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及其意义

论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及其意义（共8篇）

论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及其意义 篇1

论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及其意义

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是贯穿整个康德哲学及其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判断和衡量人类的道德进步和现世幸福的最高尺度.文章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永久和平”这一思想的理论内涵,并肯定了这一思想的积极意义.

作 者：王琦 WANG Qi 作者单位：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杭州,310018刊 名：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NN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6(6)分类号：B516.3关键词：康德 永久和平国家

论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及其意义 篇2

一、“永久和平”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启蒙时代在18世纪的欧洲混乱和战争中结束,康德基于对欧洲各国所犯战争罪行的深思,论证了“永久和平”这一伟大思想的可能性,渴望能规划一个“永久和平”的宏伟蓝图。对于“永久和平”的界定,最直接的描述就是彻底结束一切战争,让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康德意识到,这一定义并不是一种和平状态,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他认为,“和平状态就必须是被建立起来的,因为放弃敌对行为还不是和平状态的保证”[1]。建立永久和平,就要求人们走出自然状态,进入一种公民——法治的状态。可以说,永久和平正是人与人之间处于权利状态的重要标志。康德对永久和平的条款的规定,实际上就是对人在不同层次上的公民权利状态的描述。他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这一著作中,再次对“永久和平”的概念与一个永久性的民族联合大会,即自由国家联盟进行了强调和声明。这两部著作同时体现了康德的战争观与和平观,只是在《永久和平论》中比较详细客观地分析了战争的两重性。

一方面,康德反对战争,认为它摧毁了人类迄今所建立的一切法律体制和道德的神圣性,是“一切罪恶与道德的边缘”[2]。另一方面,康德又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进步意义。因为战争使人类觉醒,推动文化进步,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必要手段。康德对战争的观点体现其时代的局限性,又矛盾地看到了对战争的积极评价,这与“永久和平”的理想蓝图是冲突的。在康德的理念中,只有通过残酷的战争,人类才开始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积极为永久和平创造条件。因此,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在永久和平尚未到来之前,战争是难免的。如果一个国家因其强大就可以有权吞并、压服另一个弱小国家,那么只会更加迅速地招致它自身的灭亡,因为它的侵略行为会招致小国联合起来反抗大国的侵袭,或者使别的大国也来参加这场战争,从而给它自身引来灾祸。任何国家都不得以战争来谋求它的权利,但任何受侵略国家都有权进行反侵略战争,即用战争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在今天的国家立法精神中,任何侵略国家发动战争都被视为非法,任何受侵略国家都有权发动战争进行自卫。

在康德的和平观中,和平绝不是没有战争的状态。他认为,各民族间的和平保障必须要建立在合法地位的契约基础之上。它既是人类理性的至高追求,又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考验。因此,在订立契约之前或者说永久机制未建立之前的国家舞台,就处于自然状态或战争状态。所以,自然状态的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这里不对康德所认为战争的根源乃是君主专制和人性本恶的原因作具体分析,而是要对康德的和平理念中战争在这一方面所起到的影响作探讨。

二、和平构想的核心环节——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

康德写出这部《永久和平论》哲学巨著,是出于对欧洲普法战争的理性思考。他为人类永久和平的筹划,是由一个民主国家到自由国际联盟,并最终达到世界公民状态的宏伟蓝图。作为一个先验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他始终坚信永久和平不是渺茫的渴望和依稀的梦想,这一理想完全是一个“康德式”先验的普遍理念,他对永久和平的可能性从未有过一丝的怀疑。他对永久和平的可能性早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就已经有过论证。正是在这一困难和疑惑问题的探索中,康德提出关于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之构想。

首先,在这复杂的探索中,康德提出了自由国家联盟制度的构想。这个构想是由自然状态到法治国家共同体的进程。康德所说的共和制是代议制政权形式,共和制统治者的行政活动必须在公民意志许可范围内进行,也就是所谓的侵略性。康德描述到:“如果为了决定是否进行战争而需要由国家公民表示同意,那么最自然的事莫过于他们必须对自己本身作出有关战争的全部艰难困苦的决定。他们必须非常深思熟虑地去开始一场如此糟糕的游戏。”[3]。战争带来的各种后果需要公民承担,公民必然在选择战争上非常谨慎,即共和制在防止非正义的战争方面是非常有效的一种理想制度。其次,作为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也是国际权利的基础。当国家之间的关系处在自然状态时,各国家追求权利的方式只能是战争,但结束自然状态却不能像在单个公民之间那样通过屈从于作为更高权力的法律来实现。因为国家有其主权独立性。所以,为了结束战争而又保持一种国家间的自由状态,就必须要诉诸于一种自由国家的联盟,即一个维护和平的若干国家的联合体。而康德在论证这一联盟制度的如何可能性问题上有其局限性。他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主权国家的道德自觉层面上,而对如何保持主权自律的持久性问题未做真正的解决。就如现今的联合国大会是非常有可能向着这一目标趋近的,只是在美国霸权主义的干涉下遇到许多困难和障碍,但总体而言,联合国大会是最值得历史去期待的国际联盟组织。

而最后达到从自由联盟到世界公民权利的目的,是要以普遍的友好为条件的。康德说到:“一个普遍的、和平的联合体(如果不是友好的,它也是地球上可以彼此发生积极关系的一切民族的联合体)的理性观念,是一种法律的原则,它不同于博爱的或伦理的原则。”[4]。他指出,这不是一个仁爱问题,而是权利问题。也就是说,世界公民权利是基本的人权。康德认为所有人是平等的,不论其民族、种族、信仰及其发展程度如何。应该说,康德的世界公民权利观念正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而与理论相冲突的是康德又过于强调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和独立性,造成了这·权利在现实中的困境。

通过上述三大正式条款的论证和分析,康德论证了自己的结论并通过这一论证过程给和平构想中的联盟体制一个规范性的描述,正像通过社会契约结束个体间的无法律的自由自然状态一样,具有敌对倾向的国家间自然状态也应该结束,过渡到一种类似公民体制的自由国家联盟,而这种自由国家的联盟不具备国家的特性和强制的权威,因此它并非是世界性的共和国。这一描述所凸显的问题是清晰可见的,国家与自由联盟两者之间的分裂与矛盾,如若国家间不存在暴力,那就不需要自由国家联盟这一制度;一旦自由联合体出现了暴力,就会出现“国将不国”的情况,而自由联盟没有强制性的力量和手段又如何维护国家之间的“永久和平”状态呢?显然,康德把这样的原因分析和论证寄托在政治家们的道德自律层面上的诉求是不现实的。康德所认为的理性直接参与具体知识的建构,本身超越了自己本分,而这样既损害了知识又歪曲了自己,导致的是某种幻想,所以理性所能达到的只是一点消极的作用和导向而已。在康德看来,自由国家联盟也只能是一种消极替代品,它如果成为一种积极替代品,则必然会导致一种比国家间的自然状态更加可怕的状态出现。因此,这种和平构想的自由国家的联盟体只能是起规范和导向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对这样的理论设想只作消极层面的理解分析,在两百多年前的欧洲大陆,那个战争纷乱的年代,康德一生生活在哥尼斯堡小镇,能够筹划出世界性和平的宏伟蓝图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更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去考察这一理论的积极因素以及对后世,或者可以说对当今国家政治的影响。

