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人生态度及其作品

苏轼人生态度及其作品（共6篇）

苏轼人生态度及其作品 篇1

论苏轼人生态度的豁达及其文学

作品的旷达

【内容提要】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伴随着统治阶级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调整，在文化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文学多方面丰收的时代，苏轼做为北宋文学变革中一位影响极大的人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一生屡遭贬斥，坎坷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人们对苏轼的作品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豁达赞赏不已。本文拟结合北宋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联系苏轼的人生经历和政治观点，深刻分析其人生态度的豁达和文学作品的旷达及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苏轼

人生态度

豁达

文学创作

旷达

引言

中国古代文人中, 苏轼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在由盛而衰的特殊时段，他将传统文人出仕与入仕、进与退完美地协调在一起。作为宋代文化孕育出来的旷世奇才，他历经磨难而笑对人生，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自适的文心和风流洒脱的气度，其豁达的人生态度令人叹服，而其作品则在传统的阳刚与阴柔之外，形成一种旷达的艺术风格。研究苏轼的人生态度及其作品风

格，对我们认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作品的艺术内涵有很大的意义。

一、宋代的文化背景和文人的价值取向

㈠、宋代的文化背景。宋代的文化背景集中体现在封建统治阶层方面。由于自古以来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达到极其激烈的程度，所以无论是对宋代的文化还是文人的价值取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周而起，虽然他建立了赵宋王朝，但国力并不强大，燕云十六州始终没能收复，卧榻之下也只好听任辽和西夏等强邻酣睡，所以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并没有因为宋王朝的建立而平息。但不管怎样，毕竟北宋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二百余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农耕文明则自然成为主导，但依然呈现的是守势而非绝对的强势。在此基础上，统治阶级的心理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进取渐趋内敛，由拓僵开国的豪情，逐渐变为治国守业的冷静。于是“杯酒释兵权”的出现，显得如此自然而随意，但却是极具深意的标志性事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文化顺应统治阶级需要，采取了最为稳妥，最有利于调和矛盾的方式，即“三道并重”。对儒、释、道的并重很好的调节了文化界的纷争，而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则进一步从精神上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同时，适应当时统治阶级娱宾遣兴、歌舞升平的需要，由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浮靡文风继续发展。

㈡、文人的价值取向。宋代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特性。宋代社会可以说是大变于唐，他有两大特点，一是君主专

制的强化。二是文人政治。这种制度实际上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君主政权的依赖性。①宋代士大夫人格的特质突出表现在他们人生价值取向的狭窄和单一。因为宋王朝是个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社会，文人出路并不多，他们不能脱离中央集权的巨大引力。这样宋代文人只能在忠君，报国的位置上确定其政治人生的价值。理学以儒家伦理纲常的所谓道统为基础，杂以为政教所利用的道、佛思想，建立了一套为巩固专政政权服务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这样的思想对于强化君主专制统治是非常适合的，理学的最大作用是将儒家外在伦理规范变成对人的行为。思想的约束变成内在心性的自觉要求。在这种自觉的意识下，宋人士大夫的文化人格已是大不同于唐人了，他们收敛了内心深处放荡狂放的欲望，至情至性的浪漫，而是老成正经规矩。宋代诗文较少有至情之作，却充满了强烈的政治关怀与忠君的道德意识。但是骨子里，文人士大夫所以失去自己创功建业的理想，没有失去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所以在进取与隐退、入仕与出仕、社会与个人的矛盾间徘徊。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极具韧性的，也是极具自我奉献精神的，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思考自己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实现。在宋代的历史大背景下，文人们没有失去社会责任感，也没有失去自己主动地、理性地理想追求。然而，当建功立业注定只能成为美丽的憧憬，当兼济天下的理想注定只是泡影，很多文人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要么遁隐以逃避，要么变化以迎合，但也许都不是他们本意的抉择。

㈢、苏轼的典型性。于是，苏东坡走来了，带着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带着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带着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

言观色的从容，带着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带着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带着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②所有的人都停止了争吵和喧闹，静静地看着他。喜欢的，惊为天人，恨之者，斥为妖魔，但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时候出现，苏东坡的典型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上述地主阶级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隐退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③政治上，苏轼向来是积极的，饱含热情的，他所到之处，多有善政，受到人们的欢迎。他到了杭州，修葺了“苏堤”，他到了徐州，亲自率军民参加黄河防堵抢救工作，保全了一城人的生命财产。在琼州三年，他多方鼓励、培训当地后一辈的学者、文人，始终保持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创作力。苏轼一直坚守自己除弊救民的政治理想，却不赞成王安石比较激进的变法；他与司马光等旧党集团交谊很深，但也不同意他们尽废新法。苏轼在新法推行时虽上书神宗表示反对，但对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等措施，却表示赞同。多年来做地方官的经历，使他对社会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处有进一步了解。这时司马光要废除一切新法，他则主张：“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第二首)。”反对执政大臣一意孤行。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推行，苏轼的厄运也就接踵而来，屡遭贬谪，越贬越远。一个被文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要说在和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做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

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④但是，伟人就是伟人，进退维谷之间，遭遇坎坷之时，他依然保持着自己可贵的人生热情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不是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吗，那我就认真的自省调整，诚恳地自我剖析，不断完善自我，于是顿悟后的苏东坡成熟了，于是黄州赤壁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这样光照千秋的旷世奇作，其中展现的旷达和乐观的情愫一直被人所称道。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到了晚年，哲宗亲政，大反元祐党人，苏轼又成为新贵打击的对象，又被一贬再贬，从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荒僻的儋州(今属海南省)。“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药物、酱等皆无”、“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元老侄孙》)。可见他在恶劣的环境里生活虽然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仍然一如既往，关心国事民情。⑤作者以旷达的人生态度地对待人生的曲折、苦难和不幸，正如他诗中所说“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他一生磨难跌起，但即使在艰难危苦之中，他也能苦中作乐，活得有滋有味。苏轼，不要富贵，不合流俗，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喜欢任侠居山，超然物外却又积极入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二、苏轼能够做到这些的原因

