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斗争

抗日斗争（共5篇）

抗日斗争 篇1

1935 年11 月, 赵尚志、李延禄带东北抗日联军队伍到通河东部地区后, 通河县的抗日斗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一次攻打二道河子警察所和警备队

赵尚志、李延禄于1935 年11 月, 带领东北抗日联军三、四军主力, 从江南到通河南六方等地, 正值冬月, 战士们还穿着单衣, 解决棉衣是至关队伍生命的大事。一天, 参加甲长会议的雷振山 (一甲自卫团长, 内红外白人物) , 说了二道河子 (1938 年才改为清河) 警察所和警备队换了冬装, 旧冬装还没送到通河的情况。赵尚志和李延禄同八军军长李华堂研究决定攻打二道河子警察所。就与雷振山进行了详细研究。雷振山带领60名穿自卫团装的东北抗日联军战士由三军一团团长刘海涛指挥, 于12 月12 日上午从南六方出发。当队伍行至二道河子警察所时, 见大门紧关, 老虎不出洞的炮台实难攻打。雷振山按原方案叫门, 门岗问口令, 雷振山一急竟忘了。他忙说:“我是雷振山, 刚从南六方打赵尚志、李延禄回来, 冻得够呛, 还问什么口令!”, 门岗一听是雷保董的声音就紧忙开大门。紧随雷振山身后的刘海涛带战士冲了进来并大声地说:“我们去打赵尚志、李延禄啦, 你们躲在屋里可暖和, 是不是通匪呀!”边说边下了门岗的枪。战士们涌进警察所, 并大声地说;“你们怎么不参加讨伐, 你们通匪, 给我缴枪!”伪警察被缴了械, 并击毙了反抗的日军官本次、春田。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按原部署堵住了警备队的门窗, 高喊:“我们是抗日联军!”,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伪军一听, 都放下武器。此次战斗缴获捷克马步枪200 多支, 轻机枪2挺, 子弹15 万发。新旧棉服500 多套。枪毙了1 个残害百姓的警察和逃跑的日本教官晓松。按政策对要回家的伪军发了路费, 有70 多人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三军。

义勇军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三军, 组建警备旅

赵尚志为扩大抗日队伍, 建立通河抗日根据地, 经过反复工作, 于1935 年冬—1936 年春收编了通河地区20 股义勇军, 约1 500 人。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三军地方武装通河警备旅。旅长雷振山, 下辖旅直属队和1 游击团、3 个警备团。一团长王勤 (奉天) 、二团长张义鹏、三团长殷成祥 (均平) 。“爱中国”、“全胜”、“占北”、“青山好”等队的首领, 都多任副团长、营长、连长。通河警备旅在通河开展了抗日斗争。先后进行了五道河子堵击战、西北河伏击战、景家大院伏击战、太平山伏击战、狼窝阻击战、江心岛击船战、红水泡战斗、前袁家战斗、通河城东门警察所缴械战等十几次战斗。

洼子张战斗

1936 年5 月22 日, 活动在通河东部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三军军长赵尚志得知有5 辆汽车的日军从通河城去二道河子, 第二天返回, 就决定在关道 (公路) 南 (今祥顺镇兴隆村) 的洼子张的东头丁家大院、西头洼子李、中间的洼子张 (各家相距不过1 里地) 设兵堵击日军, 洼子张到公路中间是一片大草甸子。

5 月22 日晚赵尚志、五师师长景永安率队伍从驻地行军宿在洼子张。

丁家大院和洼子张、洼子李都在小漫岗上, 附近有柞树林子和柳条毛子, 便于隐蔽。丁家大院很大, 高厚院墙有4 个炮台。赵尚志决定在此设第一道卡子并亲自指挥。

5 月23 日上午9 点, 哨兵向赵尚志报告日军坐两辆汽车从二道河子开来。赵尚志命令战士进入阵地, 当战士进入阵地后, 日军第一辆汽车刚到了丁家大院东边, 不知战士谁打了一枪, 日军汽车停了, 架上机枪向丁家大院扫射。赵尚志下令“打!”4 杆大抬子枪齐向汽车打去, 漫天枪砂, 打得日军哇啦哇啦叫。第二辆汽车日军到了, 日军汇合在一起向东北抗日联军战士进攻, 又被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打退了。

日军火烧丁家大院, 在洼子张的东北抗日联军于四炮队冲杀包围丁家大院的日军。

张祥按赵尚志指的方向点射, 将督战的日军指挥官打死, 日军乱营了, 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向日军猛烈地射击。此次伏击战打死日、伪军40 多人, 俘虏13 人, 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抗联伤亡36 人。

二站北山反击战

1937 年4 月初, 中共北满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福林带少年连和警卫连130 多人, 在二道河子刘家店召开了三军、六军、八军几位领导军事会议。伪警察勾朋武暗探李福林带队在二道河子的情报, 报告通河县日军, 通河日军联合依兰日军共200 多日、伪军, 向二道河子进犯。李福林得知情况后决定带队退到二道河子西北八里地的二站北山。早7 点多, 部队到了二站。9 点多钟, 通河、依兰的日伪军从东、西两面向北山进攻。战斗一直打到傍晚。由于雷平 (雷振山儿子, 雷振山1936年2 月7 日牺牲, 接警备旅旅长) 部队过早撤退, 致使李福林两面受敌, 由于弹药不足, 不能久战, 李福林下令撤退, 不幸飞弹打伤他的右腿, 在天黑时李福林又中飞弹壮烈牺牲, 警卫员陈奎等把他抬到山坡用手扒了个坑, 用树叶盖上他的遗体。齐副官带队撤出北山。激战结束后, 二站的史长录、杨永顺等人连夜冒着生命的危险掩埋了李福林和29 名抗联战士的遗体。

第二次攻打二道河子警察所

1937 年冬, 东北抗日联军三军为了除掉恶贯满盈的二道河子警察分驻所所长高梦和, 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一师师长蔡近葵从江南过江到二道河子和三军警备旅长雷平 (后投敌, 解放后被我政府镇压) 研究决定攻打二道河子警察分驻所。

在攻打前, 蔡师长和警备旅二团二连长景芳研究, 决定利用景芳在二道河子认识的何才警察做内线。12 月5 日, 景芳和何才联系, 约定晚10 点半在何才站岗时接应东北抗日联军攻打警察分驻所。

