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权利而斗争读书报告

2024-07-13

为权利而斗争读书报告（共6篇）

为权利而斗争读书报告篇1

读书报告

——读耶林《为权利而斗争》

摘要：鲁道夫·冯·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1818—1892)，被认为是新功利主义法学派的创始人。然而从其一篇演讲及之后改写成的文章来看，即《为权利而斗争》，这一定论并不准确。而其中的核心思想，对如今国人的权利观念非常有借鉴意义。通过本报告，这些都将得以展现。

关键词：权利，斗争，是非感

耶林一生的思想正如他的作品一样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从历史法学派的捍卫者，到概念法学的追随者，再到权利法学的开拓者。《为权利而斗争》虽然并非大部头的学术专著，却体现了耶林法学思想的转变，其中的核心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每当我读到那些文段，总是仿佛又回到了他在1872年春天，在维也纳那场博得热烈掌声与喝彩的告别演说的现场。

《为权利而斗争》一书共六章，字数虽不多，却充分展现了耶林对“权利”的深度理解。具体而言，在耶林看来，法律最终目标是和平，但是达到和平就必须斗争。1在耶林看来，法律存在着两种形式：即主观意义上的法和客观意义上的法。所谓主观意义上的法，即对抽象规则加以具体化而形成的个人的具体权利。所谓客观意义上的法，则是指由国家适用的法律原则总体的、生活的秩序。可以看出，《为权利而斗争》先是从法的概念的主观方面来考察，同时由于为权利而斗争，也改变了客观意义上的法。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耶林在本书中所关注的问题，其实就是对历史学派观点的批判。

首先，在耶林看来，法起源于斗争，而且法的生命在于斗争。在本书中，耶林首先考察的是主观意义上的法，即权利。在耶林看来，法的斗争形态首先 1 参见[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注，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1—2页。即是为权利而斗争。为权利而斗争不仅是对于社会的义务同样也是对于自身的义务。2那我们不禁追问，对于权利的侵犯到底侵犯的实质是什么，也就是权利的核心是什么？在耶林看来，“为权利的斗争”的问题，并非纯粹计算得失和衡量利益的问题：“窃贼和强盗„„他们在否定我的所有权之时，同样否定所有权的理念，并因此否定我个人的根本的生存条件。如果人们以为他们的行为方式是普遍的，是权利的准则，所有权的理论和实践上就被否定了，因此，他们的行为不仅包含对我的财物的侵害，还同时有损我的人格。”3“财产只是我的人格在物上外展的末梢。”4所以有人才会为了胜诉不计成本，有所谓的“诉讼癖”；国家才会为了一点不毛之地而大动干戈、寸土必争。5这不是为了既得利益，而是为了“张扬人格本身和个人的是非感。”6所以，罗斯科·庞德将耶林归结为功利主义，显然不对。在耶林看来，任何一种侵犯权利的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人格本身和是非感。所以他说：“抵抗不法是义务，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因为抵抗是道德的自我维护的命令——是权利人对集体的义务——因为为了成果丰硕，抵抗必须是普遍的。”7这其实和康德作为绝对命令的道德律一样，不顾变化的利益，都坚持同样的观念和行为，才能成为普遍而有效的法则。8

接下来，耶林对此展开论述。虽然，主张自己的生存是一切生物的最高法则；但是，对于人类而言，不仅关乎自然的生命，而且关乎道德存在，而人的道德存在的条件是权利。所以说，主张权利是道德自我维护的义务，完全放弃这种义务，虽然现在不再可能，但过去有可能，这是道德上的自杀。9

他认为，不法有主客观之分，但这只是法律如何看待事物的方式，指明了不法导致的结果；但对于主体，其遭受不法引起的是非感的的方式不是随着体系抽象概念跳动的脉搏，对立不是绝对的。10“对不知道有关债务的情况，且其偿还取决于证明存在债务的我的债务人之继承人，如同对厚颜无耻地否认给付的借款，或无理地拒绝还债的债务人本人，法律赋予我相同的返还借贷之请求，23 同上书，参见12页。

同上书，13页。4 同上书，21页。5 参见上书10—11页。6 同上书，11页。7 同上书，12页。8 参见[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9 [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13页。10 同上书，参见15页。这并不妨碍我用完全不同用的眼光看待两者的行为方式，并据此安排我的行为方式„„”11所以他认为，对于不同的权利主体来说，是非感是不同的；同样案件不同对象，引起权利主体的是非感也是不同的。12

为证明“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耶林进一步对是非感进行论述。他从两方面对是非感进行界定：第一因素，是非感是对它所遭受的侵害作出反应的剧烈程度和时序性，是其健全程度的试金石；第二个要素，是非感是行动力，是纯品质的事情。13他解释道：“敏感性即感觉权利受到侵害的痛苦的能力，行动力即对侵权予以拒绝的勇气和决心，是健全的是非感的两个标准。”14“贫富的对立„„在财产权受到侵犯时，并不起什么作用，这里不涉及事情的物质价值，而关乎权利的理想价值，也即，在具体财产全方面上的是非感的能量，不是财产，而是是非感被获得，并具有决定性意义。”15

“为权利而斗争”，同时是一种对集体的义务。他先探讨了主观意义上的法和客观意义上的法。原来的通说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即具体权利只有在抽象的法律规范通过各种条件，与特定的人本身相连，才能存在。但他认为：“具体的权利不仅仅从抽象的法中获得生命和力量，而且它也还抽象的法以生命和力量。法的本质是实际的实行。一个从未享用过的，或者又失去实行机会的法律规范，无权称为法律规范，它是一根松倦的弹簧，在法律机器中，不再一道工作了，人们可以不要它，丝毫无碍。”16他强调主观意义上的法，对客观意义上的法的反作用是如此的重要。就像从血液心脏流出，又返回心脏的血液循环17一样。故权利人主张自己权利来维护法律，并通过法律来维护社会是不可或缺的秩序：“法律和正义在一个国家成长发育，不仅仅是通过法官持续地坐在其椅子上待命，警察局派出密探，而且是每一个人必须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每一个人有使命和义务，当任意妄为和无法无天的九头蛇，敢于出洞时，就踩扁它的头。”18就连莎士比亚笔下那个作为反面形象的夏洛克，也因为喊出了“我要求法律”，于是“一个弱不禁风的男子的形象膨胀得多么高达，多么伟岸，这不 1112 同上书，16页。

同上书，参见17—21页，13 同上书，参见23页。14 同上 15 同上书，参见25页。16 同上书，25页。17 同上书，参见26页。18 同上书，28页。再是要求属于自己一磅肉的犹太人，而是叩开法院大门的威尼斯的法律本身。”19

