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税（共11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税 篇1

深圳经济特区房产税实施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结合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的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特区内的房产，均按本办法的规定征收房产税。

第三条 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产权属于全民所有的，由经营管理单位缴纳。产权出典的，由承典人缴纳。产权所有人、承典人不在房产所在地的，或者产权未确定及租典纠纷未解决的，由房产代管人或使用人缴纳。

前款列举的产权所有人，经营管理单位、承典人、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统称为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

第四条 房产税由房产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征收。

第五条 房产税依照房产原值的百分之七十计算缴纳。

房产原值是指纳税人按照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在帐簿“固定资产”科目中记载的房屋原价。房产原值不实或没有帐面原值的，由房产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参照同类房产核定。房产出租的，以租金收入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

以租金收入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只适用于个人、房管部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含武装警察)、公园、名胜古迹、宗教寺庙和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出租的房产。

第六条 房产税的税率，依照房产原值的百分之七十计算缴纳的，税率为百分之一点二，依照房产租金收入计算缴纳的，税率为百分之十八。（有关个人出租房屋房产税税率自2001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住房租赁市场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0］125号）规定。）

第七条 房产税按年计征，分季缴纳。纳税人应于每季末月(三、六、九、十二月)缴纳房产税。以租金收入计征房产税的，于每月终了后十天内缴纳；一次收取数月租金的，于收取租金当月终了后十天内缴纳所收取租金月份的房产税。

纳税人如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税款确有困难的，应于期限届满前申请延期缴纳，但延展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三十天。

第八条 下列房产免纳房产税：

一、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含武装警察)自用的房产；

二、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房产；

三、公园、名胜古迹、宗教寺庙自用的房产；

四、个人自用的房产；

五、经有关部门核定属危房并停止使用的房产。

前款一、二、三、四项规定均不包括生产、营业用的房产。

第九条 纳税单位新建或购置的新建房屋(不包括违章建造的房屋)，自建成或购置之月起免纳房产税三年。

除本办法第八条和前款规定者外，纳税人纳税确有特殊困难的，可向税务机关申请，经税务机关批准，给予减税或免税的照顾。

第十条 纳税人必须在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内将房产的座落、栋(层、套、间)数、面积、原值、租金收入等情况连同有关证明文件，据实向房产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登记。

纳税人变更住址、产权转移、新建或购置房屋，房屋添建、改建或改装，免税房产出租或用于生产、营业，变更承租人或租值，以及房产停租的，应于变更、转移、竣工、购进、开业、出租、停租之日起三十天内，向房产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登记。

第十—条 房产在典卖、转移、分割之前必须清缴所欠房产税税款。如未清缴税款而典卖、转移、分割者，承受人应负责清缴税款。

第十二条 出租房产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使用税务机关统一印制的房租专用发票收取租金，承租人必须凭房租专用发票付款、记帐，否则，按违反发票管理规定处罚。

第十三条 税务机关有权对纳税人的房产、租金收入和纳税等情况进行检查，纳税人必须据实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不得拒绝或隐瞒。

第十四条 纳税人必须依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逾期不缴的，税务机关除令其限期缴纳外，并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千分之五的滞纳金。（有关滞纳金的征收率自2001年5月1日起执行新《征管法》规定。）

催缴无效的，税务机关可通知其开户银行扣缴。

第十五条 如出租房产的纳税人地址不详、不实，或有其它特殊情况时，税务机关可通知承租人代为缴纳税款。

承租人如不依照规定期限代缴税款，税务机关可按第十四条规定，除追缴税款外，并处以滞纳金，其滞纳金由承租人负担。

第十六条 纳税人违反本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三条规定的，税务机关可酌情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隐匿房产和租金收入不报或申报不实的，税务机关除令其限期申报或重新申报，追缴应纳税款外，可酌情处以应纳税款五倍以下的罚款。（有关罚款的处罚标准自2001年5月1日起定。）

偷税、抗税情节严重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七条 纳税人不按规定缴纳房产税，任何人都可以检举揭发。经税务机关查实处理后，按规定给予奖励，并为检举人保密。

第十八条 纳税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问题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按照税务机关的决定缴纳税款、滞纳金、罚款，然后在十天内向税务机关申请复议．税务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诉之日起三十天内作出答复。申诉人对答复不服的，可以在接到答复之日起三十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此文第十八条自1993年1月1日执行新《征管法》规起废止。）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深圳市税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起执行。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1985］

21、145号通知规定同时停止执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税 篇2

一、房产税措施

房产税是一种财产税，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房屋的余值 (即房产原值按照规定减去一定比例) 或出租房屋的租金收入征收。

（一）上海

试点范围为上海市行政区域，征收对象为上海居民家庭新购第二套及以上住房(人均60平方米超出部分)和非上海居民家庭的新购住房，税率规定应税住房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高于本市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2倍的税为0.6%，低于或等于2倍则为0.4%。

（二）重庆

试点的区域为主城九区，征收对象为存量增量独栋别墅、新购高档商品房、外地炒房客在重庆购的第二套房，并根据住房建筑面积交易单价与上两年主城就去年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的倍数实行差别税率，3倍以下税收为0.5%，3倍(含3倍)至4倍税收为1%，4倍及其以上为1.2%。

二、房产税的微观经济学分析

房产税的出台有调整财政结构、调节收入分配、抑制房价虚高等重要意义，而对于微观的供求市场，我们将着重考察其对抑制房价虚高的作用。

（一）房地产税收部分市场

从简单的从价税模型得出知道，商品弹性越小的一方，议价力越低，所负担的税额越重。结合征税部分的房产市场的具体情况分析：

尽管住房是弹性较小的商品，但是两地房产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奢侈高档住宅和投机性住宅而非普通居住性住宅，所以对于购房者而言征税的住房弹性较大，负担的税额不低。而就我国近年来房地产行业蓬勃的发展态势看，尽管2011年房产业经历了寒冬但也已逐步回暖，故总体来说投资者仍极其愿意投入房地产行业的开发中，并不是随房价的下降而大幅度减少供给或随上升而大幅度增加供给，反而一直是维持在较高水平供给，即弹性相对较小，负担的税额比例不高。

所以，大部分房产税的负担落在了购房者的肩上，而我国房地产虚高很大程度上却是房产商大力开发和相关房地产投资者炒作的缘故，所以税收负担较轻的供给方并没有受到有效抑制，最终难以有效抑制房地产虚高。

（二）房地产市场总供需

征税对供给方是一种消极刺激，会减少均衡产量，所以，理论上说征收房产税会减少对房地产商的开发。并且征税是一种信号表明了国家调控房价的决心，这也将影响那个房地产商的开发。从这两点看来，住房的供给将会减少。然而，试行房产税的税率很低，仅占美国房产税的四分之一不到。这种“温柔”的征税从理论上并不能带来供给的大幅度下降，在房地产投资者如火热情面前，温柔的征税将轻易被化解，降低供给的效果不佳。

征税对需求方也是一种消极刺激，会减少均衡需求量，理论上可以抑制消费者需求。而征税的信号作用反映了国家调控房价的决心，这将刺激居住型住房的需求，抑制投机型住房的需求。征税对象又主要是针对高档住宅和投机性住房，故应当能抑制投机性住房需求。但是不高的税率会大大减弱抑制投机性住房需求的作用，加之居住型住房的需求增加，所以购房总需求可能不减反增。

综合上述两点可知，在房地产供需总市场上供给不能有效减少，需求可能不增反减，结果是难以成功控制房价。

（三）小结

从对征税部分的房地产市场和整体房地产市的微观分析可以看出，沪渝两地税收抑制房价虚高的作用并不显著，主要原因体现在对房产开发商的抑制作用较弱和税率较低两方面。

三、房产税施行后沪渝两地房地产市场行情

自2011年起，沪渝的商品住宅开发和销售速度放缓，而重庆于2012年一月份商品住宅开发经营情况有所回升，上海则没有明显好转。

尽管纵向观察可见，2011年开始，重庆、上海的商品住宅开发经营状况得以“退烧”，日趋理性。但横向观察，2011年全国经济形势严峻，房地产行业经历了寒冬，沪渝两地的房地产行情并不罕见，甚至重庆的房地产情况在全国二线城市中还算比较乐观。

所以，自2011年1月开始，沪渝两地商品住宅开发经营“退烧”的现象主要源于收紧的货币政策和“限购”、“限价”、“限贷”等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不景气的经济大环境。而“房产税”在减少囤房、炒房需求，提高不动产资源配置率上并没有显著成效。

四、总结

通过从微观经济学视角进行理论分析和对房产税施行后沪渝两地房地产市场行情进行横纵向分析得到：房产税的施行没合理引导房地产供求关系，不能有效减少囤房、炒房需求，主要原因是对房产开发商的抑制作用较弱且税率较低。尽管房产税没能取得调控房地产市场的理想作用，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房产税，在优化税收结构、调解二次分配、缩减贫富差距等上仍有巨大意义。

摘要：房产税从2011年1月28日开始在沪渝两地试行变备受关注。本文从微观经济学供求关系的角度分析出:由于对房产开发商的抑制作用较弱和税率较低, 房产税在抑制房价上效果不佳。然后通过沪渝两地房地产市场实际行情对房产税试行效果进行评析。

关键词：房产税,从价税模型,总供需

参考文献

[1]哈尔·R.范里安 (Varian, H.R.)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格致出版社, 2009.

