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报告制度

2024-10-04

案件报告制度(共12篇)

案件报告制度 篇1

药品案件报告制度

第一条为确保农村药品质量,维护农村药品市场的秩序,及时掌握农村药品市场的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适用于本辖区内受食品药监管部门聘请的药品协管员、信息员。

第三条药械协管员、信息员在日常巡查和协助管理过程中,发现制售假劣药品、从非正常渠道购进药械、无证经营药械等违法行为。应及时报告区药监分局。

第四条药械监督协管员、信息员可采用书面、电话或来人等形式报告。

第五条分局工作人员必须记录和保存报告内容,并对提供的情况及时作出处理意见,必要要移交市局。

第六条对需去现场调查取证的,药械协管员、信息员要协助药械执法人员执法。

第七条药械协管员、信息员不得私自进行监督检查、行政处罚或收缴罚没款。

案件报告制度 篇2

关键词:元代,审判管辖,蒙汉有别

元代是中国法制史上一个特殊时代和重要的节点。在元代以前, 中国封建社会都是以汉族人作为统治者, 因此在法制发展和司法制度上都融入了汉族文化对公平正义的认知, 将汉人用以维护自己政治目的的方式体现于司法制度的方方面面, 并得到了良好的传承。到了元代则发生重要变化, 元代的统治者是北方的蒙古游牧民族, 在文化发展上这种游牧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向和程度都与汉族有着较大的差距。

一、元代司法体制

元代司法体制既继承了唐宋的制度基础, 又结合了蒙古族的习俗惯例, 在基本架构上延续了唐宋的权力分配基本格局, 在机构设置上又考虑到蒙汉同治的特点, 设置了一些独特的司法机构和职官, 同时在司法审判的程序上也有所区别。元代的中央权力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它没有延续隋代以来的三省六部制度, 将三省的职能合并到中书省一个机构中, 中书省的最高长官是中书令, 由皇太子兼领。在中书令之下分别设置了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作为中书令的副手。由于皇太子往往都不直接负责中书省的事务, 这些副职就是事实上的宰相。在中书省之下设置吏部、礼部、刑部、工部、兵部和户部六部, 直接负责国家各个领域的事务, 其中刑部是最高的司法机关, 负责全国的司法事务。在地方上, 元代初期设置了行中书省, 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 监督和管理各个地方的地方事务, 之后行中书省逐渐成为一级政府, 形成了省、路、府 (州) 、县四级。地方各级中行省的最高长官是丞相, 路的最高长官是总管, 其他分别为府尹、州尹和县尹, 这些长官分别担任该级的司法长官。此外, 为了区分蒙人和汉人的不同, 元代还专门设置了对蒙古人进行管理的机构。在中央, 元代设置了大宗正府, 专门对蒙古人、色目人犯罪的案件进行管理, 以保护蒙古人的各项特权;在地方上, 每一级地方行政机构都设置了达鲁花赤一人作为对蒙古事物进行管理的机构, 事实上达鲁花赤也是掌握地方实权的职官, 负责地方上蒙古人相关的案件。

二、元代的审判管辖制度

元代的审判管辖制度建立于司法机构的基础之上, 同时与元代的立法以及元代的蒙汉同治的基本格局相互影响, 形成了层级有别、蒙汉有异、各司其职的审判管辖制度。

元代中央的司法机关包括三个, 分别是宣政院、刑部和大宗正府。宣政院是元代中央的重要机构, 其地位与中书省相当, 负责掌管整个国家的宗教事务以及吐蕃地区的事务。该机构的最高长官是国师总领, 职官中有僧人和部分俗家官员。在司法事务方面, 宣政院掌管着全国的涉及僧人案件的审判, 以及吐蕃地区民众案件的审判, 是国家最高宗教审判机关。由于宣政院审理的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因此其职官和程序也自成体系。宣政院的机构设置较为复杂, 除了在中央设置宣政院外, 在江南还专门设置了行宣政院, 相当于中央宣政院的派出机构, 直接对中央负责, 但是管辖的内容仅限于江南地区。此外, 地方的路、府 (州) 和县也都设置了僧录司, 负责管辖相应一级政府辖区内涉及佛教寺院和僧人的刑事案件、民事案件。每一级政府凡是发生了僧众相关的奸淫盗窃、欺诈伪造、伤害杀人等案件一般都要由各地的僧录司负责, 遇到特别重大的僧众案件还要报送给中央的宣政院审理。

刑部是元代中央的司法行政机关, 隶属于中书省。元代的刑部是模仿唐宋建立的, 由于元代没有像唐代大理寺、审刑院这样的审判机构, 刑部的职能更加集中, 加之元代将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合一, 刑部的职能则更加广泛。根据史书记载, 元代的刑部主要是“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凡大辟之按覆, 系囚之详谳, 孥收产没之籍, 捕获贡赏之试, 冤讼疑罪之辩, 狱具之制度, 法令之拟议, 悉以任之”[2]。从规定中可以看出, 元代的刑部的职权范围非常广泛, 包括了刑事法律的草拟制定, 死刑等重大案件的复核与复审, 接受百姓供述与鸣冤, 没收财产、赏罚下级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以及制定刑事司法制度和相应的机关管理规范等多方面的内容, 涵盖了立法、司法行政、复审与复核等等多项内容。从表面上看其内容远远超出了唐宋时期的刑部的职权范围, 甚至比唐宋时期刑部和大理寺两个部门的职权都要更加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元代的司法审判机关的实际管辖情况比唐宋复杂许多。在蒙汉同治的背景下, 元代还设立了复杂的少数民族审判机构, 他们管辖范围也非常广泛, 甚至在很多时候侵夺了刑部的审判管辖权。

