含着意味深长的抒情与叹息。

鲁迅的语言也兼有古汉语, 现代白话和外来语的特点, 这使他的语言表达更加形象而富有张力。鲁迅无疑是位成功的“拿来主义”者, 在创作准备阶段, 强调的是他的外国文学修养, “没有拿来的, 文艺不能自成新文艺。”鲁迅作品中充斥着一种以毁灭为美的悲凉的来自于西方悲剧的美感。周作人指出, 鲁迅《狂人日记》的笔法受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的影响最为显著, 而今以比较文学研究鲁迅也一直是重要的课题。可见其善于汲取外国文学中艺术形式,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沉淀出中国传统文学中不具备的夸张的表现力。“白描”和“画眼”等描写手法却体现他固有的东方情调和民族性。两相融合, 为现代小说技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鲁迅妇女观略谈 篇3

关键词：妇女观；女性；鲁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3-0001-01

在漫长的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中华民族从“北京猿人”到进入奴隶社会，曾经历了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的历史阶段。当农业和畜牧业进一步发展、男子成为主要生产力、母权制为父权制所代替后，妇女的地位就急剧下降了。妇女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的重点和焦点，思想家鲁迅对此寄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从平生第一篇白话文论文《我之节烈观》到他逝世前一个月写的《女吊》，对妇女——特别是中国妇女的作用、地位、性质等情况，有着深刻的观察，形成了具有独特见解的妇女观，下面略作分析。

勤劳、勇敢、善良的伟大母性形象。鲁迅从历史和文化的高度，以科学家的眼和诗人的心，热情歌颂了女性在人类的创造和文化的创造上的伟大作用。作者以神话传说为题材来写小说的第一篇便是《补天》，塑造了人类始祖女娲勤劳、勇敢、善良的伟大形象，歌颂了她再造乾坤、抚育人类的伟大母爱的情怀和崇高的精神品质。女娲这位开天辟地的英雄，以大海一样的气魄，以寰宇一样的胸怀，造人、补天、立极、止水、教化，以至当她“被灰水泼满全身，变成泥土的颜色，终于作出最后的呼吸”之后，也还魂化肠道，供人踏行，这种甘于奉献的伟大崇高的人性和母性的形象是作者极力颂扬的。

为国家为民族勇敢斗争的青年女性。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的文章中，对不畏强暴、勇敢斗争的青年女性作了极力的赞扬和推崇。对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等同学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喋血表示极大的愤慨”。“我目睹中国女子的辦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是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密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指出了她们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的意义。《为了忘却的记念》是作者为纪念“左联五烈士”的青年作家写的。其中有一位是冯铿女士，他们为追求光明、抨击黑暗现实不懈地努力，作者“忍看朋辈成新鬼，努向刀丛觅小诗”，抒发了自己悲愤的心情。

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形象。这是作者关注和研究的重心。作者揭示了在“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人误国”等思想统治下，女人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紧紧地捆绑着的悲惨命运。鲁迅在《我之节烈观》《娜拉走后怎样》《论雷峰塔的倒掉》《明天》《祝福》《离婚》等文章中，表明了他同情妇女、竭尽全力为妇女昭雪冤屈的感情和立场。鲁迅指出，中国妇女所遭遇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毒害达到世界空前的程度，并提出反抗、斗争的出路。他写道在“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旧式婚姻”制度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当新妇被人放到新郎的床前的时候，她只有义务，她连讲价钱的自由也没有，何况恋爱。不管你爱不爱，在周公孙圣人的名义之下，你得从一而终，你得守贞操。男人可以随时使用她，而她却要遵守圣贤的礼教，即使“只在心里动了邪念，也要算犯奸淫的。”鲁迅曾悲愤地比喻说：“如果雄狗对雌狗用起这样巧妙而严厉的手段来，雌狗一定要急得跳墙；然而人却只会跳井，当节妇、贞女、烈女去。”这里虽语出诙谐，然而只要稍加品味，就会发觉它包含了多少辛酸、多少血泪啊！

为追求自由幸福的知识分子女性形象。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鲁迅在小说《伤逝》中，塑造了子君、涓生，“五四”时期初步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是旧制度的反抗者和叛逆者，受“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想影响，勇敢地争取婚姻自由的权利，他们纯真相爱，勇敢无畏，弛聘于反封建礼教的疆场上，后子君变得平庸，不懂得“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个性解放没有与社会解放结合起来，悲剧是难免的。也批评了爱情至上主义。《伤逝》告诉人们，妇女没有经济地位，那么走后为生活所迫，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坟.娜拉走后怎样》）

具有严重劣根性的妇女形象。阿金，旧上海一个娘姨，一个半殖民地的流氓化了的女洋奴，和人相骂，可使二十间门面以外的人们听见，有几个姘夫，自然也引起纠纷。鲁迅在文末郑重写道：愿阿金不能算了中国女性的标本。鲁迅还批判了女性中奴性化传统：“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幸而自立以后，又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还批判了“寡妇主义”和“豆腐西施”杨二嫂尖刻自私的小市民习气。