他总结了他的思路：“我们从个人的动机，即从纯利益计算的最底层，经由强调人格和其道德深层条件的理想层面，直至正义理念实现的最高峰。”20他再次强调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国家的关系：“如果单个个人的是非感，正如他必须在私—关系中得到证实一样，表现出麻木不仁、浑浑噩噩、漠不关心，由于不公正的制定法或腐败的制度对它的阻碍，是非感就找不到发展和强化自己的活动天地；假如是非感在可以期待的支持和协助的时候，却遇到了挫折，谁能认为，当利益超出了私权的范围而关乎国家法律或民族法律的的问题时，这种奴颜婢膝、失去活力的、病怏怏的缺乏所有理想热情的是非感，可能会一下子振作成活力四溢的情感呢？未曾一次习惯于勇敢地捍卫自身权利的人，又如何可意识到那种为了整体而献出自己财产和生命的冲动？„„不可能！”21他这句话对如今的中国仍可适用，批评一语中的：“一个民族对外的政治权利和地位与其道德力量相适应——相对与外族，拥有数亿人口的中国将从不会有小小瑞士的令人尊重的国际法地位。”22维护个人权利和国家的关系，除了正面的，还有反面的：“每一个暴政都始于干预私权，始于使个人失去法律的保护，当它完成此工作时，便推倒树干本身。因此，这个道理也尤适合于暴政抗争。”23

他按是非感的变化，将罗马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其激烈性上，还是完全无节制的；第二阶段，是有节制力的中世纪的罗马法；第三阶段，是减弱，乃至麻木不仁的晚期帝国时代，尤其是查士丁尼法。24而耶林当时的罗马法，仍然是缺乏是非感，扼杀是非感的。他批评道：“近代法学的标准完全是无聊的标准，单调的唯物主义：只有金钱兴趣。”25 那种对一百个债权人公然地不公，而不能严惩一个债务人，以及紧急防卫的权利的萎缩（因为法律要求损害不得超过防卫获得的利益，但既然是紧急时刻，被害人难以理性地去进行计算，法律却强人所难26）

大多数案件中保护犯罪者，这种错误可以称得上对权利理 1920 同上书，32页。

同上书，36页。21 同上书，37页。22 同上书，38页。23 同上书，39页。24 同上书，参见42—46页。25 同上书，47页。26 同上书，参见57页念的暗杀，对是非感的最恶劣的亵渎，这一亵渎已发生在学术界。27

综上可见，耶林认为：所有的权利都面临着被侵犯和抑制的危险，因为权利人主张的利益常常与否定其利益主张的他人的利益相对抗。“在斗转星移中，无数个人和特权阶级的利益与既存法相连，其方式为：不以严重的方式损害它们的利益，就不能废除既存法——质疑这种法律规则或者制度，意味着对所有这些利益宣战，意味着把一个用无数触须紧固着自己的珊瑚虫包剥开。”28他批判萨维尼—普塔赫关于法的产生的理论：“据此理论，如同语言或艺术的形成，法的形成同样是毫无痛苦地发生的，无需奋斗、斗争，甚至连探求也不需要；相反，它是事实的静默作用之力，此力没有暴力的奋争，舒缓但安定地开辟着法的道路，是气质徐徐展露的、经由自己行为外显的确信力——一条新的法律规则，如同某个语言规则，也是自然而然地产生。”29实际上，就连语言和艺术，也都受权力的操控，不是什么自然而然产生的。30 他主张的是：“世界上一切法权是经由斗争而获得的，每一项既存的法律规则，必定只是从对抗它的人手中夺取的。每一项权利，无论是民众的还是个人的，都是以坚持不懈地准备自己去主张它为前提。这种法权不是逻辑的，而是一个力的概念。正义环绕着它，正义一手提着天平，以此去衡量法权，一手握有干戈，用以去维护法权。没有天平的干戈，是法权的赤裸裸的暴力，没有干戈的天平，是法权的软弱无能。”31

耶林为了充实是非感，赋予其丰厚的伦理性，将是非感的力量等同于民族力量。因而呵护和促进公民的健康的是非感，正是培养国家的健康和力量。32

然而，他的理论激情之余，仍有问题。关键一点，是非感是一种非常主观的情绪和价值判断，法律难以对此进行考量，也就无法得到一个普遍而公正的评判标准。既然是法权中的正义，就必须接受法律的评判，而是非感实在难以评判。过于强调这种个人的主观性，将导致康德道德律同样的问题：自己觉得正当，结果就是正当的吗？人人都坚持自认为正当的理念和行为，结果很好吗？ 2728 同上书，参见49页。

同上书，5页。29 同上书，4页。30 参见[法]福柯：《话语的秩序》，肖涛译，袁伟、许宝强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31 [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2页。文本结合文化背景，“正义”应为“正义女神”。32 同上书，参见41页。他不同于康德，也承认是非感有很强的伦理性，那么这种是非感的标准就更是模糊和多样的了。

为权利而斗争读书报告篇2

德国学者耶林说, 法的生命是斗争, 即国民的、国家权力的、阶级的、个人的斗争, 世界上的一切法都是经过斗争得来的。经过斗争而得到的法赋予我们权利, 为我们行使权利给予合法的肯定。我们在获取权利的同时却也时刻面临着失去权利的危险。不管是国民的权利, 还是个人的权利, 大凡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都准备着去主张权利。法不仅是思想, 而是活的力量。因此, 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 另一只手握有为主张权利而准备的宝剑。 (1)

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 (2) 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我们不仅是拥有肉体的生命体, 而且拥有我们与动物相区别的更高层次—精神层面。我们人类拥有精神的追求和理想, 因此我们不仅为了维持生命体而生存, 还要更好的生活, 而各种权利正是我们更好的生活的重要保证。当保证我们的权利受到威胁和剥夺的时候, 为权利而斗争就成了我们的义务。这是耶林的伟大之处, 他用他的学说向世人昭示了斗争的意义。

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 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 (3) 我们的权利在受到侵害之时, 侵害到的不仅仅是权利本身, 还包括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以及由法建立起来的良好的秩序和法本身。很多情况下, 当人们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侵害时, 人们会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即使维护自己权益的成本会比权益本身高出几倍, 人们也在所不惜。这种不计成本的维权似乎是不明智的, 其实不然。人们在不计成本的维护自己的权利至少从长远来看是非常值得的。前面我们讲到, 人是区别于动物的有尊严和价值观的群体。虽然我们在维护权利时花费的成本要高于权利本身的成本, 但是我们却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我们的尊严和价值观, 而在有些人看来, 我相信是大部分人看来, 尊严和价值观是无价的。这是隐藏在法之后的更深层的价值。同时我们在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的同时, 也维护了法律秩序本身, 使之得到巩固, 从而使法的价值得以凸显和体现。这也是我们为权利而斗争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之所在。

