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从何来——樊代明院士的精彩演讲

尊重从何来——樊代明院士的精彩演讲（精选2篇）

尊重从何来——樊代明院士的精彩演讲 篇1

“精读名品”活动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开展了，在第七场和第八场之间间隔了至少4个月。我一直想在这场“精读名品”开场时一定要有一点话说，但是通过最近两三天的事情，我觉得那点“话”不用细说了，我只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就知道我想说什么了。

三天前，也就是18号的早上9点，我从北京飞到法国，然后再从法国飞去日内瓦。这次我带中国工程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还有卫生部共组的一个医学代表团，一行21个人，都是年轻、杰出的专家，我是团长。去干什么？两个事情，一是访问法国医学科学院；然后在紧靠日内瓦的一个小镇Annecy去参加中法新发传染病的高端论坛，我是中方主席。三天应该是72小时，事实上我只用了69个小时，69个小时来回坐了26个小时的飞机；在法国巴黎和日内瓦各住了一晚上，花去16小时，加起来42小时用去了，还剩27小时；往返戴高乐机场到巴黎的宾馆，往返日内瓦至Annecy的宾馆，又用去了6个小时，还剩21小时；一共吃了4顿饭，跟外国人吃饭要说话的，又花去6小时，还剩15小时；在两个国际机场等机去掉6个小时，只剩9个小时。这9个小时做了很多事情，但也受到了一些“不愉快”的待遇，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国专家、第四军医大学的校长，怎么挽回影响？靠什么挽回影响？我讲给大家听。

法国医学科学院在世界上是很了不起的科学院，成立快200年了，巴斯德研究所是其中的一个研究所，这次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的院士，很了不起。但当我下飞机的时候，接我们的不是法国医学科学院，而是我们大使馆的人，当时我就不高兴。我心想，你们到我们中国来，可不是让你们的大使馆来接的！是我们接送的，这是第一点印象。第二，本来说好的，科学院的院长要接见，结果去了却是秘书长接见我，大使馆的同志安慰我说，在国外是秘书长管事。法方说院长有个重要会，我想你这个会应该早开或迟开，叫秘书长接待我不对等？第三，他们的服务人员问我的同事，说晚上怎么安排你们院长，是去看埃菲尔铁塔、还是凯旋门，或是去看红磨坊？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过去的个别访客可能没给留一个好印象，工作不干，想的就是逛风景。我马上告诉我的同事，回答对方，中方院长什么都不看，就是来访问科学院，是工作来的。接着他们带我们去看他们科学院的建筑。法国医学科学院有一个圆顶的大楼，是法国政府帮建的，就是他们院士开会的地方，很漂亮，有主席台，主席台中间是院长坐的，台下每个院士一个位置，这是有名字的，不能乱坐。必须是老的院士去世了，才有新选院士的位置，才能进去坐。此时，我就给他们幽默了一下。我说，你们知不知道中国国内流传一个关于你们这个楼的故事，一个赞颂你们法国人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故事，说法国科学家在这里开会，议会也在别的地方开会，如果一颗炮弹打来，炸到这里，法国的历史将会倒退20年；如果炸到议会那里，法国的历史将会前进20年。我说这是真的吗？他们也很幽默，说“我想是的”。我说你们过去是那样尊重科学家，现在还是吗？他看我有点不高兴，听出了话外有音。然后开始座谈，谈得比较深。我发言时，对方秘书长好几次与他的服务员耳语，脸色也有些不对，最后我才知道，他是示意赶快去把主席叫来，因为很多事情他作为秘书长定不了，他也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很快，主席就来了，还一再抱歉，说是会议把他拖住了。主席来了就不一样了，最后谈成了很多中法合作的事情。座谈会后主席说，还要带我们去看看他们的“宫殿”。我不好推辞，去了以后，他把我带到台上他坐的位置，那个主席位置的椅子跟别的不一样，要比旁边的漂亮。他说你坐这里照个相。我说不敢坐，坐那儿我头昏。他说你要坐，要照个相。然后他坐在我的一边，曹雪涛又坐在我的另一边，我坐在中间，正儿八经照了一张相。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以为就是为了照个相。我们同去的其他人，因为年轻不懂事，说也要坐那里照一张。主席说不行，只让我照。这是法方主席大的转变，很大很大的转变，完全改变了对我们的印象，这是访问法国医科院。第二天我们飞到了日内瓦，Annecy非常非常漂亮，可能有些同志去过。去了以后先是开中法高端论坛，前头有开幕式，我又不高兴了。接待我们的人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叫梅里奥，是梅里奥基金会的董事长，可能有80岁左右，是法国著名的科学家，他的曾祖父当年是巴斯德的助手，他祖父办了一个工厂，工厂今天还在，中国有两个重要人物与此有关，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邓小平。周恩来和邓小平就在那个工厂勤工俭学的。梅里奥作为大会主席上台主持会议，但他却带了一条110斤重的狗，他上去时狗也坐到台中央，旁边还有一只小黑狗，他说对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大家一鼓掌，那个狗也在那儿叫几声。我想即便要幽默，在你们的国度叫幽默，对中国代表团也不能这样，要有尊重。接着请我讲话。我讲了一段话，讲的很不错。我说感谢大家，中国代表团这次来，受到特殊待遇，受到法国朋友和法国狗的欢迎。我说我们小平同志和恩来同志在法国工作过一段时间，他们回国后，给我们建立了一个新中国，我说我们这次回去以后也要像他们一样，要为两国建立起一座“金桥”，用于交流和协作……后头又请了两位法方教授致辞，包括他们的医科院院长。但幻灯机对我特别有利，我讲话时他们把我的简历及照片放出来，诸如重要头衔、发表了超过300篇外文论文等等。到了外国教授上台讲时，他们的电脑死机，所以我的照片和简历一直放在屏幕上，他们想动但动不了，最后我说我能解决，我拿了一本书把投影仪遮住，上面尽管一片黑暗但没有我的照片了，他们一阵笑声。

