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共8篇）

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篇1

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我国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的关键性缺陷主要是出资人缺位问题、人事制度及扭曲的激励约束制度问题和风险管理制度缺失问题,战略投资者加入之后对这三方面的缺陷都有改进作用,有利于国有银行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但是囿于我国金融基础性制度的缺失和地方政府干预金融的政治体制缺陷,战略投资者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状况

关键词:战略投资者国有银行公司治理

引进战略投资者已经成为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战略的一部分,以“股权”换机制,通过战略投资者的压力来促进国有银行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的共识但是,中国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的关键性缺陷是什么?战略投资者能否对改善这些关键性缺陷有所作为?制约战略投资者在国有银行公司治理方面发挥作用的因

素有哪些?

战略投资者,根据目前银监会的定义,都是在金融领域运作的国际大型金融企业,他们通过长期持有所进入银行(或企业)的股权,以资本合作为基础,在管理、业务、人员、信息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层次的长期合作一般要委派代理人有效参与所入股银行的决策,非常注重在银行公司治理水平方面的提高

一、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的关键问题

(一)出资人问题

国有银行公司治理问题,既是代理人问题,更是出资人问题,只有负责任的出资人,才能选出负责任的代理人,如何确保国有银行出资人责任到位、如何完善出资人的激励约束机制,是目前我国国有银行公司治理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在这一轮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改革之前,“公有制”的银行产权就

如同“空有制”,“多龙治水”般的政府主管部门在对国有银行大行权力之时,根本没有谁为此承担责任因此,在国有银行的改革实践中,建立一个效率高、能实施的保障国有银行资产保值增值的产权结构,是四大国有银行改革的首要问题

清华大学的宁向东教授在多篇文章中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来自产权主体的‘原动力’,‘原动力’缺乏,即使公司治理中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等机制设计得再精巧,也没有用,一部机器,它的齿轮传动装臵即使再好,没有‘原动力’来带动它,也是转动不起来的”(宁向东,1999)所以,如何使国有银行的出资人代表“人格化”,有自然人来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是改革设计中的最根本问题

目前,在对中行、建行注资时,已经明确中央汇金公司是改制后的国有银行的主要出资人,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并没有明确出资人的责权利,也没有建立对出资人的市场化的考评机制,将银行的经营业绩作为考评汇金公司负责人的主要指标;也没有给予汇金公司充分的选择代理人的权力和足够的激励和约束;在“出资人”人格化的问题上还没有到位

一方面是出资人“缺位”,另一方面又是出资人“越

位”,政府历来有干涉国有银行人事安排和信贷流向的“传统”,据统计,国有银行的坏账中,有30%是政府的干涉造成的

(二)人事制度问题和扭曲的激励约束制度

目前,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主要领导的任免权事实上仍在中央,银行内部党委书记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控制着人事任免权,尽管已经建立了董事会等现代银行的治理架构,但事实上,人事管理权并不在董事会,董事会是“摆设”,在党委会决定了的事情再由董事会形式上“通过”一下

《党章》规定,企业中的党组织是政治核心,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是在重大问题上把关定向,对重要人事决策是参与,不是由党来代替决策《党章》和《公司法》并没有矛盾

我国国有银行的下一级银行行长级领导是由上一级银行来任命,选拔考核的办法基本上是按照选拔官员的方法选拔银行家上级部门有很大的选择权力,但并不对选择的结果承担责任所以他们不可能有真正的积极性选择那些最有才能的人(这就是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廉价投票权”),去发现那些最有才能的人

下级行由于存在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内部经理的任命存在同样的困惑,行长在任命管理人员时,更多的是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控制问题,而非本行的利润(行长的收入分合同收入和控制权收入,以控制权收入为主),这样能够进入管理层的员工并不一定是能够给本行带来最大效益的人,而是行长放心的人这些人进入管理层后,当然是“惟行长马首是瞻”,而且在工作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不被开除,就能享用银行员工应有的待遇

所以,人事制度问题,直接导致了国有银行扭曲的激励约束制度,很多文章在论及我国国有银行存在的激励约束问题以及提出改进建议时,总是以西方商业银行的经典模式为比照,尤其以英美市场经济中的模式为蓝本其实,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党组织任命的人事制度、“官本位”文化是激励约束制度的外部环境,如果外部环境不进行改革,照搬再好的激励约束制度也是没有用的

(三)风险管理问题

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特征中的核心,不同于一般公司制企业的特殊性目前,风险管理已经成为现代商业银行的核心职能,成为商业银行的生命线美联储副主席RogerW.Ferguson,Jr.认为:“银行因为承担风险而生存和繁荣,而承担风险正是银行最重要的经济功能,是银行存在的原因”银行的风险性主要是两个方面:

1、银行合约的信息不对称

从存款人和银行之间的合约来看,由于存款人是大量的而且分散存在,存款人之间存在的“搭便车”的动机使得存款人对银行的监督积极性很差,国有银行的存款是国家用政权的信用来担保的,这将更深层地弱化了存款人对国有银行监督积极性从国家股东和银行管理者之间的合约来看,由于银行产品的特殊性和银行资产的不透明性,国家股东想通过签订和执行激励合同或者通过使用投票权来约束银行管理者、影响银行的经营决策比一般公司股东的成本来得更大作为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结果,银行管理者存在投资于高风险项目的动机更严重的是,资产的不透明和信息的不对称使得管理者能够更加隐蔽和快捷地转移银行的财富——如果管理者有这样的动机的话由于一直以来国有股东本身非“人格化”

和易被“欺负”的特性,国有银行的管理者面对这样的“诱惑”的程度更甚于一般私有银行这是目前我国国有银行的管理者转移资产犯罪屡见不鲜的原因

2、现代金融经济的复杂性

现代经济是一种金融经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银行又是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经济本质是上一种虚拟经济,虚拟经济的特性是风险性,所以,现代银行规避风险的技术层出不穷,这是金融经济风险性的必然反映

目前,我国的国有银行的管理者“监守自盗”的问题比较严重,银行业的大案要案频发;另一方面,风险管理制度、风险工具、风险技术以及风险管理人才和风险文化都不够,不良贷款率很高

以上三个方面问题是我国国有银行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关键性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二、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积极影响

(一)对“出资人问题”的积极影响

沈联涛等学者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中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建立强大的和运行良好的产权制度框架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强大的产权制度框架之上当前中国银行业最稀缺的是所有者约束,因此,引进战略投资者某种程度上就是引进一双眼睛来盯住银行资产,建立约束机制,而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国家”某种程度上“搭”战略投资者的“便车”这也是在国有资产体制改革设计中一些学者的主张

战略投资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逐利,它们除了带来资本约束外,还带来了“老板”的压力,它们会能动地利用股东的

申诉机制、甚至威胁向市场公众股东公开矛盾纠纷以向占优势的国有股东或管理层形成压力,使得管理层不得不把战略投资者的利益放在考虑的重点上,比如新桥入股深发展就掀出了深发展巨额15亿元问题贷款在新桥发现这15亿问题贷款后,深发展的外资代表韦杰夫不按中国银行业传统的江湖规则出牌据深发展人士透露,韦杰夫表现得决不手软,坚持要用法律的手段解决,最终把深发展的原总经理周林告进了监狱

另一方面,在单一的国有股权结构下,国有商业银行难以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与内控机制,也难以按照商业化、市场化来运作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就会产生一种效应,即一方面政府和银行必须逐步放弃行政干预,改善内部治理结构另一方面银行要建立起科学的运作方式、财务制度、管理制度,进一步实现股份多元化,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实际上,银行业要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其对股东结构是有特殊要求的,我国目前引进的战略投资者都是国外知名的金融机构这种股东身份有利于国有银行建立较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有人会问,境外的战略投资者持有的少量股份能发挥大作用吗?以光大银行为例,亚洲开发银行刚进入光大银行的时候也只持有少量股份,但是在董事会中发挥的作用却很大,超过了其股权占比所应发挥的作用其道理就在于:在现行条件下,我们可以忽视国内股东 的权益和要求,但却不能无视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权益和要求,也就是:洋人的“敲打”更管用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要求和建议更代表了国际惯例和法律规范

第三,宁向东认为:“股东大会的斗争、股东之间对于表决权的争夺,在很大程度上对董事会和经理形成压力,如果由于董事会的懈怠和经理人员的渎职而使公司业绩下降,有关当事人往往会被股东大会赶走,他们的声誉会一落千丈”(宁向东,1999)这是美式公司治理的重要的一道防线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在股东之间引入竞争机制,从国际经验来看,股东之间的竞争产生倒逼机制,促其治理结构加速转变,从印度国家银行的改革来看,引进战略投资者,引进竞争机制,促使了该银行的成功转变

(二)对国有银行人事制度及激励问题的影响

国有银行在董事会、高管层、监事会三会外,还有一个党委会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的原则还在坚持,引进战略投资者有利于实现对党委的制约,有利于真正维护现代企业制度的架构战略投资者也许没有能力在董事会上推翻党委会的决议,但是,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后的党委会会议中,其重大决议不得不考虑战略投资者的反应,以前的决策机制就被打破,董事会 的力量就被重塑

