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领导道德建设与以德治国

试论领导道德建设与以德治国（精选4篇）

试论领导道德建设与以德治国 篇1

试论领导道德建设与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治国方略的完善和创新,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项创举,是社会主义中国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转型.要使以德治国的重大方略得以实施,领导道德建设是关键,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长期性所决定的.干部素质的不断提高至关重要.

作 者：程梅梅 作者单位：贵州工业大学,成教学院,贵州,贵阳,550003刊 名：贵州大学学报(农业与生物科学版) ISTIC英文刊名：JOURNAL OF MOUNTAIN AGRICULTURE AND BIOLOGY年，卷(期)：21(1)分类号：B82-053关键词：市场经济 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 干部素质

试论领导道德建设与以德治国 篇2

2014年10月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既要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架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尊重、服务、公正、合作、诚信、自律是领导干部道德观念的基本内容。只有尊重和服务人民群众才能尊重法律，只有公平、诚信用权行政，才能体现法治精神，只有合作、自律慎独待己，才能孕育法治思维。领导干部道德观念是弘扬法治精神和法治思维的文化支撑。可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道德建设和依法治国相辅相成，不仅不能放松，而且还必须要成为依法治国的思想引领和动力支撑。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方略实现的根本保证，领导干部队伍是党的领导得以实施的载体和核心。十八大之后落马的“老虎”和“苍蝇”道德水平的集中堕落说明，一般的道德建设模式已经不能发挥领导干部的核心和示范作用，必须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对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存在问题进行重新认识，进一步探索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途径。

一、、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自律意识淡薄，内在动力不足 道德是一个人对约定俗成的社会准则的敬畏和服从。官员道德建设不仅包括其作为一般公民道德观念的形成和道德行为的践行，也包括其为满足组织需要和社会需要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党性原则等各种要求，即官员的道德建设是一个私德、公德、官德三者统一的建设过程。其中官德的标准远远高于私德、公德的要求。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应该自觉对照党规党纪、党风党约，用远远高于一般社会的标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实践道德行为。但事实上，很多党政官员依照公权在手，什么道德观念、价值准则和宗旨意识便被抛出脑海，为谋求私利不讲良心、不讲底线，更不讲道德，特别是这几年因贪腐落马的一把手，其罪行的始作俑者往往是私欲的膨胀，道德观念自律意识的丧失，不仅徇私枉法屡见不鲜，通奸、赌毒等低级畸形生活方式也普遍存在。

（二）规范领导干部道德行为的专业机构缺位，法律依据空白 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专门的组织和规则提供活动开展的载体和原则。美国、英国、韩国等国众院、参议院、企业、社区等各种社会组织都有一个道德委员会或者类似机构，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则、章程、条例和法律。中国有着优秀的德治传统和德治文化，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人才培养的德育标准。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建国以来更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先进人物道德模范。但是政府和党委设有纪委、关工委、党校，却没有一个专门查找和纠正官员个人道德作风问题的机构，更没有针对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的专门道德标准、监督失德行为的专门法律空白，导致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组织保障不足，在官员道德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社会的监督和政府的惩治变成九龙治水，于法无据，成为国家吏治体系的软肋和漏洞，失德失信问题虽然和徇私枉法现象一样作为贪官的标签，受到的惩罚相比之下要轻微的多，随意的多，与其作为贪腐思想根源和意志动力的地位不相符合。

（三）惩治领导干部失德行为的舆论监督法乏力，约束效力虚化近年来，党的干部队伍中出现的一些蜕化变质败类，一方面是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放松道德修养,违反了共产主义道德的要求,不顾党纪国法约束，进而陷入犯罪的泥淖。同时也是社会监督机制不完善，约束效力虚化的体现。中国有世界上最完善的道德规范，但是我们却没有相应的机构和法律，我们有世界上所有国家最庞大的人口数量，但是我们的群众、社会在舆论监督方面却由于我们国家的新网出版制度、网络信息发布模式、人的思想观念等原因，却没有成为对领导干部的失德行为造成强大的制约和威慑作用。我们领导干部失德行为的暴露和公开往往出现在其身败名裂、待罪落马之后，往往伴随着家族腐败、情妇