元代的少数民族审判机构在中央是大宗正府, 具有参与少数民族审判职能的工作人员除了大宗政府的官员以外, 还包括元代分封的诸王以及驸马等重要官员。大宗正府的前身是札鲁忽赤, 札鲁忽赤是蒙古汗国时期的一个执掌刑事行政的官员 (也称断事官) , 是蒙古汗国的司法官员和司法机构。札鲁忽赤的审判管辖从蒙古汗国时期一直到元代的大宗正府, 发生了多次变化。最早关于札鲁忽赤的职能的规定出现在依世祖时期, 当时规定札鲁忽赤管辖的案件主要是针对“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 可见在当时札鲁忽赤就是作为少数民族贵族的司法审判机关而设置的;在管辖内容上, 元代规定为上述人员管辖“犯一切公事”以及“汉人奸盗诈伪、蛊毒厌魅、诱略逃驱”等方面的刑事案件。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来, 在蒙古汗国时期, 札鲁忽赤的主要职能是管理贵族的公事案件以及汉人的普通刑事案件, 是作为对汉人和贵族进行专门审判管辖而设置的机构。忽必烈统一中原以后, 在原来的札鲁忽赤的基础上设立了大宗正府, 大宗正府最初是札鲁忽赤的官署, 即将原先分散行使的札鲁忽赤集中到大宗正府行使, 由朝廷直接管辖, 这就直接加强了皇帝的中央集权以及对贵族和汉人的管理与控制。大宗正府建立之初, 其职能基本上继承了札鲁忽赤的全部职能, 包括“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 从大宗正府治之”[3]。但在管辖范围上也有所扩大, 包括了“上都、大都所属蒙古人并怯军站色目与汉人相犯者”。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大宗政府到了元代已经转为综合的司法审判机构, 其管辖范围也放宽到涉及蒙古人和汉人的普遍刑事案件管辖。除大宗正府以外, 诸王和驸马爷具有一定的案件管辖权。对于诸王分封区的案件一般都是诸王独立管辖, 中央的大宗正府和刑部很难触及。另外, 发生在各个贵族府内的案件, 元代朝廷很多时候不会直接交给大宗正府, 而是先经过驸马等皇室重要人员进行预审, 他们也具有一定的案件管辖职能。

在地方上, 元代案件管辖的机构体系也十分复杂。行省是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机关, 下设理问所, 专治刑狱[4]189。行省的全称是行中书省, 在元代建立之初是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而设置, 因此其职能涵盖了中书省的全部职权, 是宋代地方司法体系中的综合性司法机关。元代行中书省的管辖范围是“掌国庶务, 统郡县, 镇边鄙, 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 无不领之”, 对几乎所有的重要地方事务相关的案件都具有管辖权。到了元代后期, 行中书省逐渐从临时性派出机构变为常设机构, 对州府和县级的上诉案件进行审理。尽管如此, 元代的行政中书省仍然不被认为是对蒙古人犯罪的案件进行审判的机构。在各州、府、县, 都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合署, 各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同时兼任最高司法官员。在案件管辖上, 每一级司法机关都对该级管辖区的所有事务进行立案管辖。就县、州、府的立案管辖权限, 元代法律虽然没有详细规定, 但是按照史书中记载的案例可以推断出, 县级司法机关一般受理较为简单的民事案件和笞刑以下的刑事案件, 其余的案件都要由州、府以及司法机关受理。事实上, 在行省与州 (府) 、县三级地方司法机关, 只是形式上的综合司法机构, 对于那些涉及蒙古人事务的案件, 行省和州 (府) 、县往往都没有管辖权。在行省、州 (府) 、县的司法官员之上, 又都设置了一名专门管理司法事务的蒙古族官员——达鲁花赤, 达鲁花赤在职位、权力上都高于各级地方官, 操纵“直接鞫勘罪囚”的司法审判权, 他们对案件的管辖权看似仅仅针对蒙古人的事务, 但是在事实上掌握着司法立案的实权, 在案件管辖上同一级的衙门都会礼让三分, 这样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实权完全操纵在蒙古贵族手中。

从元代的审判机构设置以及中央和各级司法机关的案件管辖范围可以看出, 整个元代的审判管辖呈现三个显著特点。第一个显著特点是层级有别。所谓的层级有别是指, 对于每一级的司法机关除了有地域限制外, 案件的轻重也是管辖的重要依据;第二个显著特点是蒙汉有别。所谓的蒙汉有别就是指每一级司法机关的案件管辖都体现了蒙古人的特殊待遇, 在中央由正宗人府和驸马管辖着涉及蒙古人事务的案件, 地方上达鲁花赤管辖着涉及蒙古事务的案件;第三个显著特点是蒙古贵族控权。从中央到地方每一级司法机关中都存在着普通司法机关和蒙古人专门的司法机关, 而且在案件管辖上蒙古贵族控制的司法审判权往往凌驾于普通案件的审判管辖之上, 从而使整个体系的审判管辖都控制于蒙古人手中。

参考文献

[1]郝经.陵川集·立政议, 卷三十二.

[2]元史·百官志.

[3]元史·刑法志.

论案件请示制度的弊端与修正 篇3

关键词:案件请示制度;利弊;修正

一、案件请示制度的利弊分析

(一)案件请示制度的应然功能

1.统一法律适用

法律的普适性决定了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不统一性。类似案件在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甚至同一个法院都可能得出不同的判决结果。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最高院正是通过案件请示制度来统一法律在全国的适用。

2.发现疑难案件

正是因为下级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遇到疑难问题请示于上级法院,才使上级法院发现疑难问题,出台司法解释。因此,案件请示制度无疑承载了发现疑难问题的功能。

3.弥补抽象法律的不足

成文法具有抽象性、普遍性、滞后性的缺陷,对此虽有司法解释予以具体化,但是走的依然是立法模式,并没有将立法抽象的结果进行个案化还原。而案件请示制度则弥补了抽象司法解释的缺陷,更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和操作性。

(二)案件请示制度结果的负面性

1.降低诉讼效率

案件请示制度并不属于法定的程序,对其审限,法律未作规定。虽然许多地方法院对于审限有所规定,但是最高院没有做出规定,而且即使是有所规定的法院,在实践中的执行力度也不一,该期间不计入审判、执行的期限。由于对请示案件,上级法院也需要研究讨论,甚至还要向其上级法院请示,案件的审限毫无疑问被延长,导致诉讼效率低下。

2.架空当事人的上诉权

上诉审法院是上一级法院,而对请示案件作出批复意见的法院亦是上一级法院。由于两级法院就案件情况已经达成了共识,因此,很多请示案件上诉到二审法院后,均是以维持而告终,导致当事人上诉的目的无法实现,上诉权利被虚置。

3.滋生基层法官的惰性

法官遇到所谓的疑难问题时以请示为首选程序,而不注重司法素质和业务能力的提升,因此,案件请示制度一定程度上滋长了法官的慵懒之风。

二、案件请示制度存在的原因考察

(一)直接原因:司法审判人员素质低下

法官这一定纷止争的特殊职业是以法律为手段,因此,法官必须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功能,敏捷的法律思维模式,高尚的道德人格。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低下,尤其是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素质低下,导致在审判中遇到问题时只能通过向上级法院请示的方式来解决,久而久之便演化为一种习惯和工作方式。

(二)管理原因:法院之间关系的行政化

长期以来,我国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由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业绩进行考评,上级法院的指示,下级法院必须遵守,下级法院遇到疑难问题提出请示,上级法院作出指示意见。下级法院应当在办案意旨与审判行为方面与上级法院保持一致。由于现行的法官评价机制——通过对法官裁判案件的上诉率、改判率、发回重审率进行评价,也使很多法官热衷于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规避风险。