晚上, 蔡师长、孙副官和景芳带60 多人的短枪队向二道河子出发, 到二道河子已经11 点了, 何才站岗时间已过。景芳请示蔡师长打不打, 蔡师长说打, 并派景芳和孙副官带30 人往上摸。他们摸到大门前, 看到了手电筒晃动的亮光, 这是景芳与何才接头的暗号, 景芳一喜, 赶上去。原来何才见东北抗日联军队伍没到, 就主动又站一班岗。何才开大门, 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冲进警察分驻所, 20 多名警察被缴械, 高梦和和1 个日本指导官被击毙。

打退三次日伪军的“讨伐”和“围剿”

在通河的东北抗日联军 (主要是三军) 从1936 年春—1938 年春经三次反日、伪军的“讨伐”、“围剿”。第一次反“讨伐”是1936 年春季。当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令岩越中将部队控制了滨绥线以东的兴安岭后, 又令第五师团向松花江南的依兰、方正和松花江北的汤原、通河进行重点“讨伐”。东北抗日联军三军充分利用了通河东部山区的地形, 建立密营, 在老百姓和“内红外白”保甲长的支持下和敌人进行了游击战、进攻战。出其不意地打击日、伪“讨伐”军, 以敌人的收兵结束了第一次反“讨伐”。第二次反“讨伐”是1936 年秋季, 伪满洲国军部根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治安肃正纲要》的规定, 又一次对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进行大“讨伐”。从9 月开始对东北抗日联军地区进行军事包围并在东北抗日联军游击区周围筑工事、建据点, 妄图聚歼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三军和六、八、九军在敌人进犯之前, 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以三军为主, 做到加强联系, 互相支援, 集中力量打击“讨伐”的日、伪军, 在他们得知日军“讨伐”队长森山带队从通河县城向大古洞密营进犯时, 经研究决定:提前到西北河伏击。西北河是二道河子、祥顺地区的一条大河。河西岸是游击区, 河东岸是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占领区。河面的1 座大桥, 是哈罗公路必经之地, 公路向西直通通河县城。大桥东、南、北是漫山岗, 在岗东1 里地是荆家大院, 赵尚志指挥部设在这里, 少年连、保安团分别在桦、柞树林和荆家大院伏击敌人。在太阳要落山的时候, 森山率日本骑兵和日、伪军来到西北河桥西, 狡猾的森山眼中露出凶光, 在观察河东的动静, 见旷野一派寂静。森山指挥刀一举, 日、伪军上桥向东北抗日联军进攻了。突然桦、柞树林响起了清脆的枪声, 紧接着整个河东岸枪声大作, 突如其来的袭击, 有三、四十日、伪军落马, 在马车上的日、伪军还没摘下枪也被击毙百余人。森山险些没命, 急令退兵, 跑回通河城。紧接着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先后袭击了大东北岔、八道河子和几个警察所。与此同时, 三军开始西征, 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到庆城 (庆安) 、铁力、海伦等地开辟新的游击区, 迫使敌人改变了“讨伐”计划, 派兵尾随三军, 并遭到三军留守部队多次袭击, 牵制了敌人兵力, 保全了通河、汤原抗日根据地。第三次反“讨伐”是1937 年冬—1938 年春, 敌人集结了日本关东军第四师团和伪靖安军、伪兴安军以及三江省各县的日、伪军, 约25 000 多兵力, 对三江省各县的抗联部队进行了大“讨伐”, 与此同时对地下党组织进行破坏。日军大力推行“集团部落”, 限令在23 天内将通河县村、屯居民强归指定的92 个村, 断绝通河民众和东北抗日联军的联系。企图把东北抗日联军消灭在深山老林。通河的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经过1 年的反“讨伐”, 为保存东北抗日联军的军事力量, 1938 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开始第二次西征。四军一团留守通河。三军西征铁力、海伦、龙门, 然后插入黑嫩平原, 避开敌人正面作战部队, 迂回到敌后开辟新的游击区, 粉碎了敌人企图把东北抗日联军“聚歼”在汤原根据地的阴谋。

试论“东满”地区抗日斗争的特征 篇2

[关键词]“东满”；朝鲜族；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在“东满”党组织的领导下，“东满”地区的汉族、朝鲜族联合开辟了以延吉北部和中部，汪清南部、中部和东部，安图县西部，珲春西北部和南部，和龙西北部与南部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斗争，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也为日后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东满”地区具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域、人文特点，因此，“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也呈现出了与国内其它地区抗日斗争不同的特点，归纳起来，“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存在如下几个特点：

一、抗日斗争旷日持久

中国的全面抗战始于1937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后经历了8年时间，但“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却始于1907年8月19日，日本在“东满”地区（延吉）设立“统监府问岛临时派出所”，时问长达38年。所以，“东满”是中国最早开始抗日斗争的地方。反观这38年旷日持久的“东满”抗日斗争，根据抗战组织领导者的变化，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清末爱国将领领导的抗争阶段，即1907年8月日军侵略“东满”地区到1911年辛亥革命；第二阶段：“东满”地区人民自发的爱国民主民族运动阶段，即辛亥革命至1920年青山里战斗结束；第三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延边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和原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在延边地区建立发展壮大，同时开展土地革命和反侵略抗日斗争的阶段，即1921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四阶段：“东满”抗日斗争的高潮时期，即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在这14年中，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参与领导抗日救国军到独立领导抗战的身份转变。同时，“东满”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主力也经历了由抗日救国军到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直到东北抗联第二军的发展壮大过程。

二、以朝鲜族为主的各民族联合抗日斗争

我党建立“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时，依靠的群众基础是一批经过斗争洗礼的朝鲜族革命群众。由于“东满”地区的朝鲜族群众十分仇视日本帝国主义，所以就更容易团结起来并成为坚决的反日团体，在“东满”抗战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譬如，在我党成立之前发生的“三·一三”运动、枫梧洞战斗和青山里战斗都是由朝鲜族发起并完成的。1932年春，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安图等地的朝鲜族人民，相继组织并建立了以朝鲜族民众为主体的抗日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33年1月，以这些游击队为基础，创建了“东满”游击队。后又以此为基础，组建了抗联第二军。在抗联第二军中，朝鲜族战士占半数以上。据1937年的抗联文献记载：“二军在数量上的发展，一般地来说，近一年来比较一军、五军是要差一些；原因是在敌人封锁非常严厉的地带活动，而又是高丽人占大多数，在少数民族运动没有得到开展的现阶段，高丽人员补充比较困难，所以近年二军的民族成份比例逐渐变更。”由此可见，“东满”地区抗战期间，在我党领导下，朝鲜族同胞积极参加，英勇奋战，光荣地担当了主力的角色。