[2]郑华.房地产供求曲线的经济学分析[J].江淮论坛, 2008 (03) .

物业税的“直线”经济学 篇3

激流勇进的“物业税”改革给予了当代中国人太多的期待和希望，大家都寄希望于这一政策的实施能有效缓解中国房地产市场居高不下的房价问题。原计划需要五年的物业税改革在建设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土资源部等国家部委的大力协助下可能会提前出台:今年初，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2007年全国税收工作要点》将“研究物业税方案”列入到2007年的工作范围;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全国建设工作会议上也表示，将通过“有区别的税收政策”遏制住宅盲目消费，这也隐喻了保有税已是箭在弦上。物业税政策，很有可能成为继存款准备金政策、利息税政策之后作为今年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杀手锏”祭出。

物业税政策的基本思路是“将现行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土地出让金等收费合并，转化为房产保有阶段统一收取的物业税”。沿着这一改革思路，在理论上不但可以大幅度挤出土地出让金的泡沫，减少房地产投资开发风险，均衡各方税负，增加国家税收，而且土地开发成本的降低，高房价也就自然得到抑止。根据一些乐观的开发商估计，物业税的实施将使房价下降10％－25％左右，这同时也是目前中央政府以及舆论媒体的重点导向，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中似乎问题不大。但我们需特别注意，就在这一政策即将出台之际，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土资源部官员一再澄清“开征物业税不会取消土地出让金”。意欲何为？

初看时，还以为是这些官员的“画蛇添足”之笔。其实不然，经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尽管是目前为止分析价格的最好构架，但现实的逻辑未必就是如此“直线”:控制成本，就能降低价格。这使得我们对物业税政策能大幅降低房价的改革思路产生了怀疑。最近，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UCLA）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龙就专门撰文批驳了这些“单方程经济学”的直线谬误。在中国的转型背景下，更是如此，复杂的政治和利益结构使得政策的“直线”经济学逻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基础性的制度仍未得到实施，民众的福利和改革远景并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更多的稀缺资源被极少的精英集团所控制。很显然，这些经济精英并不可能自动放弃既有的权力基础，反而会变本加厉地设置各种制度障碍，成为转型改革路径上的实质性阻力。可悲的是，地方政府也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很容易被这些经济精英所“俘虏”，从而进入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共同“串谋”结构中。此时，尽管中央政府有了很好的政策意愿，但很有可能会在一个官僚的组织构架中消耗。其实，中央政府自然明了这些厉害，在几乎所有的政策改革中不得不“照顾”地方政府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希望能在“改革”与“保守”之间缓慢前行。

还记得春节前夕，央行在一个月中连续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存款准备金政策在西方国家来说是一把政策的“巨斧”。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使用，因为存款准备金政策这一服药实在是太猛了，不敢轻易冒险。但在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致:屡试不爽，见效甚微。当媒体对此采访我的时候，我一再表示:与其说是隔靴搔痒的调控政策，不如说是中央政府在政策与制度之间权衡与抉择的“试水”行为，现行的众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原有的制度边缘上不断“突击”。但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并不理想。谈到这几年的中国房地产，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也不免有类似的感叹，“我国房地产市场还缺少一个内在稳定器，所以总是需要外部的力量去调控来调控去，这是我们冲突和矛盾的焦点所在”。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已经在一个“制度”的最底线上极力挣扎。单纯的“政策”已经难以扭转“制度”的困局。如果没有“制度”的实质性发展，再猛烈的“政策”都将走入“失灵”。

当然，我们并不是完全否认物业税的合理性，物业税对于完善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体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势在必行的一项改革任务。但是，我们担心这些有着良好意愿的政策并不一定能成功。在没有新制度的强制保证下，非但不能实现降低房价的“直线”逻辑，反而会被强大的利益集团所利用，到时候房价不是更低，而是更高。如此看来，打破僵硬的利益集团羁绊，可能比一个英明的经济政策显得更加重要。制度改革对于中国的转型来说，仍然是最重要的。

何谓物业税？

所谓物业税，又称“财产税”或“地产税”，主要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要求其所有者或承租人每年都缴付一定税款，税值随房产的升值而提高。据有关消息，物业税开征的可能性操作法是将现行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土地出让金等收费合并，转化为房产保有阶段统一收取的物业税，即把买房子前已经交的税，放到买房子后按年缴交收取。多方观点认为，此举可以彻底解决目前我国房产地征税中存在的“范围过窄、税基覆盖不全、计税依据不科学”等问题。

开征物业税，对于已经有物业的市民来说，最关注的是开征物业税前已有物业是否还须征缴物业税。而业内人士认为，开征物业税前已有的物业不须征物业税可能性不大。因为物业税是会根据物业的增值情况收取的，旧有物业升值了必然要收取物业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税 篇4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关于第二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出口货物

退（免）税有关事项的通知

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大连、宁波、青岛、厦门、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 海关总署办公厅 税务总局办公厅 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同意第二批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出口企业名单的函》（银办函〔2010〕668号）（附件1）同意67，359户企业（试点企业名单见附件2）开展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为做好第二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出口退税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试点地区税务部门应根据《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银监会公告〔2009〕第10号）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评审以及出口货物退（免）税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税函〔2010〕303号），严格审核，及时准确办理出口货物退（免）税。在审核中发现异常出口退税业务应按有关规定处理。

二、各试点地区税务部门应按国税函〔2010〕303号文件的要求，及时将本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导入出口退税审核系统，保证试点企业出口退税审核工作顺利进行。

三、各试点地区税务部门应充分利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相关数据，加强数据分析，进一步做好试点企业预警评估工作。

附件1：《关于同意第二批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出口企业名单的函》 附件2： 第二批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出口企业名单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日

房产税补充资料：物业税 篇5

什么是物业税

所谓物业税，又称“财产税”或“地产税”，主要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要求其所有者或承租人每年都缴付一定税款，税额随房产的升值而提高。

从理论上说，物业税是一种财产税，是针对国民的财产所征收的一种税收。因此，首先政府必须尊重国民的财产，并为之提供保护；然后，作为一种对应，国民必须缴纳一定的税收，以保证政府相应的支出。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对房地产征收物业税，并以财产的持有作为课税前提、以财产的价值为计税依据。依据国际惯例，物业税多属于地方税，是国家财政稳定而重要的来源。

各国房地产保有税的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不动产税”，如奥地利、波兰、荷属安的列斯；有的称“财产税”，如德国、美国、智利等；有的称“地方税”或“差饷”，如新西兰、英国、马来西亚等；中国香港则直接称“物业税”。

物业税改革的基本框架是，将现行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土地出让金等税费合并，转化为房产保有阶段统一收取的物业税，并使物业税的总体规模与之保持基本相当。这样一来，物业税一旦开征，将对地方政府、消费者、投机者的经济行为产生不小的冲击。

深圳明年下半年率先试征物业税

备受各方关注的物业税开征被写进《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三年(2009-2011年)实施方案工作安排表》，至此，深圳成为首个把开征物业税提上官方日程的城市。

作为深圳市第四轮财政体制改革内容之一，深圳市将“合并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制定物业税税基评估技术标准，建立物业税税基评估系统，积极推进深圳开征物业税试点工作。”

《安排表》对深圳财税体制改革也定了时间表——2009年将开展准备工作，适时探索开征物业税，合并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2010年上半年将实施调整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计税依据，由以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改为按照销售(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计征，成为独立征收的税(费)，并于下半年试运行。

试不试颇为踌躇

2009年5月25日，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一度引发物业税开征的社会热议。

此后不久，深圳市人大审批通过《深圳市政府年度投资项目计划》，其中就包括建立“市地税局物业税及配套管理系统”，加之深圳作为全国率先实行物业税“空转”运行的城市，使得深圳一时被认为作为首批开征物业税的试点城市。

8月4日，对于深圳是否已经成为开征物业税的试点城市，深圳市地税局副局长章家寿公开予以了否定。他表示，深圳确实有开征物业税的想法，目前在进行研究和考虑。而从现有的思路来看，个人自住的住宅，有可能在物业税征收中享受到税收优惠。

“目前征收的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都不是十分严谨的税种，作为财产税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物业税迟早要开征。但物业税开征还有一段时间，因为还涉及

房产税补充资料：物业税

到不少具体环节上的问题，比如说，房子所在土地是不是就属于纳税人？税率到底设计多少比较合适？有没有对物业数据一个充分的掌握？此外，对物业的价值如何评估等等，都需要认真研究准备。”章家寿说。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税征处一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税务总局或许会考虑把开征物业税试点，放到此次深圳开展地方税制综合改革试点中。而至于深圳具体如何开征物业税，该官员表示很多方面需要国家政策法规的支持。

该官员表示，物业税作为一种新税种, 其开征等事宜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来决定，税收的立法权也集中在中央，所以深圳物业税由“空转”进入“实转”层面，需要等待国家统一安排。