“中国金融改革最紧迫的任务是结束对银行管理层的行政任命机制,用市场化的方式招募和选拔银行和国企的高级管理人员,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1

《财经》报道:建行郭树清董事长承认:在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后,假如占到一定股份的战略投资者提出要派一个副行长或其他高管,则不可能用“中管干部”的资格去限制了事实上,各大国有银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后都已经设臵了类似于副行长级的位臵“虚位以待”国外的高管人员,这些人员的进入必然是对原有人事制度的一种打破,他们作为外方代表,不会服从于中方的管理方式,对于董事会力量的重塑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必然会悄悄地改变中方原有的用人制度和用人文化

所以战略投资者对现有的人事制度是一种冲击,是对“官本位”文化的一种打破,从某种意义上说,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引进一种商业文化,文化的力量会慢慢渗透,最终重构原有的文化

(三)战略投资者有助于国有商行的风险管理的制度建设

和风险治理能力的提高

战略投资者在提升中资银行内控和风险管理水平方面的作用,可以预期在以下几个方面:

通过改善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促进风险管理组织变革战略投资者投资中资银行,为了有效参与所投资银行的战略决策和经营决策,他们要派遣董事进入银行董事会,派遣高层管理人员进入银行高级管理层他们希望派遣的董事能在一个规范高效运作的董事会中发挥作用,这必然关注董事的选聘程序和董事会成员结构,要求对董事会运作的基本规则和程序进行规范对内部董事和外部(独立)董事职责的清晰界定,这无疑有利于中资银行建立起规范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这将为中资银行风险管理组织变革奠定制度基础

另外,通过参与风险管理决策改善风险管理决策机制;参与风险管理和控制将推动中资银行对先进风险控制技术的运用;通过培训和交流促进我国风险管理人才队伍的成长;通过传输银行业务发展新理念促进中资银行全员风险管理文化的发展

据报道:建行在引入美洲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后,公司治

理的框架中开始设立董事会下属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而且,正在建立风险垂直管理体制,将设立首席风险官,负责全行风险管理系统的组织、运行和垂直管理此外,建行正在引进先进的风险管理手段以加强对信贷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衡量、控制和管理

三、战略投资者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状况

(一)从制度经济学的原理来看,国有银行不能脱离金融生态环境而独立生存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中最主要的问题是金融基础性制度的缺失(易宪容,2006)

基础金融制度生成的最有效方式,是一个利益相关者进行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并以各方的妥协和让步实现均衡,从而对制度的安排达到最终同意的过程基础性金融制度需要社会公共博弈来生成,而这种过程是通过民主决策程序,由各个利益主体参与提供相关信息,并以制度重复博弈方式充分反

映各方的利益诉求,从而产生制度制衡而在我国的制度决策中向来是政府主导,精英决策,在我国的决策文化中,也向来鲜见民主的传统

基础性金融制度的缺失,导致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不好,大家知道,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股市却成了一个畸形儿而四大国有银行改革,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架设“三会”机构,这些都是一些工具性的制度,能否与目前的金融生态环境相兼容,仍是个问题,古语云:“南橘北枳”就是讲引进的东西要与环境相兼容的道理要重构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必须改进我国的基础性金融制度的生成方式,增加良性制度的供给

(二)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战略投资者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我国国有银行的问题本质上是体制和制度问题,其核心表现是:政府干预的介入面和程度没有跟随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而相应缩小和弱化,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二十几年的改革中,政府尽管一开始就强调“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但事实上,政府支配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政府的利

益也在不断增加,尽管计划经济已经远去,但政府自觉不自觉地并没有放弃对资源配臵的支配力,很多地方上项目不是银行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做法是,政府的领导班子开“办公会议”决定项目,要银行给予支持,目前各个地方在进行国有企业的“改制”,一些民营企业在政府的授意下,大量收购一些地方国企,但所用的资金大部分是银行的贷款,给银行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在现行金融体制下,地方政府争夺国有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事实上是一种高收益、低成本的理性选择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以地方GDP的增长为考评,决定政府官员的升迁,所以地方政府官员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竞争,经济增长的竞争最终演化为替企业争夺银行信贷资源,这样,国有银行是很难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的

所以银行改革的必须转变政府职能,而不仅仅是银行本

身,银行业的改革是无法脱离现有的政治体制环境而进行空中楼阁似的改造,一个健康高效运行的银行业,一定需要一个完善有效的外部体制环境外资引入对这个体制环境有一定的“冲击”作用,但绝对不可能是主导性作用,体制不革新,所谓的战略投资者最终也会蜕变成财务投资人国有银行的改革依然是“物理变化”,而永远难成“化学变化”

注:

1查尔斯·古德哈特,曾晓松:《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未来之路》,银行家,2005年第9期.参考文献:

(1)杨群,杨柳.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研究J.新金融,2006,4.(2)易宪容,卢婷.基础性制度是金融生态的核心J.经济

社会体制比较,2006,2

(3)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看国有银行改革J.银行家,2005,11.(4)对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几点看法J.银行家,2005,11.(5)欧明刚,石弦.印度国家银行在改革中前进J.银行家,2005,11.(6)窦洪权.银行公司治理分析J.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版.(7)国有资产管理与公司治理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版.(8)Bernadell,Carlos,Coche,JoachimandNyholm,Ken,“YieldCurvePredictionfortheStrategicInvestor”(April2005).ECBWorkingPaperNo.472.(9)ShaominLi,LarryFiler,“TheEffectsoftheGoverna

nceEnvironmentontheChoiceofInvestmentModeandtheStrategicImplications“(May2006).JournalofWorldBusiness

(10)ErikBerglof,Ernst-LudwigvonThadden”TheChangingCorporateGovernanceParadigm:ImplicationsforTransitionandDevelopingCountries“(May2003).ConferencePaper,AnnualWorldBankConferenceonDevelopmentEconomics,WashingtonD.C.(11)JoelS.Hellman,GeraintJones,DanielKaufmann.”FarfromHome:DoForeignInvestorsImportHigherStandardsofGovernanceinTransitionEconomies?"(June2004).ConferencePaper,AnnualWorldBankConferenceonDevelopmentEconomics,WashingtonD.C.

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篇2

一、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1、化解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中普遍存在的股权结构矛盾

通过现金换股权的方式和增发新股方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 都会使国有商业银行大股东汇金公司的持股比例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改变其“一股独大”的局面, 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由高度集中模式向具有一定集中度, 存在相对控股股东的模式演变。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 不同模式的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产生一定影响。我们将股权结构分为三种模式:一是股权高度集中, 控股股东拥有公司股份的50%以上, 对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二是公司拥有较大的相对控股股东, 同时还拥有其他大股东, 所持股份比例在10%与50%之间;三是股权高度分散, 公司没有大股东, 所有权与经营权基本完全分离、单个股东所持股份的比例在10%以下。这三种类型的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影响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股权结构的理论、实践与创新》郑德程、沈华珊、张晓顺:经济科学出版社, 略有改动。)

如表1所示, 过高的股权集中度或者是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对激励机制、监督机制、代理权竞争和外部市场接管的作用基本都是弱效应, 也就是公司治理效率低。而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通过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股东权利关系, 监督机制、外部市场接管作用强, 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激励机制和代理权竞争, 公司治理效率相对较高。

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 股权结构由高度集中, “一股独大”向有一定集中度、存在相对控股股东的模式转变, 有效于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效率。而且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 他们作为商业银行的股东、出资人, 其责任、权利明晰, 不存在出资人缺位的问题, 能较好地化解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

2、新进股东在董事会的话语权可以促进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

境外战略投资者由于持有一定数量的股票, 必然要求进入银行董事会参加公司治理, 有助于促进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目前参股商业银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大都向商业银行派驻了董事, 虽然在国有银行的董事会中仅有1-2个席位, 但是这些新增具有专业素质的董事, 不仅有能力在更多新的领域为国有商业银行提供咨询服务, 还可以帮助银行有效避免行政干预和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干扰, 使银行变成有自我约束能力、追求利润最大化、进行独立商业化运作的机构。为维护自己作为的股东利益, 他们必然会敦促经理人增强对股东利益的责任心, 他们对经理人的监管能有效减少“内部人控制”, 其它中小股东也能因此“搭上便车”。实际上国有商业银行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大都已经向参股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派驻了资深的职业经理人, 他们在与国内经理人合作与竞争的过程, 有利于提升商业银行经理人竞争意识和风险管理水平, 有助于提高银行经营绩效。

3、促进国有商业银行上市, 增强外部监督

按照银监会《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 国有商业银行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必须具备条件之一是有丰富的金融业管理背景, 有成熟的金融业管理经验、技术和良好的合作意愿。引入这类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向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 提高市场投资者的信心, 有助于促进其成功上市。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意味着加强了市场的外部监督。

证券市场严格的、持续的信息披露制度将上市银行内部人的行为充分暴露在公众面前, 能够对内部人形成一种有效的自我约束, 使得内部人的行为得以规范。可以说, 严格、持续的信息披露有效地改善股东和经营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减少滋生“内部人控制”。应当说, 在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 国有商业银行通过海内外上市, 强化外部的、市场的监督, 是提高其公司治理有效性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途径。

