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政公安机关

依法行政公安机关（精选7篇）

依法行政公安机关 篇1

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总结材料

么公正执法的能力则反映依法行政在合理性方面的要求。行政行为分为羁束性行政行为和裁量性行政行为。裁量性行政行为赋予行政主体较多的自由裁量权，从行政法理论发展史来看，行政权执行的历史就是一部在不断地创设自由裁量权和不断地控制自由裁量权之间徘徊的历史。行政权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公正执法是依法行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公正执法的能力是要求民警在深刻领会法律的立法本意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根据具体行政行为实际和法律规定的幅度适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地一种能力。

（四）公安机关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能力

公安机关肩负着繁重的执法任务，出于各种?因，可能会出现与法治精神相悖的执法过失、过错行为。公安机关内部必须健全针对这些过失、过错甚或违法行为的预防和追究机制，才能保证公安依法行政的水平和质量。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也需要具备同违反法律的行为做斗争的能力和勇气，以促进公安机关依法行政能力的提高。因此公安机关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能力是依法行政能力的一个重要保障性组成部分。

二、制约公安机关依法行政能力提高的因素

（一）传统影响使社会民主法治文化底蕴不足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有很大的惯性，它无论是对社会执法环境还是对行政行为涉 及的个人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成为制约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中，把行政管理过程与“家”文化联系在一起。“官本位”思想，“家、国一体”，国家是一个大家庭，各级行政主体是一个个小家庭，管理者是父母官，被管理者处于“子民”的地位。在这种家长制管理体制的权力运行格局中，管理对象的权利来自于管理者的赐予，管理者的权力及影响力是自家的私产，管理者的行政过程就是把自家的权力及祖上留下的影响力作为“家族资产”予以“?营”并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过程。这种权力运行文化的根源是“人治”的思想，把“个人及个人背后的影响力”而非“法律”作为行政的本?和出发点。执政者的内部行政管理的目标也是以不同的“人”打造一个稳固的“政治生态平衡系统”，达到儒家的“和”的政治理想，而不是建立一套具有“善”的价值的“良法”法律系统来保障公权力的运行，达到“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运行。我国的政治文化长期缺乏西方“自然法”的传统。传统的“人治”在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思想中还有“残余”，举例来说，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在自己遇到利益冲突时，首先想到的是寻求个人或关系人的“影响力”的保护（即走“人治”之路），而不是寻求法律的保护（即 “法治”），他只有在“人治”途径走不通的情况下才会想到法律，这些思想在公安机关仍然存在，构成了制约依法行政能力提高的社会文化思想 根源。

（二）公安机关外部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行政权力具有天生的扩张趋势，因此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构成了依法行政的主要内容和理论基础。从我国目前的监督体制看，监督的法律依据主要存在于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公安机关行政权力的监督可以分为立法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监督、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从上述监督体制看，立法机关的监督过于宏观，法院通过行政诉讼进行的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体制终究是动力不足。这些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多是局限于事后监督，缺少事前提醒和事中监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限于具体行政行为，审查的内容限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一般不涉及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因此，现行制度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是薄弱的。

（三）公安机关内部激励机制、监督机制落实不够对于依法行政，公安机关内部并没有落实相关的激励机制，民警依法行政的个人执法状况并没有完全与民警个人利益挂钩。对执法过错、滥用职权的责任追究制度也缺乏必要的力度。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仍然存在同种情况不同处罚及适用法律不合理的情形。没有严格落实激励、监督制度就不会在公安机关树立崇尚依法行政的价值导向，也就不利于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的提高。

（四）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总体法律素质不高 与其他的政府机构相比，公安机关的人数多，民警整体法律素质的提高有一定难度。而且基层执法服务工作繁重，工作性质复杂，较少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因此广大民警中间执法水平很不平衡。再加上长期与社会阴暗面接触，民警的心理健康容易受到影响，导致应付执法、恣意执法甚至报复执法、恶意执法等现象的存在。这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公安机关依法行政能力的提高。

三、提高公安机关依法行政能力的目标

（一）建立“有限权力”型公安立法、执法模式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权力产生、来源于人民的权利。因此法律没有规定的公权力政府无权行使，即“法无授权即禁止”；相对于公民来说，公民的权利是权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可以行使，即“法无禁止即为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法治政府，限制政府的权力。这个目标分解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就是不断规范、限制公安机关的行政权力，建立“有限权力”型公安立法、执法模式。

（二）建立权责一致的公安权力运行机制从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可以看出，政府是全体公民委托的代理人。执行权力就必然伴随着行政责任的产生，假如没有执行权力或者违法执行权力就可能面临行政处分或行政诉讼。公安依法行政能力的提高要求建立一套健全的权力行使问责制度。

（三）树立公安行政过程的执法权威和公信力提高公安机关依法行政能力，必须注重提高案件办理 的质量，建立权责明确、程序规范、监督有效、保护有力的行政执法体系。对于出现执法错误的案件，应当讲诚信、负责任，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制度，用足用好行政补偿制度。在广大群众面前树立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权威和公信力，不断筑牢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支持、配合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思想基础和舆论基础。

（四）建立高效、便民的公安机关行政模式高效、便民、关注民生也是提高公安机关依法行政追求的目标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保护好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一切从维护群众利益的角度出发，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方便群众办事。

四、提高公安机关依法行政能力的措施针对我市公安机关实际，提高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能力，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保障依法行政的正确方向在公安行政工作中，依法行政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要有依法行政为保障和必要条件。要树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衡量标准，用全面的、实践的、群众的观点来考量依法行政工作水平。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打牢执法为民的思想基础，增强公正性，增加透明度，在推出便民利民措施、规范公安行政执法程序等方面使广大群众更加得到尊重，更加感受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树立全面发展的理念，冲破 一切妨°发展的思想观念，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消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既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提升公安工作水平，又积极推进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提高公安队伍整体素质。要树立d调发展的理念，d调好公权与私权、保护与打击、公正与效率、行政与司法、社会利益与个人权权益等之间的关系，在执法中不仅要做到合法，而且要做到合理，不仅要实体上确保准确，而且要严守一整套完善、合理、规范的程序，不仅要保障处理结果的公正性，而且要做到高效便民。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既立足当前，抓紧解决公安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夯实公安工作的根基，既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动公安工作的长远发展。

（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营造依法行政的文化氛围结合公安部的“三考”工作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工作，向民警灌输法治知识，培育民警崇尚“法治”的法律情感，培养良好的执法品行，树立公安机关及民警追求“法治”的职业理想。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重塑民警和群众对法律的信心，从尊重生活中点滴的规则做起，重塑人们对规则的信仰。要让合法合理行政、权责一致、程序正当、诚实守信、高效便民这些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在公安机关的文化氛围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公安民警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标尺。这是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的思想文化基础。

（三）深化权力运 作体制改革，探索外部监督的有效途径要提高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必须从制度体制改革上寻找突破口，在日常工作中推进制度改革。人性的弱点及权力扩展的本性决定了现实行政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风险。权力的唯一边界就是权力本身，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权力运行监测、监督、处臵体系，以达到权力对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加强对行政行为执行过程的监督和监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及时处理。在立法上建议国家推进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相关法律的修改进程，进一步完善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制度。创新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行政机关的形式．

