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利弊

高考制度利弊（精选8篇）

高考制度利弊 篇1

外国校长谈中国高考制度的利弊

前些时候陪着一位国外著名大学校长吃饭，随后参观了清华的医学生物学院。中间聊到各国的教育及考试制度，特别是有关高考方面的问题。

国外校长对中国教育现状相当熟悉。他说，马上中国要高考了，很多年轻的孩子们又要在夏天的炎热中忍受煎熬了。历史地看，这一制度有利也有弊，但从现实的角度去观察，似乎弊大于利。

先谈有利的方面。

世界的本源是四本经书，所有当代人的文化心态、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无不由此而生。欧美是圣经，中东是古兰经，远东是佛经，世界上只有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与世界观来源于易经。易经，有两个特点，一是破坏了人类对规律性的认识，二是是摧毁了关于公正的理念。由此，几千年来，中国人从文化上看，轻视规律与法律，长久地无从建立科学与法制的社会；二是忽视公平与公正的意识，易经的本质是一种以投机取巧为手段，追求效率至上不计公平的变通学。中国人可能是这人世界上最热衷于变通的民族，也是人类中一支原则性不足，灵活性有余的人种。办事喜欢找熟人，排队喜欢加塞，公事私办，穿越制度，缺少公益意识，缺乏公平观念，所有这一切，都与易经有关。千年来，由于社会文化不重公平与公正，而各朝各代的政府为了加强对大一统国家的控制，又必须建立强大的官僚体系，这当中存在矛盾。如何选拔优秀的人才成为合格的官僚，开始为所有家天下之中的皇室所关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中国人发明了科举制度。事实上，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易经社会所形成的诸多不公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制度也是你们这个民族千年来惟一比较公平与公正的制度。从当年的科举，到今天的高考，中华民族只是在这一点上，延续与维持着特定但范围很狭窄的公平。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人连这一制度也破坏掉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将走向何处，很难知晓。

再说高考的弊端

这位外国大学校长以一种自豪的口气谈到，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目前拥有十三亿多的人口，从事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专家数量甚至超过了我们国家的总人口。我们国家，人口2200万不到，和北京及周边的人口数量差不多，可从1915年以来，我们国家已经有了8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遗憾的是，你们的教育体制至今仍未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来。中国在体育与经济等方面，很多已经是世界第一了，惟独在科学教育与学术研究方面，这里的教授与科学家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很大的距离。初想起来，这一切都很奇怪。事实上，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中国家庭一向把教育看得最重，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也为世人所公认，为什么从鲁迅的年代开始，直到今天，这么努力的中国就拿不到诺贝尔奖金呢？相关的答案很多。而我们的答案是，你们的高考制度有问题，这个制度阻碍了你们国家出现具有创造性的学术人才。

根据诺贝尔先生的遗嘱，其奖金是颁发给那些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人。而学术成就主要来自于人类的创造性，来自于相对宽松的研究体制与环境。我们国家的Adelaide大学出了4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前些时候，我曾和该校的校长见面，也聊到了，为什么中国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始终无缘诺贝尔奖金。后来我们的共识是，那里的高考制度断送了有关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一切希望。

为了维持社会的公正，中国人维系了当年的科举，也就是目前的高考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一个特点是，所有参加考试的人必须在学习过程中，建立一个有关答案的体系。这意味着，在中国学习与研究，一切都必须是有答案的。如果不按照答案去考试的话，你不会有成绩。我们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知识是有答案的呢？学问与学术进入到了高端之后，很多问题是多解，甚至是无解的。以自然科学为例，高端的知识，50%是没有答案的，人文科学

领域里，有答案的知识恐怕不会超过70%，至于说到社会科学，那就更加缥缈虚无了，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是有答案的，能有一个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案已属不错了。

高考制度的一个最大的害处在于，将学习者的思维方式给固化了，考试中，所有的问题都只能有一个答案。在这方面，我们国外教育者深有体会，凡是那些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凡是那些具有答案的考试，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孩子能够比得上你们中国的。比如那些奥林匹克式的知识竞赛，你们中国年轻人可以包揽所有的奖章。但离开学校走向社会，进入到一种更高端更自由的学术环境时，你们中国考试制度所产生的后遗症立刻显现了。你们的学者通常不会研究，因为这些人的思想定式仍然停留在寻找答案的阶段。

最后，那个海外的大学校长做了一个预言，什么时候，你们中国消灭了高考制度，什么时候你们国家就有望冲击诺贝尔奖金，并最终赢得全球学术界发自内心的认可了。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环球网论坛（http://bbs.huanqiu.com）

相信，那一天快到了，他说。

高考制度利弊 篇2

一、异地高考的含义

(一) 异地高考的概念

从字面上简单理解, 异地高考就是学生在“异地”参加高考的问题。所谓“异地”是相对原户籍所在地而言的流动人口流入地。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认为“异地高考”就是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动地如何参加义务教育阶段以后的考试问题。徐金海、朱思鹤认为:“异地高考指的是符合一定条件的在非户籍地接受教育的学生可在其受教育地参加高考, 享受与受教育地户籍学生同样的录取待遇。”[1]蒋红池认为“异地高考指的是户口在流出地、但在流入地高中就读并注册学籍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在学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和录取的一种方式。”[2]

根据上述异地高考论述中“流动人口子女”、“ (非) 户籍所在地”、“高考”等几个关键词, 笔者认为异地高考就是指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离开户籍所在地, 其子女在非户籍所在地 (流入地) 参加高考、招生、录取的行为。

(二) 异地高考与“高考移民”

异地高考不同于“高考移民”。“高考移民”起因于各省市自行命题、阅卷和划定录取分数线而导致地区之间出现入学机会的不均衡, 高考考生利用迁户口、转学等方式到录取分数线较低的地方参加考试, 从而更容易考上更好的学校。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录取分数线较低的直辖市, 海南、安徽等经济欠发达录取分数线不高的东部省份, 海拔高、经济和教育水平低、高考录取分数线更低的西部地区, 都是高考移民的重点流入地[3]。

进入21世纪以来, 进城务工人员大增, 长时间在城市居住已成为这些人的生活现状, 其子女受教育问题, 尤其是如何参加义务教育阶段以后的考试问题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点。由于人们对高考看得格外重要, 因此异地高考的问题便产生了。

虽然异地高考和“高考移民”的核心都是“换个地方参加高考”, 但二者存在很大不同。“高考移民”的根本原因是不同地区间录取分数存在差距, 导致一些人利用各种手段采取的投机行为, 是不受法律保护和制度支持的。异地高考的产生是由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地区分配不均衡而导致的流动务工家庭为争取公平的高考优惠政策采取的行为[4], 该行为是受政策支持和保护的。因此, “高考移民”与“异地高考”存在本质上的差别。

二、各地异地高考政策简析

(一) 北京规定, 2014年起有居住证明、稳定住所、稳定职业、社保满6年, 子女有学籍且连读高中3年, 可参加高职考试录取, 毕业后可参加升本考试录取。

从北京的规定看:在满足若干条件后, 随迁子女可以在北京考高职, 但没提考本科在政策中还提到“借考”, 回原籍录取的说法。据报道, 2014年北京申请参加异地高考考生400余人, 最终审核通过的“合格考生”只有114人。表明北京异地高考之争是北京籍考生父母取得了完胜。

(二) 上海规定, 持A类居住证者的随迁子女可以在上海就地高考。

在此政策正式出台之前上海就允许持A类居住证的随迁子女参加高考, 但“持A类居住证”这个门槛不低, 一般进城务工者很难跨越。因此这种政策看似指明了一条道路, 但很难到达目的地。

(三)

广东从2014年起, 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3年以上持有居住证、参加社会保险累计3年者, 其随迁子女具有广东中职学校3年完整学籍的, 可以在广东考高职。2016年起, 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另要求随迁子女必须在广东省参加中考, 方可在广东省参加高考和录取。

由此可看出:2014年开始, 广东省要求, 随迁子女必须符合5个条件才可以考高职。2016年开始, 符合6个条件才可以参加高考和录取。面对这样的条件, 家长只能望梅止渴。

(四) 山东。

从2014年起凡在山东省高中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参加高考, 并与山东省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

令随迁子女高兴的是山东的政策非常实用, 门槛不高。但山东省历年来录取分数线较高, 政策实际影响不大。

综上, “异地高考”新政可以看出, “异地高考”之争火药味很浓, 根源还是户籍制度。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异地高考”需求人数较多地方, 政策大多“口惠而实不至”, 很难得到社会认可[5]。因此, “异地高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异地高考的积极意义

(一) 异地高考利于实现教育公平

异地高考的常态化是教育机会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1. 异地高考有利于保证教育机会公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异地高考问题的起源就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无法享受同流入地子女相同的高考升学待遇, 这些孩子大多在接受完义务阶段的教育后, 由于户籍地限制、教材类型不同等原因而被迫放弃在父母工作地参加高考。而在返回户籍地学校学习的过程中, 同样由于教材不同、语言不通等方面的原因而成为“另类”。“比异地高考更重要的是异地教育”[6], 异地入学是异地高考的前提, 而户籍等原因的限制无法保证随迁子女顺利地在流入地入学及在学籍所在地参加高考的现象, 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体现。

教育机会公平作为教育公平的基石, 也是保证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前提。异地高考的常态化能够保证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享受与当地学生同样的入学、中考、高考等权利, 保证他们的受教育机会平等。

2. 异地高考有利于确保教育质量公平

异地高考的根本原因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地区分配不均衡, 导致教育机会和质量的不公平。影响教育质量的一个最重要的客观因素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平。我国区域、城乡间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事实极大地影响学校办学和管理水平、教师队伍的素质, 决定了教育质量的不平衡, 进而出现了高考录取的不公平。经济发达省市通常享有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更高质量的教育资源。这正是作为人口流入大省异地高考政策颇受争议的重要原因[7]。流动人口多来自经济落后的四川、贵州、青海等省市的偏远农村地区, 他们的子女在户籍地无法享受到发达地区学校的优等教育资源, 而流入地通常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教育资源更加优质, 学生顺利考入大学甚至是“211”、“985”等“名校”的可能性更大。异地高考的放开能够确保更多教育水平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和高考政策优惠, 有利于确保教育质量的公平。

(二) 异地高考有利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已经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因素, 在异地高考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因此, 异地高考的教育改革显得既合时宜又具积极意义。

山东省率先公布了《山东省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 规定2014年起山东允许非户籍考生就地高考;安徽省规定高考无户籍门槛只要高中完整学籍;北京、上海规定综合考虑外来务工者在本地的职业情况与其随迁子女的就读年限;广东省则规定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等6项条件。尽管最具争议的北上广地区的异地高考政策没有太大突破, 但不再单纯凭户籍排挤外地考生使得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有了更多的机会和保障, 高考改革中户籍制度的“藩篱”将逐渐被打破。这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增加了砝码, 城市之间的户口限制、农民进城落户等难题有望被逐一攻克。

(三) 异地高考利于解决社会问题

常态化的异地高考能发挥协调社会各方权益、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

1. 保证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稳定。

异地高考的顺利实现能为很多外来人口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 并为他们争取享受与流入地学生同等的教育权利提供政策保障, 减少其流动性, 保证用工资源的稳定。

2. 缓解了农村留守学生增多的问题。

有助于改变学生在就学地与原户籍、学籍地之间的繁琐的转出转入, 减少了学生的流动性, 给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更多的归宿感, 减少了留守学生, 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

3. 减少了区域性受教育和录取方面的特权导致的社会不公。

对于务工人员流入地而言, 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和更高质量的人才, 一定程度上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稳定社会秩序, 并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四、异地高考的弊端与对策

(一) 异地高考导致教育资源争夺问题及对策

随迁子女在异地入学和参加高考势必牵涉到与本地学生争夺教育资源的问题。教育资源尽管具有可再生性, 但一定时期内要保证教育资源的持续扩大利用是有难度的。随着各省市异地高考政策的逐步放开, 教育资源不足势必成为人口流入大省必须面对的问题, 无法保证这些地区的教育资源能够持续满足需求。

首先, 异地高考要与高考制度改革、教育资源分配改革相结合, 改善落后地区的教育条件, 通过调整与改革分配方式, 建立弹性的招生机制, 适当增加人口流出地的招生指标, 防止更多的随迁子女流出;其次, 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人口流出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 引导农民工回乡服务, 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将更多群众留在“本土”;最后, 加大人口流入大省的教育投入和师资储备, 防止因外地考生流入而造成短期内教育资源不足[8]。

(二) 异地高考引发的社会承载力问题及对策

异地高考的推进会使得越来越多人口流入高考政策优惠地区, 过多的人口流入必然带来沉重的社会负担, 比如环境、交通, 卫生医疗、就业、社会矛盾, 等等。

政府应通过开源和节流努力增加财政收入,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增强公民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 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流入人口应尽快适应当地生活环境, 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爱护环境, 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当地民众不应该歧视流动人口, 提高自身素养, 与流动人口团结合作, 共同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贡献。

(三) 异地高考催生新限制标准及避免措施

流入地政府为更好地维护本地居民的权利, 不得不在异地高考政策上采取“堵”的措施。从发达地区公布的异地高考政策来看, 很难有外来务工人员符合要求。因此, 随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 异地高考可能迫使流入地省市“开辟新道路”、采取新的限制标准, 阻挡随迁子女分享当地教育资源。

为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 国家一方面应当为各省市制定随迁子女高考方案规定最低标准, 在此基础上引导各省市结合本地实际, 适度放开异地高考, 切实保障务工人员子女入学考试的权利, 又兼顾当地家庭原本享有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于任意制定新限制标准的部门严加惩处。当地政府应深刻认识到务工人员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 在接纳他们的同时, 接纳他们的子女, 本着“公平接受教育”的原则, 合理分配教育资源, 保障随迁子女顺利参加高考[9]。

总之, 异地高考是大势所趋, 虽然困难重重, 但不能一蹴而就。只要认真分析其利弊, 合理处理好各方面关系, 那么异地高考对社会, 对个人都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摘要：本文从教育学专业的视角论述了异地高考及其利与弊, 对异地高考进行了界定, 区分了异地高考与“高考移民”, 并结合各省份异地高考方案对其利弊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异地高考,教育公平,利弊,户籍制度

参考文献

[1]徐金海, 朱思鹤.从异地高考谈平等受教育权的实现[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2 (07) .

