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车之治(行政法论文)

论黑车之治(行政法论文)（精选3篇）

论黑车之治(行政法论文) 篇1

论“黑车”之治

摘要：“黑车”即指在交通管理部门没有办理任何相关手续，没有领取营运牌照而以有偿服务实施非法运营的车辆。按照我国现有道路运输管理的有关规定，私家车有偿载客应该按照“黑车”来处理。私家车有偿载客行为表面看起来合情理，但不合法。私家车没有客运经营许可证，如果载人收费就是非法营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一旦被查出要按“黑车”处理，依法罚款并扣车。因此，不论是搭乘“顺风车”还是“挣外快”，都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因为它扰乱了正常的客运市场，冲击了正常的客运市场，一旦出了交通事故，造成了人员伤害，赔偿责任也较为复杂。为了交通管理秩序的稳定我国各地政府出台了各种规章制度来规范运营市场，打击“黑车”运营。关键词：“黑车” 非法运营

一、“黑车”的治理要遵循合法行政原则。

就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在行使行政执法权的时候应当依法律规定为依据，行政机关的法律能力和行政职权应当来自于法律的授权。合法行政原则对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活动都有两个要求：

（二）法律保留

1、在行政立法方面，立法机关保留对某些事项的立法权限，行政立法不能以消极的不抵触法律为满足，还需要法律的明确授权。依法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行政机关除非获得授权，否则不得作出任何规定和决定。但是这仅仅是对于公权力而言。相反的对于市场的手应当相应的放开，最近出现的uber（优步）专车服务，侵害了出租车市场运营的利益，虽然法律并没有明确给予其明确的行政许可，目前仍处于半非法状态，但是我认为在公司做出一套完备的规章制度、风险控制以及纳税规则，完全有理由去抢占出租车市场的份额，毕竟顺风车，和拼车服务的确可以给人们带来便利，现在的主要顾虑是优步的运营车辆并没有安全保障，以及出了事故以后的司机乘客以及公司的责任划分问题。所以要在法律法规和公司之间寻找平衡点，再给人们带来便利和舒适服务的同时，也不能造成道路运输管理的混乱，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安心的放开监管，是的uber完全的合法化，真正做到将“黑车”洗白。

2、在行政执法方面，如果没有立法文件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做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最为典型的就是钓鱼执法。法律文件并没有授权行政人员可以做出钓鱼执法行为，并且通过常理来说这也是违法的，这是赤裸裸的“犯意”引诱，对于行政相对人极为不公平。

二、“黑车”的治理要遵循合理行政原则。

就是说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应当客观的、适度的、符合理性的做出行政行为。具体在于以下两点个方面：

（一）公平公正对待

行政处罚人员面对同样的“黑车”载客情况应当同等对待，相应的不同的情况应当区别对待，不得恣意的实行差别对待。虽然行政执法人员做出行政处罚行为是符合行政处罚法或者相关法规规章的，但是面对各式各样的情况，我们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我国法律规定，做出行政处罚必须2人以上，这是由于“一人为私，两人为公”的思想，相互监督，做出相适应的公正处罚。

（二）考虑相关因素

行政执法人员在处罚时应当考虑相关因素，不得考虑不相关因素。在实践当中，许多“黑车”窝点无法根除的原因就是黑车司机和我们行政执法人员走得太近，在行政执法当中考虑了过多不相关因素，所以做出了不合理的行为，徇私枉法，纵容黑车的行为，使得许多公民的利益受到损失，生命受到威胁。

三、“黑车”的治理必须遵循程序正当原则。

即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应当符合正当的程序。

说到程序正当不得不提的是2009年10月14日晚的上海浦东新区钓鱼执法事件，当时一男子孙中界在驾车途中被城管执法部门“钓鱼执法”,被处罚10000元罚款并扣其车辆。后因孙中界对执法过程心存疑义而自断手指以示清白,此事引发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上海市政府彻查后在10月20日对外公布调查结果不存在“钓鱼执法”问题。公布一出,遭到社会各方质疑,经再次调查后在10月26日公开承认 “孙中界事件”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并向公众作出公开道歉。

