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

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共8篇）

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 篇1

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

摘要: 本文旨在通过行政法基本原则概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及适用来论证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即：依法行政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以及责任行政原则。关键词: 法的要素 法律原则 依法行政 正文: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概述

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问题之一，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今天所讨论的主题首先要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及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考虑的因素谈起。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从实质上讲属于法律原则，它是法的要素之一。根据我国法学界的通说，法的要素是指法的基本成分，即构成法律的基本元素，它包括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法律概念。同时，《布莱克法律词典》将法律原则解释为：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他规则提供基础性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而基本法律原则是指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它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中枢；具体法律原则是基本法律原则在不同领域或法律运行中不同阶段的具体化。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体现行政法的根本价值，指导行政法的制定、执行、遵守以及解决行政争议的基本准则，贯穿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和

行政法制监督的各个环节之中。它的基本特点分别是：普遍性、特殊性、有效性、时代性。

（二）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考虑的因素

1、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融入现代宪政精神。

2、现代法治观念以其永恒的光辉照耀着、指引着人类探索和追求合理、公平、正义、自由、秩序的理想社会。

3、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为一种法律原则，首先应当体现法的价值，同时应当体现行政法的目的。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行政法基本原则包括依法行政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以及责任行政原则等五个下位原则。

（一）依法行政原则

所谓依法行政原则，又称为行政合法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物，必须有法律授权，并遵守法律规定。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上最重要的原则，现代法治国家的行政法学可以说是基于依法行政原则建立起来的。同时，法治是有三个部分构成的：一是法律的规范创造力原则，是指法律对行政权的运作，能够产生绝对及有效的拘束力，即法律对行政权享有“下命效力”，如同法律能对司法机关在个案审判时产生拘束力一样。二是法律优先原则，是指只要经过立法者制定之法律就代表民意，享有最高性，在未经合法程序废止之前，其位阶高于其他行政法规，因此，行政机关不论在为抽象或具体行政行为时，皆不得与现行法律相抵触。三是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在国家法秩序范围内，有某些事项是必须专属于立法者规范的事项，决不可由其它机关代为规定。当今，“依法行政”的“法”不再限于实证法律，而是包括法律的原则

和精神。

依法行政原则包括法律优位与法律保留两个原则。所谓法律优位原则，亦即消极意义的依法行政原则，是指一切行政活动都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法律优位原则包括两方面内容，分别是：法律的效力等级高于行政立法；一切行政活动都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在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等事项方面，只有法律明确授权，行政机关才能实施相应的管理活动。法律优位原则仅仅要求行政活动不与法律相抵触，而法律保留原则进一步要求行政活动必须具有法律明确授权，否则即构成违法，其要求显然比法律优位原则严格，因此法律保留原则又称为积极的依法行政原则。

（二）行政合理性原则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合法行使职权的基础上，还要做到客观、公正、适度、合乎情理。其基本要求有：符合立法的目的，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平等对待不畸轻畸重，最小侵害原则。

行政合理性原则包括平等原则和比例原则。平等原则是强调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应当拥有平等的行政法地位，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时应当给予相对人平等的对待。比例原则则是强调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应当全面衡量有关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采取对相对人权益造成限制或损害最小的行政行为，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三)、信赖保护原则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管理活动已经产生信赖利益，并且这种信赖利益因其具有正当性而应当得到保护时，行政机关不得随意变动这种行为，如果变动必须补偿相对方的信赖损失。

由于行政行为的多样性，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上的适用表现为不同的形

态。第一，行政机关之间应当相互信任和忠诚。第二，行政机关原则上不得制定对相对人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规范。第三，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撤销或者废止已经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

（四）、正当程序原则

程序正当原则又名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广义的程序正当原则指整个行政法程序性基本性原则，包括行政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和行政程序具体原则，狭义的程序正当原则仅指英国行政法中自然正义和美国行政法中正当法律程序，是指“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在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正当程序原则的内容包括公开原则、公正原则、参与原则、效率原则。

（五）、责任行政原则

责任行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必须对自己所实施的行政活动承担责任，整个行政活动应当处于一种负责任的状态，不允许行政机关只实施行政活动而可以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责任。

责任行政中的“责任”不是通常说的责任，而是一种法律责任，不是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其目的就在于克服行政活动中的无责任状态，把全部行政活动置于法律的基础之上，而不能随心所欲、任意行政、滥用职权。责任行政原则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责任行政原则的基本目标是实现行政活动的有责任状态；第二，责任行政原则要求有明确的主体。第三,责任行政原则要求将行政机关的各种活动与责任相连。第四，责任行政原则要求建立实现责任的法律制度。

三、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

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行政法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引导行政法的发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最基本原理，可以为行

政法规则体系的建立提供内在的正当性根据。另外，作为行政法的目的与规则制度之间的中介和桥梁，行政法基本原则不仅指导各行政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还将对行政法结构体系等产生深刻影响。第二，指导行政立法。立法者在制定行政法规时需要确定基本价值目标，明确立法方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虽然比较抽象，但其价值取向是明确的，有利于行政立法时的价值取舍，有利于立法者达成共识。第三，指导行政法的实施。行政法的实施既发生在行政过程，也发生在行政救济过程。在行政过程中，适用行政法规范的行政机关众多，适用机关只有根据行政法基本原则才能统一认识和行为，准确把握行政法条文的含义，并将法律的规定正确运用于具体事件和具体相对人。在行政救济过程中，行政法的实施同样要以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正确理解和适用有关法律条文，纠正违法行为，确保行政法律秩序的实现。同时，要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为受侵害的相对人提供法律救济。

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 篇2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一条重要的公法原则最早始于德国。德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 就将信赖保护原则与依法行政、法律安定原则、比例原则等置于同等地位而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随后在1973年10月举行的德国法学者大会上, 第二议题就选定“行政法之信赖保护原则”, 从此确立信赖保护原则在现代行政法上的重要地位。之后在德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条和第49条对信赖保护原则作出了明文规定。受德国信赖保护原则的影响, 其他国家比如法国、英国、日本、美国、韩国。都有对信赖保护原则不同程度的运用。

行政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 人民把行政权赋予政府, 就是让政府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使政府对公民的个人利益给予更多的尊重和保护。信赖保护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顺应时代的要求应运而生。

行政法上信赖保护原则的含义

我国最早在199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开始关注和涉及到信赖保护的问题。其中第59条这样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规定, 判决撤销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 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 可以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1) 此法条所表达的对于违法行政行为的撤销以及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这便是信赖保护原则的明显体现。我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的规定被学者们称之为信赖保护原则。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 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 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行政主体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规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 行政主体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2) 综合不同观点, 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基于行政法治原则, 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就被推定为合法有效, 它具有对世的效力。行政相对人对于此行政行为要给予一定的信任和依赖, 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行政行为的信赖所产生的合法利益, 法律同时也要给予保护。行政主体不得擅自改变或者撤销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或承诺, 即便是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也要受到限制。行政机关撤销授益性行政行为, 对于违法的授益性行政行为, 特别是在违法原因可归责于行政机关的情况下, 应当首先保护受益相对人的权利或者利益, 行政机关原则上不得擅自撤销, 如确实基于明显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收回该项权利或者利益, 也必须给予受益相对人补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要受到法律保护, 在被许可人行为没有违法的情况下, 不得撤销。信赖保护原则是平衡行政权力和个人权利的一条重要原则, 即使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变更的, 一旦被许可人所信赖的利益受到损失行政机关也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适用

信赖保护原则应是整个行政法的主要原则之一, 但是目前主要适用于行政许可领域中, 即大量的授益行政行为范围内。下面将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具体适用。

1. 信赖保护原则在具体行政行为撤销中的适用

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 是指行政机关对已经生效的但存在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的效力通过法律程序予以消灭的行为, 根据违法程度的不同, 对于行政行为予以全部或部分撤销。对于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 撤销完全符合依法行政原则的必然要求。但是, 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该行政行为效力的信任已经产生了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 撤销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符合了法治原则, 却可能损害公民的合理预期从而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 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撤销已经存在的行政行为, 即使是“有错必纠”的情形也应予以必要的限制。

