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行政复议工作制度

2024-09-20

公安机关行政复议工作制度(精选8篇)

公安机关行政复议工作制度 篇1

一、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责任单位:省公安厅法制总队

责 任 人:承办人A、承办人B、副总队长、总队长、分管厅领导和省公安厅复议委员会。

二、审批权利行使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三、审批条件和标准

1、申请材料应完整、清晰、真实;

2、符合《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

四、所需材料

1、行政复议申请书;

2、身份证明;

3、具体行政行为法律文书;

4、相关证据。

五、具体复议范围

(一)对公安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二)对公安机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

(三)对公安机关作出的有关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变更、中止、撤销的决定不服的;

(四)认为公安机关侵犯合法的经营自主权的;

(五)认为公安机关违法集资、征收财物、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六)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公安机关颁发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者申请公安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公安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

(七)申请公安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法定职责,公安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

(八)认为公安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六、受理

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承办人A或B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法律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

除上述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

七、审查与决定

(一)审查

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承办人A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

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承办人A书面审理申请书及相关卷宗材料,经合议后提出办理案件的意见。

(二)审批

A将办理案件的意见报给B后,由B对审核意见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批。

(三)审定

由分管厅领导和省公安厅复议委员会对审批意见进行审查确定,做出最后的复议决定。

八、办理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

九、公开公示

本制度在黑龙江省公安信息网长期公示。

十、监督检查

执行《黑龙江省公安厅关于违反规范权力运行制度监督检查办法》。

十一、责任追究

执行《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和《黑龙江省公安厅关于违反规范权力运行制度责任追究办法》。

公安机关行政复议工作制度 篇2

《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规定行政不作为是否可以申请行政赔偿, 不过从其第3条和第4条的兜底条款规定,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该条款中“其他违法行为”的界定———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 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 违反行政职责的行为, 可以推断出来这种情况下相对人是可以申请行政赔偿的。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在给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个批复中, 明确指出了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 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损害的, 应当承担行政赔偿的责任。至此, 行政不作为正式纳入了行政赔偿的范围。1998年行政不作为第一案李某某案最大的意义就是明确了公安机关行政不作为违法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填补了之前公安机关行政不作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在我国司法界的空白。同时该案体现的法律问题也是值得反思的, 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如何认定公安机关行政不作为赔偿责任的成立。

回归基本法理, 上述赔偿责任的承担应有三个构成要件:责任主体———各级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 违法行为———应作为却不作为或怠于、迟延作为, 损害结果 (包括引起这种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 。

一、责任主体:各级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

行政赔偿必须是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引起的。就公安机关行政不作为来说, 各级公安机关及其组成人民警察是侵权行为的主体。行政赔偿采用机关隶属论, 人民警察应作为而不作为或者怠于作为的行为后果对外都由各级公安机关承担。

二、违法行为:应作为却不作为或怠于、迟延作为

法律调整行为, 违法行为是法律责任的核心构成要素, 认定法律责任必须存在可非难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行政不作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应作为却不作为, 二是应作为却怠于或迟延作为。学界对这一部分的认定已经比较成熟, 包括作为义务的产生、不作为的表现形式、不作为与不能作为及程序不作为与实质不作为的区分界定等等, 笔者在此不赘。从公安执法实践案例来看, 公安机关不作为的情形主要集中在不积极接警出警、解救危难群众, 通常这类情况比较紧急, 因此不及时、不恰当的救助往往会导致人财受损的严重后果。这类的案件如1998年我国行政不作为赔偿第一案“李某某诉四川某市公安局行政不作为案”、2002年“尹某某诉某县公安局不作为行政赔偿案”、2006年“张某某等五人诉某市公安局麦积分局行政不作为赔偿案”等, 都引起了社会极高的关注。

三、损害结果、因果关系

(一) 损害结果:公民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权遭受损害

一般情况下, 损害结果是指违法行为侵犯他人或社会的权利和利益所造成的损失和伤害, 包括实际损害、丧失所得利益及预期可得利益。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就公安行政不作为来说, 公安机关仅负担法定的损害结果即人身权、财产权方面的直接损失。这里说的直接损失是指已经造成的损失和将来必将造成的损失, 即既得利益和必得利益的损失, 不包括间接损失, 申请精神损害赔偿也仅限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生命权和健康权这三种权利受到侵害时。由此可见, 目前的赔偿范围并没有合理覆盖全部损害结果。

我们来看上文提到的两个案例。在尹某某案中, 尹的法定损害为财产权损害:被盗货物价值24546.5元, 被毁损物品折价455元, 共计25001.5元。这些都是直接的实际损害、物质损失, 对尹主张的财产损失数额予以认定应当没有争议, 再综合考虑该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中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 该局实际上承担了50%的赔偿责任。而在张某某案中, 存在被害人刘某某死亡的损害事实, 近亲属张某某等五人以某市公安局麦积分局为被告, 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请求判令被告某市公安局麦积分局赔偿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498640元, 被扶养人生活费26959.95元。对于“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一赔偿项目, 不符合赔偿法“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 还应当支付生活费。”这一规定, 不予认定。