[2]蒋洪池, 梁燕, 彭元珍.我国实现“异地高考”的阻力分析与消解策略[J].高教探索, 2013 (01) .

[3]刘典.古代违反户籍法的“高考移民”[J].法律与生活, 2012 (18) .

[4]姜世健.高考移民现象的成因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 2008 (17) .

[5]张燕妮, 张国磊.我国现行异地高考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2013 (03) .

[6]谢宝富.“异地高考”政策深层问题分析[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03) .

[7]杨东萱, 李丹.从“异地高考”看教育公平[J].中外企业家, 2013 (03) .

[8]翟月玲.“异地高考”的根源、理念探究与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 2012 (07) .

英语高考社会化之利弊 篇3

一、英语高考社会化之积极意义

首先，促进英语教育本质回归。考试政策是英语教育的“指挥棒”，对英语教育具有导向作用。在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中，英语的交际应用属性大打折扣，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升学就业的“敲门砖”。应试化的英语教学背离了英语教育的初衷，因此，英语不纳入高考总分或不统一高考，将有助于英语远离应试，回归交流工具的功能，走出应试教育的“死胡同”。

其次，促进英语教学和测试研究。英语高考社会化，要求相关教育部门和机构，在教学层面上，就课程设置、师资匹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做出与之相适应的调整，并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此外，就形式而言，社会化一年多考，类似于现在比较成熟的雅思、托福或BEC考试。但此类考试是由外国考试机构设计的，仅适用于他们国家的具体情况。所以，如何开展和设计英语高考社会化考试，便成了测试学领域的研究新课题。

再次，体现以生为本。一年多考，打破“一考定终身”，给考生提供更多选择权，体现对考生的人文关怀。从某种程度来讲，一年多考，有利于考生缓解考试压力，降低高考恐惧感。

最后，英语培训机构是英语高考社会化的受益者之一。考试次数的增加，培训机构的生源也会增加。生源的增多，要求培训机构扩大师资规模，研发新的对路培训项目。这些转变，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也促进了就业。可见，英语高考社会化，具有一定的积极的社会意义。

二、英语高考社会化之消极意义

为便于表述，消极意义分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分析。

教师方面：英语高考社会化给教师带来新的顾虑和担忧。

首先，一年多考，会否降低英语的学科地位？如答案为肯定，势必会造成英语教师的心理失衡，也会导致英语教师收入降低。因为学科地位决定教学工作量，而教师收入的一部分来自教学工作量。收入降低，就会影响到教师对教学的投入，进而影响教学质量。

其次，社会化考试相对传统高考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考试。这就需要教师重新研究并适应新的考试要求，调整教学。这对那些有一定教龄的教师而言，无疑是一个负担。因为，调整需要时间和精力方面的投入。此外，英语高考社会化也带来一些连锁问题。如，有的学生第一次就考了理想的成绩，那么这些学生后期是否该继续上英语课？上什么样的英语课？何人何时教这些课？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教育机构必须面对的，而解决这些问题，必然导致管理成本的增加。

最后，实行社会化考试，责任主体会由此发生转移，这样，新的教育混乱现象会由此而生。考试的社会化，甚至会颠倒办学主体。比如社会办学机构成“香饽饽”，而公办学校教学被边缘化，反倒成了配角。

学生方面：前面提到，英语高考的社会化缓解了考生的高考压力，也给了他们更多考试机会。但如若把握不好，在轻松的情景下，则考生的懈怠和惰性等坏习惯容易滋生，直接影响学习成绩。

另外，据教育部规定，英语高考社会化后，英语依然会以高考录取的参考之一而存在。这样，考生会出于竞争而不停考试，以刷新成绩，甚至会有学生为成绩报读培训班。此类做法在时间、精神和经济上，都会给学生乃至家庭带来新的负担。这样一来，改革只会带来新一轮“英语热”。

三、结论性分析

此次英语高考改革，目的是使英语回归其语言工具的本质，让更多人能够运用好这个工具。出发点是积极的。另外，作为教育部高考改革的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英语高考社会化，对我国未来教育的改革发展有长足意义。

当然，该方案仍存在诸多不足，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对问题不能视而不见。比如，如何社会化？是否参照国内外成熟的社会化考试模式？如何将高中英语教育与大学英语教育很好地衔接？因此，英语实行社会化考试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一定要在配套改革方面做足功课，多方考量，尽量避免可预见的问题。总体说来，该方案表明了我国相关部门改善英语教育的决心和努力。

以上就未来英语高考社会化方案的利弊，作了简要分析和归纳。除上述利弊外，肯定还存在其他利弊，期望更多的人关注英语教育，关注英语教育改革，为我国英语教育质量的稳步提高添砖加瓦。

各种制度的利弊 篇4

在国内，PE（私募股权投资）业务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采取什么样的公司制度开展PE业务，具有不同的优劣利弊。从国外看，PE业务的开展可以采用投资公司制、有限合伙制、信托制等多种模式。但这里所说的投资公司不同于现存的中国投资公司，它是指美国等西方国家投资公司有关法律确立的投资公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司型基金，这类基金几乎都是以公募方式运作的。中国的《公司法》只包含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的规范，并不包括对于这类公司型基金的规范，但目前在国内，这种以有限责任形式存在的公司，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中国PE可行的公司制度模式实际上只有三种：合伙制、公司制和信托制。

目前，在许多开展PE业务的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中，大多采用的是合伙制，而信托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制。对此，许多信托公司业内人士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制的信托公司与合伙制的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比较，其激励机制相差很远，因此，以信托公司现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开展PE业务并不是最好的模式。实际上，以不同的模式开展业务利弊也各不相同。

在合伙制模式中，资产管理机构（或团队）设立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从事直接投资的资产管理业务，其中投资顾问公司以普通合伙人身份发起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基金），承担无限责任，基金的其他普通投资人担任有限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有法律界人士表示，该模式的优点是合伙制企业按照相关法律无该企业层次的所得税纳税义务；该模式的缺点首先是国内《合伙企业法》刚颁布实施，企业注册时候经常遇到有关管理部门的审查障碍；其次是合伙人的诚信问题无法得以保障。中国目前并没有建立自然人的破产制度，逃废债务的情况非常普遍，所谓的承担无限责任，在实践中根本无从落实。因此，一般合伙人侵害投资者利益的问题难以解决。再次，税收法规配套不全，实施难度大。

在公司制模式中，资产管理机构（或团队）直接或间接参与设立主营业务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或资产管理机构不作为股东参与，仅直接或以子公司方式承接管理委托。该模式的优点是：模式清晰易懂；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委曲求全，成为迄今为止市场上最常见的基金形式；《公司法》立法早，公司形式最易为各种参与主体接受。缺点是：资本金缴付的僵化安排(按章程计划缴付，或经常修改章程)；先退出项目的本金返还投资人需要按减资操作；投资公司是独立纳税主体，有所得税纳税义务，纳税额较高，目前所得税率为33%，从明年开始为25%。

在信托制模式中，是由信托公司集合多个信托投资客户的资金而形成的基金（信托计划），直接或者委托其他机构进行PE投资。该模式的优点是：首先，通过信托渠道筹集资金可以有效地放大PE业务资金额度，有利于迅速集中PE业务投资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信托公司作为营业性的信托机构，其存在的根本价值，在于能够将广泛的社会资金，通过特定的规则（信托制度）和载体（具体信托业务形态）转化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所需的投资资本。其次，在目前的制度架构之下，信托产品是一种标准的金融产品，不但信托财产的保管职能由银行专司，而且信托公司的受托管理活动也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并且在银监会的监督管理之下。这个特点与合伙制模式的缺点恰恰形成鲜明对照。再次，新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资金信托管理办法对信托公司的业务进行了重新定位，私人股权投资信托是一种符合新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的非债权融资信托，既符合信托行业的功能定位，又能体现出信托制度优势，发挥信托公司运作领域广泛、手段灵活的业务特点，必然成为信托公司重点拓展的业务领域。缺点是信托资金往往是一次性募集，但是PE业务运作时需要根据每个具体项目投资进行资金的分阶段投入，信托募集资金可能出现暂时闲置现象。

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利弊分析 篇5

【摘 要】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官的一种考试制度，其产生及发展到最后被废除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科举制度具有相对公正性，对保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以及文化继承方面有积极作用，同时科举制度也有考试内容僵化、重伦理轻技艺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发展等消极影响。

【关键词】科举；演变；利弊

一、引言

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实行世袭制，社会底层的民众永远都没有进入贵族阶层的机会。人生下来所处的环境就决定了自己的未来，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在这种社会制度下面，人们没有任何进步的动力，这也造成了中世纪的欧洲极度缓慢的发展。相比之下，封建制度下的中国，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底层的民众可以通过考试的方式进入贵族阶层，这对于促进社会的进步以及维护统治者的统治是很有益处的。

科举制度凭其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可以称为我国古代文明的一大优秀政治遗产。科举制度以其合理的选官制度给封建王朝平民百姓进入仕途和提高政治地位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相对于之前历朝历代的选官制度要公正、合理得多。经过一千三百多年的运行，科举制度为庞大的封建帝国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广泛的传播了儒家思想，对保证社会安定、促进社会流动、巩固国家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科举制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也有重要的影响。

二、科举制度的兴衰始末

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选官制度。从科举制度的形成、发展到衰落直至被废除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兴起及完善阶段

科举制度起始于隋朝。公元583年，隋文帝打破了以往根据门阀等级而选拔人才为统治阶级所用的举士方法，采取一些较为简单且无严格程序的考试，按照国家统一需要的人才科目，不分身份阶层地位直接从社会中考评人才。隋炀帝于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开始设立进士科，完善了通过平等考试从社会中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且较之以前更加严格。

唐承隋制。唐代初年即开科取士。贞观年间，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为主。武则天即位后，大量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创立武举。唐玄宗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为定制。

（二）发展变化阶段

宋初在科举内容、形式、场次及相关的科第习俗上基本沿袭唐制。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六年正式确立了“殿试制度”，进而形成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宋太宗将进士及第分为“三甲”。宋英宗时起，乡试、省试定为三年一试，开创了后世“三年大比”的定制。宋代考试程序严格，科目减少，进士科成为主要科目。王安石变法时，进一步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死记硬背的明经诸科，设明法科，专考律令、断案。

（三）鼎盛阶段

明朝科举专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以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命题，即成八股文体。明朝将科举增为四级，即童试、乡试、会试、殿试。殿试免黜落，成绩分为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多为17名，赐进士出身；其余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4]。

清代基本沿袭明朝科举旧制，但其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朝。清朝颁布了《钦定四书文》等作为八股文的写作规范，并规定八股文不能超出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的范围，特别不能涉及清代的时事和政治。

（四）衰亡阶段

由于科举考试只在“四书五经”内命题，不许发挥个人见解，答卷文体为完全脱离了实际、形式僵化的“八股文”，使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鸦片战争失败刺激清政府开始关注科举改革，但是一直议而不决，决而滞行。光绪二十四年，在维新派推动下，光绪皇帝于当年五月五日谕令废除八股。虽然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下诏重开科举，但从此科举开始没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发表上谕：自丙午（1906）年起，所有岁科考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至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正式废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三、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