专家预计起征点在1％左右

目前深圳所做的还是停留在物业税开征“空转”阶段，而全国处于“空转”试点的城市还有北京、辽宁、江苏、宁夏、重庆、河南、安徽、福建、大连等多个省区市。

为什么“空转”三年进入不了“实转”？多名受访专家表示，如何处理好中央财税和地方财税的分配关系是物业税能否顺利出台的关键。

按照目前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税制改革的设想，物业税改革的基本框架是，将现行的土地出让金以及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附加费、土地使用费、印花税、营业交易税、物业管理费等税费合并，转化为在房产保有阶段统一收取的物业税。

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研究员张培森表示，目前物业税征收最大的障碍是土地出让金。

根据我国的土地制度，地方的国有土地归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土地市场价值等因素来自行定价，土地出让的收入就纳入了地方财政。如果一旦将土地出让金纳入物业税，土地出让金就以国家税收的形式进入了国库，如何分配给地方、分配多少将是面临的一大问题。另外，与现在地方政府一次性出让土地不同的是，物业税分年征收，这将导致地方财政短期收入大大减少。

相关专家向记者表示，物业税和所得税、增值税一起被称为国际通行的三大主力税种。在中国，所得税和增值税是以中央税为主的共享税，即将进入“实转”的物业税，谁是受益主体，存在争论。据其透露，现在各地对物业税所做的“空转”试点大多也并未涉及到土地出让金。

张培森对此表示，在不触及土地出让制度的前提下对现有税费进行整合相对更加简单、易行和具有可操作性，但会涉及到收费的建设部门，所以要进行税收和收费的整合也并非易事，要协调好不同部门的利益关系，还要制定好配套政策。

深圳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国世平亦表示，物业税开征不是简单的税费改革，涉及土地使用制度、市场调控手段、住宅建设方式等多方面。房产如何评估、针对哪些物业开征、税费比例、如何约束个人欠税、个人房屋认定，政府该如何征收、该税收最后用于何处等等，都很复杂。

“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就物业税开征的时间以及开征基点在学者和业界征求过意见。结合目前的经济形势，我预计起征点在1%左右，不能太高。” 国世平说。

国世平进一步向记者表示，“物业税的征收办法可能按照人均居住面积计算，超过一定面积要收税。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人均30平方米和人均50平方米作为起征点。物业税的征收标准将在0.6%-6%之间。”

房产税补充资料：物业税

搜狐新视角:诸多条件不具备 物业税开征为时尚早

2009年06月26日来源：中国资本证券网-证券日报

一个月前，中国政府网公布的一则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让大家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到物业税上。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日前又下发通知表示，将在40个重点城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商品住房开发费用构成专项调查。

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表明，物业税开征在即。究竟物业税该不该开征？开征物业税前我们应该先做好哪些准备？针对这些问题，6月25日下午，在由搜狐财经举办的搜狐新视角经济学人月度论坛上，对物业税有着多年研究的专家们进行了热烈讨论。

不能绝对地说是否应该开征物业税

其实，开征物业税并非第一次提出。早在5年多前，我国就提出了对房地产征收物业税的设想。不过，由于税率、税基和征收对象等错综复杂的问题，物业税一直就是个空中楼阁，并没有实质进展。

既然有着这么多的难题待解，那物业税是不是就不该开征呢？论坛上的专家们观点不太一致。

“有财产的人应该尽更多的社会义务，有财产的人应该纳税，财产多的人应该多纳税，这是早晚的事。物业税作为财产税的一个税种，它一定会成为税源的渠道，所以物业税是一定要征的。”著名物业管理专家舒可心开宗明义。

对此，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孙钢表示赞同。他指出，物业税不是该不该开征的问题。因为早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已经决定了要开征物业税，所以这是一个早晚都要干的事情。问题只在于什么时候开征，而不是该不该的问题。

不过，高策地产顾问机构董事长兼首席专业合伙人李国平意见有些不一样，在他看来，物业税并不是一定得征，得要看立场。

“不能说因为别人在征，我们就得征。我们还得对比人家的福利保障，所以这是立场问题。该不该征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好说的事情。”李国平说。

同样，北京大学经济所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张辉也认为，开不开征，得看一个国家的基本面，因为西方发达国家财富已经积累得足够大了，所以物业税对老百姓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还处于财富增加阶段，或者是投资不断的积累阶段，若增加税收，无论是对宏观经济还是对个人，都是很不好的影响。

尽管对于开征与否大家意见不太统一，但有一点，专家们意见比较一致，那就是，从理论上来说，开征物业税是有必要的，只是得看时机是否成熟。

“物业税早晚会来，但是它离每个老百姓的距离是不同的。”孙钢说。开征物业税缺乏制度条件

理论上，物业税可以起到调节公平尺度、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而且也确实能给政府提供稳定的税收来源。然而现实情况跟理论毕竟是有差距，要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理想环境，还有很多条件不具备。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独立评论学者姚中秋表示，物业税是针对国民的财产所征收的一种税收。现行的制度，土地是国有的，并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要我们为国有财产纳税似乎不妥。即便要交，不动产税的征收对象只能是房屋，而不是土地了。

“开征物业税是需要制度条件的，我们现在是需要努力构造制度，然后回头再讨论物业税的问题。”姚中秋说。

房产税补充资料：物业税

同时，李国平指出，现在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廉租房的问题，还要解决买不起房的问题。如果以后征物业税或者是财产税，最重要的一条，可能要跟利益相关。因为增值，所以交税；因为享受，所以交税。“不能对普通的老百姓征税，因为是为了生存买这套房子住，即使涨价也不可能卖掉去获收益。”

此外，舒可心则强调了，纳税主体和具体税种的不明晰。他指出，无论从物业税的纳税主体，还是具体税种安排来看，都需要明晰健全的产权制度做基础。

“物业税税基应该只核定房屋水泥的价值，纯粹为房子征税，而且必须像美国一样有第三方的中介机构评估这个房子的房产价值，而这个房产价值一定不是政府强迫的。首先还要把土地剥离出去，如果通过第三方来评估。而目前中国的房产评估事务所的水平非常低，会造成很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方面的问题，征税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基于这样的一些现状，舒可心认为，虽然现在向社会普遍开征房地产税或者是物业税的社会大环境并不具备，但是可以向独栋的富豪们先开始试点征收。

除了客观环境的不具备外，专家们还一致强调了，明确物业税征收目的和用途的重要性。

“物业税将来要开征，他必须要走在法制的轨道上。比如确定物业税必须专款专用，只能定向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不能移作其他用途。”李炜光说。

开征至少在三五年后

除了对物业税该不该开征以及如何做好准备的讨论，专家们对于物业税开征的时机问题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孙钢指出，中国现在的征税对象都是以企业为主，或者是对个人的一些征税，通过代缴或者是其他隐蔽的手法，让个人在买东西的时候，无意中把税交了。而物业税如果要征收的话，一定是直接面对面，而这对还没有直接交税习惯或者意识的中国百姓来说是件很难以接受的事情。

“此外，物业税是一个地方税，各个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别。税制又是需要全国人大来立法通过，通过的时候，税制的设计相当复杂，如果你考虑到这些因素，把这些都涉及到了，确实很长时间才能下来。”在孙钢看来，短时间就开征的可能性很小。同时，他也指出了一点，那就是5月25日公布的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当中提出要改革的项目多达四五十项，其中针对税制的改革也有六项，所以国家发改委提出的要研究物业税的开征只是改革的一般性的安排。并不会因此打乱原来研究的进程，“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点是，原来的物业税，税制的研究，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两家在做，这一次改革的安排又增加了国家发改委和住房建设部。这两个单位的加入有可能对整个物业税初期的安排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基于这些分析，孙钢认为，现在的政府不会因为某个人的一时性急马上就推出一个新东西来，而且很多税制的改革，无论是增值税的转型，还是企业所得税的两法合并，研究了十年以上，最后才能够拿出一个方案来。现在再强调研究物业税的开征，没有三五年，基本方案未必能够拿出来。“ 对于孙钢的这个说法，与会专家保持了难得的一致。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表示，在中央已经决定了要开征物业税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事情就无法回避了，加上又有两个部委介入进来，以及国务院的批复报告，如果明年启动过程，立法最快两年就能立，可能就三年之内就要开征。

”开征不一定就是针对每一家每一户，商用房可能是靠前一些，一般的民众暂时会晚一点。“李炜光说。

房产税补充资料：物业税

”短期内如果要推出来的话，肯定是采取简约的做法，把现有的税只是针对有经营收入的单位和个人的房地产征一些税，跟现在的做法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把计税依据调整一下。那样也就失去了征收这个税的意义。“孙钢强调。

并不会对房价造成很大影响

对于物业税，还有一个大众非常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如果物业税开征，将对房价产生怎样的影响。

”普遍房地产界认为，物业税的出台，不管早晚，今后肯定对别人持有第二套房、炒房带来一定的压力。这个，开发商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了，所以大家基本上担心会不会对房价有影响。“李国平坦言。