(三)法律原因:法律规定的不明和滞后性

成文法具有抽象性、普适性和滞后性的特征。在面对案件中具体的人和事时,法律又必须实现由一般到个别、抽象到具体的个别化转化。处理新型疑难案件不仅给司法审判人员带来了创新收益,也带来了司法风险,而对风险的规避往往成为法官的首要选择。在司法审判人员束手无策时,向上级法院请示便成为一项重要的规避风险策略。

三、案件请示制度的修正

(一)理念的转变和更新

法律具有统一性和普适性,同时亦具有个性化,应该鼓励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通过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做出判断。法官之间乃至于上下级法院之间对于法律知识理解的差异是正常现象,对于这种差异,我们应该尊重,也是司法独立的内在要求。虽然有时下级法院的判决被上级法院改判,但并不代表下级法院的判决毫无道理可言。即使有时初审法官的思考、推理或者解释有错,上诉审法院法官也会承认其思路的贡献(至少使得上诉审法官不重复这种错误)。[1]因此,我们不能简单以案件的发改率来评价法官,发改率应该作为激励标准而不是惩罚标准。

(二)减少行政化干扰

法院的行政化管理必然对法官的职业、待遇等产生影响,束缚了法官的手脚。因此,为了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必须去除行政化的司法环境。可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在法院与外部权力之间,“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在法院科层内部,“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在审判权力的行使上,“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三)案件请示制度的功能替代——移送管辖制度

即出现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时,下级法院不再审理,直接提请上级法院审理。对于管辖权的移送在《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中均有所规定,为移送管辖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在实践层面,实行已久,累积了诸多的经验。

第一,移送管辖的案件范围。笔者认为,符合下列条件的案件,可以移送上级法院审理:①各地法院裁判不统一的案件,②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但又必须做出裁判的案件,③存在法律规范冲突的案件,④适用法律困难的新类型案件,⑤案件影响重大不宜由原审法院审理的案件,⑥其他需要上级法院审理的疑难复杂案件。

第二,移送管辖的程序。笔者认为,在案件立案到辩论终结前,均可进行移送。要赋予当事人申请将案件移送上级法院管辖的权利,申请应采用书面形式并附以理由。受案法院对于移送理由进行审查,在听取对方意见后做出是否移送的决定。承办人认为该移送的案件,应当提请合议庭和审判长联席会议研究。

第三,受案法院对案件决定移送上级法院管辖的,应该中止审理,报请上级法院决定。上级法院决定接受移送的,受案法院对当事人做出移送裁定,并将案件材料移送上级法院。上级法院决定不接受移送的,受案法院应恢复对案件的审理。

參考文献:

[1]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0页.

案件报告制度 篇4

1.目的:为了加强公司内保工作,密切配合当地派出所对涉嫌刑事案件人员的管理,保障企业的合法利益,特制定以下规定: 2.内容:

2.1.公司内一旦发生治安案件,所有员工都应第一时间拨打110,同时及时向公司保安人员及领导报告。

2.2.案件发生后,保护好现场,向来现场的保安、警察如实反映情况,便于破案。积极配合警方和公司开展调查工作。

2.3.保安人员在发现犯罪嫌疑人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可先控制犯罪嫌疑人,等待公司及公安机关人员前来处理。2.4.所有人员发现犯罪嫌疑人,应积极和犯罪分子做斗争,保护公司安全。

2.5.保安人员对公司发生的一切案件都要上报,不得瞒报、漏报。2.6.报告电话:*** 特此通告

批准/日期:2007-2-23 审核: 编制:行政办 抄报:总经理 / 各副总经理 存档:人力资源部

案件报告制度 篇5

刑事、行政案件、治安灾害事故处理报告制度

为贯彻落实“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的安全工作指导方针,认真做好以“防火灾、防盗抢、防爆炸、防破坏、防治安灾害事故”为主要内容的治安防范工作,切实加强xx安全管理,不断增强全体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为便于及时预防和处置各种突发性事件,特制定以下预案。

一、火警火灾

(一)增强防火安全意识,经常学习和宣传消防安全法规,认真履行公司防火安全责任制的要求,坚持三级防火安全检查制度,开展经常性的防火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整改各种火险隐患。

(二)对楼层装修、二装改造的项目,责任部门必须严格按照“建筑防火审核规范”的规定和程序,实行报批手续,并严把质量关,安全规范施工,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三)熟悉和掌握公司消防工作制度及易燃易爆物品摆放位置;电源开关、总闸、水源、消防水带、开启消防阀门等设置;以及各类消防器材的性能、规格和使用方法。

(四)初起火灾,正确使用消防器材,安全迅速扑灭;若火情严重,无法控制的:

1、立即拨打“119”电话报警,报警时讲明发生火灾单位、地址、门牌、着火部位和物体后,通报公司及客户单位有关领导;

2、及时开通应急消防通道,接引消防、救护等抢险救急车辆和人员迅速到场,展开扑救;

3、切断火灾现场电源、疏散人群,撤离易燃易爆物品;

4、注意维护火场秩序,严禁无关人员接近火场,妥善保护人证、物证等现场情况;

5、积极协助公安消防机关做好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善后查处等工作。

二、治安纠纷

(一)公司员工和保安员在工作过程中,要认真观察、仔细分析,及时发现和制止工作范围内的夹带商品、吵架、斗殴、闹事等扰乱治安秩序情况的发生,同时报告公司安保干部及时处置;

(二)如在工作区域内发生群众纠纷,应及时采取以下措施:

1、积极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劝阻调解,缓解矛盾激化,在调解过程中应注意方式方法,用语得当。上海四团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刑事,行政案件,治安灾害事故处理报告制度

2、提高警惕,防止少数坏人借故挑起事端,利用混乱之机进行破坏活动。

3、在工作区域内对精神病人和酗酒闹事者,要好言相劝谨慎处理,让其离去,使其不再影响正常工作秩序。

4、如现场情况复杂,局面难予控制时,应及时报告上级领导,必要时直接报警处置。

三、盗抢侵袭

(一)公司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应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注意发现危险隐患。保安员在值勤过程中,必须加强对守护区域的巡逻检查,及时发现和制止现行偷盗、抢劫案件的发生,同时及时报告公司安保干部,必要时直接报警“110”或“57780852”(中山派出所)处置。

1、班前、班后应检查门窗、水源、电器等设施设备关闭情况,并认真填写交接班记录;