在这件事情当中反映的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是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然而不符合实体正义。然而我认为事件本身就缺乏程序正义的立足点，引发他人“犯意”，这在刑事犯罪中也不适用，何况是行政法当中呢。行政法处理的是公权力和一般公民之间的关系，公权力为了便于管理社会秩序，从而规定了一系列规则用于约束行为人。孙中界开始并没有想要从事“黑车”运营的念头，在行政执法人员的引诱下，最终上钩。

所以说在“黑车”治理当中我们应当严格遵循程序正当原则，并不能追求大致上符合程序，从而钻取法律漏洞或者模糊之处来刁难行政相对人，从而做出不公的处罚。

上述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谈起，对黑车的治理做出一些阐述，总体来说中国是个官本位思想的国家，行政执法人员在对黑车执法当中可能会出现暴力执法，或者不考虑具体情形顶额执法的现象，所以说严格遵循上述原则，而不是死遵教条，做到在法律的框架内灵活执法，从维护交通运输管理的同时，也能尽量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灵活变通，从根本上减少和杜绝“黑车”这一现象。

论黑车之治(行政法论文) 篇2

(一) 行政效能涵义。

现在各级政府都在规范行政行为, 提高行政效能工作, 简称效能建设。什么是行政效能?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 严格依法行政, 体现着政策水平、战略眼光、卓越的见识和运筹能力, 效率高、效果佳, 能够促进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步协调发展的行为。能力、效率、效果、效益是行政效能四要素。行政效能界定必须符合行政行为合法性、有利性、行政行为目标的正确性原则。

(二) 行政效能建设概念。

行政效能建设是以提高行政效能为目的, 全面提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行政管理活动行为、能力、运转状态、效率、效果、效益的工作。加强行政效能建设, 是建设服务型、法治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加强行政机关效能建设, 要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制政府, 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 优化发展环境为目标, 以提高干部素质、规范行政行为, 提高工作效能、改进工作作风, 落实服务承诺、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为重点, 以工作创新为动力, 以效能监察为手段, 努力把政府机关建设成为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 适应现代化新城区建设、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的服务型机关。

(三) 行政效能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任务。

行政效能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任务: (1) 改革审批制度, 提高行政效能。 (2) 规范收费行为, 严格资金监管 (3) 深化政务公开, 推进依法行政。 (4) 完善制度建设, 开展优质服务。 (5) 健全监督网络, 强化监督机制。 (6) 实施效能考核, 加强干部管理。

二、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依法行政的概念产生于80年代末, 形成于90年代。但从近几年依法行政的实践看, 依法行政在不少地区流于形式, 依法行政最重要的法治精神、法律理性, 程序正义以及保障公民权利等等, 在不少地区和部门还未受到重视, 要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 就必须充分关注依法行政的法治内涵的实现。

(一) 我国法治中的非制度化因素。

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例, 在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治实践中, 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不断的“收权”和“放权”中摇摆, 不断地在两个极端中徘徊, 不是中央统得太死, 地方缺乏活力, 就是地方势力的兴起构成对中央权威的挑战。究其原因, 主要是对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不清, 其实就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糊化, 也就是大国治理中广泛存在的非制度化因素。“非制度化”意味着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受政策影响过大, 受客观情况的影响过大, 因此缺乏固定的制度安排和明确的“法治”色彩。非制度化的安排使人们的预期不确定, 地方的积极性无法充分发挥。

(二) 我国法治的渐进性。

以统一司法考试为例, 法治进程本来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国法治更是如此。中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这一制度的实行对提高法律职业人员的素养, 确保司法公正,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司法体制必将发挥重大作用。然而, 现实情况却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乐观。一方面国家规定今后只有通过司法考试才有资格当法官和检察官;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应考人员难过司法考试关。长此以往, 西部地区法官、检察官的来源就将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给西部地区的法治建设带来很多困难。东西部地区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凸显出:大国法治的进程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是一个总体分解式、分步骤、分阶段实施的过程, 而不是一步到位的过程。