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分析

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也是政府鼓励国有商业银行积极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初衷。不过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不代表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就一定会得到提升, 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有效性取决于三方面:一是选择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具有参与银行公司治理的能力;二是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参与银行公司治理的动力;三是是否有相应的制度安排约束境外战略投资者履行真正的战略投资者的角色。处理好这三方面的关系, 才能保证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实际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过程中, 由于未能处理好这三方面的关系, 影响了其有效性。

1、选择对象把关不严, 引进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大部分是财

务投资者, 可能不具有积极参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和能力

国有商业银行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大部分并不是完全符合银监会规定的具有丰富的金融业管理背景, 同时要有成熟的金融业管理经验、技术和良好的合作意愿的外国金融机构, 而是具有投机性质的财务投资者。如参股中行的淡马锡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就是一家典型的政府投资公司;苏格兰皇家银行在欧洲也是以投资和收购策略著称, 此次他对中行的出资来自对持有西班牙SCH银行的股权出售收入。再如参股工行的高盛集团也是一家以套利为目的的投资银行, 最初签订的谅解备忘中就有“高盛退出”的相关协议。这些财务投资者关注的是资本短期投资回报, 可能不具有积极参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积极性, 其能力也是值得怀疑的。

2、入股比例过低, 战略投资者缺乏对参股银行管理与监督的动力

虽然银监会出台的五个条件之一是投资所占比例不低于5%, 但实际上国有商业银行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并没有按标准严格执行, 除建行外基本符合标准要求外, 其它两家国有银行均不达标。参股工行的安联集团和美国运通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2.5%和0.5%, 而参股中行的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则更低, 分别为1.6%和0.24%。

入股比例低, 境外战略投资者可能缺乏足够的动力参与或者监督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穆迪投资2005年6月发布的关于中国银行业的报告认为只拥有少数所有权的战略投资者可能不会有强大的动力向中国的国有银行提供技术和管理意见。

3、对未来增持股份的价格约定不合理, 战略投资者可能蜕变成财务投机者

以建设银行为例, 建行大股东汇金与美国银行协议约定, 2007年8月29日之前美国银行的行权价均为全球发售项下的每股发售价, 之后以招股价为标准逐步增加, 幅度由103.00%逐步上涨到118.10%。建行的招股价是2.35港币, 也就是美国银行的行权价在2.42-2.78港币。将来若建行H股股价走强, 就意味着美国银行可以以越来越高的折扣买入建行。套利空间不断增加导致境外战略投资者套现的冲动也会不断加强。锁定期限到, 所谓战略投资者很可能会被套利空间诱惑, 抛售变现, 蜕变成财务投机者, 未能真正发挥战略投资者参与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和实际经营管理的作用。

三、提高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公司治理有效性的政策建议

1、国有商业银行要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选择合适的战略投资者

商业银行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前, 首先必须明确引资的目的是什么?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对方能给我们什么?要对拟引进的对象进行仔细的甄别, 判断对方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战略投资者”;弄清对方入股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对方的业务范围与实力。应该从银行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 谨慎选择战略投资者。理想的战略投资者具有与商业银行一致的战略目标, 实力雄厚且有丰富的银行业管理背景, 有成熟的管理经验、技术;业务范围与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避免合作过程产生业务和利益冲突, 有利于双方实现长时间的、深入的合作。

2、在控制风险的前题下, 适当提高单个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比例

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境外战略投资者时应该遵循“宁缺勿滥”的原则, 引入的单个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入股比例必须达到5%或者以上, 保证其具有足够的动力向国有商业银行提供更多技术和管理意见, 真正对银行管理负责。此外, 建议政府对于外资入股比例的限制可按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类别区分对待。对于规模较小、股权结构相对比较分散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 按目前20%的单个外资入股比例也存在丧失控股权风险;而对于规模庞大、股权结构相对单一, 由汇金公司控股的国有商业银行不存在控股权丧失的风险, 银监会可以适当放宽对单个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入股比例限制, 使其具有足够的动力参与或者监督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

3、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 防范战略投资者蜕变成财务投机者

判断对方确实符合一个“战略投资者”的要求后, 国有商业银行在具体引资谈判过程中还要重视制度安排。合理的制度安排能防范战略投资者蜕变成财务投机者, 约束其履行战略投资者的角色。例如, 我们认为对于未来增持建行股份的价格约定应该以市场价格作为参考更有利于约束美国银行履行战略投资者的角色。未来美国银行若选择行使期权, 这意味着它看好建行的长远发展, 愿意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增持股份, 增持后它不可能马上抛出, 因为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购入的股份在短期内没有多少套利的空间, 它增持股份不是为了短期盈利而是为了增强它在建行的话语权, 进一步参与建行的公司治理, 获得远期的回报。当然它也可以放弃行使购入期权, 甚至可能在二级市场上将前期购入的股份抛售, 使其持股比例下降, 对应其在建行中的话语权减低。通过将未来增持股份与市场价格锁定, 可以有效地防止境外股东假借“战略投资者”之名, 实际扮演投机者角色, 通过低价增持股份转手在二级市场抛售获利。

4、引入模式多元化, 抑制合作过程双方信息不对称

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模式单一:现金与股权的交换。这种模式下, 境外战略投资者现金购买股权, 参与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 可以获得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信息;反观国有商业银行无法参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经营管理, 无法获得其内部信息。两者信息严重不对称, 国有商业银行甚至于无法判断境外战略投资者提供管理与监督是否充分。可以鼓励国有商业银行通过互相持股的模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 加深双方合作的程度, 抑制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有效约束战略投资者角色的履行。

摘要：引进战略投资者作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重要途径之一, 自2005年6月起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开始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文章在分析了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产生的积极影响基础上指出现实中存在影响境外战略投资者参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因素, 最后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境外战略投资者,公司治理

参考文献

[1]谢平、陈超: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定价机制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 2008 (5) .

[2]吴念鲁:对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及上市的评析[J].银行家, 200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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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篇3

关键词：境外战略投资者 商业银行 公司治理

我国商业银行由于在单一股权结构下长期存在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经营效率低下、风险意识淡薄、管理体制落后和监督体制缺失等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金融业全面开放的背景下，中资银行又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环境，因此亟须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改善落后的公司治理情况。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则是本轮银行业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

国内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目标可概括为“引资”与“引智”两方面（吴念鲁，2005）：一来充实资本，二来推动股权结构多元化、加大对管理层的约束，借助其业务指导，以提高银行盈利水平和资产管理能力。

在监管层的鼓励和推动之下，自1996年光大银行引入亚洲开发银行起的十年内，全国已有23家商业银行引进共33家境外战略投资者，投资总额达212.5亿美元 。然而，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否发挥了预期的治理作用？其治理作用取决于哪些因素？怎样才能最大化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治理效果？本文选取国内14家商业银行自2003年至2011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战略投资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对转型经济国家银行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上。

Bonin， Hansan和Wachtel（2005）对中东欧11个转型国家在1996年至2000年间的856个观测样本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外资控股——尤其是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银行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率，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数量也高于其他国内银行，此外这些机构还向客户提供了更为优质的服务。然而，Haben（2005）对墨西哥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银行业改革的研究却表明，尽管墨西哥自1997年引入外资以后，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提高、不良贷款率降低、盈利能力增强，但受制于墨西哥国内脆弱的合同权利保护体系，境外战略投资者处于审慎经营考虑而不愿意向居民和企业发放过多信贷，银行业在宏观经济中的融资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在国内学者中，主流观点认为引入境外投资者能够帮助中资银行完善治理结构。王一江、田国强（2004）通过中、日、韩三国银行业的比较，认为引进外资是实现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战略选择。吴念鲁（2005）认为，引进真正的战略投资者不但能增加资本，还能带来很好的合作效益与合力效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竟争能力。

但也有一部分国内学者对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持保留意见。郑良芳（2005）列举了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几种动机，认为不应高估境外投资者的作用。史建平（2006）质疑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必要性， 同时也对引进外资可能带来的控制权问题和金融霸权问题表示担忧。王志伟（2006）认为外资银行持股中资银行部分股权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造成国内银行商业机密泄露，主张以公司治理结构改善为着眼点，引入国际通行的银行公司治理规范和管理专家来提高我国银行重组的治理效率。彭志忠、张娜（2007）从外资金融机构的投资目的、境外投资者25%的股权上限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接受程度三方面进行讨论，认为境外战略投资者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

二、境外战略投资者对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

为了检验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各类商业银行的治理作用，本文以国内14家商业银行 为研究对象，选用这些银行从2003年至2009年的年度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与各商业银行对外公布的年报。

通过实证检验，本文要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否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二，境外战略投资者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作用与哪些因素相关？

（一）变量选择

1、因变量 考虑到银行经营必须兼顾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本文选用三个指标作为因变量：

（1）ROA，资产收益率 ，反映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

（2）NPL，不良贷款率，反映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

（3） CAR，资本充足率，反映商业银行的清偿能力。

2、解释变量 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数量、持股比例以及持股年限等多重因素都会影响这些机构的治理作用。因此，本文选择以下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1）Num_FSI，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数量；