通奸、畸形心态等罪行才得以显山露水，那么在其刚刚滑向犯罪深渊，失德行为还没有火锅殃民的时候，舆论一味的热捧、一律的负面失语，正是我国惩治领导干部失德行为的舆论监督乏力、约束效力虚化的集中体现。

二、依法治国背景下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路径

（一）官公私德同修，树立领导干部道德思想牢固信仰

官德、公德、私德是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三个侧面，三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私德是基础，公德是境界，官德是核心，互为前提，互相依存。在领导干部道德建设过程中，不仅要强调为政以德，还要注意以德立人，以德服人，作为一个官员面临危险处境，两难选择，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有所降低，有所侧重，而更应该远远高于常人的标准约束自己，把乐于助人提升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拾金不昧凝结为“两袖清风，公正廉洁”，把忠诚守信转换为“官不欺民，立木为信，”把爱岗敬业诠释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目标细化为方向，要求落实在行动，方法形成为习惯，思想树立成信仰。只有每一个领导干部在内心重视自身道德修养，注重道德约束，构建道德信仰，整个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原发动力，才能构筑起思想保障。

（二）自律他律并重，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全面监督

欲培养领导干部道德修养，促进优良领导干部道德的形成，把约束与引导、他律与自律结合起来，必须通过严格的科学管理，全面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监督。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悠久的“德治”传统, 它强调为政者必须以德从政, 率先垂范, 修己安人，即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本质上是属于自律的范畴。到时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人民往往默认“好官难做好人”，“有权即任性”，能升官前后自我要求一致，用权之时家国标准不变的领导干部毕竟不是全部，那么他律对于整个领导干部建设就有了存在的必要性。著名理论家、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 人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 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实施制定专门“道德规范”、健全优化内部考核与外部监督、严格干部选拔制度、强调激励与推行淘汰等措施，构建完善的领导干部他律体制，来强化对领导干部建设的监督。

（三）科技文化共用，创新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基本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不仅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际交往的效率和文化思想观念对人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同样在领导干部道德建设过程中，也可以从文化影响方面和示范带动方面通过科技手段的应用创新路径。比如利用网络和芯片技术，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转化为视频、图片、文字资料在各种媒体网络平台上开展道德教育课堂，把优秀的领导干部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宣讲材料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甚至拍摄成影片运用艺术的手法潜移默化的教育领导干部，改变以往的单纯说教的教育方式，真正让领导干部自觉的接受道德规范，主动的践行道德准则，感受领导干部高尚道德行为的魅力和影响。

（四）制度体系完善，构筑领导干部道德建设长效机制

试论领导道德建设与以德治国 篇3

阐述了“法治”与“德治”在一般意义上的区别与联系，并且总结出“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然后通过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并且提出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阐述了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治德治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关系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历来都是法律家们所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二者究竟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曾成为一段时期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法律来为之保驾护航，同时也离不开道德的影响与支持，因而在我国，“法治”与“德治”应当同步并举。然而，诸方面的原因，却使得我国法学界不少人对“德治”的认识有些偏颇，以致许多情况下，当我们一提到“德治”这种说法的时候，便会招来许多非议。江泽民同志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说明，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因此，研究“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探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途径与方式应成为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所必须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1、“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1.1“法治”与“德治”区别

1.1.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1.1.2 “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2.“法治”与“德治”联系

2.1“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某些严重违反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