对于给行政相对人带来权益的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一般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 因为该授益行政行为带来了一定的信赖利益给行政相对人, 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该行政许可的信赖而进一步产生了合法的个人利益。表面上来看, 对于违法的负担行政行为进行撤销, 既可以体现有错必纠和依法行政原则, 又可以减轻相对人负担, 其撤销通常不发生既得权益或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 原则上应可随时加以撤销, 但是我们发现在现实案例中并非如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相对人履行负担行政行为后, 已经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利益, 对于负担行政行为不加考虑的撤销, 势必会给行政相对人带来很多不利, 会给其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因此, 对于负担行政行为的撤销也要慎重为之, 不得随意。

2. 信赖保护原则在具体行政行为废止中的适用

行政行为的废止是指由于法律变更或事实变化而引起合法行政行为的效力停止。废止的原因是因形势、法律或政策的变化或者行政行为的目标、任务已经完成而产生, 并非由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或不当所致。行政相对人基于对合法的行政行为信赖而产生相应的信赖利益, 这个利益应该得到应有的保护, 所以对于相对人的授益行政行为原则上是不得随意废止的, 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

不论是对于行政行为的撤销还是废止, 两者所考量的标准是一致的。这个标准就是对信赖利益和否定原行政行为所维护的公共利益进行客观的对比。前者显然大于后者时, 不得撤销或废止原具体行政行为;在相反情形下行政行为可以被撤销, 但不能溯及既往, 对于给行政行对人所造成的损失必须给予合理补偿。

3.信赖保护原则在抽象行政行为中的适用

抽象行政行为是指针对不特定的对象制订和发布能够反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 也是行政主体做出的一类重要行政行为。公民基于对政府和公权力的信赖, 对于已经生效的抽象行为会给予一定的尊重和认可, 伴随这种尊重和认可, 公民会作出一系列的生产和生活安排, 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信赖利益。原则上抽象行政行为不得具有溯及力, 即使在特定情况下可溯及既往, 也不得限制或者损害相对人已经依法取得的利益。但是, 如果该抽象行政行为明显违反上位法, 或者行政相对人以不正当的方法或提供不正确的材料, 使行政机关做出该抽象行政行为的, 不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如果行政相对人只是希望或者期待而未表现其已生信赖的事实, 由于欠缺信赖要件, 也不适用该原则。 (3)

我国信赖保护原则完善的制度构建

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理解和适用, 还存在很多问题, 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 信赖保护原则不能在相应的法律秩序下发挥最大的作用。结合我国《行政许可法》对于信赖保护原则规定之不足, 从法律制度上就完善信赖保护原则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明确“公共利益”的界定

《行政许可法》第2条第2款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撤销或变更已经存在的行政许可。由此可见, 撤销或变更已经做出的行政许可的重要依据是保护公共利益。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4) 我国目前对于公共利益仍然没有明确界定, 导致了其理解的模糊性。作为以国家意志行事而存在的行政法, 其目的在于维护以公正为核心的公共利益, 在学理和法律上应明确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 才可能使以其作为基础的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 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

公民信赖利益保护离不开完善的行政补偿制度。目前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要给予合理补偿。目前我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也有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的规定, 但是此规定过于笼统, 具体操作性不强。行政补偿制度要成为一种健全的制度, 一方面是明确补偿标准, 另一方面是完善行政补偿的程序。《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2款:“相对人所得到的财产补偿不得超过相对人在行政行为存续时所具有的利益。”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20条规定:“授予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经撤销后, 受益人因信赖该处分而遭受的财产损失, 撤销机关应给予合理补偿, 补偿额度不得超过受益人因该处分存续可得之利益。” (5) 以上规定我们都可以借鉴, 既要明确行政相对人领取补偿的程序, 也要明确包括行政主体给予补偿的程序, 使补偿确定在既得利益和期待利益之间。因此, 要加强行政补偿立法, 才能更符合信赖保护原则的精髓和要求, 才能实现真正的诚信政府。

3. 将信赖保护原则纳入《行政程序法》

我国至今还没有出台《行政程序法》, 信赖保护原则的有效行使, 离不开其在行政程序法中的地位。我们探讨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只有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固定, 才能更好地规范行政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在制订《行政程序法》时, 总则中应当明确规定信赖保护原则将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确定其重要地位, 信赖保护原则应该被作为一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纳入其中, 其作用不仅在于提供事后的权利救济, 而且在于事先规范行政行为从而控制行政行为的任意性。分则中要使信赖保护精神贯穿其中, 翔尽具体地规定行政行为撤销、废止时对行政相对人的信赖保护。我们不仅要在实体上对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进行详尽规定, 在程序上也要明确其具体行使的过程、步骤和方式。只有通过《行政程序法》将信赖保护原则确定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法治的实现才可能变成现实。

参考文献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一章第8条, 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四次会议通过.

[3]李惠宗.行政法要义[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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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功德.行政法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2] (德) 平特纳、朱林译.德国普通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大学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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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学贤.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J].理论法学, 2002 (5) .

论行政法原则的司法适用 篇3

关键词：行政法原则；司法；诚实信用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67-01

行政法原则主要功能是弥补法律法规的漏洞，并及时地破除法律法规的局限，该原则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渐变成了司法的重要执行依据。如何在司法中科学合理地利用行政法原则是在使用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进行各个具体原则的适用时必须根据行政法的不同原则特性来合理利用，以保障行政活动的公正公平为最终目的。

一、行政法原则的具体特点

行政法原则具有多样性和变化性，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不是所有的行政法原则都有法律条文和宪法地位，有的只是单纯的约定俗成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地位，这样就使得不同的行政法原则具有不同的效果，在不同的阶层有具有不同的行政法原则。

二、行政法原则中的法律原则在司法中的适用

所谓“法律原则”是一种高于法律规则，却又低于法律目的和法律价值的原则。它一般是从个别的法律案件中总结而来的，有时候也是法律的具体表现形式。它主要的具体化形式是法律规则。在它和行政法原则相冲突的时候，一般要选择行政法原则来进行限制，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

法律原则是一个很抽象的原则，没有具体的内容和条件，所以想要使用法律原则来进行案件审理或者审判就必须先将其具体化。这个具体化需要依靠具体的现实情况和构成条件来实现。

需要注意的一点的是法律原则并不等于法律规则，这二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法律规则更加的具体，而法律原则只是提供了一个指导。在司法的适用中，一般是直接根据法律规则来进行判断，这是对法律规则最基本的尊重，一般来说只有在司法行政过程中对法律规则产生了疑问才需要追溯到法律原则的问题上，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穷尽规则。

“穷尽规则”是指在司法处理过程中，法律规则的内容涵盖不够全面，无法公正公平地处理这一案件时，需要上溯到法律原则上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选择一个更加合适合理的原则来处理案件，保障案件处理的公正性。

（二）实现个案的正义。

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越过法律规则直接使用法律原则的，但是如果是为了支持某一个具体案例的正义，为了保障整个案件处理的公正公平，需要使用法律原则的时候，也可以越过法律规则直接使用法律原则。

（三）更加权威的理由。

想要直接使用法律原则，必须是该原则相比与法律规则具有更加强大的理由，这一理由足够让人忽视具体化的法律规则，比这种形式化的规则更加地具有权威性和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直接使用法律原则。

信赖保护是法律原則中的一条，在我国法律法规的发展中逐渐将其部分进行了法律化，但是也并没有被具体确实的规则落实下来。导致信赖保护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着两种不太一样的适用方法，一种是“法条形式的原则”，一种是“开放式原则”。“法条形式的原则”的适用方法主要是针对信赖保护中已经法律化了的部分。这一部分的适用相对比较简单，只需要在法律规则中找到具体对应的法则，然后根据具体的案例来分析这些原则之间的联系，根据具体的要求直接适用即可。而“开放式原则”主要针对还没有具体化的部分，这一部分的适用需要直接使用在案件当中，需要和诚实信用的一般性法律原则结合起来共同分析。

三、行政法原则中一般法律原则在司法中的适用

一般的法律原则是法的原则中的一种，下面讲到的一般法律原则主要是指在很多案例中得到了很多的认可，但是仍旧没有形成固定的法律条文的法律原则。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诚实信用原则，这一条原则在很多情况下都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保障了法律的公正和人性，但是这一条原则也完全没有被法律化，同样，上述中的信赖保护虽然有一部分被法律化了，但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它仍旧只是一般法律。一般法律原则在国外很多国家都受到了重视，主要是在审核过程中弥补法律规则中的漏洞和缺陷，完善整个法律法规。