在38年艰苦的抗战岁月中，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东满”地区建立其组织后，“东满”的朝鲜族也就成为了“东满”地区抗日的主力，同时，汉族、满族也积极参与到抗日斗争中来，“东满”地区的各族儿女同仇敌忾，构筑起了团结御侮的坚固长城。“东满”地区的社会构成经历了由当地满族居民、关内汉族移民、朝鲜移民这三个语言、风俗、生产生活习惯乃至价值观念相差很大的三大族群，在先进政党和先进政治生活思想指导下，经过合作、交流、交融，发展成为中国朝鲜族与“东满”地区其它少数民族联合抗战的动态过程。所有上述变化的主题和主线都是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抗日斗争。因此，这个阶段是“东满”地区伟大的历史成长阶段。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贯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国共产党在“东满”地区率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的探索与实践，正是在这一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完成了“东满”地区抗日战争和日后的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三、抗日斗争异常艰苦

在中华民族的对外抗争史上，抗日战争时期是少有的艰苦阶段，而“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更具有悲壮的色彩。“东满”抗日斗争的艰苦程度直接表现在其伤亡数字上。38年的浴血抗战过程中，“东满”军民的抗战牺牲尤其巨大。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政局1982年的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延边地区的抗日烈士为2726名，留有家属的抗日烈士为1781名。其中，朝鲜族为1713名，占90%以上。以上统计仅仅只是可查的、有名有姓、有烈士证书的，至于无名烈士到底有多少，只能说数字巨大，难以统计。暂且不论“九·一八”事变前“东满”地区人民自发的抗日斗争牺牲的人数已无法统计，也不说“九·一八”以后在抗日救国军等义勇军部队序列中的烈士人数无法统计，单单就是我党领导的正规化的东北抗联第二军的牺牲人数，由于战争环境极端残酷，也很难准确统计出来。1941年，抗联二军余部转移到苏联境内时，曾经做过一份二军阵亡指战员统计表，当时就面对无法准确统计的难题，致使很多同志成为无名烈士。例如：“东满”游击队时期（1932-1933末），共牺牲158名，不知姓名者72名，无名烈士占到百分之四十六。第二军独立师及第二军时期（自1933年末-1936），共牺牲106名，不知姓名者40余名，无名烈士占到百分之三十八。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及第二、第三方面军时期（19361938.7），第四师有名烈士67名，不知姓名者50余名，无名烈士就占到百分之七十五。警卫旅牺牲181名，不知姓名者约150余名，无名烈士就占到百分之八十三。第三方面军有名烈士51名，不知姓名者共约百余名。需要说明的是，延边地区的抗日部队并不是“东满”地区抗日部队的全部，且在1934年3月成立第二军独立师以前，分散在各个抗日游击区，独立师成立后也仍然是分散作战，相当一部分部队打光后，其详细情况很难由其他部队的同志们说清楚。尽管如此，1941年的这份统计表还是说明了“东满”地区抗日斗争的艰苦程度。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无名烈士，分析其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出于斗争的需要，大量从事对敌斗争的人员使用的都是别名或绰号；二是由于牺牲巨大甚至是整建制牺牲，没有幸存者可以为后人指认或留下真实依据。

“东满”抗日斗争的艰苦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一是地处高寒山区，虽有利于游击战争，但漫长的冬季直接造成了抗日战士的伤亡。漫长苦寒的冬季为抗日战士带来两个极大的挑战：一个是吃饭问题；另一个是取暖问题。特别是日军实行“集团部落”的战略战术之后，缺乏后方根据地的抗联战士的吃饭、取暖问题就成为其直接的生命威胁。许多群众被赶出山区，关进日伪严密监视的“集团部落”，交通联络站被毁，一些地下联络员被杀，部队被迫集中到了山高林密的东南和西南山区，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小部队不敢动，大部队动不了，加之严密的经济封锁，部队的粮食供给十分困难，常常处于缺米断粮的境地。据东北抗联高级将领李兆麟回忆，1938年，抗日联军向小兴安岭以西转移时，很多抗联战士在雪中连滚带爬，有时靴子陷入雪里，还要用手扒雪寻找。饥寒交迫的行军使战士们精疲力尽，而且粮食补给出现匮乏，战士们吃树上的干蘑菇、野果子，可后来连这些都找不到，只能吃身上的皮带和脚上穿的革靴，有的同志因酷寒而神经错乱，认为河里的冰是热炕，躺下就不起来。

二是地处国境交界地带，人员结构复杂。“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艰难复杂，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不得不面对较为复杂的民族问题。“东满”地区的抗战能否坚持，能否胜利，在于是否能够广泛发动“东满”地区各族人民群众参与，从而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由于这一地区集中了大量的满族、汉族和朝鲜族，因此使得这一地区的群众工作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发动这一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关键问题之一就在于能否很好解决民族问题，形成各民族团结统一、共同抗战的大好局面。就当时情况而言，我党的民族理论、政策远未成熟，“东满”地区党组织面临的是旧的民族关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有意分化、挑拨等困难局面。19世纪下半叶，朝鲜半岛北部人民开始陆续越过图们江进入中国延边一带垦荒谋生，由此开始了中国朝鲜族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时，关内的汉族人民也随着闯关东的浪潮，大量涌入延边地区。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朝鲜，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这一地区，并凭空制造了所谓的“问岛问题”，渗透并侵入“东满”，日本采取民族分化政策，极力在东北制造民族矛盾，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这种情境使得“东满”地区的民族问题愈加复杂。