(二) 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说合情合理

因果关系是法律归责的基础和前提, 也是认定国家赔偿的决定因素。公安行政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中, 公安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关键认定因素就是:行政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这里的“因果关系”究竟要求行为与结果间存在何种程度的联结, 学界存有争议。诚然, 由行政不作为致害的行政赔偿责任中的因果关系较为复杂, 通常涉及第三人, 而且往往是第三人直接致害, 增加了判断和认定的难度。如李某某案中李某某人身、财产的损害结果是由案件第三人精神病人郑某某的侵害行为引起的, 尹某某案中尹某某的财产的损害结果是由案件第三人小偷的犯罪行为引起的, 而张某某案中刘某某的死亡结果是由罪犯的犯罪行为引起的。在这些案件中, 民警的行政不作为都只是从外部催化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扩大。那么, 行政赔偿案件中, 如何判断行政不作为与损害事实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而这种因果关系的程度足以问责呢?学术界中主要形成了三种理论, 即直接因果关系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关联说。

直接因果关系说, 又称为狭义因果关系说, 指行为直接引起结果而不存在中间现象传递的关系。这样的认定太过严格, 不符合不作为特殊形态的作用方式。关联说因果关系存在的门槛又太低, 容易导致行政资源的浪费。笔者认同相当因果关系说。该说采灵活的折衷主义, 是目前因果关系认定的通说, 在实务判案中被普遍适用。该说一方面最低要求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基本的关联性———行政不作为是引起损害事实发生的条件之一。如何判断这样的条件成立呢?一般认为, 公安机关如果及时有效履行了作为义务, 而损害后果有避免的可能性, 则条件成立;反之则条件不成立。以张美华案为例, 如果该案民警接到报案电话后不耽误地立即到达现场, 但犯罪人在这之前已经将被害人当场杀害, 则条件关系不成立。如果民警接到报案电话后不耽误地立即到达现场, 并立即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就医, 则该事件就可能避免, 被害人失血过多死亡就不会发生。根据上述观点, 案中民警实质上没有给予被害人救助的行政不作为符合了条件关系。另一方面, 要求行政不作为可能导致的损害结果可以为一般理性人所预见到。张案中, 路人数次打电话报警, 寻求民警帮助, 可见连普通民众已经意识到对被害人放任不管有可能会导致其死亡结果。作为人民警察, 职业技能和经验更应当能预见到不利结果, 符合正当期待。因此, 该案也符合可预见性。综上, 尽管张某某案中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 但民警的不作为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 因此公安机关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薛刚凌.国家赔偿法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公安机关行政复议工作制度 篇3

关键词:公安;行政强制法;法定原则

一、行政强制法定原则

公安行政强制法定原则的内容大体包括:

(一)实施主体法定

实施主体法定是指有权对相对人采取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主体必须是法律规定的主体,只有法律规定的主体才有权行使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法》第17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7条并结合公安实践,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公安行政主体,这是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区别于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标志之一,包括各级公安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如县级以上地方公安消防机构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4条和第51条的授权取得了实施强制行为的主体资格;交警支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违反交通管理行为的人作出强制行为;公安边防检查站根据规定,可以对违反出入境管理规定的人实施强制行为。

(二)实施程序法定

法律程序是指人们进行法律行为所必须遵循或履行的法定的时间与空间上的步骤和形式,是实现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合法方式和必要条件。时间要素和空间要素是法律程序的两大基本要素。行政强制除了从实体上加以规制外,更需要从程序上加以规制,以便更好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公安行政主体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关于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散见于《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诸多公安特别法律规定当中。但《行政强制法》详细的规定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的程序,运用到公安执法中就是公安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行为时必须要报公安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在得到批准后必须由两名以上行政强制执法人场,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需告知行为人享有的权力义务以及救济途径,并且应当现场制作笔录,并有行为人签名,如果在执法过程中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先采取强制措施,然后补办批准手续。可见实施程序法定在规范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确保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有重要的意义。

(三)行政强制设定权法定

行政强制设定权法定是指行政强制权的创设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来创设,其他机关都不能创设,尤其是行政主体更不能自己给自己创设行政强制手段。这是法律保留原则在《行政强制法》中的体现。按照“法律保留原则”将行政强制的设定权牢牢掌握在立法机关手中,其目的就是控制行政强制的设定权,限制行政主体通过设定权扩张行政强权,进而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强制法》的主旨是控制和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强制权,一直以来,我国对行政强制的设定权没有统一的规定,使行政强制的设定权很不明确,但是《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有了明确的规定,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一部分应当遵循该规定。

二、行政强制适当性原则

适当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选择强制手段和非强制手段以及强制手段内部手段时必须基于正当的考虑,并尽量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出发,选择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手段。

(一)有效性原则

有效性原则,又称妥当性原则、适当性原则,简言之,就是要求所采取的手段能够实现所追求的行政目的,或者至少有助于行政目的的实现,而不能与法定目的相背离。

有效性原则要求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使用,必须是为了达到法定目的。如《人民警察法》规定有人民警察在适用继续盘问时必须符合:切实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违法嫌疑人;有现场作案嫌疑的;作案违法嫌疑人身份不明的;违法嫌疑人携带的物品可能是赃物的。可见,继续盘问适用于案件性质不明、嫌疑人身份及携带物品可能是赃物的情况,如果公安民警对没有达到上述条件的人适用继续盘问,那么就是明显违背立法本意,违背比例原則的适当性原则的。