三、和平构想的理论意义及影响

在战争混乱刚结束的启蒙时代,其理论影响是后世的理论无法比拟的。尽管康德的“永久和平”在理论前提的假定值得商榷,但笔者以为,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这种和平实践将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因为康德认为人类的理性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终源泉和动力。而且,这一理论不仅表达了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对于今天的国际政治思想实践也产生了积极的理论意义。

永久和平理论本身是虚幻的,但这一终极存在给予了人类自身和平完善的动力和源泉。追求乌托邦式的过程才是永久和平进程的伦理意义和价值本身。关颖对这一问题有过相似的见解,“康德的永久和平既不寄望于上帝的拯救和一些纯幻想的规划,而是对人类的普遍理性。康德通过对当时的法国大革命及其影响的冷静的思考,认为理性和社会契约可以被用于现实的国内政治中。”[5]这说明,康德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做了发挥,深深地受到他的老师启蒙思想的影响,将人与人之间摆脱无法律状态运用到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康德对世界和平的目的已经从政治发展到人的道德上的义务。这里从两个方面做了论证,其一,证明大自然为其自身的目的;其二,大自然自身是如何通过强制的保证通向永久和平来实现人的基本权利。从作为世界公民权利条件出发,基于人的实现权利植根于人的内心道德律令中的存在,对于大自然的内在目的而言,永久和平本身也是实现权利状态的重要标志。这种作为世界公民人人皆有的权利,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性的调整性原理,确立人们努力的方向。康德认为,把这种理想植根于每一个世界公民的心中,作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纽带,不断接近于这一永恒目标。

从国内体制和国外关系两个方面出发,看其对消灭战争和实现和平的超越国家与民族的道德层面上的深远影响。在前面的永久和平的第一项正式条款中就已经提到“代议制政权形式是最好的国家制度”,这种制度在减少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以及作为导向和平的惟一体制有着许多优点。由于共和制实行的是法治,它在无形之中的作用就是限制君主滥用职权,国与国之间建立公共法治秩序,使得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接受法律的约束,积极地防止那些非正义的战争。它在国际上的作用,体现了康德的“共和制”对后世的影响。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发挥作用,乃是因为民主国家,有用和平方法指导政治竞争和解决纠纷的愿望,而且会最终导致利益共同体的产生。在国际方面,即使是康德所说的建立一种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就能最终通向永久和平的人类永恒那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设想,但这样的国际机制,也可能有助于加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和平磋商。而在一些消除贫困、制止侵略与共同发展上的一致行动,则可以超越国界的道义。但令人堪忧的是,面对国际安全,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爆发标志着国际联盟的失败。这会让相信那种终极理想的世界公民对康德“永久和平”的理论产生怀疑。当今的联合国似乎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美国等霸权主义国家运用的工具,使其很难发挥正当的作用。反过来说,历史在进程中对永久和平的趋近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要对康德的和平理论有一个基于现实基础的认识,这对当今的国际政治形式有导向作用。

四、结语

战争,是一种对全人类和平的威胁。要达到永久和平,消除存在的任何形式的战争,包括正义与非正义的。因为战争始终都会造成对人类的危害。康德说到:“不但你我之间在自然状态下不应该有战争,而且,我们作为不同国家的成员之间,也不应该再有战争(虽然一国之内存在法律的状态。可是各国在对外关系上,在它们的彼此关系中,仍是处于一种无法律的状态),因为,任何人都不应该采用战争的办法谋求他的权利。”[6]康德在这里从对战争不能作为一种任何目的的手段,从道德的实践性出发,认为人类内心有着对永恒目的的诉求的呼声。康德认为,永久和平的真实性已经不能为人类的理性所怀疑,我们应当作为一种本身已经真实的律令去行动一样。他对永久和平的内心热忱:“我们必须为那个可能实现不了的目的而工作,并建立这种看来是最适宜于实现永久和平的宪法(也许是所有国家共同地并且分别实行共和主义)。”[7]他已经将一种付诸于道德内心的力量来对永久和平发出最后的人类危机信号,只有真正地从动机和道德上才能实现这一主题,引向最高的政治环境,通向永久和平。

参考文献

[1]康德.永久和平[M].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10页.

[2]康德.永久和平[M].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75页.

[3]康德.永久和平[M].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10页.

[4]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188页.

[5]关颖.走向永久和平——评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J].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4期.

[6]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191页.

浅论康德与孟子伦理思想之比较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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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康德 孟子 伦理思想 道德

论文摘要：道德的绝对性与相对性问题上，康德和孟子都肯定道德价值的绝对性与人格尊严。在道德与幸福的问题上，康德与孟子都认为道德与幸福是对立的，但是康德通过“至善”来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对立，而孟子坚持儒家重义轻利的伦理精神，在道德上并不肯定追求个人利益或幸福的行为，并未自觉反思道德与幸福何以能统一的问题。在理性与情感的问题上，康德的道德体系是一个理性与情感二分的义理架构，而孟子的道德体系是一个理性与情感合一的义理架构。康德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感”并不同于孟子对道德法则的“愉悦感”。

康德(1724-1804 )是18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两书所阐述的道德哲学、伦理智慧，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孟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儒家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显赫，被尊为“亚圣”。康德与孟子代表中、西两大不同的哲学系统，有着各自的思想传统、思考方法和问题探讨的重点。尽管康德与孟子分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的思想系统，探讨领域在很多方面存在明显分歧，但是他们在道德问题上的探讨却有着诸多相似、相通的思路和见解。若对此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中、西哲学的异同和会通问题。