我的报告是第一个报告，历时1个小时，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因为不是我的专业，先期准备了半年时间，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准备，是全国的专家都在为我准备，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的内容，对我来说不是非常熟悉。大家准备的内容加起来太多，起码要讲3、4个小时，我看不行，好在我做过《三千年生命科学的进与退》的报告，我在飞机上的十几个小时全都用于准备这个报告，幸亏头等舱条件好。我的题目叫“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in china”，副标题是“一场横跨2000年的战斗”，从秦代开始，从立法开始，讲到3世纪我们发明“种痘术”，再讲到13世纪天花来了，中国人用此拯救了世界，一直讲到现在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及新发传染病的研究成果。讲完后他们服气了，台上台下的中外学者同表祝贺。

然后问问题，回答问题要非常睿智，法国人说英文有时让人不太明白，弄的我的同行也没听明白。我抓住了三个单词，一个是“卫星”，一个是“监控”，还有一个是“社会”，同事不明白，不知道什么意思。他问我们中国做这个事没有，我让卫生部的同志给他们讲一下，卫生部的官员说没做这种事。我说不对，有。我为什么知道有？因为我知道我校陈景元教授他们做了GPS对传染病的定位分析研究，当时他们形象地讲“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就是说你不必搞真正的病原体，完全可以通过社会和自然的因素可以预测出来传染病的流行情况，比如疟疾，哪个地方更潮湿，哪个地方下雨多，把这些加在一起就可以预测出来疟疾的流行情况。卫生部的官员还不清楚，我们军队正在研究这方面内容。