（一）相对的公平性

科举制度比之历史上曾经采用过的世袭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来说，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其显著特点便是强调应试者的文化素养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抵制血缘、门第、身份、名望、特权、钱财等因素对选官的干扰。自科举产生以来，尽管有些人对以考试取舍人才有不同的看法，但科举作为甄别贤才手段的相对公正性是毋庸置疑的。

据史书记载，除少数几种人以外，民众不论门第身份名望贫富均可参加科举考试。可以说科举制度是打破了阶级桎梏的，即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同样有通过这一竞争选拔途径获得个人社会地位以及进入贵族阶层的机会。

为了维护科举的相对公正性，历代统治者不断完善防范措施，在考试制度上采取多种手段以力争将选官中的人为影响因素降至最低点。例如，实行“锁院”制度，使主考官与外界隔绝，以避免发生行贿受贿、请托舞弊等事件；别头试，即为了防止各级考官徇私舞弊，规定与相关官员有亲属关系的应试者必须回避，另设考场；糊名，即密封试卷卷头，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糊住，以使主考官以统一的标准公平地判卷；誊录，即将考生的试卷统一重新誊写一遍，以防主考官依靠应试者的笔迹舞弊。此外，还有一系列其他的严厉的惩罚制度用以维护科举考试的公平性。

（二）保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科举制度使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文化精英的循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举时代文化精英流向官场的真实写照。王德昭先生认为：“科举制度确为社会提供了有效的阶层流动的途径。”社会阶层流动性使传统社会统治机构的成分可以不断的更新，对维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有积极的作用。

科举制度将选士大权从地方官吏手中收归至中央政府，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大趋势。同时，通过科举维持社会精英的有序流动，打破了世族地主垄断统治权力的局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统治阶层权力再分配的问题。统治阶级可以在最广泛的基础上遴选人才，可以不断在社会各个阶层补充新鲜血液，不仅确保了高素质的稳定的官僚队伍，而且有效地遏制了官僚阶层的门阀化和贵族化。

（三）对经典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作用

科举制度始终将儒学作为主要考查内容，并以其强大的制度支持与诱导作用，使得儒家经学为普通读书人所熟知，强化了儒家经典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为儒家经典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文化氛围和社会背景，使其得以不断的传承与繁衍。

科举考试造就了丰富多彩的科举文学。科举文学包括科举答卷文章即“科文”，又囊括以科举为题材或与科举相关的文艺作品。科文如试帖诗、策、论、科场律赋、八股文等类型，科举为题材或与科举相关的文艺作品如一些在内容上涉及科举的唐诗宋词、传奇小说、宋元戏曲、明清小说，以及现代的传统戏剧和电视连续剧等。科举制度不仅造就了一大批文学创造者，而且也在全社会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给文学经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提高了民族文学的创作、鉴赏审美能力。这都使得我国文学经典奇彩纷呈，魅力无穷。

四、科举制度的消极影响

（一）考试内容单一，知识结构僵化

明朝开始，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采取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政策，规定科举考试只能以《四书》、《五经》内容命题，考生答卷只准代言，不许表达自己的观点，必须用朱熹注的经书的相关内容说明问题。对答卷的形式也做了严格的统一，形成了人们熟知的八股文。士子为求功名，把学习的精力都集中在了儒家经典上，对于其他的自然科学知识毫不关心，人们的知识结构逐渐狭窄僵化，思维被禁锢，导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思想。科举从此成了为统治者打造思想单一人才的工具，在这一制度引导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彻底地死掉了。

（二）科举考试重伦理轻技艺，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

科举考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皇权，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因此，科举考试必然以统治阶级推崇的儒家思想和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为考试的内容和选拔标准。而自然科学技术等科技内容被历代统治者视为雕虫小技，为士大夫知识分子所不齿。十三、四世纪始，随着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西欧一些大学相继问世，其教学内容十分丰富，有文法、修辞、算术、几何、天文等，这些大学培养了大量的有知识的工商业者、医生、技师等。这些人成为近代科学技术兴起的主角。而中国的科举只重伦理、文学，在其引导下的封建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批批封建社会的“卫道士”和满腹诗词文章的“学者”，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懂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才。因此，科举制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文化的发展。

（三）科举制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科举制度以其强大的吸引力使统治者有效地控制了士人。由于功名利禄主要通过科举来实现，加上科举制度与重农抑商的小农经济天然地融为一体，科举制度客观上阻碍了中国工商阶层的崛起，阻止了中国多种经济成分的良性发展。科举制度导致的这种现象既浪费了大量人才，又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钱穆先生有言：“中国又是一个绝大范型的社会，而时时处处用心在裁抑特殊势力上。封建贵族社会崩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始终未产生。门第社会消失了，军权社会也难得势。终于走到科举制的社会上，而停滞不前。这是中国社会在其已往演变中的一个客观历史的真相。”

随着历史脚步的前进，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封闭的大门，中国被动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社会面临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经济角度上，新兴的工业经济对科学技术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科举制度的考核内容将自然科学完全摒除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之外。晚晴将领琦缮看到英国人的火轮船时曾“疑似牛拉”，可知当时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对科学技术的了解到了多么无知的程度。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国家根本无法培养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更无从推动经济的发展。从政治角度上，科举制度造成官员普遍的思想教条僵化、目光短浅等情况，无法应对政治制度的革新与变化，更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

五、启示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这项遴选政治精英的机制，限于其自身的弊端及其历史局限性，终将被历史所淘汰。然而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总的来说应该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科举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录用方式，不仅在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对当今世界各国政体的人才选拔制度产生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当今我国的“高考”以及“国家公务员考试”等一系列考试仍有一些不完备之处，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借鉴科举制度的经验，以促进当今人才选拔制度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高考制度利弊 篇6

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个在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渐退出后，旨在为解决占全国近2/3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而设计的新型制度。这一制度由政府主导，农民自愿参加，并由政府、集体和个人多方筹资，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但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模式。据统计，从2003年7月试点开始到2006年年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扩大到1451个县（市、区），占全国总数的50.7％，有4.1亿农民参加。这项制度的建立，在帮助农民抵御重大疾病风险，减轻农民医疗负担，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根据财政部的计划，今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面要达到80%，明年要实现全部覆盖。因此，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状况以及利与弊进行实证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利弊分析

辽宁省辽阳市农业人口102.91万，占全市总人口的56.5%。从2005年7月开始推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根据辽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06年5月末，共有79.77万农民参加了这一制度，参保率达到了77.51%。本次调查采用了随机抽样的方法，对辽阳市的5个乡镇进行了问卷调查（样本数200，回收率95%）和无结构访问（样本数50）。通过专业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以及无结构访问的结果，我们可以大体了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状况以及优势与不足。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好处

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种顺应形势，适合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的理性制度安排，在为农村居民提供适度的医疗和卫生保障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从辽阳市的情况看，主要表现在：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民医疗保障的依托。在中国农村，随着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逐渐退出，造成了农村人口看病贵和看病难等现实问题，甚至一些农民因此而致贫和返贫。这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生活质量并严重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因此，农民迫切需要一种新型医疗保障制度，能够满足医疗和卫生保健的需要。从辽阳市的问卷调查来看，有94.79%的农民表示需要医疗保障；93.75%的农民愿意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78.23%的农民认为新型合作医疗好处很多，可以及时看病并报销一些医疗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是应农民对医疗保障的迫切需要而产生，为农民的健康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这一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大病实现统筹，个人账户可以累积转存，解决了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增强了农民的自我保健和保障意识，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参保积极性，使得绝大多数农民愿意为自己的健康投保。

2、新型合作医疗为大病医疗提供了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供了大病统筹机制，参保的农民以户为单位每人每年交10元的保险费存入个人账户，就能得到国家、省、市、县财政共计40元的补贴形成社会统筹基金，参保者大病治疗所发生的费用就可以按规定的标准得到补偿。这一机制切实解决了农民大病治疗问题，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本次调查结果表明：67.71%的农民认为新型合作医疗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看病问题；71.88%的农民认为此制度对生大病有一定保障；78.13%的农民认为参加该制度可以报销一些医疗费，减轻经济负担。据辽阳的灯塔市西马镇一位患阑尾炎的参保者介绍，他的住院治疗费用共花了1100元，通过社会统筹得到了400元补偿，补偿比例为36.4%，解决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医疗费用。

3、新型合作医疗管理和服务体系正在形成。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旧合作医疗制度相比，统筹层次高，管理体制健全，各级财政补贴到位，并逐渐形成了一体化的管理和服务体系。以辽阳市为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县为统筹单位，各乡村的缴费都要交由县经办机构统一管理，并按照统一模式建立了县协调委员会、县经办机构和监督机构，实行缴费、筹款、核算、管理和服务的一体化。一体化的管理和服务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有效地规避了制度运行的道德风险问题，提高了制度的安全性和效率。根据辽阳市三个乡镇的无结构访问调查，绝大多数农民对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管理与服务体系比较满意，只有个别农民认为服务需要改进。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不足

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开始试点到现在，还不到4年的时间，从制度设计到运行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

1、制度推进与宣传不到位影响了农民的参保。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进存在着宣传不到位、行政强制摊派等问题。前者导致农民对这一新型制度缺乏了解而不愿参保，后者体现了地方政府为获得上级财政补贴和政绩，粗暴地强制农民参保，这两个问题都影响了农民对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正确认识。从辽阳市问卷调查的情况看，6.25%不愿意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中有超过1/3是因为对制度不了解。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民文化程度低造成的，所有调查对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6年，他们对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中有关术语不理解，有的甚至看不懂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宣传资料。另一方面是因为宣传内容不够详细，存在着药品范围、诊疗项目范围、经办程序不明确等问题。在调查中发现，有35.42%的农民不了解药品范围和诊疗项目范围，有40.63%的农民不知道大病住院治疗的补偿标准。另外，有的农民由于没有履行及时告知义务或超过补偿期限或没有办理转院手续，本可以得到补偿而没有得到补偿，引起农民对制度的不满。这些问题都是管理、服务和宣传不到位造成的，直接影响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甚至一些已参保的农民对制度的可信度下降并打算退保。

2、受益面狭窄导致可信度不足。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种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但只对大病实行统筹的制度模式。个人账户由个人缴费，用于门诊和买药；社会统筹由各级财政出资，用于大病统筹治疗。从辽阳市的情况看，参保者在乡、县两级定点医疗机构门诊看病，根据政策规定，只能得到大约20%的医疗费减免，参保者到县级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则没有任何补偿。从中可见，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受益人群主要是生大病住院治疗的参保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调查对象中只有13.54%家庭的成员身体不好，近期内患过或正在患重大疾病。也就是说，农村人口生大病的概率并不是很大，大多数农民日常得的都是小病，一般都在门诊治疗，都是花自己所交的保险费，基本没有享受到国家的补贴。即使患大病住院治疗，由于受定点医疗机构和起付线的限制，受益人群也非常有限。另外，新型合作医疗的药品范围、诊疗项目范围等都比较小，也对受益面产生一定影响。问卷调查中，45.83%的农民认为药品范围比较小，48.25%的农民认为诊疗项目范围比较小。由此可见，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受益面狭窄，导致制度的可信度不足。本次调查的6.25%不愿意参加的家庭中，有66.67%认为制度没有用的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关于农民愿意参加哪种合作医疗模式，75%以上的农民回答愿意参加门诊和住院都保险的制度。

3、农民缴费少难以保障日常医疗费支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个人缴费根据各地区的经济状况而有所不同，但大部分地区的缴费标准是每人每年10元。以辽阳市为例，以户为单位，每人每年缴费10元并存入个人账户，用以买药和门诊看病。从缴费水平看，即使一个五口之家，个人账户总额也只有50元，这些钱用来支付全家人一年买药和门诊看病是远远不够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67.71%的家庭认为，新型合作医疗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看病问题，19.79%的家庭认为根本没有解决；64.59%的家庭认为个人账户的钱不够支付看病，27.08%认为勉强够支付看病。由此可见，农民缴费少导致个人账户资金不足，难以满足基本医疗需求。因此，相当一部分参保者认为，没有从此制度中获益或者没有看到此制度的医疗保障作用。