（四）推进公安机关内部改革，构建严格执法的保障体系要提高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能力必须彻底改变制度落实不力的局面，严格执行民警执法工作激励制度、执法过错追究制度等配套制度。创新对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事前提醒、事中监测等监督形式。坚持落实执法责任、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探索案件主办民警制度。不断健全队伍管理教育、执法情况的预警机制，完善对监督制约制度检查落实，加强动态监督，使相关制度o盖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建设的全方位和全过程。执行执法责任追究，必须严格遵守程序，依照法律和党政纪律规范操作。

（五）激发公安民警学法动力，开创全警学习的崭新局面要解决民警综合素质不高对依法行政能力的制约问题，关键在于建立好、实施好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激发民警的 学习法律的积极性。让大家意识到个人利益与大局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建立优秀人才在公安机关内部、外部交流制度，鼓励大家通过学习，增长知识，提高能力，建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才流动导向。

二、实施公正奖惩制度，坚持对学习、工作绩效进行公正评价，这是调动民警学习积极性的长久之策。

三、建立领导干部带头学习考核制度，坚持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在公安机关树立重视学习法律的良好风气。

综上，公安机关应当深入学习依法行政的精神实质和内在要求，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与依法行政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明确目标，把握方向，不断健全完善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切实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以严格、公正、高效、诚信的执法实践不断开创具有公安特色的依法行政崭新局面。么公正执法的能力则反映依法行政在合理性方面的要求。行政行为分为羁束性行政行为和裁量性行政行为。裁量性行政行为赋予行政主体较多的自由裁量权，从行政法理论发展史来看，行政权执行的历史就是一部在不断地创设自由裁量权和不断地控制自由裁量权之间徘徊的历史。行政权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公正执法是依法行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公正执法的能力是要求民警在深刻法律的立法本意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根据具体行政行为实际和法律规定的幅度适当地行使自由 裁量权地一种能力。

（四）公安机关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能力公安机关肩负着繁重的执法任务，出于各种?因，可能会出现与法治精神相悖的执法过失、过错行为。公安机关内部必须健全针对这些过失、过错甚或违法行为的预防和追究机制，才能保证公安依法行政的水平和质量。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也需要具备同违反法律的行为做斗争的能力和勇气，以促进公安机关依法行政能力的提高。因此公安机关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能力是依法行政能力的一个重要保障性组成部分。

二、制约公安机关依法行政能力提高的因素

（一）传统影响使社会民主法治文化底蕴不足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有很大的惯性，它无论是对社会执法环境还是对行政行为涉及的个人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成为制约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中，把行政管理过程与“家”文化联系在一起。“官本位”思想，“家、国一体”，国家是一个大家庭，各级行政主体是一个个小家庭，管理者是父母官，被管理者处于“子民”的地位。在这种家长制管理体制的权力运行格局中，管理对象的权利来自于管理者的赐予，管理者的权力及影响力是自家的私产，管理者的行政过程就是把自家的权力及祖上留下的影响力作为“家族资产”予以“?营”并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过程。这种权力运行文化的根源是“人治”的思想，把“个人及个人背后的影响力”而非“法律”作为行政的本?和出发 点。执政者的内部行政管理的目标也是以不同的“人”打造一个稳固的“政治生态平衡系统”，达到儒家的“和”的政治理想，而不是建立一套具有“善”的价值的“良法”法律系统来保障公权力的运行，达到“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运行。我国的政治文化长期缺乏西方“自然法”的传统。传统的“人治”在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思想中还有“残余”，举例来说，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在自己遇到利益冲突时，首先想到的是寻求个人或关系人的“影响力”的保护（即走“人治”之路），而不是寻求法律的保护（即 “法治”），他只有在“人治”途径走不通的情况下才会想到法律，这些思想在公安机关仍然存在，构成了制约依法行政能力提高的社会文化思想根源。

（二）公安机关外部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行政权力具有天生的扩张趋势，因此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构成了依法行政的主要内容和理论基础。从我国目前的监督体制看，监督的法律依据主要存在于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公安机关行政权力的监督可以分为立法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监督、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从上述监督体制看，立法机关的监督过于宏观，法院通过行政诉讼进行的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体制终究是动力不足。这些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多是局限于事后监督，缺少事前提醒和事中监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 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限于具体行政行为，审查的内容限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一般不涉及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因此，现行制度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是薄弱的。

（三）公安机关内部激励机制、监督机制落实不够对于依法行政，公安机关内部并没有落实相关的激励机制，民警依法行政的个人执法状况并没有完全与民警个人利益挂钩。对执法过错、滥用职权的责任追究制度也缺乏必要的力度。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仍然存在同种情况不同处罚及适用法律不合理的情形。没有严格落实激励、监督制度就不会在公安机关树立崇尚依法行政的价值导向，也就不利于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的提高。

（四）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总体法律素质不高与其他的政府机构相比，公安机关的人数多，民警整体法律素质的提高有一定难度。而且基层执法服务工作繁重，工作性质复杂，较少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因此广大民警中间执法水平很不平衡。再加上长期与社会阴暗面接触，民警的心理健康容易受到影响，导致应付执法、恣意执法甚至报复执法、恶意执法等现象的存在。这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公安机关依法行政能力的提高。

三、提高公安机关依法行政能力的目标

（一）建立“有限权力”型公安立法、执法模式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权力产生、来源于人民的权利。因此法律没有规定的公权力政府无权行使，即“法无授权即禁止”；相对于公民来说，公民的权利是权利的本源，是第一 性的，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可以行使，即“法无禁止即为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法治政府，限制政府的权力。这个目标分解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就是不断规范、限制公安机关的行政权力，建立“有限权力”型公安立法、执法模式。

（二）建立权责一致的公安权力运行机制从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可以看出，政府是全体公民委托的代理人。执行权力就必然伴随着行政责任的产生，假如没有执行权力或者违法执行权力就可能面临行政处分或行政诉讼。公安依法行政能力的提高要求建立一套健全的权力行使问责制度。

（三）树立公安行政过程的执法权威和公信力提高公安机关依法行政能力，必须注重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建立权责明确、程序规范、监督有效、保护有力的行政执法体系。对于出现执法错误的案件，应当讲诚信、负责任，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制度，用足用好行政补偿制度。在广大群众面前树立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权威和公信力，不断筑牢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支持、配合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思想基础和舆论基础。

（四）建立高效、便民的公安机关行政模式高效、便民、关注民生也是提高公安机关依法行政追求的目标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保护好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一切从维护群众利益的角度出发，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方便群 众办事。