(二)必要性原则

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小侵害原则是指在众多能够相同有效实现行政目的的手段中,应选择对公民权利限制或侵害最少的手段。该原则适用的前提,是有数个能够实现目的的手段同时存在,如果只有唯一的手段能够实现目的时,行政主体无从选择,则该原则无法适用。必要性就是说公安机关在使用强制措施时是否是有必要的,强制措施由于关系的公民人身财产等重要的权力,只有在迫不得已通过其他手段无法解决时才能够进行强制措施。也就是说采用非行政强制手段不能够达到行政目的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行政强制措施,而且公安机关在对公民或财产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要尽量温和,采取对公民或财产损失最小的措施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人身财产权利,如公安机关在进行专项整治斗争中,要充分预先做好调查取证,运用专业的知识与技能,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事先制定计划,选取合适的对公民权利损害最小的强制措施。

三、比例性原则

比例性原则是指行政手段对公民权益的侵害必须小于该行政目的所实现的社会利益。该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某项行政权力、采取某项行政措施前,必须将其对相对人可能造成的损害与实现行政目的可能获得的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只有在后者重于前者时才能采取,反之,则不能采取。而比例性原则要求公安机关适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时,在多种措施的选择过程中,必须衡量当时的客观因素,如危险或危害发生所获得的实际公共利益的大小和避免危险发生所获得的利益的大小的比较。这些条件为公安机关实施强制措施时提供了标准,比如对公安机关在处理一些群体性事件时,公安机关执法人员可以对现场人员进行劝阻,实行交通管制,必要的时候强行驱散、强制带离现场等多种行政强制措施方式,就应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评估对所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所带来的后果进行权衡。《行政强制法》第23条第50条的规定都体现了比例原则在行政执法中的适用,比例原则的确定为公安行政执法提供了一个标准,即通过比例原则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可以确定是否应当实施这强制措施。

参考文献:

[1]杨建顺.行政强制法原则的理解和运用[J].观察与思考,2012(4):39-41.

公安机关行政复议工作制度 篇4

一、加强公安行政效能建设,必须把执法为民思想化作自觉行动

公安机关要达到什么样的行政效能?无外乎就是一个标准,即“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人民满意”。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到公安执法工作中,就是要求我们始终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公安执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公安行政效能的试金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必须始终坚持执法为民思想,内植于心,外践于行,检验我们是否牢固树立执法为民思想的标准,是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公安行政效能工作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人民群众评价我们的执法工作和行政效能,不是只听我们口号喊得有多响,而是要看我们的实际行动;不是只看我们部署了多少项措施,而是要看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多少实惠;不是只看我们执法工作一时的效果,而是要看是不是符合实际,能不能长期坚持。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只有真正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执法,真正做到心里装着群众,眼里看到群众,执法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才能适应和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怎样才能达到公安行政效能的最大化,就是要通过执法工作保障社会稳定,更要通过执法工作促进社会和谐。也就是说,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不仅要依法处罚,更要立足于使其心悦诚服地遵守社会管理秩序;对犯罪分子,不仅要依法抓捕,更要力促其认罪服法,唤醒良知,不再危害社会;处理群众性事件,不仅要平息事态,更要做好群众工作,理顺群众情绪,化解对抗和冲突,从根本上平息事端。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更高境界。公安机关必须善于用和谐的思维来指导执法工作,善于用和谐的理念来处理社会矛盾,善于用和谐的方式来开展执法工作,真正把和谐目标、和谐理念、和谐要求体现在执法活动的每一个环节,融法、理、情于一体,做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高度统一,实现“两个最大限度”。

二、加强公安行政效能建设,必须从源头上解决执法不规范的问题

近年来,我们在加强公安行政效能建设,依法行政,依法保稳等方面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对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我们的执法工作还存在诸多不适应。在执法理念方面,少数民警对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一些民警执法为民的要求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有些人特权思想严重,对待群众态度生硬、冷漠。在执法能力方面,部分基层所队的领导干部和民警的法律素质偏低,执法基本功不扎实,个别人甚至不学法、不懂法、不会用法;简单执法、机械执法、粗放执法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一些民警不会调查取证,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习惯于先抓人后取证,没有口供不会办案。在执法制度方面,一些容易出问题的执法环节还存在漏洞;有的执法政策、措施没有充分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一些部门、警种、岗位的执法职责和权限还不是很明确,存在职能交叉重叠、协作配合不力等问题。在执法行为方面,有的执法不作为,接处警不及时,案件久拖不决;有的随意收取和没收保证金,随意扣押财物,侵犯群众合法财产权利;有的徇私舞弊,降格处理违法犯罪分子,甚至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公安机关就不能加快行政效能建设的步伐,就不能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充分体现在执法工作中,更不能实现“两个最大限度”。因此,我们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紧紧围绕公安执法工作的总目标、总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公安行政效能建设,把行政效能建设的要求真正贯彻落实到执法工作的每个方面和每个环节,做到“两个坚持”和“四个统一”:即坚持对法律负责与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的一致性;把打击犯罪与尊重保障人权统一起来、把追求效率与实现公正统一起来、把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统一起来、把维护稳定与促进和谐统一起来。在公安行政管理工作中,要坚持以服务为中心,最大限度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最大限度地为人民群众服务。通过集中推行户籍、交通、出入境和消防管理及执法办案等方面的便民利民措施,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

。要把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效率与依法管理、严管严控有机统一起来,把服务质量的好坏与服务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公安行政管理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在行政处罚工作中,要坚持以预防教育为主,以处罚惩戒为辅,将宣传法律法规,引导、劝戒当事人自觉守法贯穿于执法行为的始终,最大限度地教育当事人遵守法律,最大限度地平息纷争、消除对抗、促进和谐。在刑事执法