4、政府的投入少导致保障水平低。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除了农民向个人账户缴费外，各级财政对参保者每人每年补贴40元，进入社会统筹用于大病补偿。然而，从制度运行的情况看，政府补贴不足导致保障水平很低。调查结果显示：92.71%的农民认为政府补贴不足，64.44%的农民认为大病补偿标准比例比较低。以辽阳灯塔市为例，2006年4月至12月住院人数为5913人，次均费用总额约为1781万元，社会统筹基金的补偿额约为427万元。通过计算得到人均次均费用为3011.66元，按住院补偿标准计算得到人均医疗费补偿721.53元，由此可得到补偿比例约为24%。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起付线，住院或生大病治疗费用的76%要由农民自己负担。如果再加上日常生病买药和门诊费用，农民的医疗和卫生保健的经济负担依然十分沉重。同时，由于县、乡两级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条件差、设备老化，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低，部分大病患者不敢到这些医疗机构就医，只能越级到市或省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和治疗。因为此制度中的大病补偿不是病种补偿，而以医疗机构级别来确定补偿标准，同时设有起付线和较低的封顶线，即医疗费用在达到起付线以上的医疗费才予以补偿，并且超过封顶线以外的医疗费不予补偿。因此，就医的医疗机构级别越高，补偿就越少；同时还要扣除不在所保药品范围内的药品费用，这样农民生大病或住院得到的补偿就微乎其微。有些病种（如癫痫病）在定点的医疗机构没有相应的治疗科室甚至不在所保的范围内，只能到非定点的专业医疗机构就诊，这样就得不到补偿，医疗费用全部由农民自己承担。由此，不难看出，由于政府投入少导致受益面窄和保障水平低，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作用发挥得相当有限。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不断扩大覆盖范围，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而且也是实现城乡居民共同享有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因此，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现行制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既要逐步扩大覆盖范围，也要不断提高制度运行的效率，切实为广大农民提供有效的医疗和卫生保障。为此，根据对辽阳市的典型调查分析，应该在推进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中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扩大覆盖面和受益面。现在中国还有近一半的农业人口没有被纳入到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中，他们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完全自费看病。因此，政府应该加快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扩面工作，使其覆盖全部农村人口。对于宣传不到位，信息不对称等影响农民参保问题，应该加大农村基层单位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如利用电视报纸等媒体、社区宣传栏等，扩大制度的影响。同时，要安排专业人员负责医疗术语、政策规定和经办流程的宣传讲解工作，增进农民对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了解，尤其是要让农民了解参保的受益状况，引导和鼓励农民参保，提高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和自觉性。人大代表和专家提出卫生部门管新农合有独到优势 社会保险法草案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热议。该草案对基本医疗保险作了专章规定，明确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草案提出，省级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统一标准，合并实施。全国人大常委王陇德认为，社会保险立法很有必要，但草案有关医疗保险的内容没有充分考虑医疗保险的特殊性，以及我国三项医保制度筹资方式、管理模式不同的现状。如果强行将城镇医保和新农合统一，可能对蓬勃发展的新农合制度造成冲击。

医保城乡统筹不等于统一

据了解，相比一审草案，此次二审的社会保险法草案文稿在结构和内容上都有很大变动，由原来的63条增加到91条。特别是有关基本医疗保险部分的条款和规定变动很大。王陇德认为，草案关于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经办及基金管理等一系列法律条文，没有充分考虑基本医疗保险的复杂性及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发展的现状，尤其是与新农合目前的制度建设不一致。一旦通过施行，会对现有新农合制度造成冲击。

王陇德认为，尽管基本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医疗保险与其他社会保险存在明显差别。除了主体结构和管理模式不同外，两者建立的原则也有根本差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遵循现收现付制的原则，旨在保障当期参保（参合）对象最大限度受益，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而其他社会保险基金属于积累制，主要关注基金的保值增值和收支平衡。此外，就我国而言，大部分医疗保险属于参保者自愿参加，而其他社会保险则属于强制性参加。医疗保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在社会保险立法中，不能对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在筹资、支付、监管等方面作统一的规定和要求。

王陇德说，我国区域间、城乡间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居民的医疗需求和医疗消费水平差异很大。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786元，农村居民则是4140元；城镇居民人均医疗消费支出是621元，农村居民则仅为191元。换句话说，得了同样的病，一个城里人的花费是农民的好几倍。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将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统一标准，合并实施，会带来“穷帮富”的结果，造成城镇居民侵占农民利益，产生极大的不公平。城乡统筹绝不是统一，特别是在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上。

考虑到医疗保险的特殊性及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尚需完善的现状，王陇德建议，社会保险立法应将医疗保险从其他社会保险中分离出来，授权由国务院单独研究制定条例，待医保制度逐步完善后，再上升到法律层面。

医保和医疗服务统筹是大势所趋

社保立法有关基本医疗保险的争议，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医疗保险管理体制的重要性。全国人大常委、经济学家辜胜阻在审议草案时提出，在构建全民医保体系的改革背景下，由谁来管理基本医疗保险值得思考。

据悉，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和居民医保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新农合由卫生部管理。两者的筹资方式、管理经办及基金管理模式均不相同。早在今年年初全国“两会”期间，医保制度“各自为政”的现状就引起不少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姚媛贞、王志英等代表提出，三项医疗保障制度分别由卫生部门、劳动保障部门经办，与此相关的医疗救助制度由民政部门管理，几项制度职能相近，各自为政。尤其对市辖区的农民和郊县乡镇的失地农民，新农合制度和城镇居民医保相互交叉，其个人缴费标准、保偿范围、报销比例、药品目录等政策不同，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不利于有限的医疗保障资源有效整合利用。他们建议，将目前由卫生部门管理的新农合制度，社保部门管理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整合起来，建立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在卫生部内设臵医疗保险局，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内设医疗保险局，市、县卫生局下设医疗保险科（股），统筹管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卫生部新农合研究中心日前完成的一项研究为上述建议提供了依据。该中心对全球127个国家（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管理体制的研究表明，建立了法定医疗保障制度的112个国家（地区）中，有69.6%将医疗保障制度与医疗卫生服务交由一个部门统筹管理。采取这种做法的国家（地区）所占比例，在人类发展指数中等国家（地区）、人类发展指数较高国家（地区）、经合组织和七国集团中分别为67.4%、72.7%、86.7%和100%。这表明，多数国家（地区）都将医疗保障制度与医疗卫生服务统筹管理，并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社会保障制度管理越规范的国家（地区），越倾向于采取这种管理体制。

该研究建议，社会保障制度内容复杂，各项制度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在设计管理体制时应充分考虑各项制度的特点，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科学设计不同制度的管理体制。多数国家（地区）选择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管理职能由相同部门综合管理的实践证明，对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统筹管理，能达到两个体系相互协调、共同发展、高效管理的目的。

探索适合国情的医保管理模式

“新农合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应亚珍说。与城镇职工医保相比，新农合用较低的筹资水平实现了相对较高的受益水平。两者筹资水平相距20倍之多，而补偿受益水平只相差1倍左右，说明新农合的基金使用效率较高。有研究显示，新农合经办机构每名工作人员管理的人数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管理中心的23.5倍。从人均启动成本和人均运行成本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分别是新农合经办机构的3.8倍和5倍。

应亚珍认为，新农合之所以能取得良好绩效，除了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和大力推进之外，由卫生行政部门管理新农合这种模式是非常关键的原因。

应亚珍分析认为，卫生行政部门在医疗保障管理上具有独到优势。卫生部门能充分掌握卫生资源配臵现状与群众的医疗服务需求信息，可以统筹卫生资源配臵与医疗服务提供，一方面最大限度满足群众的医疗服务需求；另一方面通过补偿方案设计，拉开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的补偿水平，合理引导病人流向，实现基本医疗服务的下沉，提高卫生资源的使用效率，节约医药费用。卫生部门熟悉医疗服务的特殊性，能实现有效的专业监管。以新农合为例，卫生部门能有效判断医药费用增长是否合理，结合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综合考评，促使医疗服务供方行为的规范化和费用的合理增长。而医药费用的合理控制是实现新农合基金安全、有效运行的核心环节。

应亚珍说，卫生部门能结合卫生工作的总目标管理医疗保障。卫生部门把农民的医疗服务利用和健康改善作为管理导向，坚持参合农民最大限度受益的原则，在确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与财政部门协调配合，既防止基金超支，又避免结存过多，有效实现了基金的合理使用。更重要的是，卫生部门在新农合管理中非常注重绩效管理和公众监督。目前，管理部门已建立了一套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各地新农合运行情况通过定期统计信息报表，让各级管理部门掌握运行变化情况，向公众公布运行绩效。这种运行信息的高度透明化，表现出卫生部门尽最大努力管理新农合，并愿意接受各方监督的管理理念。

应亚珍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医疗保险制度如何实现城乡一体化，由什么部门管理始终是“绕不过去的坎”。“结合当前由不同部门管理医保的现状，我们不妨以是否有利于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为判断标准，对不同的管理模式多加比较，以选择恰当的管理模式。”

二是要适时适度提高农民个人的缴费额度，提高待遇水平。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民的收入正稳步增加。以现在的收入水平，农民承担每人每年10元的保险费是没有问题的，并且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根据对辽阳市农村所作的问卷调查，90%的家庭认为能够承担20元的缴费水平，65%的家庭认为能够承担30元的缴费水平。另外，通过对2000年到2005年辽阳市农村居民家庭平均年收入、日常生活支出、个人缴费等数据的比较分析，每人每年10元缴费占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比重最多仅约为0.34%。由此可见，农民缴费的适当增加是可行的，并不会给农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负担。与此同时，在个人缴费的基础上，应该建立新型合作医疗的激励机制。例如，把政府补贴按一定比例存入个人账户，让农民知道只有参加合作医疗才能得到补助，而且得到的钱要比自己交纳的费用多，这笔钱将记在他的个人账户名下，别人不能私自使用。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病买药和门诊治疗的待遇水平，使农民直接受益，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医疗保障作用方能得到有效发挥。

三是增加政府的投入，提升保障水平。各级政府即是新型合作医疗的主导者，也是最后的责任者。农村医疗保障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投入的力度。从辽阳地区的情况看，县级财政的压力大，而国家和省级政府的财政相对比较宽松。因此，应该从实际出发，适当加大国家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补贴力度。目前国家对农村医疗保障的投入主要是对参保农民的补贴。假设按2006年底参保农民4.1亿人，每人每年补偿40元计算，共需164亿元，这只约占2006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08%，国家财政收入的0.4%。因此，按照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有能力增加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贴。如果能够适当增加政府的财政补贴，就可以提高大病统筹的补偿比例，扩大补偿范围，降低起付线和提高封顶线，同时还可以建立新型合作医疗的激励机制，使参保农民得到更有效的医疗和卫生保障。只有这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才能真正实现预期的目标。

四是要加大农村公共卫生的投入，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提供基本条件。从辽阳市的实地调查的情况看，农村普遍存在医疗机构少、医疗设施陈旧落后、医护人员技术水平和服务意识差等问题。这导致农村居民享受医疗诊治和卫生保健水平很低，严重制约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因此，政府应制定向农村倾斜的公共财政政策，拨出专项资金用以改善农村公共医疗和卫生条件。在这方面，可借鉴印度和泰国等国的经验，印度每年都向农村地区投入大笔资金，用以改善公共卫生条件，而泰国由政府公共投入，实行全民健康保险计划，也称“30株计划”，即无论是住院还是门诊，每次只需交纳30株挂号费（低收入的农民可以免费），就可以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只有加强农村医疗机构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强乡镇一级的农村医疗机构的建设，改善农村落后的医疗条件，提高医护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才能彻底改善广大农民的医疗环境，实现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持续和稳定发展。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碰到了几个问题

一、没有人关心医疗工作者。

搞了新型合作医疗，医院要开展清单、药费报帐等工作，但很多卫生院不愿花钱请专人负责，就让医生自己做工作，医生工作量增加，尤其是住院医师。上级医师如副院长，科主任，主治医师都搞这些事推到住院院医师的头上。住院医师工作量大了，怎么有良好的心态更好的服务百姓？

二、农民医疗负担真的减轻了吗？

农民看病要想便宜，医院发工资要增加效益。作为一名医院报帐的工作者，很多农民反映，现在看病是以前看一病费用的三倍。有些病以前是不用住院的，但是为了可以报帐，就只有住院，就多了很多无谓的化验费，住院费。这是为什么呢？从医院来说，医院的各项开销和医生的工资不是财政发款，为了有更高的收入，只有多开大处方，多开各项费用，提高医院的效益。反而增加了农民负担。

三、什么是门诊？什么是住院？

门诊就不能输液？还是输两天液就是住院？交点住院费就是住院？很多乡下卫生院，为了提高效益，允行病人挂床，但需交住院费和三大常规费，凝血三项，肝肾功能，心电图，用就可以“享受”住院报账，很多老百姓为了能报账，就不得不受医院的摆布，多输两天液，多交几个住院费。实际上还是增加了百姓负担。

四、什么药有报，什么没用报？

这个规定形同虚设，没报的药，医生只有跟药房人员协调好，处方开有报的药，拿药的时候拿没报的药，而且再加一条，多不退少补。从长远来看，如果出了医疗事故，最苦的人还是农民。一个医疗工作者