通过交流，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就变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要提前回国。当然提前回国是为了别的事，但他们以为我生气了。他们说，“你别走，我们要在闭幕式上把法国议长请来。21日晚上，议长从法国飞来祝贺本次会议并讲话。”最后他们通过努力，真请来了，大概就在今晚这个时候。我说不行，我要走，留下曹院长陪你们。所以我就回来了。我为什么要回来？其实不是生气了，人家对我们已经好了，不能那么小气，改了就好嘛！我是为了“精读名品”，还为了今天下午的“精细管理展”，更重要的是明天苗丹民教授组织的全国心理学会议，全国的心理专家几乎都来了，明天上午我要给他们做一个报告，在开幕式上要讲《三千年生命科学的进与退》。我们的心理学在军队还可以，但在全国还没摆上席位，很快就要成立心理学院了，要努力、要进取，更要领导支持。明天上午要做这个事，做完报告以后上午10点，我还要飞回北京，因为明天下午是国家教育部的会议，陈景元教授他们的国家创新群体要答辩，我是评委。如果我要不回来，原计划的所有事情，丢任何一个都丢不起。因为我们代表团这一连串的表现不错，最后跟他们谈协作时就非常容易了。这次访法除了开会，额外的收获有：第一，法国医科院将要为中国科学家设两个大奖，根据协商，由我们国家差额推荐给他们，最后他们来决定。这个奖不是一般的奖，是法国设的大奖，我跟他们讲，这个奖一定要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境内做出来的东西，希望四医大的同志们你们去拿上一个。咱们不是有那么多一等奖吗，那是国内的，应该去拿一些国际上的奖。第二，我们工程院和法国医科院互推院士，四医大的同志好好干，说不定你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选不上，但你选法国医科院院士选上了。第三，要设立一笔基金来资助中国高级学者出去做研究，一年至少2—3个。第四，新设一个共同研究项目，我说急性病已经有一个了，新发传染病现在做得很好，慢性病也应该要做一个。他说做什么？我说做消化道肿瘤，这不就和四医大联系起来了吗？消化道肿瘤现在已快得到我国科技部的支持，把它作为医药卫生领域中间的“两弹一星”项目，由四医大来领衔，组织全国精兵强将联合攻关。如果这次又得到了法国的支持，下次我到日本、美国…再争取他们支持一下不是很好吗？不就成了国际联合攻关了吗？我说你们要知道中国人过去有文献记载，说胃癌在2000多年前就是西安医生发现的。我还跟他们讲，我说贵国的拿破仑先生是得胃癌死的，拿破仑的爸爸和拿破仑的爷爷也是胃癌死的。还有一些项目要继续谈，但我说不行了，我得回去了。最后他们决定派Caen院士下月19日专程到北京、到中国工程院跟我谈，他是法国科学院和医科院的双院士，也是中国工程院的外籍院士，最后我同意了。

说了这么多话，明白了我今晚发言的意思了吧？四医大的全体同志们，要让别人看得起，首先要自身硬，如果我这个校长是个“窝囊废”，出去东看看、西瞧瞧，埃菲尔铁塔看了，什么都看了，但没为四医大争口气，你说对四医大是什么印象，对中国工程院是什么印象？反过来，我什么都没看，像个苦行僧，但在学术和人格上得到了尊重，这不什么都值了吗？我们很多人出国，是否都有这样的体会呢？所以，在座所有的同志们，一定要好好学习知识，一定要自己有本事。无论是在国内和国外，只有你有本事，人家才会在乎你、看重你、尊重你。所以，我们作为老师，站在自己学生面前，学生对我们的尊重希望是知识、是本领，而不是年纪长一些，经历多一些，或者别的。希望我们的学生们一定要跟名师，追前沿，求精品，我们的老师如果现在还不是名师的话，要赶快行动起来向名师奋斗；如果现在还没开拓创新的话，要尽快往前沿赶；如果还没有什么精品的话，我们也应该努力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它只承认名师、只承认前沿、也只承认精品。还是那句老话，我们今天只有读精品、品精品，明天才能创精品、献精品。

尊重从何来——樊代明院士的精彩演讲 篇2

1953年11月，樊代明出生在重庆市的一个小山村。童年的他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一家五口全靠父母在田地里辛勤耕作勉强度日。但童年的他却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曾苦到拿妈妈坐月子时别人送来的20个鸡蛋换算盘学习。

19岁那年，樊代明穿上军装来到西藏亚东，部队驻扎在海拔4800多米的坑道里，气候寒冷，一年有半年的时间见不到绿色蔬菜。初到部队樊代明被分配养猪，3个月后当上了炊事员，因发明4800米黄豆炒半熟生豆芽法被报纸刊登。随后，他当上了卫生员。他当卫生员期间，亲眼目睹了2个战友没有死在战场而死于高原疾病。

一天早晨，一位腹部剧痛的战士被抬进卫生队，在场的军医束手无策。直到半夜，当远离驻地的部队医院派来医生时，这位18岁的年轻战士已永远闭上了眼睛。还有一次，一位患高山性心脏病心衰的战士住进卫生队，经过十几天的抢救，病情却越来越重。弥留之际，奄奄一息的战士吃力地说：“我不行了，但我好想吃新鲜菜啊!”卫生队长拉着樊代明的手跑出了病房。但是漫山遍野都是一尺多厚的大雪，到哪里去找新鲜菜呢?当他们终于在老百姓的牦牛棚下找到几株野菜时，那位战士却再也吃不到了……