（2）Share_FSI，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总和；

（3）Yr_FSI，境外战略投资者累计持股时间，以年为单位；

（4）Rshare_FSI（1），第一大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相对持股比例，即第一大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占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总和的百分比。如果银行只引进了一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则该比例为100%。

3、控制变量 银行的资产规模和经营策略是影响银行绩效的重要因素，所以本文选择以下两个控制变量：

（1）Lasset，资产总额的对数，控制银行规模；

（2）Rloan，贷款在总资产中的比例，控制银行经营策略。

（二）模型建立

针对本文提出的问题，笔者首先建立如下混合数据模型：

（3.1）

其中，Gov是衡量商业银行治理水平的各个因变量，在实证检验中分别代入ROA、NPL和CAR；Explain是解释变量矩阵，在检验中代入Num_FSI、Yr_FSI、Share_FSI和Rshare_FSI（1）中的单个或多个变量；Control是控制变量矩阵，在检验中同时代入Lasset和Rloan；下标i表示第i家银行，t表示第t期。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笔者共进行了五组实证检验，每组检验都包括以ROA、NPL、CAR为因变量的三个回归方程：第1至第3组实证检验单独考察了Num_FSI、Yr_FSI和Share_FSI对因变量的影响；第4组实证检验综合考察了上述三个解释变量的联合作用；在第5组实证检验中，变量Rshare_FSI（1）代替了变量Share_FSI。所有检验均采用截面固定效应和横截面加权法进行估计。运用EViews 6.0计量软件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如下：

检验1结果表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数量同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资本充足率显著正相关、与不良贷款比率显著负相关。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有助于商业银行提高盈利水平、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率，这种治理作用在引入多家境外战略投资者时得到加强：就“引资”而言，由于国内银行大都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引入外资，因而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数量越多，短期内对资本充足率的提升作用越明显；就“引智”而言，管理者可同时借鉴多家战略投资者的经验，探索出最适合中国金融市场现状和自身发展战略规划的经营管理模式。

检验2结果说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累计持股年限同银行资产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与不良贷款比率显著负相关，与资本充足率正相关但统计不显著。累计持股年限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国内银行与外资的战略合作意愿与合作深度：只有当境外战略投资者具备长期合作的意愿，投资双方才会有全方位合作的动机，境外战略投资者不仅满足于扩大自身经营网络，还会注重提升参股银行经营的效率。

检验3结果表明，提高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能改善银行治理，但是统计显著性低于前两个解释变量。股东通常只在持股比例达到20%以上后才能对被投资方产生重大影响；但根据我国现行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单家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商业银行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家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之和不能超过25%。外资持股上限的规定弱化了境外战略投资者积极履行股东责任、影响国内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动机，这是本组检验结果的统计显著性低于前两组的主要原因。

检验4的结果则显示，在Num_FSI、Yr_FSI和Share_FSI同时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变量Share_FSI的系數均由正变负，统计不显著。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是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外资持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25%的规定下，国内银行若引入多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则每一家的相对持股比例的下降，从而降低了这些投资者对参股银行经营决策的影响力、也削弱了其参与被投资方公司治理的积极性。

检验5在检验4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用变量Rshare_FSI（1）代替了Share_FSI，分析角度从境外战略投资者股权比例总和变为第一大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相对持股比例。本组检验结果与前一组基本吻合：即在外资持股上限的外部约束下，引入多家战略投资者的治理效应并不比只引入一家战略投资者更强。

三、总结与建议

实证结果证明，在国内银行业改革中，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引资”、“引智”的目的初步实现。但是，由于在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仍受到制约，境外战略投资者难以进一步发挥治理作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还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国内商业银行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的现状。

所以，要继续加强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治理效果，目前亟须放松关于境外战略投资者最高持股比例的规定。具体而言，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资持股比例上限的设置应在国有股不丧失控制权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区域性商业银行，则可以进一步扩大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份额，以维持这些机构的治理意愿并激励它们积极履行监督责任。

参考文献：

[1] Bonin， J.P.， I. Hanson and P. Wachtel， “Privatization Matters： Bank efficiency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5. 29（8， 9）： p. 2155

[2] Haber， S.， “Mexico's Experiments with Bank Privat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1991—2003”.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5. 29（8—9）： p. 2325—2353

[3] 彭志忠、张娜：《战略投资者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经济纵横，2007（2）：p. 54—56

[4] 史建平：《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应慎重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财经科学，2006（1）： p. 7—13

[5] 王一江、田国强：《不良资产处理、股份制改造与外资战略——中日韩银行业经验比较》。经济研究，2004（11）：p. 28—36+68

[6] 王志伟：《银行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模式和治理效率》。金融与经济，2006（7）：p. 7—10

[7] 吴念鲁：《对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及上市的评析》。银行家，2005（9）：p. 10—13

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篇4

一、薪资制度调整的必要性

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自己的形象，护肤、彩妆已经成为现代女性每天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使用护肤品的男性消费者也日渐增加，化妆品已经成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化妆品行业就在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中迅速发展，成为目前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相对利润丰厚、销售规模庞大、发展迅速的一个行业。中国的化妆品市场巨大，且增长迅速，越来越多的国际知名化妆品品牌进驻中国，包括一线护肤品牌雅诗兰黛、倩碧，彩妆品牌香奈儿、阿玛尼等纷纷改变曾经只进驻北上广的营销战略，开始向全国各大城市辐射业务。这是一个劳动力密集的行业，化妆品的现场销售模式决定了“人”在整个销售过程的重要性。随着行业内竞争日益激烈，该行业内对优秀美容顾问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建立一套合适的店铺薪资制度不仅可以用来实现销售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这也是实现DHC在大鳄林立的化妆品行业生存的必要条件。

二、变革前薪资制度及分析

(一)变革前薪资制度

DHC变革前店铺薪资制度自2007年初开始实行，同时段，公司开始实施实体店铺快速扩张的整体战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力资源部从招聘、培训、薪资制度等多方面进行支持。薪酬方面，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招聘大量优秀美容顾问，公司制定了以岗位工资、补贴、提成为主体的薪资制度，具体如下:岗位工资:以当地前一年度的最低社保缴费基数为基础，将全国城市分为四类，设定一线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的基本岗位工资为2500，设定二线城市(以较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为主)的基本岗位工资为2000，设定三线城市(其他省会城市、多数地级市、及较发达县级市)的基本工资为1500，设定四线城市(剩余其他城市)的基本工资为1200。补贴:根据员工上班天数，每工作一天补助车贴、餐贴20元。销售提成:采取全店提成方案，在店铺月销售额达到公司指标后，店铺员工对指标以上部分销售额进行提成，提成比例根据超标比例逐级增加。以绍兴某商场专柜为例，根据城市划分，绍兴市区员工基本工资为1500元，该专柜于2008年5月开业，预期销售额为平均18万/月，专柜配有美容顾问3名。截至2010年4月，统计得出月平均销售额为18.5万，美容顾问税前工资1800—2800之间浮动，其中，工资较高月份集中在5月、10月和1月，主要由法定节假日三倍加班工资组成。

(二)变革前薪资制度分析

经过与商场同行业员工工资对比，DHC美容顾问的薪资水平较市场水平偏高，尤其基本工资部分，甚至达到某些品牌的员工基本工资的两倍;而销售提成占整体工资比例较低。另外，因为公司采用销售提成全店平均的提成方式，所以店铺内部员工工资相对平均。企业工资的公平性分为两种:内部公平性和外部公平性。就DHC变革前的薪酬制度而言，这一薪酬制度具有很高的外部公平性，这使得公司能够顺利地在短时间内招聘到一批优秀的求职者。而内部公平性却无法在这一薪酬制度中有效显现，尽管在短时间内促成了店铺内员工的和睦相处和互相帮助，但长久看来，这不仅影响工作效率，同样不利于员工团结。整体来说，这是一种以工作为导向的工资结构，这种岗位工作制的特点为员工工资主要由其担任的岗位的重要程度、任职要求的高低等决定，这种工资结构的缺点是无法反映在同一职务(或岗位)上工作的员工因技术、能力和责任心不同而引起的贡献差别。在开拓实体店初期，公司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招聘大量优秀的美容顾问，因此较高的底薪政策能够快速吸引到大量优秀人才。同时，由于在开业初期，市场缺少DHC销售额的统计数据，多数求职者无法预估销售提成，因此提成比例的高低对求职者影响较小。所以该制度是符合该时期的公司战略，为DHC在全国各地成功开设专柜店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变革后薪资制度及分析

从2007年初至2010年初，公司经过3年的快速扩张后在全国形成了一张全面的销售渠道网络，基本实现大量发展店铺的目标。此后，公司战略不再以发展新店铺为主，工作重点向店铺维护倾斜，尤其以提高单店销售业绩为主。作为支持公司经营战略调整的薪资制度，公司对原制度进行了调整。为了实现这次调整，公司对当时行业内工资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DHC员工工资略高于同行业其他品牌工资;通过对部分内部员工的问卷调查显示，部分员工出现怠工现象，她们认为只要按正常工作时间上班，在节假日加班即可拿到不错的工资，而销售业绩不会对工资产生太大影响。于是在这样的公司政策背景及现状下，我们对店铺原有薪酬制度做了调整。