三是力量对比悬殊。虽然“东满”党组织通过军队建设、军校建设、根据地建设，尽量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正规化，但毕竟是在日本军势力的重重包围下，在无外援、元后方的境遇中拉起的队伍，其本质上可以说是自发的民间组织的武装，这与以国家为后盾，正规化的后勤补给与保障，正规化的武器装备与军事训练的日军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日本陆军中的王牌——关东军驻扎东北。“东满”地区抗日武装对抗的不仅有当地的守军，还包括了驻扎于朝鲜的罗南师团。按照日本关东军编制一个甲种师团计，满编甲种师团共有24000人，兵种包括了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兵和飞行队。就武器装备而言，不仅有轻重坦克、装甲车和飞机，单单大口径炮就有49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北抗日联军全盛时期总计也就30000余人，活跃于“东满”地区的抗联二军全盛时也不超过2500余人。“东满”根据地人口少，耕地少，抗日部队给养困难，虽然先后建立了三道湾、八道沟、渔浪村、烟筒砬子等根据地，但都面临着人口少、物质匮乏等困难。

四是远离党中央，缺乏及时的信息沟通。1934年10月5日，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与“满洲”省委交通中断。同年10月下旬，江西苏区中共中央机关随着红军长征，亦和“满洲”省委失去联系。此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了“满洲”省委的工作。也就是说“东满”地区与“满洲”省委、党中央的联系一般都要通过苏联完成，或者是通过留苏的中共代表团完成，以至于由于在统战方针和内部肃反等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纠正错误迟缓，使得自身的力量遭受到许多不应该发生或是本可以避免的损失。

四、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优势突出

“东满”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中国共产党在“东满”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提供了绝佳的地理条件。“东满”位于中朝边界，因此，便于深入朝鲜购买军需、获取资金。起初，“东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大部分设立在日本关东军势力尚未触及到的地区，比如，广大农村和中朝边境地带的高山密林当中。“但自从1932年4月日本关东军对‘东满’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讨伐，‘东满’地区的很多革命群众不得不转移到偏远山沟，而这些山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东满’地区抗日武装队伍控制的地区。同年，‘东满’地区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布尔哈通河以北的偏远山区为中心建立了延吉王禹沟、八道沟、三道弯抗日游击根据地，以蜂蜜沟偏远山区为中心建立和龙的渔浪村、牛腹洞根据地。此外，还有延吉县铜佛寺、苇子沟，和龙县长仁江，珲春县的梨树沟，汪清县的大荒崴、金仓、杜荒子等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从规模上而言，抗日军民人口大约2万余名，其中朝鲜族革命群众占95%以上”，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地理位置优势体现在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保卫与粉碎敌人的屡次“讨伐”。1932年11月，日本关东军集中兵力对“东满”地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二次“讨伐”，“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11月到1933年末，根据地抗日军民与日伪“讨伐”队展开了150余次战斗”。其中利用地理优势取得胜利的典型战斗是1933年4月24日，粉碎了日伪讨伐队进攻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和来自宁安的李延禄率领的救国游击军部分队伍，利用根据地天然屏障的尖子山、磨盘山，开展伏击战，击退了敌人的屡次进攻，保卫了根据地，形成了联网式的抗日根据地，而这些抗日根据地的规模较小，适于攻守兼备、便于转移，因而能够灵活地开展抗日游击斗争，这是“东满”地区抗日根据地的一大特点。

五、分散而统一的抗日政权建设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1933年之前，按照“北方会议”的要求，“东满”党组织在根据地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后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取消了苏维埃政权组织，要求建立各级人民革命政府。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提出：“党应在扩展农民群众斗争的基础上把他们组织在各种革命的群众组织之内，尤其是农民委员会，这个农民委员会应该成为实际的乡村政权机关，并且成为民众政权宽广的和强大的基础之一。”1935年4月1日，“满洲”省委要求“东满”、南满、哈东、吉东等4个特区政府与汤原县政府在5月工作中建立起，以期“八一”召开全满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全满人民革命政府。于是，“东满”游击根据地在贯彻《一·二六指示信》后，苏维埃政权形式转变为人民革命政府或农民委员会、反日会。这些农委会和反日会，实际上成为了“东满”根据地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性质，推行了抗日救国的各项政策，在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筹集军需、征收粮草、组织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革命政权的应有作用。此外，为了保护和扩大根据地，健全并扩大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外围团体，在“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农民反日自卫队、青年义勇军、农民游击队等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形成了一套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体系。他们平时保卫根据地，战时配合军队作战，成为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的有力助手。这为“东满”地区抗日根据地注入了强心剂。苏维埃政府、外围团体（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开展的各种活动为根据地的建设和保卫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32年11月到1933年2月，“东满”特委按照“北方会议”精神，先后在延吉县王隅沟、汪清县嘎呀河、珲春县大荒沟和烟筒砬子、延吉县石人沟等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此外，还在延吉县南阳村、三道湾、和龙县牛腹洞、渔浪村先后建立了六个革命委员会，并行使政权职能。区、村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内设立总务、经济、粮食、教育、军事、法政等办事机构。此外，“东满”特委在根据地内组织群众，建立反日团体和组织，其中包括农民委员会、少先队、儿童团等。这些反日组织在中共“东满”特委领导下与革命群众一同开展，锄奸、打击小股土匪和敌人的破坏活动；组织根据地内的反日会和农民协会成员帮助游击队队员家属种地；为部队筹集给养。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9月，“东满”游击根据地内有反日会员11800余人。如，汪清县大甸子（即罗子沟）游击根据地的反日总会，“在大甸子群众中的影响特别大，凡在大甸子住的没有一个不知道反日会的。大甸子反日总会是公开的机关，是广大群众实际的政权机关。如在大甸子不论有什么事情都要到大甸子反日总会去报告，一切解决不了的相互有争执时求反日会去解决”。大甸子地区的许多群众性的抗日反满斗争，都是反日会组织发动的。这些反日团体和反日武装的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了根据地的生产、建设、支援前线、锄奸、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宣传以及配合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作战，对“东满”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贡献。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当时东北虽然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是日本的侵略统治尚未到达广大农村，尤其是偏远山村地区。正是因为东北地广人稀、农民居住分散这种条件，我党才能够在农村建立游击根据地。但毕竟空间有限，只能在离城镇及铁路沿线较远的偏僻山村建立以区为单位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其次，各抗日游击根据地虽然小而分散，但并非各自为政，他们有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在各抗日游击根据地里实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政策、法规都是统一的。这些政策和法规，是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开展更加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而制订的。其结果是党的“东满”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加强根据地建设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根据地起到了“东满”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基地”的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是从游击战争需要出发，而又在游击战争环境允许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是很不完整的，效果是有限的。同时还应当指出，在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过程中，正值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贯彻全党之时，因而使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一再受到干扰，犯了许多的错误，给根据地造成了较严重的危害。