“一般法律原则具有超越法域和超越文化的性质，可以作为各种法律制度共同的最低道德标准和规范基础。”这是国际上对一般法律原则的一致认同，在这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一般法律原则并不是单纯的自然法或者实定法，相反，一般法律原则想要突破这种限制性，获得一种新的开阔空间。所以导致一般法律原则不能直接适用，一定要通过某种办法来构建一个适用的环境。

在一般法律原则中需要注意的便是“诚实信用”这一条原则，在适用中无法直接适用，而是通过构建相对应的使用环境来间接的使用诚实信用原则。这一条原则的来源并不是很清楚，只是在不断的发展中慢慢地约定俗成了，法院可以通过这些来限制行政主体的法律依据，达到实现自己法律权威的效果。跟国外相比，台湾和大陆的法院在这一条原则的适用上更加的困难，需要使用更多技术和人才来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将这一条原则变成可以为司法服务的原则。

和诚实信用原则相比，信赖保护在司法中的适用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毕竟它已经有一部分实现了法律化，使用“个别类推”即可适用。所谓“个别类推”是指通过一个具体的实际案例总结出一定的原则和使用办法，然后将这个结论转移或者类推到其他案例上。这种方式对于具有部分法律条文的原则很实用。

结束语

行政法原则在司法中的适用并不难，像“信赖保护”这样已经有一部分被法律化的原则可以直接方便的适用，通过这些原则来限制整个司法的行政活动，保证审判中的公正公平，同样，对于“诚实信用”这样完全独立，想要开辟一条属于自己道路的法律原则，需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构建相应的条件来达到利用效果。在相互使用和配合当中保证案件审理和行政活动的公正公平。

参考文献：

[1]王贵松.论行政法原则的司法适用——以诚实信用和信赖保护原则为例[J].行政法学研究，2009（1） 。

[2]翟翌.行政法基本原则及司法适用的全新设计——基于法条规范的视角[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0（1）。

[3]杨彦华.论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理论机制[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9（3） 。

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 篇4

无罪推定原则，简单来说，就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这一原则是贯穿于刑事诉讼法整个过程的一项最基本原则。这一原则首先是由意大利人贝卡利亚在其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的，随后成为了一项国际性的刑事司法准则。而它为什么能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原则呢？原因在于其蕴含的深远意义。

刑事诉讼过程本是一场公权力与个人权利相对抗的过程。在这之中，公安司法机关出于主导地位，这可以理解为：国家公诉人对个人进行公诉，实际上已经隐含着相信此人有犯罪倾向的意思，这样，无疑不利于个人权利的保护而将个人置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而法官必须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地做出裁决，否则公民的权利更加不能被保护。无罪推定原则实际上是在判决前给予个人应有的权利而将公民置于合法地位，这会使得公权力与个人权利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是正当法律程序所追求的精神，是保障人权的体现。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认有罪。”这条规定体现着无罪推定的一些原则，比如严格区分“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的称谓，废除了检察院免于起诉的制度，明确由控诉方承担举证否认责任。这些表明中国是朝着一个正确民主的目标前进着。但就无罪推定的真正内涵来讲，我国还尚未确定这一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是说在确认有罪之前不能当成有罪，这是一种含糊的说法，即不能确定你有罪但又不承认你无罪。如果说真正的无罪推定是对或是或非的一种确认，那么第12条却是对或是或非问题的一种回避。其次，我国刑事诉讼法始终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沉默权。依无罪推定原则来看，控方负责举证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并且第12条的内容已涉及此方面，这就间接说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在审讯中保持沉默。但《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如实回答。”这实际上是要求犯罪嫌疑人做出承认自己有罪的陈述或是说明自己无罪，再往前推一步便可以想象出，这是有罪推定的体现。无罪推定原则应该强调人权的保障，犯罪嫌疑人有的是证明自己无罪的权利，而不是义务。

由此看来，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的确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阻挡在我们面前的，其实是中国的封建思想。有时候，文明也是一种包袱。大多数国民脑海中的封建思想太过根深蒂固，而这些思想总会在现实生活中制约着我们，而我们竟然毫无察觉。这在刑事诉讼法上的直接体现便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明确无罪推定原则。在处理案件时，公诉人还是会不自觉的以

统治阶级的眼光来看待犯罪嫌疑人，这源于中国过去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比如，佘祥林案件。这也是完全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体现。这让我想起了美国的世纪大案——辛普森案件。将这两个案件相比照，我想到了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的对立。这种对立又让我回忆起老师上课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你是选择抓错好人还是放过坏人呢？这的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试论宪法司法适用中的原则与义务 篇5

[论文摘要]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讨论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然而，宪法是否可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决文书中直接援引以及宪法是否可以司法适用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笔者认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可以在司法中适用。部门法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就应该首先诉诸于部门法；当部门法缺失时，法院就应当诉诸于宪法，而不应当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理。同时，宪法的司法适用存在适用的主导：一是宪法间接性援引，二是使合宪性解释成为一种宪法义务。

曾经引起法学界轰动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给学界提出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宪法可以司法化吗?“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提法是否妥当?宪法是否可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决文书中直接援引?宪法是否可以司法适用?虽然时过境迁，我们并不因此否定它的学术价值。

在我国，宪法被明文规定为法律渊源，但是宪法是否可以进入司法，宪法是否可以司法化等问题始终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有一些学者不认可宪法司法化的说法，不认为宪法可以被司法适用。笔者也不赞成“宪法司法化”的说法，但是并不否认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主张宪法司法适用存在适用的主导：一是宪法间接性援引。部门法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就应该诉诸于部门法；当部门法缺失时，法院还应当诉诸于宪法，而不应当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理。二是在适用过程中对宪法、法律进行解释时，自觉地行合宪性解释。将合宪性解释从法律方法转化为宪法义务，无论对宪法进行解释还是对法律法规进行解释，合宪性应成为一种解释的主旨，成为一种宪法义务。

一、为什么不能称为“宪法司法化”

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在法律文书中拒绝直接援引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刑事判决中能否直接援引宪法的请示做出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法，也是一切法律的‘母法’。„„据此，我们同意你院的意见，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援用。”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批复明确指出审理刑事案件时不能够直接援引宪法作为判决依据。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该批复确认了在制作法律文书时哪些规范性文件可以被引用，哪些不可以被引用。该文件认可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但是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和批复等不可以在法律文书中直接引用。很多学者认为这两个“批复”是宪法不可以在司法中适用的直接硬性的规定，否定了宪法的适用性。也有学者认为这两个批复，前者否认了在刑事判决中的适用性，后者只是回避了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这两个批复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否认宪法的可诉性。由此，宪法是否具有可诉性以及宪法是否可以司法化的问题一度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热点。2008年12月l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公告，自12月24日起废止2007年以前发布的27项司法解释。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苓案所作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废除此司法解释又成为新一轮关于“宪法司法化”讨论的导火索。[!--empirenews.page--] 对于“宪法司法化”这一提法的科学性和可接受度，笔者一直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宪法司法化”的说法是2001年原最高院院长黄松有在《人民法院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当时任最高院民一庭庭长的黄松有在齐玉苓案二审判决后，在《人民法院报》上撰文《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文中认为“创造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开创了法院保护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先河”。“宪法司法化”从此正式出现在法学论著中。这不是一个来自纯粹学者的创造，也不是对国外概念的译介，更不是借用相关理论的跨学科概念。它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甚至还没有被学界细细探究后给其一个准确定位就夭折了。它是特殊的，并非是哪一个法学界泰斗式人物的创新，而是由一个实务界人士提出的。在人们还没有将其理论化、甚至还在对它的产生意义和存在价值疑惑时，学术界似乎已经停止了对它的讨论。2008年l2月，最高院发布公告将针对齐玉苓案做出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予以废止，这意味着“宪法司法化”提法的夭折。这并非是惋惜，而是暗示着它存在的短暂。[1][2][3]下一页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一些学者将自己的论文题目设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的思考”，也有人在文中不加辩驳地提到“齐玉苓案作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甚至有些人在不明所以的状态下，据此开始讨论中国的宪政去向与出路，其实这个案件并不是中国的宪法司法适用的第一个案件。如果说将这个案件作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是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那么从理论上分析，宪法司法化应包含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但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既没有违宪审查权，也没有宪法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不属于宪法解释，那么依据这样的司法解释并不能得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结论。虽然我们可以把学者们的这种状态归结为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脱节，但是不加调查研究就下结论毕竟不利于理论研究。从国内两个案件——钱缘案和齐玉苓案的案情表述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以上说法的合理性。