四、提高公安机关依法行政能力的措施针对我市公安机关实际，提高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能力，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保障依法行政的正确方向在公安行政工作中，依法行政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要有依法行政为保障和必要条件。要树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衡量标准，用全面的、实践的、群众的观点来考量依法行政工作水平。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打牢执法为民的思想基础，增强公正性，增加透明度，在推出便民利民措施、规范公安行政执法程序等方面使广大群众更加得到尊重，更加感受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树立全面发展的理念，冲破一切妨°发展的思想观念，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消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既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提升公安工作水平，又积极推进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提高公安队伍整体素质。要树立d调发展的理念，d调好公权与私权、保护与打击、公正与效率、行政与司法、社会利益与个人权权益等之间的关系，在执法中不仅要做到合法，而且要做到合理，不仅要实体上确保准确，而且要严守一整套完善、合理、规范的程序，不仅要保障处理结果的公正性，而且要做到高效便民。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既立足当前，抓紧解决公安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夯实公安工作的根 基，既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动公安工作的长远发展。

（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营造依法行政的文化氛围结合公安部的“三考”工作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工作，向民警灌输法治知识，培育民警崇尚“法治”的法律情感，培养良好的执法品行，树立公安机关及民警追求“法治”的职业理想。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重塑民警和群众对法律的信心，从尊重生活中点滴的规则做起，重塑人们对规则的信仰。要让合法合理行政、权责一致、程序正当、诚实守信、高效便民这些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在公安机关的文化氛围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公安民警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标尺。这是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的思想文化基础。

（三）深化权力运作体制改革，探索外部监督的有效途径要提高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必须从制度体制改革上寻找突破口，在日常工作中推进制度改革。人性的弱点及权力扩展的本性决定了现实行政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风险。权力的唯一边界就是权力本身，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权力运行监测、监督、处臵体系，以达到权力对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加强对行政行为执行过程的监督和监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及时处理。在立法上建议国家推进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相关法律的修改进程，进一步完善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制度。创新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行政机关的形式．

（四）推进公安机关内部改革，构建严格执法的保障体 系要提高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能力必须彻底改变制度落实不力的局面，严格执行民警执法工作激励制度、执法过错追究制度等配套制度。创新对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事前提醒、事中监测等监督形式。坚持落实执法责任、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探索案件主办民警制度。不断健全队伍管理教育、执法情况的预警机制，完善对监督制约制度检查落实，加强动态监督，使相关制度o盖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建设的全方位和全过程。执行执法责任追究，必须严格遵守程序，依照法律和党政纪律规范操作。

（五）激发公安民警学法动力，开创全警学习的崭新局面要解决民警综合素质不高对依法行政能力的制约问题，关键在于建立好、实施好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激发民警的学习法律的积极性。让大家意识到个人利益与大局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建立优秀人才在公安机关内部、外部交流制度，鼓励大家通过学习，增长知识，提高能力，建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才流动导向。

二、实施公正奖惩制度，坚持对学习、工作绩效进行公正评价，这是调动民警学习积极性的长久之策。

三、建立领导干部带头学习考核制度，坚持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在公安机关树立重视学习法律的良好风气。

综上，公安机关应当深入学习依法行政的精神实质和内在要求，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与依法行政之间的内在必然联 系，明确目标，把握方向，不断健全完善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切实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以严格、公正、高效、诚信的执法实践不断开创具有公安特色的依法行政崭新局面。

德尔

依法行政公安机关 篇2

《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规定行政不作为是否可以申请行政赔偿, 不过从其第3条和第4条的兜底条款规定,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该条款中“其他违法行为”的界定———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 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 违反行政职责的行为, 可以推断出来这种情况下相对人是可以申请行政赔偿的。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在给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个批复中, 明确指出了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 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损害的, 应当承担行政赔偿的责任。至此, 行政不作为正式纳入了行政赔偿的范围。1998年行政不作为第一案李某某案最大的意义就是明确了公安机关行政不作为违法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填补了之前公安机关行政不作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在我国司法界的空白。同时该案体现的法律问题也是值得反思的, 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如何认定公安机关行政不作为赔偿责任的成立。

回归基本法理, 上述赔偿责任的承担应有三个构成要件:责任主体———各级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 违法行为———应作为却不作为或怠于、迟延作为, 损害结果 (包括引起这种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 。

一、责任主体:各级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

行政赔偿必须是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引起的。就公安机关行政不作为来说, 各级公安机关及其组成人民警察是侵权行为的主体。行政赔偿采用机关隶属论, 人民警察应作为而不作为或者怠于作为的行为后果对外都由各级公安机关承担。

二、违法行为:应作为却不作为或怠于、迟延作为

法律调整行为, 违法行为是法律责任的核心构成要素, 认定法律责任必须存在可非难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行政不作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应作为却不作为, 二是应作为却怠于或迟延作为。学界对这一部分的认定已经比较成熟, 包括作为义务的产生、不作为的表现形式、不作为与不能作为及程序不作为与实质不作为的区分界定等等, 笔者在此不赘。从公安执法实践案例来看, 公安机关不作为的情形主要集中在不积极接警出警、解救危难群众, 通常这类情况比较紧急, 因此不及时、不恰当的救助往往会导致人财受损的严重后果。这类的案件如1998年我国行政不作为赔偿第一案“李某某诉四川某市公安局行政不作为案”、2002年“尹某某诉某县公安局不作为行政赔偿案”、2006年“张某某等五人诉某市公安局麦积分局行政不作为赔偿案”等, 都引起了社会极高的关注。

三、损害结果、因果关系

(一) 损害结果:公民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权遭受损害

一般情况下, 损害结果是指违法行为侵犯他人或社会的权利和利益所造成的损失和伤害, 包括实际损害、丧失所得利益及预期可得利益。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就公安行政不作为来说, 公安机关仅负担法定的损害结果即人身权、财产权方面的直接损失。这里说的直接损失是指已经造成的损失和将来必将造成的损失, 即既得利益和必得利益的损失, 不包括间接损失, 申请精神损害赔偿也仅限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生命权和健康权这三种权利受到侵害时。由此可见, 目前的赔偿范围并没有合理覆盖全部损害结果。

我们来看上文提到的两个案例。在尹某某案中, 尹的法定损害为财产权损害:被盗货物价值24546.5元, 被毁损物品折价455元, 共计25001.5元。这些都是直接的实际损害、物质损失, 对尹主张的财产损失数额予以认定应当没有争议, 再综合考虑该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中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 该局实际上承担了50%的赔偿责任。而在张某某案中, 存在被害人刘某某死亡的损害事实, 近亲属张某某等五人以某市公安局麦积分局为被告, 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请求判令被告某市公安局麦积分局赔偿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498640元, 被扶养人生活费26959.95元。对于“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一赔偿项目, 不符合赔偿法“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 还应当支付生活费。”这一规定, 不予认定。

(二) 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说合情合理

因果关系是法律归责的基础和前提, 也是认定国家赔偿的决定因素。公安行政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中, 公安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关键认定因素就是:行政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这里的“因果关系”究竟要求行为与结果间存在何种程度的联结, 学界存有争议。诚然, 由行政不作为致害的行政赔偿责任中的因果关系较为复杂, 通常涉及第三人, 而且往往是第三人直接致害, 增加了判断和认定的难度。如李某某案中李某某人身、财产的损害结果是由案件第三人精神病人郑某某的侵害行为引起的, 尹某某案中尹某某的财产的损害结果是由案件第三人小偷的犯罪行为引起的, 而张某某案中刘某某的死亡结果是由罪犯的犯罪行为引起的。在这些案件中, 民警的行政不作为都只是从外部催化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扩大。那么, 行政赔偿案件中, 如何判断行政不作为与损害事实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而这种因果关系的程度足以问责呢?学术界中主要形成了三种理论, 即直接因果关系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关联说。