工作中,要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那些恶习深重、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及时、准确、有力地予以打击、及时消除不和谐因素;对那些主观恶性不重、罪行较轻、社会危害不大的犯罪人员,必须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不用或少用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创造使之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在具体执法活动中,既要注意防止因为强调热情服务就放度严格管理,甚至失职不作为,也要注意防止因为强调加强管理就忽视热情服务,甚至漠视管理对象的合法权益,越权乱作为;既要注意防止因为强调保护人权,就削弱严厉打击甚至缩手缩脚、不敢执法,又要注意防止因为强调严厉打击就忽视保护人权甚至随意侵犯人权。总之,我们必须在每一项工作中统筹考虑矛盾的两个方面,努力使公安执法工作均衡发展、协调发展、持续发展。

三、加强公安行政效能建设,必须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责任和执法机制

公安机关行政复议工作制度 篇5

十件典型商标案例

一、加工销售假冒“邦迪”注册商标商品案

2009年1月19日,浙江省青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举报,对当事人何XX、朱XX、陈XX所在的青田县祯埠乡XX村进行检查,查获了大量“邦迪”注册商标的创可贴。经鉴定,上述物品均为假冒“邦迪”注册商标商品。经查明,当事人未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擅自从2008年2月开始在青田县祯埠乡XX村从事假冒“邦迪”注册商标创可贴的加工销售,非法经营额111456元,违法所得27696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当事人加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已达到刑事追诉标准,浙江省青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二、销售假冒“拉芳LaFanG”、“雨洁Raclen”等注册商标商品案

2009年12月15日,广东省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圃分局在例行巡查中发现中山市黄圃镇某仓库存放有涉嫌假冒“拉芳LaFanG”、“雨洁Raclen”、“拉芳”注册商标的洗发露包装罐70箱(500个/箱)及其包装纸箱4120个,当场予以查扣。根据送货司机交代,工商执法人员又查出中山市黄埔镇XX塑料厂未经授权擅自生产“拉芳”字样的塑料盖,并当场查扣“拉芳”大塑料盖75840个,小塑料盖51840个,生产“拉芳”塑料盖的模具2套。经商标权利人确认,上述查扣物品均为假冒注册商标商品。该塑料厂负责人刘XX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数量超过1万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刘XX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已达到刑事追诉标准,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圃分局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三、加工销售假冒“NIKE”等注册商标商品案

2009年3月2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和朝阳区公安分局根据投诉,对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XXX村148号进行了检查,发现当事人田X及其家庭成员,在没有办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购进“TITLEIST”、“CALLAWAY”、“CLEVEAND”、“PING”、“NIKE”、“TAYLORMADE”等品牌半成品的球杆、球头、球杆把套再用切割机、磨杆机、烤箱等工具制作成成品杆,以每套480-520元的价格出售。朝阳区工商分局执法人员对侵权高尔夫球具实施了暂扣手续,共暂扣“TITLEIST”、“CALLAWAY”、“CLEVEAND”、“PING”、“NIKE”、“TAYLORMADE”等品牌的高尔夫球杆、球头、球杆把743支。经鉴定,上述物品均为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值1086700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当事人加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已达到刑事追诉标准,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2009年11月23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件进行判决:被告人田X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田XX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被告人徐XX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二千元;被告人代XX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二千元;被告人王XX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二千元;被告人劳X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二千元;被告人龙XX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二千元;被告人田X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四、销售假冒“五粮液”、“茅台”等注册商标商品案

2009年3月31日,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市场巡查时发现,当事人田XX经营的商行库房中存放涉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五粮液、茅台、国窖、水井坊、剑南春等品牌白酒,案值12万余元。经鉴定,上述物品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当事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已达到刑事追诉标准,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五、加工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商品案

2009年5月26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根据举报,对北京XXXX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销售柜台、办公室、库房进行检查,查获了大量涉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品牌打印机。后经商标权利人鉴定,上述商品均为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经调查,当事人非法经营额达100多万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当事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已达到刑事追诉标准,海淀工商分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2009年9月23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对此案进行了庭审,判处北京XXXX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有期徒刑1年,公司判处罚金20万元,法定代表人个人判处罚金15万元。

六、销售假冒“水井坊”注册商标商品案

2009年4月10日,浙江省乐清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举报,对当事人陈XX经营的乐清市虹桥XXX糖果经营部进行检查,发现标有“水井坊”字样的白酒68瓶。经鉴定,上述商品均为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经查明,当事人从2009年1月开始从一送货上门者处以45元/瓶购进标注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水井坊”商标的白酒348瓶,计购货款15660元,然后以470元/瓶价格销售84瓶,销售额39480元;以500元/瓶价格销售186瓶,销售额91800元,合计销售额131280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事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已达到刑事追诉标准,乐清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七、销售假冒“GUCCI”、“BURBERRY”、“MONTBLANC”等注册商标商品案

2009年3月24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徐汇分局根据线索,对广元西路某经营场所进行检查,当场查获涉嫌假冒“GUCCI”、“BURBERRY”、“MONTBLANC”等注册商标的眼镜、手表和皮具共计485件。经查,该经营场所负责人为左XX、左YY,经商标权利人确认,上述查扣物品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侵权商品。根据杭州淘宝网公司提供的网络交易记录,当事人累计销售各类假冒注册商标商品超过2500件,非法经营额达35万余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当事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已达到刑事追诉标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徐汇分局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2009年12月23日,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处左XX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四年,处罚金人民币十七万元;左YY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八、销售假冒“OBALI”注册商标商品案