道德的绝对性与相对性问题是伦理学，尤其是康德伦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康德认为在一切价值中，惟有道德价值是最高的、最尊贵的，非其他任何价值如智慧、勇敢、健康、财富、荣誉等所能比拟。康德说:“在世界之中，一般的，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善的东西。理解、明智、判断力等，或者说那些精神上的才能、勇敢、果断、忍耐等，或者说那些性格上的素质，毫无疑问，从很多方面看是善的并且令人称羡。然而，他们也可能是极大的恶，非常有害，如若那使用这些自然察赋，其固有属性称为品质的意志不是善良的话。”善良意志即道德价值，是一种超越一切条件的无条件的善、绝对的善，它之所以善，是因为善本身。康德说:“善良意志，并不因它所促成的事物而善，并不因它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它善于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善，而仅是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并且，就它自身来看，它自为地就是无比高贵。任何为了满足一种爱好而产生的东西，甚至所有爱好的总和，都不能望其项背。”善良意志具有绝对的价值，而不只是相对的价值。道德价值的绝对性，在逻辑命题上表现为一种定言命令而不是假言命令。道德价值的绝对性，决定了道德价值的主体(人格)必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即人格尊严。人格尊严是建立在无条件基础上的一种绝对价值，“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以代替它”，它与建立在人的爱好、需要基础上的市场价值以及满足人的审美趣味的欣赏价值不一样。康德说:“和人们的普遍爱好以及需要有关的东西，具有市场价值;不以需要为前提，而与某种情趣相适应，满足我们趣味的无目的活动的东西，具有欣赏价值，只有那种构成事物作为自在目的而存在的条件的东西，不但具有相对价值，而且具有尊严。”作为有理性存在的人，只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而“道德就是一个有理性东西能够作为自在目的而存在的唯一条件，因为只有通过道德，他才能成为目的王国的一个立法成员。于是，只有道德以及与道德相适应的人性，才是具有尊严的东西。

孟子在伦理学上与康德一样同属于理性主义伦理学，肯定道德价值的绝对性。孟子认为所有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这种心的存在和发出是无条件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皆有休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在孟子看来，人的不忍人之心或恻隐之心的发动，完全是因为不忍人之心或侧隐之心自身的绝对命令，并不是由于外在的原因。恻隐之心本身是绝对目的，并不是获取其他相对目的的手段。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道德的主体，先天地内在于人心之中。

孟子对“天爵”和“人爵”的区别，更是凸显了人的道德价值、人格尊严的绝对意义和无比崇高。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又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人爵指社会政治地位，人有此地位，愈显尊贵。但是政治上的爵位是由居上位者所赐予，其价值由赐予者所决定，故是相对的。人爵所显示的价值并非是绝对价值(良贵)，因为其价值由他人所决定并不是由自己所决定。绝对价值只能由自己创造、自己决定，而这只能是通过道德实践(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加诸自己的道德尊严，此即“天爵”。孟子继承了孔子“君子义以为上”的道德绝对主义传统，把仁义道德看做是人最高尚的价值和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本。如孟子所说，“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道德与幸福的关系不仅是伦理学的一个普遍问题，也是康德伦理学非常重视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康德认为道德与幸福是对立的，道德属于纯粹的形式法则，而幸福属于质料的“经验原则”。康德说:“那些经验原则，不论在哪里，都不适于作道德规律的基础。道德法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是普遍的、必然的，而作为幸福基础的“经验原则”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是特殊的、或然的，我们不能“完全抹杀了两者的特别区别”。由于道德法则是纯粹形式的、普遍必然的，它必然排除一切感性原则或幸福原则。幸福原则是建立在个人的感性经验上，而个人的感性经验是极其变化不定的，无法保证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幸福只能是个人的主观的道德准则，却未必能成为普遍立法的道德法则。

在康德看来，道德与幸福的二元对立源于人是感性和理性的双重存在。“作为知性世界的一个成员，我的行动和纯粹意志的自律原则完全一致，而作为感觉世界的一个部分，我又必须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和欲望、爱好等自然规律完全符合的，是和自然的他律性相符合的。我作为知性世界成员的活动，以道德的最高原则为基础，我作为感觉世界成员的活动则以幸福原则为依据。”人作为感性的存在者，自然会追求包括荣誉、权力、财富、健康在内的幸福，服从欲望和爱好的自然规律，受因果必然性支配，是不自由的。同时，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以服从绝对命令为原则，超越自身的感性存在，不受自然和经验的影响，因而是自由的。康德虽然突出了道德与幸福的“特别区别”及其对立，但是同时也强调“获得幸福必然是每个有理性但却有限的存在者的要求，因而也是他的欲求能力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定根据”。康德肯定了幸福存在的必然价值，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自然事实。

在道德与幸福的关系上，孟子与康德有相似之处。上面我们谈到了，孟子严格区别了天爵与人爵的关系，天爵相当于康德的道德原则，人爵相当于康德的幸福原则。在孟子那里，道德原则与幸福原则是对立的，因为它们分属于人的不同层面。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从人的感性存在来看，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是人类自然生命之必有，属于感性世界，服从的是自然规律;但是从人的理性存在来看，人的感性欲求虽然是自然的“性也”，但是“君子不谓性”。“君子”代表的是人的理性存在，所服从的是超越感性的仁、义、礼、智之类的道德原则，而道德原则是道德主体的一种自觉、自我主宰的必然性，即自律、自由，而不是外在于主体、无法把握的盲目的必然性(“命”)，即他律、必然。道德原则是道德主体自我立法、自我遵守，当然不能称之为“命”，所以“君子不谓命也”。虽然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是人类感性生命所必须，但是它不能彰显人之生命的本质和尊贵。就幸福原则而言，人和动物并无根本区别，都属于同一层次的自然存在，服从的是自然因果律，毫无自由可言。但是就道德原则而言，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非常明显，动物无法超越自己的感性存在，而人却有理性能力去超越自己的感性制约，从因果必然性走向道德自由。

在康德那里，道德与幸福是对立的，并构成了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但是康德通过“至善”来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对立，实现善的完满性。康德通过深刻的分析论证，认为要实现“至善”，必须悬设自由意志、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孟子虽然也象康德一样，强调道德与幸福的对立，但是孟子没有提出“至善”的概念去实现道德与幸福的统一。在孟子伦理学中，孟子并未自觉反思道德与幸福何以能统一的问题。孟子在义(道德)、利(幸福)之间却极力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续承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重义轻利的儒家伦理精神，在道德上并不肯定追求个人利益或幸福的行为，把追求个人幸福的人贬斥为“小人”。这为康德伦理学所反对，因为“幸福原则与德性原则的这一区别并不因此就立刻是双方的对立，纯粹实践理性并不要求人们应当放弃对幸福的权利……照顾自己的幸福甚至也可以是义务”。

道德法则与情感(爱好)关系是康德伦理学中一个基本问题。康德认为道德法则是纯粹形式的，排除任何质料。道德法则只能由主体来提供，而不能由客观对象来决定。康德说:“道德律是纯粹意志的惟一的规定根据。但由于这一法则只是形式上的(也就是只要求准则的形式是普遍立法的)，所以它作为规定根据就抽掉了一切质料，因而抽掉了一切意志客体。”在康德看来，道德律或道德法则的根据是纯粹的自由意志或实践理性本身，而不是自由意志的全部对象，哪怕是“至善”也不能成为道德律的客观根据。