总之，鲁迅对关于妇女的学说为中国妇女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列宁说：“能够把妇女从这种（被称作奴隶的）地位中拯救出来的只有社会主义。”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探讨妇女工作时，在研究妇女应如何自立、自强、自信、自尊、自爱等问题时，学习了解鲁迅妇女观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孙用.《鲁迅全集》教读【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2]王富仁.鲁迅与中国文化【j】鲁迅研究月刊，2001

观陈云故居有感 篇4

作为庆祝建党9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5月24日市南供电公司电网建设中心全体党员、干部及入党积极分子参观了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陈云同志经历了贫苦的童年，但是这样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消磨他生活的意志，反而让陈云坚定了救国救民的决心。我们穿梭在黑白色光影长廊中，感受着那个倔强的少年清苦但充满革命激情的生活，体会着伟人心中的共产主义熊熊烈火。陈云用他高超智慧以及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工作热情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同志作为我党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在经济建设的困难关头，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力挽狂澜。他的一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成为其后几代人工作的准则。他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的精神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

观毛泽东故居有感 篇5

去年大年初一我和家人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韶山。当车徐徐驶进韶山冲即将到达铜像广场的时候，我依然感到心情澎湃，热泪盈眶。我心里不断想着，当年毛泽东是怎样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们整齐地排成五行向毛泽东铜像鞠躬敬礼。据导游介绍，当年运送铜像的卡车在井冈山旁非常“有灵那歇了一宿，也让毛泽东重革命根据地；而在毛泽东百现了日月同辉的奇观。这是深究，因为这两件事情足以心目中的地位，他永远受到

性地”抛了锚，于是车队在游了他所开辟的第一个年诞辰当天，天空中则出不是传说，我们不想进行表明毛泽东在人民群众我们的崇拜和敬仰。

我们接着参观了毛氏宗祠，这里是毛泽东和他的夫人杨开慧于1925年初春

创办“农民夜校”的旧址。杨开慧曾经在这里亲自为农民兄弟上过课、教过歌。毛氏宗祠的正中央是一座戏楼，一副对联镶嵌在戏楼柱的两侧，其内容是：不大地方可家可国可天下，寻常人物能文能武能胜神。它依然清楚地镶嵌在毛氏宗祠戏楼的两个柱子上，好象早就预示着这里会走出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宗祠内还开设了毛泽东家世展览，介绍韶山毛氏家族的记录和毛泽东一家亲人英烈的历史。

下午，我们来到了毛泽东故居。这是一套普通的两家合居的湖南民居，面临小塘，依托青山，几间青石泥墙和黑木灰瓦搭建的大房，里里外外收拾得非常干净。故居正中是供奉着神灵和先人牌位的大堂，两边则分布着主人的卧房、灶间和杂房。从故居大堂转过右厢家照。各间居室内均有住，杂屋也都表明其用全。在毛泽东的卧室灯，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学习。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正处在风雨如

八十七年了。八十年磐，长夜难明的黑暗年房，可看到毛泽东的全木牌说明原为谁人所途，一应农具家什俱里，桌上摆着一盏油经常在这盏桐油灯下代，列强侵略，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家命运岌岌可危。在这个时

候，人们多么渴望有一个坚强的政治力量，一个伟人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强国富民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代下诞生的。80年来，我们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有过挫折，有过失误，但谁也无法否认，成就是巨大的，业绩是辉煌的。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使我们从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变为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抚今追昔，我由衷地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如果没有它们，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活。我们瞻仰毛主席故居，重温他老人家写下的字字句句，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深切地感到共产党的伟大、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鲁迅故居观后感 篇6

青瓦灰墙的小四合院、枝繁叶茂的丁香花、古朴简单的屋内摆放似乎就已经将一个对中国人的民族自强发挥极大引导作用的伟大楷模的起居环境做了一个完美的概括，如此的简单，如此的不加修饰，这的确就是伟大的文化领袖鲁迅先生起居的地方。

怀着对鲁迅先生的敬仰，我们小组一行五人来到位于北京市阜成门的鲁迅故居，一进门我们便满心期待的开始我们的参观。据介绍，鲁迅于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在此居住，也是鲁迅先生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这是他当时花了八百块的答应买下并亲自进行改建的一所小四合院。院子里长着两株鲁迅先生亲手栽的丁香花，枝繁叶茂，蓊郁葱茏，枣树旁的北屋有三间正房，北屋中间是鲁迅一家人的客厅和起居室。东侧是鲁迅的母亲鲁瑞的住室，西侧是鲁迅名义上的妻子朱安的卧室，屋里陈设都很简朴。北屋后面还有一个小院子，其正屋北面接出的一间小屋子便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屋子北面是两扇大玻璃窗，窗下横放着一张简陋的小木板床，东墙下放着一张老式的三屉桌，坐在桌前，可以从窗口眺望后面园子里的景物。桌上高脚煤油灯、毛笔、砚台、文具……一如其旧，令观者不仅遥想当年它们的主人在灯下奋笔疾书的情景。谁能想到，就是在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狭小而简陋的斗室里，短短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鲁迅创作发表了230多篇散文诗、小说和杂文。著名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篇》，以及《野草》、《彷徨》、《朝花夕拾》、《坟》中的大部分作品，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可以说，鲁迅在这里的两年多时间，是他在北京的14年中工作最紧张、创作最旺盛的阶段。北屋前面东西两侧，分别有两间小房子，东边的是女工的卧室，西边的是厨房，现在分别作为陈列室和管理室。南房是鲁迅的会客室兼藏书室，东墙上的一幅鲁迅炭画像引人注目。这是鲁迅的同乡画家陶元庆的作品，深为鲁迅喜爱。南房里间是小客房，主要是为接待来访的朋友而准备的。在这里，鲁迅接待了很多慕名而来的青年。当谈到夜深时，鲁迅经常拿着煤油灯，送他们到大门外，看他们远去了才回来。当年许广平在受到学校迫害时，也曾来此居住过。