任何真正的文学家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观察、思考和感慨，苏轼当然也不例外。他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观的各个方面是既矛盾又统一的。政治上他从儒家思想出发，排斥老庄为异端，生活上要求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更多表现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然而他从儒家出发的比较现实的生活态度，又使他对佛家的懒散和道家的放逸有所警惕。因此他一生在政治上虽屡受挫折，但在文艺创作上孜孜不倦，没有走向消极颓废的道路。总体而言，苏轼的思想特点在于：他能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佛，这使得他在政治挫折和生活坎坷中从来不放弃自己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并以此实现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与飞跃。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具体是怎样结合的。

首先，他作为一位有抱负的学者，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最大，也一直是他的主导思想。他汲取了其中积极的进取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以此来治世，始终不失自己的生活理想。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⑦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他参悟佛法，用其中的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化解现实的苦难，求得内心的平衡，并以此来治心，用超然恬淡的心境看待生活中的不如意。再次，他又研习道家法则，注重“回归自然”，关注今生如何度过，并以此来治身，指导自己的处世态度,把自己经受的一切都看做自然而然的事情，“知其无可奈何而安其若命”。

公事之余，苏轼博览佛道两家典籍，与许多和尚道人交往，并热衷于道教养生之术，尤其当他贬官在野时，佛道思想时有冒头，但儒家思想也并未泯灭。佛老思想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当然，苏轼并不是简单的杂合，他扬弃了其中部分消极的遁世思想和懒散的无为念头，汲取了其中恬淡而有为的积极因素，加以整合，融会贯通，加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文人特质。一般来讲，各家思想对苏轼都有吸引力，然而，他是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的，又大致以“外儒内佛”的形式将二者统一起来，儒家的淑世精神与佛、道化解人生苦难的虚幻意识互补，使他的人生观没有发展到对社会人生的厌恶和伤感，他在以佛老庄禅超物我齐生死的空无思想化解人生忧患的同时，亦含有一种儒家士大夫在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挺立的意味⑧。苏轼一生，并未隐遁，也从未真正归田，然而他的很多作品又如此超然和洒脱，豁然和达旷，仿佛将人世的一切苦难都看透，这是他的独到处，也是他思想特点的外在体现。

三、豁达人生态度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苏轼“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懂得生活的艺术，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旷达的文心和风流洒脱的气度，他豁达的人生态度对他的艺术创作影响极大，他的诗、词、文等所展现的旷达，正是这一人生态度的外在体现。

㈠、苏轼文学作品总的风格。概括的讲，苏轼的文学作品总的风

格就是旷达。在人们通常的认识里，苏轼是豪放派（当然这主要针对他的词作而言），其实在他的作品里，真正可以称为豪放的只有寥寥几首，至于《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更多的以周瑜年少风发反衬自己的失意，但总体格调依然是旷达的，绝不是一味的消沉。还有那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本来甚为明显，苏轼因政治处境的失意，以及和其弟苏辙的别离，中秋对月，不无抑郁惆怅之感。但是他没有陷在消极悲观的情绪中，旋即以超然达观的思想排除忧患，终于表现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的矛盾过程。此外，在他的诸多散文和诗作中，也表现出旷达的艺术风格。

㈡、旷达文学风格的形成。苏轼文学作品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他的人生态度关系很大，也深受其人生经历的影响，最后才成为一种自觉的风格，在所有的作品中得到体现。

1、苏轼对于宇宙，人生、社会彻悟后形成了正确的人生态度，他“远去了刀光剑影，暗淡了鼓角争鸣”，用一种旷达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所以对宇宙的探讨，奠定了其作品旷达的基调。

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人到中年的苏轼，流落黄州，与好友两游赤壁，极目渺渺苍穹，感慨人生短促，多少壮志随风消逝，多少期许转头成空，他却未言失意沮丧，反以豁达胸怀写成前后《赤壁赋》，纾解胸臆苦闷，重寻人生快乐之源。下面，就让我们以他的前《赤壁赋》为例，来见

证其作品的旷达吧。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萧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清风明月，水光接天，本就是用来赋闲邀客的，箫歌奏和，诗酒相发，原也是借以寄情抒傲的，前两段写眼前美景自是实况真事，为全篇渲染气氛、酝酿情绪。一乐一悲，后先相应，人生之无常难测、世路之乖舛多戾不正如此吗！作者睹物兴情，情以物兴，两段叙事、写景、引情，意在铺陈，提起下文，是本赋的基础。作为“乌台诗案”受害者的苏轼，内心肯定有一定的矛盾与挣扎：一是他太出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为当路者沮之”；二是他的性格和遭际，早已练就了他处惊不变、逆势顺迎的本领。他不乏诗友过访，亦不缺野老相问，但是“望美人”垂顾的期望还不可能消弭，为朝廷所用的执着会时时撞击心扉。三四两段借赋之本体，主客问答，即景怀古，畅论

变与不变的哲理，这是全文的重心。这里主也是客，客也是主，互为参照、相为表里。之所以采用此种形式，一则行文上显得奇崛多变，有助开掘，生发义理；二则与此前山川风物、心绪起落后先映照，好似此苏与彼苏在意气相斗相和、自说自话，正是如此，被排挤、遭贬谪的心中郁结苦闷，就在这轻松的对答中得以消解缓释。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一世之雄的曹操何等气魄；雄姿英发、指挥若定，少年得志的周郎何等风流。赞耶羡耶，抑或兼而有之，但借客一声“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诗人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舒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执迷也罢，超脱也罢，出将入相也罢，临渔问樵也罢，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不过是短短的一瞬。既然非凡的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终成过客，人还必要去执念一物，不托意于箫音、不纵情于酒歌吗！人事如此，造化亦然。水月之属，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俱进，与物相生，不会总是一种姿态和面目。在苏子看来，既然“万物皆备于我”，既然人事上所取有限，人为何不拜自然之赐，尽享清风之爽、明月之洁呢？借眼前景，因当前情，作者以旷达的胸怀、超然的态度，不滞于物，无碍于事，让自己的思想休假，精神散步，谁人能有此等襟怀和能耐？而且全篇景、情、理水乳交融、相互应发，笔端寄兴，兴尽而止。无论内容或形式此赋均堪称登峰造极之作，垂之永久。其实，英雄豪杰之悲，不一定是嬴不得全世界的凄惨，而是窒碍难圆、赔上性命的死呆。生命的来临与消逝，即使盖世英雄也无法过问，不能预知。平凡人物的悲哀，是生无补于