六、结论

东北大学师生的抗日爱国斗争 篇3

一、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筑就了爱国爱校的东大之魂

九一八事变后, 东大师生纷纷投笔从戎。“东北流亡学生, 是最早打起抗日救亡大旗的一支革命力量。”[1]3流亡到北平的师生始终怀牢记:读书不忘救国, 收复破碎的东北锦绣河山。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侵略军强占了冯庸大学, 冯庸大学的许多师生都逃到北平。1932年2月东北大学在北平复校后, 冯庸大学、东北交通大学先后并入东北大学, 与东北大学的师生共赴抗日的前线。1931年9月27日,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 冯庸大学教师霍维周等27人被选为救国会执行委员。10月末, 决定组织民众去南京请愿。620多人的请愿队伍中成员主要是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学生和民众团体的代表, 公推冯庸大学校长冯庸为总指挥。11月1日, 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誓师成立。义勇军中有女兵, 女兵龙文彬的头像登在画报上, 传遍了全国。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冯大义勇军选出100余名勇士奔赴上海配合作战。冯大义勇军与驻防浏河的第5军并肩战斗。1932年冬, 日军进攻热河省, 冯大学生赴承德参加抗日。这一次, 冯大抗日学生义勇军牺牲了一名教师, 学生负伤一名, 被俘两名, 付出了血的代价。正如冯庸大学校歌中所唱“誓扬民族光, 慷慨赴国残, 志悲壮!”冯大师生参加了长城抗战、淞沪抗战。“七七”事变前后, 冯大学生为挽救国家危亡, 多人先后考入空军和陆军军官学校, 以后均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 作出巨大的牺牲。冯大师生的抗日活动, 成为青年学生武装抗战的先驱, 为冯大的历史谱下了光辉的篇章。

1929年考上东北大学预科的宋黎, 响应共产党的号召, 积极进行抗日宣传, 开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1932年5月, 宋黎和戴吴、那拯彬、江涛等人辗转回到辽西地区的新民县, 经过艰苦的工作, 使辽宁省西部地区几支分散活动的抗日武装力量联合起来, 成立辽西“东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 共计800多人、几百条枪, 宋黎任总指挥, 在辽西的法库、新民一带活动。他们确立的斗争原则是:青纱帐起进行军事活动;青纱帐倒了进城搞群众运动。这支义勇军队伍给日军多次沉重打击, 如秀水河阻击战, 打死日军20多人[2]115。

苗可秀是东北大学学生在战场上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血洒疆场的优秀代表。他是东北大学文学院的高材生。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打破了他的幻想, 他决定返回东北, 组织民众武装抗日。1931年11月, 由“苗可秀、宋黎在东北大学学生中成立‘东北抗日学生救国军’, 最初只有几十个学员, 很快便增加到二三百人, 宗旨是培养有组织、有纪律, 懂得近现代军队作战技术的人才。然后派往东北, 改造抗日义勇军, 领导抗日。“东北抗日学生救国军”得到救国会的领导与支持。学员肩负着“杀敌报仇、收复失地”的重任, 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吃粗粮、睡地板, 但他们的抗日热情依然高涨, 每天早起跑步, 出席军操”, 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2年春, 苗可秀只身从北平回到东北参加了以邓铁梅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 加入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行列, 他先后任邓铁梅部教育长、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参议、中国少年铁血军总司令等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在凤城、岫岩、海城三县交界处开展游击战, 人数最多时达六万人, 多次与日军拼杀, 并生俘敌少将成泽直亮。1936年2月, 苗可秀在岫岩县组织少年铁血军, 并拟定《少年铁血团入团须知》。5月10日少年铁血军由苗可秀及刘壮飞、白君实等率领在凤城县大岔沟袭击日军, 打死日军中队长等30余人。1935年6月5日中国少年铁血军与日伪军发生战斗。铁血军300多人由苗可秀、赵同率领, 在岫岩任家堡、凤城一带多次与日伪军激战, 打击了日伪军, 并且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邓铁梅以身殉国后, 苗可秀挺身而出, 整顿东北民众自卫军, 继续坚持抗日斗争。1935年6月13日, 苗可秀在战斗中被炮弹击伤臂部被日军逮捕, 苗可秀在狱中先后给东北大学秘书长、代校长王卓然等写信, 表示了视死如归的精神, 并书写“正气千秋”、“誓扫楼奴不顾身”之句以自铭。日军对他说:“不降即焚”, 他坚定地回答:“但愿一死。”高呼:“中华民族千秋正气!”英勇就义, 时年29岁, 为抗日事业献出宝贵生命。苗可秀牺牲后, 不少战士后来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是东北大学学生的王墉、穆岳、谢东屏、胡乃超、马文良等英勇杀敌, 先后血洒抗日战场。王允中、吴万萃、张鼎等人在太行山区与日寇生死战中壮烈牺牲。这充分表现了东大师生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

有血洒疆场的苗可秀, 还有传播抗日文化的冯庸大学的学生雷加。雷加1929年在冯庸大学中学部读书。九一八事变后, 随学校流亡关内, 和广大爱国青年一起到南京请愿。随冯庸大学志愿队在上海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1935年赴日本留学, 1937年回国后从事记者和编辑工作。1938年到达延安, 在抗日军政大学 (四期) 学习, 后随延安文化协会组织的抗战文艺工作团到冀中抗日根据地做宣传工作。1939年回到延安, 写出了反映前方战斗生活的短片特写《一只三八枪》、《鸭绿江》、《黄河晚歌》、《躺在睡椅里的人》、《“女儿坟”最后一代》等作品。它们是激励人民抗日斗志的呐喊, 是战斗的号角。