积极探索社保民营机制 设计农村医疗制度

根据卫生部的统计，我国在1990－2000年，住院平均费用上涨了511％，过快增长的医疗费用已经成为农民“看病难”，并导致农村地区相对贫穷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在医疗价格这样高、甚至还要继续涨价的情况下，我国现有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际是很难推行下去的。

农工党中央认为，我国作为一个拥有9亿农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将农村的医保落到实处，在此方面可以参考日本、韩国医疗保险制度，尽快设计一个符合我国农村地区特征的互助型医疗保险制度。

日本的医疗保险是一种强制性的保险制度，所有的日本人和有合法资格在留的外国人都必须加入不同形式的医疗保险。日本的医疗保险体制分为“雇员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两大类。雇员健康保险制度的适用对象主要是全国拥有5人以上的企事业单位的雇员及其家属，均被强制加入“雇员健康保险”；“国民健康保险”以区域为单位，由各个基层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其对象为农民、个体经营者、无业者、不能享受“雇员健康保险”的退休人员以及上述三等亲以内的抚养家属。

被保险者在发生工作之外的原因导致的疾病和伤害时，只要向与保险机构有合作关系的医疗机构出示健康保险证就可以按规定接受各种医疗服务。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日本政府着手酝酿建立面向农民、个体经营者的国民养老制度。1959年首次颁布了“国民养老金法”，开始将原来未纳入公共

养老保险制度的广大农民、个体经营者依法强制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规定凡年满2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的农民、个体经营者等必须加入国民养老保险。因此，到60年代，以农村公共医疗和养老保障为支柱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并开始得到迅速普及，从而进入了“全体国民皆保险”、“全体国民均享有养老金”的时代。1973年制定了“老人医疗费支付制度”，规定凡年满70周岁以上或卧床不起的65岁以上老人享受免费医疗制度。随着人口老龄化步伐的加快，为减轻政府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1982年颁布了“老人保健法”，规定70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由医疗保险的有关方面共同负担。

1986年和1991年两次对“老人保健法”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全体国民负担老人医疗费的制度。为了应对21世纪的高龄化社会，解决卧床不起、痴呆等老人的照顾、看护问题。1989年制定了《高龄者保健福祉推进十年战略》。并从1993年开始在全国制定了地域保健福祉计划，要求全国地方政府在21世纪到来之前应积极建设与完善供高龄者使用的各种设施。为了克服过去对老人公共护理制度的缺陷，1997年底首次正式颁布了“护理保险法”，并从2000年起正式实施。该法律规定，凡年满40周岁以上的公民均须参加护理保险。至此，日本已经建立起了完全覆盖农村地区，包括广大农村居民加入的公共医疗、养老、护理等各类保险和公共福祉及老人保健等在内的、比较完善的农村和社会保障体系。

农工党中央认为，我国目前尚未实行国民皆保险的制度，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制度无法参加全国统一的城市医疗保险制度网络，而全国统一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也尚未形成。因此，我们在考虑中国农村医疗保险的问题上，无法直接参照日本和韩国的做法，但可考虑将日本 社会保险中的医疗保险制度和互助型的共济保险加以合并。设计出符合中国农村地区特征的互助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即社保民营，加深互助的作用：还可以组建社保医生团体，加大地方政府监管及医生团体自治功能；在财源上，可以采取国家财政资助，地方拨给资金，个人负担的办法。

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难点很多，诸如人口因素、小农经济、农业灾害，政府缺乏有力措施，互助组织发展缓慢，大部分地区居住区域的卫生条件差（如饮用水等），地方病、流行病，医护人员、医疗设施、设备不足，国家、地方政府对农村医疗保险的补助不足或基本没有，农民收入不稳定、贫困地区没有能力缴纳保险费。农民对加入农村医疗保险的意识不充分，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模式尚未成型等。

面对这些难题，农工党中央建议，中央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周全，其政策内容应该能够基本覆盖农村居民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农业是天然的弱质产业，农民是天生的弱势群体，同其他的社会保障体系相比，政府应提供优惠的政策，尤其是财务支持，加大投资力度。同时，应抓紧理顺我国农村医保工作的部门管理体制。明确机构职能，不断提高人员素质与管理水平，以确保我国农村医保工作健康快速地发展。

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认为中国医改并不成功

近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在北京发布《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处于十字路口的国际合作：不均衡世界中的援助、贸易和安全》。该报告指出，与1990年相比，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已上升20位，现位居全球第85位。

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在该报告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是过去20年中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人均收入翻了三倍。”该报告在肯定中国过去30年在减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外，还特别指出如果不算上中国的进步，整个世界在减贫方面从总体上说其实是倒退了。

与此同时，该报告还提醒，中国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其经济发展，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将其令人瞩目的收入增长转化为非收入方面的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增长。

农村卫生保健体制倒退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指出，联合国有个小组最近作了一个有关中国卫生保健制度的调查，结论是医改并不成功；中国医疗体制并没有帮助到其最应该获得帮助的群体，特别是农民。

与会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慧炯也认同“中国医疗改革并不成功”的判断。王慧炯进一步表示，改革开放之前，虽然生活水平低，但是相对公平；经济改革后，本来不太健全的卫生保健体制倒退了，80年代散布于中国农村的医生，现在几乎见不到了。

中国未有效降低婴儿死亡率

该报告指出，中国在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不过，中国没能将其创造的财富和提高的收入转化为更快地降低儿童死亡率。“有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降低婴儿死亡率方面的速度下降。”

据介绍，人类发展指数将居民收入、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基本需求作为人类发展的衡量尺度。综合评定一个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的三个因素分别为：人的期望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中小学的入学率；以平均购买力计算的生活水平。

规范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自2003年开始试点以来,快速推进，今年将实现基本覆盖的目标,令人欣喜，但又不免让人担心：太快可能会隐藏某些风险因素（包括这个制度自身的以及外部条件），从而使其稳固性不够。清醒地认识和分析这些因素，采取适当防范措施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我认为，至少在以下3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

第一，要恰当地把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性质。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民的自治组织，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府筹资额度占80％，是政府直接管理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保障农村的稳定及和谐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在城乡二元化的基本格局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条件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在筹资水平、医疗消费习惯与水平、面对的服务系统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异。因而，不能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成一种由政府资助的团体商业医疗保险（据我调查，有少数地方的做法实质上就是如此）；也不宜匆忙地把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整合在一起而挤占支付能力较低的农村居民的利益。

第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身的规范与完善。这个方面涉及4个议题。

1、管理体制的确立和管理能力的建设。管理体制上目前各地大致有3种形式：一是由卫生行政部门主管；二是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局主管，或新组建的一个独立机构（直接隶属于地方政府）来管理；三是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管理。后两者目前的比例很小。这里主要涉及是由第三方（如社保部门）来管理,还是卫生部门“一手托两家”（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的争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还是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许多事情看得不那么清楚。我认为，短期内不要匆忙改变各自的管理体制现状，可以通过观察、对比和总结，在适当的时候再出台政策，明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性质和管理体制等问题，从而免去许多不必要的摩擦。

现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素质也有待提高。从长远看，需要建立专门的培养项目，源源不断地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输送管理人才。管理能力的建设也包括管理手段的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完善，是保证其高效日常运行的重要工具。

２、建立稳定的筹资增长机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5年之中翻两番，这种增长势头令人兴奋。但是，这种增加还带有明显的人治痕迹，稳定的筹资增长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缺少了这一点，作为一种保障制度的保障功能就无法稳定地得以发挥。因此，根据医疗费用、政府财政收入、农民收入的增长等因素，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增长的模式是一项亟待完成的工作。

３、科学有效地使用不断增加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使农民尽可能多地受益。目前农民总体上的受益水平还不算高（2007年才近31%），这一方面是受筹资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与科学地制定补偿方案有关。由于未能准确地测量农民疾病的风险，或不懂得如何科学地制定补偿方案，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结余过多或超支的现象在不少地方存在。在筹资水平很低的时候，主要分担农民较大的疾病风险，特别强调以“补大（住院）为主”是适当的。但随着筹资水平不断提高，就需要适当强调“补小（门诊）”的问题，即要不断增加对门诊补偿的基金数量，以扩大参合农民的受益面。

４、继续加强督导与评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几年来能够快速地顺利推进，也得益于有组织地、严密地督导和评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尚未进入稳定的常态运行阶段，这类督导和评估活动不应减弱。

第三，不断改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外部的关系，形成良好的互动局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医院/卫生院）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可以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医疗服务供给者行为的规范状况及医疗费用合理控制的状况，基本决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状况和农民的受益状况。对医院行为的规范和控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直接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需要同医疗救助制度相衔接。若两种制度不能实现紧密衔接，贫困农民肯定会较少地利用卫生服务。事实上，至今还有不少地方存在这一问题。研究并提出有效的衔接方式，保证贫困农民公平地享受基本医疗服务，也是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任务。

（作者为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原题：巩固•规范•完善）

市级新农合办的几点问题

一、经费问题

新农合工作是一项社会事业性工作，服务对象都是在农村。每年的宣传筹资、检查指导、入户随访、相关的表格等都需大笔的经费，虽然政府每年都核拨一定工作经费，但还远远不够，所以请求上级有关部门加大对新农合的的投入，解决新农合实际困难问题。

二、编制问题

实行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党和政府对农民的一项惠民政策，服务对象是广大农民群众。目前，我市共有17万农民，参合农民就有14万多，而市合管办只有4个事业编制，乡级经办机构无人员编制，工作人员是从乡政府或卫生院抽调，成了服务对象多，服务人员少的情况，所以给新农合的监管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三、经办机构人员身份问题

市级新农合经办机构是一个综合管理机构，市合管办不仅每月要下乡检查指导、入户随访20个工作日以上，而且还负责每年一次的宣传筹资工作和实施方案的拟定工作；再次，市合管办每月还要对各医疗机构的医疗审核和财务的审核、复核、报批、资金下拨等事务；另外，市合管办还要负责市外转诊和审批、及一切日常事务工作，还自己创办新农合的工作简报。所以需要财务、审核、计算机管理、综合管理等多个种类的人员。现市合管办只有4个人编制，要做好本市新农合工作实为困难。

就拿我市的情况来说：市新农合办人员属事业人员，而且都无职称，平均工资为1200元左右，最长工龄达13年，而公务员工资平均在3500元左右，这两者差距实为太大；乡级经办机构也存在很大问题，我市目前乡级经办机构也大都是乡级卫生院兼职或由卫生院抽调至乡合管办，这就形成了“具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局面。

目前，州编办出台了相关政策：各县市成立县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为市卫生局下属的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所以新农合工作人员身份为事业人员，参加卫生系列的职称晋升，这将影响到新农合办财务、信息管理、综合管理等此类非卫生系列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问题。

中国医疗卫生政策经历多次调整

改革开放后我国医疗卫生政策多次调整，受到经济体制改革、宏观形势、政策逻辑和配套等的直接影响。其中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更多地思索。理性的展望未来必先取决于能否客观地理清我们当下的历史位臵。

上世纪80年代初至2002年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企业改革和农村公社解体使传统的企业自保和人民公社合作医疗 体制失去了基础。在随之开始的城市体制改革中，1985年城市卫生机构改革，总体上希望改变政府办医院的状态，“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并实行内部奖励机制。几年后，医院在财政拨款比例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得到了“不给钱，给政策”，这个政策实质上就是各类承包制，大家也希望“一包就灵”。

整个上世纪90年代，为遏止高涨的医疗费用同时配套国有企业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变化的核心是城镇职工保险制度的建立。随着1994年开始的“两江”(指江苏镇江、江西九江)试点，“两江”试点一个初衷是希望劳动部解决医疗保险筹资问题，希望卫生部解决所筹集资金的合理使用问题。随着试点深入，大家意识到必须解决医院如何使用保险资金的问题，这就需要对卫生管理机构、医院进行体制改革。

于是1997年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下称“40条”)和《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其目标是：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遵循卫生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逐步建立起宏观调控有力、微观运行富有生机的新机制。

思路重点在于：逐步建立国家、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三方合理负担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卫生行政部门转变职能加强行业管理、合理配臵充分利用卫生资源、积极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制定卫生机构设臵和人员编制标准，规范财政对卫生机构的投入，医疗收支和药品收支实行分开核算、分别管理，加强农村卫生等。不过在之后的几年里，除了2000年左右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外，其余多数改革动作进度不快或缺乏进展，如合理配臵医疗资源的前提——专家对医疗机构的评审制度没有进一步落实、社区卫生服务到2006年才有具体指导意见和配套文件、2003年才开始新的农村合作医疗运作(下称“新农合”)、卫生行政部门转换职能更是不易、医疗收支和药品收支也很少做到分开核算等。