随后我们一行来到了位于院内的鲁迅博物馆，里面展示着鲁迅生前所留下的所有，从我们都熟悉的“三味书屋”到他病逝前三天的作品草纸，在这里所展示的一切好像让我们亲历了鲁迅先生所走过的匆匆岁月，看到三位书屋似乎将我们带到了那个为了不再迟到而在桌上狠狠刻下“早”字的童真男孩面前，看见百草堂似乎让我们见证着一个男孩富有童趣的成长史，而看见摆放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桌椅，又让我们好像看到鲁迅先生正在为了民族兴亡而日夜奋笔疾书的的佝偻模样。一个个鲁迅亲自设计的书刊封面字体，一张张改了又改的作品草纸，一本本厚实而内容丰富的书籍，这里面无不包含着一个伟大思想家所有的报复与理想，辛酸与汗水，正如毛泽东笔下所写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代伟人躺在病床上，双眼合并，悄无声息，内心的遗憾与酸楚立刻涌上心头，这让我想到了毛泽东的那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的死不仅仅他自己精神重于泰山，而且相信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内心是更加的沉重，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此刻，在我眼前浮现了鲁迅的那句话：“什么事路？即使从没有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他就是以这样的不到灵魂与精神信念，弃医从文，从精神上解救中国人。他在愤恨的写下“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套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条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 的怯懦，懒惰，而又巧滑。一天

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有觉得日见其光荣”的同时，也在警醒所有的中国人：“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愤然而行。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或下棋的人们，就先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他所有的语言中无不彰显着对国人怯懦特性的愤慨，和对国人觉醒自救的希望，他用他的语言呼唤世人，他用他的语言改变世人，而所有都是为了将处于民族存亡危机关头的国人挽救回来。

观鲁迅故居后感 篇7

关键词：鲁迅,适应,选择,翻译观

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家及新文化运动的奠基者之一, 其地位之高, 国人无人不晓。他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中国的“民族魂”, “三家五最” (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 其独具特色的民族新文学开拓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石。长久以来, 人们就其文学思想和文学成就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关于鲁迅翻译思想的研究却鲜有, 甚至备受冷落;一直以来的研究都是重其创作轻言译作。鲁迅一生翻译了15个国家110位作家224部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鲁迅是先成为翻译家, 再成为文学家。或者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的文学翻译, 就没有他的文学创作。

生态翻译学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2008年提出的。它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而是翻译学与生态学的“联姻”, 它是一种生态途径的翻译研究。在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背景下, 环境主义渗透到了“人文领域”;在全球生态文化学术思潮的推动下, 胡庚申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 构建了一套新的译学理论体系, 而翻译适应选择论又是以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自然选择, 适者生存”为基础, 以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和“选择”学说作为理论支撑, 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来对翻译本体做出新解的翻译理论范式。该文试运用生态翻译学这一理论来探讨和挖掘中国文坛巨匠鲁迅的翻译思想。

1 和谐——翻译目的与宗旨

生态翻译学的产生依托华夏文明的生态智慧, 这些生态智慧以“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整体综合”为特征, 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 其重点在和谐。这种和谐是“天和”“人和”“心和”的总和, 是主客关系的和谐圆满。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到生态翻译学中, 首先表现为致力于追求译者与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7]这种和谐, 在翻译中体现在“原文-译者-译文”的关系中, 以译者为中心, 从译者角度审视两端来达到平衡、稳定、和谐。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 译者为“求存”而“择优, ”面临着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鲁迅正是在正确判断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后作出了选择。他选择了为改造社会服务的并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息息相关的外国文学作品来作为翻译文本。他的作品提供了“内外两面, 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想合流, 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他从事的文学翻译着重于东欧和北欧文学的介绍, 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富于挣扎、反抗和怒吼的精神, 翻译过来, 不但借此转移性情, 更可改造社会。