孙钢也认为，现在看来物业税仅仅是房地产保有环节的一个税种，而不是交易环节的一个税种。而如果物业税是在保有环节之下，那物业税和房价之间也就脱离了一种直接的关系。”因为主要是交易环节的税费可能会对房价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保有环节的税，应该说对房价只是起间接的影响，而不是直接的影响，当然我们不排除它会有影响。比如说人们的心理预期，这种影响我个人认为他不是直接的，是间接的。“ 对于物业税对房价的影响，北京大学经济所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张辉则从供求关系的层面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如果物业税开征的话，决定房价的是供给和需求。如果是在消费环节征收，是影响需求曲线，需求曲线降低需求。如果是在生产环节征收，在土地出让环节征收，就是在生产环节征收，就影响了供给。税征收以后，购房者和卖房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不对称的情况下，额外多的钱最终肯定会转移到消费环节。

”我们判断如果在消费环节征收，就会带来房价会上升。因为相对于其他因素来说，物业税对房价的影响会很小。物业税征收以后，如果这个政策真的出台的话，对房价的影响有没有呢？只要这个政策被消费者预期了，这个政策对宏观面就没有影响。"张辉说。

对于这点，李国平给与了肯定，他表示，物业税对房地产企业来说，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作用，可能会对泡沫的出现有一点阻碍作用，但是等到有一天它真正要实现的时候，可能对市场反而没有什么影响。

贾康：建议研究渐进式开征物业税

2009年07月06日05:00来源：中国证券报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4日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表示，建议研究开征物业税，可以采取渐进式方案，先对经营性房地产征收，并考虑覆盖别墅和高档公寓，对于个人第二套住房要研究如何在操作上进行界定，个人自住房可暂缓考虑。

贾康表示，目前讨论的物业税实际上是不动产税，在文件中借鉴了香港物业税的表述，但和香港物业税有不少区别。它对应的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地方政府作为税基和主要财源支柱的房地产税和财产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税 篇6

1、打开省网上税务局，点击右上角“登录”，在登录界面上，输入纳税人识别号和密码登录。

2、进入到网上申报的界面，在界面的左上角可以看到“纳税申报”，点击“纳税申报”，在“纳税申报”的下拉菜单里有“其他申报”，点击“其他申报”后，就可以在右边出现其他应申报的税种申报表了，3、在这些报表中我们可以找到“房产税税源信息采集”和“房产税申报”。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税源采集，点击“房产税税源信息采集”处的填写申报表，进入采集界面，在采集界面上我们可以在左上角看到“新增房屋”，点击“新增房屋”进行增加，填写录入自己的房屋的相关信息后，点击保存。

4、增加完房屋信息后，我们就需要编辑登记我们的应税信息，点击界面上的“应税明细”，进行应税信息的维护和修改。在应税明细里有从价征收和从租征收两部分，选择合适自己的征收方式，填写相应的内容，然后保存。

5、编辑完房产税信息采集申报表，就可以记性房产税的申报了，点击“其他申报”里的“房产税申报”的填写申报表，进入申报表界面，申报界面上会直接显示刚刚你维护的房产税的信息，点击申报即可。

二、房产税从租计征要注意什么事项?

1、房产出租的，以房产租金收入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对投资联营的房产，在计征房产税时应予以区别对待。共担风险的，按房产余值作为计税依据，计征房产税;对收取固定收入，应由出租方按租金收入计缴房产税。

2、对融资租赁房屋的情况，在计征房产税时应以房产余值计算征收，租赁期内房产税的纳税人，由当地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新建房屋交付使用时，如中央空调设备已计算在房产原值之中，则房产原值应包括中央空调设备;旧房安装空调设备，一般都作单项固定资产入账，不应计入房产原值。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税 篇7

目前我国城市中有关房地产方面的税费很多都是隐性的, 如土地使用费等主要发生在施工阶段的税费和住房的建筑成本和开放商的利润共同构成了住房价格。有数据显示, 在住房价格构成中, 土地成本占到其中的将近30%, 税费为20%, 而房地产商的利润仅为15%-20%。在我国, 土地成本是一次性租赁费用, 房地产开发商在取得土地的70年使用权时需一次性支付, 其他在房地产开发经营中涉及的各种税费项目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土地管理费、拆迁补偿费、契税、城市维修建设税等60—180多项 (所在城市不同, 地产商所需缴纳的税费种类不同) , 这些隐性的税费大大增加了房地产开发商的成本, 是住房价格攀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 在我国, 购房者在房产交易中, 需要一次性缴纳大量的住房交易税, 其中包括契税、登记费、工本费、公证费、合同印花税等。以居民全款购买一栋90平方米的价格水平在6000元的新建商品房为例, 所缴上述费用总和将近1万元, 而在居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二手房的情况下, 所需缴纳的住房交易税费的项目更多, 如绘图费、测量费、维修费、评估费、过户费等, 所交税费总和远超过1万元。

可见, 在我国土地成本是高房价的一个主要构成因素, 而房产交易中的高税费, 又加大了城市居民购买住房时的经济负担。

二、房产税改革的思路

(一) 我国目前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现状

将房价———收入比 (P/I) 定义为某地区住房的平均价格与该地区城镇家庭的年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以上海市为例, 上海市2011年1月的住房平均价格为23591元, 201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230元。根据2010年我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 我国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为3.1, 则上海市城镇家庭对90平方米的住房的房价—收入比为:

P/I的值越高, 城镇居民对住房的负担能力越低。上例中P/I的值为18.9, 表明上海市居民在零消费的情况下, 18.9年可以买到一套住房。表1中列举了2011年中国31个主要城市的房价—收入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注: (1) 住房面积假设为90平方米, 住房价格=平均房价×90; (2) 平均家庭收入是通过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估计得出, 平均家庭收入=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 (3) 平均房价为各城市2011年1月的统计数字。

从表1中可以看出, 各城市的居民对住房的支付能力普遍偏低。对于一些城市来说, 住房价格的小幅下降, 并不会大幅度提高城镇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 原因在

于, 住房价格与城镇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以住房价格下降10%为例, 在城镇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不变的情况下, 根据上述P/I的计算公式, 31个城市居民的P/I值也下降10%, 居民对住房的支付能力依然有限。

(二) 以“提高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为目标的房产税改革思路

以“提高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为目标的房产税改革, 其核心目的是提高城镇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 降低城镇居民购买住房的经济性负担。具体改革思路为:

1. 将大部分税费由一次性收取改为居民在住房持有期间每年收取

通过上述有关住房价格构成的分析中可以看到, 土地成本和税费共占到住房价格的50%左右, 而这些税费中, 有些税费, 如70年的土地使用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土地管理费、城市维修建设税等在房产交易中的一次性收取, 大大提高了住房的价格, 建议改为居民在持有住房期间每年收取, 如在70年内每年收取。

2. 继续减少、取消或合并一部分税费

1997年1月2日, 我国中央政府取消了48个有关房地产方面的税收项目, 地方政府也废除了一些不尽合理的税费, 但现有税费中, 仍有一部分税费可以进行归整。具体而言, 中央及地方政府可以减少一部分税费, 如评估费、绘图费、维修费等;合并一部分税费, 如将合同印花税、证书印花税、登记费、过户费和证书费等税费合并。

三、以“提高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为目标的房产税改革的经济性影响

(一) 对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

如果将大部分一次性收取的税费改为按年度收取, 可以使住房价格大幅下降。我们通过如下模型来分析改革之后的住房价格及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情况。

假设住房价格在改革前为100, 改革后为Pnew, 房产税税率为t, 贴现率为r, 在土地的使用年限N为70年的情况下, Pnew为:

假设贴现率r为5.0%, 则不同房产税下的住房价格Pnew的变化情况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到, 随着房产税税率的提高, 住房价格下降的幅度越大。在房产税税率为2.0的情况下, 2011年我国31个主要城市的房价—收入比 (P/I) 变为:

从表4可以看出, 房产税改革后, 在住房总支付价格不变的情况下, 城镇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大大增强了。如上海市2011年的房价—收入比 (P/I) 由改革前的18.9下降为改革后的13.4, 居民对住房的支付能力明显增强。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进一步减少并废除掉一部分不适宜的税费, 住房价格可能会进一步降低。

(二) 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

从短期看, 将70年的土地使用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土地管理费、城市维修建设税等费用由一次性收取转为居民在房屋持有期间的每年收取, 大幅减少了地方财政的收入, 还可能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但从长期来看, 房产税的改革能够避免地方财政“寅吃牟粮”和“土地财政”, 同时也扩大了地方财政的税基。现有房地产税制的情况下, 政府有关房地产方面的税收直接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情况呈正相关关系。在目前房地产市场繁荣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较高, 而在若干年后, 房地产市场日渐平稳时, 相关房地产方面的税基减少, 进而导致地方政府在此方面的税收收入减少。而改革后, 房产税成为地方政府一个庞大而稳定的税基, 它与房地产市场的经营情况的相关性降低, 为地方政府提供充足而稳定的收入。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讨论了我国房产税改革的新思路, 即以“提高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为目标进行房产税改革。具体而言, 将大部分税费由一次性收取改为居民在住房持有期间每年收取, 并继续减少、取消或合并一部分税费。通过对比房产税改革前后的城镇居民对住房的支付能力情况, 可以看到, 改革后, 城镇居民对住房的支付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更有助于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同时, 房产税的改革, 使得地方政府获得了一个庞大而稳定的税基, 有利于地方政府获得长期且稳定的财政收入。但是, 在房产税改革过程中, 也会遇到一定的问题, 以下就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 提出合理化的解决建议。