(一)变革后薪资制度

本次薪酬调整是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对整体工资结构作出的调整，目的在于提高员工销售积极性，将岗位工资制向绩效工资制过度。一般来讲，岗位工资制中由绩效带来的能力工资仅占全部工资单2%，二绩效工资制中，绩效工资占80%。应用到DHC店铺中，即要提高销售提成在店铺员工全部工资中的比例，同时适当调低基本工资在整体比例。另一方面，为了体现每位员工的工作效率与工作成果，销售提成不再全店平均，每位员工根据自己当月销售额进行提成。变革后薪资制度如下:仍以绍兴某专柜为例，本次调整后基本工资为1200元/月，根据商场往年月平均销售额18万，设立店铺目标销售额20万/月，分解至每位员工为6.6万元。为了增加销售提成占全部工资比例，公司将提成基数在目标销售额基础上下调20%，即个人销售额超过5.2万就可计算销售提成。每月店铺销售达到20万营业额，每位员工即可得到销售达标奖200-300元。

(二)变革后薪资制度分析

变革后薪资制度大幅度增加了绩效工资比例，更加重视员工的销售业绩，对员工工作内容起到了指导作用:需要员工在工作中付出努力，做好销售，才能获得相应对等的`薪资。新的薪资制度改变了前期吃大锅饭的现象，较变革前薪资具有更好的内部公平性，提高了员工做销售的积极性。但是这样的薪资制度一样具有缺陷:员工过分注重销售业绩，忽略了店铺其他事务，例如打扫卫生、盘点货物，甚至在部分店铺出现员工间争抢顾客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又从店铺制度方面对员工行为进行了规范。总体来讲，此次薪酬调整对提高店铺销售业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符合公司放慢扩张步伐，提高单店销售的整体公司战略。

四、结论

新公司法对银行业务的影响 篇5

2013年11月9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有效贯彻这一原则，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法》（我国的《公司法》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期间分别于1999年12月25日2004年8月28日和2005年10月27日三次修订。修订后的《公司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之后7年多时间再没有修订。）的决定。《公司法》修正案已于2014年3月1日正式实施。新公司法对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从修改内容、主要影响和应对措施三部分解读其对银行经营业务的影响。

一、公司法修改的主要内容

此次修改公司法进一步降低了公司设立门槛，减轻了投资者负担，便利了公司准入，为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提供了法制保障。公司法修订主要包括12个条款，涉及将公司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简化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等等，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对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另有规定的外，取消了关于公司股东（发起人）应当自公司成立之日起2年内缴足出资，投资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出资等规定；取消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出资的规定；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记载于公司章程。

二是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对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外，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不再限制股东（发起人）的货币出资比例。

三是减少对市场主体自治事项的干预，简化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不需要提交验资报告。

二、新公司法对商业银行经营产生的主要影响 公司法的再度修订，作为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无疑为投资者投资创业大开了方便之门，将该交给市场的交给了市场。但在整个社会诚信基础还尚待建设的情况下，也将对商业银行经营，特别是信贷业务产生重要影响。

（一）公司注册条件放宽了，但是银行调查、审查、贷后管理责任和难度加大了。

新公司法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逐步弱化了资本在公司成立、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企业的注册资本是企业经济实力的体现，注册资本登记方面带来的改革将尽一步考验银行甄别客户的能力。现行公司法根据公司类型的不同，分别有3万、10万、500万的最低注册资本限制，而新公司法实施后，除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这些限制都被取消，加大了银行发放贷款的风险和成本，势必对银行客户营销管理、信贷业务理念造成冲击，对银行信贷客户分类、准入、评定信用等级以及风险管理带来新的挑战。

（二）商事登记事项和手续简化了，造成企业信息与银行信息不对称，增加调查、审查难度。

新公司法实施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公司登记事项；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事项不再记载于公司营业执照上。公司营业执照所能够反应的企业信息越来越少。势必造成银行在调查、审查过程中与企业登记信息的不对称，调查、审查难度增加。

（三）取消验资手续，银行对企业注册资本到位情况失去有力依据，同时结算账户也将面临大幅减少。

新公司法实施后，减少了行政主管部门对市场主体自治事项的干预。最直接的表现之一是公司登记时，取消验资报告。因此，在方便企业注册登记的同时，使得银行对注册资本到位情况失去了有力的依据。此外，验资报告的取消，使得银行还将面临验资账户等结算账户的大幅减少。

（四）后续公司注册体制改革，对银行信贷业务调查、审查的实效性和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下一步公司注册体制改革的趋势是工商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相分离。目前已在广东、天津等省市试点。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一是改革营业执照制度。使营业执照成为单纯的工商主体资格凭证，不再是经营资格的凭证。即营业执照中不再表述经营范围；二是工商主体资格等级与经营资格许可各自独立进行，经营资格许可不再作为工商主体资格登记的前置条件；三是放宽工商主体经营范围的行政管理；四是住所与经营场所各自独立的登记管理方式。这项制度改革将增加我行信贷业务的调查、审查难度。

1、行政审批后置，加大了我行信贷业务调查、审查的专业性。改革前，行政审批为申领营业执照的前置条件，我行在调查、审查中只需查验公司经营项目在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和期限内，风险相对较低。改革后，行政审批均为后置审批或监管。因此，要求我行在调查、审查过程中，提高业务的专业性，重点审查企业是否具备相应的行政许可，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手续。如果企业未取得行政审批或许可，擅自经营，则会受到罚款、停业等行政处罚，影响我行信贷资金安全，因而调查、审查难度加大。

2、经营场所虚化，调查难度加大。

改革后由于商事登记部门不再收取场地租赁或产权等相关凭证，并允许多公司共用同一地址，可能造成虚假地址登记等问题。而企业住所或经营地址不仅是我行信贷业务调查的重要因素，也是民事诉讼中确定管辖权的重要依据，因此，要求我行在调查过程中加强对企业住所或经营地址的实地调查能力，加大了调查难度。

三、面对新公司法银行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迅速转变思想，快速对接新公司法，与时俱进，转变管理理念。随着新公司法的实施，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的概念逐渐被弱化。注册资本已经不是对公司实力判断的主要依据了。银行应当高度重视新《公司法》体现的立法精神及其价值取向，重新审视自身的管理思路、管理方式，把对公司客户的信贷论证及其管理从传统的资本信用基础转变到资产信用基础上来。银行信贷安全应着眼于公司履行义务和偿还债务的能力，更加关注实质的、可以变卖的真正可以用于债务清偿的资产，而不必过于看重公司的注册资本的实缴情况。银行要从自身债权及经营安全考虑，对信贷客户分类、准入、评定信用等级以及客户营销管理等制度要求及时调整。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要规定适宜的资本额度来选择客户，对债务人严格规定相关义务，借以实现新的权益平衡。建议在调查、审查过程中迅速转变思想，要从传统的资本管理向资产管理转变，相对弱化对企业资本的调查、审查，注重对企业实际控制的，可用于清偿银行债务的有效资产的调查、分析。

（二）通过社会各种征信系统了解公司客户的信息披露、诚信情况。信贷业务调查、审查过程中要及时掌握公司资信情况，不能仅依赖公司提供的报表、材料和一般的走访询问，动态通过工商登记资料、产权登记部门资料等多渠道加强客户管理。

1、充分利用现有的征信系统来了解客户信息，包括人行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应收帐款质押登记系统、全国法院被执行人查询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工商局网站、税务局网站、产权交易部门网站等。这里需要重点提示的是全国法院被执行人查询系统。通过系统查询法人和法定代表人（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及企业主）的诉讼信息，能够准确掌握企业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债权债务纠纷和及时动态，以及涉及我行抵押资产的查封、冻结和诉讼情况。

2、关注工商部门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系统的建设。配套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的改革，《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也将修改。针对企业的登记备案、报告、资质资格等信息的公示，工商将建立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系统，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

3、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要运用信息公示和共享等手段，将企业登记备案、报告、资质资格等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系统予以公示。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完善信用约束机制，将有违规行为的市场主体列入经营异常的“黑名录”，向社会公布，使其“一处违规、处处受限”，提高企业“失信成本”。

（三）加强对公司章程的调查研究，全面掌握企业股权、股本情况和公司治理结构。

银行信贷从业人员要关注新法学习，加大法律培训，熟知并掌握有关新规，严格业务依法合规经营。要严格法律审查，特别是更加关注公司章程。新公司法实施后，企业营业执照所能够反应的信息越来越少。但是，根据公司法的要求，公司章程就成为记录企业资本、股东、股本、公司治理结构等相关信息的重要文件。建议在业务调查、审查过程中，注重对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的收集、调阅和审核，加强对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记载要素的审核。

（四）严格对公司资产的调查、审查，通过合同条款的约束来保障银行贷款安全、加速公司资本到位。

1、出资期限。《公司法》修改后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另有规定的外，不再限制公司股东的出资期限，改由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记载于公司章程。因此在调查、审查及贷款发放过程中应注意：