二、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

真正的和唯一的政治社会是, 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放弃他的自然权利, 把所有的请求保护的事项都交由社会处理。于是每一个别成员的一切私人判断都被排除, 社会成了仲裁人。 (4) 根据洛克的观点, 公权力是社会成员通过让渡一部分私权利而形成的, 公权力来自于私权利, 公权力形成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私权利的拥有和行使。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法治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思想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人们越来越关注权利的保护和行使。当个人权利与社会公权力发生冲突时, 人们也不是一味的牺牲个人利益, 而是据理力争, 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 甚至不惜与公权力发生激烈的冲突。这在某一方面说明了人们私权意识的提高, 而在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公权力的扩张确实侵害了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

私权利与公权力发生冲突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 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冲突的现象也时常出现, 其中典型的就是非法暴力拆迁。个别地方政府在拆迁过程中动用城管、警察等公权力量参与拆迁, 再未取得房屋所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 强行拆除房屋, 甚至为此与房屋所有权人发生冲突。单从暴力拆迁本身来看, 这就是对公权力的滥用, 对社会成员私权利的侵犯。社会成员在让渡私权利, 赋予公权力强大力量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私权利得到保护, 而公权力却因为过于强大而伤害了私权利, 这与社会成员让渡私权利的初衷相违背。社会的发展不能以削弱和牺牲私权利而扩张公权力为代价, 这样的模式只能导致公权力的急剧膨胀和私权利的急剧萎缩。社会矛盾因无法排解而爆发, 最终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当然, 这并不是否定公权力, 当私权利的行使对社会产生危害时, 公权力有责任对私权利进行干涉和限制,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维护公权力的权威和正当性。我们反对的只是公权力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犯社会成员正当的私权利的行为。

三、为权利而妥协

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的观点在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其维护个人权利的方式的代价是高昂的, 甚至是不理智的和毁灭性的, 会对我们既有的法律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因此, 我们在与公权力的交锋中要懂得为了争取权利而妥协。妥协并不是放弃权利, 而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与公权力达成相对的平衡和默契, 以此来最大限度的争取我们的私权利, 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从私权利的角度看, 我们以个人为单位的私权利在与公权力交涉过程中, 付出的成本是高昂的。这促使我们把微小的个体集合起来, 达成共识, 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妥协, 放弃个人部分利益, 从而形成能对公权力构成制约的力量。同样这种力量在与公权力交锋过程中也要学会妥协, 以和平的方式与公权力进行交涉, 既让公权力感到这种力量的强大, 以此获得应得的权益, 又避免因激烈冲突而带来不必要的流血和损失。从公权力的角度看, 迫于私权利的压力, 虽然这种压力是和平的正当的, 也会使公权力意识到必须妥协, 让渡出一部分利益, 以此来保护来公权力的稳固和长久性。这样公权力和私权利就达成了一种的妥协, 虽然这种妥协是不对称的和不平等的。但双方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和维护了自己的利益, 从而实现了双赢的目的。

摘要：法赋予我们为权利而斗争的权利, 为权利而斗争也是我们自己的义务。当今社会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不断涌现。为了维护私权利,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要与公权力达成妥协, 最终实现双赢。

关键词：私权利,公权力,斗争,妥协

注释

1[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M].胡宝海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1.

2[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M].胡宝海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23.

3[英]洛克.政府论 (下) [M].叶启芳, 翟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5.

为权利而斗争篇3

关键词：权利；义务；是非感；斗争

耶林在开篇说道，法的生成、发展是通过我们为权利而斗争来实现的。在开篇，耶林就批判了历史法学派对于法的生成、发展解释的浪漫主义做派，他批判道，“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同語言或艺术的产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没有任何的干扰，就和习惯一样自然而然的潜移默化的形成”，这是一种浪漫主义学派的做法。与此同时，他指出存在的制定法的软弱和缺点，他说道，“制定法的产生虽然修改了既存法，然而，其仍然可能局限于既存法，因为制定法总是以无数个人和特权阶级的既存利益为支撑，只有严重的侵犯既存法和私人利益，这种现状才能改变”。对历史法学派进行批判和制定法进行指责之后，耶林紧接着说道，“法是吞噬自己孩子的撒旦，法只有通过和过去的决裂才能使自己变得年轻”，“法非不费吹灰之力便降临于民众，我们必须为之角逐和争斗和流血”，“我们的法律史必须记载下的一切丰功伟绩是：奴隶制的废除、土地财产自由、经营自由、信仰自由，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经过最激烈、最流血的常常是几百年的斗争才能取得”。也即法律的生成、发展是因为我们为权利而斗争而实现的。

用法的生成、发展的动力引出为权利而斗争之后，耶林给出了两个为权利而斗争的理由：一是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二是为权利而斗争又是权利人对集体的义务。

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他说道，“生物界的最高法则是主张自我生存，我们每个生物，都存在自我维护的本能，这种自我维护的本能关乎生命，关乎人的道德存在，而人的道德存在的条件的体现就是权利”。这种权利的内在即道德存在就好像土地对于农民、名誉对于军人、诚信对于商人一样，一旦有人侵害这些特定的权利，就是在消灭他们的道德存在，农民、军人、商人是会为此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如果他们不为此而流血拼命，那么，“一个放弃自己的权利的人，就是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杀”。然而“我们都明白道德存在条件——权利——会因职业、阶层、教育的不同而感触不同”，从而做出不同选择——妥协、和解、诉讼，但我们所有人，都会有共同的道德存在条件——比如说财产，因为“财产是我们生存享乐收益的手段，他凝结了我们的辛苦劳作，当我们使物变成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物上烙上我们的人格之印，谁侵犯我们的财产，就是侵犯了我们的人格，财产是我们人格在物上外展的末梢”，任何一个人都会基于此，为了维护自己的道德存在——人格权利而斗争。所以，为权利而斗争是对我们个人的道德生存条件的维护，主张它就是对个人道德的自我维护。一个把尺寸之地拱手让人的国家是迟早会沦为他国之手的，一个在战场上不行使杀敌权利而逃逸的胆小鬼迟迟早会因造成全军覆没并且因为胆怯而在日后生活里放弃权利的。