关于翻译目的, 鲁迅用了两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一, 比喻为“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 直接为革命服务;二, 比喻为“希腊神话里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类”, 吸收外来的营养, 所以应准确地引进异质文化, 像普罗米修斯似的“从别国窃得火来”以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2]我们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的文学翻译不随波逐流, 不赶时髦, 没有把翻译简单地等同于语言实践, 而是选择对中国人有启蒙借鉴作用的好作品, 将翻译的选择与他确立的人生奋斗目标与价值观一致。鲁迅的翻译目的适应了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 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翻译旨在迎合时代需要, 而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社会需求决定了他的翻译目的, 反过来他的翻译目的又决定了他的翻译选择。他把翻译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 激发国民的革命热情和坚定革命的斗志。体现了救亡图存的翻译目的的和谐与统一, 力求翻译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和谐与统一。

2 直译、硬译到重译和复译——翻译策略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既不是从原作者/原文的角度、也不是从译文/读者的角度去定义翻译, 而是从译者的角度去定义翻译的, 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这种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特征是:一是“适应”——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二是“选择”, 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翻译被描述为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5]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是不断的选择、适应的过程。无论是“直译”“硬译”还是“重译、复译”, 都是鲁迅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为实现翻译目的所采用的特定手段, 都是他不断的“适应”和“选择”的结果。

鲁迅是赞成“直译”的, 他认为“直译”是与“意译”相对的一种译法, 是包括正确的“意译”在内的“正译”;直译可以更好地将外国语言异质的要素和表现方式引入本国语言, 更好地服务于本国语言。在当时一片“意译”的喧嚣中, 他提倡“直译”, 在翻译中要既求“易解”, 又须保存“原姿”。他把译者放在翻译的中心位置, 译者必须正确判断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 只有“直译”, 才能更好地体现“忠实”, 才能尽量减少西方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损失和变形, 才能已近原质性的西方文化和语言形式, 从而对中国文化和语言产生一种推动和改革作用。提倡“直译”具有开拓创新的意义, 它表明鲁迅在翻译的文化态度方面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译者优先考虑到“易解”、“原姿”的因素。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出发, 它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做出的一种选择, 选择“直译”, 忠实原文, “易解”“丰姿”, 选择性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选择意在适应, 适应意在选择。

我们今天所说的重译, 鲁迅当年称之为复译。在鲁迅生活的年代, 许多译家怕人重译, 而鲁迅对重译的重视, 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针对当时翻译界的抢译、乱译之风, 鲁迅重新提出重译和复译。他说:“前几年, 翻译丢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 诬赖, 开心, 唠叨没有用处, 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 还不行就再来一回, 譬如赛跑, 至少总得有两个人, 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 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 无论他怎样蹩脚。”[2]他认为重译是击退乱译的好方法, 他把翻译喻为赛跑, 在译界引入了一种竞争机制, 有竞争才会有质量, 才能“适者生存”。同时, 鲁迅把重译与时代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 “但因语言跟着时代的变化, 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 七八次何足为奇, 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2]即便是在当今一个充满竞争的全球化跨文化交流的翻译思潮中, 鲁迅的主张复译的观点对实践仍有指导意义。

以译者为中心的生态翻译理念特别强调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与译者素质, 因为翻译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适应、选择、保留、淘汰等现象, 因此译者也总要进行大量的适应、选择、保留、淘汰等操作。鲁迅洞察到当时存在着翻译“失去了一般读者信用”的现象, 意识到“胡乱动的译本”打破了生态翻译学所考虑的“原文-译者-译文”三元关系的平衡而非长期以来侧重的“原文”和“译文”取向, 要想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就必须“复译”。鲁迅不仅提出“复译”, 还提倡反复“复译”, 不仅可以让译品呈现“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让各有千秋的译者更好地选择有利于发挥自己的才能的译作来适应读者的选择, 让好的译品在时代的长河中“适者生存”。生态翻译学强调, 在正常情况下, “译者素质越高, 其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就越强;而译者的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越强, 其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自然会越高”。鲁迅强调译者素质, 他说“理想的翻译, 应由精通原文的译者从原著直接译出”, [2]他对译者要求很高——“精通”, 只有“精通”才能“适应”, 体现了他的生态和谐的翻译立场。

3“译有所为”——译者的责任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翻译生态环境是译者和译文需要适应的多种因素的集合, 从而彰显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确认了译者的智力劳动和译者的责任。于是, 译者不仅需要“自重”, 还需要“自律”, 特别是需要“他律”。更重要的是, 还为译者的“译有所为”寻找到了理论依据。[5]

在翻译《出了象牙之塔》时, 鲁迅说:“我译这书, ……正可借以供少年少女们的参考或服用, 也如金鸡纳霜既能医日本人的疟疾, 即也能医治中国人的一般。”在翻译《文艺政策》时说:“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 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 以为倘能味道较好, 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 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然而, 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 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2]鲁迅这些话, 反映了他以翻译来医治国人的“病”, “窃火”给人类的崇高精神。特殊时代的特殊翻译目的决定了鲁迅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 而是将翻译与改变国民封建落后思想、转移国民性情和改造社会联系起来。将介绍国外先进的东西作为自己肩上的责任, 将翻译与社会变革和国民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鲁迅翻译的作品选择了东欧极富反抗精神的弱小国家作品作为翻译文本, 既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伟大同情, 也是为了给中国带来“战斗”精神。鲁迅“译有所为”地对外国资料进行删繁就简的编译, 将它们快速译介到中国来, 从而达到启迪民智、改良政治和社会的翻译目的。