或许这个案件被称为第一案更多地是受到了最高院为此案做出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的影响，毕竟，这是国内第一例由最高院出台相关文件涉及宪法适用的案件，我们不否认它在这方面的积极意义。

二、判决可以间接援用宪法

虽然对于“宪法司法化”的说法并不认同，但是笔者主张司法判决中对宪法的间接性援引。

由于《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的废止，意味着“宪法司法化”的提法不会再出现，很多学者也认为这意味着“宪法司法化”的结束。其实这个非学术化的提法经不起学者的考究，迟早会面临被否定的尴尬境地。但是否认“宪法司法化”这个提法，并不否认宪法的司法适用。这只是否认了法院此类判决——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有效性，没有直接否定姓名权在以后案件中被作为裁判的依据，也没有直接否定以后的民事判决中宪法的可诉性。另外，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刑事判决中能否直接援引宪法的请示做出的答复，只表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用宪法，并没有否认在其他民事、行政案件中宪法的可适用性。[!--empirenews.page--] 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应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的司法解释指出，法院在制作法律文书时可以引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从该条的规定看，这是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适用的范围之外。但此处并没有明确指出宪法不能适用，这不是一个禁止性规范，只是在理论上回避了宪法的适用问题，因此理论上可以在制作判决书时援引宪法。在具体的部门法没有规定相关的事项、而宪法中却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应不应该受理这样的案件?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看一则相关案例：北京民族饭店的l6名员工以民族饭店侵犯他们作为公民最基本政治权利即选举权为由，起诉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民族饭店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16名工人随即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次驳回起诉，理由是该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乜我们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规定着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规定着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由于宪法偏重于原则性、纲领性的规定，人们长期以来并不把宪法看作法，宪法被看作一种政治宣言。实际上，我国的法律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地方性规章等，当不对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等进行分阶时，我们说到法律都应该包括宪法。上述案例认为诉讼缺乏法律依据明显将宪法置于法律之外，这种观点显然不恰当。宪法应当是诉诸司法适用的法，应该是诉讼的法。

当然，很多学者反对宪法司法化，多是从各种角度论述中国不具备违宪审查的制度背景、时代背景等。因此，这里我们要说明：我国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和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宪法条文判案，并不等同于法院享有违宪审查权。有学者认为：“宪法司法化的最低标准，是把宪法作为裁判的法源；而宪法可诉性的最高标准，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该学者还认为，在我国，宪法的司法化尚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我们现阶段应采用宪法司法化的最低标准，将宪法作为裁判的法源。张千帆认为，宪法“司法化”可以有两种相关但强弱程度不同的形式。它的“弱形式”就是目前所指的宪法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即宪法条文可以被当作法院判案的依据。它的“强形式”则更进一步，要求某个独立于议会的机构能够依据宪法来审查立法的合宪性，从而建立宪政审查体制。所以，大部分学者对于宪法作为判案的依据还是认可的，但是，对宪法作为法源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宪法作为法源，又具体为直接性援用和间接性援引。笔者认可宪法的间接性援引，对于宪法的直接援用，持保留态度。上一页[1][2][3]下一页 从国内的司法实践得知，我国的宪法可以在法院的判决书中出现。一是作为原告或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来使用，用以主张自己的权利或否认对方的权利。二是出现在法院判决书中的说理部分，用来分析双方当事人提出的权利主张是否具有宪法依据。三是出现在判决部分，即根据《宪法》相关条款规定做出判决。童之伟区分了法院审理案件时引用宪法条文的两种情况：一是“遵守性援用”(或称“说理性援引”)。二是“适用性援引”。童之伟赞成前者，反对后者，并且他认为对于齐玉苓案的批复就属于后者。显然，童之伟的“适用性援引”指的是以上的第三种情况，而“遵守性援用”则应该对应于前两种情况。而王禹认为，宪法在判决书中所起的作用有的是作为双方当事人主张权利的依据，如山西闻喜县粮食贸易公司案。有的是作为法院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如赵忠祥案、张学英案、宋修林案、乌苏里船案等。有的是明确作为判决依据的，如齐玉苓案、钱缘案o[I]5我们所谓的“宪法司法化”仅仅指的是王禹归结中的第三种情况——判决中直接援引，是童之伟指出的“适用性援引”。反对“宪法司法化”就是反对宪法的直接援引，而对于宪法的间接性援引——也就是“说理性援引”，笔者认为具有可行性。[!--empirenews.page--]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一种纲领性文件，提供的是一种原则性的指引，并不是为具体案件的判决提供依据。有各种具体的部门法为案件的判决提供具体判决依据，宪法只需要提供原则性的指引，不需要面面俱到。宪法的地位决定了宪法的权威，但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既然是所有法的上位法，那么只要它属于法就可以在司法中适用。在部门法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可以诉诸于部门法的时候，就应该诉诸于部门法；当部门法缺失时，法院应诉诸于宪法，而不应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理。而且，此处宪法的法律适用主要是指作为原告或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否认对方的权利或者是出现在法院判决书中的说理部分，万不得已才将宪法条文直接引用在判决部分。

三、合宪性解释成为宪法义务

合宪性解释系指司法过程中，当法律规范依字义及脉络关系产生多种可能解释时，法官依职权应倾向于选择最符合宪法原则并使该规范得以维持的解释。合宪性解释适应了战后大陆法系国家借鉴英美宪法解释传统，通过实施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时代要求。合宪性解释虽然在英美传统中发扬，却是源于大陆法系。合宪性解释最初只是在宪法影响下出现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只是传统的体系解释方法。国内对于合宪性解释大体是遵循了大陆法系，将合宪性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原则和方法之一。例如，梁慧星教授在自己的《裁判的方法》一书中提出四个类型——文义解释、论理解释、比较法解释和社会学解释，其中论理解释的类型涵盖了合宪性解释。在黄茂荣教授那里，合宪性因素也只是与文义因素、历史因素、体系因素、目的因素并列的诸种影响法律解释的因素而已。

我们认为仅仅将合宪性解释作为法律方法并不、合适，如果是法律方法的一种，那么对于合宪性解释的应用就是一种自发的、有选择性的运用，并非衡量每一个案件时都可以用到。但是当上升为一种宪法的义务，这种解释就成为一种自觉的运用，可以将宪法的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案件中。尽可能维护以宪法为基础规范建立起来的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尽可能避免因做出“违宪”判断与决定而引发法律秩序的紊乱，从而为宪法的司法适用做好铺垫，推进宪政的发展。

论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范文） 篇6

论文摘要

法的基本原则，通常只是一种观念，一种法理，存在于各国立法者和国民的法律意识中，至多由相应国的学者加以概括、归纳，在其学术著作中予以反映和阐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因时代、地域或观察的角度不同，学者的表述和理解也不尽相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在法律界及学术界至今未达成一致共识。本文以国外和我国法律学术界对法的基本原则的形成、发展、认识理解为基础，尝试解释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涵是集中于“依法行政”。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作用、涵义及学者们不同表述和理解，归结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涵是“依法行政”。本文先从国外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依法行政”发展历程和发展环境来阐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发展变化，从而突显“依法行政”的核心地位。再结合我国“依法行政”的立法和实践过程，强化“依法行政”在我国法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联系其他相关原则的阐述，进而突出“依法行政”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内涵的主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最后联系当今世界的发展和我国面临的现实，强调随着社会的发展“依法行政”的作用和意义将更加显著。

关键词：依法行政、行政法、基本原则

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概述法的基本原则是法的灵魂，任何国家的法，任何国家的行政法都不可能没有基本原则。但是基本原则不同于法的具体规则、原则，法的具体规则、原则是由成文法的具体条文加以确立和宣示的，基本原则通常只是一种观念，一种法理，存在于各国立法者和国民的法律意识中，至多由相应国的学者加以概括、归纳，在其学术著作中予以反映和阐释。

怎样的条件才构成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呢？姜明安认为“它是一种基础性规范，体现行政法的基本价值观念，起宏观指导作用，范围广泛”，应松年认为“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具有普遍性、特殊性、有效性”，叶必丰则强调“普遍性、法律性和特殊性”。此外还有多种观点，尽管这些学者表述、概括的角度不同，但是他们都认为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对整个行政法体系要起着宏观的指导作用，体现行政法的基本价值观点，不仅指导和调整行政立法、执法行为，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相应问题缺少行政法具体规则的调整或者法律给行政主体或行政争议处理机关留下较广泛的自由裁量的余地时，行政行为的实施或行政争议的处理就要直接受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拘束。