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集体的义务。耶林说道“具体的权利从抽象的法中获得生命和力量；同时，它也还抽象的法以生命和力量”，“法的本质在于执行”，“私法规范只有得到实行，才能表明其存在和有威信”。所以，“当我们主张权利时，我们就是在维护法律，维护制定法”，就是“在捍卫集体不可或缺的秩序，谁都不会否认这是履行对集体的义务”。因此，为权利而斗争同时是为制定法而斗争，也是在履行对集体的义务。

耶林在论述要两个义务之后，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夏洛克和米歇尔·科尔哈斯，他称赞他们拥有健全的是非感、是高尚品行的勇敢者、是法律神圣的信仰者、是为权利而斗争的殉教者。他们的结局虽然在诗人的笔下不是那么美好，但是殉教者的血没有白流，他们既履行了自己对自己的义务——维护了自己的道德生存条件即权利，也履行了对集体的义务——“使其他的人免遭他所经历过的法律的强暴”！

耶林还指个人的阶层、职业、教育等不同而相互差异，但行动力确是和人的品行相关，而是否对侵权予以拒绝的勇气和决心，是一个人品质好坏的试金石”，斗不斗争，行不行动，这就是品行的问题了。

在快要结束自己演讲的时候，耶林十分悲痛的指责了近代法学的单纯的唯物主义评价标准，他说道“权利不同于权利的标的”，因为“在侵权中，完全不关乎金钱的价值，而在于补偿受伤害的是非感”，他深情款款的向大家呼吁：“为权利而斗争！”他说：“从权利放弃作斗争的这一刻起，它就放弃了自己，唯有每天为自由和生活奋斗者，才配享有它们。”

耶林慷慨激昂、声情并茂的演讲让短短几十面的《为权利而斗争》变的光芒四射、闻名遐迩、引人深思。

今天，再读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振奋人心。《为权利而斗争》，在增强权利意识、提高法律信仰、依法理性斗争、勇敢维护自我、维护集体生存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意义非凡！

参考文献：

[1][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M].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2.

[2][英]威廉·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M].朱生豪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14.

[3][德]萨维尼.历史法学派的基本思想[M].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9.

[4][英]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70.

作者简介：

李毛崽，（1993～），男，汉族，江西南昌人，华东交通大学法学系。

齐力莼，（1995～），女，汉族，江西余干人，华东交通大学法学系。

为权利而斗争读书报告篇4

--读《为权利而斗争》有感

徐玮欢

从《汉谟拉比法典》到《论法的精神》，从《韩非子》到《社会契约论》，从“王法天下”到“依法治国”，纵观法律的发展，那是一部凝结智慧与思想的文明史，更是一部充满杀戮与抗争的血泪史。法学家边沁说：“在一个多少算得上是文明的社会里,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一切权利，其唯一的来由是法律。”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爬坡中，一边是权利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一边是法治观念尚未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这其间的落差正是法律人的责任。炎炎七月，论道民法，全员读书活动给您带来耶林——《为权利而斗争》。

《为权利而斗争》中耶林的思想路径分析

从体系上看，这篇文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为权利而斗争”的具体内容进行阐述，此部分包括文章的前五个章节。第二部分即为文章的最后一章——现代罗马法与为权利而斗争。

从内容上看，在第一部分，作者先从法的起源与法的生命两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无论是客观意义上的法（法律规范）还是主观意义上的法（权利）都起源于斗争，其生命也在于斗争。接着，作者分别从三个方面即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为权利而斗争是对国家的义务、为权利而斗争对国民生活的重要性来加以论述。作者认为，权利是人格存在的基本条件，而法感情也正是存在于这基于权利产生的理念价值中，权利主体主张权利就是在保护自己的人格本身及其法感情。同样，为权利而斗争，对国家和社会的意义也是如此。在第二部分，作者对当时的现行罗马法进行了分析，并对当时的德国现行法律制度和社会背景进行评价。最后，作者再次强调放弃对自身权利的主张就等于精神上的自杀，为权利而斗争是我们的义务。

通过这篇文章，我感受到了法律产生的艰辛，法律不仅仅是我们生活中的行为指南，更是我们的人格和精神存在的必要条件。

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指出： “主张自己的生存是一切生物的最高法则。它在任何生物都以自我保护的本能形式表现出来。但对于人类而言，人不但是肉体的生命，同时其精神的存在至关重要，人类精神的生存条件之一即主张权利。若无权利，人将归于家畜。”基于此，他还主张：“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并认为“主张权利是对社会的义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权利是主观化的法律，法律是客观化的权利。因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权利意识，为权利而斗争。在民法领域，权利意识有益于社会主体权利的行使。民事主体权利行使的自由、权利行使的平等与诚信、权利保护等意识的养成，对民法制度的实施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人的权利一旦被侵害，就会产生精神上的痛苦。在现代民法，权利的行使首先体现为意思自治，即民事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事一定的民事活动，不受国家和他人的非法干涉。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特征的突出反映。没有意思自治，商品交换关系就难以进行，婚姻关系就难以成立，就没有遗嘱制度，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的核心原则。

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统一的，设定了权利也就意味着设定了相应的义务。但是，在民法制度中是以权利为中心的，这也就意味着民事义务仅仅是为了满足权利人的利益而设置的。因此，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不但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还应当自觉遵守民法中对其设定的相应的义务规范，从而使得权利可以得到更好的维护和实现。

就民事司法而言，司法人员在民事司法实践中，有时会出现背离法权关系的行为，但是司法者往往在主观上认识不到其对法权关系的背离，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经常损害到民事主体的利益。如果在全社会“为权利而斗争”的大背景下，司法工作者能够提高自己的权利意识，也有利于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同时，民事司法中，也要处理好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关系。民法是实体规范，是对主体权利的认可；而诉讼法则是保障实体规范的程序规范。主体权益受到侵犯，就要求程序规范公正、高效地解决纠纷。只有有了完善的程序规范，才能使实体民事权利真正实现。

为权利而斗争读书报告篇5

新年来临，法律思想网怀着真诚的感恩与期待之心祝朋友们新年快乐、家庭幸福！

2007年第一期的特别推荐文章，我们将分别刊发两组郑永流先生的新译作品《为权利而斗争》（德国耶林著，中译本法律出版社2007年即出）中的文章：第一组是《为权利而斗争》演讲稿；第二组作品是对此演讲的报道“耶林在法律协会”和郑永流先生的“译后记”。

选取第一组作品的用意有三：

第一、德国大儒萨维尼关于法的本质乃“自发演进之民族精神说”在我国早有时贤倡之，并流传已久。但同为德国法学巨人的耶林，却以此演讲及文章来力证“法律的生命在于斗争，而不在于自然演进”的观点。“为权利而斗争”命题的真意蕴涵了人类政治生活内在困境的种种张力：斗争与和平；权威与正当；强制与自由。凡此种种既蕴涵思想的伟力，又牵扯现实的生活，新的生活将在这些张力之中继续展开并获得意义。此权当应景、应时，并寄托希望。