2、工作中随时保持高度警惕,注意收银台周边有无异常情况,交接班清点营业款时在岗保安员应在收银台旁护卫防范;

3、公司各部门营业款送交银行前,应在办公室内清点、装袋并通知公司安保干部安排护卫人员接送押运,确保营业款取送安全;

(二)发现可疑人员及时采取以下措施:

1、发现可疑人员,应严密监视,注意观察其动向,将其控制在视线之内;

2、对疑点较大的可疑人员,及时报告安保干部进行询问和盘查,并提高警惕,防其行凶伤害。

(三)发生盗抢案件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1、可疑人员正在作案时,应及时报告安保干部并通知其他保安队员增援,必要时可直接报告公安机关,同时密切监控,等待时机果断予以制服;

2、发生盗抢案件要及时控制现场秩序,设立一定警戒区域,并妥善保护现场人证、物证等重要情况,同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3、在有关人员到达现场后,积极提供有关线索、现场情况,协助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侦破。

四、爆炸伤害

(一)公司员工在工作中,应提高警惕、注意观察,如发现无人认领可疑物品、异味弥漫或电器故障等异常情况,要及时报告安保干部,必要时直接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置。

(二)保安队员必须加强巡检力度,对出入人员严格登记,提高警惕,密切注意来访人员及随身携带的物品。上海四团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刑事,行政案件,治安灾害事故处理报告制度

(三)发现可疑物品等异常情况时,应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1、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处置;

2、立即控制现场,动员无关人员迅速疏散撤离;

3、划出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进入警戒区;

4、注意发现现行作案犯罪嫌疑人,并迅速抓获交公安机关处理。

(四)发生爆炸案件时,应采取以下措施处置:

1、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处置;

2、协助公安机关对现场人员进行疏散转移;

3、配合医疗机构抢救安置伤亡人员;

4、保护公司和客户资金、重要资料和物品安全;

5、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现场秩序,确保现场堪查、调查取证和善后抢救工作顺利进行;

6、注意发现现行作案犯罪嫌疑人,并迅速抓获交公安机关处理。

五、现行破坏

(一)保安员执勤时,应集中精力、提高警惕,加强对公司经营场所、商务办公以及配电室、水泵机房、停车场、餐厅液化气室等重点部位进行巡视检查,防止不法分子蓄意破坏;

(二)发现可疑人员,应严密监视,注意观察其动向,将其控制在视线之内;

(三)可疑人员正在进行破坏时,应及时报告安保干部并通知其他保安队员增援,必要时可直接报告公安机关,同时密切监控,等待时机果断予以制服;

(四)注意做好现场取证保护工作,及时报告公司有关领导,同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五)在有关人员到达现场后,积极提供有关线索、现场情况,协助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侦破。

六、灾害事故

因不可避免的自然原因引起的水灾、火灾、雷击、垮塌、有害气(液)体泄漏以及交通伤亡等治安灾害事故发生时,应立即采取以下措施处置:

1、立即拨打“110”报警,同时向公司主管领导报告。

2、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向受困人员提供有力帮助。如发现伤亡人员,应立即拨打“120” 电话急救处置。

3、提高警惕,加强灾害现场治安秩序维护,防止不法分子乘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上海四团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刑事,行政案件,治安灾害事故处理报告制度

4、积极组织现场人员进行抗灾抢险,尽量控制灾害蔓延的范围,把事故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信访案件交办制度 篇6

为进一步促进信访交办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立为民、务实、高效的工作机制,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信访问题,根据国务院、江苏省《信访条例》和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一、交办的原则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的原则;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的原则;条线负责、划片管理的原则;领导包案、实行“六包”的原则。

二、交办的范围

1、领导有批示的信访事项;

2、带有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可能会引发群体性事件的;

3、涉及群众性利益的;

4、按现行法律政策规定应该解决的;

5、政策不明确,上访人确有困难的;

6、需要几个部门处理的;

7、有关地方或部门不作为的;

8、处理意见明显不当的;

9、反映重大违法违纪问题的;

10、其它需要交办的信访事项。

三、交办的途径

1、上级信访部门交办;

2、县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交办;

3、县信访局交办;

4、镇信访办交办。

四、交办的办法

单个信访事项的交办、综合交办、电话交办等,都要下达正式公函。

五、交办信访事项的办理

1、交办信访事项的承办单位自交办函件的5—10日内办结,对疑难、复杂的案件经交办部门领导审批,可延长最长不超过20日;

2、上级交办或本镇信访办交办的信访事项办结后要形成书面汇报材料,本单位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报镇信访办;

3、镇信访办要按照“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规范,手续完备”的要求,对报告办理结果的汇报材料进行审核,不符合要求的要退回重查再报。

六、交办信访事项的督办

镇信访办对信访事项承办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权督办并提出改进意见

1、无正当理由未按规定的办理期限办结信访事项的;

2、未按规定反馈信访事项办理结果的;

3、未按规定程序办理信访事项的;

4、办理信访事项推诿、敷衍、拖延的;

5、不执行信访处理意见的;

6、其它需要督办的情形。

收到改进建议的单位应当在5日内书面反馈情况,未采纳改进建议的应当说明理由。

七、交办工作的责任追究

案件报告制度 篇7

一、制度执行力缺失原因分析

造成制度执行不到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 制度设计明显缺陷。

案件防控制度应该具有规范性、强制性、程序性、相对稳定性的特点。但现实中, 一些银行业金融机构仍存在制度不完善或不适应业务发展需要的问题。一是有的机构未按照“内控优先、制度先行”和“开办一项业务、出台一项制度、建立一项流程”的原则, 对现有规章制度、业务流程的科学性、严密性、完整性进行再评价, 无法确保从源头上有效遏制案件的发生。二是在制定制度时过于生搬硬套, 缺乏实施细则, 标准不明确, 操作性不强。三是制度缺乏系统规划, 不同规定之间的要求相互冲突, 使得基层机构的前台工作人员感到无所适从, 增加了一线员工操作的难度。

2. 执行意识比较淡薄。

一是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管理层执行制度的意识依然淡薄, 对违规、越权、逆程序操作等问题见怪不怪, 习以为常, 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还没有真正确立。二是政策传导不及时的老问题依旧存在。有的转发上级有关规定、文件严重滞后。有的分支机构甚至将文件、规定、规章束之高阁, 没有及时传达贯彻到一线经办人员, 一线经办人员对上级行精神不了解。三是自查自纠活动流于形式, 自查报告空洞, 内容不详实。对监管部门和上级案件防控工作要求理解不深不透, 贯彻措施不具体, 存在被动或应付现象。