時，死无伤于世，而生死动静，只不过与蜉蝣寄予天地无异。至于挟飞仙以遨遊的乐趣、抱明月而长终的梦想，不论伟大的圣贤，抑或卑小的渔樵，都无法实现。苏轼正是参透这一至理，他在精神上才占据了常人难及的高地，无论何种风浪，百般刀剑，都不能动摇他思想的迈勇、精神的高贵。这就是苏轼。

2、作品无论写大材小事，都有一种旷达的艺术风格。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他的作品，无论是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还是描写宏大的历史事件、自然景物，无不体现了作者乐观的生活态度、豁达的人生态度，其旷达的艺术风格表现得极其鲜明。比如这首《独觉》。

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倏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诗作于诗人晚年流放岭南之时，把谪居荒凉之地生火取暖的窘困生活，写得如此富有诗意，如此生机盎然，意趣高远而超凡脱俗，作者旷达的艺术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再看看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绵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冬。苏轼词风于密州时期正式形成，这首词即公认的第一首豪放词。苏轼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苏轼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历来勤政爱民，每至一处，都颇有政绩，为百姓所拥戴。密州时期，他的生活依旧是寂寞和失意的，郁积既久，喷发愈烈，遇事而作，如挟海上风涛之气。这首词起句陡兀，用一“狂”字笼罩全篇，藉以抒写胸中雄健豪放的一腔磊落之气。苏轼时年四十，正值盛年，不应言老，却自称“老夫”，又言“聊发”，与“少年”二字形成强烈反差，形象地透视出、流露出内心郁积的情绪。他左手牵黄狗，右手擎猎鹰，头戴锦绣的帽子，身披貂皮的外衣，一身猎装，气宇轩昂，何等威武。“千骑卷平冈”，一“卷”字，突现出太守率领的队伍，势如磅礴倾涛，何等雄壮。全城的百姓也来了，来看他们爱戴的太守行猎，万人空巷。这是怎样一幅声势浩大的行猎图啊，太守倍受鼓舞，气冲斗牛，为了报答百姓随行出猎的厚意，决心亲自射杀老虎，让大家看看孙权当年搏虎的雄姿。上阕写出猎的壮阔场面，表现出作者壮志踌躇的英雄气概。下阕承前进一步写“老夫”的“狂”态。出猎之际，痛痛快快喝了一顿酒，意兴正浓，胆气更壮，尽管“老夫”老矣，鬓发斑白，又有什么关系！以“老”衬“狂”，更表现出作者壮心未已的英雄本色。北宋仁宗、神宗时代，国力不振，国势羸弱，时常受到辽国和西夏的侵扰。苏轼由出猎联想到国事，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处境，不禁以西汉魏尚自况，希望朝廷能派遣冯唐一样的使臣，前来召自己回朝，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即喻指辽和西夏。作者

以形象的描画，表达了自己渴望一展抱负，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下阕借出猎表达了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这首词感情纵横奔放，令人“觉天风海雨逼人”。词中表现了作者的胸襟见识，情感兴趣，希望理想，一波三折，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虽不乏慷慨激愤之情，但气象恢弘，一反词作柔弱的格调，“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充满阳刚之美，成为历史弥珍的名篇。苏轼此词一反“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拓宽了词的境界，树起了词风词格的别一旗帜，作者豁达的人生态度表现得极其突出。

3、旷达的文学风格，是苏轼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不断自省、反思、调整、总结形成的。“乌台诗狱”之后，他痛不欲生，到黄州之后他反思历史，观察现实，调节心态，形成这种旷达。苏轼一生，饱经磨难，然而每一种经历都是一种财富。苏轼那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那种经历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创作个性，是在贬谪黄州之后才真正树立起来的。尽管他说自己“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答李端叔书》）；然而正是在他到达黄州，自号“东坡居士”之后，才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形成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譬如他被贬到当时为远恶之地的岭南时，吟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再看看他的《定**》。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苏轼在黄州处境十分险恶，生活也很穷困，但他依然很坦然乐观。从这首

词里，我们便能看到他的开朗的性格、豁达的胸怀及超脱的人生观。词前有一个小序，介绍作者写作此词的缘由。三月七日这一天，作者和一些人因事到沙湖，回归途中遇雨，不巧的是雨具已被前期拿走，同行的人都因无法避雨而狼狈不堪，只有苏轼毫不介意，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不一会儿，雨过天晴，一切都又复归如常。作者便写出这样一首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的词来，借此表达了自己的生活态度。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展示了作者不为外界的风云变幻所干扰，总是以自己的定规行事的生活态度。只“莫听”二字便见性情。雨点穿林打叶，发出声响，是客观存在，说“莫听”就有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不但如此，还要吟着诗句悠然信步，这里隐含着对生活厄运的挑战。首两句是全篇主脑，以下词情都是从此生发。接下来是“竹杖芒鞋轻胜马”，这里有点调皮的味道。别看我穿者草鞋，拄着竹杖，在这风雨横行的沙土路上，要比骑马舒服自在多了。这种幽默不仅是苏轼个性的反映，而且是他从多年的政治**中总结出来的处世之方。“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点小小的风雨有什么值得可怕，人的一生不知要经过多少风风雨雨呢！在这两句中作者已点明了穿林打叶的风雨实为生活中的灾难和不幸。不要把风风雨雨看得太重了。他本人就是以这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来对待坎坷不幸的遭遇的。正是这种稳定的心态结构，才使他度过一次次的难关，始终没有垮下来。下片两句“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是指一阵料峭的寒风吹在他湿淋淋的身上，使他略有寒意。正在他冷冻难捱的时候，“山头斜照却相迎。”温暖的阳光已为他驱走了寒意，真是“柳岸花明又一村”，他终于送走了厄运，迎来了光明，怎不使他心花怒放呢！厄运过去了，回头看看厄运发生的地方，“回首向来萧瑟处，”作者看到的是什么呢？“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不管是风吹雨打还是阳光普照，一旦过去，都成了虚无，反映了他不随物悲喜的思想，和上片“一蓑烟雨任平生”一样也反映了他豁达的人生态度。在遭受挫折时，不要悲观失望；在境遇顺达时，不要沾沾自喜，而要永远保持自己内心平静和超脱，只有这样，才能在世态炎凉、瞬息万变的社会里生活下去。词序中说：“已而遂晴，故作此词。”八个字闲闲写下，却是点晴之笔。没有这个“已而遂晴”，这首词他是不一定要写的。写晴，仍牵带着原先的风雨。天已晴了，回顾来程中所经风雨，自有一番感触。自然界阴晴圆缺的循环，早已惯见；宦途中风雨的袭来，却很难料定何时能有转机，但必定有雨过天晴时候。遭受风吹雨打的人都是要望晴的吧，苏轼于此想得更深，他说无风雨更好。无风雨，则盼晴、喜晴的心事也不需有了，这便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真谛。如何得到政治上“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是“归去”！这个词汇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取来，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⑨如此洒脱，如此旷达，几人能够。他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