第二、《为权利而斗争》虽早已被国人了解，但此中尚有重要细节不为我们熟知。今日我国学界流传的《为权利而斗争》系翻译自作者的学术论文，计有四万余字，集中表达了耶林对于“法律非演进，而是斗争的产物”的核心论点；但此论文是由1872年3月 11日耶林在维也纳“法律协会”的告别演讲扩充而来。这篇充满激情与睿智的演讲稿尚不为国人了解与熟知。我们刊发的郑先生译稿正是这篇孕育了后来雄文的演讲稿。同时，对此演讲的报道“耶林在法律协会”也是第一次译为中文。

第三、中国法学界虽之前已有《为权利而斗争》论文的译文，但或者是节译，或者是从日文转译而来；更何况，翻译既并非语词的简单转化，而孕育译之主体“个人生活史”与作品的“视阈交融”，则不同的译本正好可以互观、媲美与并行，更得见译者之性情、学养与心路。于读者，则不啻为新的思想砥砺与刺激。

为权利而斗争

枢密官耶林教授1872年3月11日在维也纳法律协会上的演讲

我尊贵的先生们！

当我翻开我的具有评论性的报告时，我不能抑制有些拘谨的心情，然而，我作好了准备，这个演讲将遭到一些先生们的怀疑和取笑；假如我选择了一个我熟悉的、数年以来在研究的主题时，我似乎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发表这个演讲；且事实上，如果我在此时此刻仍可以挑选，即从学术汇纂中，从罗马法史或从相关领域中选择一个主题，我仍愿意从中选一个。然而，我的先生们，我一直在思考从一个另外的立场来选择主题，我打算，考虑到有愧于您们，选择一个据我所知至今既无他人研究的、我本人也未探讨的主题，同时，这是一个听凭您们之中任何人评判的主题，一个我想说超出法学边界的主题，对此，一个外行同样有权像法律者一样做出评判。

我把这个主题称为“为权利而斗争”，且我也许在洋洋得意的状态中，去定下一个主题，对它的内容，您们可能完全没有什么想法。

我们通常占主流的观念，惯于把法权的概念与和平的、安宁的、秩序的观念相连，且这一观念，在一种立场看来，是完全合理的；像财产(作为享受的工具)观念一样，它同样是合理的，同样是真实的。然而，另一种立场与之相对。在财产权上，享受的另一面是劳作，在法权上，和平和安宁的另一面是斗争。根据生活地位的不同，甚至我想说，根据历史时代的不同，在这两个概念上，显得一会儿偏向一种立场，一会儿偏向另一种立场。

对于不费吹灰之力而获得其财产的富足的继承人而言，财产权不是劳作，之于他，财产权是享受；然而，对于成天想着获取的艰辛的劳动者，财产权是劳动。

在法权的概念上也是如此。之于不知法权的奔忙的、幸运地保持着不受奔忙之苦的外行人，法权可能一直是和平，秩序；您们，我的先生们，在实践上有经验的法律者，你们知晓另外一面，您们知道法权同时是一场斗争，您们乐意在这场斗争中助一臂之力。

因此，在这两种立场中，正好一种是指，法权主要是安宁、秩序和和平，我们的罗马法学主要在这方面获得影响。当一个年轻人离开罗马法的课堂走进实践生活时，他充满了下述观念：法如同语言一般，从民族情感中演进（如萨维尼所介绍的那样）；这种法的完整观念为自己开辟道路，即习惯法；这因此是那种法律信念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此得到证明。然而，这些信念必须艰难地斗争，这种斗争在语言同样在艺术的发展中完全不存在，在萨维尼的观念中这无足轻重。整个斗争重现于制定法效力的理论中。制定法的效力是组织者才智的产物；然而，制定法的诞生伴随着巨大的艰难困苦，在巨大的痛苦中，在不断地与和平的利益作斗争中发生，对此，在我们的理论中丝毫未提及。

然而，我的先生们，正好在当代，我们需要哪怕瞥一眼我们生活的世界，以便看到法如何是一场不停歇的斗争。

每一个出现的真理，不仅仅必须与谬误，还应与各种利益作斗争；每一个真理立即遭遇到无数的特殊利益，每一个法的改变（当然我不是指不重要的法律规范的改变），同样要求一场针对既存利益的斗争。因为既有法即刻与无数利益结盟，既有法律规范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现在一个新的法律规范出现时，这不仅关涉到真理，还同时涉及新的法律规范反对既存利益的斗争。因此人们可以说：一切法律规范把道路铺在被践踏的利益之上，利益必定被牺牲掉，以便新的法律规范能够产生。因此，我主张：法不是像语言一样，不是毫无痛苦地，不是通过纯确信而产生，而是伴随着痛苦而诞生，犹如孩子从母体出生，法正是基于这种在后面专注于自己的力量。我们不必努力就获得的法律规范，对于我们而言，没有充分的价值，只是我们奋争得到法律规范这一思想，在我们中间系上道德的纽带，这根纽带促使我们完全支持这个法律规范。

我的先生们！在此贯彻诸如法必须斗争这类思想，不是我的使命。因此我将不谈论法的形成，尽管您们允许我瞥了一眼，相反，我将谈论权利的实现，也即普通私权的实现，或者，正如我已指明的，谈论为权利而斗争。

这个斗争，我的先生们，正如它今天已存在的，从一开始就显得没有那么高的利益。让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斗争今天的形式与民族生活中暴力斗争的形式。如果我们思考一下那种斗争，那么，它关涉到各个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命运；这里涉及到我的和你的利益；这类斗争能为我们展现何种利益呢？

当然，我认为，我的先生们，能为您们证明，由于不法，我们轻视这种斗争，这种斗争可能具有一种伦理的，甚至是一种诗样的意义。

众所周知，私权(Privatrechte)的实现纯粹是通过权利人的活动而发生。相对于在公权(öffentliche Rechte)中，权利人是国家机关，公权的实现作为义务归属于国家机关，那么，在私权中使其权利有效或放弃权利是个人的事情。然而，在抽象意义上的私法的现实性，在实现中，取决于他们的活动。抽象意义的法与具体意义的权利之间的关系，依我之见，为我们的学术极其片面地理解成：抽象意义的法是具体权利的前提，权利的可能性在制定法中被给定，且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以及条件出现了。