“翻译之用大矣”“翻译之功伟矣”。“以译行事”应当受到重视, “译有所为”值得研究。主动地担当起译者的“为”之责任来进行翻译思想的创新, 是鲁迅翻译值得研究的地方。鲁迅“译有所为”地主张“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 促进了外国进步文化的吸收以及本国文学创作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鲁迅即使不是最早提倡翻译批评的人, 也是中国现代最重视翻译批评建设的人。”[2]鲁迅在《为翻译辩护》中指出:“翻译的不行, 大半的责任固然在翻译家, 但读书界和出版界, 尤其是批评家, 也应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 必须有正确的翻译批评, 指出坏的, 奖励好的, 倘没有, 则较好的也可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翻译是有质量意识的, 他理性地提出对翻译批评的重视, 扩大了人们对于翻译仅仅是译者责任的认识, 若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译者, 怎么可能有所“为”呢?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译有所为”还应围绕“为”字做文章, “为何为” (why-to translate) 、“为什么为” (what-to translate) 、“怎么为” (how-to translate) 。鲁迅对“译有所为”进行了解答,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他将翻译与社会变革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介绍一些被侮辱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 他崇高的翻译目标为“救治这颓运”、“转移性情, 改造社会”, 以期唤醒沉睡的人民, 充分发挥自己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以独到的眼光选择向国人翻译介绍西方“为人生”的作品, 以此来唤醒沉睡的民众, 改造麻木的国人, 照耀中国前行的道路。他的翻译思想也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与创新, 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

4 结束语

译者的翻译过程离不开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 离不开自身对源语文本的选择。在当时提倡“科学救国”的时代潮流下, 鲁迅的译介域外作品的选择顺应了时代的召唤。他的文学翻译顺应了社会对先进西学的需求以及民众对新鲜小说的需求, 为社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译品的生命状态即对译品的价值和受重视程度使得译者与译品间存在着一种息息相关、“荣辱与共”的相互作用关系。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着双重身份, 他/她是原文的读者, 又是译文作者, 于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有不同的适应与不同的选择。鲁迅在翻译作品时充分考虑到了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不同的生态环境, 遵循生态社会地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自我的选择, 在翻译过程中, 有意识地将翻译的生态环境纳入考虑范围, 以创造和谐的翻译生态系统, 促进生态翻译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 2008 (6) :11-15.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286-306.

[3]贺爱军.鲁迅“硬译”的文化解读[J].上海翻译, 2009 (4) :70-73.

[4]宋志平, 孟凡君.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新探索——首届国际生态学研究研讨会综述[J].中国翻译, 2011 (1) :34-36.

[5]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6]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P].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宣读, 香港, 2001.

[7]胡庚申.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J].外语研究, 2010 (4) :62-67.

[8]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鲁迅与韦努蒂异化翻译观比较 篇8

关键词：鲁迅 韦努蒂 异化翻译观

归化与异化是文学翻译研究中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国内外译有许多学者对此作了深入的论述。在外国翻译学界，美国翻译学家韦努蒂被公认为异化论的首倡者，以至于如今国内学者也言必称韦努蒂。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的雏形最早见于他1992年编的一部论文集《反思翻译》（Rethinking Translation）的序言，而早在韦努蒂之前，中国学者就讨论过归化和异化的问题。鲁迅就是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从时间上看，鲁迅提出‘归化与‘洋气二分的时间（1935年）比韦努蒂早了整整六十年”。比较分析鲁迅与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有利于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异化翻译的本质，更清楚的了解东西方文化中两位伟大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在不同时代对同一翻译策略所作出的阐释。

1.鲁迅与韦努蒂异化翻译观简介

在我国，虽然早在佛经翻译之初就已有文质辩，但真正出现归化与异化之争乃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比如鲁迅于1935年7月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中指出：“动笔之前，就得先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他极力主张异化，认为“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如果还是翻译，那么“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他又说：“凡是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不主张“削鼻挖眼”的归化，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不难看出，这里的“洋气”、 “异国情调”、“宁可译得不顺口”等实际上就是异化的另一种表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一直用“欧化”这个术语，指在外语译成汉语时，尽量保持原文的语言与文化特色，即“保存洋气”，与我们现在用的“异化”并无本质的不同，但它特指从外语（尤其是印欧语系的语言）翻译到汉语而不包括把汉语翻译成外语的情况。“因为范围比较狭窄，所以逐渐被‘异化所代替”。

在韦努蒂的理论话语中，“异化翻译”是绝对的核心词。其归化（Domesticating）和异化（Foreignizing）的概念来源于德国哲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和法国翻译家、历史学家兼翻译理论家伯尔曼。韦努蒂对主导西方翻译史的归化翻译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指出，这种突出流畅性的翻译策略，是为了体现西方种族中心主义及文化帝国主义的价值观，用其来归化外国文本。一方面，它满足了文化霸权主义的需要;另一方面，使译者和译作处于一种“隐身”状态。异化翻译旨在限制归化翻译所带来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暴力”。