3. 有章不循现象严重。

可以说, 制度执行力是案防工作的生命线。事实证明, 90%以上的案件都是由于没有严格执行规章制度造成的。据了解, 在各种检查中发现, 个别机构有章不循的现象屡见不鲜。一是印章、密押、重要空白凭证等管理违规问题屡查不禁。二是制度执行流于形式。如分支行常把常规性休假当做强制休假, 应付了事。特别是一些机构在要害岗位人员强制休假期间, 并未组织开展业务审计或认定, 强制休假的作用和效果大打折扣。三是对账制度落实不力, 对账频率、对账对象、可参与对账人员等多个方面没有达到相关规定要求。四是贷款“三查”制度执行不到位。

4. 员工管理相对懈怠。

部分银行业机构缺乏有效的员工培训机制和学习机制, 缺乏对员工执行力的培育和提升, 对员工职业操守教育、案件防范意识灌输、可疑行为排查等多方面的教育和管理一直没有到位, 致使员工素质参差不齐, 认识不统一, 行为不规范, 在执行制度时各行其是, 制度的执行力大打折扣。另外, 岗位责任制远没有到位, 每个岗位为谁负责、负责什么职能不清楚, 承担什么责任不明确, 干好干坏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

5. 责任追究避重就轻。

有的机构发生案件后, 不是将精力放在认真剖析、吸取教训、防范同类案件的再次发生上, 而是将大量的精力用在如何掩盖案件, 妄图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还有的机构案发后, 对涉嫌违法人员该移送的不移送, 对案件的处理简单化, 将直接涉案人员开除, 将相关责任人和领导给予纪律处分或罚款了事。对违规人员的责任追究上, 仍然存在重处理基层行轻处理上级行、重追究当事人责任轻追究单位管理者责任的问题。

二、提升制度执行力的建议

制度执行不到位是案件频发及操作风险较高的主要症结。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提升制度执行力的问题, 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必须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人际氛围, 它深存于广大员工的心灵之中, 它会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员工的思维、判断、决策等, 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能力, 并将长期地发挥作用。思想决定态度, 态度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结果。通过建设良好的执行力文化, 就能够把员工的思想统一起来, 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念, 使员工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自觉把个人的行为统一于企业行为的共同方向上。要倡导执行为王的理念。作为银行员工, 要始终保持一种积极的工作态度和强烈的责任感。有了责任心, 就会积极主动地想办法、出主意、拿措施、抓落实, 执行就不会有任何借口, 就能想干事、干成事、干好事。

2. 必须加强制度建设。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加强规章制度建设, 逐步实现制度流程的规范化、标准化, 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定期梳理各项制度, 使规章制度与基层的风险控制实际相适应, 与执行的客观环境相适应。要对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评价, 及时查漏补缺, 从而形成一套环环相扣、科学严密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从制度上保障制度执行力的提高。另一方面要加强科技能力建设。要提高制度与业务系统的吻合性, 强化系统的刚性控制。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加强科技手段创新, 实现由“人为控制”向“科技控制”的根本转变, 以切实提高操作风险技防能力, 从技术手段上保障制度执行力的提高。

3. 必须完善岗位责任制。

健全机制是提高执行力的关键。制度的执行不能仅仅依靠员工的自觉行为, 而要通过健全的机制去督促落实。要不断完善考核的程序、标准和办法, 通过科学设定工作任务和责任目标, 强化日常监督和过程控制, 逐步建立起以刚性化的制衡执行机制、制度化的考核监督机制、导向化的激励奖惩机制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目标管理体系。做到工作项目化、项目具体化、具体责任化。通过严格、系统、科学的目标管理, 使每个岗位都能做到有目标、有措施、有责任人、有时限、有督促检查、有考核评估, 最终通过精细化的管理把经营目标变为现实。

4. 必须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严格的责任追究是案件防控的关键环节, 是加强执行力建设的重要保证。要把问责作为案防的重要抓手, 对违规行为实施零容忍, 从严问责, 不断提高违规成本, 以严厉的问责, 教育、震慑广大银行从业人员。一方面要加强案件责任追究。对业务中已经暴露出来的突出风险或损失事件, 应严格实行结果问责, 从具体经办人到部门负责人到分管领导, 该追究责任一律追究到底, 决不姑息。另一方面要建立过程问责机制。创新内控违规事件的问责模式及方法, 对未造成突出风险或损失的内控违规问题, 应逐步推行过程问责。要正确认识个人、团队责任关系, 对一般性失误要注重分析原因, 解决问题, 对事不对人, 进而专注查找“错误”根源, 形成正确归因机制, 增加制度执行力。

5. 必须强化员工素质培养和管理。

提高员工队伍的综合素质是加强执行力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它决定了制度执行力的强弱。一要严格考核审查。通过笔试、面试等多种手段, 从知识技能、个性、综合素质、能力、职业适应性等方面, 综合、准确地做好选用人才。二要加强教育培训。要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教育,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职业观, 以抵挡各种诱惑, 经受考验和挑战。要通过各种业务学习, 努力把每一位员工都锻造成多面手, 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类风险挑战。三要加强员工管理。尝试建立三个机制:风险评估机制:根据职位高低、岗位敏感、接触信息等途径对员工的风险程度进行评估;行为监控机制:除监控员工的道德行为外, 还应包括其业绩变化、情绪变化、家庭变化、财务状况、信用状况等因素, 掌握员工行为动态;待遇养廉机制:充分运用包括员工教育与培训、阳光激励、职级提升等各种手段, 营造员工不变坏的环境氛围。

摘要:案件防控是银行经营管理的永恒主题。银行, 制度执行力不足是银行案件发生的主要症结。文章通过对制度执行力缺失的原因分析, 针对性地提出强化执行力防控案件风险的建议。

关键词:执行力,案件,防控

参考文献

[1].银行业案件防控形势与应对·中国金融, 2012 (12)

案件报告制度 篇8

海西州中院下辖格尔木、德令哈、天峻、都兰、乌兰、茫崖、冷湖、大柴旦等八个基层法院,全州法院年均结案近5000件。自2011年6月担任州中院党组书记、院长以来,满志方带领班子成员先后深入8个基层法院开展调研,全面了解掌握全州法院工作情况,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并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创新和发展全州法院工作的问题,要求全州法院干警转变执法理念、把握审判规律,积极发挥审判职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加强专项治理、切实增强服务效能,加强审判管理、提升案件质量效率,强化自身建设、确保公正廉洁执法,极大地推动海西全州法院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

把青春献给司法事业

满志方祖籍河南,出生、成长在西宁。或许是受父亲、姐姐从事政法工作的影响,满志方从小对法律充满神圣感和敬畏心。1987年他高中毕业后,填报并如愿考上了西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前身)经济法专业。