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

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苏轼的人格精神。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仕、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仕与出仕、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⑩苏轼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因而获得他们普遍的尊敬。

结束语

古人云：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苦难难以避免，面对苦难，垂头丧气无济于事，不如高昂头颅在无路出找路，用豁达的心态化解人生的苦难，这样才不至于迷失自我，这样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自我。苏轼以其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对这一哲理做了最好的诠释。人生总是在反复和挫折中前进，我们必须微笑着看生活，于无路处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路。

苏轼人生态度及其作品 篇2

一.尊主泽民, 忘躯为之。

苏轼出生于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 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年少时即以东汉的“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范滂为榜样激励自己, “奋厉有当世志” (《东坡先生墓志铭》) 。仁宗嘉祐二年, 二十岁的苏东坡和弟弟苏辙双双高中进士。兄弟二人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经历极大地激发了苏轼的功业理想, 他觉得“有笔头千字, 胸中万卷, 致君尧舜, 此事何难” (《沁园春·赴密州马上寄子由》) , 立志要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 他主动请求外任。在任职地方官期间, 苏轼确实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政绩卓著。初任凤翔签判, 他为舒民困, 改革“衙前役”。任杭州通判, 他访问民间疾苦, 了解运河堵塞的情况。任密州太守, 他率领民众, 灭蝗减灾。任徐州太守, 筑堤抗洪, “公庐于城上, 过家不入” (《宋史·苏轼列传》) , 最终取得抗洪的胜利。他还亲身视察监狱, 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此时的苏东坡, 正实现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宏愿。他的作品中也洋溢着对生命永恒价值的追求, 体现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弘道济世的生命观, 如“著书多暇真良计, 从宦无功谩去乡” (《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 , “富贵一朝名不朽” (《石鼓》) , “功名意不已” (《韩子华石淙庄》) 。

但是, 有济世之才、正直不阿的苏轼却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 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乌台诗案”里苏轼死里逃生, 被贬黄州。身处逆境的东坡, 仍以执着的信念高唱生命之歌。他在《与李公择书》中吐露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吾侪虽老且穷, 而道理贯心肝, 忠义填骨髓, 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懔于时, 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 便忘躯为之, 祸福得丧, 付于造物。”在苏轼的政治信念和人生态度中, “尊主”与“泽民”是高度统一的。“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君”, 身为京官, 忠言谠论, 尽“尊主”之责。苏轼在任职史馆和元祐年间高太后摄政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 写过许多激扬清议的政论文章和奏议表章, 从中足见他忠君报国的赤胆忠心。“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民”, 任职州郡, 关心民瘼, 尽“泽民”之任。所以即使他被贬黄州, 政治失意, 幅巾芒履, 躬耕东坡, 生活困窘, 但仍心系民瘼, 关注民生。当时武昌一带有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 他非常痛心。一面上书太守, 希望官方出面, 禁止溺婴恶俗。另一方面, 又成立救儿会, 动员富人捐钱, 他自己虽穷困, 却每年自行捐出十缗钱。元祐四年苏轼再度来杭任太守, 正值“岁适大旱, 饥疫并作”, 他立即采取各种赈济措施, 拯救民难。最著名的是疏浚西湖, 修复六井, 将湖中淤泥堆成一条直线, 这就是当今西湖的一大景观———苏堤。即使远贬惠州, 失去了权利地位, 苏轼还是凭借当时任提刑的程正辅的友情, 对地方颇有建树。如向当地政府建议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 关心惠州城的诸种改善革新事宜, 热心卫生、饮水等公益事业。最后甚至贬谪到蛮荒之地、瘴疾之乡的海南儋州, 他仍然作诗道:“莫嫌琼雷隔云海, 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 岂与穷达俱存亡。” (《谪居海南, 作诗示子由》)

综上可知, 苏轼无论穷达祸福, 无论处境顺逆, 他始终是“尊主泽民”, 一生积极有为。心存魏阙, 心系民瘼, 力行惠政, 矢志为民。正如陆游评价苏轼的一生:“公不以一生祸福, 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 生气凛然。” (《放翁题跋·跋东坡帖》) 苏轼身上的那种匡时济世的责任感、忧国忧民的情怀、民胞物与的精神, 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二.随缘自适, 旷达超脱。

苏轼一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政治打击, 先贬黄州, 再贬惠州, 卒贬儋州。在不断地遭贬被黜中, 苏轼没有被悲伤和痛苦压倒, 而是及时调适心境, 排解悲苦, 以一种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态度对待自身的处境, 这与他在中晚年时他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 汲取了佛道思想中的精神养料是分不开的。

苏轼很早就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濡染。苏轼母亲程氏信奉佛教, 父亲苏洵曾游嵩山、庐山诸寺与诸长老交往, 苏轼皆有耳闻。少年时的苏轼就喜爱读《庄子》, 感叹“今见是书, 得无心矣”。所以在经历了“梦绕云山心似鹿, 魂惊汤火命如鸡” (《狱中遣子由》) 的“乌台诗案”后, 罪贬黄州的苏轼觉得自己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磨盘上的蝼蚁, 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 精神上渐趋佛道思想。“自余杜门不出, 闲居未免看书, 惟佛经以遣日, 不复近笔砚矣。” (《与章子厚书》) 苏轼开始精研佛学, 遍交僧人道士。他摒弃了佛道的虚无、愚妄, 吸取了道家的崇尚自然、安时处顺的态度, 佛家的超越尘世欲求、求得空明心境的精神, 形成了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 不为祸福得丧所牵绊, 不为苦乐生死所烦扰, 从容自若, 圆融通达。