2.鲁迅与韦努蒂异化翻译观的不同点

2.1不同的历史背景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积蓄着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也十分尖锐。文化冲突和政治冲突交织在一起，各种力量的较量在文化斗争中突出表现出来。这正是鲁迅先生提出异化翻译策略的历史背景。

韦努蒂是在跨文化日益频繁、文化交流不平等的背景之下提出异化翻译的。在《译者的隐身》中，韦努蒂用批判的观点，全面考察了西方从17世纪以来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揭示了“通顺的翻译”策略主导着西方300多年的翻译实践，它形成了英语文学中翻译外国经典的主要方法。“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批评家们在评论翻译作品时，通常使用的字眼是‘流利（fluent）、‘行文流水（flows）等，而带有外国洋腔洋调的语言、行话、俚语就是翻译腔，这是很明显带有贬低性的评价”。韦努蒂认为，以往的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的，就英美文化而言，这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的表现。

2.2不同的目的

鲁迅与韦努蒂倡导“异化”的翻译策略都有着极强的目的性，体现在语言目的和政治目的两方面，而且语言目的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但两人的目的各异。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白话文还很不成熟，鲁迅的“异化”翻译法从语言的角度看，在于丰富大众的语言，促使汉语现代化。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翻譯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需要用不同于文言价值观的异质语言因素来更新换代。而在韦努蒂看来，“英语太霸权了，因此在用英文译外国文本时，需要用异化的翻译来抵抗它对他者话语的压制”，因此韦努蒂并没有对目标语言英语改良的目的。从深层目的上看，鲁迅与韦努蒂的异化翻译都有很强的政治和文化诉求，但由于两人处于不同的政治语境，其政治目的也不同。

鲁迅从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服务。鲁迅的翻译选择，多为以反映人们疾苦和社会黑暗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潮来启迪人们，批判当时的社会现实，开启民智。虽然鲁迅的思想意识在人生各时期有很大的变化，但“开启民智、救国救民、移情益智”始终是他翻译的目的与宗旨，其翻译的政治目标就是要“自强”。韦努蒂主张在英美国家采用异化翻译，就是要向英美输入文化他性或差异，冲击或挑战英美的主流价值体系，最终颠覆英美的霸权意识，在世界政治和外交格局中建立一种真正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借鉴我国学者王东风的观点，即“自抑”。二者都认识到翻译具有带来本土语言、文化的更新以及社会变革的功用，但韦努蒂探讨了翻译在文化殖民化进程中的作用，把翻译的社会功能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2.3散论与系统化

翻译在鲁迅的文学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文学活动是以翻译开始又以翻译终结的。他一生译作颇丰，据不完全统计，他译介的作品涉及到俄国、英国、西班牙、日本等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的200多种作品，体裁包括文艺、美术、小说、诗歌、童话、杂文等多个类别。鲁迅对翻译理论并没有专著论述，他所提出的异化观称不上系统，多散见于他的译序、通信及论战中。

而韦努蒂以“译者的隐身”、“症候式阅读”为铺垫，提出“异化归化”这一对二元对立的两种“极化”策略。通过批评透明、通顺的“归化”翻译，韦努蒂大力推行“异化”翻译;接着，他精心设计了走向译文异质性即异化的两大具体策略：反常式忠实和对抗式翻译，并列举大量的翻译实践加以证明，这是其异化翻译的内部系统。在外部系统中，韦努蒂首先提出了翻译所受到的耻辱（scandals of translation）的概念，并通过考察产生诸种耻辱的根源，提出對抗译入语文化的语言剩余与少数族语言的翻译。韦努蒂又推出了“存异伦理”和“化同伦理”分别做为“好”的翻译与“坏”的翻译的标准。最后他提出因地制宜伦理。而因地制宜伦理是能够按照翻译的根本目的判别好坏的翻译伦理。由此可见，韦努蒂系统、全面、深刻地探讨了异化翻译。

3.鲁迅与韦努蒂异化翻译观的相似点

3.1异化的内容和传达方式

孙致礼教授在《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一文中指出：“异化译法的核心，就是尽量传译原文的异质因素”。传达原文的异质因素，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二是尽量传达原作的异语语言形式，三是尽量传达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这种异质性的体现也是鲁迅与韦努蒂异化翻译策略的核心。

3.2翻译的政治

随着二十世纪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的论断越来越被人认同，“翻译的政治”这一术语广见于学者的讨论中。“我们也可以从文中频繁出现的其它语汇中把握‘翻译的政治的本质，即权力关系、暴力、政治议程、挪用、形塑和建构等”。国内有学者，如朱建平认为，鲁迅所主张的异化主要是集中在语言形式，而很少涉及文化因素;也有学者，如刘泽权在比较国内外异化论在渊源和内涵上的区别时指出，韦氏异化论属文化政治理论，国内异化/归化之争是翻译方法的讨论。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鲁迅与韦努蒂一样，都深刻认识到语言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问题。