站立的角度、归纳的方法不同，对涵义的表达也不一致，姜明安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指导和规制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指导、规制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规范”。应松年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指导行政法制定、执行、遵守以及解决行政争议的基本准则，贯穿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和行政法制监督的各个环节之中”。对于两位教授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应松年教授的观点更为完整，主要在于它强调了法的基本原则对于行政法各个环节整体的指导和调整作用。

对于行政法的一般基本原则，有的学者采用一原则（如依法行政原则⑴），有的学者采用两项原则（如合法性原则与合理性原则⑵），有的学者则稍加具体化，将行政法基本原则概括和表述为数项⑶。

这主要是由于学者所处的时代、地域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学者们对之理解并不一致，进而学者对之表述也不相同，各国情况亦是如此，因此要从各国行政法的一般基本原则中抽象和归纳出若干共同的一般原则非常困难。

尽管如此，我们通过比较分析仍可得出各学者表述中共同的一点：行政行为必须依法为之。或许表示方法不同，但皆为此意，我们估且或简称为“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亦或称之为“行政法治”）不仅仅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而且对行政法起到了宏观的普通指导作用。从以下对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介绍，我们不难知道，如果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内涵集中为一点，即为“依法行政”。

二、国外概况

（一）依法行政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初期，为了适应自由竞争的需要，提倡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尽量控制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因此，依法行政的法指的是狭义的法律，即由国会制定的法律。“无法律即无行政”，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行政权力不断扩大，委任立法迅速增加，如果还限制在狭义的法律范围，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状，行政机关将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依法行政的法，扩大至根据法律制定的法规等行政立法，同时加强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和审查。

二战后，各国对依法行政或行政法治原则的表达，都在不同程度上总结了二战前德国法西斯统治的深刻教训。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前进，“依法行政”的作用更加突出。

（二）纵观国外关于法制原则的概况

1、英国英国法学家AV.载西将英国的法制原则归纳为三个原则：“（1）正规法律的绝对优位及政府专断权力之排除；（2）法律上一律平等；（3）宪法的一般原则及通常法律适用的浓缩。”当代英国学者将行政法制原则概况为：“（1）政府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法律；（2）法制原则不局限于合法性原则，还要求律必须符合一定标准，具备一定内容；（3）法律原则表示法律的保护平等；（4）法律在政府和公民面前无偏袒。”⑷

2、美国美国的法治原则包含下列因素：（1）法治原则承认法律的最高权威，要求政府依照法律行使权利。但法律必须符合一定标准，包含一定内容。否则，法律也可作为专制统治的工具。（2）正当的司法程序。为保护公司权益不受政府官员不当行为的侵犯，还必须在程序面前对政府权力的行使加以限制。（3）法律规定的权利和程序必须执行，为此，必须有保障法律权威的机构。⑸

3、德国德国行政法学的创始人奥托。麦耶（Otta Mayer）1895年出版的《德国行政法》第二章名为“行政法秩序之概要”中认为，依权力分立原则，国家应“依法而治”，即国家之司法行政皆受法律之拘束。依法行政的重点为：“（1）法律的规范创造力原则，即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行政法规范是法律创造的；（2）法律优越原则，即法律对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与法律相抵触；（3）法律保留原则，一切行政作用虽非必须全部从属于法律，但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由法律规定”。⑹印度行政法学者赛天在其《德行政法》一书中认为，德的“法治”概念包括两种意见，实质上的法治与形式上的法治，他认为“实质上的法治要求实现公正的法律秩序。这一原则要求国家的权力应当服从于种确定的、不可变更的宪法原则，服从于实质性的基本价值。”“形式上的法治则要求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应当以根据宪法制定的各种法律为依据。”德国对依法行政的研究，近期则着重于“法律保留”原则的深化。

4、日本日本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表述，二战前后有很大区别。二战前，著名法学家美浓部达吉认为，法治主义建立于两大根本思想之上，其一为法律平等之思想，其二为对人民权利自由之限制，须有法律之根据。非依法律，不得任意侵害，是为依法限制之思想，其基本内容为：“（1）行政权之作用，不得与法规相抵触；（2）非有法规之依据，不得侵害人民权利，或使人民负担义务；（3）非有法规根据，不得为特定人设定权利，或为特定人免除法规所科之义务；（4）法规任行政权益自由判断之场合，其判断也须合于法规。”二战后，田中二郎将之概括为：“（1）行政为法规之执行；（2）行政须要法规之授权；（3）行政应受法规之限制。”⑺而近期，日本学者将之纳为两项原则：法律优位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日本关于依法行政的观点对我国的影响比较大。⑻以上为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原则概括，概括之：德国强调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日本亦如此，英国强调越权无效原则，美国强调正当程序。这是由于所处的时代、地域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学者对依法行政的理解并不一致。从历史角度言，这种认识变化要体现在“法”的范围、内容和表现形式的不断扩展。⑼我国国内学者对这些影响较大的国外行政法研究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而且结合我国现有国情对一些细化的基本原则是否适用理解并不一致，但其内涵仍是围绕于“依法行政”（亦或“行政法治”），使行政法的立法、执法、司法、法制监督等各个环节统一起来。

三、我国基本情况

（一）依法行政的内涵与必要性一般认为，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治国能否实现的关键。发展市场经济，实行民主政治，需要有健全的现代法治作保障。为此，我国宪法修正案规定，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依法行使公权力的过程，包括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依法监督等，其中依法行政是与公众联系最广泛、最经常、最密切、最直接且存在问题最多的环节，是依法治国的一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与是其核心。法律的实施是全社会共同的任务，而行政机关担负着最要的使命。我国现行法律有80%以上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行政机关不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方略也就难以落实。行政权的行使过程追求效率，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拥有裁量权但有扩张和滥用的倾向，公职人员容易养成按个人意志办事的习惯，从而忽视依法行政。有的学者认为，依法行政原则的确立是我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大成果。

上述关于“依法行政”的内容属于广义上的涵义，将其与行政法联系起来，则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讨发展现有理论，使其对行政法的各环节起到指导和促进作用。

（二）依法行政的形成和确立八十年代末期，我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依法行政”。随着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我国《宪法》对“依法行政”提出了基本要求，并作了许多原则性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级代表大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深入，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作为法制经济和具有新型政企关系的现代市场经济被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为依法行政提供了政治文化基础和现实必要性。“依法行政”不仅仅只对具体的行政管理工作起着基础性的指导和规范调整作用，而且促进了行政法的完善和发展，有利于依法治国的具体落实。十余年来，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相继颁行，正式建立了从程序控制、法律救济角度监控行政行为的法律机制，有力地推动了依法行政的实践。

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依法行政”在立法、执法等行政法的各个环节中的指导和调整作用愈加重要。

（三）我国关于“法治原则”的内容我国的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起步较晚，研究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学者们意见不一，关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尚未完全定型，正处于进一步的形成、确立过程。主要观点有：

1、罗豪才：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应急性原则。⑽

2、与罗豪才教授见解较接近的龚祥瑞：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公正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应变性原则和行政负责原则。⑾

3、姜明安：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行政公正原则和行政效率原则。

4、应松年与朱维究主张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⒀

5、马怀德：依法行政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比例原则。⒁上述例示性的举出几位中国行政法学界较具代表性的见解，我觉得在严格意义上行政法基本原则包括两部分，即合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较为合理，而合法性原则则主要体现了“依法行政”原则的具体要求和内涵。

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决定应符合法律的规定，它是行政必须服从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治、民主和人权原则在行政领域的具体体现和运用，它是以法治、民主和人权原则为基础的。

我国台湾学者林纪东、管欧认为，行政合法性原则的内容可概括为：“

1、行政权的运用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2、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行政权不得使相对人负担义务或侵害相对人权利；

3、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行政权不得免除特定人的法律义务或为特定人设立权利；

4、行政自由裁量权必须有法律上的界限。”⒂我国学者将行政合法性原则的内容概括为四项：

1、法律创造规范原则：只有法律才可以造行政法规范，行政机关没有法律的授权不得制定行政规范，其所制定规范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