2009年1月21日,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权利人投诉,对中山市西区某经营场所进行检查,查扣涉嫌假冒“OBALI”注册商标的各式洋酒共843瓶。经鉴定,上述商品均为假冒注册商标商品,货值达16.5190万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该经营场所负责人张XX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已达到刑事追诉标准,中山市工商局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九、销售假冒“乌海二锅头”、“老银川”注册商标商品案

2009年1月1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罗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举报,对罗平县城关镇某出租屋进行检查,发现该屋放有大量涉嫌假冒“乌海二锅头”、“老银川”注册商标的白酒及商标标识。经查,该出租屋为叶XX租用来销售白酒,经商标权利人确认,上述查扣物品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侵权商品,根据厂家提供的价格表计算,非法经营额达15万余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当事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已达到刑事追诉标准,平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十、销售假冒“LS”、“multi9”注册商标商品案

2009年3月17日,浙江省义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东分局根据举报,对当事人塔XX(埃及籍)租住的义乌市江东街道青口北区单元房进行检查,当场查扣涉嫌假冒“LS”、“multi9”注册商标的小型断路器商品680件(规格:1P,12只/盒,20盒/件),其中,标注“LS”的小型断路器有425件,标注“multi9”的小型断路器有255件。经鉴定,上述查扣物品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公安机关行政复议工作制度 篇6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

为保证森林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林业行政案件,更有效地履行保护森林资源的职责,现将森林公安机关查处林业行政案件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森林公安机关可以以其归属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名义查处各类林业行政案件,在《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盖林业主管部门的印章。

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森林公安警察大队查处《森林法》第39条、第42条、第43条、第44条规定的林业行政案件,应以自己的名义查处,在《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盖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森林公安警察大队的印章;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所属的派出所应以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的名义作出林业行政处罚,在《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盖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的印章。

二、森林公安机关与其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部门按照谁先发现谁办理的原则,依法查处林业行政案件。

森林公安机关民警查处林业行政案件时,应当向有关人员出示国家林业局统一核发的林业行政执法证件。

三、对于依法立为林业行政案件的,森林公安机关不得采取查处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的各类治安、刑事强制措施。

依据《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和管辖范围的规定》,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必须立刑事案件,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森林刑事案件经公安机关批准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依法作出林业行政处罚。

四、上级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森林公安警察大队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决定查处下级森林公安机关有权查处的林业行政案件。

下级森林公安机关认为重大、复杂的林业行政案件需要由上级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森林公安警察大队处理的,可以报请上级森林公安机关决定。

五、森林公安机关以其归属林业主管部门的名义作出林业行政处罚的,复议机关是上一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森林公安警察大队以自己名义作出林业行政处罚的,复议机关是上一级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或其所属的上一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特此通知。

国家林业局

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家林业局决定:

一、授权森林公安机关查处《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案件。

二、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森林公安警察大队,查处本决定第一项规定的案件,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其它森林公安机构,查处本决定第一项规定的案件,以其归属的林业主管部门名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公安机关行政复议工作制度 篇7

1“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的意义

1.1 信息型社会要求基层派出所工作必须做出决择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当前,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衍生了无穷的生产力, 正以无可阻挡的势头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群众的生活方式, 同时也对社会管理部门和机构的工作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基层派出所而言, 必须改变以往的“案件主导警务”的工作模式, 明确压发案、突出预防才是社会治安工作的新要求。在过去, 基层派出所也投入了人力、物力来获取信息, 但这些信息没能进行有效的整理、分析和利用, 大量的重要信息被忽视, 不仅造成信息资源的浪费, 也影响了公安机关对社会治安的控制能力, 使“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成为纸上谈兵。因此, 公安机关尤其是基层派出所必须认清形势, 把信息工作重视起来, 改变以往的工作理念及工作模式, 突出信息主导警务的新理念, 并将“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的理念有效地贯穿到常规工作之中, 让情报信息真正引领警务。

1.2 以问题为导向, 提升派出所对社会治安的掌控能力

社会治安工作是一项非常繁杂的工作, 可能引起社会治安问题的因素也非常多, 要求公安机关对治安信息的理解必须全面细致。治安信息及可能引起治安问题的信息都是公安机关的信息收集范围, 而这些信息是基层派出所最可能获得的, 在派出所工作中, 精确把握治安动向是治安防范的基础, 这要求派出所在日常工作中, 必须深入了解辖区的各类问题, 收集、整理治安信息, 提前介入, 将治安问题化解于萌芽状态。因此, 基层派出所必须重视治安信息的收集, 提高对社会治安的掌控能力。

1.3 是派出所警力“无增长提高”的重要手段

“警力不足”是当前公安机关急需解决而在短期内又无法解决的难题, 虽然各方面都提出“警力无增长提高”, 但一直都没有提出来有效的解决对策, “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是化解基层派出所警力不足的重要手段。公安机关之所以警力不足,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部分的警力都被放到破案中, 以武汉市某派出所为例, 该所现有民警27人, 其中有7人在刑警中队, 占全所警力的1/4, 老、弱、病、女民警12人, 而社区民警也要参与到部分案件的查破工作中, 并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治安防控中去。因此压发案, 把警力从繁重的破案中解脱出来, 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预防, 而预防的重要前提就是治安信息的掌控。治安信息掌控得越好, 防患于未然, 后续的工作压力就越小, 才能真正实现警力的“无增长提高”。