完全如同私权，仅仅以一个抽象法律的存在为条件，真理，现实性也是如此，抽象法的统治，以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的活动为条件。换句话说：当单个的个人没有实现其权利之时，当他们没有勇气去实现它之时，那么，抽象的法是一张仅存在于纸上的钞票，没有兑现，因为实现借由私权被侵害而发生。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能说，每一个人有道德的任务，共同作用于真理和一般上的法律，在其有限的范围内，每一个人是制定法的守护者和执行者。

因此，我的先生们，如果或者是因为国家机关妨碍了这种斗争，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民众中重要的一部分人不再有勇气实现其权利，这将会有何后果呢？这将导致有勇气去实现自己使命的个人受到无限的妨碍。同样，正如其余的人退却，加给个人以不同的重负。我想将之与在战场上逃跑相提并论；当所有的人并肩战斗时，他们自身有一个支撑；一旦一个人退却，那么，留下者的任务就变得总是有危险的。实现自己的权利，是个人的使命，如果他不实现这个使命，那么，他放弃的不仅仅是他自身的利益，而是其共同体的利益。

这样，我的先生们，您们可能会问我，为何提出这类义务，为何还促使人们实现其权利，他本来要这样做，其利益充分地决定着他，幸好利益是每一种权利的基础，且利益是足够的强大，以着手这种斗争。然而，利益是驱使我们投入到为权利斗争之中的唯一动机吗？我否认。我的先生们！当我丢失了一个价值10古尔登的东西时，我不会投入11个古尔登以重新找到那个东西。因此，假如这是一个利益问题，尽管对价值10古尔登的东西产生怀疑，我也不会花费大约100古尔登设法重新使我获得这个东西。然而，日常经验给我们展示了相反的情况，无人能比您们，我的先生们，处在更好的情形中，对此作出更好的判断。因此，我们在此发现，没有人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东西接受一个诉讼，一些不理解权利观念的普通的人，把这种人称为“争执癖 ”(Streitsüchtigen)，且不理解，这种牺牲者将如何不懈地努力且投入金钱，为挽救2至10古尔登的标的。

的确，我的先生们，简单的是非感非常好地理解，什么会发生；人们愿意获得他的权利，这种驱使着他的道德的结果是，10古尔登仅仅是外在的理由。

当这种人干脆拒绝将补偿其权利的标的这一要求时，因此我们将完全理解这一点。从司法的家长制时代的许多案件中，我知道，一个诉讼判决对他来说是累赘的懒散法官，在小额的争议标的案中，总是自掏腰包给原告提供标的物，并由此马上决断诉讼。我的先生们，我宁愿拒绝这笔金钱，我想要我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要求以什么为基础呢？它向我们提出了权利与人格相关联的问题。依我之见，要求权利是人格自身的一部分，权利源于人格；要求权利是我的工作，如同工作同样显示出的那样，我自身的一部分体现在这个标的物上；它属于我的权利的外围，它几乎是我的外展的力量，我的外展的人格，我是人格本身。

就是这样。如果构成我的权利外围中的某一部分遭受攻击，那么，中枢即人格本身会感受到，在此，权利的病理学因素便出现了：权利被侵害，这种状况使权利的真实存在完全明了。犹如某个器官的病理性疾病向医生表明了这个器官的真实意义，我的先生们，权利的侵害，向我们法律者显示了权利与人格的真实生活和真实关联。因此，这种权利如何被侵害，这种打击告诉给了人格，对此，人格对此的反映是，这是对权利的伤害，人格将受到挑战。

明显的，根据对权利的不同侵害，反应本身也是不同的，激烈或不那么激烈。终究存在一种侵害，在那里，个人能完全克服这种情感。我设想一种标的物丢失的情况，在此，我是否将提出返还财产的请求，之于我不是人格的问题，在此，这是一个纯计算的问题；由于我放弃了诉讼，我并未失去我自己和我的权利。然而，当对手的个人责任与客观不法相连，就完全不同于蓄意的不法，不同于侵害我的故意。因为这种侵害不再是纯粹侵害财产，且它不再关涉利益问题，而是关涉到我的人格，当我拒绝斗争时，这同样是怯懦的表现。依我之见，在这种权利被故意侵害的情况中，进行斗争是一种个人对自己的义务，一种对集体的义务。个人显得是国家的代表来反对不法，被分配了任务，在其权限内拒绝不法。

然而，我的先生们，这仅仅关系到在此被涉及到的个人吗？公正的道德愤怒以何为依据去克服这种软弱和痛苦？这纯粹是一种习惯的个人的伤害吗？啊，不是！这是指，同时总是权利本身，权利，权利陛下被伤害、被嘲笑、被侵犯。因此，这种打击将之从首先关涉到的标的物传递到个人，从个人传递到权利。因为个人为其权利本身承担着责任，正好这个思想将用这种方式唤起冲动。我们的诗人曾多次利用这个素材，一个德国诗人克莱斯特在《米歇尔·科尔哈斯》（Michel Kohlhaas）中为我们展示了在与不法作斗争的人类——不法是我们所了解的悲惨情况之一 ——他，那个男人，与全体个人一道，败于糟糕的习惯——在我看来，败于悲惨的命运。同样，这在《威尼斯商人》中伴随着夏洛克；他想主张其权利，整个威尼斯不认同这一点；当他不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时，他最终同样悲惨地毁灭了。

因此，我的先生们，当涉及到人的权利时，人格的敏感性，我们也能将之称为对是非感的敏感性，在个人那里是非常不同的，同样在不同的时代，在每个民族那里，也是不同的。我曾经常提出那个问题，即这缘何如此？如果这与民族的个人性相关，这是民族观念的差别吗？噢，不是！我的结论是，它与对财产权的不同评价相关。

财产权对每一个家族（Geschlechte），对每一个个人不是相同的重要：评价主要依赖于财产权的获得。一个必须努力与自然，与土地抗争，以保障其生存的劳动民众，会每天想起财产权的意义。之于他，财产权显得是许多劳动，许多匮乏，许多艰辛的表现。因此，不同于用相对缓和的方式去获得财产的时代，这个时代把财产（im Eigentume）和对财产权的损害，视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对个人本身的侵犯。让我们以城市与乡村对立的现代为例。如果我们想一想城市的居民与农村的农民，即使处在同样的财产关系之中，那么，我坚信，双方将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打量金钱。在城市，例如在维也纳，评价的方式不是取决于艰苦劳作的人们，而是取决于相对容易获得财产权的人，这一评价方式后来成为一般价格的标准。相反，在每一个人都了解的农村，赚钱是多么的艰难，因为对财产权的评价完全是另外的样子，对不是艰难劳作的人也是如此。因此，我的先生们，这也适合不同的时代。我们今天的时代变得不同于古罗马，而以另外的方式去看待财产犯罪，在古罗马，劳动，我想说，支配着惩罚，在我们这里，完全不同的观念居主导地位。