2、法律优位原则：也称法律优越原则，指法律位阶高于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行政命令，一切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行政命令皆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即“一切行政权的行使必须受法律约束，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3、法律保留原则：指宪法关于人民基本权利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皆必须有法律授权，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即“一切行政权的行使必须由法律授权使可为之。”

4、行政应变性原则：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定条件，依照法定程序，维护公共利益。

法律创造规范原则与行政应变性原则理解较为容易，对于法律优位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理解二者的区别有助于更好把握这两项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所要确定的是法律对行政的监控范围，这里的“法律”是狭义的法律，是民意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而法律优位原则所要解决的是法律对行政的监控力度，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以及解决法律允许在多大围内发挥作用的问题，这要求行政主体“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相较之下，法律保留原则比法律优位原则更为严格。法律优位原则只是消极地止违反现行行政法规范的作用，而法律保留原则却积极地要求行政作用具有法律依据。法律优位原则所要求的是法对政的支配性。然而，在法缺位时，对行政也就无能为力，无法和约束了，因而并不禁止行政作用的存在。对法律保留原则来说，法律缺位意味着法律未作或不作规定，意味着法律未赋予行政权力，因而就必须排除任何行政作用的存在，即无法律就无行政。⒃

（四）“合法性”仅是行政法基本内涵的主要方面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在符合法律的同时要合乎公序良俗，符合公众利益，即受合理性原则的限制。合理性原则的内容一般有：平等对待原则、比例原则、正常判断和没有偏私原则等。合理性是合法性的有效补充。

合法并不一定合理。法律的制定除了现实因素外，立法者的本义和个人综合素质也有一定的影响。时代在发展，新的情况并不一定皆为人们所预料，因而法律一经制定就注定了其滞后于时代的命运，对一些法律不能预见或规定与现实发展不再适应时，合乎法律规定并非一定符合公众和社会的要求。法律需要与时俱进，但更需要保持其稳定性，因而，我们必须加强行政法治建设，真正做到“依法行政”，通过“依法行政”的指导落实行政法的具体规定，发挥法律的效能。

四、相关问题行政行为必须依法为之，倘若超过法律权限是否有效呢？学者们提出了“越权无效原则”，比利时、英国等国在法律中作了明确规定。英国行政法学权威韦德教授认为越权无效原则是行政法的核心原则，对于行政机关的超越法律权限的行为是否有效，学术界争论不一。有的学者认为只有重大、明显的违法行为无效，一般的违法行为应假设其有公定力因而有效，行政相对人应该执行。有的学者则认为凡是超越法律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两种观点各有利弊，不能统一。前者观点认为行政相对人对一般违法行为若可以随意判定其无效而不执行，不利于行政机关的工作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后者观点认为一般违法行为经过诉讼后，有权机关可依据事实和法律予以撤销，权利的撤销意味着不发效力，即这种越权行为也无效。

国情不同，法律规定也不同，对于行政行为是否有效的判定必须依据法律，而有权机关必须依据本国的法律裁定是否有效。行政权力日益膨胀是个共知事实，若承认一般违法行为有效，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保护会有利吗？仅就我国而言，由于行政法治建设仅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国家公务员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因而行政违法行为屡屡发生，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不可避免，同时导致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不配合甚至于不信任。所以，我比较倾向于“一切违法的行政为了律无效”的观点。法律的完善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步伐，稳定政治和社会背景是经济发展的保障，这就强调和促使了行政行为要依法为之。

行政行使依法而为，是为了使社会成员信任、支持和配合政府工作，因而有人提出“信赖保护原则”，即基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权益的考虑，当社会成员对行政过程中的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形成合理信赖，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者变动上因素后必须合理补偿社会成员的信赖损失。这种制度尚未在我国确立下来，但从其内涵上依然围绕“依法行政”这个本点。

行政权力的滥用最主要在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滥用自由裁量权本身是一个合法性问题，但在滥用导致现实不公正的结果时，构成合理性问题。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结合，要求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行政立法、执法的同时，要建立相应的法律监督机制，要提高公务员自身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法律素质，加大法宣传力度，使社会成员自学遵守法律，在个人受到行政行为不利益时通过合法途径寻求保护。

基于上述各种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社会正处于从计划帝国向法治国家转换的过程中，法制理想并没有成为“公共意见中的坚实要素”，旧制度对新制度尚有迁延性。为此，对依法行政及其制度的理解必须保持相当谨慎的态度，避免以“真理的面目”阻碍实现依法行政的过程，并提出三点意见：

1、行政权必须受人大、法院及其法律规则的控制和约束，社会必须从行政意志统治转向法律统治。“控权”、“维权”的过程同时也是控制行政权和目的性行使的过程，法律真正应当维护的只能是国民的意志和利益，建立“主权在民”的宪政思想；

2、依法行政所依之实在法必须符合法律规范等级秩序；

3、行政权的行必须符合人权保障原则，政府必须竭尽全力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政府非依法定理由并经正当程序不得干涉个人权力自由。⒄新的世纪，新的经济发展空间，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更加明显。特别是目前，中国加入WTO，经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法制与国际接轨，行政机关职能符合经济发展要求，“依法行政”的作用和意义更加显著。随着行政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理论会日趋成熟，无可否认的是，“依法行政”始终指导和调整着行政法的各个环节，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必定体现并集中于“依法行政”。

参考文献：

（1）参见陈新民著：《行政法学总论》，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53-64页。

（2）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64页。

（3）如英国韦德教授将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法治、议会主权、政府服从法律、越权无效四项。（韦德在其名著《行政法》第二章中论述英国法院权力的宪法基础时，既将这些原则视为行政法的宪法基础，同时又将之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阐述）。我国学者胡建淼将南斯拉夫行政法基本原则归纳：法制原则、独立原则、公开原则、效率原则四项（见胡建淼：《中国行政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429页）。美国盖尔霍恩和博耶在其《行政法和行政程序》一书中将美国的行政法基本原则概括为：公正性、准确性、效率、可接受性四项。

（4）参见王明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0-11页（5）参见王明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0-11页（6）参陈新民著：《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7）参见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三民书局，第7页。

（8）日本的学者主张之影响主要体现于我国许多学者的观点之中，在我国学者观点中可见之，于下文。

（9）参见张步洪编著：《中国行政法前沿问题报告》，中国检察出版社，第174页，转引自皮纯协《论依法行政》（10）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新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11）参见龚祥瑞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以下（12）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3页（13）参见应松年与朱维究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以下。

论行政法中民法规范的适用 篇7

一、行政法和民法规范之间的关系分析

行政法和民法规范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两者的适用范围不同, 行政法主要集中在行政方面, 是调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关系的法律, 它属于是公法的一种;而民法规范则是调整或处理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 它属于私法的一种, 这种不同是由于它们的主体差异形成的, 两者同属于基本法体系[1]。在实际运用中, 两者又是紧密相关的, 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如果民事诉讼纠纷事件的严重性达到一定程度后, 民法规范就很难尽善解决, 这就需要借助行政法来进行协调。

行政法的适用是在行政主体在行驶职权时与其相关的行政法律监督主体之间所产生的关系进行体现的, 一般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第一, 一般行政法;第二, 特别行政法。这两种法律形式都遵循公正和平等原则, 共同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和争议, 从这方面来讲, 在民法规范中所适用的原则和制度, 在行政法中也可以适用, 例如法人制度等。

二、行政法中民法规范适用的必要性分析

(一) 有利于贯彻私法精神

从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构成来看, 在行政法中应用民法规范是十分有必要的, 它可以有效缓解当前社会法律体系中存在的漏洞, 对缺少的私法精神起到补充作用。具体表现就是在经济体制下, 过度的国家观念会导致大大削弱普通群众的社会作用, 在社会身份上也只能是作为国家中的一份子, 独立人格的体现也就会受到忽视, 在行政法中应用民法规范, 有利于贯彻一些私法精神, 增强群众的社会作用。

(二) 推动行政法新理论的合理运用

在社会发展相对较为和谐平稳的状态下, 社会主体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一致性和行为之间的协调配合性, 使得行政主体的服务和与其相关合作逐渐成为了行政法的新理论。过去传统的服从命令模式已很难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趋势, 取而代之的则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一种平等性关系, 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法规范可以更好的在行政法体系中科学适用, 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三) 防止寻租行为的出现