（1）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另有规定，公司应执行。但若是监管部门，如银监会、人行另有规定，我们认为出于审慎的原则，银行在调查、审查该类公司时，也应注意公司是否执行了监管规定。如：小额贷款公司，银监发（2008）23号《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应真实合法，全部为实缴货币资本，由出资人或发起人一次足额缴纳。如融资性担保公司，银监会令2010第3号《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500万元，为实缴货币资本。再如金融租赁公司，银监会令2007第1号《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也规定，金融租赁公司注册资本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

（2）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不能长于公司的运营期限。

（3）为保障银行债权，必要时可同过合同条款的约束，如信用发放条件、适用条件、承诺义务条款来保障银行贷款安全、加速公司资本到位。如可约定：本笔信用发放的条件包括借款人股东认缴的资本足额到位；借款人、借款人股东承诺若借款人不能清偿任何一笔到期债务，借款人股东认缴的出资应即刻提前到位。若违反承诺，银行可采取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等制裁措施。

2、出资额。《公司法》修改后取消了对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规定，且取消了对首次出资额的限制。因此调查、审查及贷款发放过程中应注意：（1）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出资另有规定的，公司应执行。若是监管部门对公司出资另有规定的，出于审慎的原则，银行在调查、审查该类公司时，也应注意公司是否执行了监管规定。

（2）为保障银行债权，必要时可通过合同条款的设计来约束公司的分红，保障银行贷款安全。如可约定：在公司资本未足额到位前，若公司盈余分配红利，借款人、借款人股东承诺将红利直接转为资本金，提前缴付。

3、出资方式。《公司法》修改后不再限制股东（发起人）的货币出资比例，取消了原先货币资金不得低于30%的规定。因此在调查、审查及贷款发放过程中应注意：

（1）关注公司注册资本构成中有效资产的比例。如果股东认缴的出资中货币、房产等有效资产比例低的，则应审慎介入。

（2）对资产的价值，银行作为债权人享有评估请求权。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的规定，如果借款人的股东以非货币财产出资且未评估，银行认为股东出资不实，可请求法院进行资产评估（第九条）。如果评估价额低于公司章程所定金额，银行作为债权人可要求股东在应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当然，在银行实际业务操作过程中，可由银行准入的，且得到企业认可的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入账。

4、验资。《公司法》修改后取消了公司登记时须提交验资报告的程序，降低了企业的注册成本。但是无须验资，并非不可验资。做为债权人的银行可以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如果公司的资产权属不清晰，贷款人有权要求借款人提交专业机构的验资报告。而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因其出具的评估结果、验资或者验证证明不实，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处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外，在其评估或者证明不实的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五）加强对公司股东的监控，运用法律手段维护银行债权。

银行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一旦发现公司有违法、违背其公司章程及违约事项，银行要充分利用法律手段，通过法院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通报，借助网络手段查询、冻结失信被执行人资产，通过行使不安抗辩权、撤销权、代位权等及时依法维权。

1、强化合约管理，利用借款合同、合作协议等有效法律文件，保障我行合法权益。

建议在信贷业务调查、审查过程中，对涉及公司实收资本、股本、验资等新公司法中相对弱化的有关信息，我行可与企业协商，按照我行现行信贷制度要求在借款合同、合作协议、监管协议等有效法律文件中增加限制性条款或约束条件，通过法律手段保障我行合法权益，保障信贷资金安全。

2、积极运用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或称为“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规定，保障银行债权。

《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现实生活中，有的股东滥用权利，采用转移公司财产、将公司财产与本人财产混同等手段，造成公司可以用于履行债务的财产大量减少，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银行在必要时可通过运用这一制度来保障利益。

3、积极运用《公司法》解释三等多项打击股东未尽出资义务的规定，维护银行债权。

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各国的立法者都规定了一系列的资本规范法律，学者们将其归纳为“资本三原则”，即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的原则。我国现有法律对打击股东破坏资本三原则的规定有：

1、“两虚一逃”罪。《刑法》第158、159条规定的虚报注册资本、股东虚假出资、股东抽逃出资罪应明确仍旧适用。

2、《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公司法》解释三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还限制了股东在出资民事责任中的抗辩。首先是诉讼时效抗辩的限制，明确规定股东的出资义务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不得以该义务已经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其次是身份抗辩的限制，即股东不得以自己仅为名义股东来抗辩出资义务的履行，即使其为名义股东，其也应履行出资义务。且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时，该笔出资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也属于股东等责任人的赔偿范围。

（六）积极追索未尽勤勉义务的公司高管、董事的责任，维护银行债权。

1、《公司法》规定，公司高管、董事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有此种情形，银行可积极协助企业索偿，同时约定索偿所得优先用于归还贷款。

2、积极追索公司高管、董事在股东出资中未尽勤勉义务的责任。《公司法》解释三规定，增资过程中股东未尽出资义务的，违反勤勉义务的董事、高管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抽逃出资时协助股东抽逃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管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等。

（七）加强与地方性的工商、税务、产权登记等职能部门的联系，加大营销力度。

新公司法取消了企业注册验资手续，取消了审验和验资报告。对商业银行来说，除了无法通过验资报告了解企业资本到账情况外，企业也不需要在银行开立验资账户，因此我行法人结算账户数将大量减少。因此，建议加大对辖内工商、税务、产权登记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营销力度，特别是工商部门，从源头入手，了解公司注册登记信息和账户开立信息，拓宽账户营销渠道。

（八）加大贷后管理工作力度，有效化解注册资本不到位带来的信贷资金风险。

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篇6

金融学院 09金融工程 薛丽 902023135

工、农、中、建四家银行股份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

中国银行

经中国政府批准，中国银行整体改建（以下称“改制”）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股份公司”），并于2004年8月26日依法成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将完整承继中国银行的资产、负债和所有业务。股份公司将继续从事原经营范围和业务许可文件上批准/核准的业务。中国银行已有的营业机构、商号、商标、互联网域名和咨询服务电话等保持不变，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使用，各项业务照常进行。客户毋需因改制而办理变更手续。

中国建设银行

2004年9月15日，中国建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由汇金公司、中国建投、宝钢集团、国家电网和长江电力共同发起设立股份公司，注册资本为1942.3025亿元。

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成功地在香港联交所挂牌，成为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首家上市的银行。

2007年9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中国工商银行

2005年10月28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注册资本为2480亿元。其中，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财政部分别持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0%股权。股份公司成立后，将完整承继中国工商银行的资产、负债和所有业务，并将继续从事原经营范围和业务许可文件上批准、核准的业务。2006年10月27日，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上海和香港两地成功实现A+H同步上市，发行募集资金刷新全球IPO纪录,标志着工行的股份制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中国农业银行

2009年1月9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召开创立大会，其注册资本2600亿元。经国务院批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财政部代表国家各持该股份公司50%股权。

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篇7

为了缓解我国过度投资现象严重的局面, 国务院国资委于2010 年在央企负责人考核办法中率先引入经济增加值 (EVA) 考核指标, 该指标等于企业税后净营业利润减去企业所有资本成本。它的优越性体现在考虑了股权的机会成本, 促使经理人和股东的目标趋于一致, 从而降低代理成本, 抑制非效率投资。近年来, EVA逐渐被深入推广至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的业绩评价体系中, 并能有效降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 国资委的探索得到了初步成效。与此同时, 各种影响EVA治理效果的因素, 包括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结构因素, 也逐渐浮出水面。本文从内部结构因素——两权分离角度探讨其对EVA治理效果的影响。结果发现, 两权分离能使EVA抑制过度投资的效果更加明显, 且两权分离度越大, EVA抑制作用越强。

与已有的文献相比, 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从内部股权结构的角度, 深入探索了其对EVA治理过度投资的影响机理, 丰富了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研究和EVA治理过度投资的研究, 并将两者结合, 弥补了以往大多考虑外部环境而忽视EVA实施的内部影响因素的文献的不足之处。

一、文献回顾

(一) EVA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果

随着EVA业绩评价指标在世界范围内被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司采纳, 它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治理效果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Wallace (1997) 和Robert (1999) 研究发现EVA是降低代理成本、抑制非效率投资和提升企业价值的有效手段;Rogerson (1997) 证明了EVA能通过管理层薪酬机制使经理和股东目标趋于一致, 能显著促进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实现。国务院、国资委于2010 年正式在央企实施EVA考核, 因此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最近五年。从EVA实施效果角度来看, 张先治和李琦 (2012) 的研究发现央企实施EVA考核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刘凤委、李琦 (2013) 引入了市场竞争变量, 发现竞争程度越高的地区, EVA治理过度投资的效果越显著;池国华和邹威 (2014) 引入薪酬EVA敏感性, 揭示了EVA通过完善管理层薪酬机制、降低代理成本达到抑制过度投资的目的;池国华等 (2015) 考察了政府干预和金字塔层级对EVA治理过度投资的影响效果, 发现政府干预程度越弱、金字塔层级越多, EVA治理过度投资越显著。