在校期间,满志方因表现优异被发展为学生党员,并被推选为系学生会主席。1991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担任经济审判庭书记员。1992年底,为响应大学生下基层锻炼的号召,满志方被调配到玉树县法院,先后任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两年后,他被调回省高院经济庭再度任书记员,1995年升为助理审判员。至1997年,满志方先后参与了长城饮料公司、西宁冶炼厂、光明化工厂等国有企业破产案件。1998年,满志方任职省高院办公室秘书,2002年竞岗为办公室副主任,2005年担任办公室主任,并于2008年进入省高院审判委员会任委员。此后,满志方还先后任职省高院执行局副局长、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等,直至2011年6月。

满志方赴任海西中院后不久,就高度重视并圆满审结了一件久拖未决成“老大难”、且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发回海西中院重审的首例案件——平安海正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诉兰州铁路局等加工承揽合同纠纷案。

2001年8月,西宁铁路分局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为向青藏铁路项目提供铁路道碴,以兰州铁路局授权证书为依据,对加工道碴招投标,海正公司、华建公司、宏志公司分别中标,并与开发总公司指定的源峰公司签订了加工承揽合同。合同履行期间,因青藏铁路总指挥部通知搬迁生产道碴场地,合同各方对搬迁费用等问题不能达成一致,致使合同终止。海正公司、华建公司、宏志公司分别于2004年1月、2006年9月、2008年5月起诉至海西中院,请求判令被告兰州铁路局、开发总公司、源峰公司、青藏铁路公司支付货款并赔偿损失。

其中,海正公司诉讼案经过海西中院两次一审,省高级法院二审、再审,判令兰州铁路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500余万元。该案判决生效并执行完毕后,兰州铁路局不服并上诉,最高法院经提审撤销一、二、再审判决,于2009年7月直接发回海西中院重新审理。

发回重审后,该案曾三上审委会研究,多次进行调解,始终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案,不但长期困扰着法院工作,而且影响了海西法院的司法公信力。

满志方高度重视此案,认真组织研究,提出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严格依法确认责任主体,实事求是认定损失数额,通盘考虑三起案件一并处理,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的办案思路。主管副院长带领承办法官四下西宁、兰州,行程数千公里,多次做调解协调工作,最终使三起案件得到圆满解决。海正公司诉讼案,判决由源峰公司赔偿海正公司损失216万余元,开发总公司、兰州铁路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华建公司诉讼案达成执行和解,宏志公司诉讼案调解结案,判决结案的当事人均表示判决公正合理,服判息诉不上诉,三起案件合计648.3154万元赔偿款也已全部执行到位,真正实现了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目标。

完善审委会制度,提高审判质效

2012年,海西州中院共受理案件1127件,同比下降1.40%;办结1087件,同比上升3.33%,结案率96.45%,执结率94%;

同年,海西全州法院受理案件5310件,同比上升10.32%;办结4846件,同比上升10.16%,结案率91.26%,执结率92.66%。

“这两年,随着海西经济越来越发展,案件数量也在增多。”满志方熟练地说出上面这一长串数字,“如果说审判工作是法院的根本,那么审判质量就是法院的生命。”

满志方介绍说,为狠抓案件质量,2011年,海西中院结合最高法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和审委会工作实践,以强化最高审判组织职能为出发点,从解决“范围的模糊性、运作的随意性、功能的缺失性”入手,在案件范围、程序规则、工作方式等方面,制定完善并实施了新《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

新《规则》明确了讨论案件范围,分别确定了应当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的14种情形及经主管院长审核可以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的5种情形,并厘清了合议庭与审委会职责;新《规则》完善了审委会议事程序,分“听取汇报、询问、发表意见、表决、签字”等进行,并科学设定了表决机制;新《规则》要求设立审判管理办公室,负责处理审判委员会的日常事务,督促、检查和落实审委会的决定,进一步强化案件管理功能;新《规则》还强调了结合案情实际,增强评议的针对性。

新审委会工作规则施行以来,与前一年度相比,审委会研究范围扩大了5项,案件讨论量上升近6倍,同时案件审理分层化、分类化更合理,实现了大案要案全部上会,重点案件、请示案件、涉诉信访案件及审判运行态势分析悉数研究,不属提交审委会的案件不予讨论。对于全州法院工作的具体效果,主要表现在:案件质效得到提高,法官素质得到提升,司法尺度得到规范,抵御人情干预案件的功能得到增强,民主决策方式得到强化,合议庭与审委会工作得到有效衔接。

“在当前的司法体制、法官制度、法官素质和社会大环境下,我们要植根中国法律文化,坚持审判委员会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同时适应新形势新发展不断创新完善,通过加强审判委员会专业化建设、提高合议庭汇报案件质量、落实院庭长办案措施、注重总结推广审判经验、拓展审判管理职能、强化审判委员会自身建设,进一步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职能作用,汇集法官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抵制不正当外界干预,确保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满志方最后说。

责任编辑 全照立

案件报告制度 篇9

第一条 为保证依法行政和行政处罚案件的合法性、合理性,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单位卫生行政处罚案件及重大案件采取事前指导、事中审查、事后备案制度。

事前指导是指对卫生行政处罚案件及重大案件采取事先协调、讨论并提出处理方案制度。

事中审查是指对卫生行政处罚案件及重大案件查处过程是否合法、处罚依据是否正确、处罚结果是否符合案件事实和案情等进行审查。

事后备案是指卫生行政处罚案件及重大案件办结后,立卷归档,留存备查。

第三条 自受理卫生行政处罚案件时起,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在其案件接收登记簿上登记并载明案件流程。

第四条 法制稽查人员对卫生行政处罚案件尤其是重大复杂案件负有指导义务。

第五条 重大、复杂案件依据《卫生监督执法责任制试行规定》的相关规定和本单位工作流程进行审查。

第六条 卫生监督执法责任人应当履行备案义务。

群众投诉案件管理制度 篇10

为求迅速处理群众来访,加快创建工作的步伐,提高创建工作的质量,促进社会和谐。我村建立了以村委书记为主要领导人的创建来访小组,要求小组全体成员微笑服务,真诚、耐心的服务好群众,并制定如下管理制度:

第一步:接受来访

创建来访小组接受群众来访,做好群众来访记录,向群众承诺在5个工作日内给与答复。

第二步:调查来访内容,确定责任条线

职能部门根据客户投诉内容,进行调查并填写客户投诉调查表。如果投诉情况属实,投诉成立,分析确定责任部门;如果投诉不属实,向客户返回调查意见。

第三步:传递工作联系单

对于情况属实的投诉,填写客户投诉传递单,向责任部门传递。要求责任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给与答复及解决方案。