医生救不了病人，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痛心的呢?晚上卫生队没有电，樊代明提着煤油灯，为那位战士站了一夜的岗，第二天，战友们含着泪水把他安葬了。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离开那个地方时，樊代明来到了这个战士的墓前。举起手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当一名出色的好医生。绝不能让无辜的生命白白死去。

1975年，樊代明有幸进入第三军医大学学习。他下定决心：一定努力学习医疗知识，不让悲剧重演。从此，他走上了一生都无怨无悔的从医之路。

军大有严格的作息制度，晚10点吹熄灯号。于是他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悄悄看书。樊代明有一绝——背英语字典。背完1页撕1页，完全给自己不留后路。超常的付出得到丰厚的回报。大学3年级时，樊代明参加了文革后全国第一批研究生考试。并取得本专业全国第一的成绩。随后，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学习，樊代明都以超常的速度和优异的成绩完成。用他的话说：“学习就像百米赛跑，不想跑第一就不要跑。”

外国人能干的甲国人干得更好

提起樊代明院士，人们最难忘的是他几十年在医学领域的拼搏，以及取得的大量教学医疗科研成果。他的每一项成果，都使我国在国际上树起一面旗帜。他的每一项成果。都体现出浓浓的爱国之情，都体现他矢志报国的情怀。

他从事的是消化疾病的研究，正是长期以来我国在该领域的落后面貌，激发了他一个科技工作者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1985年，樊代明以优异的成绩被世界卫生组织选送到有着一流治癌专家和研究设施的日本国立癌症中心深造。正是一位外国学者说的“你们中国医生搞中草药还行，用高科技进行胃癌的诊断和治疗，你们还是小学生……”这番话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樊代明心里明白，在中国每年有几十万的病人被胃癌夺走生命。面对有着“首席杀手”之称的胃癌，他痛下决心：一定要攻克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可以干得更好!

倔强的樊代明每天午夜方睡。黎明即起，废寝忘食地学习和工作。近在咫尺的银座也很少光顾，风光秀丽的富士山他也不曾领略。一次次实验，一次次筛选，他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研制成功了4株人源性胃癌单克隆抗体。这个课题当时在世界上只有日本的少数学者在摸索，其制备技术和培育过程相当困难。

日本人吃惊了!日本《药业时报》在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了他的研究成果，这一消息也震惊了日本业界的同行，大家都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的非凡魄力和工作精神所钦佩。许多国外著名研究机构以提供一流的实验环境和丰厚待遇为条件来聘请他并购买他所掌握的单克隆抗体技术。樊代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毅然如期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回到西安的第二天。他就全身心地投入了科研，每天十几个小时泡在实验室里。经过顽强奋战，樊代明和同事们从自己制备的28600多株细胞中筛选出能稳定分泌单克隆抗体的鼠源性杂交细胞株16株，发现4种新的肿瘤抗原，并且再次成功制成人源性单克隆抗体。由此创立了3种诊断胃癌的新方法。使我国胃癌的早期诊断跃上一个新的层次。该项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被美、英、日等国的学者采用。

能当院士凭的是实打实的科研成果

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新发胃癌患者达40万，有30万人被其夺取生命。胃癌早期疗效好，但诊断难；晚期好诊断，但却无法救治。

为尽快掌握世界一流水平的胃癌诊治技术，樊代明带着同事建起了实验室，反反复复实验，翻阅查找大量文献，平均每天工作时间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一年内，制作3万余张病理切片和2万多张ABC免疫酶标等特殊染色片，并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每一张片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应用单抗技术发现几种肿瘤抗原，但对胃癌的诊断价值不大。主要原因是胃癌细胞上比较特异的肿瘤抗原很少。寻找起来犹如大海捞针。

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1989年初。樊代明院士率领他的科研团队开始向胃癌恶性表型相关分子群及预防策略开始冲击。在863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香港RGC基金的资助下，他们与香港大学医学院王振宇教授联合，采用包括血清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分子克隆与基因修饰、组织病理、动物实验及临床研究等多种技术手段。从胃癌病因预防、化学预防、早期预警及耐药机理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1991年，樊代明选择了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比利时鲁汶大学国际细胞分子病理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为掌握基因工程重组疫苗的最新技术，他同时在4个实验室进行科研攻关。一年后，樊代明满载而归，带回的除书籍、资料外，还有一个用10多公斤干冰裹着的盒子，里面是一些重要的试剂及细胞系。