因此，对侵权的反应程度也取决于侵犯的方式，以及取决于这种再次强调的立场，取决于财产权对个人的远近。

这源于至今的观念，即，主体必须为财产权所进行的斗争，不仅仅对于主体自身是道德满足的问题，而且还同样对于集体有特别的重要性。之于主体，这是一个道德的自我维护的问题；对主体的尊重受制于主体能出具证明，他在受到激怒的情况中没有胆怯地退缩。我业已在前面详细地给出了斗争对于集体的意义，从中可以得出，国家有最紧迫的义务用一切方式培育个人的情感，强有力的是非感。这最终有赖于权利实现的保障。

对此有另外一种观点。在私人生活中，必须训练道德的力量，因为是非感必须经过和经受训练，以便在最高的领域，在国家的紧急防卫情况中，是非感当处在良好的状态。一个在私权的低层领域中没有勇气进行公正斗争的民族，也将没有勇气在关涉到国家和国家的权力时进行斗争。

维护私人生活中的是非感，是政治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因为今后将决定国家命运的整个道德力量最终从中产生。

那么，国家、制定法能用何种方式去维护这种是非感呢？通过现在把目光投向罗马法，我愿对此予以回答。依我之见，立法不仅应通过诉讼制度，而且尤其是应通过满足这种公正的愤怒，来缓和这种斗争。制定法应该在财产被侵害、侵权发生的地方，不单单局限于对损害进行补偿，恰如在客观不法的情况中，而且制定法应该把这种侵权的情况看作是一种严重的不法，即便是在私法上，只要不可能产生刑事处罚，以便在这种情况中满足被损害的是非感。现在，我将来证明，这在罗马法中如何做的。

在古罗马法中，这被适当地规定为，在一个不法中，不论对方有无过错，不论一个侵权的人是有意或故意为之，不论他是否由于过错(Schuld)还是疏忽(culpa)侵犯我的权利，很少有区别；这些是不重要的。古罗马法没有区别他在道德上的考虑，是否是故意还是疏忽，严重的疏忽还是轻微的疏忽，而是那个人得到属于我的东西，他至少占有了它且不愿将它返还给我就够了。因此，象我所称之的那样，在此，纯客观的不法的情况本身，被判以完全象主观不法一样的相同处罚。据古罗马法，在返还财产之诉中（Vindicatio），当被告败诉时，他必须支付双倍的赔偿；在那里，将不问他是否故意地扣下我的财产。同样，在对法院的财产返还令的上诉（Eviction der Evictions-Spruch）中，总是要求支付双倍的赔偿；在那里，将不问我的前物主（Vormann）是否有意地卖给我他人的财产，他把它卖给了我，他就必须支付我双倍的价金。在另一个场合，我已经罗列了这些情况，且就罗马法而言，能够说，这大大超出了公正地考虑这种情绪的程度。

我现转向中期罗马法。在此，我们遇到了一个完全的平衡；它详细地区别出完全的过错(volle Verschuldung)，恶意的故意（dolus），严重的疏忽(culpa lata)，轻微的疏忽(culpa levis)，善意（bona fides），恶意（mala fides），且其重点在于被告如何对我行事。这种考虑出现在所有的情况中，在返还财产之诉中，在债务纠纷中（Obligationen），处处都出现考虑到病理的因素，它顾及到满足被侵权人。

我愿从那个时代的罗马诉讼中举几个例子：

我要求归还我的借贷，被告对我有异议；假如他让通过诉讼来决定，他将多付我三分之一作为惩罚。被告允诺到某时肯定支付，我允许他延期付款，他却又未信守诺言，作为惩罚，他将多支付我二分之一。

在某些另外的情况中，即，被告必须知道，我的起诉是否成立，例如，在阿奎利亚法之诉中（Actio legis Aquiliae），当他否认时，他要双倍支付。这同样发生在罗马法称做特别信任关系的情况中：委托，团体关系（Sozietät）、寄存，监护。如果我的对手付诸诉讼来决定，我证明他真的对不法负有责任，那么，不光彩的惩罚就落在他头上。

所以，罗马法熟知一系列这样的惩罚，它们被用来惩治故意为不法的被告。罗马的诉讼正好特别适合于这类惩罚。在这方面，裁判官禁令（prätorische Interdikte），尤其是禁治产令（Interdicta prohibitoria）呈现出一种有趣的形式。

在有些案件中，裁判官（Prätor）公开发布一个禁令，尤其是一个强制禁止令(vim fieri veto)。至今为止，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案件，也许更多是一个客观不法的问题；从最高司法官发布其禁令开始，案件就改变了；谁现在还在继续违抗，那么，他的违抗就指向最高司法官本人；最高司法官作为法律的代表立于受害人之前。这时，为对手提供了一种是让步还是不让步的选择；最高司法官说：如果你不让步，当知道，这不再是合法还是不法的问题了，而关涉到公然的违法(Rechtsverletzung）。罗马法中一个相似的制度是法官裁决（Arbitriun iudicis）。在某些请求权中，罗马法官并不立即判决罚款，而是先让你选择，如果我能够这样说，这是一个宽容的举动，他的判决为实物赔偿，在被告一方就存在着他是愿意接受这一建议还是不接受。只要法官此时已告知了自己对案件的立场和判断，此时，一切不从，便属于一个完全另外的立场。被告不能请求原谅他只是以为在捍卫其权利，且此时如果他不遵照命令，他将会受到惩罚，这就是，原告被允许估价宣誓(Iuramentum in litem)。

那么，我的先生们，罗马法学家是如何非常严格地区别一边是客体的利益和侵权的利益(Interesse)，另一边为病理性的利益，为此，我们在已知的诉讼类型中找到了证明，在返还财产之诉中找到了证明：侮辱之诉(Injurienklagen)，因忘恩负义撤销赠与(Widerruf einer Schenkung wegen Undankbarkeit)，尤其是最有意思的撤销遗嘱之诉(Querela inofficiosi testamenti)。这一诉讼之目的在于撤销遗嘱，排除无情无义的继承人；原告应该获得的不是金钱，而是父亲(der Vater)给予的伤害，应被抚平的伤害，这一诉讼具有满足其愤慨的目的。这一看法尤其通过习惯上不转变为起诉继承人而被强调和突出。其可能性取决于，受害人必须感到这种伤害，如果他认可了这种伤害，他就能提起诉讼，他感到未遇到伤害，那么，他就不能提起诉讼；一旦他没有感到伤害，他就不能提起撤销遗嘱之诉。这一诉讼只有通过法院的聚讼令（Litis contestatio）才指向继承人，正基于此。