遭贬的苏轼, 善于在自然山水中寻求寄托, 获得超越。他善于用审美的眼光观照自然, 所以即使贬所黄州“僻陋多雨, 气象昏昏” (《与章子厚书》) , 还是有“长江绕郭知鱼美, 好竹连山觉笋香” (《初到黄州》) 的诗句;在惠州, 也有“岭南万户皆春色”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罗浮山下四时春” (《食荔枝》) 的佳句。他常常以与各色人等闲谈为乐, 以至于“鸡犬识东坡”;他常常以“闲人”自居, 说:“江山风月, 本无常主, 闲者便是主人” (《临皋闲题》) , “何夜无月, 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记承天寺夜游》) , 在山水的审美中, 苏轼获得了超脱。“白头萧散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为报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 (《纵笔》) 据说苏轼的政敌得知他过着如此安适的生活, 很不舒服, 就又把他贬至儋州。在“流离僵仆”的贬谪生涯中, “佛老思想成为他处逆为顺、安以自适的一种精神武器”。[2]所以无论贬到何处, 苏轼都能安时处顺, 安土忘怀, 求田问舍, 把贬所当作亲切温暖的故乡。“某谪居既久, 安土忘怀, 一如本是黄州人, 元不出仕而已。” (《与赵晦之》)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定风波》) “他年谁作舆地志, 海南万古真吾乡。” (《谪居海南, 作诗示子由》) 饱尝人世苦难, 终于在那垂暮之年从南方归来, 他却说“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 完全超脱了世俗的生死苦乐观念, 这显然是受庄子的齐死生、齐得丧的相对主义人生哲学的影响。

最能体现苏轼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的作品当数《前赤壁赋》和《定风波》。“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 苏轼强烈地意识到了生命的短暂性。在他看来, 生命既然像霜露一样倏忽易逝, 那我们又何必要受外在的羁绊拘蹇地过一生呢?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他认为摆脱物累, 自由逍遥, 旷达超然才是生命的本真。“惟江上之清风, 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声, 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前赤壁赋》) 苏轼在与山水的共适中获得了生命的自由本真状态。在《定风波》中, 苏轼写道,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一蓑烟雨任平生”,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 词人从容而行, 潇洒地对待人生中的风雨, 何其旷达超脱。从《前赤壁赋》和《定风波》中,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佛禅思想对苏轼的影响。“客亦知乎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盈虚者如彼, 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 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 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而又何羡乎!” (《前赤壁赋》) 在此, 苏轼以阐述“变”与“不变”的道理来协调自己的内心, 这番话正是来自于万物皆空、以心为本的禅宗思想与老庄哲学混合而成的人生观。“变”与“不变”只在于观者的角度不同, 一切都是心的幻象。这就使得苏轼不再为人生的无常而烦恼, 更无须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了。正是这种“精微玄妙而又残酷的人生哲学—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 [3]使苏轼调节了不平衡的心理, 从悲哀中解脱出来。再看《定风波》中所写:“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人回头一望, 刚才下雨刮风的地方, 云开雾散, 没有了阳光, 也没有了风雨, 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苏轼通过对人生风雨阴晴的否定, 化解了曾有过的苦难, 使心灵归于宁静和澄明, 以达观圆融的态度对待人生。对他来说, 风雨不会让他愁眉不展, 阳光也不会让他欣喜若狂。在这里, 他的思想进人佛教的“无差别境界”。也就是说, 只要自己对一切无欲无念, 超然自得, 那么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差别的, 就像无所谓风雨也无所谓晴天一样。那么, 人生道路上的忧患和喜悦、官场上的得意与失意又有何不同呢?“一切只不过是心的幻象, 所以痛苦可以在内心中化解, 欢乐也不必过于欣喜, 世事沧桑不过是过眼烟云, 求得本心宁静便是红尘的解脱, 沉浸于无欲无念的状态便是无上的幸福。”[4]禅宗的一切本空的世界观帮助苏轼调节了不平衡的心理, 从而宣泄了内心之苦, 达到了随缘自适、澄澈空明的境界。

三.对儒道佛的融通和超越。

宋朝是一个思想大开放的时代, 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时期。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到了北宋则呈现出“三教合流”的局面。生活在北宋的苏轼学识渊博, 思想通达, 兼收并蓄。受三教合一的学术思想大势的影响, 苏轼形成了他独特的融通儒道佛的人生观。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初好贾谊、陆贽书, 论古今治乱, 不为空言。继而读《庄子》, 喟然叹曰:‘吾昔有见, 口未能言。今见《庄子》, 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 深悟实相, 参之孔老, 博辩无碍, 浩然不见其涯也。”由此可知苏轼先是吸收了儒家的“治国平天下”思想, 后又对道家思想感兴趣, 贬谪黄州后开始深受佛家思想影响, 最后融通超越儒道佛, 终于得以博辩无碍, 浩然无涯。王国维也认为:“从佛教的否定人生, 儒家的正视人生, 道家的简化人生, 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5]总之, 苏轼汲取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精华, 并加以融会贯通。他的一生, 基本上是尊儒崇儒的, 但又不为儒学所拘囿;他崇尚老庄思想, 而不走向虚无和厌世;他喜欢研读佛经, 参禅悟道, 但又不愿削发为僧。儒家思想使他达时积极有为, 尊主泽民, 匡时济世, 穷时也心系民瘼;道家思想使他处逆时能淡泊名利, 安时处顺, 超然物外;佛家思想又使他随缘自适, 心境空明, 圆融通达。所以苏轼是以出世的态度去做入世的事业, “阅世走人间”与“观身卧云岭”两个自我并行不悖。既积极进取又不迂执愤激, 既旷达超脱又不消极厌世。

可以说, 苏轼是以儒家的生命价值观作为个体追求的目标, 以道家的自然生命观作为调节心境的调节器, 以佛禅的一切本空观作为缓冲心理的减压器, 从而成就了一个完美而伟大的人生, 真正体现了中国人最高的生存智慧和生命智慧。

参考文献

[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中)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2]周先慎.论苏轼的人格魅力[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3) :95.