(一) 房产税改革仅针对新建住房实行, 原因在于, 旧房已经支付了税费, 因此在改革中不应该将其算在内, 而只对新建住房实行房产税改革。

(二) 房产税税率应根据各省为单位自行制定。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差别较大, 各地区的住房价格与居民收入的对比情况也有所不同, 房产税改革应以省为单位, 由省政府根据各省的实际情况, 参照本省的城镇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和新建商品房的均价等情况制定房产税税率。

经济法视角的物业税制度评析 篇8

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近几年房地产市场呈现火爆场面，房价持续快速走高。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诸多影响，政府基于国计民生的考虑，采取了各种措施对房地产市场予以调控，有关征收物业税的问题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就物业税的经济法层面的价值作相关分析。

关键词 物业税 社会本位 价值

一、物业税概述

一般意义上的物业税主要是指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所有者或承租人对其所有或使用的该不动产按期缴付一定税额的税种，其税额额度随不动产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中。物业税已经成为重要的税种之一，其在这些国家实行的过程中体现了以下特征：

（1）坚持“宽税基、简税种、低税率”的原则。

（2）根据不动产使用性质的不同确定不同的税率。

（3）征税范围既包括城镇，也包括农村，公共、宗教、慈善等机构的不动产在免征范围内，这一点更注重不动产范围的界定，即城镇和农村的不动产均在征收范围内，以及征收上的地域差异，使其征收规则与实际情况结合更紧。

（4）物业税在财税划分体制中属于地方税种，是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针对目前中央地方财权事权的划分情况，把物业税纳入地方税种范围是十分必要的。

（5）各國都建立了完善的房地产登记和评估制度与之相配套。

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属性

法的各个部门在处理社会整体和个体的关系方面，有不同的主旨和调整方式，对国家和非公共组织、个人的保护和制约也有不同的侧重，从而区分出不同的法律调整模式。相对行政法的权力本位和民法个人权利本位，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

经济法作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本质上是体现社会本位的。事实上，社会利益独立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存在是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得以存在的完全而充分的理由，正是基于此，经济法在调整上述三种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始终立足于社会整体，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保持干预的适度性，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保证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这也就是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的主要内容。

税收体制作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理所当然的具有社会本位的特质。国家在制定相关税收制度和政策时，必须依法合理的行使权力，对社会负责，不能够只求扩大税收收入，设定不合理的税种税率；企业和个人等经济主体也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使权利，不得片面强调自身的财产利益，置社会利益于不顾，以行使权利为借口对抗行政干预而损害他人乃至社会整体利益；社会中间层主题则要独立于前二者，为政府干预市场和市场主体交易活动服务。在整个经济环境中。任何主体的活动都是依照经济法的规定，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基准的。

三、物业税的经济法价值

（1）从消费环节抑制需求，打击“炒楼”、“圈地”等投机行为。现行房地产税费制度，无论在税种、税率设置、计税依据方面，还是在税收征收成本和奉行成本方面。都不能很好的限制房地产产业的投机行为，导致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缺位。而物业税的开征会使房地产自用需求者倾向于购置较小面积的房地产，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地产投资和投机需求，从而在消费环节减少房屋的需求量，对房价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使社会大部分个体从中受益。

（2）有利于确立一个稳定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根据世界各国的实践，物业税均被归为地方税，再加上我国目前的税收状况呈现出。中央富地方穷”的局面，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物业税所得“分地方一杯羹”，甚至可以将物业税作为地方的主体税种，以持续和稳定的水源保证地方财政税收收入的增长，改变现阶段地方政府卖地筹钱的根本动因，协调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分配的平衡。这种平衡使地方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而中央政府也能够提供足够的全国性公共产品，最终达到公共产品的供给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求，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3）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按照西方税收理论，物业税是否具有收入与财譬分配功能取决于对其税负归宿的分析，如果税负归宿相对于财富分布具有累进性，那么它就具有调节收入与财富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反之则否。结合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实际，本文倾向于不动产税具有累迸性的观点，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物业税很有可能采取使用性质不同、省区不同，则税率不同的征收方式。

总的来讲，物业税的征收可以从开发商、消费者、投资者、政府等各个市场管理和活动主体的层面，对其行为进行间接或直接的规制，使“有形的手”在不动产领域充分发挥其调控作用，给初涉市场的房地产产业一剂高效的镇定剂，解决目前市场出现的盲目投资、滥占农地等短视行为引发的一系列环境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物业税的征收在完善我国税制的同时，给社会法制进程的深化和公共利益保障制度的建设提供了一条进路，是国家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加趋于符合社会的需求，经济法的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吕忠梅,陈虹.经济法原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潘静成,刘文华.经济法(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税 篇9

今年税法一教材关于农产品计算抵扣进项税的公式的说明发生了调整，教材113页谈到计算抵扣进项税的依据是农产品的买价，并强调买价不包括按规定交纳的烟叶税。并说明此条政策依据是财税〔2009〕17号已将财税[2006]140号文件废止。

一、被废止的文件到底废了什么内容？

2009年2月26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财税〔2009〕17号文件“关于公布若干废止和失效的增值税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其中废止了2006年10月8日发布的财税

[2006]140号文。

被废止的“财税[2006]140号”只有一个自然段的内容，但是却体现了两个的核心规定：对烟叶税纳税人按规定缴纳的烟叶税，准予并入烟叶产品的买价计算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并在计算缴纳增值税时予以抵扣。即购进烟叶准予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按照《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暂行条例》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烟叶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的通知》(财税[2006)64号)规定的烟叶收购金额和烟叶税及法定扣除率计算。烟叶收购金额包括纳税人支付给烟叶销售者的烟叶收购价款和价外补贴，价外补贴统一暂按烟叶收购价款的10％计算，即烟叶收购金额=烟叶收购价款×(1+10％)。

继续上国家税物总局官网查找资料的有效性，发现2008年12月发布、2009年开始实施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的条文还没有一个被废止，这说明增值税实施细则是全文有效的。增值税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第（三）项所称买价，包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在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价款和按规定缴纳的烟叶税。” 所以说，真正被废止的内容应该是该文件的核心规定之一——在计算抵扣进项税时使用收购价款、收购金额等多个概念，这些与增值税条例细则中的相关概念和方法不吻合。

二、烟叶税依然是增值税进项税的计算依据的组成部分

通过查找、对比政策、与其他老师交换看法，关于烟叶税是否还是增值税进项税计算依据的组成部分的结论明朗起来。我们理解的结论是：

1．财税[2006]140号被废止主要是因为其中关于买价与收购价款、收购金额的概念同时出现，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划分，执行中容易出现歧异。

2．增值税实施细则的有效性体现出烟叶税还是要包括在农产品的买价中，成为计算增值税进项税的因素或基数。

3．现行烟叶收购环节增值税进项税的计算抵扣，其“买价”包括收购发票上列明的实际价款和烟叶税纳税凭证注明的实际交纳的烟叶税。

4．被废止的老政策的多比例多步骤的计算过程，不再在进项税抵扣的计算步骤中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简洁明了的票面实际收购价款和实际纳税票据——据实计算抵扣。

退抵税申请 篇10

该单位名称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地址：*********号，注册资本：******元，注册类型：国有企业，经营范围：*****************。

该公司于2014年4月17日预缴企业所得税******元，税票号为：********，2014年7月14日预缴企业所得税******元，税票号为：********，2014年8月13日预缴企业所得税*******元，税票号为：********，2014年10月21日预缴企业所得税******元，税票号为：********，共计预缴企业所得税******元。

2014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应纳税额为*****元，2014共计预缴*****元，导致多交企业所得******元，现申请抵税******元。

***********公司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税 篇11

关键词 排污费；鲍莫尔—奥茨税；费用效率；政策组合；分析

中图分类号 X1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0—0069—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0.011

1970年以后欧洲各国就开始引入排污费制度，并且已成为各国进行水质管理和环境保护的普遍政策。从环境税的各种相关文献来看，现在实施了污水排污费制度的欧洲国家达到了将近20个，因此欧洲国家在排污费制度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实施排污费的欧洲国家中，德国的排污费制度是以鲍莫尔—奥茨税[1]为模型构筑的，可以说是欧洲最典型的排污费制度。相比较而言，荷兰和法国的排污费归根到底不过是水管理过程中的财源募集手段而已，其初衷并不是实现外部不经济的内部化。因此，即使产生了污染削减的刺激效果，也并非有意而为，仅仅只是一种“副产品”。另一方面，即使是以刺激效果为目的的排污费，也不一定就是费用效果的环境目标达成的手段，也就是说不一定是以鲍莫尔—奥茨税为模型而构筑的。而德国的排污费从一开始就是明确地以鲍莫尔—奥茨税为基础而制定的，这是其区别于其他国家排污费的特征之一。本文通过对德国排污费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成效进行深入分析，指出环境政策的经济手段的理论和现实是如何相背离的，并找出其相背离的原因，从而为我们验证现实的排污费是否能够发挥其理论效果提供现实材料。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提出，应该明确地把分配问题放到环境经济政策的框架设计中加以考虑。