(三) 我国法治的高成本。

在大国法治的建设过程中, 我们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是小国法治无法比拟的。面对这么辽阔的国家, 这么庞大的人口, 这么复杂的国情, 法治成本会更高。“马加爵案”在一定程度上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四) 目前我国行政效能建设存在的问题。

1. 行政立法质量不高。

一是一致性差。有法律冲突, 即立法者立法权限的相互冲突及不同立法文件在同一事项上规定的内容不同, 由此导致在效力上的相互抵触。法律与法规之间、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的不衔接、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 造成地方基层单位在执法过程中“依法打架”、“依法争权”。二是规范性差。法律、法规不规范, 在权利 (力) 义务配置上不平衡。立法中重视行政机构权力, 轻视相对人的权利;重视行政管理机关的强制措施, 轻视相对人的侵害救济;重视相对人申请报批的行政许可程序, 轻视对行政执法监督制约的程序;权力规定具体, 责任规定抽象。三是可行性差。忽视对程序要件的规定。一些法律法规或过于超前, 或严重滞后, 脱离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阶段, 或原则多, 可操作性不强, 实际执行起来困难较大, 社会效益很低。四是公正性差。我们一些部门和地方在立法过程中, 过分强调部门或地方利益, 强调权力。一些地方和部门利用立法“争权夺利”, “以法争权”, “借法扩权”, 造成部门地方立法和行政许可广泛化。有些地方和部门, 在立法起草中, 操纵立法, 权力在立法中“寻租”, 形成新的部门利益分割如此“立法”, 不利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2. 政府职能越位、缺位。

政府职能越位, 管了相当一部分不该管的也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政府缺位, 一些需要管理的事情没有管起来, 如宏观经济调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事务;政府一些部门职能交叉, 一些部门既是所有者又是协调者, 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有直接经济利益在其中, 何以能公平协调?

3. 行政立法程序简化, 行政执法程序松弛。

行政法治的核心———行政程序制度存有明显的缺陷立法中, 一些法律条文忽视程序要件, 因而缺乏规范性, 为恣意妄为者留下可乘之机。没有规范的程序何以保障实体法公正?

4. 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严重。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WTO要求我们各级政府对WTO成员保障实行国民待遇、非歧视、透明度原则, 而我们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自己管辖范围内, 搞行业垄断、地方保护, 阻碍市场公平竞争, 强调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一些地方无视上级政府的要求,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不公正执法, 搞市场封锁, 保护本地落后产品目前我国国内尚不能形成统一、有序、开放的大市场, 何以迎接世贸组织成员进入我国市场?

5.“收支两条线”未能真正解决。

行政管理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要做到公正、公平, 绝不能获取经济利益, 但由于立法执法经费的制约, 严重影响了依法行政的公正性, 也制约了依法行政效能的正常发挥。一些行政执法部门热衷于搞罚没收入。一些省、市地方政府将行政执法部门的罚没收入与经费支出都程序不同地挂钩, 一些部门、地方罚没上交费用都有任务指标。有罚没收入各行政执法部门就争相办案, 无经济利益则互相推诿。一些地方政府对行政执法部门政绩考核指标之一是罚没收入数额, 有些是按照比例返还行政执法部门, 用于改善装备和福利。如此“扯不断、理还乱”, 何以保障公正立法, 依法行政?