直接因果关系说, 又称为狭义因果关系说, 指行为直接引起结果而不存在中间现象传递的关系。这样的认定太过严格, 不符合不作为特殊形态的作用方式。关联说因果关系存在的门槛又太低, 容易导致行政资源的浪费。笔者认同相当因果关系说。该说采灵活的折衷主义, 是目前因果关系认定的通说, 在实务判案中被普遍适用。该说一方面最低要求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基本的关联性———行政不作为是引起损害事实发生的条件之一。如何判断这样的条件成立呢?一般认为, 公安机关如果及时有效履行了作为义务, 而损害后果有避免的可能性, 则条件成立;反之则条件不成立。以张美华案为例, 如果该案民警接到报案电话后不耽误地立即到达现场, 但犯罪人在这之前已经将被害人当场杀害, 则条件关系不成立。如果民警接到报案电话后不耽误地立即到达现场, 并立即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就医, 则该事件就可能避免, 被害人失血过多死亡就不会发生。根据上述观点, 案中民警实质上没有给予被害人救助的行政不作为符合了条件关系。另一方面, 要求行政不作为可能导致的损害结果可以为一般理性人所预见到。张案中, 路人数次打电话报警, 寻求民警帮助, 可见连普通民众已经意识到对被害人放任不管有可能会导致其死亡结果。作为人民警察, 职业技能和经验更应当能预见到不利结果, 符合正当期待。因此, 该案也符合可预见性。综上, 尽管张某某案中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 但民警的不作为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 因此公安机关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薛刚凌.国家赔偿法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依法行政公安机关 篇3

关键词：公安；行政强制法；法定原则

一、行政强制法定原则

公安行政强制法定原则的内容大体包括：

（一）实施主体法定

实施主体法定是指有权对相对人采取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主体必须是法律规定的主体，只有法律规定的主体才有权行使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法》第17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7条并结合公安实践，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公安行政主体，这是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区别于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标志之一，包括各级公安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如县级以上地方公安消防机构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4条和第51条的授权取得了实施强制行为的主体资格；交警支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违反交通管理行为的人作出强制行为；公安边防检查站根据规定，可以对违反出入境管理规定的人实施强制行为。

（二）实施程序法定

法律程序是指人们进行法律行为所必须遵循或履行的法定的时间与空间上的步骤和形式，是实现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合法方式和必要条件。时间要素和空间要素是法律程序的两大基本要素。行政强制除了从实体上加以规制外，更需要从程序上加以规制，以便更好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公安行政主体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关于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散见于《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诸多公安特别法律规定当中。但《行政强制法》详细的规定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的程序，运用到公安执法中就是公安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行为时必须要报公安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在得到批准后必须由两名以上行政强制执法人场，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需告知行为人享有的权力义务以及救济途径，并且应当现场制作笔录，并有行为人签名，如果在执法过程中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先采取强制措施，然后补办批准手续。可见实施程序法定在规范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确保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有重要的意义。

（三）行政强制设定权法定

行政强制设定权法定是指行政强制权的创设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来创设，其他机关都不能创设，尤其是行政主体更不能自己给自己创设行政强制手段。这是法律保留原则在《行政强制法》中的体现。按照“法律保留原则”将行政强制的设定权牢牢掌握在立法机关手中，其目的就是控制行政强制的设定权，限制行政主体通过设定权扩张行政强权，进而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强制法》的主旨是控制和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强制权，一直以来，我国对行政强制的设定权没有统一的规定，使行政强制的设定权很不明确，但是《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有了明确的规定，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一部分应当遵循该规定。

二、行政强制适当性原则

适当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选择强制手段和非强制手段以及强制手段内部手段时必须基于正当的考虑，并尽量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出发，选择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手段。

（一）有效性原则

有效性原则，又称妥当性原则、适当性原则，简言之，就是要求所采取的手段能够实现所追求的行政目的，或者至少有助于行政目的的实现，而不能与法定目的相背离。

有效性原则要求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使用，必须是为了达到法定目的。如《人民警察法》规定有人民警察在适用继续盘问时必须符合：切实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违法嫌疑人；有现场作案嫌疑的；作案违法嫌疑人身份不明的；违法嫌疑人携带的物品可能是赃物的。可见，继续盘问适用于案件性质不明、嫌疑人身份及携带物品可能是赃物的情况，如果公安民警对没有达到上述条件的人适用继续盘问，那么就是明显违背立法本意，违背比例原則的适当性原则的。

（二）必要性原则

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小侵害原则是指在众多能够相同有效实现行政目的的手段中，应选择对公民权利限制或侵害最少的手段。该原则适用的前提，是有数个能够实现目的的手段同时存在，如果只有唯一的手段能够实现目的时，行政主体无从选择，则该原则无法适用。必要性就是说公安机关在使用强制措施时是否是有必要的，强制措施由于关系的公民人身财产等重要的权力，只有在迫不得已通过其他手段无法解决时才能够进行强制措施。也就是说采用非行政强制手段不能够达到行政目的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行政强制措施，而且公安机关在对公民或财产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要尽量温和，采取对公民或财产损失最小的措施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人身财产权利，如公安机关在进行专项整治斗争中，要充分预先做好调查取证，运用专业的知识与技能，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事先制定计划，选取合适的对公民权利损害最小的强制措施。

三、比例性原则

比例性原则是指行政手段对公民权益的侵害必须小于该行政目的所实现的社会利益。该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某项行政权力、采取某项行政措施前，必须将其对相对人可能造成的损害与实现行政目的可能获得的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只有在后者重于前者时才能采取，反之，则不能采取。而比例性原则要求公安机关适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时，在多种措施的选择过程中，必须衡量当时的客观因素，如危险或危害发生所获得的实际公共利益的大小和避免危险发生所获得的利益的大小的比较。这些条件为公安机关实施强制措施时提供了标准，比如对公安机关在处理一些群体性事件时，公安机关执法人员可以对现场人员进行劝阻，实行交通管制，必要的时候强行驱散、强制带离现场等多种行政强制措施方式，就应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评估对所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所带来的后果进行权衡。《行政强制法》第23条第50条的规定都体现了比例原则在行政执法中的适用，比例原则的确定为公安行政执法提供了一个标准，即通过比例原则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可以确定是否应当实施这强制措施。

参考文献：

[1]杨建顺.行政强制法原则的理解和运用[J].观察与思考，2012（4）：39-41.