第四步:沟通客户意见

职能部门就责任部门的答复和处理方案与客户沟通,填写客户意见表。如果同意,按照方案执行;如果不同意,返回责任部门。

第五步:实施解决方案

客户接受解决方案后,由责任部门组织实施方案。第六步:客户回访 责任部门的方案实施完毕之后5个工作日内,由职能部门进行第一次客户回访,并填写客户满意度调查表。(不同类型的投诉需要回访的次数不同:工程质量投诉的回访,至少回访2次;服务质量投诉需要回访1-2次。)

第七步:将回访意见返回责任部门

案件报告制度 篇11

关键词:犯意诱发;机会提供;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查犯罪,侦查人员及其协助人员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犯罪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而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1]诱惑侦查作为一种侦查手段,对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理论界对诱惑侦查存在的合法、合理性以及法律规制等问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无论从侦查机关侦查需要上看还是从司法实践整个大环境上看,诱惑侦查作为一种新兴的事物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不容置疑,需要我们做的只是如何去引导和规制这种侦查方式。

一、诱惑侦查的种类

根据通说,笔者认为可依据被诱惑者事前有无犯罪倾向将诱惑侦查分为犯意诱发型与机会提供型两种:

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是指被侦查者本来不存在犯罪意图和倾向,但是侦查者通过为其设定一定陷阱或提供实施犯罪的机会、条件,以诱发其产生犯罪意图并促使其实施犯罪行为。例如侦查人员故意将装有2万元钱的透明袋放于自行车车篮内,并将车停放于路边,然后自己隐藏起来。此时张三正巧路过,看到车篮里有2万元现金,而且环顾四周无人在附近,就将车篮内的2万元现金拿走了。这种情形下,张三看到2万元钱之前并没有犯罪倾向,只是在看到现金之后而且环顾无人之下才产生了偷盗占有的想法,是侦查人员的行为促使其产生了犯罪意图和倾向。

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是指被侦查者本身已存在实施犯罪的意图和倾向,甚至已经做好犯罪准备或着手实施犯罪,侦查人员只是为其提供了实施犯罪的条件或机会,使其犯罪意图暴露或者使其犯罪行为能够顺利进行。比如:李四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负责经营建设用地审批工作,王二想获批一块土地用于建服装厂,于是向国家机关提出了申请。李四作为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早就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于是就对王二讲需要五万元的辛苦费,但是王二并不买账,反而将这件事举报到检察机关。检察人员遂也化装成申请人,李四同样提出辛苦费要求,检察人员便按照李四要求给了他五万元钱。此时李四便构成了受贿,但是其早就有了受贿的意图,检察人员只是为其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并没有诱发他产生犯意。

二、诱惑侦查能否适用于贿赂犯罪侦查

在我国,尽管诱惑侦查已存在于一些犯罪的侦查实践中,但检察机关对贿赂犯罪还未采取过诱惑侦查。近年来,在贿赂案件上能否使用诱惑侦查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在贿赂犯罪中频繁使用诱惑侦查手段,会使极大损害国家政府及司法机关的形象。另一种观点认为: 由于行受贿犯罪主体的社会地位较高、社会经验丰富,以及贿赂过程的隐蔽性、行贿人与受贿人利益的共同性,决定了贿赂犯罪发现难、取证难、追查难。而诱惑侦查克服了常规侦查难于取证的问题,检察机关完全可以借鉴公安机关在查处毒品犯罪、走私犯罪、假币犯罪、有组织犯罪等案件采用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方法的做法,尽可能地运用手中权力,以满足打击贿赂犯罪的现实之需。[2]因此,诱惑侦查可以使用于查办贿赂犯罪案件中。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主要是因为:当前贿赂犯罪案件趋于智能化、隐蔽化、关系网络化,传统的侦查手段、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在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贿赂犯罪查处中均适用了诱惑侦查,并已得到广泛认可。鉴于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对诱惑手段进行合理节制,具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为维护社会的公共权益,有必要对部分成员的私权益进行限制,在法律严格限定诱惑侦查的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的条件下,检察机关可以在贿赂犯罪查处中使用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

三、对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既然诱惑侦查存在着两面性,我们就得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从立法上对其消极的一面进行必要限制,规避其不利后果的发生。笔者认为,从诱惑侦查的适用原则、范围、对象等方面进行必要的限制,使之规范运行,更好地发挥其功能。

(1)适用原则。实施诱惑侦查必须符合以下原则:一是相应性原则,为防止国家权力过度行使,侵害公民基本权利,诱惑侦查要与所追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二是必要性原则,只有在常规侦查手段没有效果或者非常困难的情形,才可考虑适用诱惑侦查。如果能够使用其他合法方式进行有效侦查,就不允许使用诱惑侦查。三是被动性原则。诱惑侦查中侦查人员或侦查机关控制的“线人”必須准确把握诱惑过程中的行为尺度,注意诱惑行为要始终处于一种被动、辅从的地位,在被诱惑人员犯意尚不明确的情况下,不能引诱被诱惑人员产生犯意。只能在被诱惑对象犯意已明确暴露的情况下,提供机会,迎合其意志需要,辅助其犯意的实施。

(2)适用范围。诱惑侦查是一种极度危险性的侦查手段,多数国家并非笼统地允许对所有贿赂犯罪都可以适用诱惑侦查。在我国现阶段,从理论上看,应将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限定在“被侦查者的受贿犯意已经明确暴露的情况下”。从实务中看,目前较为典型的“受贿犯意已经明确暴露”的案件是被索贿者主动举报的索贿案件。在这类案件中,索贿行为表明被侦查者的犯罪意图已经暴露,被索贿者的主动举报也予以了印证,并且具备被索贿者配合侦查人员对受贿人施以诱惑的有利条件。

(3)适用对象。从一定程度上讲,诱惑侦查实际上是对被诱惑者抵制犯罪诱惑能力的严峻考验,[3]因而如果随意地对一个公民实施诱惑侦查,不仅为社会道德所不容,而且有肆意侵犯公民权利之嫌。因此,贿赂犯罪诱惑侦查的对象也必须有严格的限定,应明确限定在侦查人员有足够理由和证据怀疑被诱惑者在机会成熟时会实施其所明确认识到的违法行为时,才可实施诱惑侦查。如美国要求“(根据耳目或者其他方法获得的信息认为存在合理的迹象)侦查对象正在、已经或者很可能就要实施类型相似的犯罪活动的”;德国规定适用诱惑侦查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足够的事实依据表明存在重大犯罪行为,其诱惑侦查的侦查对象是限制在“有犯罪嫌疑的人员”。

参考文献:

[1]沈玉忠.《诱惑侦查获得证据证明能力之探讨》.《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期.