二、一二·九运动的先锋和主力彰显了东大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东北大学学生是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主要参加者, 他们还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成为运动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在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的‘一二·九’运动中, 发挥先锋作用的是东北流亡学生, 表现最为积极和勇敢的也是东北大学、东北中山中学的东北流亡学生。”[1]41935年华北危急。11月18日, 在北平各校水灾赈济联合会之基础上, 成立了北平救国联合会 (简称学联) 。东北大学学生在学联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2月2日晚, 学联在燕京大学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出席会议的东北大学学生代表是郑洪轩和邹鲁风等各校的代表。

12月6日, 东北大学联合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等13所学生自治会发出通电, 揭示蒋介石政府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 提出:誓死反对“防共自治政府”等四点要求。12月8日北平学联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东北大学学生郑洪轩和邹鲁风返校后, 在法学院边政学系俄文组学生宿舍召开会议, 向宋黎、关山复、唐杰生、林铎、王一伦、韩永赞等十余人传达了会议精神, 为第二天参加游行请愿做准备工作。12月9日, 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学生运动中, 东北大学学生首当其冲。当时燕京、清华等大举被阻于城外, 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只好孤军出动。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身受家仇国难之苦, 始终走在运动的最前列。他们打着大旗, 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恢复东北失地”等口号, 多次同手持大刀、棍棒、水龙头的反动军警进行英勇的搏斗。东大的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曹靖华先生后来回忆说:“当年的东北大学是北平学生运动中反蒋抗日、救亡的堡垒。”

为了坚持斗争, 东北大学学生成立了“东北大学学生救国工作委员会” (简称工委会) , 委员有30多人, 宋黎、郑洪轩、邹鲁风被选为常委, 尽管有人被捕, 有人受伤, 但学生们仍然顽强斗争, 紧接着又举行了“一二·一六”示威游行。1935年12月16日, “天桥集会”中各校学生分四路进入会场。东北大学学生是第一路的领队, 冲破军警的阻拦, 准时到达会场, 参加大会。集会后示威游行中, 东北大学学生游行队伍行进到骡马市大街时, 又遭到事先埋伏的反动军警皮鞭、大刀、棍棒的残酷镇压, 许多学生受伤。在这次爱国运动中, 东北大学的许多学生, 如邹鲁凤、王振乾、郑鸿轩、宋黎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音乐教师阎述诗也亲身经历了这次斗争, 他为光未然的诗作《五月的鲜花》谱曲, 将他在一二·九运动中的真实感受, 化作悠远的旋律,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埋了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地抗争不惜……”

学生们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 国民政府认为“东北大学学生闹腾得最欢”, 下令逮捕了40多名东大学生。正在西安主持军务的张学良对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东大学生特别的关注, 并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亲自写信营救被捕的学生。从1936年下半年, 在张学良的建议下, 东大迁到西安 (一部分迁入河南) 。东大师生的抗日爱国活动更加活跃。

三、西安事变的直接推动力汇聚了东大人爱国抗日的民族精神

1936年12月9日, 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 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师生与西安的学生联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请愿。东大学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他们高呼“停止内战, 团结抗日”、“枪口对外,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 打回老家去”等口号, 冲出军警戒严, 高唱救亡歌曲, 向西安临潼出发, 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闻讯下令堵截学生, “格杀勿论”。张学良得知后, 深恐学生遭到伤害, 驱车追赶上请愿队伍, 冒着凛冽的寒风, 劝说学生不要做无谓的流血牺牲。站在队伍前面的东北大学师生听到“流血牺牲”的话, 高喊:“我们愿意为救国流血, 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打回东北老家去!死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的!”最后张学良向学生们挥泪发誓:“我张学良也不愿意当亡国奴也要抗日”, “我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 决不欺骗大家”, 你们的要求, “在一星期内, 我用事实作答复”。学生们听后深受感动, 便整队返回校。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果然不到一星期就发生了, 它有力地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战。

1938年春, 日军轰炸西安, 东北大学不得不再度迁校, 由陕入川。在三台这座川北小城, 东北大学度过了八年时光。在物力、财力窘迫的岁月里, 师生们直面艰苦, 坚持学习和研究, 采取各种形式传播抗战文化。

从抗日的前线沈阳, 到战火纷飞的北京、西安, 再到四川的三台, 东北大学师生们传承着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 赴国难, 中华大地上处处都留下了他们抗争的足迹、抗日的呐喊, 洒下了他们的青春热血。据有关资料统计, 有67名师生为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东北大学师生的抗日爱国斗争, 是全民族抗日斗争的缩影, 它铸就了东北大学爱国主义之魂, 必将永垂中华民族青史。

参考文献

[1]齐红深.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M].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8.

抗日斗争 篇4

一、中国共产党对汉奸的惩治

1. 清醒认识到肃奸的紧迫性, 从战略高度认识肃奸问题。

抗战爆发的第二天, 中国共产党在向全国发出的《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 明确指出并大声疾呼:“立即肃清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 及一切日寇侦探, 巩固后方。”1937年7月21日, 中共建议“立刻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机构民主化……肃清一切亲日派汉奸分子”。1937年7月23日, 《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指出:“立即实行全面的对日抵抗, ……速捕一切日本侦探与汉奸, 解除日寇与汉奸在中国内各地的一切武装与非武装的团体。”[2]第10册, 2781937年10月25日, 毛泽东在接见来访的美国记者贝特兰时指出, 必须“严厉地镇压汉奸。这个问题, 现在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1]376。1938年10月,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 “新的形势下, 汉奸、敌探、托派、亲日派必然较前更加猖獗, 大肆其造谣、污蔑、分裂、破坏的阴谋”, “长期抗战中, 如不肃清奸徒, 将不能设想战争的胜利”[3]167。

2. 建立健全法制, 组建严密的锄奸组织。

为切实指导锄奸斗争,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 详细规定了以汉奸罪论处的18种行为;此外, 边区政府组建自上而下的防谍锄奸机构, 设立保安司令部、县保安处、乡保安科。六届六中全会后,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 各敌后根据地因地制宜地制定了适合本地特点的《惩治汉奸条例》, 对汉奸的范围及量刑标准都作了明确规定, 并在军队自上而下设立锄奸部、锄奸科, 通过制定锄奸条例, 整顿锄奸纪律, 揭破军队一些谣言的欺骗阴谋, 清查军队内敌探间谍, 派遣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主动出击, 潜入敌人心脏, 铲锄投敌变节败类, 从而清洗了不良分子, 纯洁了军队成分, 使锄奸工作卓有成效, 如“1941年新四军第三师破获特工破坏案220起, 汉奸破坏案34起”[4]81, 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肃奸斗争的深入开展。