2 基层派出所“情报信息主导警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 对“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的认识不足

“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是2003年提出的, 但对基层派出所的民警而言, 这只是把他们的日常工作又增加了一项而已, 在内心上, 对此工作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武汉市某派出所为例,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在其辖区中, 假冒伪劣食品的生产作坊最多时有1 000余个, 虽然国家对食品犯罪多次强调并在公安机关成立了相应的专门队伍负责此类案件的侦查, 但社区民警对这种食品违法犯罪行为已经“接受”了, 并没有把它作为社区治安信息收集和上报, 忽视此行为对社会治安的危害。也有民警对食品犯罪行为人的“理解”, 如笔者在湖北省利川市调研时了解到, 该辖区有养殖户将死因不明的牛切割卖肉的违法行为, 高检、高法曾专门下文对“死因不明”的牲畜上市作为食品犯罪行为的一种明确规定, 但是民警则出于同情, 认为“养殖户买一头小牛约需8 000元, 养殖了很久, 突然死亡, 其上市卖肉大约能卖8 000左右, 虽然还是有损失, 但毕竟能挽回部分经济损失”, 因此, 基层民警对此也就有意“忽视”了此类违法犯罪行为, 对此类信息也就没有收集和上报。

2.2 数据库的建设与使用存在缺陷

首先是数据库的维护更新不足。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 公安基础数据必须紧跟形势的要求, 否则必然会出现功能滞后的现象, 而现在这种现象已经有所凸显。公安基层数据信息中有大量的没有实际用途或者虚假的数据, 以及应当按照实际情况应该修订而没有修订的信息数据。目前, 此类信息公安机关的信息系统是无法进行过滤的。其次是没有对基础数据进行必要的预处理。在工作中, 很多单位都要求每个基层民警必须上报一条以上的工作信息, 从而造成每天公安机关的数据库中储存有海量的信息 (包括无价值信息和虚假信息) , 按信息化工作要求必须对这海量的信息进行处理、分类、关联、反馈等, 让这些海量的数据动起来, 成为公安工作的指南针, 但目前各地的公安数据库还无法实现此功能。最后是信息的交流使用功能不完备。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主导工作, 但是由于现在各地公安机关基本上都是收集信息, 对主导工作特别是引导基层工作做的并不好, 基本上都是在为领导服务, 基层民警的利用功能欠缺。如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 湖北省某地为了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多部门联合建立了社会治安防控网, 进行网格化管理, 布建了大量的网格员, 但这些信息数据都只到社会治安综治部门, 基层派出所无法地查阅, 也就无从及时了解到网格员收集和上报的有关治安信息, 没有形成合力。

各地公安机关都建立了相关的情报信息系统, 并成立了情报研判的机构, 但在实际的工作, 这些研判机构只对全局负责。但基层派出所各有特点, 全局性的研判结论并不一定适合本所的治安形势, 而自己又没有相关的机构和人员, 所以信息系统的研判结论显得华而不实, 实用性不强。

2.3 基层民警对信息化建设的认识不全面, 不系统

对于基层派出所的民警而言, 虽然信息化建设提了很多年, 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实惠, 工作性质与内容并没有什么改变, “情报信息主导警务”只是纸上一句话, 其效能并没有在基层体现出来。部分老民警年纪偏大, 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不强, 只是感觉到信息化又给他们增加了一项新工作内容, 此工作到底能解决什么他们没感觉到, 他们只能根据领导要求完成信息上报, 这些信息到底为了什么, 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再加上计算机应用能力不强, 对此工作往往会让其他人员代为完成。

2.4 信息采集不规范, 实用性不强

由于基层派出所民警日常工作的工作特别多, 虽然为了加强社区警务建设, 有很多公安机关提出了社区民警“三不一专 (不值班、不点名、不办案、专心做社区工作) ”的工作要求, 但在实际工作中根本无法实现。因此导致基层民警对信息化的认识和理解不到位, 更多的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一项“添头”性的工作, 每天只是应付一下, 有的甚至让治安协管员随意上报信息, 上报的信息没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海量的信息中包括大量的无效信息及虚假信息。

3 加强基层派出所“情报信息主导警务”工作的措施

随着公安机关“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的不断深入推进, 基层民警的工作环境和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 社会治安信息系统已经覆盖到公安工作的方方面面, 这为提高基层民警的情报信息能力提供了前提保障。

3.1 加强宣传教育, 提升派出所民警对信息工作的认可

情报信息意识具体表现在对情报信息重要性的认识程度, 而该认知又是建立在信息系统对公安工作的实效, 对需求情报信息的迫切程度, 对捕捉情报信息、分析情报信息、判断情报信息、吸收情报信息的自觉程度等基础之上。首先, 要加强对基层民警的引导。在日常工作中要教育民警牢固树立“不懂科技应用的民警将失去工作权, 不重视信息工作的民警将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的理念, 把各类治安信息系统作为工作的必备工具, 将信息采集融合到日常的各项警务活动中, 使广大民警形成既是信息的采集者、使用者又是信息警务的受益者的共识。其次, 要强化信息作战能力的学习。要将信息化应用培训制度化, 纳入“三个必训”, 成为必要内容, 采取集中培训、分类指导、典型经验推广等多种形式, 引导民警增强情报信息意识。健全完善实战培训机制, 加强情报信息综合研判、应用的培训指导, 开阔民警的研判视野, 推动工作理念、工作模式的转变。最后, 要强化应用能力考核。要建立全警信息化采集录入应用考核机制, 严格工作责任和奖惩, 建立新的信息化工作的考核机制, 充分激发广大民警的信息化作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2 加强信息的应用推广, 提升派出所民警对信息的依赖