1 排污费研究的文献综述

关于排污费的实证研究，Kneese 和Bower所著的《水质管理论》可以说是该方面的先驱性研究。他们以地方的水管理组织部门为分析对象，具体来说是德国鲁尔地区的水管理组合，英格兰以及威尔士的河川管理厅，法国的流域水管理公团，以及美国的达拉威尔流域委员会。这些组织机构都是有权从受益者征收附加費用以及分担费用来弥补水管理所需要的费用。如果这样的一些附加费用和分担费用不仅仅是按水量，而且还是根据受益者对污染的贡献度让受益者按比例分担的话，那么也可以看作是排污费的一种。

地区水管理组织的这样的一些财源募集手段不断发展，逐渐起到了作为环境政策经济手段的作用，荷兰和法国的排污费是其中的代表[2]。实际上这些排污费都是用来填补地方水管理组织机构的费用。但是，荷兰和法国的排污费与德国的水管理组合的分担费用制度不同，其最突出的不同在于它是和现代水质管理政策的确立一起作为一套体系而引入的。这里所说的现代水质管理政策有两个特点，第一，往公共水域排水时必须要有排污许可证，并以此为根据进行限制。第二，设定应该达成的环境目标，以及为了达成该目标要有计划地进行排污处理设施的建设。排污费制度可以说是为此而设计的财源募集手段，以及连带地起到了作为环境政策方面的政策手段的作用[3—5]。

其中荷兰的排污费，被评价为是现在实施的排污费中唯一具有激励效果的，这一点值得注意。荷兰的排污费研究中重要的是Brown和Bressers 进行的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荷兰的排污费尽管本来是作为财源募集手段而引入的，但是对排放削减起到了很大的贡献作用[6]。

与此相反，德国的排污费尽管也是作为政策手段而引入的，但是被认为没有充分发挥其在污染削减方面的激励效果。关于这一点Brown和Johnson的研究经常被加以引用。但是，该论文着重于探讨排污费制度在美国的适用可能性，并且其制度解说部分由于其后的法律修正而变得过时了[7]。在这个意义上，Hansmeyer，Ewringmann，以及Gawel等德国学者相继发表的研究成果反而重要。他们的研究涉及到排污费对排放者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及排污费的改革提案等各个方面。此外还从德国的排污费的经验对环境经济理论进行了重新探讨[8—10]。

以上的这些排污费在欧洲的实践以及与此相关的研究积累使得制度比较研究不断变为可能。此外，最近，OECD也通过有意识地把经济手段在中国的适用经验与经济手段在欧美的适用经验的进行交流比较。本文以德国的排污费为主要研究对象，并把其作为政策课税，即鲍莫尔—奥茨税的典型来进行分析，并以此为依据探求排污费制度的改进思路。

张宏翔等：基于鲍莫尔—奥茨税的德国排污费制度的经济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年 第10期2 德国排污费制度及其历史沿革

2.1 排污费法制定的背景

德国排污费是依据排污费法，作为水质管理的新政策手段而引入的：

第一，由于仅靠直接规制无法达成实现环境基准，因此，作为直接规制的补充手段的经济手段就应运而生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德国的水质异常恶化，虽然通过直接规制对其进行了干预，但是还是无法阻止污染的进一步恶化。莱茵河的水质在1969年虽然仍为III类，但是在1975年进一步恶化为III—IV类水，污染严重的地方甚至变为IV类水。为了改善直接规制政策在实施方面的欠缺，德国决定引入新的政策手段，即排污费制度。

第二，德国政府制定方针，运用附加费的形式来实施环境政策的原则（PPP）（污染者负担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1969年，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组建了联合政府，在该政权体制下，环境政策被赋予了与外交，安全保障，产业，教育等同等重要的地位。为了应对当时非常恶化的环境，德国政府在1971年发布了环境政策计划，其中明确了实施环境政策的3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预防原则，合作原则）。同时，在该计划中，还明确了污染者负担原则不仅要同直接规制，还要与税/附加费政策一道加以实施。与首次在环境基本法（1993年制定）提到经济手段的日本环境政策相比，德国在很早就开始重视经济手段。在以上背景下，1972年政府开始了排污费法的法案制定工作并于1976年通過该法[11—13]。

2.2 目前的排污费制度

2.2.1 排污费法概要

排污费是针对往公共水域排放的污水征收的费用，往公共水域直接排放污水的业者，即直接排放者为排污费的义务缴纳者。家庭等通过自治体的下水处理设施间接排放污水等间接排放者不在排污费的义务缴纳者之列。

排污费的课税标准按污染单位数来计算。污染单位是排污许可证上记载的推算值。此外，雨水，小规模排放者（家庭，一天排放量少于8m3的情况）由于其污染单位数无法计算，因此排污费一律按统一标准计算。

排污费价格在该制度引入之初设定为12马克，随后慢慢地提高。最为重要的是，如果排放者能够满足水管理法7a条规定的，按照技术水准制定的最低要求基准，那么适用的排污费价格则打折50%。此外，排污费是目的税，其税收的用途只限用于特定目的。排污费收入归入到各州政府，其用途除了可用于排污费征收的行政费用开销外，还仅限于用于水质保全对策费用，水质保全研究费以及从事保全事业的工作人员的教育费用等。

2.2.2 排污费的计算

排污许可证上记载了各排放者应该遵守的年间排污总量以及表1上列举的各参数的浓度。这些就是排污费计算的基准。其浓度通常按照最低要求基准来确定。排污费的计算公式如下。

排污费负担额=污染单位数X 排污费价格（每一个污染单位）

污染单位数=年间排污总量[m3]X最低要求基准[kg/m3]表1中相当于1个污染单位的负荷量[kg]

此外，污染单位数按照表1中的各污染物质来逐个计算。因此，排放者的排放污染单位总数为各污染物质的排放污染单位数的合计。

如果实际负荷量比许可证上记载的负荷量减少了的话，可以向当局事前申请报告，减少了的那一部分污染单位数的排污费负担额可以减去。反之，如果不能守住许可证上记载的负荷量，按照以下方法计算其增加的污染单位数，这样排污费负担额也相应增加。SEerh=SE{1+X·（MW—W）/W}SEerh为新增加的污染单位数，SE为许可证上记载的本来的污染单位数，MW为超过最低要求基准计算出来的值中的最高值。X为权重值。一次基准超过的情况，X=0.5，两次以上基准超过的话，X=1。

2.3 作为鲍莫尔—奥茨税的排污费的理论与实践

排污费在一开始时就明确地以鲍莫尔—奥茨税的理论为依据来构想。就排污费制度设计提交报告的环境问题专家委员会认为，要在德国全土实现政府提出的II类水目标，通过生物处理的净化率有必要达到90%。为了用最小的费用达到该目标，依据鲍莫尔—奥茨税理论设计的排污费值得大力推广。于是，为了达到90%的净化率，委员会的模拟结果认为每一个污染单位的污染价格有必要设定为80马克。但是，1976年排污费法制定的时候，该方案在以下几个方面已经与鲍莫尔—奥茨税相背离。

第一，价格低。虽然专门委员会提了建议，但是排污费引入当初的价格为12马克（图1中的t）。这样一来，仅靠排污费是无法实现II类水的目标的。

第二，由于德国排污费所具有的独特的价格结构，费用效率性就被牺牲了。图1的纵轴表示排污费价格以及费用，横轴表示为排放量。MC1，MC2，MC3各自表示为不同排放者的限界排放削减费用函数。e2为联邦政府规定

图1 德国排污费的价格结构

表1 相当于1个污染单位的污染物质负荷量

的最低要求基准。只要是排污者没有满足最低要求基准，排污费价格设定为t，如果满足了基准，那么就规定降低到其1/2。此时，由于各个排污者是在其面临的税率和限界排污削减费用相一致的地方决定其排放量，因此各排污者与各自的限界排污削减费用MC1，MC2，MC3相对应，在e1，e2，e3处进行排放。其结果则是，在图1所示的曲线价格结构下，各排污者的限界排污削减费用没有能在价格t处，实现均等化，也没有能够实现费用最小化。

第三，图1的价格结构对如MC3所示没有满足最低要求基准的排污者来说，具有促使其满足基准，从而达到削减排污费负担金额这样的刺激效果。也就是说，排污费也可以看作是为了使排放者遵守基准而制定的直接规制的政策补充手段。但是这样一来这其实就不是鲍莫尔—奥茨税了。