[3][4]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论苏轼超然的人生态度 篇3

关键词超然 终极意义 人生的有限 超越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

1 苏轼超然人生态度的思想基础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奇才,儒家看到他的忠义,道家看到他的洒脱,佛家看到他的空灵,这些与其融合众家而形成的复杂思想是密不可分的。苏辙曾说:“(轼)初好贾谊陆赞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唱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茫然不见其涯也”。

苏轼的思想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组合体,他尊重个体的主动性,同时追求精神的超越。苏轼的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的,这方面明显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现实生活的残酷,又使其不得不具有道家思想的超然。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人的主体精神则要对这种物质存在的局限形成超越。苏轼借鉴了佛家的思想,静心观照,了察自我。把个人的思想价值观融入到宇宙万物中去,在精神上形成了一种超越式的超然。苏轼的胸怀坦荡开阔,他既是真情入世,又是超然名利。苏轼的人生态度就在这种超然中完成了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

2 苏轼超然的人生态度

苏轼超然的思想境界,造就了苏轼超然的人生态度。苏轼的人生际遇非常坎坷,这也造成了他的人生态度既存在具有一贯性的部分,同时又具有随时变化的成分。苏轼的超然的人生态度具有其近乎悲剧的人生基础。苏轼的超然,是一种对现实生活苦难的超越,是一种对现实困顿的升华。没有苦难的淬炼,没有绝望的挣扎,就没有苏轼超然的人生态度。

苏轼对人生的含义进行了非常透彻的思索,对于生命的本意,生死的感悟,具有一种彻底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苏轼树立起超然的人生态度。苏轼在经历苦难,历尽坎坷之后,终于摆脱现实生活的重压,获得精神的解脱,从而铸就超然的诗性人生。

2.1 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超然

苏轼很早就意识到了在无限空阔的现实时空中,个人名利的微薄与虚幻。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人生是一场有限时空中的浅薄游戏,它无力改变人的最终命运。现实生活的强烈感触和深刻体验,促使苏轼的目光超越了现实物质世界的纷扰,去探寻永恒的生命价值。现实的否定对苏轼来说,并不意味着对生活的彻底放弃,苏轼仍然在现实世界中充满热情的追求,只不过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仅仅追寻那种简单的物质的欢愉。因为苏轼非常了解,物质是生命存在的依托,没有了物质,生命将会难以为继。但是生命是有限,物质亦有限,唯有人生的终极意义追寻可致不朽。

现实世界的无限对人类有限的生命来说,是一个无法究其穷尽的辽远时空。与这样广阔的对象相视,任何一个人都不得不产生极大的惶恐。人的生命是那样的渺小,人的能力又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在这样的情景逼视下,所有的人都会有意无意的去问自己,我人生的根本意义在哪里?这种生命的终极问题,对那些敏感的人来说,更是必须正视的本源疑问。早年的苏轼,就属于此种情况。比如其《夜泊牛口》:“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现实的生命是渺小的,它甚至难以承担苏轼那厚重的精神。个体能力的局限、时光的飞速流逝,现实生活曲折无常的逼迫,都让苏轼处在一种无力回天的焦灼之中。这种压迫从年青的时候开始就对苏轼的精神产生了极大的折磨。所以,苏轼在诗文中多次发出其对人生虚无的感慨,比如“惟有人生飘若浮”,“过眼百世如风灯”,“己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生死犹如臂屈伸,情钟我辈一酸辛”。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对人的一生来说,功名利禄的物质追求,都是只能满足人在某个生命阶段的一些需要而已,一旦人的生命终结了,所有争斗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人生的快乐,不仅仅在获得物质的满足上,在纷纷扰扰的争斗中青丝变白发是一种人生的悲哀。临到生命结束时,回头来看,那些纷争都会变得非常荒唐可笑。苏轼超然人生态度的根本是一切无谓争斗的终结:“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苏轼站在对个人生命的终极关怀之上,立于佛道的人生思辨之上,看透了人生现实名利的追求,进而提出了个人直面生命的主张。这也证明了佛家、道家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

2.2 对人生有限性的超然

经过对现实社会无谓争斗的否定,苏轼斩断了其与现实社会之间精神上的勾连,视野上独立于社会之外,从远处审视各种社会争斗中的世相百态。在经过一番静观审视后,苏轼冷静地看到了俗世争斗的种种不值,精神上的苦痛得到缓解,对待人生的超然由此而生。通过冷静的思考,苏轼成功的将胜利与失败,成功与挫折的区别抵消,胜利亦不嚣张,失利亦不悲伤,使得人生得失是非的界限逐渐模糊,从而达到了精神上的平衡。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人的生命又是有限的,如果人对自己的欲望不加限制,就会耗尽生命有限的空间。一个人要超越自我,首先就要克制个人的欲望。人的生命的终极关怀对欲望的膨胀是否定的,而这种否定同时又带有积极的因素,基于这种否定,人的精神境界才能完成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超然。只有完成了这种超然,一个人即使在身处逆境之中,仍然可以淡定而从容,解脱名利的枷锁羁绊,在与苦难的抗争充满镇定与从容。不管何时何地,都可以平心静气,享受生活。从苏轼的个人经历来说,现实社会无疑是苦难深重的,而面向人生终极关怀的生命视野,则化解了这种压力。基于终极关怀的超然,苏轼的精神境界变得极为洒脱,他的内心是坦然的,是释然的,终极关怀的否定和超越,让苏轼身心得到一份安逸的精神家园。

苏轼的超然,并不是单纯的、决绝的。苏轼并不否定生活的乐趣,他并不高高在上,而是探身到现实生活之中,用自己的身心去体验、去感悟。尽管面对人生无尽的波折,但苏轼对待人生仍然是旷达的。他始终没有彻底离开现实生活的怀抱,陶醉于个人虚构的精神家园。相比较前辈的清高或者苟且,苏轼对待人生的态度更积极,在超然的人生视野下,保持着鲜明的棱角、独立的人格。

苏轼的超然,使他不会屈从于生活的压力,趋炎附势的走向圆滑与世故。苏轼强调的是“群居不倚,独立不惧”,所以“遇事则发,不暇思也”。宁愿“万事委命,直道而行,纵以此窜逐,所获多矣。”这种精神为苏轼的超然思想增添了许多的亮色。