6. 对WTO的认识不全面。

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及行政执法部门人员对我国加入WTO认识片面, 认识意义多, 了解内容少;认为入世后, 对企业对市场冲击大, 对政府管理体制、行政法制造成的冲击认识不足;各地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正负面影响新闻炒作多, 符合本地实际的应对措施少。在政府管理制度、企业主体制度、产权保护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信用制度、市场准入、法治观念等方面远不适应世贸组织规则要求。对加入WTO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动作体制、管理水平、调控能力等面临严峻挑战的紧迫性、广泛性认识不足。

三、加强行政法治建设, 提高行政效能的建设

(一) 提高行政立法质量。

一是清理、修改、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 根据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 结合我国与世贸组织达成协议草案内容, 参照国际惯例, 各级国家立法机关和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对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进行全面认真的清理、修改、完善, 对彼此之间不协调、有抵触的法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修改。对相互间不衔接有冲突的部门规章, 由国务院组织修改。立法中要按照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 要强化行政立法中的民主参与程序。立项、起草、滚动磨合条文、专家论证、听取群众意见、会议讨论、会议通过、签署、公布, 都要严格按程序进行, 以保障行政立法的公正性、一致性、可行性。

(二) 依法确定政府职能。

根据法定职权的原则, 由中央编办, 组织部、人事部、国务院法制办, 外经贸部入世谈判小组、法律专家及相关部门人员参加, 遵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模式, 参照国际惯例, 对国有机关、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重新定位, 并立法通过。职能调整中, 政府要从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 要加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通过修改法律适时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能授权, 明确职责范围。一项权力只能授予一个行政机关, 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职权范围的事项, 要通过法律集中授权于其中一个机关, 防止出现职权交叉和职能冲突。理顺政府职能, 提高依法行政效率。集中搞好宏观调控, 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 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 有序竞争, 建立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

(三) 强化行政法治的程序。

法治区别于人治的显著特点就是按法定程序办事。针对我国封建社会历史较长, 公民契约、平等、权利等意识较弱, “人治”因素较大, 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的状况, 在行政法治建设中要注意程序要件的建立。对行政立法程序、行政复议程序、行政计划程序、行政合同程序、行政许可程序、行政监察程序和行政强制程序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统一修订和完善。利用法定程序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防止其失职、越职或滥用职权, 保障当事人在程序上、实体上的合法权益。

(四) 保障行政法治建设经费。

各级政府财政对立法和执法经费必须予以保障。各级政府都要在每年的财政预算编制中正式列入立法经费和执法经费。保障其立法执法活动所需的费用, 也就是保障了其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的公正的基础。

(五) 维护和规范市场秩序。

市场经济发展和加入WTO都要求地方政府尽快转变职能, 规范政府行为, 将政府的主要力量用于创造公平有效的市场环境上来。中央政府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领导和约束, 加大对垄断行业的改革力度, 打击行业垄断, 打破地方封锁, 严肃惩处违规当事人和地方 (部门) 领导。对暂时不能放开垄断经营的行业, 要剥离其行政管理和执法职能。运用法律、法规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保证全国统一开放大市场的建立和健康发展。

(六) 强化行政法治和WTO知识培训。

特别是对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和行政机关的负责同志, 要进行行政法治知识和WTO知识的培训。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同志到任前, 要对该部门行政执法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及依法行政程序进行学习培训, 做到应知应会, 考试合格后方能履职。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带头学法, 自觉接受政府行为规范教育。要加强对WTO知识的学习, 在各级外经贸管理部门内部配备有关法律、经贸人才, 对WTO进行专题研究, 并负责处理入世后的贸易争端问题。地方政府其领导方式和管理模式要适应入世后的变化, 遵循WTO主流成员国共同执行的贸易自由化、公平竞争、国民待遇、互惠互利、非歧视等市场经济准则。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法治经济, 要搞好行政法治建设, 按照国际惯例推进政府体制创新, 使我国各级政府行政法治建设适应入世后的要求的挑战, 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

摘要：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法治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本文从我国法治的特点入手, 论述了我国行政效能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对如何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提出了建议。

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 篇3

关键词：经济法；行政法；区别

经济法是构成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部分之一，也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部新兴的法律，然而自经济法法以来，一直受到我国其他法律的挑战，其中主要包括民法以及行政法。近年来我国更加注重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界定，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凸显。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社会关系也越来越复杂，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在法律规定的客观标准下，更需要注重法律发展变动中所体现的主观标准。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之调节对象的区别