依法行政公安机关 篇4

发布日期：2012-12-26 作者：张沂峰律师

修订后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已于8月24日由***部长签发公安部令第88号公布实施。为帮助广大民警正确理解和适用《程序规定》，本文拟就修订的有关情况和主要内容作一介绍。

一、简化了办案程序。

根据《程序规定》实施以来各地执行中反映比较强烈的程序和法律文书比较繁琐问题，修订后的《程序规定》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适当简化了办案程序，主要是注意区分对外的法律程序和内部工作程序，取消了一些内部审批程序和事后补办手续的规定。例如，将扣押的事前审批程序修改为事后报告，取消了口头传唤补办传唤证和当场检查后补办检查证的规定。

《程序规定》颁布实施以来，各地普遍反映程序和法律文书比较繁琐，影响了执法效率。经过调研，笔者发现，程序和法律文书繁琐主要集中在内部审批程序和手续上。这其中既有规定的审批环节较多，内部审批表设计不合理的原因，也有地方公安机关理解和适用不当的问题。例如，对于一案多人或者一人多案的情形，一些地方公安机关要求呈报审批时一案一表或者一人一表，造成办案民警重复填表，影响执法效率。我们认为，内部审批属于内部工作程序，具体审批方式由地方公安机关根据实际确定，不一定采取审批表的形式，特别是对于程序性审批事项，可以采取由领导在文书存根或者附卷的文书上签名、口头报批等形式。对口头报批的，应当记录在案。今年3月印发的新版行政法律文书已经取消了内部审批表。但笔者发现，一些地方公安机关仍在适用。对此，笔者认为，既然公安部已经将内部审批方式交地方公安机关规定，地方公安机关仍使用原来的审批表也不算错。但需要提醒的是，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对于一案多人或者一人多案以及对一人有多个处理内容(如拘留、罚款、收缴、追缴、收容教育等)的情形，可以使用一张审批表，要坚决改变一人一表或者一事一表的做法。另外，为适应一人多案和一案多人的情形，修订后的《程序规定》第138条规定：“一人有两种以上违法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可以制作一份决定书，分别写明对每种违法行为的处理内容和合并执行的内容。一个案件有多个违法行为人的，分别决定，可以制作一式多份决定书，写明给予每个人的处理决定，分别送达每一个违法行为人。”一个案件有多个处理内容的，如既有处罚，又有收缴、追缴或者收容教育、强制戒毒的，都可以填写在一份处罚决定书中。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法律文书的填写，提高法律效率。为此，新版行政法律文书已经对处罚决定书进行了改革和完善，设计了制作式和填充式两种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制作式行政处罚决定书相当于法院的判决书形式，没有固定格式，包容量大，完全可以适应一案多人、一人多案和一案多个处理内容等情形，希望地方公安机关推广使用。总之，法律文书内容能够合并的要尽量合并。

另外，我们在调研中还发现，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不够追究刑事责任转为治安处罚的案件，要求办案单位按照行政办案程序的规定再重作一遍，甚至要重新填写受案登记表、制作询问笔录等。笔者认为，这些要求都是对法律理解和适用过于机械的表现。《程序规定》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尚不够刑事处罚，依法应当给予公安行政处罚或者其他行政处理的，依照本章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办理刑事案件中取得的证据，可以作为行政处罚或者其他行政处理的根据。”这就是说，刑事案件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在撤销刑事案件后，只依照本章(即“行政处罚的适用和决定”)作出处理决定，没有要求再依照其他章节、特别是调查程序作出处理。因此，刑事案件转行政处理的，在依法履行完告知程序后，可以直接作出行政处罚，没有必要对证据材料进行转化。

二、确立了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管辖原则。

在修订过程中，不少地方提出，为提高行政执法效率，节约执法成本，确保违法行为人更好地改过自新，并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关于“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的规定相衔接，建议增加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管辖原则。因此，修订后的《程序规定》确立了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原则。在适用该原则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原则只是违法行为发生地管辖原则的辅助和补充原则，而不是管辖的主要原则。也就是说，行政案件的一般管辖原则是违法行为发生地管辖原则。违法行为发生地包括违法行为实施地和违法行为结果发生地。只有在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时，才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所谓“更为适宜”是相对于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管辖而言，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有利于案件的处理和执行，或者更有利于对违法行为人的教育，或者更有利于节约办案成本(例如，违法行为人已经回到居住地，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通知居住地公安机关，并移交了相关证据的，请求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由于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管辖只是补充和辅助原则，违法行为地管辖原则是主要管辖原则，因此在认定是否“更为适宜”时，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具有主导权。

二是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管辖原则的排除。为防止一些地方公安机关滥用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管辖原则，《程序规定》规定，涉及卖淫、嫖娼，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赌博的案件，不适用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原则。

三是办案协作。《程序规定》虽然规定了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管辖原则，但并不是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就没有责任了。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案件，如果是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首先发现，并移交给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收集固定证据，并在移交案件时，将违法行为证据一并移交，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包括接受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委托进行询问证人等工作。如果违法行为是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首先发现的，居住地公安机关应当与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协商管辖，如果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应当配合居住地公安机关做好调查取证工作。

三、增加了现场笔录的证据种类。

为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保持一致，并根据执法实际的需要，此次修订在证据种类种增加了现场笔录的证据。修订草案曾经还规定了现场笔录的适用情形和现场笔录的制作要求：“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发现违法行为的，应当制作现场笔录。现场笔录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执法人员的姓名、职务；(二)当事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联系方式、住址或者工作单位；(三)发现的案件事实、证据及处理经过；(四)制作笔录的时间、地点；(五)执法人员的签名；(六)当事人的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签名和盖章的，予以注明。现场有证人的，还应当记明证人的姓名、性别、联系方式、住址或者工作单位等，并由其签名，拒绝签名的，予以注明。”在审议过程中，一些人提出，要求所有现场发现违法行为，都制作现场笔录，而且现场笔录内容过多，不切实际，可能影响工作效率，建议《程序规定》不作统一规定，只在证据种类中明确该种证据，至于具体适用情形和记录内容由地方公安机关根据实际情况规定，遂删去了上述内容。尽管如此，笔者认为，现场笔录既是重要的证据，也是固定证据的一种方式，还能够为下一步调查工作指明方向。笔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些地方公安机关民警不注意现场取证，往往到达现场后把当事人带回来了事，一旦当事人不承认，又找不到证人，就会影响案件的处理。如果制作了简单的现场笔录，把现场情况以及现场证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记录下来，不仅增加了证据，而且为下一步的调查取证工作可以指明方向、奠定基础。因此，地方公安机关和执法民警应当重视现场笔录这种证据形式。当然，考虑到执法效率，现场笔录要尽量简化，设计不要过于繁琐。

四、明确了传唤和拘留后的通知家属方式。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传唤应当通知被传唤人家属，拘留应当通知被拘留人家属，但均未规定通知的方式。《程序规定》从执法实际出发，明确了通知的方式和可予通知的情形。《程序规定》第45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将传唤原因和处所通过电话、手机短信、传真等方式通知被传唤人家属。公安机关传唤违法嫌疑人时，其家属在场的，应当当场将传唤原因和处所口头告知其家属，并在询问笔录中注明。被传唤人拒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或者有其他无法通知情形的，可以不予通知，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这里的“及时”应当把握在询问查证时间内。《程序规定》第150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将处罚情况和执行场所通知被处罚人家属。被处罚人拒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或者有其他无法通知情形的，公安机关可以不予通知，但应当在决定书中注明。”这里虽然没有明确通知方式，但笔者认为可以参照传唤通知的方式。另外，当事人要求自行通知的，应当允许，但应当在办案民警的监管下通话，以防违法嫌疑人串供等。