由于道德法则是理性法则、形式原则，这不仅要排除幸福原则，而且也要排除情感原则。康德不仅要排除对“物”的爱好、情感，甚至连对道德法则的爱好、情感也必须排除，以维护道德法则的纯粹性和绝对必然性，因为一切情感都是感性的、质料的，而道德法则是理性的、形式的。在康德看来，“爱好是变易的”，“爱好是盲目的和奴性的，不论它是否具有好的性质，而理性当事情取决于德性时不仅必须扮演爱好的监护人，而且必须不考虑爱好而作为纯粹实践理性完全只操心它自己的利益。甚至同情的情感和贴心的关怀的情感，如果先行于考虑什么是义务而成为规定根据的话，对于善于思维的人来说本身也是累赘”。在康德那里，形式与质料、理性与情感是二元对立的，理性是情感的“监护人”，情感是理性的“累赘”。道德法则对人来说，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是一种“强迫”，而不是喜欢不喜欢的情感问题。康德说:“对于人和一切被创造的理性存在者来说，道德的必然性都是强迫，即责任，而任何建立于其上的行动都必须被表现为义务，而不是被表现为已被我们自己所喜爱或可能被我们自己所喜爱的做法。但是像康德这样，“排除掉道德的一切感情因素之后，也就无力再将道德融人实践当中(以使道德可在实践中展现其必然性)。

在康德那里，道德主体是自由意志，即纯粹实践理性本身。一切情感(包括道德情感、爱、同情等)均被排除在道德主体之外。康德的道德主体性之架构是一个理性与情感二分的义理架构，是义务与爱好二分的架构。人既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同时也是个感性的存在，而一切情感、爱好都属于感性的存在。既然感性自我与理性自我永远处于一种对立紧张状态，则道德的动机只能是对道德法则的.敬畏，而并不是对“义务的爱好”。康德认为，惟有以无限存在者的意志才能超越感性与理性的紧张关系，这种意志就是“神圣意志”或上帝的意志，而神圣意志是人类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因为人始终是有限的存在。

与康德相反，孟子主张道德情感与实践理性的合一。孟子说:“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云:“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朱熹对此解释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可以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心”是一种道德情感，仁、义、礼、智可以理解为一种道德法则(“性”)。在孟子那里，道德法则与道德情感实际上是一回事，心性合一，“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所说的道德情感不同于康德所批评的“病态情感”，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纯感性意义上的情感。正如法国学者于连所说，“羞恶或怜悯等反应都是作为人的一种自然趋向而被体验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将它们简单化地看成是感性意识的爱憎(不能列之为康德所谓的‘病态’现象，视之在本质上与道德毫不相干，甚至会对道德构成威胁，因为它听命于快感而不是以道德律令来控制个人意志)。这些反应是超越于传统的‘理性’与‘情感’的二元对立之上的。

孟子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当豢之悦我口”，这继承了孔子“好德如好色”的思想，即赞同对道德法则的“爱好”，这完全是康德所反对的。“理、义之悦我心”中的“悦”，是对道德法则产生的一种愉快的情感。康德显然排除了这种对道德法则的好恶情感，道德法则是建立在纯粹的实践理性基础之上，是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道德法则是绝对命令，命令就意味着克服欲望的“自我强制”，不但不是快乐的，反而伴随着痛苦的情感，因为“道德律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由于它损害着我们的一切爱好，而必然会导致一种可以被称之为痛苦的情感”。人是感性与理性的有限存在者，由于感性的自然规律的必然制约，人不可能在履行道德义务时有一种完全愉悦的道德情感。在康德看来，能悦理义之心的只能是无限者的神圣意志，而不是人的自由意志。“人类根本不可能享用所谓的智的直觉;对康德来说，只有上帝的无法(为吾人)理解的认知方式这一观念可以被描述为智的直觉。对于作为被造物的人来说，由于不具有神圣意志或智的直觉，因而永远无法完全乐意地去执行一切道德律则。人类若自以为具有“神圣意志”或“智的直觉”(智性直观)的话，那将“迷失在狂热的、与自我认识完全相矛盾的神智学的梦吃之中”。康德否认人有智的直觉，而孟子认为人有智的直觉。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儒者承认人可有智的直觉，这即展开了儒者之所以异于康德处。”

论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及其意义 篇4

论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

及其指导思想

班级：地质10-7姓名：张白扬学号： 05102173指导教师： 张建英学院：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引言

实行改革开放，是我党的一大创举。它对我国乃至于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么在新世纪里，如何认识和运用这一伟大构想那？

正文

实行对外开放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提出了一系列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与构想。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是我国近20年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于我国在新世纪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世界开放性特征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代世界就其经济内容而言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如同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形成了世界性的经济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空前扩张，生产要素的配置扩大到整个世界范围，世界各国的经济获得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想象的大飞跃和大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以国际经济活动为舞台的发展阶段。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求得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受到本国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和资金技术等条件的约束。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将自己置身于国际经济格局中来加快发展本国经济。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把握这一历史潮流，明确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对外开放是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及建国后前30年的闭关自守导致落后的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实现现代化，要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他说：“要实现四个

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页。）他还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实行对外开放首先在于利用国外资金，以弥补我国现代化建设资金之不足。我国的现代化是赶超型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高起点、高速度、高目标的特征，引进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是我国现代化成功的关键，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保证。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除了依靠国内的积累之外，还需要利用国际市场进行积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引进国外资金方面迈开很大的步伐，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以及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等形式，引进巨额的外国资金和海外资金，同时还通过出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品，获得了巨额的外汇，为现代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其次是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加快培植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和产业结构的高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购买技术专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允许外资独资经营等方式，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培植起许多高新技术产业，增强了这些产业及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见，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节省了时间和资源，加速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再次是利用国际间的交往以获得更多的经济信息。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307页。）当今时代是信息的时代，谁掌握了丰富的信息，谁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谁就能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的走势。因此，应该通过对外开放，在国际交往中积累、收集和整理世界经济的信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服务。

二、根据经济体制创新的需要，大力推进对外开放

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求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还要求同国际市场相联系，从而使商品、资金、技术、劳务和信息等要素在国际间流动，参与国际分工，并利用国际分工以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对