3. 放手发动群众, 开展深入的肃奸教育。

抗战初期, 中国共产党就建议国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 开展一场惩治汉奸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指出, “要真正镇压汉奸, 只有人民起来和政府合作, 才有可能”, 就要“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 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1]376。自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相继建立了锄奸委员会, 后更名为“边区民众锄奸委员会”, 分设乡锄奸委员会、城市锄奸委员会、群众锄奸小组。锄奸委员会在群众中开展深入持久的锄奸教育, 通过报刊、戏剧演出和召开公审汉奸大会, 揭露汉奸罪恶, 启发群众的民族意识、阶级觉悟, 提高锄奸本领, 成效非常显著。边区民众的肃奸觉悟不断提高, 参加锄奸斗争的热情空前高涨, 群众性肃奸运动蓬勃开展。“到1939年, 陕甘宁边区统计有七百个以上的锄奸委员会, 将近九千个锄奸小组, 包含数十万多的锄奸组员。”[5]126陕甘宁边区人人武装, 就地设岗, 严密警戒盘查, 侦察匪情, 清查户口, 监视可疑分子, 加强对土匪亲属、亲戚的教育, 争取匪徒弃暗投明。陕甘宁边区民众锄奸经验很快得以在中共敌后根据地推广, 各根据地内相继组成了以军队锄奸部、政府公安局为“纲”、民众团体组织为“目”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肃奸天网, 一大批汉奸特务纷纷自投法网, 在抗日根据地无所遁形。

4. 高度重视人权问题, 做到肃奸与保障人权相统一。

抗日根据地的惩治汉奸政策, “必须是镇压敌探与保障人权的统一”[3]167。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 毛泽东特别强调:“锄奸运动要注意区别首要与协从, 自觉的与被骗的, 坚决分子与动摇分子, 分别处理, 前者从重, 后者从轻, 并注意争取后者使之回心向善, 决不可一例看待。”[2]第11册, 752针对晋西北、冀南等地“乱打乱杀”汉奸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经验, 防止和纠正锄奸过“左”的错误, 1940年7月, 专门作出《关于在敌后地区没收大汉奸土地财产问题的指示》, 规定只没收罪大恶极汉奸的土地财产, 并要经当地群众真正要求, 依据中央有关法令条文执行。“绝不应没收一切汉奸的土地财产”, “特委以下、旅以下、专员以下的机关, 概无没收土地财产之决定权”[2]第12册, 439。从1940年起, 各根据地都相继颁布了《人权保障条例》或《人权生命财产保障条例》, 规范了锄奸的程序与权限, 使锄奸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既保障了边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又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持久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保证。

二、中国国民党对汉奸的惩治

1. 制定与颁布一系列惩治汉奸的法令。

抗战爆发不久, 1937年8月23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惩治汉奸条例五条, 12月10日, 又增加没收汉奸财产的规定, 将条例增加为六条。1937年9月4日, 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将通敌、汉奸列入惩治对象。1938年8月15日, 国民政府重新修正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 条例共19条, 规定了汉奸的定性范围、审判程序、惩处办法等内容, 对通敌叛国的汉奸严惩不贷。国民党地方各级政府也参照中央精神, 制定一系列奖励民众检举汉奸的法令。1939年2月, 川康绥署制定训令七条, 鼓励民众检举、揭发汉奸。

2. 在沦陷区成立专门肃奸机构。

在沦陷区, 依托专门军事力量, 成立肃奸专门机构, 一般以谍参、谍情处 (科) 命名, 下设行动小组, 或曰别动队, 或曰锄汉奸队, 名目繁多。在惩治汉奸问题上, 尤其是伪政府的首要分子, 采用严刑峻法, 采取绑架、逮捕、暗杀等恐怖手段, 给予“肉体上的彻底消灭”。各种锄奸组织神出鬼没, 锄奸行动大快人心。暗杀唐绍仪堪称国民党精心策划的一场精彩锄奸行动, 致使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组建伪中央政府的计划胎死腹中。据统计, 苏南战区1940年1月至3月, 除奸、惩奸各种行动就达34起, 沉重打击了汉奸嚣张气焰, 鼓舞了民众抗日斗志。

3. 对汉奸招降纳叛以害为用。

在用严刑峻法惩治汉奸的同时, 还利用汉奸脚踏两只船的心理, 攻心为上, 瓦解汉奸, 获取日伪机密情报, 铲锄奸伪, 保护抗日力量, 为争取抗战胜利创造条件。如利用汉奸周佛海、罗君强等毒死巨逆李士群, 对一些手握重兵的伪军头目如孙良诚、王英等, 更是法外开恩, 委任国军高级将领。

三、肃奸斗争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

抗战时期, 汉奸是日寇侵华的帮凶, 是腆颜事敌的民族败类。肃奸斗争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具有诛锄奸逆、断敌耳目的一般战术意义, 更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1. 肃奸斗争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士气。

中共认为, 只有肃奸, 才能形成良好的抗战氛围, 才能取得持久抗战的胜利。周恩来指出, 肃清汉奸, “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及特殊化的倾向, 是争取持久战的先决条件。只有反对这些汉奸, 才能团结全华北人民、全华北军队, 影响全中国, 乃至全世界, 坚持华北持久战争, 而取得最后胜利”[6]87。反之, “如果不加强锄奸, 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历史实践表明:在以弱御强的艰苦抗战中, 国共双方大张旗鼓地严厉惩治汉奸, 犹如惊蛰的春雷。它在昭示:中国人民没有屈服, 斗争依然继续。它在警告:正义永存, 卖国必受严惩。肃奸斗争极大震慑了汉奸嚣张气焰, 有力地回击了妥协投降的汉奸理论, 扼制了民族失败主义、民族投降主义情绪, 坚定了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与决心, 营造了中华民族一致御侮的抗战氛围, 增强了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感, 使得举国上下万众一心, 浴血抗敌, 取得了持久抗战的胜利。