我的先生们，中期罗马法就是这样。在我的眼里，它是理想的。在这个法中，受伤害的是非感的要求，得到了完全的承认；同样与那些古罗马法所展示给我们的极端规定不同，它们也不同于另外一种处理方式，我将过一会儿再给出其特点。在中期罗马法中，这一倾向达到其顶峰。然而，在晚期帝国时代这种倾向减弱了；在晚期法律史的文献中对之反映出的可读到的特点为：民众的道德力量式微了，麻痹了，奴才像的是非感占据着古罗马法学家。因此，法律规范也改变了。一系列早期出现的惩罚不见了。将借贷还给债权人被以卑劣的方式予以否定，只是还钱给他。保证在某时支付的债务人，不再多支付一半。被告是否恶意地否认债务，结果完全一样。这一在我看来是后来法律中有特点的形式，在根本上表现出对债务人的同情，债权人的权利在很多情况中被牺牲了，这是一个堕落时代的象征（“喝彩声！”持续的“喝彩声！”），一旦立法者为了不刺激债务人，出于错误的权利幻想，献出债权人的永久的、美好的权利（喝彩声！）。[1]

这导致了无信用，我不敢在此继续详说我的见解，我似乎担心，当我在此极其粗暴地对抗这一倾向时，变成了诽谤，也许我也没有这个权力（呼叫：“请！”），然而，我的见解是，我们今天也在饱受这个错误之苦（暴风雨般的喝彩声）。那么，我的先生们，您们的喝彩声，极大地鼓舞着我此刻作最后一跃，即从优士丁尼时代的法律，转向今天的法律。我对这一方面的判断，不是非常良好的；我们比优士丁尼时代退得更远。在优士丁尼时代的法律中，还存在一些具有上述目的之设置；我们已没有理智，或者也许没有勇气，去应用其法律。人们认为，我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的私法已通过了博学的过滤。学者同样不是像生活中的人们，像实践者那样去感受；对于我们近代的私法，人们指出，它被学者操控着。

在优士丁尼法律中仍存在的罗马法的那些制度，人们已简单地抛弃了。对否认的、可耻的否认的重要惩罚留在哪里呢？这些惩罚出现在我们的教学大纲里，私刑同样如此；在生活中它们不起作用。因此，今天债权人，之于他，债务的存在被用卑劣的方式否定了，所处的境地与那些要求债务人的继承人偿还债务的人一样。这合乎正义吗？这甚至意味着，简直是在奖励否认。在最善意的情况中，亲爱的先生什么也不支付，在最不善意的情况中，他做他原先必须应做的事情：付帐。我愿意来看看我们司法的主要弊端，看看损害之诉（“喝彩声！”）。

是的，我可能只是感到高兴，我不处在提起一个有损害之诉之中（哄堂大笑），既不作为律师，也不作为当事人按照我所知道的程序来诉讼。当我看到，整个损害之诉，用何种方式，意在使债权人失去其有利的权利（gutes Recht），我的坦率的是非感感到不满。遭受损害的倒霉蛋，无论他可能提起或不提起诉讼，他总是承担着损害（暴风雨般的喝彩声）。但这还是我们的权利不啻于无依无靠的另外一面。我自己曾处在这种感到痛苦的场境。这是一个与我的女仆有关的案子。她突然想离开，声称她已解约；但她没有解约。我不可能做什么，对此我无能为力。我向警察寻求帮助；那个女仆被询问并坦白，没有解约，但仍然不想继续干下去；最后，有人在警察局对我说：“为了利益请您起诉”（持续的哄堂大笑）。法院见？那个女仆否认，警察局是一个唯一的证人，其资格„„（渐强的哄堂大笑）。我可以说，因为我已经感到所遭受的不法的痛苦，一旦人们拥有其有利的权利，且国家的制度是这个样子时（“喝彩声”），即人们用其最大的意愿不能使其权利产生作用，不能使权利得以贯彻。我对今天的法律规定进行指责，这些规定预计到，出于强烈的是非感，人们今天简直是在被强迫实施了一些卑劣的法令，我刚刚还说到它们，而置其有利的权利于不顾。

我马上要结束了。您们应当允许我给您们再举一例。这是一个紧急防卫的例子。我感到高兴，在这里看到在场的一位先生，是的，还有第二位先生，* 他们同意我的观点。在最近，出现了一个对过时的紧急防卫观的有益的反应。紧急防卫在早期是如何呢？一件人们尽可能想限制的坏事，每个律师在他加上限制时，以为在做一件好事。因为首先考虑到抵抗的价值，也即遭受攻击的对象的价值大小和财产的价值，为了防卫，我反击侵袭者。首先，我的先生们，我想知道，当一个人递给我一件价值10万古尔登的财物时，我是喜欢他想从我这里抢走的手表，还是喜欢10万古尔登呢？（大声的哄堂大笑）此刻，从我的立场上看，权衡我没有的而他拥有的10万古尔登，比我的手表，对于我而言，是否应更有价值一些，是多么难受的一件事！（持续的哄堂大笑和“喝彩声”！）。那么，谁来列举一下对紧急防卫的一切限制；人们可能说，在紧急防卫时人们正好是在理论上说有怯懦的义务（“喝彩声！”）。我在一篇文章中，在一篇荷兰语的文章中认为，莱维塔(Lewits)的紧急防卫的情况被放弃了。一个荷兰士兵将被攻击，那个男人退缩了——我宁可不这样做；其他的人仿效他，那个男人退的更远；最后，进攻者抓住了他，那个战士进行抵抗并打死了那个敌手。对他如何处置呢？他将被正法！我的先生们，这是残忍的司法谋杀，人们可能要说，这是是非感的堕落，质朴的本能对此产生恐惧，似乎说出了一切博学的厄运！（“喝彩声！”）。——的确在关系到名誉时，人们走的如此之远，以至人们认为某些社会阶层捍卫其名誉是天经地义的。军官、贵族男人和特权者（Standespersonen）——相反，商人不具有他们不需要的名誉，他们的名誉是信用，只要会得到（哄堂大笑）。

我的先生们！就这样了，我已在这上面耽误的够多了。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今天的时代是远远不能适应我在此提出的诸多要求，在我们今天的制度中，隐蔽地培养起浓厚的简朴的是非感，必须成为未来的使命。

因此，我可以说，我的论述的核心是：牺牲一种被侵害的权利是怯懦的行为，人们的这一行为招致耻辱，招致对共同体的最大损害；为权利而斗争是伦理的自我维护的行为，是一种对个人自己和集体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