五、进一步明确了检查的程序。

《程序规定》第6l条规定了对场所的检查。在适用该条时，应当注意办案中的检查与日常的监督检查和安全检查的区别。《程序规定》第6l条规定的检查是办案中的检查，相当于刑事侦查中的搜查，是为了搜集违法行为的证据或者查获违法嫌疑人而进行的检查，有明确而具体的目的。因此，一般情况下应当持有检查证，而且检查证一次有效，不能多次适用。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公共场所进行的日常监督检查，是例行性检查，检查的目的一般是检查被检查单位是否有违法行为，督促其遵守有关规定，不具有明确而具体的目的，因此凭工作证即可检查，不需要开具检查证。另外，为了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和当事人的安全，《程序规定》第36条还规定“人民警察对查获或者到案的违法嫌疑人应当进行安全检查，发现管制刀具、武器、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的，应当立即予以扣押。安全检查不需要开具检查证。”

六、进一步明确了鉴定的条件和情形。

《程序规定》第65条重述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鉴定的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对行政案件中有争议的专门性技术问题进行鉴定的，公安机关应当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鉴定。”适用该条时，应当注意把握两点：一是只有专门性技术问题才需要鉴定；二是有争议。如果不是专门性问题，而是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或者民警工作经验能够认定的事实，即使当事人有异议，或者是虽然是专门性技术问题，但当事人没有异议的，都不需要进行鉴定。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和民警对鉴定存在过分依赖鉴定，只要当事人有异议就想去鉴定。笔者认为，鉴定意见是重要的证据，应当予以重视，但不应当迷信。公安机关对证据有进行审查判断、决定是否采信的权力，鉴定意见也不例外。另外，鉴定是认定事实的方式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其他证据如果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也应当采信。正是从这一理念和执法实际出发，《程序规定》第67条第三款规定：“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医疗机构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出具的诊断证明，可以作为公安机关认定人身伤害程度的依据。”《程序规定》第70条第二款规定：“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购买发票等票据能够认定价值的涉案物品，或者价值明显不够刑事立案标准的涉案物品，公安机关可以不进行价格鉴定。”

七、增加了辨认程序。

根据办案实际和基层公安机关的反映。此次修订《程序规定》增加了辨认程序。辨认程序和规则基本上参照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规定的辨认程序和规则。因此，制作辨认笔录时，可以使用刑事程序中的辨认笔录。

八、修改了扣押的程序和期限。

原先的《程序规定》根据办案实际需要，创设了扣押措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扣押措施，从而为《程序规定》规定扣押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此次修订，考虑到执法实际，为提高执法效率，将扣押前的审批程序修改为扣押后的报告程序。《程序规定》第90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扣押物品，应当在扣押后的十二小时向所属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公安派出所负责人报告。”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报告程序是内部工作要求，不涉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书面报告、口头报告皆可。为了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治安案件办理期限一致，修订后的《程序规定》将扣押期限由原来的15日修改为30日，其中案情重大、复杂的，经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再延长30日，并且明确规定对扣押物品需要进行鉴定、检测的，鉴定、检测、检验时间不计入扣押期间。

九、进一步明确了治安调解的范围和程序。

治安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它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各级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公安机关应当重视调解。《程序规定》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精神出发，进一步明确了治安调解的范围：“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诽谤、诬告陷害、故意损毁财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犯隐私等情节较轻的治安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一)亲友、邻里、同事、在校学生之间因琐事发生纠纷引起的；(二)行为人的侵害行为系由被侵害人事前的过错行为引起的；(三)其他适用调解处理更易化解矛盾的。”

同时《程序规定》还规定了不适用调解的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调解处理：(一)雇凶伤害他人的；(二)结伙斗殴或者其他寻衅滋事的；(三)多次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四)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愿意调解处理的；(五)其他不宜调解处理的。”前三项规定主要是考虑只调解不处罚不利于对违法行为人的制裁和教育，第四项主要是基于调解需遵循自愿原则。

鉴于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和民警对适用调解的案件“和稀泥”，不注意查明事实，收集、固定证据，一旦调解不成或者调解后当事人反悔，需要处罚时，证据不足，处罚不了的问题，修订后的《程序规定》特别强调了“公安机关调解处理案件，应当首先查明事实，收集证据”。这既是做好调解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为了当事人不愿意调解或者调解反悔后处罚提供证据。需要说明的是，调解协议书不仅是调解协议的载体，也是案件事实的载体。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双方签名，说明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已经认可。如果当事人达成协议后反悔，协议书上记明的事实可以作为处罚的依据。

十、明确了收缴和追缴的权限。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收缴非法财物和追缴违法所得措施，但没有明确收缴和追缴的决定权限。在《程序规定》修订过程中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基层执法中最容易发生问题的环节就是涉案财物的处理，收缴、追缴应当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实践中涉案财物处理中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如果收缴、追缴一律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则可能影响执法效率，因此，应当对派出所的收缴、追缴权限进行适当限制，使派出所收缴、追缴的权限与其处罚权相适应。第三种意见认为，同一起案件中，收缴和追缴的主体应当与处罚主体统一，即谁处罚谁收缴或者追缴，没必要对收缴和追缴权限作出规定。综合上述意见，《程序规定》第159条采纳了第二种意见：“收缴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但是，违禁品，吸食、注射毒品的器具以及非法财物价值在五百元以下且当事人对物品价值没有异议的，公安派出所可以收缴。追缴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但是，追缴违法所得的财物应当退还被侵害人的，公安派出所可以追缴。”为保证案件处理的统一性，在一个案件中，收缴、追缴和处罚应当由一个执法主体一并作出，不宜分别作出。

十一、明确了取缔的执行方式。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按照国家规定需要由公安机关许可的行业的，应当予以取缔，但没有明确如何执行。在修订《程序规定》过程中，基层公安机关普遍要求明确取缔的具体执行方式。根据各地意见，《程序规定》第171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取缔决定的，可以采取在经营场所张贴公告等方式予以公告，责令被取缔者立即停止非法经营活动；有违法所得的，依法予以没收或者追缴。拒不停止非法经营活动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没收或者收缴其专门用于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工具、设备。已经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安机关应当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撤销其营业执照。”公安机关在适用该条“依法”没收或者收缴违法所得或者工具、设备的，首先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设立该行政许可的法律、法规，如果这些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没收或者收缴违法所得或者工具、设备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据国务院2003年1月6日370号令发布的《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执行，该《办法》第17条规定：“许可审批部门查处本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规定的违法行为，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相关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没有规定的，许可审批部门应当依照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处罚。”

依法行政公安机关 篇5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

为保证森林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林业行政案件，更有效地履行保护森林资源的职责，现将森林公安机关查处林业行政案件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森林公安机关可以以其归属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名义查处各类林业行政案件，在《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盖林业主管部门的印章。

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森林公安警察大队查处《森林法》第39条、第42条、第43条、第44条规定的林业行政案件，应以自己的名义查处，在《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盖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森林公安警察大队的印章；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所属的派出所应以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的名义作出林业行政处罚，在《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盖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的印章。