2. 肃奸斗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认为, 要取得持久抗战的胜利, 必须分清革命的敌人, 动员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结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 “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 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 中国革命的对象, “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 再一个是汉奸”, 汉奸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 肃奸是抗战的应有之义, “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 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它的目的是打到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1]376。肃奸与统一战线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锄奸政策, 必须是适合统一战线的方针”[7], 就统一战线而言, 铁杆汉奸是打击对象, 协从汉奸却是争取对象, 而肃奸策略则把这两者协调统一起来。在肃奸过程中, 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 争取动摇分子、中间分子, 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肃奸斗争粉碎了日寇“以华制华”的阴谋。

肃奸, 成功开辟了敌后抗战的又一战场, 严惩罪大恶极的汉奸, 揭露其伤天害理、叛国投敌的卖国罪行, 起到了对其他汉奸敲山震虎、对民众提神醒脑的作用, 达到了惩罚邪恶、弘扬正气的目的。肃奸使得汉奸惶惶不可终日, 动摇了为日寇“看家护院”的意志, 使得敌人后方不得安宁, 不得不抽调有限的兵力疲于应付。肃奸打破了日寇培植汉奸“以华制华”的阴谋, 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迷梦, 加速了抗战胜利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

[3]高凯.毛泽东大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4]王晓华.国共抗战大肃奸[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6.

[5]陕西省档案馆,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一辑) [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1986.

[6]周恩来选集 (上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抗日斗争 篇5

九一八事变后, 东北各阶层人民群众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 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31年9月22日, 即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天, 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 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罗登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主持满洲省委工作后, 按中央指示立即将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 将反对国民党、奉系军阀的反动统治, 转向对日寇的武装抗敌。杨林、周保中、赵尚志等都是受罗登贤指派到农村组织义勇军抗日的。当时, 东北有党员2132人, 仅派去组织、领导义勇军或直接参加义勇军的党员, 至少在250人以上。东北抗日义勇军最初没有统一领导, 也没有统一建制, 组成很复杂, 以农民群众为主。几乎包括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 如有以东北军为基础组成的抗日义勇军, 有以绿林队伍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抗日义勇军, 有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或以旧军政人员和士绅为领导骨干组织的抗日义勇军, 还有城市贫民、民族资产阶级、少数大地主等参加抗日义勇军。为了深入组织、发动各地抗日斗争, 1931年9月末刘澜涛奉周恩来派遣在锦州亲自起草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编委方案》。1931年10月开始, 大批共产党员和骨干干部受命多以化名加入到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 这对辽西乃至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应当指出的是, 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斗争策略得到了张学良将军的拥护, 他名义上接受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指令, 但他积极指派黄显声将军对抗日义勇军予以大力支持。辽宁省抗日义勇军于1931年9至10月首先在辽西、辽东三角地区兴起, 这与先期 (1931年1月) 中共满洲省委指派共产党王耿 (原名碧涛) 到盘山境内开展党的组织发动工作不无关系。当时我党主要从事地下活动和统战工作。1932年1月, 在罗登贤主持下, 省委制定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 这对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起到重要影响。先期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对辽宁义勇军进行了统一改编, 一律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民众自卫”是区别于政府军队的行为, 反映出张学良将军的良苦用心。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形式上分布五个军区独立作战, 即辽西、辽北蒙边、辽南、辽东和活动在长春、吉林一带的第五军区, 抗日活动多以零散的游击方式展开。最早按部队编制在辽西、辽南开展抗日斗争的义勇军是盘山县张海天 (老北风) 部, 下辖两个旅, 总共四个团。张海天及项青山、盖中华、蔡宝山等以沙岭、高力房为根据地同日本关东军展开殊死卓绝的斗争。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亲手制订围剿盘山抗日义勇军的军事计划, 动用海陆空军种, 从营口、海城、辽阳、沈阳等地合围盘山抗日义勇军和东北军一部。“盘踞辽西一带, 老北风势不可侮”。 (1932年5月29日伪《泰东日报》) 。从1931年9月份兴起, 经过1932年的全盛时期, 到1932年底和1933年初, 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 辽西、辽南等地抗日义勇军损失惨重。之后, 近三万军人转入热河参加长城线上抗战;退入苏联境内者约三万人;此外尚有四万左右义勇军保持着原来的系统, 在当地继续武装抗日斗争。

这期间, 最令国人扬眉吐气的是, 1931年9月23日, 九一八后第五天, 盘山县的张海天、项青山、盖中华、蔡宝山等就率众袭击了驻田庄台、营口两地的日军, 打响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武装抗日的第一枪。这实际上也是东方战线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1931年12月26日, 张海天、项青山、盖中华等通过北平抗日救国会以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名义通电全国, 呼吁全国支持东北抗日。之后, 辽宁及东北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东北抗日义勇军对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全东北172县中, 义勇军活动的县份达102县之多。义勇军的武装反日斗争, 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 其大批兵力被牵制。关东军自己也承认:“最麻烦的是军队被分散了, 要分出许许多多的卫戍区域来, 从而延缓了对东北的占领及向关内侵犯的军事进程。”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一系列斗争, 国内大规模的民众反日浪潮, 极大地体现了我党在未取得执政地位的情况下组织发动群众对日斗争的政治智慧, 这为我国全面开展抗日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为全国人民反日斗争、创建自己的武装队伍,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1935年8月1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 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 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 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在党的领导下, 1935年冬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开始着手组建东北抗日联军。这些队伍意志最坚决、纪律最良好, 因而作战也最英勇, 与群众的关系也最密切。他们能得到一般群众的拥护, 所以也就成了团结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核心和骨干。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共歼灭日伪军14万多人, 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东北抗联牵制了日本关东军的大部分主力, 以后对配合全国抗日战争, 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写道:“自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以来, 特别是1937年‘七七’全国抗战爆发之后, 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在辽、吉、黑广阔原野展开了大规模游击活动, 打击日伪‘讨伐队’, 破坏敌人交通与通讯, 袭击日伪军事据点, 消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据不完全统计, 仅从1936年1月至1937年12月, 抗日联军共击毙伤俘日伪军7380人, 其中毙伤日军近3000人。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严重地威胁了敌人的后方安全, 牵制了十余万日军兵力, 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全国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