1993年，樊代明指导研究生任军把细胞工程和基因工程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发明了胃癌血清免疫PCR诊断技术，经卫生部指定11家医院2000余例临床验证，诊断胃癌阳性率达70％以上。超过目前国内外40％的水平。该成果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国家技术发明三等奖。

化疗是治疗胃癌的主要方法之一。但化疗后残存的癌细胞产生的抗药性，使再次化疗不仅无效而且癌细胞还不断增殖。近20年来，美国等多国科学家研制了近10万种抗癌药，想通过换药来解决癌细胞的抗药性，均未成功。解决癌细胞的交叉耐药性。成为一道新的世界难题。

樊代明向这一前沿性课题发起猛烈冲击。1994年，他的《胃癌细胞多药耐药性的分子基础》课题获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他和研究生建成了6个胃癌耐药细胞系，发现了多个新的耐药分子，初步阐明了这些耐药分子的功能，并成功克隆了分子的序列。序列被国际权威基因文库收录。紧接着，他们采取基因克隆及蛋白质双相电泳技术。又发现了32个与耐药相关的基因或蛋白质。该课题2000年又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包括美国耶鲁大学在内的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对这项研究均十分关注。

樊代明说：“人体每天大约有30亿个细胞在更新。在更新过程中，总有少数细胞发生突变和变异。有的发展成肿瘤。但人体具有强大的抵抗能力，从而将体内不断产生的‘异己分子’杀灭。能否利用人体的这种本能来治疗肿瘤，是全世界的科学家们追逐的目标。”

从1996年开始，樊代明他们将自己发现的肿瘤抗原的基因进行重组。成功地研制出肿瘤抗原基因重组胃癌疫苗。他们将该疫苗注入小鼠体内，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效果。这项研究已引起国际同行的重视，欧共体还将以国际合作项目形式对这项具有前瞻性的研究给予资助。

樊代明能当院士，靠的当然是实打实的科研成果，科研是一条艰辛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在教学医疗科研一线上拼搏了近20年的樊代明比谁都清楚。在担任消化科主任的时候。他曾对新来科的年轻人说：“祝贺你们进入了地狱的大门!医疗科研的道路，就是我们饱经艰苦，寻找到一条走出地狱的道路。谁最能吃苦。谁最能坚持。谁就能最后走出去。”

这是樊代明的亲身感受。他正是在“地狱”里不停地艰辛探索的人。

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历经20年的艰辛探索，他们在国际上创下了五个之首：

首次研究了胃癌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影响其分子生物学行为的分子及其作用机制。发现了调控胃癌凋亡、增殖和耐药等表型的5个分子群，制定了“根除幽门螺杆菌、应用非甾体类抗炎、检测胃癌特异性抗原MG7Ag和逆转多药耐药”的胃癌“三级四步”序贯预防策略，为降低胃癌发生率和死亡率提供了有效途径；

首次证明根除幽门螺杆菌可减少人群37％胃癌的发生，可完全防止无癌前病变人群胃癌的发生，并首次证实幽门螺杆菌是胃癌的病原因素，可作为一级预防的靶点；

首次系统研究了长期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的24037例患者发生胃癌的情况，并证实该药物可用于化学预防，发现了环氧合酶-2有促进胃癌血管生成、增殖和抑制凋亡的作用；

首次发现胃癌特异性抗原MG7A在早期诊断方面有理想的敏感性和特异性，3400例长达10年的研究表明，该抗原对胃癌癌前病变的癌变有预警作用；

首次筛选到与胃癌多药耐药关系密切的114个的分子，用单克隆抗体技术、RNA差异表达分析和蛋白质谱差异表达技术，阐明了朊蛋白、锌带蛋白基因等14个重要分子对耐药的调控机理，制备了具有逆转耐药作用的4个单抗和8个拮抗肽。这些研究引领了胃癌防治方向，受到全世界同行的关注，成为国内外5个诊治共识的制定依据，其防治策略在3个胃癌高发区进行了长达10年的应用，在全国近2万名医务工作者中进行了普及。提高了胃癌防治水平，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2008年9月15日，印度新德里。有19个成员国参加的亚太地区消化病大会正在这里召开。大会聚集着来自亚太地区和全世界著名的消化病专家。