当前很多行政部门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制定一些对自身有利的特别行政法, 这种现象就是常说的寻租行为。这种特别法一般是有一定执行范围的, 如果将其直接作为一种“法”的话, 就会改变依法行政的本质, 会有很强的专制性色彩。因此, 为了尽可能的避免这种寻租行为的发生, 就要适当的应用民法规范, 实现民法规范和行政法的有机融合, 从而更好的完善现行行政法规体系。

(四) 行政法中的司法现象存在

降低民法诉讼的成本也是减轻法院负担的一种体现, 基于此, 就要根据形势发展将司法和行政两者充分融合, 这种融合也会促使行政司法现象的产生。众所周知, 在行政仲裁和调解中, 都是针对于民事争议来讲的, 并不是所谓的行政争议,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在行政司法的执行过程中, 必须要将民法规范作为最基本的参考依据, 也就是本文所讲的将民法规范适用在现行行政法中, 实现两者的作用互补。

三、行政法中民法规范适用的具体体现

(一) 民法总则方面

1.基本原则

在我国现行的民法规范中, 很多原则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 也是人们生活工作中最基本的行为规范, 例如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等。这些原则在行政法中也是可以发挥特定效用的, 这样就可以看出在民法规则中适用的规范原则同样也可以适用于行政法, 可以作为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和桥梁。

2.法律主体

从法律主体角度来说, 不论是在行政法体系中还是在民法规范体系中, 两者的法律主体在权利和义务上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法人和自然人都具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民法规范在对法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在确定时, 需要充分结合行政法的自身特点, 保证不会与其有较大冲突, 从而使民法规范更好的适用于行政法中[2]。

3.法律行为

在行政法体系中, 它的行政行为概念和民法规范中的法律行为概念之间并不是孤立相对的, 两者之间有密切联系, 这样就使得民法规范中对法律行为的规定也可以在行政法中对行政行为的规定相适合, 两者具有一定的一致性特点。这种在法律行为方面所明确的规定相似性, 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法规范在行政法中的适用。

(二) 债权法方面

1.对于合同法的规定

首先, 合同生成要件。在行政法合同制定中, 合同当中的一方当事人也是必然的行政主体, 但是, 这种行政合同和普通合同一样也要以合同双方的意愿为基础和标准, 不能违背双方意志, 特别是在合同法中对有关要约和承诺原理等方面, 行政法合同和民法合同之间存在有很多相似之处。除此之外, 在合同的效力生成方面, 行政合同的生效条件也同样适用于民法合同[3]。

其次, 对于合同担保权的规定。在合同的担保内容中, 保证、抵押、留置以及定金等等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而民法规范中对于这些要素的相关规定也同样适用于行政法中。在金钱债券方面, 行政法和民法规范之间也有一系列共同点, 也就是说在和合同担保上相关的规定也同样适用于行政法之中。

第三, 对于合同的执行履行。在现行行政法中, 对于两人以上共同承担义务的规定有很多, 并且根据所承担义务的不同, 在具体规定上也有相应的调整, 而且在连带性质上也有和民法规范相似之处, 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此外, 合同法中的合同执行规定, 也可以适用于行政法中, 但是, 这种适用并不是全面化的适用, 在具体的执行原则上还是有一定差异, 民法规范的执行一些执行原则并不适用于行政法, 主要是因为行政法中债券所具有的强制性造成的[4]。

第四, 对于合同的解除规定。合同解除是合同后期内容规定, 在这一内容中, 民法规范中对于具体解除的规定事项也适用于行政法, 例如民法规范中的代位清偿原理就可以在行政法中运用体现。

2.对于债券行为的要求

对于债券行为方面的规定和要求, 民法规范和行政法两者在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的同时, 两者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别, 例如在具体的侵权行为性质确定上, 行政法方面的侵权性质确定相对来说较为严重, 因此, 两者是不能适用于统一法规体系中的。

四、结语

任何一项法规制度, 它的制定和执行目的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利益, 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民法规范和行政法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关系, 在当前社会发展态势下, 将民法规范适用于行政法中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两者的融合可以有效弥补行政法中的不足之处, 从而使法规制度的约束作用更有效发挥, 推动社会稳定有序发展。

摘要：在现代社会发展中, 法律制度在保障人民利益, 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同法律制度所适用的范围和对象也各不相同, 结合当前社会发展态势来看, 公法和私法之间的联系愈加密切, 由此也对行政法和民法的二元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行政法和民法为分析对象, 阐述民法规范在行政法中的适用性。

关键词：行政法,民法,适用

参考文献

[1]裴国升.民法规范在行政法中的适用性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 2016 (05) :307.

[2]冯歆然.民法规范在行政法中的适用[J].法制博览, 2016 (15) :198, 120.

[3]陈碧瀚.民法规范在行政法中的适用性探讨[J].法制与社会, 2016 (18) :20-21.

信赖原则的渊源、发展及其适用 篇8

1935年10月18日下午6时许，被告人驾驶汽车沿市内电车轨道路基行驶，电车轨道宽5.9米，电车轨道高于汽车车道，被告人驾驶的汽车行至桥前1.5米处时，前方有两成年人从电车轨道上跳到汽车轨道上，并与汽车相撞，造成一死一伤的后果。柏林地区法院认为，被告人在天气晴朗、视野良好的时候，如能充分注意，即可发现电车轨道上的两个行人，且可以从两个人的态度等方面推断出他们是想在自己前方穿越汽车道，并可采取鸣喇叭等预防措施，因而认定被告人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但联邦最高法院改判被告无罪，其理由是：汽车驾驶员虽然对行人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应有心理准备，然而对于驾驶员的这项要求，也应考虑日常生活上的要求和汽车交通的本质、特性及重要性等因素，而在可以允许限度内，才是适当的。因此，汽车驾驶员并没有将所有行人的可能不注意的情况都予以考虑的必要和可能。如果根据当时的全部情况，判断该行人不会如此不注意时，则行为人已经履行了其注意义务。 在此之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德国汽车激增和汽车高速化的社会形势，不断依据上述判例所体现的信赖原则精神在交通事故的处理中作出判决。

［案中法理］

（一） 信赖原则概述

所谓信赖原则，是指在生产、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当某人根据共同的准则或规则行事时，只要不存在特殊的情况，就可以信赖其他相关的人也会根据共同的准则和规则行事。如果由于他人采取无视共同准则和规则的行动而发生事故时，就不应对此追究遵守共同准则和规则的人的责任。

信赖原则，是德、日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确定过失责任及责任程度的重要理论。其理论渊源是以“被允许的危险”理论而确认的“危险分配”理论。它是根据人的相互信任情感、共同责任心以及“社会连带感”产生的。它强调，既然人们共同生活于一个社会空间，那么，为了维持社会生活的和谐有序，每人都应当承担一些注意义务，而不能把注意义务只加于某一些人，另外，人们的行为可以基于彼此间的信任。信赖原则是一种典型的分配注意義务的原则。

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原则传到日本、瑞士和我国的台湾地区，最先在有关交通事故的判例中被广泛适用。

日本最高法院第一次有意识地采用信赖原则来否定过失责任的判例，是1966 年6 月 14 日的判决。其主要案情是：日本某私营铁路站的乘务员，深夜从到站的电车上让醉酒昏睡的乘客起来并下车，但没有在后来进行监视，结果该乘客掉进线路，被行驶中的电车压死。日本最高法院判决否定了该乘务员业务上的过失责任。判决认为：“在乘务员使醉客下车时，除根据该人酩酊的程度和步行的姿势、态度等其他从外部容易观察到的迹象可以判断该人有与电车接触、落在线路中的危险这种特殊情况外，信赖该人会为维护安全，采取必要的行动，相应地对待乘客就够了。” 根据信赖原则，被害人也被分配到注意义务，而他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使危险发生，责任应该由自己承担，乘务员没有过失。

在认定交通事故的过失中首次正面适用信赖原则，是最高法院1966年12 月20 日的判决。其主要案情是：被告驾驶汽车行至十字路口时，在车道中央附近，在右转弯的过程中，发动机暂时熄火，于是再次发动汽车，以时速约5公里的速度向前行驶，这时从右侧方驶来的摩托车想从该汽车的前方超过，结果相撞，使摩托车的乘车人受伤。最高法院驳回了认定被告人具有过失的原审判决，其理由是：在本案中，对于汽车驾驶者来说，如果不存在特别的情况，他就可以信赖从右侧方向驶来的其他车辆会遵守交通法规、为避免与自己的车相冲突而采取适当的行动，根据这种信赖进行驾驶就可以了。并无必须预想可能有违反交通规则、突然闯至自己汽车前面的车辆。必须顾及右侧的安全，以防止发生事故于未然的注意义务，不属于行为人业务上的注意义务。