4.小结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知，由于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翻译目的的不同，鲁迅与韦努蒂异化翻译观不可避免的存在不同，但两人的观点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深刻意识到语言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问题，发挥翻译更新本土语言、文化以至社会变革的功用。而且有学者指出：二者翻译观的相似并非纯属偶然，因为韦努蒂研究过鲁迅的翻译思想，他的参考书目中不仅有杨氏夫妇翻译的鲁迅选集第三卷，还有其他学者研究鲁迅的文献。这也间接表明，鲁迅的异化翻译观不仅为我国输入了原质的外国文化、执行着时代所赋予翻译的急切救亡使命、领导了作为新文化建设之一翼的翻译的方向，而且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视野，在半个多世纪后仍能为西方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者提供借鉴。

观鲁迅故居后感 篇9

我们来到大门口，门口有一堵墙，墙上画着鲁迅抽烟的图画。在这堵墙的前面，有几个儿童雕像，他们围在一起，好像在聊天，又好像在玩耍。

踏着青石板路往前走，路的左边是乌篷船码头，小河上，乌篷船晃晃悠悠地荡着，这已经成为绍兴的一道风景。

石板路旁边就是三味书屋，那是鲁迅小时候读书的地方，这里发生了许多故事。石板路两旁还有许多特色的小店，有臭豆腐店，有黄酒店，有工艺品店……最有特色的要数绍兴黄酒了，那里的黄酒酒精度含量很低，我一个人就喝了一瓶。我们正在鲁迅纪念馆游玩，突然下起了暴雨，让我们猝不及防，一瞬间就淋成了落汤鸡。

湿淋淋的我们来到一家商店里面游玩，有一个老爷爷正在题扇，他的名字叫沈长轩，93岁了。爷爷为我们题了一副扇子，刚劲有力的字体，慈眉善目的爷爷，我们和爷爷合了影，然后去了鲁迅故居。

鲁迅家的房子很大，房梁也很高，感觉像是一座巨人住的房子，鲁迅其实也是一位巨人——文学巨人。鲁迅家的后院叫百草园，里面都是些杂草，据说鲁迅小时候经常和朋友在里面玩。走出鲁迅家的屋子，有一个卖青瓷的商店，我们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选择了一套餐具，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的旅行就结束了。

旅行虽然结束了，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他的精神鼓舞着我，我不但对鲁迅先生更加敬仰了。

观鲁迅故居后感 篇10

一、摘瓜不算偷。

《故乡》中少年闰土跟“我”谈他夏夜和爹一起管西瓜时说“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

偷的。”原来，他们管的只是“獾猪、刺猬、猹”。由这里可见摘瓜解渴不算偷在当时当地是普遍如此，这反映了昔日故乡人民群众善良淳朴、热情好客的淳厚民风，衬托出记忆中故乡的美丽可爱。这段借少年闰土之口说出的话与二十多年后亲眼见到杨二嫂等女人到“我”家来“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等等顺手牵羊、明偷暗抢的丑陋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进一步反衬出现实生活中农村破产、劳动人民痛苦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关系。

二、先偷自家豆。

在《社戏》一文中，几个乡间小友设法陪我去看戏，夜归途中大家决定偷一点豆子来煮吃。双喜问偷谁家的时，阿发非常爽快地说：“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偷”，《辞海》意指“背着人做事”，阿发甘心冒着被娘知道“要哭骂”的危险，主动请偷自家豆，正反映了农村少年的热情天真、淳朴善良以及勇于承担责任的品格。

三、偷豆得赠豆。

《社戏》中小伙伴们偷豆吃，“在阿发家的豆田里，各摘了一大捧”，“到六一公公的田里又各偷了一大捧”。他们曾担心，“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但后文并未写到挨骂，显然是没有骂(来源：好范文 http:///）；他们曾顾虑用了细心的八公公船上的盐和柴，会被知道并挨骂，但第二天“并没有听到什么关系八公公盐柴事件的纠葛”；他们偷了六一公公的豆，六一公公的反应，一是嗔网怪：“偷了豆，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委婉而又亲切的语气中带着惋惜，又饱含着宽厚、仁慈和善良；二是肯定：既然是请客，“这是应该的。”对“偷”的肯定其实是源于对小客人的尊重，这与开头“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相照应，体现了周围群众热情好客的淳朴风尚；三是询问：豆可中吃？体现出对客人而非豆子的关心；四是夸赞：读过书的人才识货。在这个“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的小村庄里，他们处处流露出对读书人的敬慕和尊重；五是赠豆：这显然是对小客人称豆子“中吃”“感激”之余最高的奖赏，其质朴、善良、纯真的性情跃然纸上。为什么几个大人都没有骂呢？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孩子们这样做不是为偷而偷，而是为请客而偷，不骂体现出对小客人的尊重。为什么作者说“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难道偷来的才好吃吗？自然不是，而是因为在看戏、偷豆过程中，“我”处处体会到了农家孩子天真活泼、热情能干的优秀品质，体会到他们与“我”之间产生的纯真、亲密、友好关系，以及当地人民那种淳朴、善良、友爱、无私的美好品质。也正因为如此，那场并不精彩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夜戏到文章末尾作者却强调成“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四、没偷反被诬。