3 德国排污费制度的经济分析

3.1 政策组合（Policy mix）分析的观点

迄今为止，经济学理论仅靠直接规制或者排污费这样单一的政策手段来控制污染。不过，现实中的环境政策基本上是以某种形式把几个政策手段加以复合运用，整体来讲形成了复杂的政策体系。德国的排污费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因此，在对德国的排污费进行经济分析时，也必须从政策组合分析的观点入手。其目的在于要把德国的排污费看作是环境税，直接规制，补助金3个政策手段组成的政策组合来分析。本文分析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政策组合的形成不是出于综合污染和累积污染的防范于未然这样环境政策上的考虑，而是为了缓和环境税引入引发的分配问题。与直接规制相比，环境税实际上给排污者强加了更大的经济负担，因此非常有必要在解决分配问题的同时来进行环境保护。

3.2 分配问题和制度设计

3.2.1 资源配置上的比较

首先，从给资源配置和排污者分配带来的影响的观点来阐明直接规制和鲍莫尔—奥茨税的利害得失。

图2为总量控制E下3个不同政策（①鲍莫尔—奥茨税，②直接规制，③①和②的组合）给资源配置带来的效果比较。纵轴为排污费价格和费用，横轴为各个排污者的排放量。接下来的本章中，各个排污者的排污量用小写字母e，总排污量用大写字母E（=∑e），排污费价格用t来表示。直接规制是指，对拥有不同排放削减费用函数MCi，MCj的排污者i和j设定等量排污权的政策。于是，在ei=ej并且ei+ej=E的状态下进行规制，在图2中，用粗线条标注出来了（eiO=ejO）。另外，鲍莫尔—奥茨税的情况下，为了实现达成总量控制E（=e*i+e*j），价格设定为t*。如图2中虚线所示的那样，排污者i，j在价格t*下，排放量为e*i，e*j。结果排污者i和j的边际费用相等，实现了费用最小化。

在这里，两个排污者的排污削减费用之和即总削减费用，用直接规制和鲍莫尔—奥茨税来比较的话会是什么结果呢。从结论上来说，鲍莫尔—奥茨税与直接规制相比，经济全体可以得到效率改善带来的净效益△CDE。用图2来说明的话，详情如下。假如控制手法从直接规制转换为鲍莫尔—奥茨税。这样一来，由于排污者i必须要把排放量从ei，削减到e*i，其追加负担为ABe*iei，反过来对排污

图2 不同政策给资源配置带来的影响

的组合 ei+ejmax=E

资料来源：Gawel[1991].S.92.Abb.18以及S.100.Abb.21者j和负担减少，如果在图3用DEe*jej=ABe*iei来表示的话，可以看出△CDE表示的费用负担减少部分相当大。这表明鲍莫尔—奥茨税的引入即使对个别的排污者使其增加了負担，但是从经济全体来说一定会导致排污削减总费用的减少。

但是，实际上有毒物质和重金属等积累性污染物质的情况下，有时候必须对各个排放源设定排放最大容许量。这种情况下的排放基准如图2中的ej=ejmax所示，以此为依据排污者i分配的最大排放量为ei=e′i（不过，e′i+ejmax=E）。此时，费用效率性带来的净效益与鲍莫尔—奥茨税的情况相比，只是减少了FEG的面积。从图2可以看出这样的规制必要性越来越高的话（往ejmax左边的箭头），费用效率性就会丧失，净效益缩小（△CDE的面积缩小）。因此，规制强化和费用效率性之间存在权衡关系，但是这也可以认为是为了维持判断认为对社会有益的环境水准，我们必须支付的代价。

德国的排污费中最低要求基准的作用可以说是体现在这一点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图2中的ejmax，如果放到图1中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排放水准e2所示的最低要求基准。于是可以说德国全土一律推行实施的最低要求基准正好与美国的大气保全政策中实施的，以防止综合污染和累积污染为目的，针对个别排放源进行一律同等规制的做法相一致。环境税和直接规制的这种关系正好与第2章中论述的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与直接规制的关系相一致。从环境政策的理由来看，德国的排污费也是环境税与直接规制的政策组合，图1中的曲线表示的价格结构也说明了同样的结果。

3.2.2 给分配带来的影响的比较

如上所述，与直接规制相比，一般来说鲍莫尔—奥茨税给经济全体在经济效率性上会带来更多的益处。但是一旦要考虑到分配问题，结果会是如何呢。图2中的△CDE为鲍莫尔—奥茨税引入引起的效率性改善而带来的净效益，T=Ti+Tj为排污费金额。如果T=△CDE，那么鲍莫尔—奥茨税引入带来的分配上的影响虽然对各个排污者来说多少有所不同，但是对经济整体来说是中立的。

从图2中可以看出，T>△CDE，只要排污者之间的边界削减费用的差异不那么大，这个关系通常认为是成立的。也就是说，鲍莫尔—奥茨税对排污者征收了超过效率性改善带来的费用负担削减的排污费负担额。这样一来，如果考虑到排污费负担的话，那么与不存在税负担的直接规制相比，鲍莫尔—奥茨税对排污者强加了更重的负担。因此，能回避分配问题的同时又能够达成环境目标的制度设计就变得非常必要。以下是价格差模型和目的税模型。

（1） 价格差模型。价格差模型是指针对超过最低要求基准（图3中的ei或者ej）的排污削减，实行价格打折，通过使t=αt（0<α<1）成立来缓和分配问题的模型。现在是α=0.5。但是，如图3所示，在这个模型当中，由于边际费用没能实现均等化，因此没有达成费用最小化。此外，价格折扣引发的排污削减刺激效果也变弱。比如对排污者i来说，如果价格为t的话，虽然排污削减会削减到e**i，但是在折扣价格αt的情况下，排污削减的刺激效果只会作用到e*i。

图3 价格差模型

资料来源：Gawell（1991）， S.102.Abb.22（2） 目的税模型。该模型是1974年由环境问题专门家委员会提议的。委员会认为通过把排污费收入投入到水质保全目的，可以强化环境改善效果，也可以降低与之相当的排污费价格。根据模拟结果，如果采用目的税模型，价格为40马克的话可以发挥与价格70马克的鲍莫尔—奥茨税模型同样的刺激效果。那么这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

现在假定在图4中，价格为t=t0时，排污者i，j的排放量为（ei，ej）=（ei，ej）。此外，排污总量通过总量规制规定为E=ei+ej。这里为了缓和分配问题，就有必要通过降低价格或者把税收作为补助金再次投入到水质保全方面，使总排放量不超过E。

首先，把价格从t=t0降低到t=t1。这样一来对排污者i，j 来说负担仅减轻了□ABCD。但是，此时的排放量为（ei，ej）=（e*i，e*j），e*i+e*j>E，总量控制没能实现。接下来，再次使（ei，ej）=（e*i，e*j），来实现总量控制。要达到这个目的，对排污者i来说，通过补助金的形式从税收T=Ti+Tj中支付从追加的排污削减费用□ABe*iei中减去排污费的节约部分T*i得到的金额△ABF=Si给他就可以了。对排污者j来说也同理如此。

德国的排污费的价格设定和其目的税化也就是以上述的理论为根据而被正当化的。这样一来，如果利用目的税模型的话，就可以在不发生分配问题的情况下实现总量控制。此外，如果采取上述的补助金政策，由于同样可以实现边际费用的均等化，因此也不会损害费用效率性。但是，问题是要获得有关Si和Sj的定量大小的情报对政策当局来说很是困难。也就是说，只要无法获得有关各个排污者的边际排放削减费用的信息，政策当局就肯定无法弄清楚该如何把税收T以补助金的形式分配给各个排污者。因此，政策当局不得不放弃与效率性基准相一致的补助金政策，而根据别的什么基准来分配补助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目的税模型的费用效率性就丧失了。

图4 目的税模型

3.3 价格提高与排污基准强化带来的不同效果

德国联邦政府到1985年为止提出把在德国全国实现II类水作为其政策目标，因此每年都有必要进行高水平的水质改善投资。为了实现该目的，政策当局认为每年有必要急速提高排污费的刺激效果。

排污费制度引入之际的价格12马克对要达成政府的环境目标来说是一个太低的价格。从那以后，为了逐渐提高其刺激效果，就必须依次慢慢地提高排污费价格，或者逐渐强化最低要求基准。目前为止，表面上看，似乎这两种方法都采用了。也就是说，除了把12马克的价格一直不断地提高到70马克以外，还定期地修改技术水准，强化最低要求基准。但是正如前面所述，上升的是通常价格，适用于大多数排污者的折扣价格从引入当初开始就基本上没有变。因此，可以说实际上仅是依靠排污基准的强化来提高刺激效果。Ewringmann和Gawel主张认为最低要求基准固定不变，把价格提高这样的做法从经济效率上来讲比较可取，但是为什么现实上比较难实现呢？

3.3.1 同一价格的事例

如圖5所示，假定经济体由拥有不同边际排放削减费用曲线的2家排污者构成。为了简单起见，第1排污者和第2排污者的边际排放削减费用函数设定为线性函数，分别为MC1=—1/2□e1+10，MC2=—2e2+20。e1，e2分别为排污者1和排污者2的排放量。假定当初的宏观水平的总排放量（E）为17.5，然后采取政策使其削减到E=10。