信赖原则肇始于交通运输业，是由于旧过失理论无法有效适应危险行业的业务特点所必然导致的。传统的过失理论把预见可能与预见义务视为一体，凡有预见危害结果的可能即有预见义务；凡认识到危害结果即应采取避免危害结果的措施。按这一逻辑，汽车司机必须时刻提心吊胆，否则发生事故，其过失责任就在所难免。但如果对司机要求过严，汽车时开时停，其作为高速运输工具的性能便会丧失殆尽，不符合现代高速度、快节奏生活的需要。于是，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为了减轻交通运输人员过多的义务负担，不得不适用信赖原则，将一部分注意义务分配给行人。

由于信赖原则说到底是一个注意义务分配问题，它作为决定社会生活上必要的具体的注意义务的一个标准，当然也具有适用限度。事实上，信赖原则是具有一定社会相当性的信赖。信赖原则中注意义务的分配也是在信赖基础上的分配，因此，它们都不是无条件、无限度的。允许超越限度的信赖，就有招致紊乱社会秩序、产生不良事态的危险。

日本学者指出，遵循信赖原则，首先以行为人自身在行动时遵守规则为基本要件，对违反规则的不能适用信赖原则，否则对过失犯认定就会失去标准。对方由于身心上的理由(如对方是老人、幼童、醉酒者、身体障碍者等)，容易采取异常的行动而不能信赖时，当然也就谈不上适用信赖原则。

作为“适当的分配交通上危险之原则”， 信赖原则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从德国、日本等国适用信赖原则的背景来看，信赖原则的适用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在交通领域适用该原则，首先在硬件上要求具备交通工具先进，交通设备发达，公路优良，标识齐全；其次，在软件上要求公民文化素质较高，交通意识强，有良好的守法习惯，交通规则得以普及，交通管理方法科学有序等。不具备这些条件，就无法将过多的注意义务分配给行人，对其寄予太多的信任。在日本，直到1959年学者们还对信赖原则持否定态度。1964年东京举办奥运会使日本交通从整体上大为改观，这才具备了适用信赖原则的前提。1966年关于信赖原则的判例第一次出现，时至今日，日本已经能够完全自如地采用信赖原则来处理数量庞大、多种多样的交通事故了。

（二） 信赖原则在交通运输以外领域的适用

近年以来，随着科技和社会发展，科技广泛应用的结果一方面改善了人民生活质量，但另一方面会牺牲某种程度的法益与安全。现代医学之发展使得重大医疗行为，仅靠几个医师行为难以完成，还须借助其他人如麻醉人员及护士等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在其他行业如建筑业也需多数人的共同行为才能完成，而对这些需多人共同合作才能实行的危险性作业领域，其形态与交通工具有相似之处，对其发生的过失事故，如医疗过失、企业过失、监督过失等能否适用信赖原则以免除其过失责任，即在交通领域之外能否适用信赖原则，日本学者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对判例中过于扩大信赖原则适用面的作法流露出深深的忧虑。 在理论上也有不同见解。 肯定说认为，工厂的食品、药品、医疗等与交通在性质上同属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生活条件所必需之设施或行为，在处理食品、药品、公害或医疗事故时，没有排除适用信赖原则的理由。否定说认为，交通事故适用信赖原则，是经长期理论与判例的发展、针对交通事故之特性而逐渐形成的，其他如食品、药品、公害或医疗事故，性质与交通事故并非完全相同，考虑重点也不一致，因此应根据食品卫生或医疗行为之本质与社会的需要，逐渐经由理论与实务充实而形成若干原则，因此主张无需适用信赖原则。学者多数采肯定说。大谷实对医疗共同作业中或组织体的过失行为适用信赖原则时提出了三点应予考虑的限制 ：一是对组织体或共同医疗行为，如果不能明确划分权责，并确实防止灾害发生的，不能适用信赖原则，而应根据组织领导者或监督者的客观预见可能性，认定其有无过失。二是应考虑业务分担者的专门能力。如对参与医疗行为人除医生外，如护士、麻醉师、X光师等人的资格或能力的客观可信度产生怀疑，则应根据客观的预见可能的观点，以确定其对结果的避免义务或排除危险性程度的监督义务。三是就业务性质而言，危险程度越高，其注意义务越高，则适用信赖原则的范围越小。

笔者认为，并非在任何过失案件中都需要以信赖原则确认过失责任的有无以及分担。除交通运输业以外，其他领域，在适用上应当符合下列几点要求：

第一，是公认的对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和利益但又具有危险性的领域；第二，多人合作且有一定组织性、并能合理分担各自注意义务的领域；第三，有具体明确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调整的领域；第四，在客观上可以信赖被害人或者第三人能够采取相应的适当行为的领域，例如，工矿企业的事故、建筑企业的事故、医药事故、医疗事故等。

在实务上，对于食品、药品生产企业是否适用信赖原则，日本有一著名判例，即森永奶粉砒素中毒案件。1955年8月，在日本关西一带，因森永奶业公司所卖的森永奶粉中含有大量砒素，致100多幼儿死亡、10000多人患病。调查发现，森永奶业德岛工厂为使奶粉的溶解度及安定性提高，须加入第二磷酸苏打，于是在1953年向当地药商协和产业购买第二磷酸苏打，协和产业最初交付的是木山化學工业厂所制的正常产品。1955年4月至7月，协和产业经松野制药向其他工厂购买制造“矾土”而产生的废物，经脱色及再结晶后，冒充第二磷酸苏打交付给德岛工厂。该制剂的结晶外形与第二磷酸苏打很相似，但含有大量砒素。德岛工厂收受后误认为是正常的第二磷酸苏打制剂，未经检查，即将松野制剂掺入奶粉，致食用的幼儿发生上述死伤结果。

案发后，德岛工厂厂长和研究使用第二磷酸苏打制剂的制造课长，依业务过失致死罪被起诉。一审德岛地方法院于1963年10月25日依森永乳业公司信赖协和产业向其交付的是同样品质之物，对协和产业将粗劣的松野制剂作为第二磷酸苏打交付的可能性或危险性不具有预见可能性，因而否定被告的过失责任，宣告二被告无罪。

检察官上诉后，二审高松高等法院于1966年3月撤销原判决，发回德岛地方法院。其理由是：（1）工业用第二磷酸苏打制造者并无对其制品予以如药局处方或试药相同之规格或品质之保证，所以收受使用之时，仍不能认为无以非第二磷酸苏打冒用第二磷酸苏打出售的可能性。（2）此种可能性虽微小，但关于食品制造不能漠视不洁物或有毒物万一掺入食品的不安感，因而有预见可能性存在的意义。（3）由此，身为食品制造者的森永从业员，应订购药局处方药品或试验药品，或于收受时，即有就其制品予以化学检查之注意义务。（4）被告怠于注意义务。德岛地方法院以此判决要旨，而作有罪认定，判除制造课长3年禁锢之刑，厂长无罪。

（三） 信赖原则在我国的适用

我国司法实践中处理的交通肇事案件对信赖原则已经有所反应，虽然可能不是有意识地加以运用。

唐山市曾发生的一个案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驾驶员肖某酒后驾车行驶，在马路上超车时将在机动车快道上停留下来系鞋带的妇女郑秀凤及其子李洋洋(2岁)撞倒，致李洋洋当场死亡，并将郑秀凤挂带于车下。肖某在明知车下有人的情况下驾车逃跑，将郑秀凤拖拉500余米，致郑秀凤颅底骨折，广泛性脑挫伤，胸腹重度复合伤，急性创伤性休克而死亡。一审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被告人肖某犯有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被告人以量刑过重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级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肖某犯罪手段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应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本案被害人不应在快车道上系鞋带等具体情节，对肖某可以不立即执行死刑。因此，对肖某以故意杀人罪和交通肇事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 二审判决对“本案被害人不应在快车道上系鞋带等具体情况”的考虑，即是对注意义务分配、信赖原则的确认，只是没有明确、自觉地加以运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