2.2“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法治”与“德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二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与“德治”都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秩序是“法治”与“德治”存在的价值基础，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举的理论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治”与“德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为人们所认同并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治国理论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秩序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脱离了秩序这一前提，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2.3“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可见，“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3.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3.1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制和道德教育“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我国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3.2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制和道德同属上层建筑范畴，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坚持以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为我党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又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严格地讲，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党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是重视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法制在发展中也曾经历过曲折。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缺少甚至没有法治，最终酿成“十年**”的历史悲剧。这时期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为我党在新形式下探索治国之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就解决不了。”同时又强调：“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要“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既要抓法制建设，又要抓道德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为我党避免重犯“文革”那样的严重错误，减少失误，正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道路。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探索和总结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治国之道。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之后，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强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并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再次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关于“法制”和“德治”的辩证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在我党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最新把握，是我党对治国之道进行不断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真理性认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3.3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当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变革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信仰、行为模式、生活习惯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律和道德、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法律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求。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以至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现无序状态。同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又使优秀传统道德受到冲击和侵蚀，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和形成，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思想和道德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生、蔓延，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做到“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并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兼用，在我国目前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3.4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浅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篇4

【摘要】：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强调两者的结合，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两个治国方略的提出完全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现实，它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较快发展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要深刻理解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含义，正确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全面领会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并且要积极探索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提纲：

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含义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区别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联系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重要意义

（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二）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三）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四）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五）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四、积极探索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一）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法律对这一活动给予一定支持

（二）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三）必须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法律和讲究道德的表率

浅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从古至今，对一个国家来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更不能偏废。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它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目标，是新世纪新阶段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客观要求。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强调两者的结合，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两个治国方略的提出完全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现实，它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较快发展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要深刻理解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含义，正确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全面领会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并且要积极探索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含义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包括：第一，立法机关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制定法律，并形成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第二，政府和公职人员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依法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第三，司法机关必须严格司法，坚决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才究；第四，全体公民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使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成为全社会的良好风尚。

以德治国，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德治国通过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奠定坚实的伦理道德基础。道德强调人的自觉自律，具有非强制性的特点。道德对于维护社会经济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协调社会生活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以德治国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德治。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 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联系 1、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与德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二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法治与德治都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秩序是法治与德治存在的价值基础，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举的理论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治与德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为人们所认同并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治国理论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秩序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脱离了秩序这一前提，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 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可见，“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当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变革时期，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律和道德、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法律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求。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以至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现无序状态。因此，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做到“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并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兼用，在我国目前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二）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开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萌发并提出过治国不能没有法治又不能没有德治的思想，认为只有二者“并用”才是治国之大道。社会主义法制是自有法以来最能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法制，社会主义道德是比人类社会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尚、积极和健康的道德。

（三）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和行为规范，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首先，法律只对主体的行为进行调整和评价，虽然调整时也考虑其主观过错，但并不单纯地调整其内在的思想活动；道德不仅对主体的客观行为进行调整和规范，而且也对主体的主观思想进行调整和评价。其次，法律主要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道德则是依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再次，法律和道德调整的深度和广度不同。道德对社会关系的 调整更具有广泛性，一般来讲，法律不宜调整干预的，则需要道德来调整干预。

（四）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制和道德同属上层建筑范畴，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又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严格地讲，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党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是重视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法制在发展中也曾经历过曲折。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缺少甚至没有法治，最终酿成“十年**”的历史悲剧。这时期的实 践从正反两方面，为我党在新形式下探索治国之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江泽民同志关于“法制”和“德治”的辩证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在我党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最新把握，是我党对治国之道进行不断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真理性认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五）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行依法治国。因此，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

可见，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对执政治国经验的最新总结。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让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积极探索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一）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法律对这一活动给予一定支持

我国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政府应依法提供一定经费和指导。

（二）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一要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取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法律力。社会主义道德靠个人的良心和舆论来保障实施，然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条件下，良心和舆论尚不足以防止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道德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基本秩序能否存在，必须利用法律手段使之上升为法律义务，以法律制裁为后盾予以强制执行。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使之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我们还可通过立法，对见义勇为等先进行为，给予各种物质和精神奖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榜样，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二要通过公正执法、惩治不道德行为，增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例如政务公开、审判公开，既可增强公民监督意识，又可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的作用，遏制刑事犯罪高度势头；依法打击制假售假，可以促进职业道德，依法惩处虐待老人行为，可以促进家庭美德的培育。三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道德基础。

（三）必须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法律和 讲究道德的表率

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所以，必须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法律和讲究道德的表率。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此，坚持这一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党委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要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党员要成为道德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