图5 同一价格情况下的价格提高与排放

基准强化的比较

（1）首先，以通过鲍莫尔—奥茨税在费用效率上达成E=17.5的状态为出发点。然后，假定通过α）排放基准的强化，或者β）排污费价格的提高，使排污削减达到E=10。

（2）由于通过排放基准的强化来实现α）E=10，因此排放量的分配根据定义就变成了e1=e2=5（排污权的等量分配）。不过，这里虽然说是基准强化，但是对基准值以下的排放，排污者必须负担一定价格的排污费。基准值以下的排放的价格一般为通常价格的1/2，但是这里为简单起见，用同一价格来进行分析。β）在价格提高的事例中，则是在e1+e2=10的条件制约下，找出使两家排污者的边际费用均等化的价格。

（3）经过（1）和（2）的步骤，如图5所示的那样可以具体地看出其数值。

最后根据上述分析来看看资源配置上的效果以及对分配的影响。

最初总排放量E=17.5实现时的价格为t0=5。此时两排放者的排放量，如图5所示，为（e1，e2）=（10，7.5）。现在加强排放基准的强化，根据定义排污权实行等量分配，因此各排放者的排放量为（e1，e2）=（5，5）。另外，通过价格提高来解决的话，通过解答—1/2·e1+10=—2e2+20和e1+e2=10可以得出必要的价格为t=8，此时两排放者的排放量为（e1，e2）=4，6。结果，

α）直接规制带来的削减费用增加量=□ABCE+□KLRQ=50

β）价格提高带来的削减费用增加量=□ABGF+□PMRQ=48.75

从而，[排放基准强化（直接规制）带来的削减费用增加部分]>[价格提高带来的削减费用增加部分]。

于是，要在一定期间内实现所定的环境目标的时候，从资源配置的观点来看，与排放基准的强化相比，价格的提高在效率上更胜一筹。通过价格提高来实现的情况下，由于维持了边际费用的均等化，这个结果也就是当然的。

接下来探讨两个手段给分配上带来的效果。首先，税负担的变化量为

α）的情况下税的节约额更大。现在税负担的变化量和削减费用的变化量相加一起后的净负担额的变化量为

α）50—37.5=12.5

β）48.75—7.5=41.25

结果β）的情况下，各个排污者的负担增加。这反映出通过价格提高来解决的情况下，即使从经济全体来说是在进行费用效率的污染削减，但是价格提高带来的税负担增加很大，分配上也使得费用节约效果丧失。反之，α）的情况下，即使基准变得严格，由于价格维持不变，税节约效果会变得很显著。

从上可以看出，如果用排放削减费用与排污费负担相加的总费用来比较的话，通过基准强化来解决的α）事例比起鲍莫尔—奥茨税的β）事例负担要少。由于该结果为同一价格的情况下导出的结果，所以正如现实中的德国排污费一样，如果针对基准值以下的排放对价格打折，那么基准强化带来的费用负担会进一步降低。下面，对此将作进一步的详细探讨。

3.3.2 价格差模型的事例

与同一价格的情况一样，政策当局打算提高刺激效果时，是通过价格提高来实现，还是通过排放基准的强化来实现，这样的问题会随之出现。这次将通过以现实中的德国污水排放费为模型的价格差模型来探讨这个问题。

现在，不同边际排放削减费用函数在图6中各自表示为MC1，MC2，MC3，MC4。假定通常价格为20马克，满足联邦政府设定的最低要求基准E0时的折扣价格为10马克（α=0.5）。此时的排污费价格结构如图6中的psj所示。接下来在进行价格提高的事例中，通常价格提高一倍达到40马克。由于折扣价格也随之被提高到20马克，因此价格结构也变为图中的fjbc。另外，排污基准强化的情况下，价格维持不变，最低要求基准从E0强化到E1。结果价格结构就变成了pqh。

（1）资源配置上的效率性。在价格提高的事例中，对所有的排污者都带来了排污削减的刺激效果，相反，排污基准的强化对已经满足基准的MC1，MC2以外的排污者没有带来任何效果。从图3—7可以看出，伴随着价格的提高，排污者MC1的排放量从e2减少到e1，MC2的排放量从E0减少到e3，MC3的排放量从e5减少到E0，MC4的排放量从e6减少到e4。另一方面，由于排放基准的强化，MC1的排放量从e2减少到E1，MC2的排放量从E0减少到e3，但是MC3和MC4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2）分配上的效果。除了排污者MC2以外所有其它的情况下，价格的上升，与排放基准的强化相比，给排污者带来更大负担。这意味着排污费价格的提高与直接规制强化相比更容易出现分配上困难的问题。同样通过图6可以看出，伴随着价格的提高，排污者MC1，MC2，MC3，MC4身上出现的追加负担分别为□fgrp，◇finsp，△dkj，□aclf。另一方面，排污基准强化的情况下，MC1和MC2的追加负担分别为△mrq和◇finsp，但是由于MC3和MC4的排放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费用负担也没有变化。根据上述结果，从价格提高和排放基准强化的两种情况对各排污者的费用负担变化作一个比较的话，那么如图6所示，可以看出只是MC2的追加费用的大小一样不变，而

图6 费率差距模型中费率上涨和排放基准强化的比较

以上的结果也从资源配置以及环境改善的观点上证明了Ewringmann 和Gawel的观点。同时也说明了政策当局只是依赖于直接规制强化的理由。也就是说，虽然价格的逐步提高在刺激效果方面比直接规制强化更有效，但是却无法回避分配上的问题。因此，政策当局采取的手法就是通过直接规制的强化在回避发生分配问题的同时来实现其政策目标。

4 德国排污费制度的评价及启示

4.1 德国排污费制度的评价

德国排污费在设想阶段被建议采用鲍莫尔—奥茨税的形式来实施比较理想可取[14—15]。但是现实中的排污费却变成一个不但与庇古税相异，而且与鲍莫尔—奥茨税也相异的体制。其理由在于想回避分配问题发生的同时来实现环境目标。此外，排污费引入以前，由于直接规制的大网铺得很大，排污费独自发挥资源配置效果的余地在制度成立时就已经受到限制。结果该排污费制度就采取了上述分析中的价格差模型和目的税模型混合在一起的构造。即这就是直接规制，排污费，补助金3个政策手段的政策组合。

这样一来，为了回避分配问题的明显化而进行的制度设计，其带来的结果就是，德国的排污费在经济学所期待的资源配置效率上没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特别是价格差模型使得对基准以下的残余污染的课税基本上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也降低了费用效率性[16—17]。因此，经济手段的优势丧失，通过排污费来进行污染控制的意义也无法体现出来。这样一来，即使是理论上理想的经济手段在现实的环境政策中能够充分发挥其优势的可能性也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经过多次制度修正排污费制度越趋复杂化，其有效性基本无法发挥的话，那么取消排污费而采取有基础的直接规制来进行污染控制更为理想，出现这样的意见也就当然不过了。但是，德国的排污费在环境政策上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也是不容争议的事实。但是也有评价认为，这20年间水质得到改是因为排污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虽然是以与经济学者所期待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满足了最低要求基准，排污费价格就降低为1/2，这样的如图1所示那样的价格结构在维持基准方面，具有巨大的刺激效果。此外，自从排污费法制定以来，监督部门的压力以及监视加强的结果，企业和自治体在排污处理对策方面的意思决定也就很大地受到排污费的影响[18]。

4.2 德国排污费制度的启示

从对德国的排污费制度的经济分析得出的结论进一步深挖验证了经济手段比直接规制更为有效这一迄今为止的“理论常识”。经济学一直以来是在一定的假定条件下通过理论模型来证明经济手段优于直接规制的。但是现实的环境政策中，经济手段充分发挥其功能的可能性受到限制，从而经济手段不得不以政策组合的形式加以采用。而这一事实却被理论所忽视。正如德国的排污费和美国的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那样，如果经济手段以政策组合的形式来实施的话，其费用效率性和动态效率性当然就会降低。目前为止的经济学一直认为这一点是与理论的偏离而给与否定的评价。但是，应该进行批判性探讨的应是一直以来忽略了这样的理论与现实偏离的理论一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理论来分析现实，然后再次把分析结果反馈到理论上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进行环境政策分析时的经济学判断基础一直以来只是停留在费用效率性上。但是，实际上，环境政策的目标不仅是费用最小化，还包括通过总量控制来达成环境目标，通过对各个排污源的控制来防止不可逆损害的发生，此外在政策实施时还涉及到分配问题。环境政策的更多情况下不是把这些各种各样的政策目标单个独立化，而是要同时寻求解决之道。当然，经济手段中也有这样的做法，即注重于费用效率性的环境目标实现，分配问题则通过别的手段来解决。但是，无论是德国的排污费还是美国的酸雨计划，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想把多个政策目标放到同一个政策框架中来一举解决。这样一来，在对付解决分配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实施推行费用效率性的环境政策，注意积累性污染和综合性污染，这样的做法就像是在走钢丝，非常有风险。这也说明了政策手段必然变为复杂的政策组合。尽管如此，假如要对政策手段进行理论分析的话，将来的经济学应该要突破通过单一的政策分析来追究探讨费用效率性，要把重点放在通过精密的政策组合分析来达成多个政策目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