苏轼的超然是积极的超然,是不退缩、不回避,是直面人生的大气。尽管人的生命会终结,但人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没有止境。现实生活的挫折,不能动摇苏轼的信念,反而更激起他对生活的勇气。生命不仅仅是否定,更不是彻底的虚无。人生有信念,就要毫不犹豫地去实行,百折而不悔。这样的人生,是没有得失是非的缠绕因而不再痛苦的人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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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朱靖华.苏轼论[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

[4] 林语堂.苏东坡传[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苏轼人生态度及其作品 篇4

《定风破》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五，这就是北宋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在牢中受尽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当时身心俱受摧残的苏轼经过长途跋涉，踏进了黄州的大地。在这块偏僻但风景优美的楚天荆地，贯通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东坡先生，仰观象于天，俯取法于地，思考宇宙、人生、社会的各种问题，经过一番精神的炼狱之旅，终于获得了精神上的大解放，心灵进入了一种澄明的境界。才华横溢的苏轼，赋诗作文，表达自己这种精神上的探索和收获。1082年的某一天，因生活贫困的东坡先生，路上遇雨，因为没有雨具，同行皆狼狈，唯他在雨中从容不迫地行走。本是一场常见的雨，在常人看来已是习以为常，而深谙宇宙、人生之道的苏轼，却怦然心动，灵感来袭，轻轻一吟，便成了千古绝唱。

我们先看词的上阕，“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作者用很强烈的字眼来描绘这一场雨，所谓“穿林打叶”，意指雨的凶猛，雨点穿过树林，打在树叶上，也打在苏轼和同行者的身上，这当然是相当的狼狈了。但是，苏轼却不觉得雨的凶猛和被雨淋湿后的狼狈。面对风雨，他悠然自得，并劝同行者“莫听穿林打叶声”。任你风雨肆虐，我自坦然面对。劝同行者“何妨吟啸且徐行”，既然大自然的风雨不能改变，不如改变我们的心态，在雨中吟诗放歌，徐徐前行。这里主要是写作者的心态、定力和持守。面对自然的风雨也好，人生的风雨也好，需要你用平静悠闲的心态，相当大的定力和持守去面对。“莫听”二字是对风雨打击的否定，“何妨”二字是对悠闲人生态度的肯定，这两句分别从否定和肯定两个方面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在雨中行走，按照生活常态，当然是骑马胜过竹杖芒鞋，但是苏轼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这里当然不是写实，而是继续写自己当时的心态。当自己拥有淡定悠闲的心态时，即使是竹杖芒鞋行走在泥泞之中，也胜过骑马扬鞭疾驰而去。这里还隐含了两种生活的对比，一种是竹杖芒鞋的平民生活，一种是肥马轻裘的贵族生活。在历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后，苏轼越来越认同这种真真切切、平平淡淡的平民生活。他进一步激励自己：“谁怕？”意思是说，我不怕这种艰辛和磨难。这是一句反问句，意在强调这种生活态度。为什么要强调这种生活态度呢？因为对于苏轼，这就是他一生的生活态度，而“一蓑烟雨”也象征人生的风雨、政治的风雨。而“任平生”，是说一生任凭风吹雨打，而始终那样的从容、镇定、达观。这一句简直就是苏轼一生生活的写照。他在政治上不断地受到打击，一贬再贬，但是在精神上，他始终没有被打败，始终保持一颗鲜活灵动的心，体现苏轼的乐观的人生态度。

我们再看词的下阕，“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既是写景，也是表达人生的哲理。人生不就是这样充满辩证法吗？在寒冷中有温暖，在逆境中有希望，在忧患中有喜悦。当你对人生的这种辩证法有了了悟之后，就不会永远沉陷在悲苦和挫折之中，就会在微冷的醒觉中升起一股暖意、一线希望，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观照，是一种通观，是苏轼经历磨难和打击之后，在灵魂上的升华。在此基础上，苏轼进一步彻悟人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归去之后，看刚才刮风下雨的地方，哪里有什么雨，哪里有什么晴。所谓风雨，所谓晴，不过是人心中的幻象而已。都微不足道。他在此劝人既不要因风雨而担惊受怕，也不要因阳光而欣喜若狂，一切都泰然处之。这看来似乎有些唯心的色彩了，其实这是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是一种了悟宇宙、人生之后的大超越。这也反映出了苏轼的人格境界，应该说苏轼的一生基本上达到了这一境界。

从苏轼诗词解读人生经历 篇5

作者简介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仁宗景佑三年12月19日出生于四川眉山镇的诗书世家，因而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长于策论，文风纵横恣肆，对苏轼的影响最深。苏轼因散文写得出色就被列为“唐宋八大家”，进而又被列为“韩柳欧苏四大家”。他是一个文艺全才的人，诗、散文、词、绘画、书法都有杰出成就。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均对当时与后世有深远影响。由于他一生屡遭贬谪，阅历复杂深广，其作品往往视野开阔爽朗，风格豪迈豁达，意趣横生，思想上常常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失意时仍不绝望，而流露出达观放任、忘情个人得失的倾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根源。

二、思想根源

苏轼的思想根源来源于他的家庭文化背景。苏轼出身于一个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洵，在《三字经》里有个说法，“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轼受父亲的示范影响，7岁知书，10岁能文，年轻时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打下了浓厚的文学功底，儒学也成了他生命的底色。母亲程氏识文断字，深明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正是因为父亲的培养，母亲的教育，让苏轼从小就打下了独特的思想基础。

因此，苏轼在苦难中完成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同时，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苏轼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都希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所谓“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是我们中国读书人的儒家思想的一个美好的理想，这种理想来源于家庭文化的链接，也是儒家文化的显现。例如《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苏轼的《浣溪沙·徐门石潭》共五首，这里选的是其中的第四首。在这首词的下片，我们在读的过程中，看到苏轼的思想与他所接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古代，封建官员对待人民都是作威作福的。可是这里的太守却不一样。他们想要口茶喝，还得“敲门试问”呢，在这一“敲门”、一“试问”里，既让我看到了他们的谦让，也看到了他们的文明。历史已经证明，苏轼一生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按照儒家的仁政爱民行事，在他长期的地方官任上，确实为人民做了些好事，如救灾、治水、请免赋税、整顿军纪等，得到了人民的普遍好感。所以他的“敲门试问”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思想根源的。这种处事待人的思想与苏轼的家庭文化有关。有一次，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滂传》时，他感慨颇深，不自觉的叹息起来，并对他的母亲说：“他日儿作范滂，母亲能作范滂的母亲吗？”他母亲说：“你倘若能作范滂，我怎么不能作范滂的母亲呢？”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明，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得非常快。