二、森林公安机关与其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部门按照谁先发现谁办理的原则，依法查处林业行政案件。

森林公安机关民警查处林业行政案件时，应当向有关人员出示国家林业局统一核发的林业行政执法证件。

三、对于依法立为林业行政案件的，森林公安机关不得采取查处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的各类治安、刑事强制措施。

依据《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和管辖范围的规定》，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必须立刑事案件，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森林刑事案件经公安机关批准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依法作出林业行政处罚。

四、上级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森林公安警察大队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决定查处下级森林公安机关有权查处的林业行政案件。

下级森林公安机关认为重大、复杂的林业行政案件需要由上级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森林公安警察大队处理的，可以报请上级森林公安机关决定。

五、森林公安机关以其归属林业主管部门的名义作出林业行政处罚的，复议机关是上一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森林公安警察大队以自己名义作出林业行政处罚的，复议机关是上一级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或其所属的上一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特此通知。

国家林业局

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家林业局决定：

一、授权森林公安机关查处《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案件。

二、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森林公安警察大队，查处本决定第一项规定的案件，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其它森林公安机构，查处本决定第一项规定的案件，以其归属的林业主管部门名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公安机关基础信息采集研究 篇6

1公安工作中情报采集的概念及其特点

公安机关的情报采集, 是公安机关日常服务之一。内容十分广泛。即有公安机关及其民警在日常警务活动中的各种信息采集, 还包含将采集到的资料录入相应的系统这种深层次的信息加工服务工作。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的信息服务具有复杂性、繁琐性、日常性等特点。综合对比起来, 公安情报采集有以下特点:

(一) 采集范围广

公安业务信息采集的内容特别多。小到案件的基本信息, 如案情、案发经过、案情中嫌疑人与报案者的笔录等, 大到维稳类情报的基本内容, 维稳类信息种类多、遍及分散, 为便于把握它们的特点, 就必须对它们进行采集、分析, 找出其相同要素。

(二) 采集方式多

公安机关的信息采集方式五花八门。比如采集中使用的传统采集手段, 在社区中通过抽查表的使用, 来采集基本的信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提高, 公安机关信息采集的能力也逐渐提高,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高清卡口的使用。

(三) 采集具有专题性

专题情报信息是公安机关特有的一种信息采集或情报采集方式。是指由公安机关为达到特定的目的所收集的反映社会整体治安状况。比如如社区民警所采集的各类社会不安定因素, 国保机关所采集的群体性事件及其他突发事件等影响社会安定的情报信息。专题性情报采集具有很深刻的目的性和保密性, 一般由特定的机构或者部门来负责采集。

2公安基层队伍中情报采集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 缺乏正确的认识

相当一部分基层民警认为情报信息工作是分局层面的事情, 只是简单的对一段时间内一定区域内的发案情况做一个统计工作, 写几个数据, 弄几张报表, 例行公事。要么就是到网上搜集一些无法核实的小道消息做一些夸大的、不切实际的分析报上级情报部门, 完成考核任务。认为情报信息虚无缥缈, 无法指导基层派出所实战工作。什么是情报信息很多民警都没有准确的概念, 即便有时发现一些苗头性信息也不愿花精力去核实、掌握、上报, 担心花了大把的精力到头来只是虚惊一场, 看不到工作成绩。少数不负责任的民警甚至对一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认为领导对情报信息收集工作只重结果, 不看过程, 只要不出事情, 做与不做一个样。

(二) 缺乏足够的重视

基层所队作为业务部门, 领导多重视打防控绩效和队伍建设工作, 情报信息更多时候只是一句口号, 难以落到实处。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以及社会治安管控仍旧依靠传统工作方法, 大清查、设卡、地毯式排摸这些基本靠投入人力的工作方式依旧在如今的公安工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大多民警没有建立自己的情报信息网络, 耳目等隐蔽力量多停留在档案上, 作用有限。基层所队的情报信息人员基本由内勤人员兼任, 除了按照上级情报部门给的信息报送任务完成一些指标外, 大量的精力要放在服务全所业务工作的其他事务性工作上, 还要应付来自上级各部门的各项行动和考核, 加之多没有经过专业能力训练, 无心也无力做好情报信息的收集、分析、研判和报送工作。造成例行公事的信息较多, 信息挖掘不够、研判质量不高, 甚至为了完成指标在平台内"制造信息", 忽略了信息的实战应用。从目前的对情报信息工作的考核方式来看, 工作完成较好的是一些业务量小、队伍人数少、地理位置偏僻的基层所队, 他们有更多的精力来做信息收集上报工作, 县市中心区域的基层所队因为承担了繁重的打击处理任务以及大量的非警务活动, 情报信息工作较为落后。

(三) 缺乏专业的情报人才。

情报信息系统随着情报信息工作的开展由开发、测试、使用到进一步改进也已经走过了几个年头, 然而系统的应用基本到分局层面为止, 没有进一步向基层所队延伸, 以至于仅有的部分有用情报信息无法被基层所队及时利用, 发挥效能, 从而使得基层所队的一线民警无法体会情报信息在现代警务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就是基层所队每年要应对大量的集中行动和业务考核, 唯独没有情报信息的考核任务, 即便有也只影响基层所队内勤人员, 一线民警在报送情报信息工作上没有压力, 自然也没有动力。常常是在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再报送相关信息, 做一些亡羊补牢的工作。

3提高基层信息采集工作效率的途径

目前, 公安信息工作呈现爆炸式的增长, 提高基层信息采集效率迫在眉睫, 如何保障基层采集工作有针对性, 有目的性, 我认为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出发:

(一) 特殊节点搜集法。

根据实际工作经验, 每年的重大会议、重要赛事、重要节假日、敏感时段等节点前后, 是各种涉稳非法活动活跃期, 在这些时段期间加强维稳情报搜集工作, 通常会获取一些有价值、深层次、行动性、预警性情报信息。民警应该多关注情报综合平台敏感日期一栏, 比如今年4月省厅发布的敏感节点有"4.5清明节 (天安门事件) "、"4.8胡耀邦同志逝世日"、"4.22世界地球日"、"4.23南京解放"、"4.25法轮功分子聚集中南海事件"等等。

(二) 热点问题搜集法。

不同的时期, 总会出现一些关系国计民生、轰动全国的焦点、热点问题, 如近期百姓十分关注的环境问题"PM2.5"、"雾霾"、"血铅超标"、"沙尘"、"煤雨"、"墨迹天气"等, 还有近期"两会"所提的部分政策改革活动等;社会问题方面, 如警民矛盾、因愁官愁富引发的群众公愤事件、其他如宝马撞车事件、温州富家子撞人事件到后来一系列的交通事故等此类引发了社会舆论的热议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政府工作方向;群访群诉方面, 目前经常因征地拆迁、工资改革、企业改制、政策改革等问题引发群体上访事件, 不仅影响交通, 也干扰了政府部门正常的办公秩序, 其实事发起因都是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如果在日常工作中多注意发现这方面的苗头和线索, 有些群体访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三) 重点人搜集法。