外开放，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

我国是在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市场的发育程度很低，市场机制还不完善。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了解和掌握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律，规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弊端，趋利避害，逐步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对外开放为我们了解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机制运行的规律，尽快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取世界各国培育市场体系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包括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并逐步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任务是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企业的财产制度和组织形式，从而以规范化的公司制形式对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根本性的改造，使之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还使我国的很多企业了解和学会了利用国际通用的规则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利用国际上通行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利用各种国际标准来确立企业的形象，提高企业的信誉，促进了企业的成长和壮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学习和借鉴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管理国民经济、调控市场机制方面的经验，从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资本主义国家调控市场的各种严密的法规、宏观经济调控方法以及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各种配套措施，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提供了有益借鉴。我们从实际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法，并实施了一系列以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明显的成效，不仅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同时还保持了国民经济的高增长。

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逐步形成大开放格局。我们要把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把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放到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和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之下，纳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之中。在邓小平大开放思想指导下，我们不仅能够汲取各国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短处，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可避免国民经济受一个

或某几个国家支配、摆布，确保我们的对外开放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以继续，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长期性。

三、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开放型经济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实行一系列更为开放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们更要继续以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为指导，以积极的态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一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利用外资，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利用外资是实行对外开放、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6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为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作了许多努力，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较好的投资环境。并制定实行了一系列为外商投资提供法律保障的法规和政策，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要由原来的以地区性差别优惠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差别性优惠为主。从而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是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出口贸易战略。首先是以质取胜战略。我们不能长期依赖“价廉质低”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而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牢牢把握好提高经济效益这一中心环节，下大力气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档次。要重视科技兴贸，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尽快实现出口贸易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其次是市场多元化战略。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其基本要求是在继续巩固西方国家和港澳市场的同时，加快开拓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市场，力争对这些国家市场的出口产品比重逐步有所提高，避免对同一市场的过分依赖，增强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通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还有利于缓解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三是实行均衡开放政策，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其基本要求是，在加强我国东

部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同时，根据中西部地区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有别东部地区的政策，加快中西部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开放区域，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扶持力度，扩大审批权限，优化投资环境，增强内地对外资的吸引力。此外，我们还要实现从浅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向深层次参与转变，要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循环，使经济循环过程覆盖和辐射各个部门和更加广阔的地域，实现纵深循环，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外向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实力的提高。

四、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质量的提高。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里的战略任务。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现代化，改变生产力落后状况，是我们所面临的长期性问题。我们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和发展开放型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其中包括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出口生产体系，对外经济体系、技术引进和推广体系、外经服务和监督体系以及社会信息体系，还包括为它服务的金融、保险、信息、生活、娱乐等第三产业的比重最终应接近发达

国家水平。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要多方面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带动国内出口或合作开发资源；特别是通过推进投资、贸易一体化，组建工、贸、技、银相结合的大型企业集团进军国际市场。此外，还要加快推进我国贸易自由化进程，应当根据开放型经济的要求来重新审视我们的贸易政策指导思想，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体机制。我们应当尽早实现从外贸企业的审核制度向登记制度的转轨，让国内具有实力的企业尽早进入国际市场。适应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应当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分步骤地把进口关税降低到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进一步放宽外汇管制，逐步开放外汇市场，把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当代世界经济体系。

比较康德和庄子的“游戏”思想 篇5

“游戏”思想在东西方都曾引起研究者的强烈关注,而康德和庄子作为提出这种思想的东西方的第一人,理论既有极大的差别又不无一致性.康德高扬人的.主体性,从而期望人自己拯救自己,而庄子则取消人的主体性,从而希望通过顺应“道”而由“道”来拯救人.但是,二者都体现了各自对人类的人道主义关怀.

作 者：何军民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刊 名：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NAN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4(1) 分类号：B08 关键词：游戏   主体性   自由   人道主义关怀  

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篇6

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他的法治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法学、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仍给人以很多的借鉴和启迪。

一．韩非奉行法治的优越性

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喜谈道德，忌讳刑法。在这种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下，韩非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倡导依法治国，韩非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阐明其合理性，为法治思想扫除心理和思想上的障碍。韩非所有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出发点是法制，他认为法治是治理国家的正确选择甚至唯一出路。对于这个思想前提，韩非做了说明。

（一）道的无为与依法赏罚蕴含了法治的正当性

韩非认为，人要图谋远虑、功成名就，就必须效仿道家的虚静”无为” ①。（“无为”指经过有为的思考，以时势、趋势的判断做出顺势而为的行为，即顺应自然的变化规律，使事物保持其天然的本性而不人为做作。）他告诫君主，携带喜恶之心对待百姓只能引来麻烦而事与愿违，达不到治国的目的；治理国家应不存喜恶之心，推行法治、依法赏罚。

（二）人的自私自利推导出了法治的必要性

韩非从人性的角度论证说，统治天下、治理国家应遵循人性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情况。那么，什么才是人性的本来面目呢？韩非指出：“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韩非子·心度》）“好利恶害，①源于 “《韩非子》与道家”一贴 来自国学数典论坛数典研究（原创文章、不发布书籍）发表于 2010-12-29 16:50:30 本帖最后由 抱真子 于 2010-12-31 12:45 编辑

夫人之所有也。”（《韩非子·难二》）在韩非看来人不仅好逸恶劳、天生懒惰，而且自私自利、勾心斗角。对于本性如此的人，若不用法加以惩治，必然发生混乱；如果依法赏罚，则迎合了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三）法的功效性伸张了法治的合理性

韩非强调法术的功效性，他指出，实行法治，暂时痛苦却可以长久得利；实行仁道，苟乐而后患无穷。②进言之，推崇法治是因为法术具有工具价值，依靠法术治理国家能够事半功倍。在韩非看来，法具有工具性，便于处理各种事物，为了增强它的效果，在立法之时就对功害进行了权衡和取舍。

（四）时代变化和道德软弱印证了法治的唯一性

在利用道德手段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韩非反驳说，古代资源多，人口少，人民生活不费力就可以吃饱穿暖，所以不必争夺。如今的社会人口越来越多，竞争日益激烈。时代变化，治理国家的措施也要相应改变。识时务者应抛弃先王的老条框，针对新情况制定出新方法和对策，韩非呼吁不断变法，随着时代改变及时更换统治策略。他强调，法术优于道德，道德的仁义只能起到纵容娇惯的作用，不能改变人好逸恶劳的本性。

总而言之，韩非在这四个方面互相印证了他奉行法治的信心，并为依法治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韩非奉行法治的理论基础 ②《殊途而同归，墨子与韩非子哲学的比较研究》 作者：魏义霞 来源：《齐鲁学刊》 时间：2009年第三期 出处：新法家