根据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标准划分来看，经济法同行政法有着不同的部分划分（这句是否不太通？）。现如今，对二者划分标准的争议集中于调整方法等方面。通常情况下，学术界认为经济法不具备独立的调整方法，并且在在调整过程中，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同调整方法之间产生一系列诸如逻辑不周延的问题。所以，将调整对象作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划分标准，能更有效地理顺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而从目前的法律实践上来看，经济法主导理论也是从此角度来论证经济法同行政法之间的差异。在学术界，学者之间对待调整对象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但是从范围上来说，普遍认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属于一种经济管理关系，而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则是一种行政管理关系。从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本质上来说，二者之间的区别也可以看做是经济管理关系与行政管理关系之间的区别，那么也可以说二者之间属于性质不同的社会关系，也就需要经过各自的法律部门给予调整。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之主体的区别

此外，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的主体也不同，经济法的主体主要是国家以及个体，而行政法则是行政主体以及行政相对人。比如在国家税收制度中，对于税率的制定，是国家在对国民经济做出一定后而制定的一种国家同个人之间而形成的经济管理关系，并非是政府同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在税收的征收过程中，征税过程则是征收机关同行政主体以及行政相对人形成的行政关系。

一方面，从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主体角度来说，前者的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而后者的主体则只包含行政机关。经济法律关系从社会的角度而言是国家干预或者管理经济而产生的一种关系，也就意味着经济法的主体必须包含着管理者以及被管理者两方面，但是管理权限的产生却是人民大众对管理权限的让渡，只有代表所有人民利益的国家才能行使管理权力，所以经济管理者便是国家，又因抽象意义上国家是直接形式权力的，需要利用国家机关或者具有等同权力的社会团体。从经济管理权力国家机关的范围来说，行使权力的机关只有权力与行政机关，而司法机关不能行使紧急管理权限，权力机关作为经济法主体其主要因素包括：首先，权力机关不但具备立法权，同时还具备行政权。其次，权力机关在具备行使权力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再次，权力机关所具备的主体地位是由经济决策主体同监督主体共同作用下而体现出的，当产生纠纷时，司法机关才会参与其中，而司法机关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行使的权利是一种救济法律关系，并且根据需要接受程序法的调整，因此司法机关不能作为经济法的主体。

另一方面，社会团体的范围来看，行政法的社会团体范围比经济法要广。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无论是经济法还是行政法，其主体都包含了社会团体。但是社会团体的范围存在着很大差异。在经济法中，社会团体的范围指的是具备一定经济性质或者经济服务的团体，比如商会、基金会等。而行政法的社会团体不但包括了经济法中的社会团体，还包括诸如村委会以及妇联等社会团体。

三、经济法与行政法之责任区别

从法律的责任角度来看，行政法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尽管目前从法律的上来说，对于法律责任的划分还存有很大分歧，但是不论是何种划分，行政法都需要承担相应独立责任，既行政责任。而经济法在法理上来说不存在独立法律责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任何违法行为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存在责任，但是并没有独立责任。部分学术界人士认为经济法也需要具备相应的独立责任，既同民事、行政与刑事相同的责任。著名经济学教授漆多俊曾经提出，经济法的责任不仅包括了财产责任、还包括了经济信誉等方面的责任。针对这些责任进行形式考察后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责任都可纳入到民事以及行政责任之中。也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诸如惩罚赔偿以及企业社会等独立责任来论证经济法需要承担相应的独立责任。无论是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它们都并非是封闭的一种法律责任体系，而是一种具备开发性质的体系。所以无论是惩罚赔偿责任，还是企业社会责任，都可以融入到民事以及行政责任中，从而将经济责任进一步分解成为其他传统责任，并且以追究经济法中的传统责任来分解经济法责任，无需以创造的形式来制造独立经济责任。

参考文献：

[1]汤黎虹.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兼论行政法范围的革新[J].当代法学，2003（07）.

[2]冶倩云.试论经济法与经济行政法之区别[J].中国商论，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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