[2]裘树祥.《新形势下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侦查研究》.《政法学刊》2007年1期.

案件报告制度 篇12

一、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概念及内涵

(一)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含义和内容

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又被称为“量刑引入社会评价制度”, 也可称为“量刑前调查报告制度”。指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 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部门亲自或委托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通过走访社区、家庭、学校、派出所等,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件发生前的一贯表现、家庭生活环境、犯罪原因等进行全方位的了解, 做出的关于其人格、素质、心理状态的制度, 进而使法官在定罪量刑时予以考虑 (1) 。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对象、调查内容、调查方式和调查目的。首先, 在我国社会调查制度仅适用于未成年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调查的主体大多是专门人员和专门机构,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中包括控辩双方、法官、相关社会团体组织。其次, 调查的内容包括未成年人个人的基本情况、家庭背景、受教育情况和生活环境。最后, 在调查的方式上一般采取走访调查和专门机构的科学鉴定, 调查的目的主要是反映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对社会存在的人身危险性, 进而检察机关考虑是否起诉, 法官考虑如何定罪量刑等等。

(二) 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查报告的定性

在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社会调查后相关部门会制定调查报告。但是调查报告往往在整个司法程序中没有明确的法律定性。首先我们应该排除它是意见证据, 因为报告的内容并不是对案件的推理、猜测和评论, 所以不能认为其实意见证据。有的学者将其归类为品格证据, 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笔者比较支持前者的观点。因为调查报告的内容主要反映未成年人的社会评价、所居住环境, 工作和学习环境、性格特点、是否有前科等的综合调查, 因而它是品格证据的一种。

二、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为了实现法制现代化和司法文明化, 建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必要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可以更加全面的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制度, 对未成年人将来进行司法教育和跟踪帮教具有重要作用, 可以使我们很好的区分了成人司法与少年司法。虽然未成年人犯罪其自身首先存在过错,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父母、国家、社会存在的责任和过错, 因此这个制度就是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和全方位的保护。

其次是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些社会调查的信息, 我们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庭审时就可以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指正, 寻找“感化点”, 对症下药, 使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对家庭和社会造成的社会危害性, 及时改过悔罪, 教授矫正和帮教, 早日回归社会, 不再继续走上犯罪道路。

最后, 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和公平、公正的处理未成年案件, 规范了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和公正合理的量刑。

三、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和困境

(一)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

一直以来我国都有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相关法律条文, 例如1999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1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若干规定》) (2001年) 第9条、第21条, 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5条的规定以及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的规定等等。然而这些规定都是纲领性的, 缺乏系统性和原则性, 在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非常困难。2011年, 新刑诉法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作为最新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 秉承“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的原则, 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困境

1. 调查的主体混乱, 诉讼地位模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相关司法解释与各地的试行规定我们不难看出, 调查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法院、控辩双方、社会团体组织。但是他们的主体混乱、诉讼地位不清晰。在不同的地区主体也不尽相同。比如有的地方是社区矫正机构, 有的叫专职调查员, 有的是妇联、教育工作者和团委。虽然它们认定的主体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 但是明显过于混乱、可能导致互相推卸责任、重复调查或者其它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2. 调查员的权利义务不清晰, 而且其素质普遍不高。

调查员的权利义务模糊。调查员的权利义务的不明确严重影响社会调查的质量, 而且使调查工作很难名正言顺的进行, 责任分配进而也不明确, 从而使调查员缺乏监督。加之, 我国目前对调查员的选任还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各地区对调查员的选任标准也不尽相同。各地区调查员缺乏专业的知识和专门的培训, 素质参差不齐。

3. 社会调查的能力不足。

我国法律规定的社会调查的内容比较广泛, 因此调查的主体应该具备相应的调查能力, 才能使作出的调查报告真实、客观、全面。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现状而言, 法官、控辩双方, 社会团体组织等的调查能力普遍不足。如果出现调查对象的户籍所在地不再本辖区, 不管是从人力还是物力上都不允许对其进行社会调查。或者调查只局限在外围, 即只对其亲属和同学、邻居进行调查, 那么就缺乏必要的客观性和深入性等等。

四、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立法原则和立法建议

(一) 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原则

1. 全面调查原则。

全面调查原则要求社会调查人员调查的内容既包括犯罪的基本事实情节, 还要包括未成年人的生长环境、家庭结构、身心特点、社会交往、人格特征、一贯表现等无关犯罪基本事实的内容。该原则是全面贯彻我国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能够对未成年人做出全方位的调查。其中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相关立法中均有体现, 反映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2. 双向保护原则。

双向保护原则是指导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它是指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 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体现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全面履行承担净化社会、惩治犯罪的职责, 也就是说它是对未成年人和社会的双向保护。因此, 调查员不能先入为主, 加进自己的主观臆断, 而是要使报告内容客观真实, 不偏不倚, 在程序上也要注重主体、形式、方式合法, 真正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3. 客观、中立原则。

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中, 客观、中立是司法人员的职责, 是全面保证未成年人审判公正的重要原则。它是指调查员应当客观全面、事实求是的了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犯罪背景材料、基本情况, 不能受案件以外其他因素的干扰。调查员在进行调查时, 不能受未成年人亲属、受害人、社会舆论和媒体的干扰, 做到调查结果客观真实。要做到这些, 那么调研员必须要实事求是, 客观中立。

(二)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立法建议

笔者认为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法条中所说的“可以”进行存在明显不妥, 而应该对未成年人的情况调查在侦查阶段应该必须进行。因为我们设立基本情况调查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如果说成可以调查, 没有一定的法律强制性, 那么就不是很绝对的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

五、结论

我们都知道, 处在人生特定阶段的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具有特殊性, 更加需要国家、社会、集体的关心, 也更应该在法律上予以呵护。建立一套完备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机制, 不仅体现了对这一特定团体的保护, 更是完善我国现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要: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中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内容, 对保护未成年人的正当权益、维护司法公正方面有其显著的特征和优势。笔者主要从该制度的内涵, 存在现状和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困境等方面进行分析, 进而得出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立法建议和原则。

关键词:社会调查,品格证据,帮教

参考文献

[1]下树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法制教育[M].北京:西苑出版社, 1999.

[2]陈立毅.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2, 06:73-82.

[3]魏培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D].兰州大学, 2013.

[4]刘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D].燕山大学, 2009.

上一篇:有关食物的谜语及谜底下一篇:互联网与传统媒体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