在这方面，韩非的法学思想以法、术、势为核心展开，并在法、术、势三位一体③的建构和实施中伸张了自己的法治路线和立法原则。

（一）法、术、势三位一体

法家学派源远流长，韩非的法学建构离不开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先驱，是对其吸收和借鉴的结果。法、术、势也不是韩非的独创。关于这三派，有更权威的描述。我且引用。民国时期的史学家张荫麟在他的唯一的一部史学著作《中国人史纲》中这样写道：‚韩非以前的法家有三派，其一重‘术’，以在战国中期相韩昭侯的‘郑之贱臣’申不害为宗。所谓‘术’，即人主操纵臣下的阴谋，那些声色不露而辨别忠奸，赏罚莫测而切中事实的妙算。‛其二重‚法‛，以和申不害同时的商鞅为宗。他的特殊政略是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或缺赏，凡犯法违令的人无所逃罚。其三重‚势‛，以和孟子同时的赵人慎到为宗。所谓势即是威权。这一派要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里，使他形成恐怕的对象，好像压臣下。这三派的注意点，韩非兼容并顾，故此说他集法家的大成。‛在借鉴前人思想资料的过程中，韩非进行了自己的理论创新，他强调法术势三位一体，相互作用，相互配合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

（二）禁心、禁言、禁事的法治层次

韩非认为法治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即禁心、禁言、禁事。按照韩非的说法，法治达到极致，不仅可以约束人的行动、言论，而且可以规范人的思想。人们迫于法律的威严而不敢造次的结果是法、术、势巨大威力的体现。③《韩非的法、术、势思想述论》 作者：娄松 吉林大学 来源：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6年

其实，法家推行的法治和儒家的得知主张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具体地说，道德给人提供的是最高理想和审美目标。道德给人提供了无限的可塑空间，使人充分发挥其内在潜能；法律规则规定了人的时空限度，使人变得实际和真实。

三．在韩非思想下的和谐社会法治

(一).韩非启示之道德与法

众所周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场空前的伟大壮举，这种新型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与传统道德观念发生偏离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和谐社会需要与之配套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这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当前，人的道德水平也参次不齐加之物质利益的诱惑，让每个人都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那等于天方夜谭。

在这种情况下，用带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比用建议性的道德引导要现实和迫切的多。有人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贪污受贿、玩忽职守、以权谋私、吸毒贩毒等丑恶现象说成是道德滑坡和精神堕落，这是不全面的。如果说这些现象的泛滥是一种道德滑坡，那么，导致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是法制观念的不健全。许多人趁改革之机，钻法律的空子，加之打击不力，致使问题越聚越多。

要根治这些问题，加强道德教育很必要。但其根本出路健全法治制度，用完备、详尽和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定每一位公民的行为。韩非认为，法律不仅可以杜绝君主以自己的好恶强加于国，而且可以使群臣为官廉洁、防止腐败。韩非这段话引人深思：“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韩非子·诡使》）

（二）韩非启示之法治与普法

韩非认为，要真正推行法治，首先必须转变观念。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凡事都讲以礼相待。这种观念严重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意义上说，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于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以法律为依据来理顺各种关系。增强法治意识，强化法制观念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在这方面，韩非以法为治的言论具有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法治实现的前提是法律法规的详尽健全和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这无疑具有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过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法治建设也正在逐步走向完善。然而，许多环节仍处在初步阶段，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想象仍然存在。尤其在面对一些新问题时法律法规中的一些空白和欠缺更是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许多刑事案件、民事纠纷就根本没有现成的法律可以遵循，这给执法人员判案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也造成了公民行动和思想上的困惑。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完善法制法规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与此同时，法律法规的实现是靠人来完成的。有了法律条文是第一步，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让它深入人心，成为有力的武器。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就是法律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即最大限度的让每一位公民都知法、懂法。在成立新中国后，我国曾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扫盲工作，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盲比例很高，大多数中国人还不习惯办公证、请律师、签合同或订协议，有些人甚至一直沉睡在礼乐教化，一诺千金的神话中。这种现实状况要求

有关部门和执法人员必须加大普法的广度和力度。使法律走进每位公民的心中。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形成一股无形强大的力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这方面，韩非及法家的思想言论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试论康德的以德配福 篇7

试论康德的以德配福

康德把“道德”和“幸福”的关系称之为“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他的“道德学”正是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依他的观点,道德和幸福完全可以在“至善”中实现统一,一个有道德的.人最有资格配享幸福,以此,他高扬了德性的旗帜,提升了道德的崇高性.

作 者：包燕芬 胡可涛  作者单位：包燕芬(江苏电大武进学院,教务处,江苏,常州,213166;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210097)

胡可涛(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22)

刊 名：文教资料 英文刊名：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年，卷(期)：2007 “”(35) 分类号：B0 关键词：康德   二律背反   道德   幸福   以德配福  

浅析康德论有道德价值的行为 篇8

浅析康德论有道德价值的行为

论文 关键词：康德；道德价值；行为；普通理性；道德知识

论文摘要：通过抽丝剥茧的分析，康德发现，普通人类的理性能够在日常行为中找到规定他“应该做什么”的根据或法则，康德将其称为普通理性的道德知识。在这一分析中，康德全面分析了行为与义务、爱好的关系，并指出一个普遍必然的道德的行为，不可能同时出于义务和出于爱好。并且当一个义务要求的行为出于义务，该行为即具有道德价值。

或许是由于表述方式，或许是语焉不详、神秘难解，康德关于道德价值的论述，历来议论纷纭，误解甚多。人们似乎认为，康德在这里表达了这样的立场：如果行为者在实施一行为时带着“爱好”,那么，该行为就不可能有道德价值；相反，似乎只有如席勒所说“试着去厌恶它们（爱好）”并“带着反感去做义务命令你的事情”,行为才是有道德价值的。然而，康德真正坚持这种明显地违背我们日常道德观念和道德直觉的观点吗？他未曾明确指出的出于义务的行为与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了使一行为具有道德价值，该行为应如何构成？康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的论述其意图到底是什么？

解决上面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回到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语境中，去了解康德实际说了什么，他意图说些什么，还需要基于同情的理解，细致探讨康德道德价值论述的完整意蕴。

一

一如康德在其知识论，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先天综合判断”,意在解决知识如何能普遍必然为真的问题，在其道德 哲学 中，康德也着意于如何能普遍必然地为道德的。康德对后一个问题的解决，是分两个层次的分析来完成的：首先，在日常的道德知识的层次，从常识心 理学 的角度，分析行为在不同情境下，因行为者的何种心理状态才具有道德价值，以确定使行为普遍必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内容是什么；其次，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层次，通过对作为实践的先天综合命题的定言命令的分析，说明意志的自律的性状，即一方面自给法则，一方面服从道德律，使得行为普遍必然地道德。