要牢固树立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的理念, 着力在整合信息资源、加强综合研判、强化实战应用等方面提升民警信息化应用能力水平, 实现以基础信息支撑情报研判、以情报研判引领打防管控。一要用信息化手段来主导警务工作, 提升科学预警的能力。基层派出所必须掌握工作主动权, 必须依托警务信息综合研判敌情、社情、警情, 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并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随时调整警务布局, 切实增强警务工作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实现用情报信息控制和引导警务工作方向的目的。二要用信息化手段来强化信息交流, 提升打击破案的能力。信息化在实战应用中最大的威力, 就是通过完善网上排查、网上并串、网上查证、网上控嫌控赃、网上追逃等侦查破案工作模式, 将人、案、物、地等要素串联起来, 从而缩小范围、发现疑点、挑出线索, 为打击破案指明方向, 这是基层信息化应用最直接的需求, 也是其生命力所在。通过“人机结合”, 把各公安机关各部门、各条线的信息资源串起来, 让信息在不同警务工作环节中共享流转, 有效提升信息碰撞比中的几率和信息指向的精确性。通过“内外兼顾”, 把派出所与其他社会力量串起来, 整合社会信息, 拓宽信息渠道, 形成社会层面的信息共享协作机制。三要用信息化手段来统领工作, 提升合成作战的能力。要实现各部门、各警种协同作战、有效互补, 需要建立统一、精准、高效的指挥体系。

3.3 加强信息系统的构建, “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接地气

(1) 严把基础信息录入。目前湖北省主要的警务信息平台是警综平台, 有关警情的处置与反馈, 日常检查情况以及其他有关涉警人员的数据信息都需要在平台录入反馈, 这就要求从数据信息的采集到录入都要严格把关。一是建立数据录入报表台帐。对于录入平台的数据信息按类别条项制作报表台帐, 这样一方面利于分析查找出录入信息是否较为全面;另一方面便于信息的核对检查, 对于录入的数据资料核查时就有迹可循, 最大限度防止数据录入的漏项、缺项、误项。二是增加数据核查关。目前基层派出所只负责信息的录入, 并没有对录入信息进行审查的要求。由于每天产生的数据比较多, 难免会在采录层面有差错, 为了避免此现象出现, 基层派出所可安排专人负责对每天录入数据信息的检查, 发现有遗漏或者录入不全的通知采录人加以修正。三是采取录入负责制。基础数据的录入实行“谁录入谁负责”的制度, 一来可以提高采录人员的责任感, 二来是因为录入者对所采录信息情况比较熟悉, 也便于数据清理与更新维护。

(2) 加强信息共享交流。一要转变思想, 增强协作观念。各派出所结合当前治安工作的需要, 加强联勤联动机制建设, 对涉及到数据的录入、查询和利用的工作, 所以首先就要转变思想, 增强合成作战的协作观念, 让数据资源在交流中碰撞, 形成数据网加大治安防控力度。二要充分利用警务平台, 确保联网互动。加强对数据库里的涉案人员、视频图像信息、人口管理等基础数据的充分共享利用, 让数据资料在平台联动中交流共享, 从而优化整合各个不同部门数据系统资源, 实现多方资源整合与应用服务的灵活性, 让数据发挥出应有的实战效果。三要建立和完善信息共享制。既要做好保密工作的需要, 又要确保数据信息共享利用规范合理化的要求。

(3) 优化临时流动数据。要维护好社会治安秩序, 管理好人口是关键。随着社会的发展, 流动人口数量越来越多, 流动人口数量多、成分广、变动快, 有效地对其加以掌控对维护社会治安具有重要作用, 派出所如何确保此类流动数据信息实时有效变得最为关键。为此, 一是可以采取手工登记及时递送方法。对于那些没有计算机或者不通晓计算机抑或在没有电的情况下旅店式出租屋住宿采用手工登记的, 将信息汇总后及时递送到辖区派出所登记管理, 避免造成掌控管理的缺漏。二是对暂住人口可以采取“以房管人”模式。如制作出租屋暂住登记表并附上相关法条发放于出租屋业主, 明确业主的责任, 时刻做到人住登记, 人走删除, 确保数据鲜活, 民警再通过定期到辖区巡查核查暂住人员基本信息, 从而分析把握流动人员的行为轨迹。三是扩大范围强化管理。一方面加强普法宣传, 扩大场所管理范围, 落实涉及到修理店、洗浴场所、网吧等场所的责任, 在每个场所设下登记簿并拟定专人负责采集登记往来场所的流动信息;另一方面结合巡逻盘查过程, 将得到的信息资料录入信息管理系统, 促进信息资源优化整合, 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4) 搭建面向全警的创新应用平台。就是要为全警打造类似Google、百度、腾讯这样的公安信息创新应用平台, 既要从现有应用中筛选出一批创新应用的小软件、小工具, 也要为打击破案、执法办案等专业领域工作研发或扶持一批业务工具, 同时还要面向公安基层基础工作以及社会管理、服务群众等领域, 开发一批便捷、低成本、普及型的应用软件, 以方便全警随时随地下载应用。同时, 要完善发明创造评审鉴定、版权保护、奖励表彰等制度, 激发和保护好广大民警的创造激情。