200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其后又有9个配套文件，核心是“医疗、医保、医药”三项改革。强调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卫生行政部门转变职能，政事分开，实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转变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实行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规范财政补助范围和方式，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加大药品生产结构调整力度，改革药品流通体制。

最初这个“三医”联动改革设想是希望全面解决深层次体制和机制问题，但之后执行乏力。一年后就有领导表示深层次矛盾出现，改革难度加大，文件在具体操作上着力较大，但在制度上、机制上没有重大突破。现在看来，虽然方向正确，但在改革逻辑、主次矛盾突破、部门利益和协调、制约因素(如绕不开的财政补偿机制)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由此造成此后的改革缓慢。

2002年至2007年

2002年至今的医改重点可以概括为“三方突进、机制不动”。“三方突进”为城市社区卫生、新农合与公共卫生建设有较快进展，以覆盖面的数量为重点，但整体医疗卫生运行机制并无改变。

城市中，发展社区卫生服务被作为构建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的突破口和关键环节。2006年，相关文件出台，国务院也成立城市社区卫生领导联席会小组。这是在机制没有大变化的情况下，力图着力解决现实问题，“挤出”城市一级医院到社区。城市居民保险方面，在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2007年启动城镇非职工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力图针对未就业居民、少年儿童、老人提供以大病为主的医疗保障。

2003年开始，全国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从覆盖面上看进展很快。2007年底，已基本覆盖80%的农村居民。

2003年的SARS直接警示着我国严重落后的公共卫生体系，之后国家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筹集资金大力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应急救治体系、疫情监测网络和重大疾病防治等。

先扩大覆盖面，进而根据不同地区情况提高政府和社会补偿比例是基本政策逻辑。不过无论是新农合还是社区医疗及城镇居民保险也都越来越面临着深层次体制约束，除了报销额度太低、参保积极性不高、自身支付部分无力等，还有如社区卫生机构药品少且价格不低、一些社区卫生机构尚未成为定点医保单位、财政补偿不到位、资源整合受行政管理制约难度大、双项转诊难落实、看病者较少等等。而公共卫生方面，如何在初具房屋办公和设备条件的基础上，基层疾控机构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能和人员编制、实行全额财政拨款、人员培训和加快项目制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客观地看，1997年后，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一直在改革中，方向也基本准确并符合国情，但力度、着力点、政策协调，延续性、整体性，特别是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一直缺乏，扭曲之处基本没有改变，致使改革进程较缓慢，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和群众对医疗公平提供的需求。

新医改路线：从“十一五”规划至今

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多重性和长期性都预示着医改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更应理性看待医改，适当降低高预期，重点关注方向、体制改革、具体配套政策及执行

事实上，在人们等待的同时，从2006年3月的“十一五”规划批准，到当年10月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再到不久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从时任卫生部长高强的数次谈话内容，再到2007年5月国务院审批下发《卫生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十七大和年底卫生部长陈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医改工作的汇报，医改方向轮廓渐清，而且事实上大多都在操作中，已无悬念。

比较正式的说法是“四梁八柱”，包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等四大体系。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国家基本药品管理制度、公立医院管理制度四项基本制度。还有医疗管理机制、运营机制、筹资投入、监管机制、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定价机制和立法保障这八项机制。而就其运行机制和重点看，预计未来将包括：

(1)基本方向和原则。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和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缩小城乡间、地区、不同收入群体间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使城乡居民公平享受到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坚持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坚持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医疗保险制度和医药生产流通体制同步改革；坚持从国情出发，优先发展农村卫生和社区卫生；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2)全民复合型医疗保险体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建立多种形式、不同水平的全民复合型医疗保险体系。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体系。同时发展商业医疗保险，首要目标是尽快覆盖到城乡居民，也就是短期内达到低水平广覆盖。

(3)供需方兼顾，分类补贴。因事制宜，提高医疗保障能力，同时有效控制医疗费用。对于公共卫生服务，应该直接补给农村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免费为群众提供服务，并核定服务数量和质量，建立考核机制；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府直接补助农民和城市居民参加；对于医疗服务机构，政府也应该增加补助，保障群众享受低价的医疗服务。

(4)筹资来源。公共卫生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财政预算，基本医疗服务资金来自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面。

(5)医疗卫生机构属地化和全行业管理，整合资源。推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这一思路很早就有提出，但落实不易，是下阶段医改的重点和难点。

(6)首批10家定点生产“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的企业于2007年11月公布，实行零差价或低差价，基本药品(300～400种药)和一般普通药品采取定点生产，统一招标，统一配送，但维持专利药、创新药的市场化。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2007年7月也规定，必须参加医疗器械的集中采购，卫生主管部门回收采购权。

2007年，医改方案牵动着太多人的心。但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多重性和长期性都预示着医改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更应理性看待医改，适当降低高预期，重点关注方向、体制改革、具体配套政策及执行，还有若干关节点。

2月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深情演讲，在向学生学者简要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同时，敦促大家“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摄

新华网英国剑桥２月２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２日在英国剑桥大学具有５００年历史的“瑞德讲坛”发表了题为《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演讲。全文如下：

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在剑桥大学的演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尊敬的校长，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外边下着大雪，天气严寒，但是我的心是热的。我早已盼望在剑桥同老师、同学们见面，互相交流。现在正是金融危机的严冬季节，但是我看到年轻人，仿佛看到了春天，看到了光明和未来。因为我坚信，知识的力量，年轻人的勇气，是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整个世界的命运。一篇好的演讲应该是不加修饰的。用心说话，讲真话，这就是演讲的实质。我希望我的演讲能够给老师、同学们思想以启迪。你们能够记住其中一两句话，那我也就满足了。

到高等学府，我的心里总是充满敬意。这种心情是由于我对知识、对老师、对学校的尊敬。所以，我方才深深地给校长、给老师们鞠个躬，那不是礼节，而是一个学生对待校长和老师应尽的礼貌。

来到向往已久的剑桥大学，非常高兴。剑桥举世闻名，培养出牛顿、达尔文、培根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剑桥建校８００周年，我谨致以热烈祝贺！首先，我向剑桥大学赠送“中华数字书苑”，其中收录了中国出版的２０万种电子图书，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大家可以从中更多地了解中国。

这是我第四次访问英国。中英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不断增多。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经贸、文教、科技等领域的有效合作，为发展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我向长期致力于中英友好的朋友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

我深深爱着的祖国——古老而又年轻。

说她古老，她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

说她年轻，新中国成立才６０年，改革开放才３０年。中国人民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又经过艰苦的探索，终于找到了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明古国焕发了青春活力。

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最根本、最具有长远意义的是体制创新。我们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臵的基础性作用。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把发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结合起来，实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坚持以人为本，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公正的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让国家政通人和、兴旺发达；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让每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得以迸发，成功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３０年来，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２亿多，人均寿命提高了５岁，８３００万残疾人得到政府和社会的特殊关爱，这是中国保障人权的光辉业绩。九年免费义务教育的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使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理想，正在变为现实。

我愿借用两句唐诗形容中国的现状：“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中国人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古而又新的发展中大国进行的一场伟大实践。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深深爱着的祖国——历经磨难而又自强不息。

我年轻时曾长期工作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在那浩瀚的沙漠中，生长着一种稀有的树种，叫胡杨。它扎根地下５０多米，抗干旱、斗风沙、耐盐碱，生命力极其顽强。它“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世人称为英雄树。我非常喜欢胡杨，它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精神的象征。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次次战胜了天灾人祸，渡过了急流险滩，昂首挺胸地走到今天。深重的灾难，铸就了她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品格。中华民族的历史证明了一个真理：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从民族的进步中得到补偿。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在汶川地震灾区的亲身经历。去年５月，四川汶川发生震惊世界的特大地震，北川中学被夷为平地，孩子伤亡惨重。可是，时隔１０天，当我第二次来到这里时，乡亲们已在废墟上搭起了板房教室，校园里又回荡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当时我在黑板上，给同学们写下了“多难兴邦”几个字。地震发生以来，我７次到汶川灾区，碰到这样感人的事迹不胜枚举。我为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愈挫愈奋的精神深深感动。这种伟大的精神，正是我们的民族饱经忧患而愈益坚强、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中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但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这种基本国情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中国的人均ＧＤＰ水平，排在世界１００位之后，仅为英国的十八分之一。到过中国旅游的朋友，你们所看到的城市是现代的，而我们的农村还比较落后。

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面临三大历史任务：既要努力实现欧洲早已完成的工业化，又要追赶新科技革命的浪潮；既要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又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既要实现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又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还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但是，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我深深爱着的祖国——珍视传统而又开放兼容。

中华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博大精深。“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奉为最高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古老的经典——《尚书》就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主张人民和睦相处，国家友好往来。

“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哺育了中华民族宽广博大的胸怀。我们的民族，既能像大地承载万物一样，宽厚包容；又能像苍天刚健运行一样，彰显正义。

１５世纪，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到过三十几个国家。他带去了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还帮助沿途有的国家剿灭海盗，真正做到了播仁爱于友邦。

国强必霸，不适合中国。称霸，既有悖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也违背中国人民意志。中国的发展不损害任何人，也不威胁任何人。中国要做和平的大国、学习的大国、合作的大国，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和相互学习。今天的中国，有３亿人在学英语，有１００多万青年人在国外留学。我们的电视、广播、出版等新闻传媒，天天都在介绍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正因为我们善于在交流中学习，在借鉴中收获，才有今天中国的繁荣和进步。

进入２１世纪，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体，文化的发展将不再是各自封闭的，而是在相互影响中多元共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人类文化贡献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她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中国将永远坚持开放兼容的方针，既珍视传统，又博采众长，用文明的方式、和谐的方式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老师们，同学们：

我之所以强调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就是因为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一百年前封闭落后的旧中国，也不是３０年前贫穷僵化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古老、多彩和现代的中国。我希望朋友们，多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今天的中国人究竟在想什么、做什么、关心什么。这样，有助于你们认识一个真实的、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中国，也有助于你们了解中国是如何应对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都受到严重冲击。现在危机尚未见底，由此可能带来的各种严重后果还难以预料。合作应对、共渡难关，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认为，应对全球性危机，需要增进合作。有多大程度的相互信任，就可能有多大程度的合作。中国政府主张：第一，要首先办好各国自己的事情，不把麻烦推给别人；第二，要精诚合作，不搞以邻为壑；第三，要标本兼治，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我在达沃斯会议上已重申，应该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这里我想谈一谈中国是如何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

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显现。从去年第三季度以来，出口大幅下滑，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压力加大。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局面。面对危机，我们果断决策，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迅速出台扩大国内需求的十项措施，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扩大内需。中国政府推出了以财政支出带动社会投资，总额达４万亿元的两年计划，规模相当于２００７年中国ＧＤＰ的１６％。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铁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生态环保建设和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国政府还推出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一年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５０００亿元。我们还大幅度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措施。

二是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计划。我们全面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制定汽车、钢铁等十个重点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我们采取经济和技术的措施，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臵效率。我们鼓励和支持企业广泛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开发适销对路产品。

三是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科技是克服金融危机的根本力量。每一场大的危机常常伴随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经济的复苏，都离不开技术创新。我们加快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特别是核心电子器件、核能开发利用、高档数控机床等１６个重大专项，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为中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推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就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四是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失业保险金和工伤保险金标准，提高城乡低保、农村五保等保障水平。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全国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初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我们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正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我们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重点解决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问题。开辟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

我们采取这些措施，把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振兴产业、加强科技支撑、强化社会保障结合起来，把拉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增加就业结合起来，把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结合起来。这样做，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将给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带来巨大的商机。

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留给世人的思考是沉重的。它警示人们，对现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理论，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

中国曾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把计划看成是绝对的，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场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一味放任自由，势必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分配的不公，最终受到惩罚。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决不会把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对立起来。既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和社会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两手都要硬，两手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实现按照市场规律配臵资源，也才能使资源配臵合理、协调、公平、可持续。

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告诉人们，不受监管的市场经济是多么可怕。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一些经济体疏于监管，一些金融机构受利益驱动，利用数十倍的金融杠杆进行超额融资，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把巨大的风险留给整个世界。这充分说明，不受管理的市场经济是注定行不通的。因此，必须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储蓄与消费的关系。

有效应对这场危机，还必须高度重视道德的作用。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的光芒甚至比阳光还要灿烂。真正的经济学理论，决不会同最高的伦理道德准则产生冲突。经济学说应该代表公正和诚信，平等地促进所有人，包括最弱势人群的福祉。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老师们，同学们：

英国是我这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这次访问，加深了我对欧洲的了解。中欧合作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对中欧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充满信心。我们之间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也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中欧合作基础坚实，前景光明。英国是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你们在发展经济、保护环境等方面，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加强交流与合作。