由于本文重在考察行为的道德价值，故而文章只涉及康德关于此一问题的常识层次。

在这里，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说“普遍必然地是道德的”.对此，康德区分了 自然 哲学和道德哲学中的“普遍必然”的情况。于前者，普遍必然是指“万物据以发生”的 规律 所具有的性质，在此意味着其在统计学上对规律涉及的所有个体均必然有效。这是一种对“普遍必然”的常识的理解；于后者，普遍必然是指“万物应该据以发生”的规律所具有的性质，康德在此指出，“然而，仍要考虑那些使它不能发生的条件”,这即意味着我们在道德哲学中来思考“普遍必然性”的时候，不能从常识的角度来理解，而必须按照康德此处的立场来理解。

从前述内容看，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普遍必然”的事情是万物应该据以发生但却未必会发生的事情。据此，可以说此处的“普遍必然”不是从统计学意义上说的，而是从逻辑的意义上说的，它意味着只要一个人拥有健全的理性（或理智），哪怕没有高深的智慧而只有普通的理性，就能理解它，就会承认其有效性。例如，不要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就是这样的例子。在这里，也许人们经常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而“大众的观点”也许认为“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理智健全，并能够利用它来反思我们的行为，我们就会发现，把“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普遍开去将会是自相矛盾的，它将会导致诺言的不可能。康德对此 总结 说，无需高深的智慧，只需普通人类理性就足以发现这一点。

从而，康德在这里强调了道德视野中“普通理性”与“大众观点”的区别。虽然两者都无需高深的智慧，但其区别也很明显：普通理性的发现带有普遍必然的性质，却未必能得到大众的接受；大众的观点能得到众人的接受却未必是普遍必然地有效的。

因此，康德从日常的道德知识出发，发现“行为普遍必然地道德”的含义，不是依据“大众的观点”,而是“普通的人类理性”.然而，在康德看来，什么样的行为是普遍必然地道德的行为呢？质言之，什么样的行为是无条件善的呢？

二

在康德看来，普遍必然地道德的行为是这样的：只要我“这样去做”,我的行为就一定会具有道德的内涵或意义，而无论这样做能否带来符合我预期的后果，或大众是否赞同。质言之，它是无条件善的行为。然而，这种无条件善的“这样去做”具体该当如何理解呢？

康德首先指出，它是由“善良意志”规定（determine）的行为。康德说：“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在这个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之外，不可能设想有其他什么东西是无条件善的。”由它规定或激发的行为，必然是道德的行为。

不过，康德并未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而是转而讨论善良意志之无条件善的根源：这根源不在于它所实现的结果，而只在于它的“意愿”,质言之，即与之相伴随的“善良的”人格或指导它的是正确的基本原则。因为，即使善良意志由于运气不佳或遭遇后娘般苛待的自然，而未能实现其意图，最后仅剩下善良意志本身，这意志也有其价值。因而，善良意志的有用性，或所实现的目的，仅仅提供了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更方便地理解它的背景，或吸引那尚不老练的人们注意它，而不能向行家推荐它或决定它的价值。当然，善良意志的“无条件善”不在于它的有用性或所能实现的意图，这并不意味着善良意志就不能有任何的意图，而只是说决定善良意志之所以善的，不是其他的――例如源自爱好的――目的或意图，而是善良意志自身的目的，或由实践理性设定的目的或意图。

然则，由实践理性所设定的目的或意图又是什么呢？在此，康德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来。不过，他此后接着探讨“尽管处于某些主观的限制和障碍之下、却包含着善良意志概念”的“义务概念”,我们可以设想，实践理性设定的目的或意图就是义务。从而，普遍必然地道德的行为，就是由善良意志规定的行为，就是受实践理性所设定的目的或意图规定的行为，质言之，就是由义务规定的行为。

问题是，什么样的行为可以算作是“义务规定的行为”呢？

康德通过行为与义务、爱好的不同关系，探讨了在“什么情形之下行为由义务来规定”的问题。尽管康德在后文中表达了“出于义务就是由义务规定”的态度，但是，对“出于义务”的探讨有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通过分析行为的违背义务或合乎义务、无直接爱好或有直接爱好的不同情形，康德展示了它们与“道德价值”的关联。具体而言，这两大类分四种情况，与道德价值各有不同的关联：

（1）对于被认为是“违背义务”的情形，康德认为可以把它排除，因为尽管它对这个或那个意图是有用的，但在其中（由于它本身就与义务相冲突，而）不会发生行为是否“出于义务”的问题。

（2）对于“合乎义务”的行为，康德又根据其与爱好的关系，分为“合乎义务但行为者并无直接爱好的`”和“合乎义务且行为者有直接爱好的”两种。

①对于合乎义务而行为者对之无直接爱好的情形。由于行为者同时受其他的（例如追寻自我利益的）爱好所驱动，因而也很容易看出它并非出于义务来做此事。康德在此以“童叟无欺”的商人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商人诚信买卖是合乎义务的，且他对诚信买卖一事无直接爱好，促使他如此行为的是其他的动机（incentives）――自我利益，因而我们很容易看出他并非出于义务来诚信经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行为之合乎义务受制于外在的环境和条件，因此，自我利益的动机导致的行为没有道德价值。

②对于合乎义务且行为者对之有直接爱好的行为。康德认为，此种情形下，因其同时合乎义务和带有直接爱好，很难看出行为者是否出于义务而行动。例如，保全自己性命、在能力范围之内行善、确保自己的幸福以及爱我们的邻居等行为，尽管它们都是合乎义务的，但是，由于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对之有直接的爱好，我们很难确定他到底是受义务规定还是受爱好规定，因而很难确定这些行为是否是“出于义务的”.质言之，由于这些行为的动机都来自行为者内在的心理的因素，因而，它不像那没有直接爱好、纯粹由外在的“利益”来促动的情形，很难辨别到底是义务，还是爱好规定了行为，亦即，由于这两个动机都对行为者产生了促动的作用，故而到底谁主谁从、谁是动因谁是一般的动机，很难辨明。

③对于合乎义务且行为者对之曾有直接爱好但却违背自己的直接爱好的行为。引文有所改动这是显见的“出于义务”的行为。正是由于辨别合乎义务且有直接爱好的行为是否出于义务的极度困难，康德才过激地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说出下面这些话――“正是在这个时候，再没有什么爱好来刺激他，他却自己从这要命的麻木中解脱出来，没有任何爱好而仅仅只是出于义务采取了这一行动，这时他的行动才首次有了价值”、“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出于义务来增进他的幸福，并且正是这样，他的行为才首次有了真正的道德价值”,展示出行为出于义务的显而易见的情形。

康德这种过分强烈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是造成席勒及后来很多人误解的原因：这些表达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必须违背直接的爱好，才是出于义务而行动，它是行为具有道德价值的必要条件，从而只要行为带有任何一点直接的爱好，它就不是出于义务，而哪怕它合乎义务，它也没有道德价值。