《故乡》中忠厚老实得迟钝、麻木的中年闰土竟被豆腐西施杨二嫂诬陷。杨二嫂“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老实巴交的闰土当然不需要这么做，因为主人“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他根本不必将东西偷藏在灰堆里，尽可大大方方地拿走。但不知道内情的杨二嫂对他的诬陷却深刻地揭示出现实生活中像闰土这样老实巴交的农民不但受着“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侵扰、折磨，甚至还受到周围那些与他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杨二嫂们欺负、侮辱的残酷事实，作者借此对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冷漠隔膜的关系进一步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五、明偷受宽容。

“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她来干什么？用母亲的话说，杨二嫂等一些女人来“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有何为证？有她亲口所说：“迅哥们，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吧。”一个“拿”而非“买”，可见来者之意不在买。有“我”亲眼所见：她一面“絮絮的说”，一面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有“我”亲耳所闻：她“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在诬陷是闰土藏的之后，“便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对于这样一个强拿硬要、明偷暗抢、自私自利的杨二嫂，迅哥一家却既没有当面揭穿她的把戏，也没有将她绳之以法，更没有像丁举人

对孔乙已那样打断她的腿。这种极度的宽容，显然寄寓了“我”对劳动人民生活日趋贫困的悲惨遭遇深切的同情。

六、窃书不算偷。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这是《孔乙己》中身为读书人的孔乙己荒唐而又可笑的观点。读书人偷东西本来是比杨二嫂之流更为可耻的行为，但孔乙己却是非常认真的、发自内心的不以为耻，以至于与人争辩时“涨红了脸，额

上的青筋条条绽出”。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灵魂已经被科举制度毒害得扭曲、变形、麻木的孔乙己固执地认为读书是高人一等的，读书人所做的事当然比那些粗俗的短衣帮高雅，因而狡辩读书人窃书不能算偷。这显然代表了当时孔乙己之类没落文人的普遍心态，但麻木不仁的孔乙己们哪里知道这种思想恰恰是造成他们悲剧的根源。

七、因偷被打残。

鲁迅观后感 篇11

影片的一开头让人觉得有点恐怖，头发蓬乱凄苦的祥林嫂，嚷着要革命的阿Q„„这些鲁迅作品中的人物杂沓纷来，在鲁迅先生眼前晃动，正当我们的思想还在小说里那一情一景中徜徉时，影片回到了现实之中。

《鲁迅》撷取鲁迅一生中最后三年作为背景，展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之情，对中华民族的赤胆忠诚，讴歌了鲁迅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里以笔代刀、顽强战斗的崇高品格。当鲁迅身边的革命志士〈丁玲，潘梓年，杨杏佛〉一个个被抓，一个个被杀，他根本不因国民党政府的残暴而感到丝毫畏惧，反而说出了“国民党是世界上最要面子的政府，你说它坏是为它好，是为促其进步，然而它却会还你一颗带毒的子弹”的话，可见他面对死亡的威胁依然是正气凛然，毫不退缩。

鲁迅是一个既伟大又平凡的人，片中通过对一个良师、丈夫和父亲的形象塑造，表现了鲁迅的爱，因为有了爱，鲁迅才会有战斗的精神和力量，还有鲁迅与瞿秋白交往、担忧杨杏佛安危、帮助萧红、萧军等几个片断，都表现了愤怒激昂之中的鲁迅不仅是一个无畏的战斗者，还是一个与常人一样会感到生命脆弱的有呼吸的凡人。而在与朋友的相处中，令我感动和赞叹的是他们所展现出的忘年交的深情，鲁迅与瞿秋白秉烛夜谈，聊到鲁迅的诗《雪》，说话间，在鲁迅的卧室里竟然下起了飘飘洒洒的大雪。这些富有诗意的处理给人印象颇深。影片充分表现了鲁迅先生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顽强风格、战斗品质和博大情怀，反映了他对战友的热忱关爱、对青年一代的无私奉献、对亲人的赤诚之心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与深情，也让观众更全面的了解了这位伟人，让这位伟人更贴近观众的心。最令我感动的情节是在无情的病魔吞噬着鲁迅的生命时，他拒绝出国疗养，也许鲁迅如果出国疗养，就不会死去。在他病情很严重的时候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最多活半年，鲁迅看玩笑说五年以前就有人这么说过，泰然处之。在病魔缠身时，他依然坚持为革命而奋斗，为青年做领路人。

最终，鲁迅还是死了，他没有被反动派击倒，而是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对于我们这没有经历过风雨硝烟的一代人来说，为自由为革命而奋斗是想象中的事，无法与实际联系起来，所以一回到现实社会就容易迷失自己，迷失在商品经济的潮流中。看了《鲁迅》这部电影，让我深深觉得当前中国的美好状况是来之不易的，多少革命志士为了实现它而流血牺牲，我们要肩负起这个时代的责任，这个时代的中华民族的责任，这样才对得起先人的努力，不辜负长辈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