在每个基层所队都负责监控一些邪教、重点群体等维稳领域重点人, 围绕重点人控制工作也可以搜集一些涉稳情报。对此类重点人员的掌握, 在其中了解掌握情报, 往往能及时地掌握到一些特殊群体地活动苗头, 如近期活动频繁地军转干群体、农转非群体、民师群体等等。先期掌握其活动情报, 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其活动苗头, 防止系列涉稳事件地发生。

(四) 关联分析搜集法。

从事物发展的六要素入手, 按照时间、地点、人员、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对已获取的情报和已破获的案件进行分析梳理, 顺藤摸瓜、抽丝剥茧, 结合平时我们惯用的并线串案方法, 找出个人、个案之间存在的关联, 一是通过具体工作摸出新的情报线索, 二是通过分析研判形成新的研判成果。

摘要：公安情报资源研究目前借鉴科技情报学的研究体系, 既出自于科技情报, 又与竞争情报有很大不同。因此, 公安情报学应该在使用普通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同时, 创新出自己的一套科研方法, 从而建立比较整体和有结构化的知识体系, 达到培养浙江公安人才的目标。本文在阐述开放存取理论的同时, 提出公安情报自身应具有的学科特点。

关键词：情报,公安情报,学科特点,基本理论

参考文献

[1]严怡民.情报学研究导论[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2.

[2]K.B.塔拉卡诺夫.情报学[M].何士彬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3.

[3]孟宪文.略论公安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建构[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2006 (1) :56-59.

[4]谢晓专.公安情报学与情报学的关系研究[J].情报杂志, 2012 (6) :22-25.

[5]梁战平.情报学若干问题辨析[J].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3 (3) :136-137.

公安机关公正执法的相关思考 篇7

关键词：公安机关；公正执法；对策

公正是从古至今的一个永恒话题，从字面意思理解，“公”就是公平、平等的意思，“正”就是正直、正义的意思。现代法律上的公正，是指公平无私、平正不偏斜。从法学理论的角度来阐述，公正是指人们之间权利或利益的合理分配关系。公正，意味着平等地对待当事人，不偏袒任何人，对所有的人平等和公正地适用法律。从现实来讲，公正和公平有着不同层面的差别，而对于公安执法机关来讲更贴近于公正，人民警察与公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公安机关公正执法，是指公安机关和民警的执法理念和执法行为要以公平、公正、无偏私为原则，依照法律准则处理事件的过程中不掺杂私人感情的行为。公正执法的精神内涵就是要求公安机关和一线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办事公道，以法律为准绳，不偏不倚，正确公平对待各类人和事。

一、公安机关执法工作的现状

执法工作必须由执法人员去完成，而在执法的过程中，受自身素质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执法者的思想和行为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从而使公安机关的执法工作存在不公正现象。

（一）执法过程的人情世故性

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找人、托关系和送礼等现象已成为了人们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这对公安机关的执法产生了很大的阻力。有的民警由于受了他人的委托，在执法过程中包庇当事人或者隐藏编造当事人的违法事实，阻碍案件执行的正常进行。有的民警碍于各种情面会偏袒一方当事人，有的民警更成了别人的眼线，在执行案件前通风报信，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执法的公平有序进行。

（二）由警察自身素质原因导致执法办案的偏差

个人自身的素质不同，对案件的认知和定性也不一样，在对案件处理的过程中受自身意识的影响会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定错误：①职责履行意识淡薄。个别民警对待普通群众缺少耐心。②存在随意执法和办案认知错误等问题。不按规定程序执法办案，很多案件搁置一边形成旧案不破，新案累积的局面。滥用职权对当事人进行强制拘留、罚款、体罚。

（三）抵不住利益诱惑导致执法不公

不给好处不办事，办事不及时，给了好处乱办事，办事不公，存在“吃拿卡要”等问题。个别民警为了一己之私，私下接受委托人的财或物，接受吃请或者索要礼品的现象严重，优先对待那些有背景有关系的强势群体，影响了普通民众的知情权。

二、促进公安机关公正执法的相应措施

（一）建立和完善公安执法的相关法律法规

1.建立健全公安行政执法责任制度

建立错案追究制度和依法赔偿制度，保证在处理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办事不认真、责任追究不当所带来的问题时有法可依。完善行政执法制度，建立健全刑法中对公安机关执法的硬性规定。不断完善刑法中对公安执法的要求，从而保证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有法可依，进而提高公安机关和广大干警的执法水平。

2.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对公安机关执法的管理

公安機关的执法行为受国家权力监督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对于办错案、办假案的公安机关执法现象，要发挥行政执法监督机关的作用，严厉处罚此类执法人员。基于此，监督部门就要发挥效应，及时发现和处罚在执法过程中不严谨、不负责的执法人员，从而使整个公安机关都能形成自觉的公正执法态度。

（二）完善内外互动、内部整改、外部促进的多重监督制度

1.内外互动

公安机关与人民群众的互动，公安机关与各级领导部门的互动，与下级执法工作部门监督工作，可以通过加强内部公平执法工作交流、召开执法工作经验交流会等多种形式来实现公安机关公平执法工作的内外互动环节，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取其他各级公安机关执法部门的先进经验，从而优化自己的公平执法工作。

2.内部整改

内部整改其实是公安机关内部加强人才培养、执法制度的缩影，是整个“内外互动、内部整改、外部促进”多重管理制度的核心执行部分。内部整改主要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在具体的工作上要加强干警培训，展开公安战线大比武活动，最大程度的提高公安机关各级干警的工作能力和应付大案要案的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加强干警之间的融合程度，使之真正成为一支能打硬战、敢打硬战的公安执法队伍，为真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打好基础，做好队伍建设。

（三）培养公安机关全体的执法意识，促使执法公平公正

思想指导我们的行为，因此公正执法的最基本是要改善公安机关全体人员的政治意识和思想觉悟，增强民警为民服务意识、法律意识、程序意识、诉讼意识和证据意识。一方面，要定期开展政治性教育活动，向民警灌输公平执法理念，长此以往，形成一种自我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对机关整体的理论教育，增强机关整体的执法行为理念和公正文明执法意识。

（四）加大力度来改善公安机关的执法环境

1.国家加大反腐力度，消除公安执法工作中的不正之风

我国公安机关的领导者要注重改变过去那种简单粗暴的执法观念，向广大干警灌输我以工作为荣，我以工作为责的敬业观念。加强党对公安执法机关的领导，建立作为与不作为制度，让公安机关明确自己的权力职责，不正当的执法行为就要受到处罚。国家加大反腐力度，从根本上遏制送礼、请吃、找关系等在执法工作中影响执法公正的现象，保障公安机关的整体形象和国家执法机关的权威。

2.公开透明的执法手段保障执法公正

奉行执法工作明晰化操作、开展已侦办案件的效果回访工作等多样工作手段。对于各级公安机关而言，执法手段不仅仅是国家统治机关针对专政对象进行的专门专政行为，我们应该使公安机关执法手段更加大众化、公平化、透明化。从而使人民真正体会到法律的可信性，提高执法机关的公信力。

参考文献：

[1]邓钊.我国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5.

[2]毛羽.论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D].河北师范大学，2014.

[3]孙巍.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探析与思考[D].山东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