未来属于青年一代。中英关系的美好前景要靠青年去开拓。抚今追昔，我想起对中英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剑桥校友李约瑟博士。他的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继承传统、勇于创新，是剑桥大学的优秀品格。希望更多的剑桥人关注中国，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做中英交流的友好使者。我相信，只要中英两国青年相互学习，携手共进，一定会谱写出中英关系的崭新篇章。谢谢大家！

央视新闻联播：当地时间2号下午，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的演讲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演讲过程中，有一男子极力干扰现场秩序，破坏演讲，他的行径遭到了现场师生的强烈反对，并在一片斥责声中被带离现场。温家宝在剑桥大学演讲时，礼堂后方一名西方人模样男子突然起身叫嚷，并向讲台投掷鞋子。该男子的行径引起全场听众的强烈愤慨，大家齐声高喊“可耻”、“滚出去”。此人在一片斥责声中被安保人员带离现场。温家宝总理说：“这种卑鄙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是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剑桥大学发表声明。校长理查德说：我们对温总理来剑桥发表演讲深感荣幸。我对某个人违反剑桥大学传统，不尊重演讲者的行为表示非常遗憾。剑桥大学是理性争鸣和辩论的场所，不是掷鞋的地方。理查德还对中方人员说，个别人的行为不能代表剑桥师生。温家宝总理现场的表现令人敬佩。演讲内容精彩充实，深深吸引了听众。英官方对此事件表示遗憾和歉意，允将依法处理，称此事不能改变温家宝总理访英取得成功的事实。

英国当地媒体连日来高度关注温家宝总理访问英国，评价温总理此访进一步加强了中英合作，对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具有重要意义。媒体纷纷对肇事者的行径予以谴责，称此人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是温总理赢得了满堂掌声。

试论科举制度的利弊 篇7

一、历代选官制度的演变

历朝统治者的核心利益必然是保障其王朝统治的稳定性与延续性, 力求达到“后世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 传至无穷”的目标。而选拔直接处理王朝各项事务的各级官员的制度, 是一项必不可少而又极其重要的政治行为, 也是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既然要选拔官吏, 就必须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准则。较早流行于先秦的是世卿世禄制, 后代仅凭借先辈的功绩即可冠冕堂皇的居于庙堂之上, 根本无法保证后继官员的素质;至汉初按军功授爵, 有了“非功臣不封侯, 非侯不拜相”的定制, 可行至文景时期就难以为继, 以致文帝也发出了“若逢高皇帝, 万户侯何足道哉”之叹。而在两汉四百多年历史中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 所谓察举是三公九卿二千石 (包括地方郡守在内) 等高级官员根据自己的考量, 把其所认为辖区内的品德高尚, 才干出众的在野之士或下级官吏推荐给朝廷, 授与官职或提高官职的一种制度。察举所提倡的品德高尚、才干出众主要是指对儒家思想的遵循, 体现了统治者希望借力儒学将世人对居家之“孝”转移到对国家、对朝廷、对帝王的“忠”上, 从而为政治统治奠定更稳定的根基。可事与愿违, 察举逐渐被地方豪门所把持, 最终出现“举秀才, 不知书;察孝廉, 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却如鸡。”的局面。而始自曹魏的九品中正制, 其本身即是皇权与强大门阀势力相互妥协的产物。重家世、轻才得, 继而将真正的贤能之士排斥在外, 竟发展到“崔、卢、王、谢子弟, 生发未燥已拜列侯, 身未离褓业已冠戴”的荒唐地步, 不免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够推行, 常常被认为是中央王权对地方豪族斗争胜利的结果。无论如何, 科举制是对过去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一个超越, 同时科举也是当时社会政治改革和王朝长治久安的必然产物。科举制在经历隋朝的创始, 唐代的丰富、宋代的完备、到明清达到了鼎盛。1300年的科举, 一场千秋大考, 承载了太多的社会生活内涵, 有太多的内容值得我们冷静的思考。

二、科举对于社会的积极意义

1、有助于封建社会的稳定

科举制的用意, 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 来不断挑选社会上优秀分子, 使之参预国家政治。此制的另一优点, 在使应试者怀牒自举, 公开竞选, 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须经由地方政权之选择。在此制度下, 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 可以促进社会文化向上, 利用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趣味而提高其爱心, 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于一个中央之统治。现代社会学创始人马克斯·韦伯认为, 科举制因引发生员们为俸禄和官职的竞争而斗争, 就防止了绅士们起来一起反对政府, 因为它给予士子们一线晋升的希望, 他们因会为此, 以积极态度沿着合法的途径前进。科举制的创立的确有赖于中央集权的推动, 而其的运行则变成了中央集权的有力保障。“科举之设, 草泽望之起家, 簪绂望之继世。”科举一方面对庶族阶层而言是极大的刺激, 希望通过头悬梁, 锥刺股, 凿壁偷光, 皓首穷经的方法来实现“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的希冀, 抱着有朝一日通过合法途径进入上层社会的梦想, 安于现有统治, 乖乖的做一个顺民;而世家大族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防止家族地位的衰落, 改变“人无三代富”的命运, 大力培养子弟不断走进科场, 科举似乎成了唯一积极的出路。出现“天下英雄尽入其毂中”的局面。

科举及第者成为当时社会中的精英, 同时也成为全社会的榜样。科举既支撑着整个国家的运行, 反过来又是国家控制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 宋太宗曾公开说道:“科举取士, 足以为致治之具。”清朝末年废止科举, 而又拿不出新的政策来控制、拉拢士人, 因而导致其更加孤立, 并加速其丧失在思想领域、地方权利的控制权, 偌大帝国, 最终在武昌起义一声枪响下轰然倒塌。清王朝统治者也成为废科举制的最大的输家。

2、改变官员的知识结构、出身构成, 提高整体素质

以宋代为例,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明确告知臣僚, 只有依靠考试制度才能选取真才;只有打破分裂势力及士族对国家政治的垄断, 才能获得寒俊之士的支持, 使其为江山社稷的稳固竭尽全力。富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放不用架高粱, 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 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 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随平生志, 六经勤向窗前读。在最高统治者强有力的政策保障下, 在极大物质诱惑下。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步入官员行列, 如吕蒙正、寇准、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于谦、张居正、徐光启、潘世恩、龚自珍、翁同龢、洪钧等等, 一批批有学之士源源不断的注入对改变官员阶层的知识结构、提高官员文化素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通过科举取士的成为选拔官员最主要的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恩荫和世袭及其它方法进入仕途。通过科举, 一大批小地主、自耕农、手工业者、商人出身的文人垂直流动升迁到各级官吏岗位上, 相对改变了由地方豪强、贵族垄断官位的局面。

3、推动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的扩大

随着科举越来越被统治者所重视, 科举制度的逐渐规范化及完备, 科举出生逐渐成为做官的唯一正途以及后世朝代科举录取人数较唐增加 (宋代尤甚, 两宋319年期间共录取进士35000余名, 平均每年110名, 几乎是唐5倍) , 科举地位的提升都极大刺激来了中、下层人士的读书欲望, 加速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在公元1200年, 科举出身人数达64500人, 占全国人口的0.101%, 从此数据可推知宋代知识分子阶层人数相当可观。而到了十九世纪太平天国前夕, 张仲礼估计全国生员就达到了74万的规模。

伴随着知识分子群体的扩大, 他们或者进入仕途, 参与朝政、管理地方政务或者返回乡里成为地方上的领袖。因而这一阶层的等级观念、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远过于这一阶层本身, 无论在政治领域、思想领域、文化领域等方面都渐渐成为执牛耳者。

三、科举制存在的弊端

1、考试内容狭窄, 价值导向单一

科举制发展至明清时期, 八股文成为考试必用文体, 考试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 并只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解经的唯一标准, 作者不能议论褒贬, 抒发己见, 只可代圣人立言。此举大大钳制了读书人的思想, 其弊不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举。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官员阶层一直是一个很小的群体, 一般仅一万多人, 最多也不过数万, 面对日益庞大的读书群体, 生员壅滞现象日益严重。最后导致大量读书人在八股取士的道路上耗费了终生, 皓首白发以待金榜题名, 别无所事 (在古代的“四民”社会中, 读书人是不愿意从事那些他们认为是下层人所从的是的行业的, 即使他们面临着严重的温饱问题) 。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 畸形的“人才过剩”现象, 造成大量人才埋没在野的现象, 毕竟相对于数以百万计的读书人而言, 获取功名进而入仕的名额是少之又少。

2、一味追求功名, 真才实学不受重视

自科举之法行, 人期速效, 十五不应试, 父兄以为不才;二十不与胶庠, 乡里得而贱之。读书以参加科举为唯一目标, 与八股无关的书籍一律排斥, 甚至在明清时期出现了民间印刷作坊只印各类科举及第者的八股文以及一些所谓名家筛选的八股作品集 (相当于现在市场上各类考试辅导书) , 市间书店也只卖科举取士所用的书籍。社会对科举及第的盲目尊崇、狂热迷恋, 致使大量读书人不追求真才实学而只注重科举应试之技巧, 为了拾取芝麻而丢了西瓜。这也成为中国社会自明末开始在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等方面落后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末, 在西潮的冲击下, 僵化的科举制度遭到趋新人士的强烈批评, 如梁启超痛斥“八股”曰“八股取士, 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 行之千年, 使学者坠聪塞明, 不识古今, 不知五洲, 其弊借由于此, 顾炎武谓其祸更甚于焚书坑儒, 洵不诬也。”1903年, 袁世凯、张之洞上奏亟呼废科举:“科举一日不废, 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 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 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四、结束语

自隋立科举以来, 科举制度及其文化已存在了千年, 极大的改变、影响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整体面貌, 深深扎根在一代代中国人的固有思维之中, 其影响延伸至今而不绝。在科举制度废止已逾百年的今天, 对于过往的历史, 我们有责任加以冷静的思考、区别分析, 从而理性的认识科举制度。

摘要：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最成功的选官制度, 也是封建社会后期由“士”转“仕”的唯一正途。科举与中国传统社会好比是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 相生共存了一千三百年。作为一项制度的科举考试, 必然存在着其优越之处与不足点,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必须承认其对中国古代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科举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做的重大贡献之一, 其影响同我们所熟知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一样远播海内外, 被视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

“非升即走”用工制度的利弊分析 篇8

[关键词] “非升即走”用工制度 利弊分析

一、广泛存在的“非升即走”用工制度

“非升即走”是国内外很多组织中常见的用工制度。该制度指的是一个不是足够好、从而没有被提升的员工将自动被解雇[1]。例如在美国，年轻教授在任职的第6年被考核，合格后将晋升到终生教授这样长期学术研究的职位上，从而获得终生的工作保障；而不合格的则导致教授职位的终止。美国军队也有相似的体制，在军人的职业生涯中，某些军官在考核后得到提升，没被提升的将要求自动从部队中退役，回到平民生活并重新寻找工作。

在中国，“非升即走”制度广泛存在于企业和事业单位雇用员工的试用期考核。在我国，有些企业直接规定员工试用期满才能转正，其试用期工资是正式员工工资乘以某系数（系数小于1）；也有很多事业单位实行两套用工制度，试用期期间员工属于编外人员，试用期结束时进行考评，合格后得到转正，成为编制内的正式员工，签订长期劳动合同或用人协议；不合格则终止劳动关系。企事业单位将在录用新员工后往往规定3至6个月甚至1年的试用期，并在这段时间考察员工是否真正适合本单位相关岗位的要求。如果员工表现非常优秀，考核合格，则被提升为正式员工或提升到更高的职位，同时给与更高的薪酬待遇；如果员工表现平平将被解雇。

在编员工或正式员工的薪酬、福利待遇远远优于编外人员、非正式员工或临时工，例如有些企业试用期员工工资总额只有正式员工的0.6倍，而在事业单位，编外员工除了得到较低薪酬，也不享有医保、工会会员等福利。下图描述的是“非升即走”的用工制度下员工的薪酬总量情况。

P0:新员工进入企业时的薪酬。

P1:新员工考核优秀、转正或提升后的薪酬。

t1:试用期，即决定去留的考核时间。

图中在试用期t1时间内员工的薪酬固定在较低的水平P0，试用期间束后如果员工考核合格,被提升到更高的职位上,薪酬总水平将提升到P1，并随工龄逐年增加。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事业单位要采取“非升即走”的用工制度呢？“非升即走”的用工制度对组织经营和管理有何利弊？对被提升或被解雇的员工又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组织实行“非升即走”用工制度利益分析

“非升即走”这种用工制度对员工的考核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苛刻，在我国得到广泛的应用，这是因为这种制度能为组织带来明显的利益。