当大会主席宣布由樊代明代表中华消化学会、中华消化内镜学会、中华肝病学会、中华胃肠外科学会等4个专业学会联合申办2013年亚太地区消化病大会暨世界胃肠病大会时，会场鸦雀无声。申报会上。樊代明带领的竞争团队递交的竞争材料多达70页，他用一口地道的英语向与会专家陈述10分钟，精彩的回答激起了会场热烈的掌声。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最终以2票的优势胜出竞争国，取得了2013年亚太地区消化病大会暨世界胃肠病大会在中国的举办权。

亚太地区消化病大会由19个成员国组成，世界胃肠病大会由104个成员国组成，是世界消化病学界的“奥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参加人数多达上万人。届时，樊代明院士将任大会主席。

也就在这次大会上，樊代明院士、吴开春教授还被当选亚太地区消化病学会常务理事，并分别荣任该学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和科技奖励委员会主席。据悉。一个学科有两位学者在同一个国际学术组织担任两个委员会主席，这是过去没有的。

保持旺盛精力的秘诀

当谈及樊代明的家庭生活时，他的脸上漾起幸福的笑容。他说：“我有一个好伴侣，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妻子刘冰是本院皮肤科的教授，与他在读书时相识相爱，志同道合。夫妻二人从不计较生活小事，一心扑在工作上。女儿是整形外科医生，女婿是骨科医生。大家各有一片天地，都忙着自己的事业。樊代明说：“我们这个家庭很尊重知识。因为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所以家庭生活非常单纯，也就没有什么大矛盾。”在科研工作中勤奋、刚毅、一丝不苟的樊代明，在生活中却相当随和、幽默。他的家庭民主气氛极浓，偶尔，樊代明也挥拍与妻子进行乒乓球比赛，但往往以失败而告终。

在夫人刘冰教授的眼里，樊代明是一部“机器”。说他像机器一样不知疲倦，一样有规律。让我们看看“机器”在家里运转的情况，每天23时至24时回家，洗漱毕上床，在床头灯下还要读书或看杂志半小时，熄灯睡觉。第二天起床号一响，马上起床，洗漱，出门，没影了，不用等，不用盼，不到23时以后别想见。如此周而复始，日复一目，年复一年，每年只有一天例外，那就是农历大年初一，他会在家呆一整天。可惜在当校长后，这一天也大打折扣了。

有记者问：“听四医大的人说您精力旺盛，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忙完工作之后还要去查房，探望一下病房里的病人，您为什么有这么旺盛的精力?这方面的秘诀可否与大家分享?”

樊代明回答说，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我能保持这样旺盛的精力，也许跟身体的底子有关系，我在西藏当过两年兵，喂过猪、做过饭，那个时候得到了锻炼。还有一个就是，健康的身体与科学的劳逸结合密切相关。我回到家里什么都不做，我的夫人很辛苦。我每天起得很早，但我一天有三次睡眠。晚上的十一点半。我上床就寝，拿一本放在床头的论文，看完以后，心里想着想着，这个杂志就放在我身上，然后我就睡着了。早上六点半肯定起床，所以一共是六个半小时。中午我一定要睡一会，哪怕四十分钟。晚上七点看了新闻联播的要闻播报再小睡一会儿。半小时以后，我就开始工作。这三段的休息，使我处于一个非常良好的工作状态。

这里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在主动地工作。主动工作很重要，就是说你一天安排好事情，要怎么样主动去做，要是被动工作的话就很累。我做工作时精力很集中，注意抓重点，所以变被动为主动。

再就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把以前的事情迅速忘掉，包括我刚才说的话、没说好的事情、遗憾的事情弹指一挥间，一下就过去了。失败的、胜利的都不去想，一直往前走。这样你就很轻松，精力总是非常旺盛。而且脑筋越用越好用。大家也去试一试。

樊代明保持旺盛精力的秘诀看似平常却极富哲理，他为人坦荡、坚韧刚毅的品格，使他从一名部队卫生员成长为一位院士医学家，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串串耀眼的足迹。

樊代明院士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