于是，问题便是：是否只有当人们完全排除掉爱好之后，行为才由义务来规定、才具有道德价值？当一个行为出于义务时，它能否同时出于爱好？质言之，一个同时出于义务和爱好的行为，有无可能？它意味着行为能否同时把义务和爱好作为其“规定根据”（determiningground），而与“合义务行为的多重规定”相区别，后者指的是合义务行为“出于义务动机做出”、“而这时行为者还具有对该行为的非道德关切”的情况。

同时，也产生了‘出于爱好的行为缺乏道德价值的根据何在“的问题。对此，芭芭拉・赫尔曼是这样来回答这一问题的：”它被描述为仅仅是’幸运地‘碰上了某种对的事情；它所触发的行为准则被说成是缺乏道德内容。“对于后者则有如此解释：行为者缺乏对其行为的道德正当性的恰当关切。因而，”要一个动机是一个道德的动机，它就必须提供行为者对他行为的道德正当性有一种关切“.但是，这一问题的解决，同样只是回答了”一个行为要具有道德价值必须具备什么“的问题，尚留下”是什么使得一行为有资格成为有道德价值的行为“的问题。

三

从表面上看，康德前述过分强烈的言论似乎支持”只有完全排除掉爱好，行为才由义务规定、才具有道德价值“.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字面意思，严肃地而不是随意地理解康德所欲表达的真实意涵，就会发现，康德过分强烈的表达，其意图实际上是为了让人们能更好地理解”在何种情形下行为出于义务“,为了凸显”义务“作为道德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强调的首先是一般所认为的”只有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的观点，这也是康德前述引文的表层意思；其次，这种排他性也意味着行为具有道德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是义务，而不是也没有其他的原因。它并不表示出于义务的行动不能伴随着爱好、不能产生人们期望的结果，而只是认为，爱好、人们期望的结果等，作为有道德价值的行为的”副产品“,尽管可能对行为的产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并不构成行为的规定根据。综合起来，这种”排他性“意味着”仅仅出于义务，行为具有道德价值“或”一个行动要有道德价值，当它是出于义务动机而做出的“”的观点，即“出于义务而行动”是行为具有道德价值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因而，我们很难说，要使一个行为具有道德价值，就必须完全排除爱好，甚至必须“带着反感”去做，而是只要一个人在实施一个义务所要求的行为时，他对其行为的道德正当性有着关切，且正是由这种关切才实施了这一行为，该行为就是有道德价值的行为。

为什么说“义务作为道德行为的主观的规定根据”具有排他性？根据康德道德行为的规定根据，指的是决定一个行为普遍必然地有道德价值的原因，它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加以考察：从客观上说，只是“道德法则”;主观方面，则只能是行为者的“自律”.当然，在“普通理性的道德知识”这里，康德并没有探讨道德行为客观的规定根据；而对于“主观的规定根据”的探讨，则显得较为复杂。康德提供了可能成为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的因素，包括好处或利益、人们期待出现的结果、爱好、对幸福的追求，以及“义务”等。从对人们日常行为的观察可知，好处、期待的结果、爱好、幸福等可以和“义务”一起，在主观上促使一个合义务的行动产生。由此产生了“合义务行为的多重规定”的问题。理查德-亨森（RichardHenson）为解决此问题，提出了“战斗一嘉奖”和“合格报告”两种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认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的道德价值的观念并不很重要，它只是提供了一些例子，说明道德价值就好像对一个战胜了巨大困难（比如成功抵制了强有力的偏离义务的欲望的诱惑）的人的赞赏，亦即道德价值仅仅是对战斗胜利的嘉奖。康德对道德价值观念的重要论述，出现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在那里，康德提出了一个“友好的”道德价值观念：“一个合义务的行动要有道德价值，’只要对义务的尊重是在场的，并且有这一点就已足够[产生合义务的行动],即使（如碰巧发生的那样）其他动机也是在场的，而它们自己也许就已经足以产生合义务的行动‘。”赫尔曼指出了亨森的观点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性意见：“当一个行为具有道德价值时，非道德的动机（incentives）可以是在场的，但是它们不可以是行为者在行动时的动因（motives）。如果行为者的行动是出于义务的动因，他的行动就是因为他把这个行为是道德上所要求的这一事实看作是选择的根据”.不仅如此，赫尔曼还根据康德对行为的分类，强调了“义务所要求的行为”这一限制条件，对一个行为有道德价值的必要性。’并 参考 该者洼‘赫尔曼对于亨森的修正，强调了非道德的因素如利益、爱好、幸福等，可以作为动机，但不能作为动因，即不能作为道德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而能成为动因的就只有“义务”或“这个行为是道德上所要求的”这一事实。需要指出的是，赫尔曼并未否定亨森把“义务”的动因当作道德价值的充分条件的观点，而只是从动机与动因的区分中，突出了“义务”与其他因素相比，在决定一个行动的道德性时的决定性意义，它排斥了诸如利益好处、爱好、期待的结果和幸福等感性因素作为道德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的可能性，而只承认“出于义务动因”作为唯一决定一个（义务所要求的）行为是普遍必然的道德行为的根据。

在此，我们还应该再思考一个问题，即一个行为同时出于义务和出于爱好，它究竟有无道德价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以“一个行为同时出于义务和出于爱好是否可能”为前提。这个问题即是说，一个行为能否同时以义务和爱好为动因。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出于义务的行为伴随有爱好，就可以断言该行为既是出于义务又同时出于爱好？显然不能这样认为。因为“出于……而行动”表达的是促使一个行动产生的规定性根据、决定性的原因。也许，大众的观点能接受“义务”和“爱好”共同为有道德价值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但是，在康德看来，“出于义务而行动”、把义务和善良意志当作行为准则，从而敬重法则，把“所有的质料原则都抛开了”.质言之，在康德看来，义务作为行为的“动因”,具有排他性，它排斥了其他任何质料原则作为行动的动因，但却未排斥诸多质料原则作为行动的动机。甚至可以断言，任何作为动因的实践原则都是排他的，但也同时容纳其他的原则作为动机。从而，对于康德来说，“一个行为同时出于义务和爱好”是不可能的，而问这样的行为有无道德价值，本身就提错了问题。

四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在普通道德理性知识中，康德对一个行为如何普遍必然地有道德价值的探讨，结穴于“出于义务的动因做义务要求的行动”这一点。他虽未明言、却隐含了“出于义务的动因”是一个义务要求的行为普遍必然地有道德价值的唯一充分的原因。当然，出于义务的动因，即意味着是善良意志规定的。从而，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仅仅由善良意志规定的、仅仅出于义务的动因而做出的义务要求的行为，即是普遍必然地有道德价值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