第一，这种制度能为组织甄选并保留最优秀人才。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查，企事业单位对员工的工作情况比较了解，员工也有足够的时间充分用业绩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通过绩效考核，能够把最适合在本单位工作的优秀员工甄别出来，并以更高的薪酬保留这些人才，提升组织人力资源的总体水平，这是组织实行“非升即走”用工制度的首要目的。

第二，“非升即走”的用工制度能激发员工的工作潜能，为企业创造更高价值。在“非升即走”的制度中，员工不但受到提升和高薪的鼓励，同时也受到被解雇的威胁。在中国，员工必须面临组织内部和外部的竞争压力，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企业具有较大的选择优势，员工与企业相比则处于弱势地位，害怕失去工作的员工往往通过各种方法挖掘自己的工作潜能，极力提高工作效率或绩效水平，以图在考核后能留在企业并获得高薪。经过严格筛选的优秀员工继续供职于企业，他们所创造的价值远高于企业雇用他们付出的薪酬。这也是企业为什么热衷于采用“非升即走”这种用工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企业可以通过“非升即走”的用工制度节约薪酬成本。不是十分优秀，不能为企业创造足够高的价值的员工在该用工制度下必须离开企业，这就使得一些对于企业来说处在不重要岗位上的、“可有可无”的员工在竞争中被淘汰。同时企业可以继续用较低的试用期薪酬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到新的廉价劳动力，而不必由于员工工龄增加而付出过多的工资或福利。当然，“非升即走”的用工制度不能被滥用，在我国存在着许多企业为了节约薪酬成本，随意招人、炒人，违反劳动法的现象非常常见，这是不能提倡的。企业所有的用工制度必须符合劳动法律法规，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第四，“非升即走”的用工制度提高了留在组织里的员工的忠诚度。只有那些非常适合、能为该企业创造价值的员工才能留在企业，通过绩效考评，被留任员工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回报，他们会认为自己在这个组织里找到发挥自身才能的平台，并得到组织的提升和重视，组织也“遵守诺言”给予更高的职位和高薪作为回报，于是组织承诺大大提高，将更加愿意为企业效力。“非升即走”的用工制度“迫使”企业要甄别人才并为优秀员工加工资，使他们的贡献得到承认，如果工资不涨，优秀员工很可能减少付出来适应较低的报酬，或者直接跳槽。

三、组织实行“非升即走”用工制度弊端分析

“非升即走”的用工制度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分析其有利之处的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制度对于企业来说也存在着很多弊端。首先是企业在这种用工制度下会解聘某些劳动边际产出为正的员工。企业中有许多员工即使业绩一般，他们的产出也大于他们的报酬，也就是说他们劳动的贡献大于劳动力成本，劳动边际产出为正。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保留这些员工能够获得收益。那些不采用“非升即走”用工制度的企业在考核后将继续延长试用期或继续给予业绩一般的员工“编外”职位，使其继续留在组织工作。然而在“非升即走”的用工制度下，这类员工如果由于在考核中没能达到升迁或升级标准而被解雇，那么解雇这些劳动边际产出为正的员工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损失。这是“非升即走”用工制度最受质疑之处。

第二，增加企业招聘和解雇员工的成本。企业招聘需要成本，从制定招聘计划，到刊登招聘广告，到开宣讲会、面试，都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如果企业在劳动合约期间内解雇员工，可能还需要偿付违约金。员工的高流动率无疑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人事成本，使大量的资金花费在外部劳动市场上搜寻优秀的劳动力，而非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人力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量浪费。因此企业必须衡量在市场上寻找优秀人才的搜寻成本和将员工培养成优秀员工的培训成本之间的大小。如果企业不考虑这一点，而盲目招人裁人，会这样做大大增加了自身的雇用成本，也导致社会劳动力在市场上转移的摩擦成本大大增加。

由于企业解聘大量员工，为保证完成工作任务必须招聘大量员工进入企业继续承担原来的工作。大量重复的招聘、面试使人力资源部和用人部门忙得焦头烂额，同时人员大量流失也使他们丧失了招聘新员工的热情和对新员工的关注，使招聘工作中甄别人才的功能大打折扣。“非升即走”的用工制度至少存在试用期满和用工期满两次考核，成了实质上的再录用程序，更加深了初次招聘工作的马虎和随意。

第三是会增加组织培训新员工的费用。企业对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只有在员工对企业做出贡献才能得以兑现。在“非升即走”情况下，企业对被解雇员工所提供的岗前培训、在职培训，随着员工离开企业都变得无法实现，成为企业的沉没投资。只有少数留在企业的员工才能把企业对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工作回报给企业。因此实行“非升即走”用工制度的企业更多的希望直接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到优秀人才，而培训对于企业是一种浪费。员工流动性越大的企业，越不愿意对员工进行培训。该制度下由于员工离开组织的概率很高，企业不可能对新员工实行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这是员工可能会由于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培训，而降低生产效率或工作业绩，从而又增加了被解雇的可能性。同时企业减少了对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可能使得部分优秀人才的流失。长此以往，恶性循环。“非升即走”很可能导致那些应该得到更多更好培训的员工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企业却把培训费用浪费在不久便永远离开该企业的员工身上。

第四，降低了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期望价值。如果企业长期采用“非升即走”的用工制度，外部市场上许多求职者会因为解雇风险太大而不愿进入该企业。外部市场上的众多求职者对自己的期望薪酬Pe是不等的。在图1中，在不考虑有其他企业同时进行招聘的情况下，如果求职者期望薪酬Pe< P0，则求职者愿意到该企业中工作，因为无论这类求职者日后能否留在企业中，在t1时间内他们能够获得高于自身期望的薪酬；当求职者期望薪酬在P0和P1之间，P0< Pe< P1，则取决于求职者的对于风险的偏好，喜好风险型的求职者可能会先忍受较低的试用期薪酬，进入该企业，以图将来能获得P1的高收入，风险厌恶型的求职者则由于试用期薪酬低于自己的期望、并有可能在试用期后被解雇，因此不会进入该企业；当求职者期望薪酬Pe> P1，求职者将不会进入该企业。

此外，对于风险厌恶型的新员工，往往为自己将来最差的遭遇作打算，他们表面认真工作，内心却已产生离职倾向，并利用工作时间和办公资源寻找新工作，为避免失业及早做出转换工作的准备。降低的员工忠诚度会导致一系列后果，如减少组织公民行为，偷懒和不履行职责，员工团队合作较差，员工之间关系恶化，甚至在组织内部和外部造成各种冲突。

四、“非升即走”用工制度对员工的影响

员工一旦受雇于组织，则必须在组织的各种制度下生存和工作，特别是组织的人力资源制度，将对员工工作具有深刻的影响。“非升即走”制度下员工与组织的雇佣关系变得非常敏感。对于被解雇员工，他们被推向劳动市场，成为失业者。丧失工作意味着失去了收入来源。同时他们在原来企业和行业中积累的特殊人力资本，包括知识、技能、客户关系、社会网络也可能由于离开该企业和行业而丧失。这是员工离开企业的退出成本。他们还必须承担转换工作的搜寻成本。在中国这样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雇员还往往会由于年龄增大而难于重新被雇佣。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于被解聘员工来说，“非升即走”制度下员工离开企业也不见得完全是坏处。

第一，“非升即走”制度可减小员工在企业工作的机会成本。不能适应企业工作环境，或者不太适合在该企业工作的员工能及早离开企业而在其他企业谋求发展，因此“非升即走”制度可以使不能在该企业得到发展和提升的员工不必在一个企业或行业耗费太长的时间。员工在一个企业里工作必须付出在其他企业里工作的机会成本，工作时间越长，则员工丧失在其他更适合自身发展的行业工作的机会，为此付出的机会成本越大。员工及时离开企业能减少机会成本，尽早在新的工作中投入工作时间和人力资本，以在更合适的企业或行业中谋求更大的发展。

第二，“非升即走”用工制度会降低员工离开该企业或行业的退出成本。员工在某个企业或行业工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关于该企业和该行业的特殊知识、技能甚至社会关系，如果这些知识、技能和社会关系在员工进入新企业或行业中不能被利用，则员工和企业共同投资的这些人力资本便成了沉没投资。时间越长，沉没投资越大，员工的退出成本越高，即员工越不愿意离开企业。这就是为什么通常工龄越长的员工越不愿意被解聘。所以如果企业能在雇佣早期便能清楚判断员工并不适合在该企业中长期工作和得到更高的发展，则解雇对于员工来说，大大降低了员工的退出成本，也减少了该企业对其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非升即走”用工制度对于被留在企业中继续工作的员工，也有好处。首先，该制度保障了优秀员工获得较高的薪酬。“非升即走”用工制度是一个良好甚至显得有些极端的机制，它明确的对员工业绩优劣进行判断，甄别出优秀员工，并给与提升。在该制度下，组织要么选择终止劳动关系，要么则给与员工提升和加薪，二者必选择其一。

如果企业不采取“非升即走”这种严格的用工制度，则少数优秀的员工和许多表现一般的普通员工都被留在企业中，企业只能以平均产出水平给这些员工付酬。那么即使是优秀员工，也只能获得一个较低的平均薪酬。优秀员工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留在企业并忍受低工资，并相应的降低自己的劳动付出，这种情况在劳动力市场不发达，或者经济低迷、劳动力市场上不易找到更好的工作的时候特别常见。二是离开企业，跳槽到别的企业实现自身的劳动力价值。在第二种情况下，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与柠檬市场上的逆向选择类似——市场上柠檬表面一样、里面有好有坏，由于信息不对称，买主只能对所有柠檬支付市场平均价格水平，于是好柠檬由于得不到应有的价格而退出市场。因此柠檬市场上坏柠檬比例越来越高，进一步导致价格降低，从而恶性循环，同样道理，企业如果不能甄别出优秀员工，而是对所有员工给与平均水平的报酬，则会导致好员工的流失，差员工却由于得到高于自己产出水平的报酬而愿意继续留在企业中。于是员工的平均生产效率水平降低，如果企业进一步减少员工报酬水平，恶性循环，导致更多的员工跳槽。早期许多国有企业由于平均主义而流失了优秀人才，正是由于没有通过考核甄别出员工业绩好坏并付与相应报酬所造成的。因此，对员工进行绩效考核并按业绩付酬在一定程度上是很有必要的。而“非升即走”的用工制度比按业绩考核计酬的方式更为极端，只将最优秀员工留在企业并提升至更高职位。这个制度对于那些业绩优秀并且留在企业的员工而言，确实能保障他们得到较高的报酬。

而对于那些留在企业并得到提升和加薪的员工而言，他们是竞争中的胜利者，但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可能面临更大的业绩压力，必须持续为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由于企业不断留下足够优秀的人才，他们面临的竞争可能更加剧烈，而且同样存在着被解雇的风险。

五、“非升即走”用工制度在中国实践的情况

在美国，“非升即走”用工制度在高校的教授职位、军队军官职位得到广泛的应用，而在我国，实行该制度的岗位却往往是企事业单位中的低层职位，通常针对试用期间的新员工设立。这些岗位上的员工并不掌握组织的关键资源或信息，往往是频繁的更换新员工，具有极高的流动性。

我国中小型民营企业采取“非升即走”用工制度招聘新员工的现象是很普遍的，这是因为民营企业更倾向于直接从劳动力市场上寻找优秀人才，而缺乏采用有效的培训手段来增加企业内部员工的人力资本存量，“能用就招，招来就可用”，是这些企业招聘的原则和特点。采用“非升即走”用工制度，意味着企业在试用期结束时往往会终止与新员工的劳动关系，因此这些企业大多数不会重视对新员工进行培训投资。劳动力市场上，如果那些很希望得到职业培训以提升自身人力资本的应聘者明白到这一点，则不会选择进入该企业。

国内实行“非升即走”的企业往往给外部正在寻找工作的应聘者的感觉是职位极不稳定，因此企业招聘到的往往招的是薪酬期望值较低的员工，而薪酬期望值较低的员工通常是缺乏工作经验或工作能力并不很高的人，这就是现实中这些“不稳定”的企业很难招到高层次人才的原因。长此以往，造成低薪的新员工被边缘化，还没成为企业的“正式职工”或“在编员工”便跳槽离开。

在中国现实的劳动力市场上，“非升即走”往往意味着同一个企业两套用工制度和薪酬制度，成为企业招募廉价劳动力和解聘底层员工的方式。企业通常将一些繁琐且并不重要的工作任务交给年轻的新员工干，无论新员工怎样努力，试用期结束就再换新人，这样该岗位的薪酬一直处在很低的水平上，短期上看可缩减很多岗位的薪酬成本。但这种用人和付酬方式是很不道德的，从长期来讲，这些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声誉会很差，导致更难招到优秀员工。因此我国企事业单位应权衡“非升即走”用工制度利弊，慎重选择此项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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