(5) 信息系统建设接地气。目前, 公安机关的信息系统的建设都很完善, 但这也仅限于机关, 对于基层派出所而言, 很多系统都没有延伸到一线, 大量的有用信息基层民警无法及时查阅和使用。因此, 信息系统的建设应当以基层派出所为基础, 各种基层信息系统必须延伸到基层派出所, 为实战工作服务。

3.4 改进考核标准, 提升基层派出所民警对信息工作的积极性

在当前的各地的工作考核中, 都有信息化工作的考核, 但该项考核基本上都以完成信息数量为考核要件, 对信息对工作的实效基本上都没有作为考核要求, 只要求数量, 对质量要求不高。对于基层民警而言, 付出大量的工作, 收集、整理各类治安信息, 自己并没有从中受益。因此, 改变当前的信息化工作的考核标准, 在各种警务实绩中必须将信息工作作为分享部分, 要把提高数据的数量、质量和网上信息综合应用的成效, 置于检查、考核和指导的优先位置, 提升基层派出所民警对信息工作的积极性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王前勇.基层公安机关信息化建设有效途径探索[J].辽宁警专学报, 2009 (4) :78-80.

[2]史君峰.论公安机关信息化建设的构建[J].科技视界, 2013 (4) :186.

[3]朱爱琴.加强基层公安机关信息化建设的对策思考[J].新闻采编, 2011 (4) :45-46.

公安机关行政复议工作制度 篇8

[关键词]行政管理;机关单位;行政事业

行政管理是一个大范畴,无论是企业还是机关单位,都有一套行政管理机构作为其运营、发展、服务的枢纽。行政管理作为机关单位全局管理中的核心内容,也是系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行政管理的方法如下:首先建立工作组,通过政府高层的统一部署,将行政事务分配到各个行政部门,下属行政单位运用自身的组织原则开始工作,工作完成后一方面积极向上级报告,另一方面要坦诚向社会公布。其实这是一个庞大的网络系统。

一、当前机关单位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管理效能不高

就我国目前机关单位行政管理模式而论,普遍多采用“沟通型”模式,所呈现出的职能结构多为“金字塔”状,工作多为“片状任务流”,疏于对过程的控制而整体任务观念差,层级多而内部壁垒严重。比如有关于管理流程或程序所生成的很多文件或图表,其实并非是结合机关自身的实际情况而设立,而是生搬硬套,简单裁剪,忽视内容和实质的“形式主义”。还有的领导层或科室缺乏全面创新的管理理念及方法,往往无法理顺工作程序、把握专业流程,致使各部门间的联系缺乏正常衔接,行政管理职能部门仅起到了“上传下达”这类最基础的作用,难以发挥管理实效。

(二)内部激励措施缺位

自我国计划经济初始延续至当下市场经济,“官僚主义思想”一直在机关单位内部“此起彼伏”。在这一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下,单位内部时常可见“任人唯亲”现象,决策缺乏科学化、民主化,绩效考核也多流于形式,激励机制普遍无用,从而导致职工大多缺乏创造力、动力不足且缺失责任感。

(三)管理人员素质不齐

人员素质水平直接影响工作效能,同样,行政管理者素质对行政管理效率也是正相关关系。但现实中,仍有部分行政管理人员对业务一知半解,致使相关规定无法正常履行;同时,受制于管理人员自身业务水平与沟通能力有限,与其他部门沟通有碍,从而难以保证管理切合实际。

二、机关单位行政管理工作可持续发展思路

(一)引入新型方法健全管理模式

我国机关单位现阶段应立足于客观实际来构建与完善行政管理模式。比如,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强化相关监督部门,保障行政管理工作有序开展,管理措施落实到位,从而逐步提升管理效率。此外,还可借鉴其他先进经验,有如“目标管理法”、“成本管理法”等新型管理方法都是提升行政管理效率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而且,这一类新型管理法是基于科学与先进的管理思想基础上研究、试行所得,在单位行政管理采用新型管理法不仅明显利于“官僚主义”作风的弱化,彰显出公平、公正的管理理念,还能突出职工同各级管理者间的沟通的协调性,有利于促进管理效率的提升。

(二)优化行政管理人员综合素质

机关单位内部行政管理效率能否提升的关键之一取决于管理者的综合素质,而现实中仍有部分管理者存在所谓的“职业优越感”,缺乏积极向上的进取心,时常忽略对自身综合素质的重视与提升。所以,新时期下的机关单位行政领导亟待巩固专业理论知识学习,注重工作实绩,突出理论联系实践,在实际工作中将全新的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及管理方法运用到工作中,从根本上提升管理效率。

(三)基于创新角度实施危机管理

懂得于危机中发现新机遇并将其视为磨练机会,是当前社会对当代机关单位提出的新要求。“危机管理”即指企事业单位内部所实行的危机调控、危机动态分析、危机处理和危机决策等等。伴随着体制改革的管理创新,面向社会各企事业单位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新方向。所以,机关单位亦当立足于创新与前瞻的视角下来实施危机管理,在管理理念中加入危机管理意识,坚持以创新为导向,才能面对与适应不断更新地挑战。

结语

综上所述,就目前机关单位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而言,我们亟待运用一些现代管理方法来优化机关单位的管理模式和管理体系,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以不断提升管理效率。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行政管理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提升机关单位的运行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参考文献

[1]杜建军.论现代企业行政管理[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06)

[2]罗宾斯.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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