这些都是苏轼人生志意的一面。他曾用“坦荡之怀”来概括自己的性格特征，所以他才能在王安石的新党当政的时候，不苟从于新党，司马光的旧党当政的时候，他也不苟从于旧党。他每次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政治迫害，只要是回到朝庭上来，仍然是坚持政治上的理想，不盲从那当权一派的人物，也不愿随波逐流。因此，他才遭受到那么多的贬逐，但自己的理想、操守始终一致。关键时候，总是忍不住要说真话，用他的话说就是：“如蝇在口，不吐不快。” 笔者认为，苏轼的思想根源的产生来源两个方面：一是家庭文化的熏陶，母亲教育与父亲的指点，形成了性格耿直，敢说实话的个性特征；二是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内化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品牌，两者整合，形成了苏轼的思想根源。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根源”支配着人生的行动，从而导致了他坎坷的人生。

从苏轼诗词解读人生经历

坎坷人生

苏轼少年时期，一直受到儒道两家的美好品格的熏陶，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从不对封建势力谄媚从就，真正做到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式的胸怀，对那些看不顺眼的，扰民害民的举动，他能直言不讳地痛斥当朝权贵，这种豪放不羁的性格才导致他屡遭贬谪。例如：熙宁元年，神宗即位不久，为了挽救面临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当时，苏轼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改革也应逐步进行，而非王安石的变法般急于求利。因此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不但未被神宗接受，反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排挤„„ 熙宁四年，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也不愿陷入新旧两派斗争的漩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心中虽有些难过和挫败感，但当看到杭州的湖山之秀丽，街道之繁华，庙宇之闳壮，他甚至感到了一种归宿感，他刚到杭州便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魂牵梦萦的故乡竟比不上仕途驿站之一的杭州，就是这不经意的一瞥，杭州俊秀的湖山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以至于要在这里安家落户。

因此，苏轼在办完公务后，换上便服，或在湖滨小亭里坐坐；或在荒山幽涧中走走，累了，在虎跑寺沏茶品茗。倘若兴致犹盛，就会邀几位同僚泛舟湖上，吟诗作画，尽情挥洒在青山绿水之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从而也形成了忧乐两忘，放荡不羁的性格。这一时期的作品更显现了他潇洒的生活，如名篇《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

又如：神宗元丰2年3月，苏轼因著名的“乌台诗案”而被贬谪黄州。初到黄州时，苏轼陷入了不能维持家人生活的困境。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省，日用不得百五十。”一个堂堂的文化名人，携妻带子地来到黄州，生活状况却到了“日用不得百五十”的地步。

此时的苏轼，不得不脱去文人的长袍，摘去文人的衣巾，改穿农人的小褂子，在耕作之暇，偶尔喝得微微醉意，躺在草地上便悄然熟睡，直到暮色降临，好心肠的农人把他叫醒。生活虽淡泊名利，但他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农田式的耕作生活使他的诗情勃发，半公半作的闲暇生活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思古通今，在这一时期，中国词史上豪放词的奠基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诞生了，还有散文名篇《前后赤壁赋》。„„

人生态度决定人生高度 篇6

人生态度是指人们在一定社会环境影响和教育下，根据自我的生活的体验，在人的生存及未来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中形成的较稳定的自我心理倾向，是人身观的一部分徐本禹、洪战辉、马加爵，改造了自然、改造了社会同时也改造和发展自身的生命历程。简而言之，人生态度,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人生态度对个人发展的影响又极其重要大。

因此，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的人生态度。凡是成功者，始终用最积极的思考、最乐观的精神来支配和控制自己的人生。而失败者则恰恰相反，他们的失败，完全在于他们的人生态度：对待生活、对待别人、对待事物的态度。

失败者，往往不从自身的人生态度去寻找失败的原因，总以为他们的境遇是别人造成的，环境决定了他们的人生位置，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不知道，如何看待人生，全由他们自己的态度决定。他们不懂得成功是正确思维的结果，成功的要素掌握在他们手里。一个人成功与否，并不受人的其他因素影响，而受他自己的人生态度所制约。

商界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某老板派两个职员到非洲某地考察鞋业市场。回来之后，第一个职员沮丧地向老板报告说：那里没有市场，因为根本没有人穿鞋子；第二个职员则乐观地对老板说：市场形势大好，因为无人有鞋穿。结果后者得到了提升嘉奖。这则故事，讲的也是以积极的思考、乐观的精神来支配和控制自己的人生。看待事物要看到积极的一面，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他

告诉人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生活，消极的态度，无异于尚未动手干就举手投降，自己为自己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积极的态度是：面对困难，要看到光明，要勇于挑战生活，把不利因素看作是考验自己人生价值的难题，通过奋斗，诠释难题，使自己得到锻炼。面对困难，迎难而上，努力进取，也许会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如果被困难吓倒，自然就会与成功失之交臂。

积极的人生态度，如同在足球场上奋力奔跑的运动员，尽管迅跑未必一定入球得分，但若慢跑而不出脚，没有进球取胜的信心，就没有进球获胜的辉煌。

我们要树立积极心态一个人能否成功首先取决于他的心态。丁玲说过：“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

罗曼·罗兰也说过：“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他们讲的道理其实都是一个，也就是说追求成功的人士，都应该有积极的心态和自信的信念。美国哲学家和文学家梭罗说过，悲观者说：“当我看见它时我相信它，”乐观者说：“当我相信它时我看见它。”乐观者看到半杯水说它是半满，悲观者看到同样的半杯水说它是半空。最令人鼓舞的事实，莫过于人类确实能主动努力，以提升生命价值。可见，积极心态和消极心态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当然导致的结果也会大相径庭。积极心态，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该具备正确的心态。这种心态由正面的性格因素所构成，诸如，信心、正直、希望、乐观、勇气、进取心、慷慨、耐心、机智、亲切等等。积极心态影响你说话时的语气、姿势和脸部表情，它会修

饰你说话的每一句话，并且决定你的情绪感受，它还会对你的思想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