(二) 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

国内关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 苏启林、朱文 (2003) 研究表明, 家族控制企业的两权分离会降低公司价值。我国民营企业是小众, 学者们将研究逐渐转向国有控股企业, 王鹏、周黎安 (2006) 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两权分离会降低企业绩效;两权分离导致的大股东掏空小股东的路径, 主要通过资金占用 (王鹏、周黎安, 2006) 、股利分配 (王化成等, 2007) 、资本结构 (韩亮亮、李凯, 2008) 、关联交易 (蔡卫星、高明华, 2010) 等;两权分离公司经理层治理较差, 但地方政府企业好于个人公司, 且地方政府企业由于两权分离导致的代理成本的增加和政治成本的减少有着相反方向的作用, 两权分离的综合影响方向无法确定 (李维安、钱先航, 2010) 。

二、研究假设

企业的投资活动和融资、经营活动是企业三大活动, 和企业的价值创造密不可分。非效率的投资活动会浪费企业和社会资源, 破坏企业价值并干扰经济平稳运行。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导致的经理和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 则是造成企业过度投资、损害企业价值的根本原因 (Jensen&Meckling, 1986) 。管理者出于获取控制权私利、建立企业帝国、扩大在职消费等目的进行盲目扩张, 将企业资源投资于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上, 造成企业过度投资。为了缓解代理问题, 抑制过度投资, 企业需要一种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 将管理者和股东利益一致化, 降低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问题 (Jensen&Meckling, 1986) 。而EVA则是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的业绩衡量指标之一 (池国华, 2014) 。首先, EVA将股权资本成本考虑在内, 这种做法有利于将管理者行为同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紧密联系起来, 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其次, EVA对R&D等的会计规则性失真调整有助于抑制管理者进行投资时的短视行为, 鼓励管理者进行战略性投资, 促进企业的未来价值创造。因此, EVA能够有效治理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但以上研究成果均有一个共同前提:市场化程度高, 政府介入程度极低甚至不存在。现实情况是, 我国企业大多由国企改制而来, 政府依旧以直接控股或相对控股的方式掌控着企业的运行。且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 市场和政府对等配置资源, 因此政府有能力干预国有企业。政府作为社会的行政管理者, 承担社会责任, 倾向于将其政治目标内部化, 通过干预企业运行实现其社会职能 (陈信元和黄俊, 2007) 。同时, 政府官员为实现GDP增长目标和其政绩目标, 就会干预企业, 使企业进行规模扩张和盲目投资于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 降低投资效率, 形成过度投资 (唐雪松等, 2010)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业绩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管理层努力程度 (刘凤委, 2007) , 因此, EVA考核并不能治理政府干预带来的过度投资, 政府干预程度越强, EVA治理过度投资效果越差 (池国华等, 2015) 。

在我国, 因为国企改制的特殊历史背景, 我国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着84%的上市公司, 其中75.16%的公司被政府通过金字塔结构间接控制, 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其余公司由政府直接控制, 现金流权和控制权未发生分离 (刘芍佳等, 2003;毛世平等, 2008) 。自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以来, 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形成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各级实体公司的层级模式, 政府通过这种模式将所有权和现金流权分离, 将决策权下放给管理层, 以此减少政府过度干预产生的政治成本 (李维安和钱先航, 2010) , 抑制企业过度投资。但与此同时, 管理层拥有的决策权 (控制权) 会促使管理者谋取控制权私利, 激发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 增加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且两权分离度越大, 政府干预产生的政治成本越少, 但同时管理层决策权越大, 代理成本越大, 内部人控制问题越严重 (雷英等, 2015) 。

于是国有企业两权分离便产生了两种相反方向的作用——政治成本的减少和代理成本的增加。企业的过度投资是否能得到有效缓解取决于两种作用的孰高孰低。而EVA业绩考核指标则能在国企两权分离产生的两股力量中起到良好的平衡效果。首先, 依前文所述, 政府干预越弱, 产生的政治成本越低, EVA治理过度投资的效果越明显;其次, EVA能降低经理和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 有效缓解我国国有企业由内部人控制问题引发的过度投资 (张先治和李琦, 2012;刘凤委和李琦, 2013)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在政府干预背景下, 与两权未发生分离的国有企业相比, EVA业绩考核对两权分离的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抑制作用更明显。

H2:对于两权分离的国有企业, 两权分离度越大, EVA业绩考核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抑制作用越明显。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首先使用2008-2013 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估计过度投资水平, 并剔除以下样本: (1) 金融行业公司; (2) 2008-2013 年间ST、*ST公司; (3) 数据缺失的公司。得到估计公司资本投资的样本数6798 个。然后本文选取截止到2013 年国有企业中已实施EVA公司的数据, 同样按照上述标准剔除, 并与得到的资本投资样本数据匹配, 最终得到792 个符合要求的过度投资样本。为消除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了1%-99%的Winsorize处理。

本文与EVA有关的数据由手工搜集获得, 其余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 国务院国资委2010 年起在央企全面推行EVA考核, 因此本文设定央企一级企业于2010年起实施EVA, 其下属的二三级企业, 本文通过查询企业相关网站获得其是否实施EVA及实施年份情况。对于地方国资委实施EVA的情况, 本文通过查询其官方网站获得相关信息。例如, 山东国资委于2011年宣布在其出资的企业范围内实施EVA考核, 于是本文认定隶属于山东国资委的国有企业于2011 年开始实施EVA。对于实施EVA的年份样本, EVA变量赋值为1;对于未实施EVA的年份样本, EVA变量赋值为0。对于两权分离变量, 两权分离度=控制权/现金流权, 比值为1, 则为两权未分离;比值大于1, 则为两权分离。

2.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1) 过度投资水平度量模型。本文借鉴辛清泉等 (2007) 的研究, 以Richardson模型度量投资水平。得到的残差即为非效率投资水平, 残差大于零为过度投资。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 INVt为t年的投资水平, Growtht-1代表投资机会, 以t-1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表示;其余变量Sizet-1、Levt-1、Aget-1、Casht-1、Rett-1、INVt-1分别代表t-1 年末的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上市年限、现金持有量、股票收益率和投资水平。此外, 本文还控制了行业因素和年度因素。

(2) EVA考核与过度投资关系模型。首先, 本文按两权分离度 (控制杠杆) 是否为1将样本分成两权分离组和两权未分离组;其次, 本文再从分离组中, 按照分离度中位数将样本分成分离度大和分离度小的两组。然后, 本文以模型 (2) 分组考察两权是否分离以及分离度大小对EVA考核治理过度投资的影响, 以检验假设1和假设2:

模型 (2) 中, OI是模型 (1) 所得残差的正值, 代表过度投资水平。EVA是虚拟变量, 为1表明实施EVA考核, 为0表示未实施EVA考核。本文参考刘凤委和李琦 (2013) 的研究, 选取筹资现金流 (Czxjl)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公司规模 (Size) 、自由现金流量 (Fcf) 、管理费用率 (Adm) 和大股东占款 (Orecta) 作为控制变量。此外, 本文还控制了行业因素。

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2给出了模型 (2) 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 样本企业过度投资水平的平均值为0.0581, 中位数为0.0259。筹资现金流量的均值为0.0693, 中位数为0.0400, 自由现金流量的均值为-0.0171, 中位数为-0.0027, 自由现金流量小于0, 这说明国有企业需借款以进行过度投资行为, 也反映了预算软约束使我国国有企业融资相对容易。

表3 是国有企业实施EVA前后过度投资水平的描述性分析, 从结果可以发现, 无论是中位数还是均数, 都是实施EVA后小于实施EVA前, 可以初步证明实施EVA可以减少过度投资。

表4 为实施EVA前后过度投资水平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两组均值来看, 分离型金字塔结构的企业EVA实施前后过度投资水平的均值差异显著, 其均值0.0652下降为0.0352。非分离型金字塔结构的企业实施EVA后的过度投资水平的均值也有所下降, 但不如分离型金字塔结构的企业显著。初步证明假设:分离型金字塔结构的企业EVA治理过度投资更显著。

表5为分离型金字塔结构中, 实施EVA前后过度投资水平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两组均值来看, 杠杆系数大组的企业实施EVA前后过度投资水平的均值差异显著, 其均值0.0672下降为0.0371, 杠杆系数小组的企业EVA前后的过度投资水平的均值也有所下降, 但不如杠杆系数大组的企业显著。初步证明假设:对于分离型金字塔结构, 控制杠杆系数越大, EVA治理过度投资效果越显著。

2.多元回归分析

表6 是整体和分组的回归分析。从整体的回归结果看, EVA的回归系数为负, 在1%水平显著, 进一步确认表明实施EVA后, 可以抑制过度投资。比较分离型和非分离型金字塔结构的回归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 在分离型回归结果中, EVA回归系数是负, 在1%水平显著;但非分离型结果中, EVA仅在10%水平显著, 结合表3的结果, 可以充分地认定分离型金字塔结构的企业EVA治理过度投资更显著。假设1 得到验证。比较杠杆系数大组和杠杆系数小组的结果, 我们发现杠杆系数大组的EVA回归系数为负, 在1%水平显著;但杠杆系数小组的EVA系数不显著, 结合表4的结果, 我们可以充分地认为, 对于分离型金字塔结构, 控制杠杆系数越大, 两权分离度越高, EVA治理过度投资越显著。假设2得到验证。

3.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 为排除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我们在模型 (2) 中进一步控制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Gfixasset) , 其检验结果仍然支持本文结论。其次, 为克服Richardson模型估计过度投资时产生的系统性偏差, 本文借鉴辛清泉等 (2007) 、王彦超 (2009) 等的处理方法, 将模型残差按大小分为三组, 取残差最大的一组, 利用模型 (2) 进行分组回归, 发现结论未发生改变。由于篇幅所限, 我们未列示稳健性检验结果。

结论

近年来, 产能过剩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我国上市公司中, 它已成为我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数由国企改制而来, 股权集中, 政府有动机且有能力干预企业的投资行为。而两权分离是政府权力的下放, 是减少政府干预企业进行过度投资的方式, 而由此产生的更加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又将阻挠企业减少过度投资, 而EVA业绩考核指标则能平衡两种相反方向的作用力, 达到治理过度投资的良好效果。本文以2008-2013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 考察了政府干预背景下, EVA考核对两权分离和非分离、分离度不同的国有企业治理过度投资的差异化表现。研究发现, EVA考核能整体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在两权分离的国有企业中, 这种抑制作用更明显;与两权分离度小的企业相比, 两权分离度高的企业实施EVA的过度投资抑制效果更明显。

总体而言, 本文的研究结果肯定了EVA在中央和地方的实施效果, 为EVA的深入推广增强了信心。根据研究结果, 本文建议政府应考虑进一步减少干预, 下放权力, 将决策权适当地下放给企业的管理层, 这样一来EVA就能发挥更加显著的治理效果。

摘要：本文利用国有上市公司数据, 实证检验了股权集中背景下, EVA考核对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发生分离和未发生分离、不同两权分离度的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相比于两权未发生分离的国有企业, EVA业绩考核对两权分离的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抑制作用更明显;对于两权分离的国有企业, 两权分离度越大, EVA业绩考核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抑制作用越明显。本文肯定了EVA本土化的治理效果, 丰富了影响EVA治理过度投资的内部因素研究, 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篇8

关键词：国有投资；经营性项目；财务管理

一、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的现状

1.投资补助的概念及使用范围

投资补助是指由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含国债项目资金)安排的，专项对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给予的投资补助资金。包括的范围为《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资金财政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章第三条所含内容。具体包括：(1)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项目；(2)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项目；(3)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4)推进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5)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其他项目。

投资补助主要适用于需要政府支持的经济和社会领域。

本文所指的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专指经营性项目单位使用以上(2)、(3)、(4)项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资金(含国债项目补助资金)。

2.项目单位获得投资补助资金的途径及方法

(1)项目单位获得投资补助资金的途径

由项目单位向项目所在地基层地方发改委提出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按项目审批程序，逐级审批，下达项目投资计划。上级地方财政部门根据上级地方发改委下达的项目投资补助资金计划，下达安排项目单位使用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含国债项目补助资金)资金计划。

(2)项目单位获得投资补助资金的方法

经营性项目单位根据地方财政部门下达的使用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含国债项目资金)资金计划，先同国有投资公司签订协议并由国有投资公司向地方财政部门出具收据后，经营性项目单位凭与国有投资公司签订的协议和出具的收据，到地方财政部门办理项目拨款手续。

3.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的财务管理

经营性项目单位在收到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项目补助资金、国债补助资金拨款时记人资本公积(《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资金财政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章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记人资本公积)。国有投资公司在财务核算上做长期股权投资或者长期债权投资核算。

根据《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资金财政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项目单位收到投资补助后，必须专款专用，单独建账核算，并分别按如下情况进行财务处理：对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投资补助作为资本公积管理，项目单位同意增资扩股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国家资本金管理。

4.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的监督检查

根据《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资金财政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五章第十五条规定，“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级财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投资补助安排使用的监督和检查……各有关部门及项目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管理和使用投资补助，并自觉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具体执行是由财政部门委托国有投资公司对经营性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或由各级发改委稽查办对经营性项目单位投资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二、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管理缺位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预算法》、《公司法》和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的有关规定，对以国有资本直接投资的企业可以根据《公司法》和《企业国有资产法》的有关规定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企业收益分配。而以国有资产的形式存在项目单位的这部分资金就不能完全按《企业国有资产法》、《预算法》、《公司法》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企业收益分配。国有投资公司只是受政府委托管理经营性项目单位使用这部分资金，名为委托管理，实为管理缺失，无法规、政策作管理的依据，只是挂账管理。

国有投资公司对经营性项目单位在使用这部分资金的企业缺乏有效的管理，只能根据《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资金财政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章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经营性项目单位收到此资金后，记人资本公积管理。待项目单位同意增资扩股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国家资本金管理。”对于国有参股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特别是民营企业来说，为了自身的利益，长期虚亏实盈，不愿意在增资扩股时，将这部分资金转为国家资本金增加股权所占的比率，对企业实施控制，让国家资本对企业产生更多的影响。

2.出资主体与投资管理关系不清晰

对以国有资本的形式投入到经营性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的，毫无疑问国家是出资人。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表政府做出资人，也可以委托国有投资公司作为国有资本的出资人，参与被投资经营性项目单位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而以其他形式投入到经营性项目单位的这部分补助资金，同样属于国有资产。由使用投资补助的项目单位，应在每年年底前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投资补助的使用情况，并抄送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使用投资补助的项目单位是否在每年年底前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投资补助资金的使用情况，并抄送财政部驻当地財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没有硬性规定。基本上属于自己管理自己，形式上停留在纸上的管理。

3.投入多，收益少，甚至无收益

国家对经营性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每年投入大，收益少。对以其他形式投入到经营性项目单位的投资补助资金，虽然使用的是国有资产，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不能参与项目单位的收益分配，更谈不上收缴国有资本收益。对国有参股公司、民营企业长期疏于管理，已经造成国家投资补助资金使用沉淀，国有资产不能保值增值，资金使用效益较差等情况。加之没有硬性规定将这部分资金在企业增资扩股时增加国有资本金，很多民营企业还没有等到增资扩股时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形成财政投入多，收益少，甚至无收益。重投资轻管理、重融资轻效率现象在部分经营性项目单位比较突出，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4.没有建立考核机制

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决大部分由项目单位自己运作，国有投资公司属于国有投融资企业，对使用这部分资金尚无考核指标，并且难以确定。因此，尚未建立考核机制，存在干好干坏一个样，没有评价标准，也不利于项目单位提高资金的经营效率，国有投资公司也未能发挥应有的职能作用。

三、加强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管理的几点建议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断增加存量并发挥其效益是国有经济壮大重要途径。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对一个具体国有企业来说，如何在竞争中使企业既保持生产稳定又能增加产品在市场中的占有率和竞争力，巩固企业的地位等，没有强大的国有资产做基础，没有国有资本持续稳定地增长做保障，是很难增加产品在市场的占有率和竞争力，同样对国有资本收益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即使在一个股份制

企業中，加大国有股权的投入，确保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对增加国有资本投入收益和增加税收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说，做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工作，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对一个企业，对资产管理部门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1.完善相关法规建设

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对于全体人民所有的资产监督也应由全体人民的代表来履行。目前任我国各类法律法规条文中，并没有对于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监督有专门的法律规定，有关的规定都散见于其它法律条文中。应该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人大对国有企业的最高监督权，建议尽快制定《国有资产法实施细则》以明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法律地位。此外还要制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法》和《国有资产组织机构法》以确定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并修改完善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将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将国有资产全部纳入法规的规范调整范围，而不仅仅只是对国有资本在法规上有明确的规定。

2.明确出资主体和管理责任。明确经营性项目单位使用国有投资补助资金，属于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投资公司只是受政府委托对经营性项目单位使用投资补助资金进行管理，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权利，依法享有对这部分资产进行管理的权利。

对以国有资本的形式投入到经营性项目单位的资金，可以按照《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依法享有出资人权益，参与经营性项目单位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对以其他形式投入到项目单位的投资补助资金同样属于国有资产，建议国家以立法的形式详细规范对这部分资金进行管理、收益分配、监督检查。明确管理的主体和责任，明确各部门责任和权利。明确国有资产在一定形式下必须转化为国有资本，使用国有资产的单位必须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明确使用投资补助资金的经营性项目单位必须向行使国有资产管理权的部门和单位上报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重大经营、财务事项及时报告。

3.规范投入，依法享有收益

国家应在有关法规或实施细则中明确以各种形式投入到经营性项目单位资金属于国有资产，依法按国有资产投入的一定比率享有投资收益。以此来解决项目单位是以国有资本，还是以其他形式争取的项目资金的资金管理和收益分配，尽可能地避免只考虑争取项目资金，不考虑投资回报。代表国有资产出资人的部门和机构享有按以一定比率收取国有资产收益的权利。使用投资补助的经营性项目单位有按一定比率缴纳国有资产收益的责任。

4.建立和完善考核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